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母世传孔氏三世出妻，此盖误会《檀弓》“孔氏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之说。
按其文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则后人谓孔子、子思出妻之证也。
按《左传》：“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为言生也，谓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盖嫡母在堂，不得为三年丧耳。其曰“为也妻是为白也母”
者，正其妾之谓也。必白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终丧故也。考之年谱，孔子六十六岁，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岁，有伯鱼母死期年犹哭，子曰“谁与”之问。
六十八岁，孔于归鲁。又考之古礼，父在为母服期，合诸夫子六十六岁而亓官夫人卒，六十七岁正伯鱼期年丧毕之时，而伯鱼犹哭者，盖贤者过之也。夫子之言，殆谓父在而哭母之礼不可过，非谓母出而为子之服又当降也。乃迂执者拘于期字之义，谓出母无礻覃，期可无哭，必以实孔子出妻之说。如谓孔子所出者即亓官夫人，则后人何不记夫人之出，而反记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谓伯鱼之期而犹哭者又一夫人，则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鱼为生母之丧矣。然则子上之不丧出母，生母也，非见出于父之母也，更无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鱼为出母之丧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并无出妻字。后人因出母字而溯从前一代为出妻，亦弗思之甚。
谓伯鱼出妻者，盖亦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又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即以此说论之，既曰庶氏之母，则固明指为庶母矣，何曲为之解者反曰伯鱼卒，而其妻嫁于卫之庶氏也？子思又尝居于卫，则母之从子于卫，亦寻常事，而何言乎嫁于卫也？礼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庙，鲁隐考仲子之宫，为《春秋》所讥。则妾之不可祭于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于他室而不于庙，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丧于生母之谓也。然则夫子为政三月，而鲁国大治，商贾信于市，男女别于涂，岂室家之内，朝夕薰陶，及于积世，独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执妇道耶？学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说始于周栎园，南汇张友白亦极论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苟《说文》部首有[1234]字，居力切，读曰“急”，“恭敬”之“敬”字从此。
许祭酒曰：“[1234]，自急敕也，从羊省，从[1234]者，犹慎言也，与义、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说文注》谓此字不见经典，惟《尔雅。释诂》：“{宀}、骏、肃、亟、遄，速也。”《释文》“亟”字又作“苟”，同。观此，则与[1234]字绝然相反。若言“苟”，“苟，草也，从草句声，古厚切。”“苟且”之“苟”
字从此。案《燕礼》：“宾为苟敬。”郑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礼》：“宾为苟敬。”郑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诗》：“无曰苟矣。”郑亦迁就，并解为“苟且”之“苟”，误矣。余以为《论。语》“苟志于仁矣”，《大学》“苟日新”，朱子《章句》并解为“苟，诚也”，亦误。
◎仁《论语。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上文“其为人也孝弟”
之“人”，非“仁义”之“仁”也。案篆文“人”作[1234]，或变作[1234]，隶书亦作[1234]，汉《礼器碑》“士人”作“士仁”。则“人”、“仁”二字，古盖通用，犹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义”字解，便投入荆棘，其义反晦。近刻《十三经校勘记》，《论语》古训，俱未言及。
◎三归《论语。八佾篇》：“管氏有三归。”《集说》据《说苑》云：“三归，台名。”考《韩非。外储说》：“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国策》：“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史记。礼书》：“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包咸注：“三归，娶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
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归，不能谏六嬖之惑。”合观诸说，则非台明矣。刘向因《国策》宋君筑台，齐桓女闾赖子罕扌失民，管仲三归以掩君过，遂以三归系于筑台之下，误为台名，紫阳袭其误耳。
◎亳顾亭林《日知录》论《说文》云：“毫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
案《史记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索隐》：“秦宁公与亳王战毫，王奔，遂灭汤社。皇甫谧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此亳在陕西长安县南，若殷汤所封，是河南偃师之薄。《书传》及本书原作”薄“，如《逸周书。殷祝解》云：”汤放桀而归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数篇》云：”汤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荀子。议兵篇》云：”古者汤以薄。“《吕览具备篇》云：”汤尝约于韦阝薄矣。“高诱注：”’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汤居亳“，盖借音字。则《说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尝误也。桐城孙岌之教授尝著《摧经斋札记》，考之甚详。
◎周《尔雅。释鸟》周注：“子鸟出蜀中。”下云：“燕燕，。”案“”
字音规，周即子规也。《说文》误其句读，解“”字曰周燕，陆德明《经典释文》亦承许氏之误。
◎寡公《左传》：“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丧耦亦可称寡。俗语有寡公寡妇之说，非无本也。
◎词《晋语》：“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对曰：“有秦客词于朝。’”注：“，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闻于朝也。”案隐语如《左传》“庚癸鞠”，及邹衍、淳于髡、东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词。东坡诗云：“巧语屡曾遭薏苡，度词聊复托芎。”或作庾词者误。
◎元堂《吕览》：“天子居青阳。”高诱注：“东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元堂。”今吴语呼“客堂”曰“员堂”，殊无意义，恐是“元”之误。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并为傍《史记。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琊”，“遂并海，至平原津”，“并海南，至会稽。”《封禅书》：“并海上，北至碣石。”《大宛传》：“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汉。郊祀志》：“遂登会稽，并海上”，“东巡碣石，并海”，“皆在齐北，并渤海”。《沟洫志》：“并北山，东至洛。”《薛宣传》：“酷吏并缘为奸。”以上“并”字，《索隐》、师古注皆步浪反，读曰“傍”，今吴语所云“靠并”、“依并”是也。
◎草书昔人谓草书在篆隶之前。赵壹曰：“草书起秦之末。”卫恒曰：“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作草书，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谓章草之始。”余以为皆非也。草书之名，实起于草稿。《史记。
屈原传》：“屈原属草稿未定。”是古篆隶皆有草稿书，非今之草书也。熟观二王草书，字字从真行而生，岂草书反在篆隶之前乎？虽《淳化阁帖》有汉章帝草书，实是王著妄作，不可遂为典据。
◎老先生老先生之称，始见于《史记。贾谊传》。明时称翰林曰老先生，虽年少总称老先生。国初称相国曰老先生，两司称抚台亦曰老先生。近时并不以称老先生为尊，而以为贱，何也？
◎名士《汉书》：“闻张耳、陈余两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见《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记。律书》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谓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词章之谓也，今人往往误用。
◎古今人表班孟坚列《古今人表》于《汉书》中，颜师古以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于是后人有议之，有驳之，讫无定论。余独谓不然，盖上古之世，圣帝明王接踵而生，故圣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则渐生中下之人。至战国时，则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后，无有一人列于上上者。班氏意盖本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二语，是借古人以鉴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汉一代之人尽列表中，试问将高祖以下诸帝，置于圣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坚是汉人，能雌黄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归乎显善彰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后人读书，每每误会前人意见如此。暇时拟著两汉人表以补班、范两家之书，亦一快事。
◎亲家今人呼姻亲为亲家，始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亲家公”三字，则见于《隋书》李穆弟李浑传，皆作平声读。今吴人呼亲家为{宀亲}家，又作去声读。
《左传》：“师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亲。‘“是亲家之亲，本读去声也。
案《说文》：“{宀亲}，至也，初仅切。”秦刻石文：“{宀亲}巡远方”，“{宀亲}巡天下”，犹言亲之至也。唐卢纶《王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宀亲}家。”可见呼亲家为{宀亲}家者，其来久矣。
◎大长公主先六世祖会稽郡王讳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贤穆大长公主，事见《宋史。外戚传》。心窃疑之，以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长”二字。案《汉书》，天子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姑称大长公主，至高宗朝，盖贤穆已长三四辈矣。
◎关侯世家关侯神庙始于唐贞元十八年，为玉泉伽蓝，有董亻廷为记。宋、元、明以来，皆有封号。至本朝，显灵尤盛，尊为武庙，祀以太牢，与孔子并重，今且尊之为帝矣。余尝晤江都校官郑君名环者，为作《关侯世家》，以《三国志》本传为主，而注之以历代祀典杂说，直至本朝加封徽号及恩锡、致祭、典礼为一卷，颇为详备。惟称周将军为实有其人，见本传中，不知何据。
