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视则人讦珝贪财好色，与太监某认亲，纳王越贿，谋与复爵诸阴事。安等惊曰：“此即匿名文书，朝廷何不火之？召安等看何为？”昌曰：“圣意不可回，二先生不作计处，明旦行事本发出，则无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珝亲老，俟亲终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其自陈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终之义。”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本进，遂准致仕，加岁夫月米，赐敕而遣之。
每视朝时，天威在上，群臣敬慎之极。语言进退之间，不无小小差误，非敢慢也。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宪庙谕御史等官：“今后通政司、鸿胪寺等官宣读奏词，有差错一二字者免劾。”真圣人之度也。
副都御史屠滽历三品俸二年余，四月升右都御史，又历二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历足前所历，共计三年。请给三品诰命，以封父母。”许之。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诏天下有司，征税毋取余价。
旧例，会试举人以百名为率，南数取五十五名，北数取三十五名，中数取十名。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当会试之前，时内阁万安、礼部尚书周洪谟俱四川人，四川左布政潘稹即希二人意，言额数不均。于是南北各退二名，中卷多增二名。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当祭先师孔子。以初六日命皇太子亲迎，传制遣官，改用次丁。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保定府束鹿县昏刻天地昏黑，空中声如雷，寻有黑气坠地。掘之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鸡卵。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宁王奠培以皇太子婚礼成，遣官表贺，其表文中称大婚。宪庙言：“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况朝廷乎？王不据理遵例，乃遣人奉表来贺。虽云致敬，所谓事之不以礼也。况表中又不审轻重，谬称大婚，可乎？宜降敕谕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长史等官。
成化时，真定知府余瓒言：“陕西、山西、大同、宣府、辽东等处边墙内，地土肥饶，近皆为镇守内外等官私役军士尽力开耕，所获粮草甚富。凡遇官民买纳，加倍取息。以此观之，则各边所出者，皆足各边之用矣。请敕遣科道部属官刚正有为深达大体者数员，往会巡抚巡按镇守内外等官勘视，凡堪种熟地，系军民并千百户以下者，听如旧管业；其在指挥以上者，请定则例，量拨多寡，以资其用。余皆计常操官军若干队分拨，每人宅地二亩，田地二十亩。每队分为两班耕守，以备征操。亦但征取十一，则民可免转输之劳，军可无饥寒之苦矣。”
京城外有军民叶玘、靳鸾等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刺碗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乘时市利，愚民竞趋之。所发墓甚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尝买以进者皆遁去。获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党，俱坐斩。
成化末，贵州总兵吴经、巡抚都御史谢昶奏：“苗贼纠众称王，敌杀官军，声言入犯，其势甚炽。若不调兵剿之，贵州难保无虞。”兵部言：“苗贼果如经等所奏，固当致讨。但详诸臣奏词，不见杀掠实数，宜遣官按视。”于是遣御史邓庠、兵部员外费瑄，赐敕谕以：“上体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烦费之苦，勿据偏词，轻调大兵，以邀功启衅。”庠、瑄至贵州，苗实无称王诸状，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觊升赏，皆主用兵之议，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二人不从。遂招抚苗众，苗知朝廷无剿除之意，各出听抚谕。兵竞不用而还。
●卷十六
国朝品官服色无蟒衣之制，盖蟒蛇属无角无足。乃其后内外官多乞蟒衣，大类龙形。弘治元年，允都御史边镛奏，始禁不许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孝庙有旨谕在京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宪。今后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务须遵守，毋得互相嘱托，有亏公道。如内外官敢有写贴子嘱托者，内官连人送东厂，外官送锦衣卫，奏来处治。若容隐不奏者，事发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群，状如马，大如羊，其色白。数以万计，首尾相衔，从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闻，朝廷为减银课，汰坑冶官。
抚治郧阳副都御史郑时请给诰命，吏部言：“时先抚陕西，今抚郧阳，前后虽三年余，然中间尝调参政。”孝庙命特与之。
弘治初，礼部覆都御史马文升奏：“请令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仍有潜住者，有司执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邻知而不举者连坐。”
陕西、甘凉乃古左贤王之地。汉武始取之，立酒泉、张掖等郡，以断匈奴右臂。然汉、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则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镇守。正统初，虏酋朵儿只伯为患，赖王骥、蒋贵平之。天顺间，孛耒毛里孩为患，败宁夏总兵仇廉，自是入河套为寇掠矣。盖陕西通甘凉者，止兰州浮桥一道。虏若据桥，则运道难通，甘凉难守，关中难保无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旧有学道书院祠言偃者，今废，乞为修建。”孝宗以本朝无书院之制，不许。
旧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赍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号相符，然后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执送京师。此祖宗防微杜渐之意。后乃止用驾贴，既不合符，真伪莫辩。弘治初，以刑部尚书何乔新言，始命如旧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陈瑶言：“崇文门旧设宣课分司，止收商税。近差御史主事往监其事，以掊克为能，有伤国体。”孝庙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无籍者挟持搅扰，因命御史主事监收。今后止许称盘客货，其余行李车辆，毋得搜检阻遏。”
命各处乡饮酒礼，监生省祭官不得与。
初，正佐首领官每以事相讦，即以同僚不和，不分曲直，概行黜罢。滦州知州潘龄言：“正佐虽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规正，辄起衅端。或倚其粗猛公肆欺凌，或恃其年老不顾廉耻。乞更易以别善恶。”都察院以龄言为是。请自今佐贰首领官有贪暴殃民倚强恃老欺压正官者，许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赃滥不法者，许佐贰官申禀举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贪，因忿致争者，方以同僚不和论断。从之。
湖广旧无岁进鱼鲊例，成化七年，镇守太监某始进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后，增至二万余斤。用船十二只，皆有司进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办如七年数，船止许二只。仍禁需索科扰为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之曰：“朝廷设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庆成赐宴，科道坐于郎中之上，翰林坐于科道之前。若概以品秩，则诸学士当列于少卿之下，京县知兵马当列于御史给事中之上矣。”孝庙以沂故违成宪，下锦衣卫狱治之。
初，占城国王古来为安南所侵，携家至广东。朝廷命处置优恤之，送还国。且谕安南戒勿侵扰。古来既返国，复移咨两广守臣，谓：“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乐时差官督兵守护。”事下兵部，覆奏言：“永乐时遣将发兵，乃正黎季牦弑逆之罪，非为邻境交恶之故。今古耒国土已亡而复存，部落已散而复聚，皆天威所致。古耒亦宜自强修政，抚恤部落，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捐弃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专仰朝廷发兵远戍，代之守国，古无是理。”孝庙从其议，乃以此意宣谕古耒。
旧制，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学士刘吉等言：“时日迫促，阅卷未精。请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为例。
南京礼部尚书黎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丧燕饮皆有则，取予不苟。有门生尹华亭以红云布寄淳，淳不受。即书其封识上曰：“古之为令，拔茶植桑；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户部以水旱灾，请免直隶等处夏麦秋粮。孝宗曰：“国赋固有定法，然岁有凶丰。凶岁义当损上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仓廪则实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拟悉从之。仍谕有司，贫民各沾实惠。”
弘治时，山西沁、潞等处屯田被水灾不及三分，例不免粮。孝宗以其民饥困，方发仓赈济，不可复征，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节，改望日颁历。
