又大中桥民陈某宅，垣中得长柄小镜，照之则头痛；持与人照，无不痛者。《庚巳编》载：“吴县陈氏祖传古镜，患疟者照之，见背上一物惊去，病即瘥。”余戊子岁在彭城，见卖镜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则人影俱倒，斯亦异矣。
修养家谓梳为木齿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则固发去风，容颜悦泽。”夫人一日之功全在于晨，晏眠早起，欲及时也，头梳千下，废时失事甚矣，纵能固发悦颜，何益？
笄，不独女子之饰，古男子皆戴之。《三礼图》：“笄士以骨，大夫以象。”盖即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击之以杖，折其委笄，盖童子未冠时也。
汉惠帝时，黄门侍中皆传脂粉。顺帝时，梁冀奏李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曹子建以粉自传，何晏动静自喜，粉白不去手。盖魏、晋以前，习俗如此。夫妇人之美者，犹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诸侯媵妾以次进御，有月事者，难以口说，故注此于面以为识，如射之有的也，其后遂以为两腮之饰。王粲《神女赋》曰：“施华的，结羽钗。”传玄《镜赋》：“点双的以发姿，非为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宫词：“密奏君王知入月，唤人相伴洗裙裾。”则亦无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赋》：“丹辉拂红，飞须垂的。”王敬美《早梅诗》：“晕落朱唇微有的。”则又借以咏花矣。
汉中山王来朝，成帝赐食，及起而袜系解，成帝以为不能也。于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凤凰之墟，而袜系解；武王伐纣，行至商山，而袜系解；晋文公与楚战，至黄凤之陵，而履系解；古之圣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独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为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剑履上殿。褚师声子袜而登席，而卫侯怒。至于见长者必脱履于户外。曹公令曰：“议者以祠庙当解履。”则汉末犹然矣。
汉王乔为叶县令，每朝会，双凫飞来，网之得双鸟。卢耽为州治，中元会不及朝，化为白鹄，乃翔威仪，以帚掷之，得双履。南海太守鲍靓尝夜访葛洪，达旦乃去。人讶其往来之频，而不见车骑，密伺见双燕飞来，网之，得双履。此三事绝相类，而人但知双凫事也。
汉时着屐尚少，至东京末年始盛。应劭《风俗通》载：“延嘉中，京师好着木履。妇人始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为系。后党事起，以为不祥。至晋而始通用。阮孚至自蜡之。谢灵运登山陟岭，未尝须曳离也。”想即以此当履耳。《晋书 五行志》云：“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至大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此亦古妇人不缠足之一证。今世吾闽兴化、漳、泉三郡，以屐当趿，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人多不缠足也。女屐加以彩画，时作龙头，终日行屋中，阁阁然，想似西子响さ廊时也，可发一笑。
相手板法，出于萧何。或曰：“四皓后，东方朔见而善之。”天下事之不经，莫此为甚。宋庾道愍相山阳王休板，以为多忤，后密易褚彦回者。不数日，彦回对帝误称下官，大被谴诃。夫明帝猜忌忍虐之主，故休见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令人忤乎？唐李参军善相笏，休咎皆验。又有龙复本者，无目，凡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初聂长史者，相丘峦三笏异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则《纪传》所载，不足征耶？曰：精卜筮术，数者，藉物以起数，如管辂、郭璞之流耳，非专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则数又随之变矣。
董偃卧琉璃帐，张易之为母制七宝帐，王作翠羽帐，元载宠姬处金丝帐，唐武宗玳瑁帐，同昌公主设连珠帐，又大秦国金织成五色帐，有明月夜珠帐，斯条王国作白珠交结帐，侈靡极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属，岂堪作帐？当是鄣字之误耳。
孟光举案齐眉，解者纷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则凭几，食及观书，则皆用案几，即今之桌子。案似食格之类，岂可便以几为案乎？汉王赐淮阴玉案之食，玉女赐沈义金案玉杯，石季龙以玉案行文书，古诗“何以报之青玉案。”汉武帝为杂宝案。贵重若此，必非巨物。杨用修以为碗，亦非也。且汉时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高祖过赵，赵王敖自持案，进食甚恭，则古人之举案为常事，何独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为优老之礼。康王疾大渐，凭玉几，孙翊谓任元褒吏凭几对客为非礼，魏文帝赐杨彪延年杖及凭几。今之凭几对客者众矣。
汉文帝时，鲁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中，袁逢作二公赐玉杖。晋佛图澄金杖、银钵。刘向别传有麒麟角杖。曹操赐杨彪银角桃杖。今人但用竹杖耳。汉昌邑王至荣阳，买积竹刺杖。龚遂谏曰：“积竹刺杖，少年骄蹇杖也。”今武陵有方竹为杖，甚佳。及蜀卯州杖，巨节如鸡骨然。夫杖，扶老登山，取其轻便为贵，金玉徒为观美，未必当于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遒，谓之华顶杖。有龟头山叠石砚高不二寸，其仞数百，谓之太湖砚。有桐庐养和一具，怪形拳，坐若变去，谓之乌龙养和，养和者，隐囊之属也。按李泌以松胶枝隐背，谓之养和，后得如龙形者献帝，四方争效之。今吴中以枯木根作禅椅，盖本于此。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妆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然唐时已有秘色。陆龟蒙诗：“九天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秘色来。”惜今人无见之耳。余谓洛中人有掘得汉、唐时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净白，而形质甚粗，盖至宋而后，其制始精也。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种，皆宋器也。流传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盖其质厚，颇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难于完璧。而宋时宫中所用，率铜铃其口，其是损价。
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每岁内府颁一式度，纪年号于下。然惟宣德款制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大醮坛用者，又其次也。
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者，其人物毫发具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外一皮函，亦作盏样盛之。小铜屈戍，小锁尤精，盖人间所藏宣窑又不及也。
蔡君谟云：“茶色白，故宜于黑盏，以建安所造者为上。”此说，余殊不解。茶色自宜带绿，岂有纯白者？即以白茶注之黑盏，亦浑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浓淡？今景德镇所造小坛盏，仿大醮坛为之者，白而坚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窑，间有藏者，时作红碧色，但免俗尔，未当于用也。
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之。如银称朱提，墨称俞糜之类也。
景德镇所造，常有窑变云，不依造式，忽为变成，或现鱼形，或浮果影。传闻初开窑时，必用童男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气所结，凝为怪耳。近来禁不用人祭，故无复窑变。一云：“恐禁中得知，不时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谟欲以黄金为之，此为进御言耳。人间文房中，即银者亦觉俗，且诲盗矣。岭南锡至佳，而制多不典。吴中造者，紫檀为柄，圆玉为纽，置几案间，足称大雅。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瓶，一时传尚，价遂踊贵，吾亦不知其解也。
范蜀公与温公游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损清介？而至惊骇？宋人腐烂乃尔。
昔人云：“凡铜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绿。在人间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蜡茶者，有漆黑者。”然古墓中镜，朱砂青绿皆有，不必入水也。古人棺内多灌水银，遂有“水银古”者，然亦视其款制何如耳，未必古者尽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红如血者，谓之“血古”，又谓之“尸古”，盖冢中为血肉所蚀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然古人比德于玉，但取其温润色泽及当于用耳，今乃必以古色为佳，此俗见之不可解者也。
玉惟黄、红二色难得，其余世间皆有之，即羊脂玉亦常见也。
唐太宗赐房玄龄黄银带，欲赐如晦，时如晦已死。帝泣曰：“世传黄银，鬼神畏之。”更取金带送其家，则黄银非金明矣。汉武帝纪收银锡造白金，则白金非银亦明矣。
龙珠在颔，鲛珠在皮，蛇珠在口，鳖珠在足，鱼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极大者，皆有珠，故多为雷震者，龙取其珠也。几珠，龙为上，蚌次之。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诸物，蜃、蛤、蚬、蛎之属，皆有珠，但不恒有耳。万历初，吾郡连江人剖蛤得珠，不识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跃不定，火光烛天。邻里惊而救之，问知其故，启视已半枯矣，径一寸许。此真夜光明月之质也，而厄于俗子，悲夫！
魏惠王径寸之珠，前后照车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炀帝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太珠一百二十以照之。江南宠姬，宫中每夜缀大珠十数，照耀如同白日。张说赂九公主夜明帘。古人不贵异物，而珍宝充刃若此。今时隋珠、赵璧，毋论民间，即天府亦不可多得也。盖经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变，中国之物，辇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数也。汉梁孝王薨，库中黄金至四十万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黄金十万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刺、蜜腊、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惟琥珀、玛瑙，盛行于时，皆滇中产也。犀则多矣，而通天、卧鱼、辟水、骇鸡，皆未之见也。祖母绿，云是金翅鸟所成，出回回国，有红刺一颗，重一两以上，即值钱千缗，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缅铃，大如龙眼核，得热气则自动不休。缅甸男子嵌之于势，以佐房中之术。惟杀缅夷时，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国者，皆伪也。彼中名曰“太极丸”。官属馈遗，公然见之笺牒矣。