◎打ㄣ本朝礼制，幼辈见长者，下属见上司，仆人见主人，以一足略屈，欲作拜势，谓之打ㄣ。此上古已有之。《史记。滑稽传》：“┮鞠跽。”徐广曰：“跽与跽同，谓小跪也。”《说文》曰：“ㄣ，蹴也。一曰卑也，桊也，庄缘切。”又《后汉书》：“高句丽在辽之东，跪拜曳一足。”即郑注《周礼》“奇拜”之义，为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楼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而汉武亦蹈前辙，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聪明绝世之人，胡乃为此捕风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确。
高邮州西门外尝有湖市，见者甚多。按高邮湖本宋承州城陷而为湖者，即如泗州旧城亦为洪泽湖矣，近湖人亦见有城郭楼台人马往来之状。因悟蓬莱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楼台城郭乎？则所现者，盖其精气云。
◎请雨请雨祈晴之说，自古有之。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载者。如董江都之闭阳门则雨，欲止则反是之谓也。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请雨祈晴，则全仗观音力，尤为可笑。究竟观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云台宫保巡抚浙江，适逢大旱，未往天竺进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啧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于此。
◎水车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车，其来已久。又名曰桔槔。《庄子。天运篇》：“桔槔者，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故水车为桔槔也。《太平御览》引《魏略》曰：“马钧居京都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车之制始此。东坡《无锡道中赋水车诗》云：“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脱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可谓形容尽致。近吴门沈狎鸥孝廉按之古法制龙尾车，不须人力，令车盘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亩，岂不大善。然只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车需费百余金，一坯即不能用。余谓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犹之风车非不善，在大江边可行，若是日无风，便不得水，总之不如水车之妙。
◎土地之神今坟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扫，必设酒脯祀之，其来已久，见《檀弓》：“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为父母形体在此，礼其神也。‘“《正义》云：”置于墓左，礼地神也。“
◎润笔润笔之说，于晋、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长庆间。如韩昌黎为文必索润笔，故刘禹锡《祭退之文》云：“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李邕受馈遗钜万，皇甫索缣九千，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
◎乡勇自古有之古人寓兵于农，言兵即可以为农，农即可以为兵也。后世分兵农为两途，言兵不可以为农，农不可以为兵也。今之所谓乡勇者，非兵非农，与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轻重；与之言农，又不知稼穑之艰难，然则何以用之哉！《韩非子》有言曰：“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乃知乡勇自古有之。
◎泉之为钱余年二十七八，馆于吴门徐复堂家正，录先世《大宗谱》，谱中载铿第二十六子孚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时内阁学士年才十四五，见之笑曰：“《周礼。泉府》字皆作‘泉’。《说文》曰：‘钱，铫也，古田器。’不可以钱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见郑司农注云‘泉，故书作钱’耶？”盖泉之为钱，其来久矣。近嘉定献之别驾坫，凡为人书碑版、楹帖、条幅名款，竟书泉坫，亦尚古好奇之甚。盖泉别有一姓，《后周书》有泉企，上洛丰阳人，《新唐书》诸夷蕃将传有泉男生。献之毕竟以钱为泉，亦觉无谓。
◎札朴老友桂未谷大令尝作《札朴》二十卷，考订精确，发前人所未有，略记数条于此：或问：“今学宫之乐舞生本于何书？”桂未谷曰：“《周礼》师掌教国子舞羽歙。郑注：”所谓舞也。‘今人称乐舞者，误也。“
或问：“青黑异色，今北地人辄呼黑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记》：‘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犹存其语耳。”
或问：“今之善讼者，谓之刁风，南北通行，何义也？”桂未谷曰：“此字循习不察久矣。《史记。货殖传》：”而民雕捍‘。《索隐》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趋省笔以代雕耳，犹福州书吏书藩台为潘台是也。”
或问：“四月八日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书。刘敬宣传》：‘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佛。’即铸金象佛也。《文选。七命》：”乃炼乃铄，万辟千灌。‘王粲《刀铭》：“灌辟以数。’皆铸之义也。今人以为浴佛，误矣。”
或问：“今之履历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历，犹古之脚色也。《通鉴》：”隋虞世基掌选曹，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脚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历之色也‘。宋末参选者，具脚色状，即根脚之谓也。“
或问：“棺有前和后和之称，何也？”桂未谷曰：“案《吕氏春秋》：”昔王季历葬阳山之尾，{亦水}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谢惠连《祭古冢文》云：’两头无和‘是也。“
◎北音无入声顾亭林曰：入为闰声，李子德编入声俱转去声，盖北音无入声，以《五经》、《左》、《国》尽出北人也。如费无极之“极”字，《史记》、《吴越春秋》俱读作忌，犹如郦食其、审食其，“食”字俱音异也。《易》未济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朱子注曰：“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协，若读如忌声，则上下韵俱叶矣。或解作无忌惮，义亦通。或曰：“如子言古无入声，与《中原韵》何别？”余曰：“《五经》、《左》、《国》，上世之北音；《中原韵》，后世之北音也。”
◎古韵今所用韵与《唐韵》不同，以今音叶唐诗者误矣。而昧于学者，以《唐韵》叶三百篇尤误。要知古今言语各殊，声音递变，汉、魏以还，已不同于《诗》、《骚》，况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岂能以今韵叶古韵乎？近金坛段懋堂大令有《六书音均表》，高邮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声》，吾乡安汇占孝廉有《说文韵征》，皆可补顾氏《音学五书》之阙。
◎鲲鹏余幼时读《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数语，为之大骇，以为断无此理。
问之长者，云：“此庄生寓言也。”嘉庆丙子十月，安东县知县详报沿海有大鱼一头，两目已剜去，计长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余。又袁叔野刺史言山东蓬莱县与海最近，一日有大物从空而来，两翼垂天，日为之晦。满城人大惧，罗拜焚香，逾时而去，日光复明。又《南汇县志》载国初有大鱼过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过七日七夜，岂即《庄子》所谓鲲鹏者非耶？
◎梅梁禹庙梅梁，为词林典故，由来久矣。余甚疑之，意以为梅树屈曲，岂能为栋梁乎？即如金陵隐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庆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欧阳公手植梅，浙江嘉兴王店镇有宋梅，太仓州东园亦有王文肃手种一株曰瘦鹤，皆无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阅《说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补天射日《太平御览》载女娲氏炼石补天，后羿射毕十日，岂可信乎？余释之曰：“炼石补天者，言烧石成灰，可补屋漏也。射毕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圆，十日并中也。”《山堂肆考》又谓羿善射，河伯溺杀人，则射其左臂；风伯坏人屋舍，则射中其膝，有功于天下，皆不经之言。
◎颜淑冉予汉石室画像题字云：“颜淑独处，飘风暴雨。妇人乞宿，升堂入户。燃蒸自烛，惧见意疑。未明蒸尽，扌宿芒续之。”颜淑字叔子，事详《诗巷伯》疏，与鲁男子闭户事异。又绍兴府学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赞》，称冉予字子我。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予字子我。”裴る引郑康成注曰：“鲁人。”《淮南子。人间训》亦称宰予，未闻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据。
◎伞古有簦无伞，《说文》簦字注：“盖也。”笠字注：“簦无柄也。”然则簦即今之伞也。《晋书。王雅传》：“雅遇雨，请以伞入。”此为伞字初见。又《史记。五帝本纪》：“舜以两笠自而下。”皇甫谧注云：“伞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纣，遇雨，乃为曲盖。”亦即伞也。故今吴人呼伞为持笠，盖本此。又《三国志》：“忘其行轩。”疑亦是伞，今俗作伞，然唐碑《吴岳祠堂记》已用之。
◎扇或谓古人皆用团扇，今之折扇是朝鲜、日本之制，有明中叶始行于中国也。
案《通鉴》：“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则隋、唐时先有之矣。
◎转蓬《汉书。贾山传》：“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师古注云：“蓬颗，谓土块。”张华《博物志》“徐人谓尘土曰蓬块。”今吴人方言谓之蓬尘，即灰尘也。杭人方言又谓之蓬儿，亦尘也。如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云中。”《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即《庄子》蓬之心，《管子》飞蓬之间，皆言尘土之义，未必是蓬草也。