提督会同馆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设。盖因其时馆夫有盗夷人财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濬言：“经籍图书，载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太祖于未登宝位之先，即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一时储积，不减前代。永乐中，尝遣修撰陈循往南京取本阁所贮古今书籍，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如故，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历年既久，不无鼠蠹，经该人众，不无散失。乞敕阁臣委学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永远存照。仍敕南京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数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凑补。又请于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有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期奏请，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员晒晾查算，事毕封识。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自开取。”孝庙嘉纳之。
旧例，漕运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给价六十一两九钱；楠木者七年一造，给价七十七两五钱。俱军三民七出办。乃后则渐求增加，非复当时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礼部榜谕天下。今后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首者，同罪。里老容隐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闰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言：“讲官官不必高，所贵实任。苟非其人不宜滥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讲官小有遗误，遽遭纠劾，荷蒙圣恩，时置不问。朝廷优之以讲道之礼，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仪，自开设经筵以来，未尝有此。臣伏睹累朝所定仪注，止有侍仪官御史二员、给事中二员、序班二员，无所谓纠仪者。先帝临朝极严，御史等官奏对，不敢毫发纵贷，即如大学士陈文、侍讲周良臣等进讲，差错不闻纠劾，朝廷亦不以责纠劾之官。请自今凡进讲差错者，勿得纠劾，以仰成陛下优礼儒臣之盛意。”孝庙从之。
弘治间，命太监李兴等修浚张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神，天气阴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之处，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众共骇叹。副使杨茂元奏闻于朝。亦甚异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东抚按奏黜老疾不谨等官。孝庙谕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办事。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今后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学士徐溥，以禄赐所入，于原籍宜兴县仿范仲淹之意置义田若干亩，岁收租税，以助族人婚葬之费。定为家规，传之子孙。恐条约不关于部曹，数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难合而易离，义事难成而易败，异时子孙，或视为度外，则不禁乡邻之侵，或认为分内，则或启族人之讼。乃言于朝，乞敕户部将所置义田文册，用印钤记，发本管府县存照。候造册之年，另以徐义庄为名立户，造入本里带管户内。如有侵占争讼者，以官法从事。庶几家法籍国法而永存，百世子孙皆蒙休赐。下户部议，宜从所请。
三品官妻旧无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孺人林氏卒，其子昆陈请，特许之。四品妻无祭，大理卿王霁妻恭人曹氏卒，其子泰具疏以请，特予之。
孟子五十七代孙博士元请封赠其父母，吏部言八品官旧无封赠例。诏特予之。
弘治时，南京礼部尚书童轩言：“清军一事虽曰急务，但所清之军，自洪武、永乐以来，远者百余年，近者数十载，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孙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识，间有清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军甚少，所扰之民实多。乞敕兵部转行天下所司，凡逃军有经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愿抽军籍者，覆视无碍，许于本处衙门注籍。则民扰可除，而军亦易补矣。”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礼监以祭三清乐章，命内阁改补进呈。大学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地，皆太祖所亲定，乐器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不闻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读儒书穷圣道，道家邪妄之说，未尝究心。至于鄙亵词曲，尤所不习。且祖宗置文渊阁学士，实欲其谋议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源，弼正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其言而莫之违也。故凡奉中旨处分，其合理者自当仰承德音，间于民情有干、治体相碍，亦不敢苟且应命，以误陛下，不但乐章一事而已。”疏入，孝宗嘉纳之。
弘治九年春，朝觐官陛辞，孝庙赐之敕，内有云：“官之崇者任固重，官之小者责亦专。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大哉王言，为人臣子者，不可不绎思也。”
世间草木花卉，各有种类。弘治间，四川长宁县民家楠树上生莲花，李树上生豆荚。亦大异矣。
孝庙励精政事，恐诸司题覆耽延，特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覆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遇有军机重务及重大事情，宽五日。
彭城卫千户吴能以家贫出其女满仓儿，令张媪鬻之。媪鬻于乐妇张氏，而始言周官人家。后张转鬻于乐工焦义，义又鬻于乐工袁璘，璘使为娼。时能久没，其母聂氏闻之，觅诸歌肆。女怨母鬻己，不复认，聂与子政攘而归。璘赎以十金，不从。讼之刑部，郎中丁哲讯得其实。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数日死。女断归聂。璘妻讼于东厂太监杨鹏，鹏奏之，命三法司、锦衣卫会问，不决。复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讯之，始吐实。都察院谓哲罪当徒，女当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断女甚当，而杨鹏之侄淫于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惧东厂，莫敢辩明。及朝堂问明，乃此女止拟杖，而哲反拟徒。东厂之势为群臣所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所获。其间有校尉挟仇诬陷者，有校尉为人报仇者，有校尉受首恶之赃反以为从却令旁抵罪者，惟用刑罚逼之诬服。刑官即洞见真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观之，益复可信，诸人冤枉，岂不有伤天地之和？愿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谪镇抚司于边。进哲一官，以酬被诬受辱之苦。其镇抚司理刑，不必专用锦衣卫官。乞推选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璘赎罪毕为民，哲亦给璘埋葬之费，革为民。”
弘治十年三月，经筵毕。上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至文华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门题奏本曰：“与先生辈商量。”溥等每本议定批词，录于片纸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有山西巡抚官本，上曰：“此欲提问一副总兵，何如？”溥等对曰：“此事轻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又礼部本拟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因取本阅之，曰：“是只须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上曰：“就此商量，岂不好？”既又指余本曰：“此皆常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命左右赐茶而退。宣召顾问，蔼然有都俞一堂之风。
旧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时，南通政徐说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继说者为通参夏崇文，欲复旧制，南科嚣然劾之，而北科亦为助驳。孝庙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国朝法古，制兵最为周悉。十六卫亲军指挥使司，不隶五府，此即古之南军禁卫之兵也；其他卫俱属五府，此即古之北军征讨之兵也。永乐中，会设亲军指挥使司十二卫，选天下卫所官军年力精壮者，常数千人，属御马监更番上直，委心腹内外官统领，其盔甲器械，俱异他军。成化以来，勇士精壮者少，其数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驾出，勇士盔甲与各营无异，禁兵渐至废弛。此外，虽有将军围子手，不过早朝侍卫，退朝即散回家，皇城之内，防奸者无几。其守卫皇城各门官军，疲弊尤甚。弘治十年十月内，兵部尚书马文升以为言：“请敕御马监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并四卫营太监将勇士并四卫操军。拣选精壮者编次成伍，选老成头目领之，常分番上直。仍敕皇城守门内官，钤束官军，搜检出入，真得严禁卫之意。”
国初，立预备仓，即古常平仓遗意。盖支给官钞和籴，以备凶荒耳。正统以后，许将囚罪赎罪米收入，然无定数。成化以后，始有每里积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及数之罚。弘治以后，复有不及数罚俸及降用之例。夫不问其所取之由，而但责其所积之数，岂能无弊哉！
国朝列圣，极重朝参，无故不免。弘治年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宁宫灾。孝庙于次日昧爽，遣内官召阁臣于左顺门宣旨说：“昨夜清宁宫失火，朕奉侍圣祖母，彻旦不寐，今尚不敢离左右。欲暂免朝参，可乎？”阁臣对曰：“宫闱大变，太皇太后圣心震惊，皇上问安视膳，诚孝方切，事在从宜，即免朝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弘治间，孝庙曾有旨，命光禄寺置簿籍，凡进上供物于宫中，其戗金朱红等器皿，俱附写验入，尚膳监并各宫直日太监照数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该寺每季具损失之数以闻。至十七年，卿李𬭼言：“本年春季进膳并修斋等项器皿，共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命尚膳监将未出器皿查还本寺。