昔人谓松脂坠地，千年为琥珀。又云是枫木之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国松、枫二木不乏，何处得有琥珀？而夷中产琥珀者，岂皆松岭枫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种珍宝。即他物所变化，孰得而见之？又如水晶，云千年老冰所化；果尔，则宜出于北方冱寒之地？而南方无冰，却有水精。可知其说之无稽矣。琥珀，血珀为上，金珀次之，蜡珀最下，人以拾芥辩其真伪，非也。伪者传之以药，其拾更捷。
唐魏生于虔州砂碛中拾得片瓦，后以示胡人，惊异顶礼，谓为宝母，价至千万，云：“每月望日，设坛上致祭，一夕，百宝皆聚。”则天时，西国献青泥珠，后不知贵，以施西明寺金刚额后，胡人以十万贯求买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觅众珍宝。”李林甫生日，沙门极赞功德，冀得厚衬，及毕，乃以红帕藉一物如朽钉者施之，僧大失望，后有波斯以数十万市之，曰：“此宝骨也。”睿宗施安国寺宝珠，云：“直亿万。”僧不知贵，货之，亦无酬者。月余，有西域胡人见而大喜，以四千万贯市之，云：“此水珠也。行军时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阳岳寺有周武帝缀冠。珠，为一士人所取，至陈留，诸胡合五万缗市之；至东海，重汤煎燎，月余，有龙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涂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吴越孙妃以物施龙兴寺，形如朽木箸，寺僧不知宝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龙蕊簪也。”以万二千缗买之。此数者，信天下之奇宝也，然不遇识者，则与瓦砾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况耳目所未闻见者乎？
唐时扬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广记》往往称之，想不妄也。今时俗相传回回人善别宝，时游闽、广、金陵间。有应主簿者，持祖母绿一颗，富商以五百金购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见之，持玩少顷，即吞入腹中。应欲讼之，既无证佐，又惧缠累，一恸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头，乃猫儿眼。回回窥见，遂赁屋与邻，时以酒食奉之，岁余，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有饥鹰掠之而去，大为市人揶揄，归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与异苑所载，胡人索市王旷井石事相类，皆可笑也。
《清波杂志》载：“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数炉焚香环于外，则烟皆聚其中。”又巴东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满盆皆米，投以金银皆然，谓之聚宝碗。国朝沈万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戏说耳。不知此物世间未尝无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钱与银耳。用钱便于贫民。然所聚之处，人多以赌废业。京师水衡日铸十余万钱，所行不过北至卢龙，南至德州，方二千余里耳。而钱下加多，何也？山东银钱杂用，其钱皆用宋年号者，每二可当新钱之一，而新钱废不用。然宋钱无铸者，多从土中掘出之，所得几何？终岁用之，而钱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虽铸钱而不甚多，其钱差薄于京师者，而民间或有私铸之盗。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低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滇人以贝代钱，每十贝当一钱，贫民诚便。然白银一两，当得贝一万枚，携者不亦难乎？且易破碎，非如钱之可复铸也。宋、元用钞，尤极不便：雨鼠啮，即成为乌有；怀中橐底，皆致磨灭；人惟日日作守钞奴耳。夫银钱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毁，虫鼠不侵，流转万端，复归本质。盖百货交易，低昂淆乱，必得一至无用者，衡于其间，而后流通不息。此圣人操世之大术也。
今人，银概谓之朱提。按《汉书 地里注》：“朱提出银。”《食货志》：“朱提银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一千。”则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银，而朱提之银又非凡银比也。汉银八两直钱一千，可见当时银钱而贱贵。今时银一两即值千钱矣。朱音殊，提音匙。
本蛮夷国名，其地产宝石，中国谓之，其色殷红，大者如栗。《太平广记》载：“李章武所得，状如槲叶，绀碧而冷。”今中国买肆中者，皆如瓦砾耳。
古者，妇人皆着袜穿履，与男子原无分别也。唐李郢诗：“高歌一曲刘郎醉，脱取明金压绣鞋。”则当时始有绣者。至缠足之制兴，而男女之履，始迥别矣。今之妇女亦罕有着袜者，杨用修以屦人掌后之服屦为周公病，盖未之深思也。
侧注，儒冠也。，武冠也。，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远游、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敌，卫士冠也。貂蝉，功臣冠也。却非，仆射冠也。巧士，黄门从官冠也。进贤，群臣冠也。毋追收，夏冠也。章甫寻，殷冠也。委貌，周冠也。华山，宋钅开冠也。鹿皮，张欣泰冠也。桑叶，原宪冠也。竹皮，汉高帝亭长冠也。獭皮，陈伯之冠也。交让，公孙述冠也。步摇，江充及慕容跋冠也。进德，唐太宗赐贵臣冠也。玉叶，太平公主冠也。方山，舞人冠也。九星、灵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婴，西王母冠也。芙蓉，卫叔卿冠也。骨苏，高丽冠也。无头，宋康王冠也。鹬冠，郑子臧冠也。貊冠，屈到冠也。豹冠，范献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也。
今内监帽样，高丽王冠制也。国初高丽未服，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诸内竖皆冠之，及其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辈也，皆已服役，汝主尚不降耶？”使者归言之，遂奉正朔。
古妇人亦着帽。汉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也。”赵昭仪上飞燕金花紫纶帽。又贺德基于白马寺逢一妇人，脱白纶巾以赠之。诸葛武侯遗司马懿巾帼妇人之服。则古妇人亦有巾也。
古人帻之上加巾冠，想亦因发不齐之故。今之网巾，是其遗意。但帻以布绢为之，又加屋其上，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绿帻、孙坚赤{剡}帻之类，即今俗名脑包者也。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终不可见人。
童子帻无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时三五十年前，总角者犹系一网巾边，是其遗制。既云童子帻无屋，明丈夫帻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顶秃加屋，何耶？董偃，武帝时人，以绿帻见天子，必非无屋者，帻本贱者之服。绿帻，又其贱者，近代乐工着绿头巾，亦此意也。
纣衣宝玉自焚。汉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薨，皆赐玉衣。太始元年，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衣未有闻矣。
三代之为信者，符节而已，未有玺也。《周礼》九节玺居一焉。玺亦所以为节。郑康成谓止用之货贿，盖亦用以钤封，恐人之伪易也。秦得和氏之璧，令李斯篆之，为传国玺，故天子始称玺书；诸侯而下，称印而已。然考印薮所载，汉时印大小不同，文亦殊绝，盖或制于官，或私刻之，固自不同。而公卿列侯，卒于位者，皆以印绶赐葬，致仕策免者，始上印绶，则一人一印，非若今之为官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组穿之，而佩于腰，或令吏人系之于臂。至宋而后，印大而重，系之不便。杨虞卿为吏部，始置匮以锁之，而绶系于钥。今之有印，则有绶是也。至今日则绶亦不以系钥，而虚佩之矣。国家之制，天子玉玺，侯王大将军皆金印，二品以银，三品之下以铜。其非掌印而给者，谓之关防。印方而关防长，以此为别耳。其实出钦给者，亦概得谓之印也。
唐时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四品、五品并金带；六品、七品并银带；八品、九品并俞石带；庶人，铜铁带。五品以上皆赐鱼袋，饰以银。三品以上，赐金装刀子、砺石一具。其衣，紫为上，绯次之，绿为下。绶则紫为上，艾墨次之，黄为下。至于天子之服色尚黄。则自汉以来然矣。
唐时百官，随身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则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赐命带者，例不佩鱼，惟两府赐佩，谓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辅至小官，任京师者俱有之，盖以须若印绶然。其官职皆镌牌上，拜官则于尚宝司领出，出京及迁转则缴还，盖祖制也。
国朝服色以补为别，皆用鸟兽，盖取古人以鸟纪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余皆鸟，武官皆兽。至于带，则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晓者。
国朝服色之最滥者，内臣与武臣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师缇骑，冒功邀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
《说文》曰：“带，绅也。男子ひ带，妇人丝带。”古人之带，多用韦布之属，取其下垂。《诗》云：“容兮遂兮，垂带悸兮。匪伊垂之，带则有余。”似今衣之有大带耳。至鲁仲连谓田单曰：“将军黄金横带，骋于临淄之间。”则金带之制兴矣。
古人仕者，有带，有绶，又有囊。囊绶皆缀于带者。八座尚书荷紫，以生紫为夹囊，缀之服外，加于右肩。传云：“周王负成王制。”此服，唐时亦以为朝服。或云：“汉世用盛奏事，负之以行。”未详也。至宋有金鱼袋，国朝俱无之。
《晋书 舆服志》云：“汉世着ひ囊者，侧在腰间，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然则以囊盛绶耳。
三代圣人，治定功成，然后制礼作乐，以为翊赞太平之具，故其精蕴足以节宣阴阳，感动天地，非圣人不能作也。而后世之治，其最失圣人意者，无如礼、乐二端。盖自汉之初，叔孙之所谓礼者，已不过绵蕞拜跽之仪，而贾生之所陈，文帝之所谦让未遑者，亦不过易正朔，改车服，定律吕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谓礼、乐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数者。为足以尽礼、乐，则亦何必圣人而后制作？以此数者为不足以尽礼、乐，则又未见圣人于数者之外，而别有所经营筹度也？抑其所谓无体之礼，无声之乐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特借此以为润色之具耶？不然，则其不可传者，与其人皆已朽，而所传于后世者，皆其刍狗糟粕而不足凭耶？自汉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礼、乐，非无之也，而礼止于度数已耳，乐止于节奏已耳，与三代圣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乐之失，视礼尤甚，何者？礼之节度，尚可绎思，而乐之旨趣，茫无着落也。
