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则收贮不虔，发泄不时，至于朽败，与新敛相妨，或没入窃贩，无所售用，于是举而焚之，或乃沈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则在于得数十万缗钱而已。夫弛山泽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听商旅贸迁而薄其征。茶也者，东南所有，西北所无，虽曰薄征，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赀矣。息盗夺，止讼狱，佐国用，其利亦大矣，张滂、王涯岂足效哉！
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
右拾遗李上疏谏曰：“榷茶起于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赋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赀，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
文宗时，王涯为相，判二使，复置榷茶使，自领之，徙民茶树于官场，榷其旧积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旧。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犯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请：“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委强官吏，先于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无苛夺。所冀招怀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从之。
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亦死；顾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税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益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模，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每斤增税五钱，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按《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画羽形置炀突，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羽贞元末卒，然则嗜茶、榷茶，皆始于贞元矣。
宋制，榷货务六：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之蕲口（干德二年八月，始令京师及建安、汉阳等军、蕲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又于江陵府、襄复州、无为军增置务。端拱二年，又于海州置务。淳化四年，废建安、襄复州务。其后京城务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又有场十三：蕲州曰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废），黄州曰麻城，庐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罗源，寿州曰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曰商城、子安。又买茶之处：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湖南则江陵府、潭、澧、鼎、岳、鄂、镇、归、峡州，荆门军；福建则剑南剑、建州（虔、吉、郴、辰州，南安军，皆折税课，本州买给民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馀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潭、鼎、澧、岳、归、峡州茶；真州务受潭、袁、池、吉、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兴国军茶；海州务受杭、湖、常、睦、越、明、温、台、衢、婺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无为军务，抚、吉州，临江军，而增南康军茶；蕲口务受潭州、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曰片、曰散。片茶造，实卷摸中串之，惟建、剑则既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其名有龙、凤、石乳、的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十二等（龙、凤皆团片，石乳、头乳皆狭片，名曰“京”。的乳亦有阔片者。乳以下皆阔片），以充岁贡及邦等之用，洎本路食茶（江、浙、荆湖旧贡新茶芽者三十馀州，有岁中再三至者。大中祥符元年，上悯其劳，诏罢之）。馀州片茶，有进宝、双胜、宝山、两府出兴国军，仙芝、嫩蕊、福合、禄合、运合、庆合、指合出饶、池州，泥片出虔州，绿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临江军，灵川福州，先春、早春、华英、来泉、胜金出歙州，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出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东首、浅山、薄侧出光州，总二十六名。其两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有太湖、龙溪、次号、末号出淮南，岳麓、草子、杨树、雨前、雨后出荆湖，清口出归州，茗子出江南，总十一名。江、浙又有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为号者。凡买价：蜡茶，每斤自三十五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岁课山场八百六十五万馀斤。和市：江南一千二十万馀斤，两浙一百二十七万九千馀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馀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馀斤。其贸鬻：蜡茶，每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等。至道末，卖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馀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馀贯。天下茶皆禁，唯川陕、广听民自买卖，不得出境。
太祖皇帝干德二年，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仗贩易为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兴国二年，重定法，务轻减。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茶园户辄毁败其丛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
八年，诏禁伪茶。又诏民旧茶园荒废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
淳化三年，诏盗官茶贩鬻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雍熙后用兵，乏于馈饷，多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不为其直，取市价而后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及茶。
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茶盐。
三年八月，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缘江榷货八务，以贮南方之茶，便于商人贸易。今四海无外，诸务皆宜废罢，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从之。遂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令商榷利害。次年四月，废缘江榷货八务，听商人就出茶州军买贩，大减榷务茶价。诏既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以损其直，亏失岁计为言。七月，复置缘江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上言：“商人杂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商旅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上欲究其利害之说，令宰相召盐铁使陈恕、副使、判官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者，即望仍旧。有司职于出纳，既难于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郎王子与副之。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馀贯，允恭等皆被赏。
止斋陈氏曰：“干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馀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场以买之，自江以北皆为禁地。太平兴国中，樊若水奏，江南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税听自卖，逾江涉淮，乘时射利，紊乱国法，望严禁之，则谓干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议，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则官卖以实州县；一则沿边入中粮草，算请以省馈运；一则榷务入纳金银钱帛算请以赡京师。而河东、北互市，川陕折博，又以所有易所无，而其大者最在边备。盖祖宗以西北宿兵供亿之费，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抬以利之。其后理财之臣往往以遗利在民，数务更张，然大概无过李谘、林特二法，二法大概以抑茶商及边民耳。故林特以见钱买入中贱价交钞，而以实钱算茶，然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抬未远也。至李谘复祖刘式之意（淳化三年，秘书丞刘式起请，令商旅自就园户买茶，于官场贴射，废榷货务），始断然罢去买纳茶本，使客自就山园买茶，而官场坐收贴纳之利，行之三年而罢。然当时议者徒咎谘法不能惜留在京见钱，而不及其刻剥商贾之怨。景以后，西边事兴，始复行加抬法。嘉四年，天下无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当时诏书曰：‘上下征利垂二百年，江、湖之，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尚虑幸于立异之人，因缘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明刑，用惩狂谬。’自此，茶不为民害者六七十载矣。此韩琦相业也。至蔡京始复榷法，于是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其子蔡绦自记之曰：‘公始说上以茶务，若所入厚，专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边粮草名曰便籴，而均籴、结籴、贴籴、括籴之名起。盖以官告、度牒之类等第抑配，而边民不聊生矣。京之误国类如此。”