永乐以前，总兵无专官。有事命将，事平还朝。后缘边方多事，因留总兵官镇守其地，若地方有小警，即调本镇兵马剿杀，不报捷，不宣捷。后来有扑杀或掩袭以取胜者，或七八十级；或四五十级。或三四路而并为一路，或二三日而诈为一日。概以捷音奏报，宣布于廷。奏捷者亦得升赏，遂开冒功之门，至于今而滥觞极矣
端门之左有直房五间，系坊局官候朝公会及收贮卷箱之所。凡东宫官属侍班讲读，亦于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门官奉御王玺等以为空房，奏讨居住，工部据实以覆。得旨：“既系各衙门公会之所，今后不许奏讨。”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谕内阁：“今后凡有拟票文书，卿等自行书封密进，不许令人代写。”于是大学士刘健等言：“内阁之职，辅佐朝廷，裁决政务，中间事情诚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谘访论议，或亲赐临幸，或召见便殿；或奉天门，或左顺门。屏开左右，造膝面谕。如宣宗屡幸内阁，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座。英宗视朝将罢，不时面召李贤；宪宗尝召李贤、陈文、彭时。上有密旨，则用御前之宝封示；下有章疏，则用文渊阁印封进，直至御前开拆。今朝参讲读之外。不得复奉天颜。朝廷有命令必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等；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至太监，太监乃进至御前。至于誊写，例委之制敕房，中书耳目太广，不无漏泄。缘臣等不习楷书，字画钝拙，不能一一自写。除事理重大者，自行书写封进，其余乞容中书代写。皇上若有谘议，乞照祖宗故事，或诏臣等面谕，或亲赐御批数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达，事无漏泄。”孝庙嘉纳之。
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杨纶陈时政疏内言：“今民力日困，府库日空。乞敕各部备查近来比弘治初年如吏部增文职官几何，户部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项几何，兵部增军职并柴薪皂隶几何，工部增工官并营造料价几何。各略具总数次第进呈，亲加裁抑。”按如此可以革冒滥之弊，又可以止人主妄费之心。
弘治时，群臣陈言边事。有云：“各处僧道少壮者，中间岂无忠勇如愿报效？许所在有司给以口粮，差人伴送赴部，给以什物，许其随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给官钱，为娶妻室，有功一体升赏。”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虏入寇，京师戒严。兵部言：“京营，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间有衰疾及未副众望者，分别去留，庶缓急得用。”孝宗即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至平台，出各官疏，亲赐顾问，以次裁决。留英国公张懋等，而解遂安伯陈韶、成山伯王镛、宁晋伯刘福兵柄。至五月，复召三臣于平台，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访问，面加裁决。亲书手敕令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提督三千营；惠安伯张伟提督团营；新宁伯谭祐罢团营，专督神机营。
初，天下都司卫所造完军器解至京师，皆贮之九门城楼，以便关领。后内官监太监陈良始请内库交收，由是留难需索，费用不赀，大为解人之苦矣。
弘治时，云南矿脉微细，各卫俱以矿夫包赔，谓之夫丁干认。后以巡抚李士实言，始免之。
祖宗时，法度甚严。如弘治时郎中顾谧在校余张通家饮酒，令优人女妆为乐，事发，即令冠带闲住。今大纵矣。
弘治间，吏部侍郎王鏊上御虏事，内言：“古之帝王，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今虏一入寇，则中外忧惶，以为患在不测。一旦稍缓则泰然，以为无事，是与古异矣。臣谓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幸乱政，功赏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将不用命，边圉空虚，民心离散，深可畏也。”此语在今时尤甚。
京官旧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时，以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言法太阔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南京各官旧张伞，弘治时为御史郭所劾，命城中许张油伞，不得用凉伞。
内阁旧无赐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各一袭。赐蟒自此始。
弘治时，苏州府崇明县民顾孟文家鸡伏卵，所出者猴头而人形，长四寸，有毛能动而无声，亦毛孽也。
孝庙一日坐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至，出大同镇巡官本，谓之曰：“我边墩台，贼乃敢挖掘，墩军皆我赤子，乃敢杀伤，彼被杀者，苦何可言？朕当与做主。京军已选听征二万，须再选一万，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健等对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社稷之福。然京军亦未宜轻动。”谢迁曰：“边事固急，京师尤重。居重驭轻。亦须内顾家当。”孝庙犹未释然。李东阳曰：“北虏与朵颜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为可虑。若彼声西击东，而我军大同，未免顾彼失此。须可待其定，徐议所向耳。”孝庙曰：“此说固是，今亦未便出军。但须预备停当，待报乃发，免致临期失误。”皆对曰：“圣虑甚当。”乃选京军三万，令兵部推委领军官。孝宗之留心边事如此。
孝庙曾命工部待郎李𬭼等经略边关，召至暖阁，面谕之曰：“边关事重，尔等须用心整理，官军少处，即为增补；官员不职者，奏来处治。务图经久，不可虚应故事。”圣意惓惓如此，群臣安敢有不尽心者？
孝庙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之曰：“昨令李荣来说日讲，时讲官说‘陈善闭邪’，陈字解作陈说，未明，止作敷陈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荣又言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诚如圣谕。”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为不若启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计。大抵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书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说尽，也无进益。且论思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可传与讲官，不必顾忌。”
孝庙御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谕之曰：“户部覆处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鉴，何以不会吏部？”健等对：“凡系本部承行事，从前亦间有径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铨衡之职，推举人才，乃其职掌。若使会推，他日不称，亦无后词。”孝庙之明习国事如此。
武宗初即位，兵部言：“各门门官太多，科占军士，请遵诏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门仍旧，其余各门，自今以四员为则，不许增。著为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敕清查腾骧四卫军士诡冒食粮者一万三千九百有奇，皆发原卫及京营操练。自后内臣所进勇士，必兵部验送而后廪之。五年复籍其人而核其数。著为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议：文职升俸终身带支者，但照原官品级上支。如由正七品升俸，则终身止加从六品俸，后复升官，不得随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员人等勿得用玄、黄、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许用纱罗纻丝。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许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刘瑾意者，辄下锦衣卫窘辱之。有指挥牟斌者，独留心善视，瑾怒，杖之阙下，勒令闲住。
刘瑾欲专权，乃构杂艺于武庙前，候其玩弄，则多取各司章疏奏请省决。武庙曰：“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数次。后事无大小，惟意裁决，不复奏，即诏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请发年例银于各边。得旨：“各边即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户部其会官查究事端，议处经久长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核辽东屯粮，言：“辽左二十五卫，原额屯田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较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干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乐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土一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二千有余给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实由于此。”读此疏，则举一镇而各镇可知。延至于今，岁增月益，夫赋有定额，而边饷无定额，国储安得不竭？竭则何以措手？司国计者，不可不一严核之也。王府禄米多预支，及病故，辄乞免还宫。正德时有旨：“今后禄米，俱按季关支。未及期而支者，巡按御史究问以闻。”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砺丈量过公侯伯指挥等官张懋等庄田地，共一千八百余顷。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禄，在外庄田，徒使利归佃户家人。即今边储缺乏，各官岂无忧国足边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令各边查出地土，视此令行之。”