古先圣人，一代之乐必叙一代之治，想其音律节奏，词语次序，皆叙开创守成之事，如所谓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盖纪其实也。孔子谓韶尽美，又尽善；武尽美，未尽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岂不能以唐虞揖逊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终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扬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乐，流传至春秋，音响节奏俱在，以齐国之霸习，急功利，喜夸诈，迨其末也。田氏专政，主德日衰，纵日奏虞庭之乐，能令四方风动，凤仪兽舞耶？故吾以为乐者，饰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赞叹忘肉，季札之所谓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者；将谓其声音耶？抑因声而想其政治耶？抑声中之词义深美，如所谓三口者耶？若止于声音，则列国皆可放效，工瞽皆可传习，何孔子不以之语太师，而必至齐始闻之耶？抑列国各有乐，不相授受，而舜之乐竟为胡公家传之谱耶？学者徒据纸上之谈，而不能深推其故，亦何益之有也。
古乐不复作矣，即知乐者，世能有几？季札观乐，而知列国兴衰；师旷吹口，而知南风不竞；即隋唐之间亦有知官声往而不返，为东幸不终之兆者。彼太常乐官但知较度数，考分秒，辨累黍，量尺寸而已。纵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于乐之理，毫无干涉也。盖自宋以来，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胜其聚讼，而况至于今日，上之人既不以为急务，而学士大夫亦无复有深心而精究之者。郊庙燕享之间，笙磬祝圉，徒存虚器，考击拊搏，仅为故事，而其它之行于世者，不过篥之胡声与淫哇之词曲耳，以此为乐，吾所不敢知也。
识钅享于阮咸者，知乐器，制未知乐音；识断弦卧吹者知乐音，而未知乐理。李嗣真知诸王之蹂践，王仁裕卜禁中之斗争，王令言知宫车之不返，刘义叟卜圣口口眩惑，庶几季札、师旷之亚矣，而理不可得而闻也。至于玄鹤二八，延颈哀鸣；三龙翔舟，水木震动；称赏之词，恐过其实。
今人间所用之乐，则篥也，笙也，萧也，筝也，钟鼓也。篥多南曲，而箫筝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箜篌之属，徒自赏心，不谐众耳矣。又有所谓三弦者，常合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词，倡优之所习耳。有梅花角，声甚凄清，然军中之乐，世不恒用。余在济南葛尚宝家见二胡雏，能卷树叶作笳吹之，其音节不可晓，然亦悲酸清切。余谓主人：“昔中国吹之，能令胡骑北走；今胡儿吹之，反令我辈堕堕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闽操、浙操二音，盖亦南北曲之别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犹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多操闽音；至于漳、泉，遂有乡音词曲，侏亻离之甚，即本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谓郑声淫。淫者，靡也，巧也，乐而过度也，艳而无实也。盖郑、卫之风俗，侈靡纤巧，故其声音亦然。无复大雅之乐也。后人以淫为淫欲，故概以二国之诗皆为男女会合之作，失之远矣。夫闾阎里巷之诗，未必书入乐章，而国君郊祀朝会之乐，自胙土之初，即己有之，又安得执后代之风谣而传会为开国之乐声乎？圣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于朝廷宗庙，故欲放之。要其亡国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齐，不能救齐之亡，则郑声施之圣明之世，岂能便危亡哉？宋广平之好羯鼓，寇莱公之舞柘枝，不害其为刚正也，况悬之于庭乎？但终伤绮靡，如淫词艳曲，未免摈于圣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谟之笛，邹衍之管，梓庆之钅，皆冥通鬼神，功参造化，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也，中郎之识柯亭，嗣真之辨钟铎，宋沈之知编钟，李琬之听羯鼓，赏鉴入神，匠心独诣，求之于今，岂复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师，亦不过乐章之糟粕，里巷之所传习，率皆拍合之章程，守而勿失，便为知音矣，岂复有能新翻一曲，别造一调而叶之律吕，令人传诵者哉？故吾谓今之最不古若者，此一途也。
京师有瞽者，善弹琵琶，能作百般声音；尝宴，冠裳，匿屏帏后作之，初作如媪唤伎者声，继作伎者称疾不出，往复数四，谇诟勃溪，遂至掷器破钵，大小纷纭，或詈或哭，或劝或助。坐客惊骇欲散，徐撤屏风，则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无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击鼓钹，拍板。钟、铙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击，足亦能击，此亦绝世之技。惜乎但为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汉嫁乌孙公主，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心。后石季伦明妃词云：“其送明君亦必尔。”已自臆度可笑。而《图经》即谓昭君在路愁怨，遂于马上弹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误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为乌孙事，而概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为送行之乐，而概以为昭君自弹。盖自唐以来误用至今而不觉也。
●卷十三 事部一
圣人之贵知命，谓安于命，不趋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则求趋利避害也，是不谓之知命，谓之逆天。
婚而论财，其究也，夫妇之道丧；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绝。妇之凌轹其夫者，恃于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于地也。
以才名骄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贵骄人，未有不败者也；以贫贱骄人，未有不取祸者也。
一目看除目，三年损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报也。其中升沉得丧，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种种毕具。若恋恋于此，有终身丧其所守者，岂止三年损道心已耶？
晋人戏言云：“我图一万户侯尚不可得，卿乃图作佛耶？夫万户侯，诚难求也，即心是佛，何远之有？
老氏道德之旨，非炼形求仙之术也，而世之学仙者，托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读经书以应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号为好学者，取科第为第一义矣；立言以传后者，百无一焉；至于修身行己，则绝不为意矣。可谓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贵，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恶而逃之；死后之文章，较之功名，差为久远，不可不留意也；至于讲明义理，孜孜为善，即不必谈道讲学，独不可使衾影无愧，人称长者乎？若轻佻反复，甘于文人无行之为，又何足道？
“贫贱不如富贵”，俗语也；“富贵不如贫贱”，矫语也。贫贱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谪，亲不及养，子不能教，何乐之有？惟是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间；或兀坐一室，习静无营；或命驾出游，留连忘反；此之为乐，不减真仙，何寻常富贵之足比乎？
人有恒言：“文章穷而后工。”非穷之能工也，穷则门庭冷落，无车尘马足之嬲；事务简约，无簿书酬应之繁；亲友断绝，无征逐游宴之苦；生计羞涩，无求田问舍之劳。终日闭门兀坐，与书为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独此也，贫文胜富，贱文胜贵。冷曹之文，胜于要津；失路之文，胜于登第。不过以本领省而心计闲耳。至于圣人拘囚演易，穷厄作经，常变如一乐天安土，又不当一例论也。
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
景物悲欢，何常之有？惟人处之何如耳。《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原是极凄凉物事，一经点破，便作佳境。彼郁郁牢愁，出门有碍者，即春花秋月，未尝一伸眉头也。
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也。
四十从政，五十悬车，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纵情山水；或沉酣文酒，优游卒岁，以保天年足矣；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术弥巧，桑榆已逼，贪得滋甚，干进苟禄，不死不休，生平未尝享一日之乐，徒为仆妾图轻肥，子孙作牛马耳。白乐天所谓“官爵为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声色，不近货利，惟以昼为夜，以夜为昼，旦则就寝，至暮始兴，盥栉衣冠而出，燃灯烛，治家事，饮食宴乐，达旦始罢。人以为疾，余以为此骄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纨绔子弟，常有日午始兴，鸡鸣始寝者，然贫贱之家无之也，贤子弟无之也，勤以治生者无之也。骄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阴阳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数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过市井之行；居官自润者，永负贪秽之声。故吾见大贾之起家矣，未见污吏之克世也。
余尝见取富室之女者，骄奢淫佚，颇僻自用，动笑夫家之贫，务逞华靡，穷极奉养，以图胜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师友，惠臧获者，概未有闻。曾不数时，奁橐俱罄，怨天尤人，噪扰万状，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虽沾余沫，丰衣美食，而举动受制，笑啼不敢。至于愚虑昏颓，意气沮丧，甘为人下而不辞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诗》传，谓《周礼》以仲春令会男女，而以桃之始华为婚烟之候，此误也。《周礼》媒氏之职以仲春“令会男女”，“司其无夫家者而会之”，是月也，“奔者不禁”。盖先王制礼，“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则婚烟之期当在冬末春初。而贫贱之家，有过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极矣，故圣人以是时令媒会合之，无使怨女旷夫过是月也。其有法令不及之处，私相约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尽淫奔也，凡六礼不备者皆谓之奔。故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昏期已过，即草率成亲，亦人情也。此即《诗》所谓“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贼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者，乱政之媒也；讲学者，乱德之薮也。