然古人亦有认作蓬草者，如司马彪诗：“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辜，飘摇随风转。”又唐人蒋防《转蓬赋》：“凌寒后凋，虽有惭于松柏；近秋俱败，亦无愧于兰荪。”观此则知古人错认之处不少。试思蓬草何物，岂能吹入云中而随风转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谱唐尚氏族，贞观初，有诏令天下贡氏族谱，奉敕旨第其甲乙，勒为成书，有谱者为望族，后世谓之谱学。此读书人别是一种学问，又在词章考据举业之外者也。如吾族钱氏有《大宗谱》，武肃王《自叙》云：“盖闻古贤垂训，先哲修身，莫大于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是故尧、舜之理天下，其先则曰敦睦九族，然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诗》不云乎：”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是知为人子人臣之道，莫过于尊祖敬宗，扬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谓《大宗谱》者，以少典氏为第一世，黄帝为第二世。其略曰：钱氏之先，出于少典。初，少典氏为诸侯，八传而生黄帝。谱宗黄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为一世，黄帝为二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曰樊，曰惠连，曰铿，曰永言，曰安，曰季连。樊为昆吾氏，惠连为参胡氏，永言为邓人，安为曹姓，季连为芈姓，而铿即彭祖是也，商时为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为国师，年七百九十七岁，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后，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肃王。原原本本，一丝不乱。
泳谓此谱，断非武肃所作，尚是沿袭贞观初所贡之氏族旧本。即他姓之谱，如此类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颜师古极论之，谓“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如《欧阳氏谱》只序世系，自询以下仅五世已阅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业已十八世。据三十年为一世之说，何长短之不齐也。又《苏氏族谱》引云：“唐神尧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案神尧者，高祖谥也，而味道并非高祖时人。又载讳钅斤者为始祖，注云：“不仕，娶黄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详世次，又不著纪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叙》云：“《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疏略如此，而亦谓之谱。至今人尚有《欧谱》、《苏谱》之称，皆以为典据，谬矣！
宋狄青不认梁公为同族，世争重其言，吴毅父驳之，谓其武臣少读书，昧于谱牒，而疏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云思亲，何其孝也；反周为唐，何其忠也。
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时遭际，安敢自附前人邪！况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因以为氏。青与梁公实系一派，惟世远人亡，徙迁靡定，谱牒莫稽，举原一本者而途人视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无谱牒可考者，辄以狄青之言为证，亦不足以为典据也。
惟吾钱氏一族，家家有谱，或此详彼略，或彼详此略，要其指归，大约相同。
自武肃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独忠懿王后一支最为繁多，以纳土于宋，无有兵革，未尝破家，故合族三千余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临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钱氏视他省为尤盛。所以谱牒之传，亦较别家为可信，无有渺茫之言，及欧、苏、狄青之病也。然每见读书人俱不留心，如屿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后名应龙者，字吟溪，系鹿园支，至方伯为三十一世，误认奚浦支应隆公为祖，则忽长五世，为武肃王二十六世孙矣。又黼堂少宰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后，实三十世，而行状以为武肃三十三世孙，亦失考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宫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为当代之通儒，而不及谱牒一字。余尝亲问之，曰：“无稽矣。”后见《虞山世谱》，知宫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后，有讳浦者，迁嘉定，是即宫詹之所祖也。
◎墓碑墓之有碑，始自秦、汉。碑上有穿，盖下葬具，并无字也。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杂记》载杜子夏葬长安，临终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东汉渐多，有碑，有诔，有表，有铭，有颂。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书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门生故吏，皆刻于碑阴，或别碑，汉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后，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则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来，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书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讳某字某，其先为某之苗裔，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于碑，然后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后系之以铭文云云。此墓碑之定体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韩昌黎碑志之文，犹不失古法，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襄阳卢丞墓志》、《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异旧例，先将交情家世叙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铭，然后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时偶然变体。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为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来酬酢之密，娓娓千余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连，劳骚抑郁，而借题为发挥者，岂可谓之墓文耶？吾见此等文属辞虽妙，实乖体例。
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乃得此种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字样，此是门人辈编辑时据稿本钞录，未暇详考耳。而后之人习焉不察，以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孙竟即以原稿上石者，实是痴儿说梦矣。
◎四金刚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时西蕃寇西凉，诏不空和尚入诵仁王密语，神兵见于殿庭。西凉累奏东北云雾中见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绝弓弦，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帅，蕃帅大奔。由是敕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兰盆会《旧唐书。王缙传》载代宗奉佛缙为宰相，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今盂兰盆会之始也。
◎宋儒《六经》孔、孟之言，以核《四子书》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
戴东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义疏证》诸书，专辩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萧山毛西河善诋宋儒，人所共知。同时常熟又有刘光被者，亦最喜议论宋儒。
尝曰：“朱晦庵性不近《诗》而强注《诗》，此《毛诗集传》所以无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显畅，为胡安国弄得七曲八曲。”其言类如此。西河同乡有韩太青者，著有《说经》二十卷，为西河作解纷，皆平允之论。
◎时艺袁简斋先生尝言虞、夏、商、周以来即有诗文，诗当始于《三百篇》，一变而为骚赋，再变而为五七言古，三变而为五七言律，诗之余变为词，词之余又变为曲，诗至曲不复能再变矣。文当始于《尚书》，一变而为《左》、《国》，再变而为秦、汉，三变而为六朝骈体，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变而为时艺文，至时艺亦不复能再变矣。尝见梨园子弟目不识丁，一上戏场便能知宫商节奏，为忠，为孝，为好，为佞，宛对古人，为一时之名伶也。其论时艺虽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尝有言：“虚无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时艺之法一行，不知败坏天下多少士习。”
董思白云：“凡作时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无一定也。”
余在汴梁识海州凌仲子进士，仲子自言尝从江都黄文学为时艺，乃尽阅有明之文，洞彻底蕴，每语人曰：“时艺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今人辄刺刺言时文者，终于此道未深。”与思翁之言相合。
◎题目余尝论考试写题目低两格，写文则顶格，皆习焉不察。题目是圣贤经传，时文乃发明圣贤精义者，何以反高两格？试看《十三经注疏》，岂有注高于经，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纪、列传、志、表题目，亦无有低两格者，不知当时何人定此式样。
◎纸钱纸钱之名，始见于《新唐书。王屿传》。盖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开元二十六年，屿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传正谓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宋钱若水不烧楮镪，邵康节祭祀必用纸钱。有明以来，又易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人又作纸洋钱，乡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丧家七七之期，见于《北史》、《魏书》、《北齐书》及韩琦《君臣相遇传》。
又顾亭林《日知录》、徐复祚《村老委谈》、郎瑛《七修类稿》皆载之。要皆佛氏之说，无足深考。惟《临淮新语》谓始死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即古者招魂之义，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灵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生者亦无可如何也。此说最通。
●丛话四。水学◎总论尝论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书》所谓“同为逆河，入于海”
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书》所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赵之间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吴之间多水患。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黄河之水，迁徙不常，顺逆乍改，其患在决。虽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纡回百折，趋纳有准，其患在塞。虽仰天贶，而人职其功。