正德时，湖广巡抚都御史王纶以岁累纻，预备仓已竭。欲礼劝富民，纳粟赈济，有不从者疏闻究治。
武庙曰：“劝分固救荒权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镇巡官再行斟酌，须富室乐从，不可强之”。
正德时，四川贼作乱。时官兵脆弱，调永顺、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于流贼。贼尝谓居民曰：“我来梳汝，兵耒篦汝矣。”
正德七年，黑眚见，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风行有声，夜出伤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间、顺德，渐及京师。人夜持刁斗相警，达旦不敢寝，逾月始息。
正德十年，神武右卫副千户王玉以报献银矿不实坐斩，死狱中。其子生员铭请袭职，兵部言：“玉未决而死，若铭得袭，何以惩恶？”遂谪充本卫军。
内阁藏书甚多，然岁久不无残阙。正德十年冬，大学士题请，令中书舍人胡熙、典籍刘伟与原管主事李继先查对校理，由是其书为继先等所盗，亡失愈多矣。
正德十年，科道官奉命选营卫官军，是时食粮官军三十八万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监局门厂等处役占奏准免选者十八万一千人，从征者二万九千十五人，逃故者万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团营所存者十三万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中选者仅二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人。
●卷十七
嘉靖初，给事中顾济言：“陛下首辟言路，群臣莫不因事纳忠，以赞成新政。然高远者似涉于迂阔，切直者或过于犯颜。若怒其犯颜，则言必不入；视为迂阔，则计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闻，不可得也。”
嘉靖初，诏都察院申明累朝禁例。凡都城内外诈冒皇亲太监名目，拦截桥道，私开店舍，指称内府包揽钱粮者，今巡城御史及厂卫缉捕究治，枷号发遣。
嘉靖初，给事中顾济言：“陛下临御以来，首翦群凶，天下称明。然奸党尚存，阴谋变幻，或乘机会以伤善类，或借鹰犬以快私仇，或执邪说以拒正论，或假言事以动朝廷。未败者思固宠，既败者幸复全。此治乱安危之机，不可不畏。”按此疏所云，凡为权奸者皆然，不独嘉靖初矣。
嘉靖初，光禄少卿孙镗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发。”世庙曰：“光禄寺供应器皿，俱系小民脂膏造办，甚为可惜。既在宫者，令尽数发出。以后每日照原进数发与该寺官厨收领。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损失欠少，指实参奏。”
弘治时，内府供用库，岁派青白盐十七万五千斤。正德以后，加至三十五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嘉靖初，以御史郑光琬言，始复弘治旧额。
嘉靖初，海西弗提卫进一小豹子，却不受。仍治辽东都指挥违例滥收之罪。
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言：“运粮加耗之弊，有曰太监茶果者，每石三厘九毫，岁银一万五千六百两；曰经历司、曰该年仓官、曰门官门吏、曰各年仓官、曰新旧军斗，俱每石一厘，共银一万六千两；曰会钱者、曰小荡光银者，各每石一分，共银八万两；曰救斛面银者，每石五厘，计银二万。皆民膏血也。乞痛革其弊。”世庙命内外总督粮运等官，严行禁革。违者重治以罪。
嘉靖初，甘肃巡抚陈九畴请内帑银募军，户部言：“据九畴所称，本镇官军原额七万有余，近年逃亡几半。夫逃军既众，则余粮亦多。宜即以逃军所余之粮，为募军月粮诸费。”世宗深然其言。今各边动称无兵，何不仿此例行之也？
嘉靖初，南京兵部待郎席书言：“南畿民饥殊甚，考古荒政可行于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烦审户，不待防奸，至简至要，可以举行。而世俗咸谓不便，盖缘曾有举于一城，不知散布诸县，以致四远饥民闻风并集，主者势不能给，致民相聚而死，遂谓此法难行。臣今总计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县。大都大县设粥干十六所，中县减三之一，小县减十之五。诸所设粥处，约日并举，凡以饥来者，无论本处邻境军民男妇老幼口多寡，均粥给济。起今十一月半，抵麦熟止，计用米不过十六万石，银十六万两，可活人二十余万。取用有数，未至太糜；赈恤有等，不至虚费。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甚效甚速，其功甚大。”户部覆：“此法不特宜于南畿，宜通行天下灾荒处所，一体施行。”
内官监收白熟粳米，科索无厌，大率正粮一石，加费二石，始获批单。嘉靖时，以应天巡抚吴廷举言，始令今后内官监收粮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许分外多收。军余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财者，如法究治。
嘉靖初，吏部侍郎胡世宁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然三德以仁为主，而明与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则其生成之德，明则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无。若武则雷霆，时可一震而已，震之数或震之过，则伤物必多而天威亵矣。故仁或可过而明则不可过也，明过则察；明犹可过而武决不可过也，武过则残。请自今中外群臣有罪，悉下司寇问理。罪状明白，轻重诛黜，皆依律科断，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谓武也。若廷辱之以箠楚，或有偶毙雷霆之下者，遂伤日月之明，大为天地生成之累矣。”
嘉靖时，吏部尚书廖纪言：“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当其时士习淳朴，绝无伪巧，勉修职业，不务虚名，故事治民安，国家赖之。正德以来，士多务虚誉而希美官，假恬退而为捷径，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职业不举，或因事权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辄假托养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弃官而去者，其意皆籍此以避祸掩过，为异日拔擢计，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于修职，巧于取名，相效成风，士习大坏。”世庙是其言。令自今有假托养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真病者，方准养病。有不奏弃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许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纠举，罢职不叙。
嘉靖初，致仕刑部尚书林俊言：“古者挞人于朝，与众辱之而已，非必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杖三五臣，容厚绵底衣，重毡叠杷，然且卧床数月，而后得痊。正德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杖死之惨，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臣又见成化、弘治间诏狱诸旨，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著问’，喇唬杀人‘打著问’；其余常犯，送锦衣卫镇抚司问，镇抚司奏送法司议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今一概打问，无复低昂，恐失旧典，非祖宗仁厚之意。”
世庙于万机之暇，留心篇章。嘉靖五年六月御平台，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珤、贾咏入见，各作一诗相勖。赐宏诗云：“睠兹忠良副倚赖，舜皋仿佛康哉赓。朕缵大服履昌运，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辅德期匪懈，未让前贤专令名。”赐珤诗云：“黄阁古政府，辅导须才良。卿以廷荐人，性资特刚方。在木类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献替，忠实无他肠。”赐咏诗云：“卿本中州俊，简在登台衡。君臣际良难，所贵德业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怀忠贞。《卷阿》有遗响，终听凤凰鸣。”赐一清诗云：“迩年西陲扰，起卿督边方。宽朕西顾忧，威名满华羌。予承祖宗绪，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张皇纲。”
嘉靖时，都给事中周琅言：“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纽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米，有疾者给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今无论轻重，概为幽囚，动引岁时。主者苦为谳覆之烦，吏卒惮于防闲之久，奏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严为禁约，酷吏知警，而民命无枉。”世庙深然其言。令“今后中外理官务平心推鞫，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冤滥。在外责之监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纠察。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为民，即才守可观，不许推荐，务期用刑得中，以称朕钦恤之意。
嘉靖时，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法司，所以纠正官邪、清平狱讼也；设立东厂、锦衣卫，谓之诏狱，所以缉捕盗贼，诘访奸宄也。夫职业之废，谓之旷官；职掌之夺，谓之侵官。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之法司提问辩明，若有隐情曲法，听厂卫觉察上闻。凡盗贼奸宄，仍责之厂卫缉访捕获。然必审问明白，送法司拟罪上闻。庶于事体为当。”世庙深以为然。诏如议行。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自桂萼始。
正统间，以学士一人在内阁，专管诰敕。后久不设。弘治七年复设，至用尚书兼学士如石珤、侍郎兼学士如贾咏辈掌管。至嘉靖六年，侍郎温仁和得请归省，乃以张璁议，始革不补。
嘉靖时，世庙因大学士杨一清言：“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或作草场，或作皇庄，使民失其常产。”有旨：“八府军民征粮地土，多为奸人投献，势家朦胧请乞，逼取地租，虽有勘断，终不明白。民失常产，何以为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户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风裁者各一人，领敕往勘。不问皇亲势要，凡系滥请及额外占夺民业曾经奏诉者，查册勘还；各项草场亦有将军民地土混占者，一体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钦赐有籍可据则已，凡近年请乞及多余侵占者，皆还军民。各处势要亦有指军民世业为抛荒猎而有之，皆宜处置。事竣具上其籍，户部务综其实，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权势保私蔽公者，以状闻。”