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儿不识骂，曾子家儿不识斗，习之者也。丹朱不应乏教，宁越不闻被朱，语其变也。
裴晋公有言：“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则天也。叶若林云：“后人但令不断书种，为乡党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则天也。”此二语政同。黄山谷云：“四民皆有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贵耳，非真能教之读书也！夫子弟之贤不肖，岂在穷达哉？有富贵而陨其家声者，有贫贱而振其世业者，未可以目论也。
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盖人当是时，诸血归心，一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余尝见人勤读，有彻夜至呕血者，余尝笑之。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庄子》所谓“臧谷异业，其于亡羊均”者，此之谓也。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九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楚，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来，三世教子，惟不以妄语为训，可谓有超世之识也已。
人能捐百万钱嫁女，而不肯捐十万钱教子；宁尽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辍半生之功读书；宁竭货财以媚权贵，不肯舍些微以济贫乏：此天下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圣人之道也；以进为退，老氏之术也。然圣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经》一书，每到盛满，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但圣人灼见事理，定当如此。至老氏曰：将欲取之，必故予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及“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语，则是“有心求进，而姑为是以伺人，未免有鸷鸟将击，必匿其形之意矣。”故太史公谓申韩原于道德，亦千古卓识也。
“名利不如闲”，世人常语也。然所谓闲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无营，俯仰自足之谓也。而闲之中，可以进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万物之理，所谓“终日干干欲及时”也。今人以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半昼床第之上，以为闲也，而修身行己，好学齐家之事，一切付之醉梦中，此是天地间一蠹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讹言之兴，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则较少尔。周末之《诗》曰：“民之讹言，曾莫之惩！”然不知当时所讹者何事？至汉、晋时，始有为东王公行筹之说。又唐时有讹言“官遣枨枨杀人，取心肝以祭天狗”者。又有讹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谓“签母鬼夜入人家”者。宋、元时有讹言“取童男童女制药”者。国朝间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于“黑青马骝精”之类，似讹而实有。怪妖言童谣，无意矢言，事后多验，如“果弧箕服”之属，又非讹矣。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议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变乱白黑。此之为讹言，盖不但乌头白马生角已也。
宋林存为贾似道所摈，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价高不可得，因抚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贾丞相用。”无何，似道谪至漳，死于郑虎臣手。郡守，其门人也，与之经营，竟得此木以殓。孰谓天道无知哉？
道非明民，将以愚之，故仓颉作书而鬼夜哭。圣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权，则安用圣人为矣？
今人动称阳春白雪为寡和，盖自唐人诗已误用之矣。宋玉本文：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则寡和者，流征之曲，非阳春之曲也。且云：“客有歌于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阔可笑者。徐仲车父名石，终身不践石，行遇桥，则使人负之而过。陈烈吊蔡君谟之丧，及其门首，率诸弟子匍匐而进。或问之，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则终身无出门之日；陈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则当坠污泥沟浍中矣。腐儒不通，乃至于此。
唐道人侯道华，性好子史，手不释卷。或问：“安用此为？”答曰：“天上无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诗慕道炼丹，有道流劝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间无不孝神仙。”此二语可谓的对，亦可谓求道之格言也。今人无慧业，无至性，而强欲出世，难矣。
晋汲桑当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凉，而斩扇者。宋党进当大雪，拥红炉酌酒，醉饱汗出，扪腹徐行曰：“天气不正。”天下之事，何尝无对哉？
梦之无关于吉凶也审矣，今儿童俗语皆谓诞妄之言曰：“说梦”，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礼》特为设占梦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然为王者而设，犹之可也。季冬聘王梦，群臣庶人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不亦太儿戏乎？天下之广，亿兆之众，使尽献其吉梦，太人不胜占，而王赤不胜拜也。臣民吉梦，于王何与，而王拜之？此真痴人前说梦耳。此书盖见诗人有熊罴、之语而傅会，见牧人之有梦，遂以为献梦于王也。不知《诗》之所咏皆祝赞称愿之词，岂真熊罴、虺蛇一时而同入梦哉？此又梦中说梦矣。
今人见纪载中所纪之梦多验，如良弼、九龄射日生兰之类，遂以为古人重梦也。夫人无日不梦，验者止此，则不验者，不可胜数矣，况多出于附会而不足凭耶？孔子，大圣也，少时欲行道，则梦见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复梦；则夫子少时之梦，亦不验矣。盖人有六梦，惟正梦可占吉凶，其它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皆意有所感，而魂不宁，想像成境，非真梦也。余最不信梦，乃一生吉凶祸福，并无一梦，故知其不足凭也。
程正叔度江，中流风浪忽起，怡然不动，有负薪人问之曰：“公是舍后如此？达后如此？程异而欲与之言，则已去矣。夫舍者，轻性命死生，若攸非、告子是也；达者，齐修短得丧，若漆园子、桑户是也。舍直是勇往不顾，达则有见解矣。舍者未必达，达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风浪作，纵欲不舍，逃将安之？谢太傅与桓宣武、会稽王会于溧江，狂风忽起，波浪鼓涌，诸人有惧色，惟谢怡然自若。顷间风止，桓问之，谢徐笑曰：“何有三才同尽理？”此达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尽，亦岂惧所能免乎？惟圣人之言曰：“生，寄也；死，归也。余何忧于龙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达与舍俱尽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尔。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使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下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贪色健斗，冒险求利，而不终其天年，往往委于命，岂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于好色；好色之人，多于好酒；好酒之人，多于好弈；好弈之人，多于好书。
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ネ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氓氓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搜猎，造语精进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砻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废学，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书，如郑夹嚏、晁公武、李易安、尤延之、王伯厚、马端临等，皆手自校雠，分类精当。又有田伟者，为江陵尉，作博古堂藏书，至五万七千余卷。黄鲁直谓：“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语谓京师有三不称：谓光禄寺茶汤，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余谓尚不止于三者，如钦天监之推卜，中书科之字法，国子监之人材，太仓之畜积，皆大舛讹可笑，而内秘书之藏不及万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乱，徒以饱鼠向之腹，入茕箧之手，此亦古今所无之事也。
余尝获观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书家远甚。但有宋集五十余种，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腐，恐百年之外尽成鸟有矣。胡元瑞谓欲以三年之力尽括四海之藏，而后大出秘书，分命儒臣，编摩论次。噫！谈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即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几人，而欲成万世不刊之曲乎？内阁书目门类次第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淆鱼豕，不下蒙瞽，而不问也，何望其它哉。
《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虽庄生之寓言，不尽诬也。虞初九百，仅存其名；桓谭《新论》，世无全书。至于《鸿烈》、《论衡》，其言具在。则两汉之笔，大略可睹已。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非徒备遗忘而已也。自宋以后，日新月盛，至于近代，不胜充栋矣。其间文章之高下，既与世变，而笔力之醇杂，又以人分。然多识畜德之助，君子不废焉。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古人之笃嗜若此。故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啖梁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俗亦甚矣。
