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议论，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张文潜云： 《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妇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 七月在野 至 入我床下 ，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 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姓氏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字，九月在户，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郑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岂其余不能过此乎？以是论《诗》，隘矣。
前辈的议论，有出于轻率不加思考而道理不通的。张文潜说：“《诗》三百篇，虽说是妇人、年轻女子、普通工匠、奴隶所作，要而言之非精通文学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在七月以下，都不说破，直到十月才说蟋蟀，若非精通文学创作能写出这样的诗吗？”我认为三百篇固然有所谓年轻女子、妇人、普通工匠、奴隶所作，但如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姓氏清清楚楚出现在《毛诗》序里，能一概而论吗？况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是说农民外出或居家的时间而已，到郑康成时才并入下句，说都是就蟋蟀而言，已然是错了，如今特别称赞这五句是精通文学之道的，难道其他就没有超过这五句的吗？这样来评论《诗经》，未免偏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