嘉靖时，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乞将见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赡，依亲居住。其奄寺拆毁变卖，敕赐尊经护敕等项追夺。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世庙是其言，因谕献夫曰：“昨霍韬言，僧道盛者，玉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许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
嘉靖时，大学士张璁言：“景泰初，尚书于谦设立十二团营，最为紧要，日久渐废。至正德间，江彬用事引边兵入内操练，而团营之法益坏。今虏寇宣府，欲还京军征讨，十二万人选不满二三万，盖由强壮者役占权门，瘦羸者挂名影射。夫户部粮册十二万，不阙一人，而点选兵册仅仅若此。设有警变，何备之？乞敕权要，私占军丁者清出补伍，以充十二万原数，而量为精选，以备先锋，无事之日，如法操练。有事之日，即奉命启行，则营伍充实，京师有备矣。”世庙嘉纳之。
嘉靖时，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宁言：“《书》曰：‘词尚体要。’律曰：‘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不许虚饰烦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烦就简，故君上得以亲览无遗。及武宗之时，不亲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惟听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数纸，虽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读一过者，乃以上劳君父。为治之体，岂宜如是？乞申敕内外诸司，凡事当奏题者，务照弘治以前旧规，删去烦文，务从简要，不许全录往来文移。而部院议覆者，亦必撮其要语，使无赘词，又无失事，庶几少便省览。”世庙深然其言。令诸司章奏，不许烦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
嘉靖时，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时方有事郊坛，二臣请候廷谢毕，乃敢受命。世庙曰：“古者人君接大臣无时，上下乃交。翌日扈从齐宫，即可出谢，不必陛见。”
嘉靖七年，提督团营官查上十二营官军原额一十万七千有奇，今止五万四千四百有奇。马原额一十五万二百余匹，今止一万九干三百余匹，且其中病惫虺瘠者过半。营务废弛，莫甚此时。今承平日久，其废弛又不止此矣。
嘉靖时，大学士张璁言：“成化以前，诰敕之体。犹为近古，其于本身，不过百余字。祖父母父母并妻室，不过六七十字，言之无费词，当之者无愧色。近来藻情饰伪，张百成千。以万乘之尊，下誉匹夫匹妇之贱，殊非事体。”世庙是其言。令自今诰敕务崇简实，不许竞饰浮词，致亵制体。
嘉靖时，给事中陆粲核实坝上等牛马羊房见在头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岁应用料豆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数，减料一十四万二千余，草四百六万一千余。盖自有马房以来，糜费侵渔，不知有几。根盘势据，莫敢谁何。世庙报曰：“各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蠹国害民，长奸惠恶，莫此为甚。自今敢有复蹈前弊，科道官及缉事衙门即指实参奏，处以重罪。”
嘉靖时，詹事霍韬言：“旧例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招游民垦边地，艺菽粟，岁时屡丰，粟石值银二钱。时有计利者曰，输粟二斗五升支盐一引，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请更其法，课银四钱二分支盐一引。银二钱得粟一石，盐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盐，得八引之利。户部以为实利，遂变其法。凡商人引盐，悉输粟于户部。由是商贾耕稼，积粟无用，遂辍业而归。边地荒芜，米粟一石值银五两，皆盐法更弊之故也。今欲足边粮，其复输粟之旧制乎？”按韬此议最是。
嘉靖初，詹事霍韬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因备查得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此皆欺隐于小民者也。洪武初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至弘治四年仅九百一十万。洪武初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至弘治四年仅五千三百三十八万。国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晋府一王，岁支禄一万石。今增郡王将军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岁支禄米八十七万有奇，则加八十七倍矣，举山西而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职，洪武初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至八万一千余员，增四倍矣。锦衣卫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员，今一千七百余员，增八倍矣。户口日减，费用日增，可不思所以处之也？”
嘉靖时，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备荒之政。莫过于古之义仓。若立仓于州县，则穷乡就仓，旬日待毙。臣以为宜贮之里社，定为规式。一村之间，约二三百家为一会，每月一举，第上中下户，捐粟多寡，各贮于仓，而推有德者为社长，善处事能会计者副之。若遭凶岁，则计户而散，先中下者，后及上户，上户责之偿，中下者免之。凡给贷，悉听于民。第令登记册籍，以备有司稽考。则既无官府编审之烦，亦无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时，以工部尚书李𬭼营求得谥，不协公论，并赠官俱革。因诏：“大臣家子弟，有托为求文，公行贿赂营求赠谥荫官者，缉事衙门访实，奏闻处治。”
嘉靖时，世庙因灾荒敕谕都察院，内一段言：“朕近因民穷，屡有蠲贷之命，闻所在官司仍微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谕财则官民两不获，上拥虚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议处考究，其有欺隐及不遵的。从重治罪。”按此弊在今为尤甚。
嘉靖时，都给事中夏言奏：“国家旧制，给事中有缺，止于进士三十以上者选补。弘治间始以行人博士兼选；正德间始以推官知县兼选；正德末年始尽废进士考选之例。盖中大臣阴为沮止，辄以未经世故为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尝徒劳州县而经纶素具，又有致身台辅而功名反损于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设立言官，当取其风裁，不当取其德量；当取其戆直，不当取其疏通；当取其有廊庙珪璋之度，不当取其簿书米盐之能。司马光曰：“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臣以为当以光言为取人之则，用臣言求建官之体。若徒以老成谙练为言，是不过欲得脂韦妍阿、爱身固禄之流，利其不为己害而已。”
兵部尚书王琼尝言：“中国之于夷狄，顺利则抚之，然抚之过则纳侮；逆则拒之，然拒之甚则黩兵。天下事惟有是非两端，夫苟知其为是，而必可行，又计后来之成败，而不果于行，未有不误国殃民者也。”
云南羁縻之地，洪武、永乐间，原无镇守太监，后来始设，大为地方骚扰。嘉靖九年，以云南巡按毛凤韶言裁革。
嘉靖时，御史胡效才以父琏任都御史，奏当回避。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回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阴厚私弊。效才准于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以后俱照此例行。”
常朝后，阁臣由东陛上，侍立御座东；锦衣卫官由西陛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轮一人捧敕，在阁臣后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时，朝官失朝者三百人。世庙下法司议，法司请量加罚治。世庙怒其曲护，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问。
文华殿东室，旧设佛像。世庙恶其不经，撤去之。乃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九龛南向，周公、孔子二龛东西向。自为祭文，行安神礼。
世庙御文花殿西室，谕大学士张璁：“卿可示萼、銮、时、缙、鼎臣、诰、孔晖、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讲解之，尤要交修之、实启沃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越数日，诸臣乃各撰次讲章以进。
嘉靖初，停止纳银入监事例，而苏州犹起送生员方世儒等至部，户部以为言。得旨：“纳粟系一时权宜，本非正途。矧今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银告纳，是导之贪也，剥民害国，将靡有止极，殊乖政典，久已停寝，何得违例起送？世儒等俱遣归，给还原纳银两。诸承行官吏，悉令巡抚官逮问。”
参议顾璘养亲致仕矣，后起家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养亲。数岁复起浙江左布政，未之任；复推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复乞养亲。世宗曰：“顾璘原系致仕养亲官，吏部如何连升为参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升布政，未几又推巡抚，乃复以亲老为请，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职衔致仕。内外大小官员，凡有托故养亲养病在家安坐超升不复供职者，皆冒滥君恩，全无臣子之义。并革去新衔闲住，不许起用。”
嘉靖十年，大内东偏火，延烧东西，十四连房俱尽。世宗谕大学士张璁曰：“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栋，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固知圣祖虑深。今所毁者，不须依旧式。未毁者量为规画，务使道涂疏豁，堂舍整简，勿令相近。门俱如南京制，斯免惊扰耳。”