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嚏，莫精于胡元瑞，后有作者，无以加已。近代异书辈出，剞劂无遗，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帐中，或东观之秘，或昭陵之殉，或传记之裒集，或钞录之残剩，其间不准之诬，阮逸之赝，岂能保其必无？而毛聚为裘，环断成，亦足宝矣。但子集之遗，业已不乏；而经史之翼，终泯无傅，一也。汉唐世远，既云无稽；而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靳而不宣，卒归荡子之鱼肉；天府之秘册，严而难出，卒饱鼠蠹之饔餐，三也。具识鉴者，厄于财力，一失而不复得，当机遇者，失于因循，坐视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调者，多享敝帚而<鼠留>夜光；同调而不同心者，或厌家鸡而重野鹜，五也。故善藏书者，代不数人，人不数世。至于子孙，善鬻者亦不可得，何论读哉？
今天下藏书之家，寥寥可数矣。王孙则开封睦挈、南昌郁仪两家而已。开封有《万卷堂书目》。庚戌夏，余托友人谢于楚至其所，钞一二种，皆不可得，岂秘之耶？于楚言其书多在后殿，人不得见，亦无守藏之吏，尘垢汗漫，渐且零落矣。南昌盖读书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备。士庶之家，无逾徐茂吴、胡元瑞及吾闽谢伯元者。徐、胡相次不禄，箧中之藏，半作银杯羽化矣，伯元嗜书，至忘寝食，而苦贫不能致，至糊口之资尽捐以市坟素，家中四壁，堆积克栋，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翻阅，亦阙陷事也。
建安杨文敏家藏书甚富，装潢精好，经今二百年，若手未触者。余时购其一二。有郑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国初时物也。余时居艰，亟令人操舟市得之，价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宁遭阳侯之变，巨室所藏尽荡为鱼鳖矣。此似有神物呵护之者。今二书，即百金索之，海内不易得也。
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彳勺，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啖以重价，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王元美先生为作《酉室山房记》然书目竟未出，而元瑞下世矣，恐其后又蹈虞氏之辙也。
书所以贵宋板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势皆生动。笺古色而极薄，不蛀。元刻字稍带行，而笺时用竹，视宋纸稍黑矣。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
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蹈此病矣。
近时书刻，如冯氏诗纪，焦氏类林，及新安所刻庄、骚等本，皆极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费校雠，故舛讹绝少。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倩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苑》等书，反覃精聚神，穷极要眇，以天巧人工，徒为传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来闽中稍有学吴刻者，然止于吾郡而已。能书者不过三五人，能梓者亦不过十数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
内府秘阁所藏书甚寥寥，然宋人诸集，十九皆宋板也。书皆倒折，四周外向，故虽遭虫鼠啮而中未损，但文渊阁制既庳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炬以登。内阁老臣无暇留心及此，徒付还钥于中翰涓人之手，渐以汨没，良可叹也。吾乡叶进卿先生当国时，余为曹郎获借钞得一二种，但苦无佣书之资，又在长安之日浅，不能尽窥东观之藏，殊为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书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万余，其它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其考核该博，固有自来，汪伯玉即不尔。岂二公之学，有博约之分耶？然约须从博中来，未有闻见寡陋，而借口独引者。新安之识，固当少逊琅琊耳。近时则焦弱侯、李本宁二太史皆留心坟素，毕世讨论，非徒为书簏者。余与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窥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谢伯元，一意搜罗，智力毕尽。吾郡徐兴公独耽奇僻，骊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敌国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贫为掾，不读书而最耽书，其于《四部》篇目皆能成诵，每与俱入书肆中，披沙见金，触目即得，人弃我取，悉中肯綮，兴公数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缃帙簇簇，自诧巨富者。余托志尹物色之，辄曰无有。众咸讶之。及再核视，其寻常经史之外，不过坊间俗板滥恶文集耳，鼋羹炙，一纸不可得也。谓之无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谓知书。
《春秋》以后，宇宙无经矣，班固以后，宇宙无史矣。经之失也，词繁而理舛，史之失也，体驳而事杂。故词以载理，理立于词之先，则经学明矣；体以著事，事明于体之中，则史笔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经，而反累经者也；《实录》不足以为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阴侯之用兵，司马子长之文章，王右将军之作字，皆师心独引，纵横变化，无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绝，非学力可到也。淮阴驱市人而使之战，囊沙背水，拔帜木罂，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马子长，大如《帝纪》、《六书》，小至货殖、刺客、龟策、日者，无不各极其致，意之所欲，笔必从之；至伯夷、屈原诸传，皆无中为有，空外为色，直游戏三昧耳。今之作史，既无包罗千古之见，又无飞扬生动之笔，只据朝政家乘，少加润色，叙事惟恐有遗，立论惟恐矛盾，步步回顾，字字无余，以之谀墓且不堪，况称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长，直是天分殊绝，其文采学问，固不让也。然史之体裁，至扶风而姓备。譬之兵家，龙门则李广，扶风则程不识耳。
《史记》不可复作矣，其故何也？《史记》者，子长仿《春秋》而为之，乃私家之书，藏之名山，而非悬之国门者也；故取舍任情，笔削如意，它人不能赞一词焉。即其议论，有谬于圣人，而词足以自达，意有所独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计也。至班固效颦笔，已为人告发，召诣秘书，令作《本纪》、《列传》，以汉臣纪汉事，所谓御史在前，执法在后者，即有域外之议，欲破拘挛之见，已兢兢不保首领是惧矣。司马温公作《通鉴》，详慎，久而未成，人即有飞语谤公，谓利得餐钱，故尔迟迟，公遂急于卒业，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观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纵有子长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与张汤、公孙弘等皆同时人，而直书美恶，不少贬讳。传司马季主而抑贾谊、宋忠，至无所容封禅书，备言武皇迷惑之状，如此等书，今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笔，白刃临之而不变；孙盛阳秋，权凶怒之而不改；吴竞之书，宰相祈之而不得；陈之纪事，雷电震其几而不动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尝为人作志传矣，一事不备，必请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则私改之耳。尝预修《郡志》矣，达官之祖父，不入名贤不已也；达官之子孙，不尽传其祖父不已也。至于广纳苞苴，田连阡陌，生负秽名，死污齿颊者，犹娓娓相嬲不置，或远布置以延誉，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挟以必从之势，或示以必得之术，哀丐不已，请托行之；争辩不得，怒詈继焉。强者明掣其肘，弱者暗败其事。及夫成书之日，本来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于国史哉？此虽子长复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说》，一时从风而靡，献谀之辈，竞为注解，至比之《六经》，今不复见矣。但以介甫之聪明自用，其破碎穿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尽废其书，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说，岂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为非，则许氏《说文》固巳先之矣；若不穿凿附会，引援故实，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阙之，即不敢比《六经》，未可谓非经之翼也。
字有六义：指事、象形、会意者，正书也，可解者也；谐声、转注、假借者，书之变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从工，海之从每，知其声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从工，何以从每，则凿也。天下之事，有本浅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难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饰之。盖不独一字说为然也。荆公若知此意，必不坏宋国家矣。
郑夹嚏六书略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谐声者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则谐声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说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传司马温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两母者，如群、溪、彻、床等字，盖因平声有清浊故，不得不为两母。余常谓：加一母，不如加一声。凡字，以五声切之，如通、同、统、痛、突之类，则凡同母者，可以尽废。又切平声者，当分清浊二音：如风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凭切，则逢字也：冯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风，则丰字也。此类甚多，盖俗人但知拘沈约韵，漫取韵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则可，平声自有二种，不可混而为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岁时，一闻即悟；及长以语人，有学数年而竟不知者。故谓此书在悟者，即为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蜡？废之可也。