大都论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论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惧水，黄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济，以治河之费治江，则事半而功倍矣。
三吴，泽国也，万水所归，东环沧海，西临具区，南抵钱塘，北枕扬子。其中潴蓄者，则有庞山、阳城、沙河、昆城诸水，宣泄者，则有吴淞、刘河、白茅、七浦诸水，纵横联络，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经络贯串。盖血脉不和则病，经络不舒则困，然一人得病，无伤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实有关于万民之命。
昔人于溧阳之上尝为堰坝，以遏其冲，于常州则穿港渎，以分其势，于苏州则开江湖以导其流，并疏塘浦以通其脉，又备规制以善其后。惟是上源之来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滞，潮汐往来，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浅夫、开江卒，以时浚治，水不为害，而民常丰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泄而已。蓄以备旱，泄以防潦，旱则资蓄以灌溉，水则资泄以疏通。
宋政和间赵霖体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开治港浦，二曰置闸启闭，三曰筑圩裹田。隆兴间李结又献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协力，三曰因时。故郏言水利专于治田，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柝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池塘既深，堤防既成，而水利兴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至哉言乎！故水利之不兴有六梗焉，大都为工费浩繁，库无储积，一时难于筹划，则当事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为累也，则官宦家与富豪者为之梗。或有惑于风水之说，某处不宜开，某处不宜塞，为文运之攸关，则科第家与诸生监为之梗。
小民习懒性成，难与图始，则刁顽为之梗。卖法者多，程功者少，则吏胥为之梗。
甘苦之相畸，劳逸之相悬，张弛之相左，则怨咨者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兴，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三十余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吴水利者亦三十余次。盖开江治水，未免扰民，然正恐其扰民，故开江治水。
夫天下事最误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岂能限时日而奏功乎！
大约一年二年而围岸可成，三年四年而沟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渎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则无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太湖之为震泽、具区、笠泽、五湖，前人载之甚详，可不具论。惟是襟带三州，众水所宅，东南之利害系焉。其西北则自建康等处入溧阳，迤逦至长塘河，并镇江、丹阳、金坛、茅山诸水，会于宜兴、荆溪以入。其西南则自宣歙、天目诸山，由临安、余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长兴、乌程，合苕、两溪之水以入，汇为巨浸，分布诸河。一由吴江出长桥入吴淞，一由长洲出昆山入刘河，一由无锡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则灌溉三吴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泛滥也，则浸淫三吴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导其流，皆为民兴利除害而已。
徐贯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浚，无以开其源，下流不浚，无以导其归。”
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广通又废，而吴江长桥一带亦淤垫，几成平陆。然上筑周行以通行旅，下开堰洞以泄湍流，似可以为万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畅则不达于枝河，枝河之水不达于三江，三江之水不达于大海。故遇旱则赤地千里，遇水则一望汪洋，而农田为之害。农田日害而下民穷蹙，下民穷蹙而赋无所出，皆听命于天时，而实非也。
或有问于余曰：“太湖之水，为长桥所塞，致三吴有漂没之忧，何不去之，以复古之旧迹乎？”曰：“不可也。从来治水治田，两者相兼，舟行陆行，不能偏废。且病积日久，难以施功。岂去一长桥，而遂能为三吴之利耶？只求斩其茭芦，浚其淤积，相其地宜，顺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说者谓吴江未筑长堤以前，吴中自来无水患。既筑长堤以后，横截湖流，不能宣泄，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吴地襟江带海，淤潮易积，虽不筑堤，亦难治也。试看五代、宋、元以来，有营田军、庸田使、农田水利使、都水营田使，以及都水监诸官，又有所谓撩浅夫、开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丰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为水患，况不修治耶？由此言之，太湖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
水利之官，自宜特设，不宜兼领耳。
◎三江三江之说，自昔互异。或以班固、韦昭、桑钦诸家为是，或以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为是。余以为俱可弗论，总之以导江入海为第一义，俾有蓄泄以溉三吴之民田为第二义。盖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时代既移，沧桑莫定，虽考订精详，寻其故道，岂再能复禹之旧迹乎？但以目前而论，震泽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吴淞、刘河、白茅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则太湖东注，泛滥为灾，三吴先受其害矣。”
故东南治水，三吴为急。
自禹导三江之后，历周、秦、汉、魏、晋、唐，不言三吴有水患，而水患之来却有故焉。一塞于东江，再塞于长桥，水已失其宅矣。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黄浦，近沙河者使入娄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刘河、白茅者，亦有专治刘河而舍吴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吴水势也。盖浙西诸州，惟三吴为卑下，数州之水，惟太湖能潴蓄。三吴与太湖相联络，一经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
且太湖自西南而趋东北，故必使吴淞入海，以分东南之势，又必使刘河、白茆皆入扬子江，以分东北之势。使三江可并为一，则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也，后之人有能翻大禹之旧案乎！
昔人有以钱塘、扬子、吴淞为三江者，谓杭州筑长林堰，而太湖东南之水不得入于钱塘；自常州筑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扬子；独吴淞一江当太湖下流，泄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说也。
治三江者，自当以吴淞为急，刘河、白茅为次。三吴诸水，众流所归，总汇于太湖。而吴淞当太湖之冲，使先泄上流，其势然也。假使嘉庆二十四年不开吴淞，则癸未年之水，泛溢于三吴之间，民皆鱼鳖矣，可不危哉！
◎来源三吴水源，天目为大，其水东出临安，泛溢而为苕、，入于具区。又自天目东南出杭州天竺诸山，汇而为西湖，一由昭庆寺前流入松木场为下河，一由涌金水门入城为濠，分布诸河，至得胜诸坝为上河，以灌海宁之田。如西湖水溢，则由诸坝流入下河，合于余杭塘河。一遇霖潦，则从石门、桐乡、嘉兴、松江以入吴淞、黄浦诸港，则下流先为浸溢，太湖之水相与抗衡，反无归缩之路矣。
溧阳之上有五堰，古来治水者，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之芜湖，以入大江。其后以商人由宣歙贩运木东入两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绐官司废去五堰，则诸水皆入于荆溪，而汇于震泽。
广通坝者，实与五堰相表里，所以障宣歙、广德、金陵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乐元年，成祖迁都于燕京，苏州民吴相伍以水为下流患，引宋单锷书上奏，改筑土坝，设官吏佥同溧阳、溧水两县，民夫四十名守坝，使宣歙诸水不入震泽。正统二年，周文襄又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钦降版榜，如有漏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邻充军，如此其重也。今之议论三江，辄从下流开浚，而无有言及五堰、广通坝者。是东坡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诸水于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兴、荆溪、阳湖之百渎，乌程、长兴之七十二矣。下流则又有无锡之二十一港，而独山门、吴塘门为之大，长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为之大，吴县之九港，而铜坑、胥口为之大，吴江、震泽之七十二港，而长桥为之大。皆所以通经递脉，以杀其奔冲之势，而为太湖分泄者也。今大半湮塞，难于复旧。而民之利其业者，又惮于疏浚，以积其弊，日复日深。故郏曰：“譬诸一人之身，五堰为首，荆溪为咽喉，百渎为心，震泽为腹，旁通震泽枝河则为脉络众窍，而吴江为足。”今废五堰，使宣歙诸水不入于芜湖，反东注震泽，而长桥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满而气绝矣。
近世言东南水利者，辄引《尚书》“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二语，以开浚三江为首务。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处，而不知太湖之水从何处来耶？上古地广人稀，以治水为急。今则赋繁财重，以治田为急。若不量其远近，视其高下，察其浅深，与夫水源之来历，而欲兴水利，亦难矣哉！
◎枝河三江为干河，诸浦为枝河。干河则用孟子之水利，浚河导海是也。枝河则用孔子之水利，尽力沟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来源矣，则太湖诸水从何处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则三江诸水从何处来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干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紧。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过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内，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树，百千枝干，皆附一本而生，开花结实者，则从枝干而发。若仅治干河，不治枝河，徒费财力无益也。