世庙尝语张孚敬曰：“君臣之际，固不可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且汉文之召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诸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
嘉靖时，吏部言：国初设国子监官，专取问学优长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观法，以为成材之地。迩来进士外选者，辄求改监职，苟历年资，遂得内补。以贤关为捷径，非祖宗立法养士之意。且今进士之科皆若此辈，则民社之责属之何人？自今宜著为例，有补外而求改监职者，非才力不及，则学术不正，不得擅改京职，以长奔兢。世庙深然其言。命如议禁革，著为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世宗谕阁臣礼官曰：“今日欲与卿等一见，但蒙天赐时玉耳。”礼部尚书夏言因言：“以‘时玉’语雪，实前所未道，足为文训。”因作《天赐时玉赋》以献。
嘉靖十四年秋，世宗谕礼部尚书夏言：“朕宫左右小殿，东贮冕弁，西藏书史，欲悬以额，卿可拟名宋闻。”言拟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进。世宗览而悦之，曰：“卿所拟取端冕凝旒，懋学勤政，意义甚善。”遂遣中使赐言白金彩币。
禁内旧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撒其殿，建皇太后宫。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基址。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痊之中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秽，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乃燔之于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凡万三千余斤。
祭启圣祠，旧皆国子监堂上官礼。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吕楠、司业童承叙俱有期服，乃以学士张璧代之。
内阁规制旧甚狭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与大学士李时等议，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内，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容各官书办。而阁制益备矣。
嘉靖时，御史游居敬请禁约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所著书，并毁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勿远出从游，致妨本业。世宗曰：“若水留用，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巡按御史参奏。比年阳倡道学阴怀邪术之人，仍严加禁约，不许循袭，致坏士风。”
嘉靖十七年，命皇亲指挥以下千百户等官俱得陪祀郊庙，不在武官四品例，著为令。
嘉靖时，定远县生员黄淮献《大明中兴颂》。有旨：令厂卫五城禁各处游民及罢黜生员潜居京师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诏书内一款：“士大夫学术不正，邪伪乱真，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趋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明，关系治理，要非细故。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比年各处试录文字，往往诡诞支离，背戾经旨。此必有一等奸伪之徒，假道学之名，鼓其邪说，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礼部便行与各该提学官及学校师生，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时，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难进易退，宁自守以俟时，无宁毁道以求进，故足以康济世务，风励时俗也。今士风与此殊异，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幸之念。谄谀贿赂，无所不为。遇一官缺，必有数人竞争。于是京师有讲抢攘之谣，而廉耻扫地矣。夫恬静，君子也；奔竞，小人也。奔竞进，则恬静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无君子矣。其为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时，御史闻人诠言：“今时文体诡异己极。乞申饬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责督学宪臣，次责场屋考校等官。”世宗报曰：“自后遇乡试，礼部必详阅试录与各生公居。有仍前离经叛道诡辞邪说者，则治监临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为民。”
嘉靖时，建安王宸㴋遣校尉张益赍奏至京，授之秘札，嘱以夤缘关通之谋，益藏奏牍中，遂误彻。御览，诏下法司逮问。于是礼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烦渎，多由奸徒拨置，营差入奏，厚赍金帛，潜住京师，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谋画万端，期于必得。往往借口关节，侵牟无算，欺蔽宗室，污辱朝士，请严为禁例。”世宗乃诏诸王，以后务自点检。戒谕宗室，敬遵祖训，一切事宜，必与令甲相合，方许遣奏。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渎者，所司即劾奏之。具奏使事竣不还，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贷。
嘉靖二十四年诏：“有司官贤否，止据抚按举劾，政体归一。今后总督清军巡关等官，止于专职，所属论列，不许一概混及。”
嘉靖时，都给事中叶镗言：“今之谈边事者，无出修边召募两端，然自有虏患以来，当事诸臣建议修边，耗费帑藏无算，而虏入不能捍御，虏退不能邀扼，边墙果足恃乎？沿边卫所，军有定额，皆计口给粮。军亡而额存，可以勾补；额虚而粮存，可以召补。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数，尤为失策。请自今稍节修边冗费，为养军赏军之资；罢摆边军士，为哨探守堡之用。仍备查各边军原额之数，汰去老弱，简精壮者更代。则召募可无行，而边备自实矣。”
嘉靖时，给事中杨允绳言：“古者立郡县之等，明铨序之品，所以人与地相适。今宜剂量政务烦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列三等为铨除。中有请托规避者，痛加裁抑。至于履任后，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于铨拟所不及者，令抚按官奏报改调，则人才各适于用，铨拟渐趋于平矣，按选法莫善于此疏，莫不善于今之掣签。”
嘉靖时，户部尚书潘潢因镇巡官以召募新军疏请加饷，言：“国初，各边钱粮，取办民屯二种，马料取之采青牧放，岁有常供，未尝告乏。迩者民粮逋负，屯种废弛，而动请内帑。虚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运钱粮，各卫所屯田子粒，别其积欠，严限催征。是后会计岁用，先尽民屯二粮，开中盐引及各税课等项，通融计算，裒多益寡。或有非常蠲减，方许奏发帑银。庶边臣奏讨之烦，非所虑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国初，京营劲兵，不减七八十万，而元戎宿将，常不乏人。嗣是三大营变而为十二团营，又变为两官厅，虽浸不初若，然原额军尚足三十万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备废弛，在营操练不过五六万人而已。户部支粮则有，兵部调遣则无。比者丑虏深入，守城出战，动称无军。其见在者，率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取给一旦。臣以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训练之不精，其罪不在军士，而在将领。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纨绔，不闲军旅。平时则役占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书王琼、毛伯温、刘天和辈尝有意整饬之矣，将领恶其害己，率从中阻挠；军士久习骄惰，辄倡流言。清理未半，复从中止。雕敝至极，我皇上亲见其害矣。宜差风力科道，通查十二营人马数目，取户部粮册参考，见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设法勾补，占役者悉征著伍，然后人给衣甲器械，加意练习。勿为群议浮言所摇，庶几营务可饬矣。”世宗以其疏陈积弊皆是，于是革去十二营两官厅名目，止用京营总兵官一员，以仇鸾为之，赞理军务文臣一员，以复祖制，以一事权。仍令兵部会官定议，兵部会议言：“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其始止合大小教场以训练五军将士而已。永乐初，立五军营，操练官军，专备征伐戍守之用，三千营司宝纛令旗，神机营司神枪火器，谓之三大营。五军、神机二营，俱有中军左右掖哨，五军营、三千营具有五司。至于千二围子手、幼官、殚忠等，又俱有营，附于五军营中，而各有司焉。时营无不知兵之将，将无不练之卒，然且有御前试验及按月开报之条，以赏罚惩劝之。所以兵休而不骄，兵用而不困。正统末，尚书于谦见五军营军士精壮老弱参处，就中挑选十二万，团操为十二营，立为奋武等名，以别其号。总以提督，以重其权。十二营内，莫不各有三大营。至于老弱，存留大营，遂为次拨，亦应变济时之权也。至正德，而东西官厅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营中挑选精锐，另设总兵参将统领，各边奏请，待报启行。是十二团营又为老家，而两官厅又为团营地。至于今日，则两官厅之兵，又未必精。营日分而愈弱，军日选而愈弊。官多则占役者重，而军士疲于奔走。营分则稽查为难，而军士易于隐蔽。因条为兴革六事。”世宗命如议，遂革提督监枪内臣。既而仇鸾复请以四武营归五军营，中军四勇营归左右哨，四威营归左右掖。中军左右哨掖各设坐营官一员为正兵，参将二员为奇兵，正兵以备守城，有警则以奇兵出征。从之。
嘉靖时，兵部尚书聂豹言：“唐臣陆贽谓：中国与夷狄各有所长，不可勉于所短而敌其长，宜用所长以乘其短。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力，练卒以蓄威。寇小至则遏其冲，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施，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此万全之术也。”