道书以一卷为一Ψ，Ψ音轴。今人即谓之卷，非也。佛书以一章为一则，又谓一缚。缚，古绢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而目前寻常之字，误读者尤多。其于四声之中，上、去二声，极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时，授书塾师，皆村学究，讹以传讹，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其于经籍，十九束之高阁矣，谁复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传众咻，世亦不见信从也。故欲究四声之正者，当于子弟授书之时，逐字为之改正，然与世俗不谐，骇人耳目，人反以为侏亻离矣。如上、下、动、静等字，皆当从上声，人有不笑之者乎？
韩昌黎诗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夫世岂有不识字而能书者？抑昌黎之所谓识字，非世人之泛然记忆巳也。汉儒之训诂，极其宏博，而独称子云识字，至使四方学者，载酒以问，此其学岂浅鲜者？唐王起于世间字，所不识者，惟《八骏图》中数字，则识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诗，动用僻字、古韵，至今，千世之下读之尚不尽识，何况阿买也？
吴孙休为四子作名字，皆取难犯。л（湾）字曰м（迄），{臾}（觥）字曰о（贤），■（莽）字曰р（举），■（褒）字曰■（拥），此与八骏图中离（泰）{刀ぁ}（丙）二字相类，亦好奇之过矣。唐武后命宗楚后制十二字：（照）、■（天）、■（地）、■（日）、囝（月）、□（星）、■（君）、ы（臣）、■（除）、■（载）、■（年）、缶（正）。而见它书者又有■（人）、重（证）二字。南汉刘岩制Ζ（俨）字为名，效颦转甚。余观《余冬序录》载宋人有{不长}（矮）、{不食}（斋）、■（稳）、{大坐}（稳）、亻小（弱）、{不大}（勒）、{不生}（终）、{不行}（腊）大（大）、{石山}（勘）、闩（■）、氽（游）、{水人}（没）、<门人>（吓）、<毛口>（胡）、{此十}（惯）等字，盖俚俗之谈，杜撰以成字耳，岂六书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夯（和切朗）、歪（和切乖）、{田女}（少）、{钦手}（钦去声）、找（爪）、帮（榜声平）、牮（箭）、芏（苦）等字，然多见之俗牒耳。余观《海篇》直音中所载，视《说文》不啻百倍，盖人以意增减之，无非字者，恐将来字学从此益淆乱矣。
《乐善录》载：“赵韩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末有火字。赵闻之，曰：‘此必秦王庭美也’。”余按美字从羊，从大，非火也。岂神明亦不识字耶？其为后人附会无疑。
杨用修最称博识，亦善杜撰，而刘夫人碑中，亻岁、<辶去>二字，及酒官牌中■字皆不识。余谓古今传记中难字固亦有限，而释、道二藏中，恐即遍观未能尽识，至于近代《篇海》直音，偏傍上下，类以意增触而长之，无复穷极。非《六书》之正，何以能识？即识之亦无用也。
《说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约《韵书》疏漏益多，惟当以十三经、二十一史合释、道二藏，汇而订之，奇而难识者即注见某书，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于同文之治未必无裨也。
余在山东行部，沂州有毛阳<辶水>，检司懵然不识，问胥曹，曰：“音山。”归检字书皆无之，因考史中《郡国志》有奇字者附于此，有虑（音庐夷）、茬平（今为茌省）、巳阝（音忌）、<工虫>（音贡）、■题（■莎，古字）、县阝（若么反）、力（力音）、<幸瓜>（执音）、夫阝（音夫）、存阝马阝（音孱骂）、朴■（音蒲圜）、彳示氏（精音权）、讠丹邯（讠丹音男）。而■（渊）、鄄（绢）、{执皿}（周）、（至）人亦多不识也。
《东轩笔录》载：王沂公命王耿按陈绛事至中书，立命进熟。进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义。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钩索奇僻，而遗弃经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议论，必引书或《诗》以证之；今人为文，旁探讴谚，而不知引经，是为无本之学矣。
博学而不能运笔，天限之也，陆澄、刘杳是也；高才而苦无学术，人弃之也，戴良、李贺是也。然以才胜者，患其斤也，可以陶铸；若徒书厨经库，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谓今之读书者不识句读，皆由少年不经师匠，因仍至此，其论甚快，因举数事。如“至大至刚，以直点尔何如，讲事以度轨”等语，文义皆胜旧，但李彦平读《礼记》一段，余未敢从。盖“男女不杂坐”自为句，至“不同巾栉”为句，“不亲授”自为句。今以“不同”属上句，虽无害，而“巾栉不亲授”则不通矣。“男女授受不亲”，何独巾栉哉？至四书九经中句读当改易者尚多。如“卒为善，（句）士则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类尚多，未易枚举也。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至于乱离战争之事，尤喜谈之，目经数过，无不成诵；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后乃得《史记》、《汉书》及《朱子纲目》读之，凡三四过，然止于是而已，最后得二十一史，则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时时卒业也。
汉光武好图谶，至用三公，亦以《谶书》决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谶书》，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亦不知何人所作。但堪舆家常引谶语，附会吉地，以为谶地，亦竟不知其所从出，强半杜撰之词耳。今世所传有推背图，相传李淳风所作。以古帝王世次，其间先后错乱，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人见其不验，遂弃去。然多验于事后，虽知之何益？圣人所谓“百世可知者”，岂是之谓哉？
东汉至三国，罕复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复名盖寡，然侨如、无忌、去疾之类，往往见于经史。而二名不偏讳之义，三代已有之，则亦何尝以复名为非也？王莽矫诬，遂著为禁令。至讽匈奴亦上书更名，可笑甚矣。乃其法亦行之二百余年，何耶？今时则复者十七，亦以岁久人繁，易于重犯故耳。且使子孙不偏讳，未为不可也。
周公谨《癸辛杂识》载先圣初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此事并无所出。按先圣因母祷于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岂有名兵之事？诞妄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国，不以山川，不以鸟兽恶疾，然亦有不尽然者，即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已名鲤矣。此盖为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不然者，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夫减损点画，犹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传袭，恬不知改，若庄光之为严光，玄武之为真武也，可乎？
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宋板诸集中，凡嫌名皆阙不书。如英宗名曙，而署树皆云嫌名，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钦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祯，而贞观改作正观。魏徵改作魏证，不知征、祯不同音也。又可怪者，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不知其解。或以亲尽而祧耶？至于胤义二名，其不讳宜矣。
陶谷原姓唐，因避石晋讳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讳而改。夫以君父一时之讳，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责也，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
宋人高自夸诩，毁誉失实，如韩、范二公，将略原非所长；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惫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王安石刚愎自用，乱天下国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贯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张浚志大才疏，丧师辱国，刘琨、殷浩之俦也，而盛称其恢复之功，比之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杨龟山、魏了翁者，空言谈道，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而犹惜其不见任用，宁非啖名之过哉？吾谓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易》之卦，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决之而已，故谓之。宋当元丰、元之时，君子多而小人寡，乃议论不断，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间而进；及其败也，反谓熙宁之祸，吾党激成之。譬之贼势猖獗，主将首鼠，致败而反咎力战者，以为挑衅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恶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经》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矫而过正矣。古之行权者，如汤、武之放伐，伊霍之迁易，周公之诛管、蔡，孔子之见南子，何尝不与经相反？经者，权之对也，不反则不为权矣。然反而合道，不失其经，《易》所谓“万物暌而其事类”者也，此语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与辩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虽有迂阔，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论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气证，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即此数语，朱之设施可知矣。伊川见人主折柳条，便欲禁制之，说书时颜色庄严，俨以师道自处，此即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况万乘之主哉？陆秀夫于航海之日，负十岁幼主，而日书《大学衍义》以讲，不知何为？近于迂而愚矣。圣人之谈道，皆欲行于世也。《大学》说明德，便说新民；《中庸》说中和，便说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坠三都，诛少正卵，更无复逡巡道学之气；颜渊问为邦，孔子便以四代礼乐告之，何当又以克巳复礼，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体而无用，议论繁而实效少，纵使诸君子布满朝端，亦不过议复井田封建而已，其于西夏、北辽，未必便有制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莫非危微精一之训。彼其人皆神圣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当纳约自牖。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于颜、曾，不绝克复一贯之训，而于伯鱼，不过学《诗》学《礼》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长，则就其长而扩之；主有所短，则就其短而翼之。时当治平，则当陈润色之略；时值丧乱，则当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晓，简易而可行，求有益于世而已。宋人守其所学，必欲强人主以从已。若哲、徽、宁、理，皆昏庸下愚之资，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诚正为何事。若数岁童蒙，即以左、国、班、马读之。安得不厌弃也？