大凡浚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后，力疲心懈，不复议及善后经久之计，每置枝河于不问，辄曰且俟异日，而不知前功尽弃矣。必使各枝河得利业户照田论工，先后并举，各治己田，水远路遥，一时尚难周遍，况漠然置之哉！浚干河时，凡干河诸水，悉决诸枝河，而后大工可就。浚枝河时，凡枝河之水，悉归诸干河，而后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论也。
◎水利郏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吴。三吴之利，莫重于水田。盖江南之田，古为下下，今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泄，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财赋所出，全资乎水利。
三吴地势，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繇江以入海。潴水泄水，两得其宜。故鲜水旱之忧，皆膏腴之地。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凌云翼曰：东南水利，犹人身之血脉也。东南财赋，犹人身之脂膏也。善养生者，必使百节不滞，而后肢体丰腴，元气自足，盖财赋俱出农田，农田资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则田畴不治；田畴不治，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而国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盖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泄而为田害也。水之利在氵亭泓，此旱年之所资灌溉而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则水利兴；以治水之法治田，则田自稔。故曰善治农田者，必资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况水之利，尤当深探其本，而穷究其源者也。
古圣人尽力沟洫，非止为治田之计，正欲就其顺下之性，引而导之，入于江，入于海，俾无阻滞，旱涝皆宜。国计民生，即赖于是。国计者何？赋税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国家之视江南，犹富室之视腴产，不可使农田一日不加勤恤也。
使患至而赈抚之，一出一入，其费增倍。与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预防于未来；与其骤兴于一时，以多两倍之费，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吴中水利，固惟浚枝河为要务，筑圩岸为急需。究其本源，则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为开渠者，土无堆积，而即为圩岸。
筑堤者，无从取土，而即以开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盖开得河深，灌溉自利，筑得堤高，泛溢无虞也。故郏曰：“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不至使水冲决，势必趋于江与海也。如此则高低皆利，而无水旱之忧矣。
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旱潦无患，而田自利。
其时岁丰人乐，每米一石钱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吴，大兴水利，斗米十钱。至南宋，农政不修，水利不举，三吴之田，日渐隳坏，则石米一贯矣。以此推之，兴水利则如此，不兴水禾则如彼。
郦道元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而常熟之地，在三吴尤为卑下。”何也？
上流则太湖东泄之水，由吴江经郡城，合元和塘诸流，会于常熟；下流则太湖北泄之水，由无锡而东，合宛山、鹅湖、华荡诸流，亦会于常熟。在汉、唐时，本有三十二浦以泄诸水，旱则资潮汐以灌田，涝则分诸浦以入海，田常丰熟，而民力有余，故谓之“常熟”。每年赋税，甲于三吴。今则不然，白茅、七鸦诸浦已废矣，而独留福山港一线之道，亦淤塞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谓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国家修治黄河，费无所惜，修治运河，费无所惜者，为转漕故也。漕从何来乎？江、浙之赋为重也。江、浙之赋何忧乎？曰水利之道不兴也。
许光凝曰：“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闸之启闭，有围田之厉禁，有浚川之舟楫，有水课之殿最，所以为三吴之利者甚备，济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害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农，农资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丰而致凶，化沃以为瘠，害莫甚焉。
三吴水利，固在太湖，三吴水患，亦在太湖，所谓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钱公辅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东之害，所谓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谓三江通，则三吴均晕其利，三江不通，则三吴均受其害。今地方县令，但知奉檄追征，痛恨小民之逋负，而不知漳负之所由。大吏监司，但知谨守前规，痛惜东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则死，禾资于水，养之则熟。三吴之间，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则为利，水溢则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观其源，溯其委，上筑五堰以节其流，而使发源之水西出于芜湖；下疏三江以杀其势，而使诸渎之水东入于沧海。后世五堰既开，则来者愈迅，湖堤既障，则去者复缓。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冲，而下有潮沙之涌，其不为三吴之害者几稀矣。
或谓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闾已失其势矣。或又谓太湖泄水第一要处全在吴江之长桥，自宋时筑堤驾桥，元时又易以石，虽留堰洞以泄水势，而咽喉已塞，积于渐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缓，而吴淞日坏者，石堤之害也。
昔人论吴江东通青龙江，由青龙入海之处，因监司相视，恐走漏商税，遂塞此江。夫商税利国无几，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
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复其故道，怨者必多，未为民便也。或曰：“兴举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诸恶人不惩治，病者无医药，恐岁月寝久，日渐填塞，使水无所泄，旱无所溉，农民艰困，赋税无由，为三吴之大害，当何如耶？”余则曰：“方将兴利以惠民，何忍扰民以增害。然单锷有言：”上流峻急，则下水泥沙自然啮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泄三江之口不淤，则向之豪民占而为田、为屋、为坟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惩而自治，不待医而自药矣。“
三吴之民，但知水旱之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谓湖之浅深，江之通塞，无关紧要，而一经水旱，事穷势迫，抢地呼天而莫之应，是谁之过欤？今太湖、百渎、七十二皆湮没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芦矣，白茅、刘河、七浦皆为平陆矣。
吴淞虽开，水流不畅，以浩渺无涯之水，决他何处去耶？呜呼！旱年则水无自蓄，水年则水无自泄，三吴水旱之忧，恐自此始矣。
水之为利甚广，而害亦甚广。盖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也。所谓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则民食何由而生？赋税何由而出？饿死者有之，鬻儿女者有之，迫而为盗贼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没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坟墓之冲决，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离载道，民不聊生，反劳圣躬之筹画，不惜数十万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
◎建闸范文正公曰：“三吴水利，修围、浚河、置闸，三者缺一不可。”余以为三江既浚，建闸为急。何也？盖水利之盈虚，全在乎节宣。今诸江入海之处，冈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来，一日夜凡两至。前人谓两潮积淤，厚如一钱，则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历代设官置闸，使江无淤淀，湖无泛溢，前人咸谓便利。惟元至顺中有废闸之议。闸者，押也，视水之盈缩所以押之以节宣也。潮来则闭闸以澄江，潮去则开闸以泄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筑堤岸而穿为斗门，蓄泄启闭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闸，自嘉兴，松江而东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扬子，沿江而西至于润州。一江一浦，大者闸，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内防旱潦也。今惟于初开之时，务深而不务阔，且有石闸以卫之。既开之后，务通而不务塞，再设撩浅以导之，然后可图永利。
或谓设闸之道有数善焉，如平时潮来则扃之，以御其泥沙，潮去则开之，以刷其淤积。若岁旱则闭而不启，以蓄其流，以资灌溉。岁涝则启而不闭，以导其水，以免停泓。且沿江设险，私贩难以度越，因闸设官，盗贼易于敛迹。严启闭之规，添疏导之卒，庶几乎可也。
前人常议及潮汐易淤海口，于治河时开至尽头处，留一坝不开，以断海口，既无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盐防盗之虞。若逢水灾汹涌，请牌开坝，举锸如云，半日可通，水泄复塞。此亦一法也。
◎围田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塘浦既深，则水流易畅，堤岸既高，则低田不湮，虽大水之年，水流激湍无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则所开之地，不过积土于两岸之侧，一经霖雨荡涤，复入塘浦，不二三年，淤塞如旧，全功皆弃。今徒阳运河可鉴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围田，每方数里内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启之，潦则闭之，旱潦不及，为农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盖水道为农田之命脉，低田以围岸为存亡，今门闸不可复矣，而修筑堤岸堰坝之策，独不可行耶？
高田之浦港常通，则无旱之虞，低田之堤防常固，则无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堤岸，或因佃户利于易田，而致湮塞，或因一圩虽完全，而同圩有贫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为之阻隔，以致因循误事。夫愚民岂知后日之利益哉，但厌目前之畚西耳。
人心之不齐，皆以此也。
三吴之田最低下，众水所归，为民利，亦为民害。大约畏涝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筑堤岸不可也。既筑堤岸矣，而无杨柳以植之，茭芦以卫之，风雨之冲，牛羊之践，不及数年，又复如故。而欲田之稔，岁之丰，岂可得乎？