嘉靖时，延绥巡抚王输言：“陕西四镇边储，自嘉靖十年查核，今经二十余年，士马日耗，粮饷日增。如延绥镇，旧设军六万六千余名，今止五万余名；马二万九千余匹，今止一万三千余匹。岁用五十六万有奇，计浮费不下一十四万。宁夏镇，旧设军四万四千余名，今止二万八千余名，马二万四千余匹，今止一万二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计浮费不下十万。甘肃镇，旧设军四万五千余名，今止三万五千余名；马二万七干匹，今止一万八千余匹。岁用四十一万有奇。固原镇，旧设军七万九千余名，今止一万一千余名；马三万五千余匹，今止八千余匹岁用三十四万有奇，计浮费各不下一十六万。求其增费之源，与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胧滥支，此破冒积习之弊，逋负侵没，因缘为奸，此征解积之习之弊。报警则以小为大，出师则以少为多，地里远近，日期后先，或可缓先发，或应掣故留，此征调积习之弊。使车宾旅，实繁有徒，供给馈遗，冒支储胥，此支放积习之弊。夫额外之费既已日增，法外之奸从而日蠹即竭内地之财以供边，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时，御史屠仲律言：“诸将御寇，不善用兵之弊：先发后行，克期始动，前军未起，先声已闻，弊一；谋不预成，计不先定，冥行突进，动陷伏中，弊二；守不据险，屯不列要，奔急救难，贼逸我劳，弊三；兵不专一，主客杂聚，猝遇狡贼，易衣变饰，突然前来，不能别识，弊四；兵无素统，将不预设，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乌合之人，率以未经识面之将，弊五；法令姑息，纪律不肃，进有必死之恐，退无伏顿之虑，畏敌而不畏将，弊六；地形不习，险易不识，趋利不及，避难不早，弊七；粮糗不储，料理不周，远兵劳役，抚恤未至，枵腹待爨；穷愁思归，弊八；士不精选，勇怯无辨，前击后解，谨然而散，虽悍夫勇士，以无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胆丧，弊九。九弊不除，虽贲、育执戈，莫能济矣。”
嘉靖时，给事中游震得疏陈营务，部覆言其不便。得旨：“营兵宜如旧。以后诸臣建白窒碍难行者，部臣毋得依违题覆既行辄易。”
嘉靖丙辰，遣官册封，修撰陈谨，给事中徐应、郭立彦俱后至。诏下镇抚司逮问，谨谪为惠州府推官，应、立彦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编修吕旻，给事中汤日新、纪公巡代之。
嘉靖时会荐边才，御史罗廷唯言：“臣观朝廷近日以边材为急，而诸臣所举有不尽然者。所举大臣，不曰胸藏万兵，则曰筹决千里。所举武臣，不曰身经百战，则曰雄当万夫。是十刘基、百徐达并生于一时，其去言官初议，失之远矣。甚或钻刺方行，而此举适有以投其机；罪过已深，而此举反有以籍其口；迁延日久，而此举复有以招其来。是因明诏，以开幸门，有志之士，差与为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尝谓，才如司马迁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败，而迁受腐刑；忠如诸葛亮举马谡，知兵矣，街亭一败，而亮落相职。古人慎重兵事，立法如此其严，故事鲜败绩。今被荐者不自洁其人之短长，荐人者不复任其事之成败，则人孰不怀侥幸之心乎？若谓人才难得，姑且试焉。则兵者危事，以庸才试危事，所伤益多，此臣所以重为国家惜也。”世宗嘉纳其言，切责诸臣举荐泛滥、吏部题覆依违之罪，所举竟不果用。
祖宗时，只有调士兵赴各省杀贼之例，未有调边兵入内地者。正德间，流贼猖獗，始调许泰、郁永等领边兵杀贼。继而江彬统宣大兵扈武宗南巡，识者忧之。随有大同叛卒之变，康戌后，仇鸾奏遣四御史分往各边选兵入卫，每岁兵十八枝，鸾自领，防护京陵，犹未守蓟镇也。至何栋任总督，奏蓟镇兵马未完，暂借二枝防守，待蓟兵练完撒还。至王忬，却将边兵尽调赴蓟镇，分布摆守各墙，又将辽东全镇兵马尽调入关。以致贼乘虚入边，抢杀一空，调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诏：“蓟镇练兵，分区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练。每遇防秋，不过多调边兵，此岂远谋？令兵部详议。”议上，复诏：“蓟镇不遵旨练兵，而恃调兵。幸虏不至，辄相玩怠。今诸兵颖年远戍，人情不堪，粮饷多縻，岁复一岁，何时而已？该镇原分各区人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与巡关御史备阅兵数多寡，操练与否限一月还奏。”
嘉靖时，光禄岁用银计三十六万。世宗以为多，疑有干没。乃谕内阁：“今无论祖宗时两宫大分，尽省九嫔仅十余，宫中罢宴设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无堪御者，十坛供品，不当一次茶饭。朕不省此三十余万，安所用也？”阁臣对：“祖宗时，光禄寺除米豆果品外，征解本色岁额定二十四万，彼时该寺岁用不过十二三万，节年积有余剩，后加添至四十万。近年稍减，乃用三十六万。其花费，情弊可知。而冒费之弊有四：一、传取钱粮，原无印记，止凭手票取讨，莫敢问其真伪。一、内外各衙门开支酒饭，或一人而支数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饭尚支者。一、门禁不严，下人侵盗无算。一、每岁增买磁器数多。臣查得《会典》内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员照刷具奏，内府尚膳监刊刻花拦印票，遇有上用诸物，某日于光禄寺取物若干，用印钤盖，照数支领进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记，岁终会计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罢。若查复旧规，则诸弊可革矣。”乃切责该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该寺支费进览。
嘉靖三十八年，给事中龚清言：“太仓之财，岁以千万计，中间请乞频仍，给予泛滥。乞敕提督侍郎，月具银库内外出入之数，务在简易明白，一览可见嬴缩。各司自当畏惧撙节，而所省不赀矣。”诏可。太仓银库之月报出纳，自此始。
九边旧无客兵，止有主兵。岁派民运屯盐，足以自给。后因民运多逋，屯盐渐弛，又客兵调遣不常，遂致奏讨数多，中间糜耗特甚。世宗一日谕户部曰：“朕见诸边疏请内帑，想初因急需，后遂援为口实，岂无侵冒自私之弊？今后必慎度以给。”圣心之明见如此。
嘉靖时，蓟辽总督许论奏：“密云、昌平二镇年例饷金，俱防春用尽。防秋仍用三十二万有奇。”于是户科都给事中郑茂言：“各边钱粮虚糜之甚，奏讨之多，莫有过于蓟镇者。臣查嘉靖三十六年边饷，密云止八九万，今三十四万有奇；昌平镇止三五万，今十四万有奇。何前后悬绝如是？夫春防小警，为费若此，防秋何以加之？诸边效尤，又何以应之？论在镇三年，一卒未练，而粮饷独倍往昔，岂无侵冒之弊？宜敕大臣风宪官赴边计议，较数岁之中，酌为定规。庶边臣不敢妄求，司计得有所执。”世宗是其言。令论回籍听勘。
总理宣大粮饷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蓟镇客兵粮饷不敷之数，言：“蓟镇主客钱粮，自二十九年而京运始发，至三十九年而额数愈增。如蓟州主兵年例不过六七万，今则十四五万矣；客兵不过十数万，今则三十万矣。密云主兵年例不过一二万，今则七八万矣；客兵不过八九万，今则二十二三万矣。盖缘往时蓟镇主止四五路，今则增为十区，而副参游守增添数倍矣。往时未有客兵，俱主兵调遣，今则山、陕、辽、保分番征调矣。往者在边止于防秋，今则戍守无虚月无虚岁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时，廷臣议上理财事，内一款言：“国初，岁派边储足供岁用，原无请发帑银之例。后缘边疆多警，或广召募，或增营堡，额派钱粮支费不敷，不得不仰给于京储。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边岁发仅及五十九万，今且增至二百三十余万。盖近来各边或无故调遣，或假名按伏，因而干没。其费不赀，司计者将何以应之？宜行各督抚官，亲诣各城，从实拣选，汰其老弱虚冒，以还先年主兵原额。诸所新设营垒，查非要害，尽当随宜省并。”世宗报曰：“近年边饷，侵冒多端。各督抚官正己率属，厘革积弊，违者听部臣并该科参治。”
旧例，鸟思藏请封，皆遣番僧为正副使，而以通事监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远丹班麻等封阐化等王，比至中途，肆为骚扰，不受通事约束。礼部因请：“自后诸藏请封，即以诰敕付来人赍还，罢番僧勿遣。”封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问阁臣曰：“今取户、兵、工三部银四万两，犒蓟镇春防官军一次，可乎？”阁臣对曰：“春防既赏，秋防将引为例。赏则不以为恩，不赏则适以生怨。不若足其粮饷，而银赏则以待有功。”世宗深然之，曰：“赏罚非细事，正因无知生怨，难耳！今惟足实粮草，依时给与，乃可以行。”
先年，夷人入贡，无遣官伴递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驿递殴伤贡夷，始议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后伴送序班，往往导诱诸夷，百般需索，因而干没，恣为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贵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物特甚，为驿丞杨所奏。乃诏：“自后三卫海西诸夷入贡，蓟辽抚选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听差指挥千百户一员代之。”
旧制，在京各衙门食盐，岁遣拔办吏一人下场收买。吏倚官势往往倍收为奸利，沿途私贩，莫敢诘捕。巡盐御史乃请令运司食盐较定斤两，筑包于司，俟支盐人役至，数包予之，自外不许别有夹带。诸役亦不许自行下场，违者论如律。各役既无所获利，而一应纳钞僦挽之费，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弃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验封郎中陆光祖言于尚书严讷，疏请革之。自后百司遂停食盐，唯户部十三道岁支如故。
嘉靖间，刑科右给事中张岳条陈时政，内一款言：“今讲学家以富贵功名为鼓舞人心之术，而闻风争附者，则先富贵功名横于胸中，铨衡一缺，则翘首而垂涎馆局一开，则热中而濡足。司钱谷则慕秩署之清华，典刑名则思兵曹之喧赫，居台谏则美卿贰之崇高，以为不通其说，不究其术，则无以满蒲其欲而济其私。于是剽窃浮词，谈虚论寂，相饰以智，相轨以势，相尚艺能，相邀以声誉，初学之士，靡然从之。一入蒲团，皆宛然有圣人面貌，且洋洋独喜自负曰：“吾为会中人物矣。”臣不暇论其立心制行何如，试即与会之时，言语色笑，变态多端。或看喜怒于上官，定进止之秘诀；或腾毁誉于多口，发爱憎之神机；或间为坚白异同之谈，各质己私，哓哓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辩者，参言其间，众皆唯唯，而莫敢发。岂天爵之论，以人爵而后定乎？今群工百执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贽于师弟，又非结契于朋侪，岂宜郡萃州处，什伍成群，以惑众听？善乎宋儒之言曰：“愿士大夫有此工夫，不愿士大夫有此门户。臣以为欲塞其门拒其户，在国家于用舍之间慎之而已。”
嘉靖时，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言：“人臣祗慎，而后朝廷之体尊。迩来题奏章疏，竞为缛艳，不惟九重清览，难于偏详，而事体处分，反以文晦。甚者以丑亵鄙秽之语，载之牍中，尤非对君之体。乞敕礼部转行内外百司，自后一应章奏，须言简事核，务持大体，不许仍前琐屑浮冗。如违，听该科参治。”世宗深然之，乃诏：“以后章奏，俱务简明质实，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闻。”
嘉靖四十五年秋，诏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仍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在有司递回原籍当差。
●卷十八