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贬经太过者，至目《春秋》为烂朝报；信经太过者，至以《周礼》为周公天理烂熟之书。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礼》实非周公之书也。至欧阳永叔以系词非孔予之言，抑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悬车，其间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扬历诸艰，无乃太骤乎？噫，古之人论定而后官之，非官而后择也。随才授官，终于其职，无序迁例转也。夫人各举其职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间，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议论繁多，毁誉互起，循资升降，既不胜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黄，又难当夫吠形吠声之口。历官半世，而尺寸未闻；立身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与官人之术，两失之也。
今之仕者，宁得罪于朝廷，无得罪于官长；宁得罪于小民，无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盗批鳞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弥缝之术。惟官长、巨室，朝忤旨而夕报罢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人相者，病于怙权；今之相者，病于无权。其病均也，然宁以怙权而易相，无以抑相而废权。相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众，而责之一相，不假以权，权将安施哉？尧拔舜于亩亩之中，诛四凶，进元恺，惟其所为耳。下此即桓公之于仲父，昭烈之于武侯，符坚之于王猛，犹然也。而国治民安，天下万世不以为非，自末代君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择其贤否，又不能毕其才用，天子既从中沮之，群臣又从旁挠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长而恶恶短。中古之人，善恶相半。至于今日，则众人之所誉，不能当一人之所毁也；百行之尽善，不能当一节之少瑕也。誉者不以为贤，而毁者必以为不肖也；善者不过一时之揄扬，而瑕者遂为终身之口实也。有始誉而终毁之者，未闻既毁而肯誉之者也；有始贤而后言其改节者，未闻始不肖而后许其自新者也；有闻人过而终身毁之者，未有闻人善而终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进贤退，不肖，均也。论其等分，则进贤宜多于退不肖。如人之养生，进粱肉之时多，而下药石之时少也。今之荐贤者，则谓之市恩，谓之植党。即不然，亦以为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于攻击丑诋，不遗余力，秽行俚言，累累薄纸，初若令人怒发冲冠，不可忍耐，久亦习以为常矣。不但言人者颦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寻常得恣口污蔑之，其究也，使人顽不知耻，而砥砺之道丧矣。且也人不复以指摘为羞，则言者愈轻；言者愈轻，则听者愈无所适从，而大贪巨驵，潜入其中，不复之能辨矣。为国家虑者，不能不为之三叹也。
汉阴丈人闻桔槔之说则忿然作色，谓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师金语子夏以桔槔，则谓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均一桔槔也，在人引之则为机心，在从人所引，则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为人所引者乎？不可不辨也。
●卷十四 事部二
人之难知也，圣人犹然，叹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纸上之谈，不足凭也。程官也以功状，而矫诬之绩，不足信也。采之于月旦，而沽名者进矣；核之于行事，而饰诈者售矣。居家而道学者，大盗之薮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呜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乱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贪得之鄙夫，其术必足以自固。故干纪济恶者，皆世所谓才士也；吮痈舐痔者，皆世所称善人也。
任大臣，则当略其小过；用大才，则当宽其小疵。以吏事责三公，非礼貌之体也；以二卵弃干城，非驾驭之术也。
告令烦者，官必茸；礼数多者，人必险陂；议论繁者，事必无成；言语躁者，学必不固。
郡县之间，功令琐屑，故外宦不若内宦之逸也；朝廷之上，事体掣肘，故内事不如外事之办也。故旅进旅退，与世浮沉，则金马门尽可避世全身。如欲建尺寸之竖，上有实政，而下蒙实惠，则非外吏不可。
台谏虽以风闻言事，然轻以赃私，污人名节，则过矣。纵使有而发其阴私，已非厚道，况以传闻暧昧之事，或爱憎毁誉之口，而妄加诬蔑乎？宋人小说载台谏当上殿，未有题目，五更不寐，平生新旧，一一上心，有乡人来访，延款殷勤，而翌日即上弹章者，乃知此风，其来已久。
从来仕宦法罔之密，无如本朝者。上自宰辅，下至驿递巡宰，莫不以虚文相酬应。而京官犹可，外吏则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一有不应，则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绳以法矣。故郡县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职此之故也。
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职？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至于文移之往来，岁时之申报，词讼之招详，官评之册揭，纷沓重积，徒为鼠蠹，薪炬之资，而劳民伤财，不知纪极，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为官，如朱买臣即为会稽太守。宋时蔡君谟，莆人，而三仕于闽。我国家惟武弁及广文不禁，其外则土官与曲阜令耳，然亦不闻以乡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职何故禁之？永乐中，邵圮以浙人巡按两浙，则知国初尚无此禁也。南赣开府，兼制闽、广，然蒙慎以广人，余从祖杰以闽人，皆尝为之。蒙不知云何，从祖当时已有称不便者。一二骄恣家奴且挟势不避监司矣，不如引嫌之为愈也。又河道总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驯以浙西人为之，每行文移于监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行于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十可去其六七。京师之民最繁杂，事最猥琐，而官常有余闲者，虚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京师有杀人者，地方报之，巡城御史行兵马司相视其情真者，即了矣。有疑不决，然后行正官检视，狱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谳而毕矣。外藩则不然，地方报县，先委尉簿相视，情真而后申府。府有驳，再驳而后申道。道有驳，再驳而后详直指。其间一检不已，再检不已，比至三检，所报分寸稍异，又行覆检，遂至有数县官会问者，数司理会问者，数太守会问者；而两造未服，争讼求胜，自巡抚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长，守巡二道，隔邻监司，纷然批行解审。及至狱成，必历十数问官，赴十数监司，而上人意见不一，好作聪明必吹毛求疵，驳问以炫已长。迨夫招成不变，而死者已过半矣。况转详又有京驳审录，又有矜疑恤刑，至部又纷纷告辩，卒有元凶未正典刑，而中正亲属相望告毙者。至于官徇私而曲断，吏受赇而寝阁，优柔不断者，动必经年，迁转不常者概行停止，其害又难以枚举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虚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无之事也。
国家于刑狱一途，倦倦留意，不啻三谳五覆，而往往有负屈以死者。如往岁荷花之冤，甚与宋墨庄所载沉香事相类。此皆初问之官不能用心细察而草草下笔，其后遂一成而不可变耳。又有人作聪明，专以平反为能者。如山西赵思诚，初任莱州司理，雪一冤狱得名，拜谏议，后出为监司，一应强盗杀人之狱，皆以为诬，悉纵之，此则以意为轻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虽仁心，亦近于戏矣。我国家绞之上有斩，有凌迟，而自流罪以下，有《大诰》者减一等，盖当时颁《大诰》于天下，欲人人习之故也。后世相仍，一概减等，而遇热审尺恤刑之期，又减一等。每岁决狱，多时降旨停免，故以诖误，陷大辟者多老死园土中，此亦法中之仁也。
为守令者，贪污无论，已上者，高谈坐啸，而厌薄簿书，此一病也。次者，避嫌远疑，一切出内，概不敢亲，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于疑胥役，其信奸民甚于信守令，一切钱谷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经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尽盗跖也？事有违道以干誉者，莫此为甚焉。
为令者有八难：勤瘁尽职，上不及知，而礼节一疏，动取罪戾，一也；百姓见德，上未必闻，而当道一怒，势难挽回，二也；醇醇闷闷，见为无奇，而奸驵蜚语，据以为实，三也；凋剧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乡，以疏逖见弃，四也；上多所喜，多见忌于朋侪，小民所天，每见仇于蠹役，五也；茧丝不前，则责成捆至，苞苴不入，则蒌菲傍来，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课最易盈，衔蹶伏于康庄，七也；剔奸厘弊，难调驵侩之口，杜门绝谒，不厌巨室之心，八也。至于郡守礼貌稍殊，白黑难溷，虽百责攸萃，数令稍易，然时有漏纲于吞舟，而负冤于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为仰天长叹也。
监司之臧否属吏，盖亦难矣。粉饰者见赏，则暗修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则骨梗者蒙弃；搏击者上考，则长厚者无称；要结者得，则孤立者无誉；畔援者承旨，则寒微者自疏。至于资格一定，则舍豺狼而问狐狸；意见稍偏，则盼夜光而宝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长官，有难于扣九阍者。昔王荆公为幕职，读书达旦，犹不为韩魏公所知，况其他乎？
宋刘亻冉为陕州参军，居官贫甚；及归，卖所乘马为粮，跨驴而归。魏野赠以诗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骑马去骑驴？”及真宗封禅，求野著作，得此诗，即拜亻冉为京官。噫，今之小官如亻冉者，难矣。然不可谓无其人也。但送行之诗，多浮其实，有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贝锦一成，泣血剖心，上人终不见信，如宋真宗者，今监司千万中无一人也。