老农有云：“种田先做岸，种地先做沟。”盖高乡不稔，无沟故也；低乡不稔，无岸故也。是池塘为高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辟十亩之塘，以蓄水而防旱。堤岸为低乡之急务，大约有田百亩，必筑三尺之圩，以泄水而防潦。夫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也。
增筑堤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筑若干高，取葭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杨以护之。后年增若干高，取{南}泥以益之。三年之后，草木根深，堤岸坚固矣。
或谓每岁农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则田自固，虽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筑之，或{南}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无从取土，则在田中开一塘，挑泥增岸。盖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实之，并无妨于田也。
宋转运使王纯臣常建议请苏、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御风涛。水涨则专增其里，水涸则兼筑其外，遇旱年则车水以入，遇水年则戽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浚池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潴蓄以备旱。可以宣泄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盖高田去河辽远，无水可溉者，则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谓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谓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时若，则无资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无妨于田土。一遇干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则滴水如珠，全藉接济。使转凶而为丰者，上浜之力也。
三吴之田，虽有荒熟贵贱之不同，大都低乡病涝，高乡病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详于治水，而略于治旱。盖低乡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乡池塘不浚，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凿池论》曰：“尝观<亩犬>亩之间，有田十亩而废一亩以为池，则九亩可以资灌溉，常丰稔矣。”民非不知此也，盖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亩之田为九亩之利乎？今高区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浚深以蓄水，一遇亢早，束手无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叹于路者，有流离四方者。惜小费而失大利，亦愚矣哉！
上浜一浚，为利无穷。早年蓄水以资灌溉，水年藏水以备不虞，深者养鱼为利，浅者种荷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南}泥取污，即为肥田之利。其与通河较远者，每日汲水浣纱，兼为饮食之利。今常、镇各州县，大半高区，农民不但不浚，而反皆填塞，或筑为道路，或廓其田畴，有谁禁之哉？弃天之时，失地之利，罪莫大焉。无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专官王叔杲曰：“水利有专官，至急之务也。”以田畴之广衍，民力之勤惰，不可无专官以督率之也。夫州县之长，既苦于政务之繁，而遑计其农政之琐，身坐堂皇，目周四境，虽神禹不能也。若非有专官之治，带同丞贰，巡行阡陌，浮泛江湖，问农民之疾苦，察田荡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阔，料滩岸之远近，为夫役之多寡，时当农忙则勉民以勤俭，时当农隙则督民以疏浚。不特此也，穷乡僻壤，去城辽远，民有善恶，事有轻重，岂无冤抑，岂无控诉者。使有专官以协理之，则讼自鲜，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吴之水有六策焉，一曰开泄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杀上流之势，四曰决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涨之沙，六曰立治田之规，而又请专官以督之，庶几乎可也。若以三吴之利而责于三吴之民，譬诸一国之事责办于一家，以百人之负，而责荷于一人，势有所不能也。
张内蕴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国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时之大忠者，其孰能与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为生，固所自尽，添设专官，徒以增扰。”或又曰：“今各府州县，未尝不设水利之官，而卒未见有裨于农事也。”如低乡畏潦，则急于筑岸；高乡畏旱，则急于浚池。某处病于淤塞，某处应增泥土，至近湖之滨，坍涨不一，坍则速为开除粮税，俾小民免虚赔之累；涨则速为照丈升科，俾奸豪销专利之谋。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吴韶曰：“今府州县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骤官临莅，莫识水土之性，种植之宜。不数年间，即升调去。有秩满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谷之贵贱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隶于近卫之官军，则土著之人，功绪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专官非难，得人为难；修举非难，经费为难。”盖专官之要，虽在于得人，而修举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设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议皆空谈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难。即得人矣，亦需通达古今，熟识时务。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势通塞之便，疏瀹决排之方，大小缓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规，官帑出纳之要，经营度量之法，催督考验之术，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仅精明强干、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议治水之道，当以丰穰之年为始，俾人民乐输，工料易办，备预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为譬如治病，今人尚有无力就医而听之呻吟者，岂有病未至而先服药者乎？病既至矣，初则择医其难，继则服药无效，或调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吾见病未去而人已惫矣，故曰得人最难。
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盖地有高低，流有缓急，潴有浅深，势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询不穷其致。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缓带，冒雨冲风，往来于荒村野水之间，亲给钱粮，不扣一厘，而随官人役，亦未尝横索一钱，必如是而后事可举也。如好逸而恶劳，计利而忘义，远嫌而避怨，则事不举而水利不兴矣。
金藻曰：“治三吴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顺形势也，正纲领也，循次序也，均财力也，勤省视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视，则不及十年，又复废弛。故专官尤为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专任大臣，而辅之以所属；责成于守令，而催办于粮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处系上游水汇，某处系下流支港，应分某水以杀其势，应阔某岸以缓其冲，应浚某河以会其流，某处坝闸宜修，某处塘堰宜筑，应复旧，应新开，非专官而能之乎？”
所谓勤省视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视，与无廉能同。既省视矣，而无赏罚，与不省视同。既赏罚矣，而不能继，与不赏罚同也。
一图之省视，责在里长。一区之省视，责在县丞。一县之省视，责在邑令。
一府之省视，责在太守。提七郡之纲领，而以水功分数为殿最者，大臣也。参赞于上，纲纪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兴，农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协济东南水利为国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务，工繁费巨，而必资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办。然为民者，亦当思所以协济国家之要务，而后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动支衙门之闲款，或量罚有罪之豪右，或激劝仗义之巨室，或举贤才，或起废员，或收投效，计工筹费，相为表里。盖费足则工举，工举而水利兴焉。
小民难于虑始，可与乐成。如官帑先行，则协济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谩应，虽有兴修之虚名，终鲜兴修之实效。故设处钱粮为第一著。
库无盈余，似以浚筑为缓事。然水利为民生之本，乡闾之休戚赖焉，国赋之盈缩系焉，协济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运河官渎、通江大湖，以及闸坝陂堰、蓄泄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
凡府州县城内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则在本城富家铺户。凡府州县地方与官河稍远处，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围圩可资农田者，其施工则在近处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借以运盐者，其施工又在盐商矣。此协济之一法也。
国家承平将二百年，生齿日繁，太仓无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运。是以设官分职，从事淮、黄。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设有冲决，运船阻塞，此最危之事。
往者封疆大吏，尝议及海运一事，卒不果行，何也？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无事。即运官、运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尝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险以济事耶？此断断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