嘉靖初年，御用监供用库岁泊派黄蜡止八万五千斤，白蜡四千斤，末年黄蜡增至二十余万斤，白蜡不下十万斤。此外复有召买，有折色，视正额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旧无征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广东采办，及顺天召商收买，岁办数十万斤。隆庆初，以户部言其扰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诸采办一切停止。
隆庆初，内官监太监李芳言：“本监官属，内自佥书而下，外自左右监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给，其跟办皂隶冠帽习仪等项银两，系近年增派，宜悉裁减。”得旨：“允行，著为例。”
隆庆初，礼部尚书高仪等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间。上常导下之言也，则曰：‘予违汝弼。’又恐其不尽言也，则曰‘汝无面从’，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致盛治。我朝列圣，每接见辅弼延访大臣，或同游咏和，或燕对无时。太平之业，端肇于此。皇上御门朝群臣，已复祖宗之旧。但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诸司奏牍中外事机，岂能一一尽白于圣衷耶？伏望皇上每日罢朝，即御文华殿，除内阁辅臣日侍讲读自宜随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时召见。即将览过题奏，干系大赏罚，大黜陟，大典礼，大刑狱，大军机，大会计，与凡一切大政令，当斟酌详议者，特降清问，许部院官陈述始末。内阁辅臣即拟可否，皇上加以睿断，亲赐裁答。傥有疑难，虽再三商确，然后答旨，亦无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如诸臣。陈述未详议拟未当者，许公同评正。”
隆庆初，户部尚书葛守礼言：“因田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今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故民皆弃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土地硗瘠，岁入甚寡，正赋尚不能给，矧复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赀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至衤发衤胼胝终岁勤动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使小民不离南亩，则流移渐复，农事可兴。”
隆庆初，户部请以钱粮文册定式颁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运京边钱粮完，欠起解追征数目及贫民不能完纳者，备记册中，自州县以达府，自府达布政司，于来岁入观之日，送户部稽考。如有隐漏那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参治。
隆庆初，诏罢宝坻县等处采取鱼鲜，自今荐新上供，俱令光禄寺备办，毋得奏遣内臣。著为令。
隆庆初，山东布政司参议乔应元，石州人。以州城陷，忧布成疾。因外官无归省例，流乞致仕，辞甚哀切。穆宗怜之，特予给假，不为例。
隆庆初，蓟镇巡抚刘应节言边防五蠹，内言“行边之使，相望于道，所役者边军，所乘者战马，所食者军饷，既不能有益，又从而削之，此迎送之难。武弁类多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绳之太过，其势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荐达，虽厮养陪台，皆过为款遇，其所供亿，皆出军士，此科敛之难。”此二者深切边弊。
隆庆二年春，穆宗至天寿山，论辅臣曰：“联躬诣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兹蓟州总督来朝，言近日虏情如何。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厘。理者但逞词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卿等其即以朕意传谕宣、蓟二镇诸臣，令彼知儆。”
隆庆初，诏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以户部银六万买金一万两进用。尚书马森等言：“皇上初知太仓之积不足以供边饷，故出内库银买金，甚盛心也。第黄金产自云南，所出有限，岁额不过二千，尚多逋者。至于商人，尤难责办。先帝时曾买金二千，日积月累，仅能足数，不能足色，寻诏停止，以此金贮之太仓。今欲于数日之内，即满一万之数，臣等知其不能。请先进见贮太仓者，督云南亟进年例。又祖宗时御札，皆司礼监传之阁臣，转示各部院，无司礼监径传者。更望率由旧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银两不必发，取见在金进用。”
隆庆二年夏，有诏：“贪酷为民者，无论考察问革，皆不准封赠；其以他事为民者，非遇大庆覃恩，亦不许。”
种马养在民间，一儿四骒。此祖宗定制，不可轻易。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今备用马已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且言种马之害，变买种马之利。于是，御史谢廷杰言：“当修法以除弊，不当因弊而废法。”兵部亦主其议。议上，不久。竟如金言，每马变买价银十两，征收草料银二两，解太仆寺。今太仆寺马价用尽，而种马亦废国初旧制，皆金之罪也。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请于蓟昌十路练兵三万人，列为三大营。以遵化、永平游兵二枝，合巡抚标兵一枝，为遵化一营。巡抚都御史刘应节提督之；以建昌游兵一枝，合镇守标兵二枝，为三屯一营。镇守总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营，合总督标兵二枝，为密云一营，练兵总兵都督戚继光提督之。各以兵备监督。其遵化、三屯二营，仍听继光往来总理，而悉受制于总督，不得矛盾同异。当春秋两防之时，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区有警，则遵化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蓟州一区有警，则三屯一营御之，遵化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密云一区有警，则密云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遵化出一哨应之。兵皆据墙为战，以拒虏不入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虏溃入，则合三营之兵，并力奋击，务收全捷。
隆庆时，御史马明谟请复屯盐之旧，言：“祖宗时，边备振举，虏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财募人开垦塞下，输纳盐粮。故当时公私饶裕，不籍内帑而给。今诸边苦虏塞下无可耕之田，乃议发帑，国计所关。以天下供京师其势顺，以内帑供四方其势逆。乞敕重臣分理屯盐之利，使地利尽而商买通，则边饷有裨，国储可裕矣。”
隆庆时，大学士张居正言：“顷年以来，议论太多。如督府等官，初莅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临政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烦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切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二，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至当。及计虑已深，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沮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须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各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勉修职业，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盐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干纲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杀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母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庶纪纲振而下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违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便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缓急，道之远近，严立限期，辄令奏报。该部置立号薄，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违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大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编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然。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而进？百官有司之职何由而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笑之微，敝裤之贱，亦勿轻予。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于毁誉，毋杂于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替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政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补。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为小转之法，互迁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
隆庆时，户部覆南京户部尚书刘体干条陈四事，皆琐屑无甚关系。得旨：“今后各衙门琐屑诸务，可径行者，不必一一渎奏。”
隆庆时，户部覆给事中刘继文便商事宜，内一段言：“诸司书办诸役，需索无厌，宜令部臣科道查数厘革。其商人纳粮领银，自本部及监收两道之外，凡各衙门点卯挂号，一切停止。”从之。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陈言，内一款言：“今民贫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数。夫良民奉法，而供赋以为常；敝民梗化，而逋赋亦以为常。在上者概议蠲免，是朝廷旷荡之恩，不足以劝善，而反以惠奸也。请自今地方非有重灾，不得议免。其悖顽多逋者，有司严法绳之，不得宽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