古人长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绝无崖岸之隔。如晋时庾亮登楼，共诸从事踞床啸傲，桓宣武直入谢太傅室中，至为狂司马所逼，入内避之。然此犹远事也。宋欧阳公在西京幕职，与诸名士终日游山，时钱思公为守，至携酒，遣歌伎迎劳，何尝稍以势分自居，而亦何尝失时废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视丞判司理已如雕之挟兔，而琐屑脂韦之辈，趋承唯诺，惟恐不及，虽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部使者乎？上下相临，俨若木偶，鱼贯而进，蒲伏而退，其有赐清坐，假颜色者，即诧以为国士之遇矣，敢与之抗是非，争可否哉？礼文进退之节，平反出入之间，一失其意，朝白简而夕报罢矣。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鳞易犯。而上官之意指难违。”古人所谓善事上官，无失名誉者，亦有激其言之也。
藩司之职，即行中书省之别名也。臬司则汉之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权重可以巡历黜陟，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国朝自有巡按御史之设，而提刑之权轻矣。其分司于外者，虽时一举行，不过循袭故事耳。其后以藩司分辖各郡为分守，臬司辕者为分巡。盖藩臬之长，以地遥不能周知。而岁时复有祝厘入觐之役。迁徙事变之故，非分司不足用也。自万历壬辰以后，天听稍高，铨补之牍，不时得请，藩臬十七空署，事多兼摄，而民愈不便矣。
宋枢密使最尊，其事权、礼遇与宰相等。当时文事出中书，武事出枢密，谓之两府。国朝兵部，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马如马公文升、刘公大夏，时与辅臣同参密议，盖虽与相臣有间，而其权亦与冢宰埒矣。但既为宰相，自当兼管文武，乃与枢密分权，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则吏、礼、兵、民、刑、工，贞观改吏、礼、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户、刑、工、礼为坎，至神宗始定吏、户、礼、兵、刑、工，盖用《周礼》之序也。今虽沿宋制，而清贵之秩，吏之下则礼，礼下则兵，兵下则工，工下则户，户下则刑，至于都察院，虽居六卿之下，而权势与吏部埒。百年以前，尚无定序，今则一成而不可变矣。
太祖诛胡惟庸后，罢丞相不复设，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听自上裁，当时岂有内阁，及票本之事哉？永乐初，以万机多故，于词臣中选数人入阁办事，军国重事，面与商确，而当时九卿，亦召预议，不独阁臣也。其后稍倦勤，遂令票拟以进，习以为常。三杨当英庙之初，主少国疑，权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归之，而实非也。夫以大学士为相，则学士不过词林殿阁之职，秩止五品，非相也；如以处百僚之上，则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宫保，非本等职业也。票拟不过幕宾记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权之有？而其后如分宜、江陵之为者，如猾吏之市权，窃之也，非真权也。唐、宋宰相，礼绝百寮，坐中书堂行事，自九卿而下，进见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待制以上，见则直言某官，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夺，无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邓通，苏良嗣笞薛怀义，赵普按诛陈利用，韩琦立召任守忠，此宰相之权也。今之权皆已散而归之大小九卿，而阁臣之门欲笞一人而无{楚}，每日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啄息不休，退居邸第，丞郎皆与抗礼，迎送仆仆，安在其为宰相也？但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万几，悉经心目，上之礼眷，殊于百辟，于是人始以为天下事无一不由阁臣定者，而不知阁臣票拟悉据九卿之成案，不敢增一毫意见，不敢逾尺寸成规者也。夫无宰相之实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责以宰相之业，故今之为阁臣者，亦难矣。愚尝谓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杨刘谢等。得君行道，言听谏从，是以阁臣而做宰相之功业者也。嘉、隆以来，若分宜、新郑、江陵等，广布爪牙，要结近侍，是以阁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于今日，主上神圣威福，既不可窃，而上下否隔，功业又不可就，且议论繁多，动辄掣肘，其不以身为射的，则幸矣。救死之不赡，而何暇治天下哉？
史称姚崇为救时之相，夫救时之相岂易得哉？世衰道微，主德不聪，奸究潜伺，几务业脞，百姓流亡，即以伊、周处此，亦不过成得救时二字耳。相之治国，如医之治病也。其人强壮无疾，则教以珍摄保养，无所事事之方；若病势已深，急当治标，虽有卢、扁，亦必针石汤炙之剂；可谓其非神医，而仅为救病之医哉？宋儒敢为高论，而轻薄世务，乃于干戈云扰之际，犹以正心诚意之说进，譬之垂绝之人，教以吐纳隳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时之相为上策。何者？主非神圣，人非结绳，与其高谈性命，而无益于用，不如救偏补弊，随事干蛊，为有实效也。如张良当楚、汉之际，孔明辅偏安之国，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马光处变革之日，其所经画设施亦不过视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乱为治，功成事举，使四君子者处三代之盛时，岂不能陈王道，兴礼乐或？而不尽用其所长者，其时势非也。故曰：“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夫尧、舜之知，不过知所先务耳；知先务者，救时之相也。
才足以拨乱者，多鸷而自用；量足以镇俗者，多懦而无为。抱苦节之贞者，必褊于容众；具通达之识者，或昧于礻是躬。诸葛武侯外综军旅，内和人民，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举世之所难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矣。
寇莱公为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则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进贤退不肖之权寄之宰相与冢宰矣，若复事事拘例，人人循资，又恶用进退之权为也？近来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论俸，而铨选之时，置签抽掣，防弊之典，可谓至公至慎矣，而于用人之道则未也。
古之为相及冢宰者，其于天下贤才，尽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员既多，事几亦繁，大小九列之外，不复知其人矣。至于铨选猥杂，尤极不得不循资例。但掣签之法，终不可传后世，况其中弊窦，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诚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庇民之绩，百召忽无为也。平勃之谲，诚不及王陵之戆，然乘机定乱，反吕为刘之功，虽百王陵无为也。圣人于管仲，不责其死，而惟取其功，其心之恕，论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责平勃，以不争责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废王魏死，汉、唐无文、景贞观之治，此政孔子所谓匹夫匹妇之为谅者也。又云：“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夫仁杰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既以王陵为正，又以仁杰为法，俗语所谓“要吃杨梅，又怕齿酸；不吃杨梅，又怕口干”者也，其无定见甚矣。
才禀于天，不可学而至也；量成于人，可学而至也。故大臣当以德量为先，德量不足，即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观。如宋王临川，近代张江陵，其才非不绝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必自以为是，而人莫敢矫其非，故王终误国，而张竟覆宗，所系非细故也。国朝夏忠靖原吉，识量不减韩魏公，人尝问公：“量可学乎？”公曰：“何为不可？吾少时遇犯者必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自熟，殊无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动矣。故圣人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于小者，所以成其大也。”
处世须是耐烦，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但能耐烦，便有识量，着一急性者不得，盖事多在忙中错也。至于读书交友，当户涉世，无不皆然。不惟涵养德性，亦足占后来之造就。使憧憧往来，卤莽裂灭之人，即读书亦不能咀嚼意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无终，孔子所谓无恒之人也。况于居官举动，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举目皆是。若以忿帽躁竞之心处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噫，此虽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界宜尔也，故士必知命而后能乐天。
《易》曰：“吉人之词寡，张释之谓周勃、张相如两人，言呐呐不出诸口。然言语者，心之华也，未有无学术，无识见而能言者。以孔门而独宰予、子贡居言语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产有词，诸侯赖之，词之不可以已也。盖春秋、战国时，其习尚已然矣。其后仪、秦、首轸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观其立谈之顷，析军国之大计，察海内之情形，如指诸掌，此虽非圣门之言语，而其苦心考究，捭阖推测，有后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难尤倍蓰之矣。自晋一变为清谈，言始不适于用，宋一变为道学，其言又皆糟魄刍狗，而不可听，则又何贵于言哉？
三代之人必习为词命，童子入小学则教以应对，盖赫蹄未兴，赤牍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陈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学问该博，事机熟透，猝至而应，莫不合宜。如今人上一疏，投一书，不知经几筹画，费几改窜，或假手他人，或剿袭旧语，犹自诧以为奇，而况于立谈之顷乎？吾读史至子产之对晋人，张禄之说秦王，毛遂之定楚从，蔡泽之感应侯，樊将军数羽之言，淮阴侯筑坛数语，匆匆旁午之时，答辩如响，皆成文章，而见事定计，发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有余地者，其亦可谓命世之才也已。自汉以后，惟孔明见先主，立定三分之计，姚元之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修词决策，预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及天章阁召问，皇恐不能对，退而上书，词之难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书，其有关系时政及彼己情事，然后为书以通之，盖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