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常时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砖石以压之，及装豆回南，亦无货不带。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较运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盍请有司上奏，先以减一存造之粮，乘其放空北去之时，试行有效，递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广全漕受载牵算，每船运以千石，处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选殷实船户，花名注册，取其连保结，方许出运。如果踊跃从事，运载功多，则赏之以币帛，加之以衔名，船户无不乐从者。况近年海道清平，百无一失，因风乘便，不劳人力，而所费无多。既省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县陋规帮费之烦。自此太仓日积，国课日盈，亦协济之一法也。
水陆官兵，原所以卫民者也。每年坐食银粮以亿万计，可派在城在乡以佐开浚之用。古人有寓兵于农者，今则寓兵于治水，亦协济之一法也。
相传宋时修治东南水利，辄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给与承德郎、将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协济之一法也。
谨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旨令该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银一百两，准予入泮，一科一岁，后不为例。其岁科两试之原额，仍照旧办理，其法良善。盖秀才无额，不碍仕途，一也。随处捐纳，国帑丰盈，二也。所取甚廉，不伤百姓，三也。不开幸进，多造人才，四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水利之兴，莫急于财力。而财力亦出于民间，非照田科派之谓也。盖高田无变更，而湖田有坍涨，亦有挑土塞河以宽广其田者。今三吴之间，不下数十万顷，其利倍于常田。大约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虽有升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排定字圩，挨邱编号，通行量丈，照数征收，其赋必倍，亦协济之一法也。
积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镇两府为尤甚。或以官逋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连，或以瓦砾难种。兹欲区处农民，必其开垦，而成熟之事亦难矣。然亦有说焉，一以赋负民逃而不垦，一以粮重租多而不垦，一以其地远，难于照应而不垦，一以小民穷困。舍本逐末而不垦。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懒惰之民日积，使膏腴成弃地，粮税为积逋，所以府库日亏，而农民日困也。惟有专官而治，时时省察，就近招徕，轻其租赋，劝其开垦，勉其勤惰，使民无弃地，家有余粮，而库无积欠矣。亦协济之一法也。
三吴圩田，亦在在皆有。农民习懒性成，惟知种苗禾，种豆麦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则弃之，何也？余以为水深三四尺者，种菱芡，一二尺者种芰荷，水不成尺者则种茭白、茨菇、荸齐、芹菜之属，人能加之以勤俭，虽陂湖亦田也。试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纵横，有弃地如苏、松、常、镇四府者乎？如此则民不偷惰而赋常足，民不告劳而食不匮也。亦协济之一法也。
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农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间，已易数主。盖赋有旧额，田无一定，或筑坟墓，或造房屋，或此开彼塞，或东涨西坍。至于田畴交错，鳞册无征，有有田无粮者，有有粮无田者，不知凡几。故小民交怨，讼狱频仍，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必得官为量丈，重画图册，田段一准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赋自盈，然后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余，计亩均收，似与小民有益而无损。即以治田之利为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资乎公帑，而亦无待加派于穷民。
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乎！”倘能职之以专官，辅之以协济，因天之时，设地之利，皇皇晓谕，奋激必多，奋激多而水利兴，水利兴而田自治，则岂特活东南数百万生灵之命，抑亦培朝廷亿万年富庶之基也。
「救荒附」
◎公督私藏法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乡一镇，无不善者。然必以丰年为始，思患豫防。其法公举里中长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粮田若干，捐米若干，铺户典押则捐钱文。如一里中有田千亩，铺户数家，则有米十余石，钱数千，听里长者开明数目，立一簿存于公家。其所捐之钱米，仍听各家自为藏积。如岁丰人乐，并不支动一粒，支用一钱。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病不能药，死不能葬者，则请里长者查明，将簿上所捐钱米酌量济之。或有他县饥民流入境内者，一集村庄，不能不仰望于富户，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轰然而来，驱之不去，则里长者，同地保等与流民通语，每人给米几合，钱几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过分数斗之粟，数百之钱，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顷刻而他往矣。在此一乡一里一镇之家，既能济邻近之困贫，又能杜流民之扰累，而家无所耗，处之晏然，真积德行善弭盗安民之第一法也。
谨陈条例如左：一、公举之人，不过稍通文理，而略能识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粮田、自田、租田，分为三等。粮田一亩约捐米一升，自种自粮田一亩约捐米一升五合，租田一亩约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随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于一格也。
一、铺户典当本钱多少不一，约铺户有本一百两以上者，捐钱五百文。典当小押有本一千两以上者，捐钱五千文。以此类推，如能多捐，听其自便。
一、小户人家，种田不满十亩，开铺不满四五十金者，不必过强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没其美意。
一、有田有铺之家，既经起捐登簿，簿上须注明总结米若干石，总结钱若干千，其总簿存于公家收存。
一、公捐钱米，仍系各家自藏，并不交于他人。然既已捐出，即视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贮一处，不可妄取己用，致临时短少，呼应不灵。
一、里中极次贫民，惟本处人知之最悉，须预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来给领，以杜存私虚报。
一、贫民有缺少棉衣入典当者，即取其典票赎回，给发本人。有实在寒冷无衣者，则买旧棉衣一件与之，其价约三四百文为率，新者恐其当去。
一、捐施诸贫人，必要斟酌尽善方能行之，不可执一而论，亦不可太多，太多则恐难继也。
一、贫民每日每人约给米六合，钱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乡富户捐多，则请益之，各随其便。
一、病者医药，势难遍及，查明实在有病，每一病者，约给百文，以为买药之费，十日一领。
一、死者施棺，一时未能猝办，需预为做就，以待不虞。
一、有他县流民来集村庄索钱索米者，每口定以给米五合，钱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强索硬讨者，则里长邀同地保，将流民为头强横之人送官究治。
一、里中所有饥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铺之家公捐周济，自当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觑觎。或有结通外来豪强之辈抢击偷盗者，许本人指名报官，从重治罪。
一、里长地保诸人，亦有贫富不等，年终当在公簿内酌量分出米若干、钱若干谢之，以作劳神之费。
一、公捐钱米分派贫民，倘或不继，则里长再向各家续捐赈给，以下年麦熟为止。或所捐钱米尚有盈余，则各家仍收为己用可也。
一、公捐钱米，倘其乡富户众多，而年岁屡丰，各家堆积毋须取用，则将此项动支，办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桥梁、渡船、道路、义冢、施药、施衣、茶亭之类俱可。独不可将此项用尽，则一遇荒年，难为继也。亦不可以此项作迎神、赛会、灯棚、烟火、演戏、敬神、说书、弹唱诸事，以博一日之欢，则俾昼作夜，妇女杂Ш，聚赌窝贼，由是而起，尤为贫家留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一、此举专为富家而设，必当踊跃从事，切莫视为虚文。若富家一吝，贫人怨生，便不可问，慎之慎之。
◎禀帖稿附为岁荒人困，谨呈管见，叩恩给示各乡令民遵办事。窃某居乡，并不多事。
本年五六月内，霖雨过多，田地湮没，雨泽愆期，河水干涸，遂至不能插种。现当青黄不接之时，各乡各镇，人情汹汹，以抢击为能，豪强者得米而炊，懦弱者忍饥而卧。今冬明春，尤为可虑。某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乡每镇有田有铺之家，各捐钱米，注明公簿，仍听各家自为藏积，责令里长、地保查看。本乡极次贫民，开单注簿，即将所捐钱米分出周济，令贫民自来给领。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体老父台大人爱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内被灾各处，将此法行之。在有田有铺之户并无伤耗，而里巷贫民均沾实惠，岂但积德行善，实可弭盗安民。伏乞宪慈俯准，及早设弛，实为德便。上禀。
◎图赈法嘉庆甲戌岁，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时督抚大吏命各州县劝捐赈恤，而无锡、金匮两邑侯韩公履宠、齐公彦槐，亦下乡勘灾，顺便劝捐。无锡计捐十三万余缗，金匮计捐十二万四千余缗，活人无算。其图赈之法，前人未有，已载齐公《征信录》中。兹特再录一通，无论水荒旱荒劝捐放赈者，当以此为法。
喜庆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匮分无锡地，地势视无锡为高，被灾尤剧。八九月间，槐尝以事赴乡，窃见赤地数十里，民间炊无米，爨无薪，汲无水，恻然忧之。夫官发常平仓谷，平粜于民，便矣。然远在数十里之外者，不能为升斗之米来也。故官平粜，但能惠近民，不能惠远民。殷富之家，以其余米平粜于其乡，远近咸便矣。然无升斗之资者，不能籴也。故民平粜，但能惠次贫，不能惠极贫。
天恩浩荡，极次贫户，悉予之赈，而靡不遍德矣。然赈者，赈灾也，于例但及有业之贫民，而不及无业之贫民。故欲推广皇仁，不使一物不获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赀接济，乃救荒之大者。夫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幸足于衣食，目击邻里乡党之人饥且寒以死，孰不欲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顾上劝捐而下或不应，何也？则经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无所疑惑，无所瞻顾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于其亲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见，耳所不及闻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设立公局，令一邑之钱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为吾既捐矣，不知是钱也官将发之于何人之乡，董事者将散之于谁氏之里，而我乡我里之贫乏无赖者，犹不免于我乎扰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议论，曰：“是特以饱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渔而已。”以故愿捐者少，而不愿者多。
今也定为图赈之法，以各图所捐之钱，各赈本图。图有贫富，以富图之有余，协济贫图之不足。令图自举一人焉以经理之，其钱即存于捐者之家，而不必入于公局。官与公局之董事者，第纪其数，为之调拨而已。某图饥口若干数，捐若干数，协济若干数，各书一榜于其图内，使贫富见之，晓然明白。施者知其财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来。则捐者无所疑，而不捐者无可借口。且以富稽贫，其户口必清，以贫核富，其捐数必实，于恤贫之中，寓保富之意，则事易集则官不劳也。
是说也，槐尝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皆以为可。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岁三月，计捐钱十有二万四千余缗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复于其间为粥以赈，城乡设厂十余处，计所捐又不下万数千缗，饥民赖以全活者无算。呜呼！
孰谓人心之淳，风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赈既毕，尚有余钱六千余缗，而无锡之赈亦有钱余。于是复谋之乡先生，言之上游，以所余钱留为修建南北二桥之费，亦以工代赈也。邑之人乐其事之集，刊为成书，用垂永久，而归美于槐。嗟乎！
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岁不饥；又不能使民俭且勤，皆有盖藏，虽饥而不至于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乡先生之谋，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则何功？虽然，人各有乐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无所疑惑，无所瞻顾者，则图赈之法良也。用是书之，以告后之官斯土者。
●丛话五。景贤◎乡贤一华景辉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齐孝子宝后，祖楷，父礼卿，俱以资雄于乡。年十七，从吴门杨忠文公廷枢游，研穷性命之学。明鼎革时，礼卿为游骑劫掠，惊悸死。景辉椎心泣血，丧葬尽礼，事母以孝闻。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谱，慎终追远，务本为急。两弟早世，抚其孤，至成立。从弟允斌为邑诸生，无子，亦雄于资。允斌死，有遗腹子，而族中汹汹，利其家产者甚众。景辉为掌护之，历二十年。既授室，景辉乃为文祭弟，而尽以家产还之。凡母党亲属、邻里故旧，有贫乏失怙恃及婚嫁丧葬者，景辉必力为经纪，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屡遇岁荒，米谷腾贵，必减价平粜，捐粟赈济。遇丰年则必出所余，以周贫困，而尤以孝弟为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乡而亲，莫不德之者。
顺治元年，忠文公被难，景辉奔赴恸哭，哭止而起，贺其子无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负海内重望。今又就义成仁，若此千载而后，莫不知有维斗先生矣。”
士论伟之。后遁迹蠡滨，闭关独处，拥书万卷，晨夕啸歌。尤精研经义，虽盛暑祁寒，必衣冠点勘，至老无容。所著有《存心养性编》三卷，《家训必遵录》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学者私谥为端肃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鲍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谨。而仲子尤笃挚，得一病甚剧。
伯于祷于城隍庙，夜宿庙中，梦神谓曰：“汝弟笃孝，上帝已命为淮阳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识其语，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馆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询之，曰：“吾梦淮南郭门有多人扫除行道，问之，云：”淮阳侯将到任矣。‘问淮阳侯为谁，曰：“汝仲侄也。’吾恐侄病，故急返耳。”仲子果于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仪仗灯彩入鲍家云。康熙中事。
华世桢字尔任，南塘人。生母黄早卒，事后母秦，或无过鞭扑，世栋略无愠色，惟引咎顺受而已。从弟世桢被诬，力为营救，代白抚军，事得雪。尝置墓田，广祠宇。临事果决，乡党称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韩，少聪颖，好读书，年三十余始补博士弟子员。为文雄放，有先辈风，而困于场屋。乃设家塾，引掖后进，师范诸生，言规行矩，至数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华世桢字元臣，世栋从弟，年十四丧父，哀毁如成人。母郭守节，年九十余，世桢每食，必躬亲视膳，先意承欢，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将父产两析之。
族人有以居屋售于世桢者，将迁矣，其家有两寡妇哭甚哀，不肯去。世桢为之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责其值。后复念其两寡励志守节，并为之请旌。年七十余，公举世桢为乡饮宾，辞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荣祖字霁云，砖桥人。状貌奇伟，博学能文，不为章句之学，而孝谨闻于乡里。尝以古事预拟成败，学者服其智识。国朝顺治初，天下初定，荣祖尝自躬耕，与二三知己如吴郡林梅、孟皋辈对酒赋诗以为乐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隐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圣，邑诸生，严毅方正，学博识精，胶庠中推为眉目。诗文力追汉、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龈龈为后生家言，乡里多化之，咸以为彦方复见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评》、《家训十则》。
张元义字心才，邑诸生，苦心力学，友爱天至，与其弟东美同居五十余年无间言。家甚贫，以馆谷为生。伯尝少于仲，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能保子侄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恽氏闻之，即出见二翁，裣衽曰：“家不可析也。忆媳于归时，父尝戒曰：”张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毕而泣。二翁笑曰：”有此贤妇，吾无忧矣。“乃同爨终身。
王雨来，砖桥人，少贫，未读书，而持身恭俭，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来能开拓田园，给与诸弟。诸弟有逋负人者，雨来出己财偿之。终身如是，毫无怨色。雨来尝以事入官，应受杖，诸弟号泣愿代。令曰：“尔何人也？”诸弟对曰：“身受胞兄覆育之恩，故愿代也。”令乃叹曰：“尔等手足之情如此，其为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时啧啧人口。雨来年七十余卒。子应魁，字裕臣，亦以孝称。
吾乡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贫，为人佣工，家中仅种田一二亩，以此为食。
父母死后，尽筑为墓，负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编篱以卫之，见者莫不窃笑，其贫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渐长，松下时出鲜菌，乡人谓之松花菌，日出不穷，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卖得数百文。如是者十余年，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近且为小富翁，有田数百亩矣。《史记。淮阴侯传。赞》谓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亦此意也。
◎乡贤二顾大任字永肩，号价仔，长洲庠生，官广东按察司司狱，升知事，或荐补邑宰。大任固辞曰：“我才岂能为百里长耶？”当明崇祯间，世路日非，乞归，力行义举。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甲申之变，呼天大恸曰：“我虽微秩，岂可偷生乎！”遂缢于庭。家人救之，公厉声曰：“汝辈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疯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须发皆截，终日恸号，间日而食。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呕血数升，连呼“皇帝，臣来也”而没，年六十一。子顼，字君俨，由乡荐官学博，甲申后，闭户不言，数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铖屡聘屡却，与同里韩馨、郑敷教结社阐学。丙戌父丧，哀毁成疾，筑庐于墓，梅花绕室，自矢清操，以终其身。
毛尔张字宅卿，长洲庠生，忠愍公维张弟，兄宦在都，公孝养其母。甲申之变，缢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经死。此二人《殉节录》失载，故补之。
长洲蒋宇均字理平，父廷宣，名辉，由庠生官贵州巡检，借补龙里县典史，民心颇洽。缘事挂误，谪戍新疆。宇均万里相随，寸步不离，同抵戍所。未几，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即孑身回苏侍疾。母殁，守丧甫逾百日，又至戍所省父。
居数月，又回苏葬母。葬毕，仍往戍所。居半载，父遇恩赦，乃侍奉回南。前后五六载中，四次跋涉，茧足黧面，备尝艰险，途中悬崖绝壑、豺虎蛮箐、水火盗贼之虞，无所不历，濒于死者屡矣。从侄大熔仿黄向坚《万里缘》传奇制曲，播其事，宇均闻之，怒曰：“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哉！”为拉杂摧烧之。宇均为时庵少司马侄，芝庭大司马外孙，自幼见赏于二公，谓其至性有过人者。
孝子杨士选字有贞，吴县人。父公瑞，业贾，走中州营什一之利，屡竭其赀，郁而成疾，欲归不得。父之客徐生者来苏言其状。士选时年十三，闻之瞿然惊起，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茕茕无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间，儿今日行矣。”遽束装出门。舟经黄河，顾视东南，云气昏黑。未几，风雨大作，邻舟覆者无算，舟人相顾失色。士选窃祷曰：“某数固应死，但愿一见父，死无恨矣。”
有顷风止，舟竟无恙，抵怀庆，人呼为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问不通，自度无生理，梦神人语之曰：“尔子当来。”比士选至，父惊喜，病少愈，遂奉父归。方公瑞业贾时，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载，娶妇唐氏。值岁荒，米价腾贵，士选与其妻忍饿，惟餍糠秕，间屑豆食之，而于父母曲尽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时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东山，因渡太湖觅之。中流遇风，波浪冲激，同舟数人皆溺，独士选以渔船救免。渔人前夕梦神呼曰：“明日杨孝子有厄，吾从中保护，烦尔一手之力，必有重赏。”及救至船，诘之，则杨姓也，而身无一钱，不解所谓厚赏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滨，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不爽。杨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疽，医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数碗而愈。而己亦病疽者三载，不令姑知，后遇村妪授之药，疽以痊。李客山作传纪其事。
长洲蒋示吉名仲芳，居娄门，编竹为屋，环以疏篱，兴至吟咏，以此自终。
尤精岐黄术，著有《医宗说约》八卷、《望色启微》三卷、诗文十卷。卒于康熙癸巳，年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