凡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馀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百姓岁输税愿折茶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此收茶之法。
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予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贸易，以射厚利。繇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
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馀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弊。
天圣元年，有司请罢三说，行贴射之法（即李谘所陈，见上文）。
景中，叶清臣上疏言：“尝计茶利岁入，以景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馀缗，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岁课亦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收税钱，自是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废度支之本，不置榷场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时下其议，皆以为不可行。至嘉中，何鬲、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时韩琦、富弼等执政，力主其说，乃议弛禁，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蜡茶禁如旧，馀茶肆行天下矣。论者尤谓朝廷志于便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给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等颇论其事，略言：“昔时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钱于官，今也顾使纳钱于官，受纳之，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于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敝等言不从。
民之种茶者，领本钱于官而尽纳其茶，官自卖之，敢藏匿及私卖者有罪（此国初之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谓之贴射（此天圣之法）。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此嘉之法）。
治平中，岁入蜡茶四十八万九千馀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馀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茶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建茶务，仁宗初，岁造小龙、小凤各三百斤，大龙、大凤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蜡茶一万五千斤。小龙、小凤，初因蔡君谟为建漕，造十斤献之，朝廷以其额外免勘。明年，诏第一纲尽为之，故《东坡志林》载温公曰：‘君谟亦为此邪？’”
神宗熙宁七年，始建三司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馀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绢、绸、绵、草，各以其直折输，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令经度，即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乃建议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积滞。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东船载入蜀，而禁商贩。未几，盐法复难行，宗闵乃议川陕略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知彭州吕陶言：“川陕四路所出茶货，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于斯。只如解州有盐池，民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乃百姓已物，显与解盐、晋矾事体不同。恭惟仁圣恤民之心，必不如此。”又言：“国家置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不以一年为率，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客旅，日以官本变转，殊不休已，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此于市易之条自相违戾。又客旅及侩人以榷茶，不许私交市，共邀难园户，于外预商计裁价，园户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势不获已，则一听客言，斤收实钱七分卖之官，馀三分留为客人买茶之息。如此则园户有三分之亏，而官中名得其息，自是园户本钱，客人无所费也。乞下本路体量更改。”不报。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李稷加为五十万，及陆师闵为百万云。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馀路通商。
王子京为转运副使，言：“建州蜡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于此，乞仍行榷法。”元初，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仍其旧。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拌和者有罚，募人告者有赏。讫元丰末，岁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元丰修置水磨，止于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于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后遂于京西郑滑州、颖昌府，河州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二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斗斛勿取息。
侍御史刘挚上言：“蜀地榷茶之害，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选使者考茶法之弊欺，以苏蜀民。”
右司谏苏辙上言：“盗贼之法，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和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件。”且备陈五害。诏遣黄廉等体量。
绍圣元年，陕西复行禁榷，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
“徽宗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议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额榷之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馀万，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馀万缗。庆历之后，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馀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县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皆籍名数，岁鬻于官吏，皆用仓法，园户自前茶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馀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路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及盐钞、诸色封椿、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扬州，两浙于苏州，江东于江宁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清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馀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
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长引许往他路，限一年。短引止于本路，限一季）。
按：京崇宁元年所行乃禁榷之法，是年所行乃通商之法，但请引抽盘商税，苛于祖宗之时耳。
大观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馀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馀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滋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万，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并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簿给于都茶务。凡不限斤重茶，委官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钞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大抵茶、盐法主于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后罢复不常，民听眩惑。
高宗建炎初，于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以提领真州茶盐为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场，罢合同场一十八处，惟洪州、江州、兴国军、潭州、建州各置合同场，监官一员。罢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旨，别印小引，每引五贯文，许贩茶六十斤。比附短引，增添斤重，暗亏引钱，损害茶法，住罢。淳熙二年复置）。凡茶、盐经从而把隘官军以搜检奸细为名而骚扰者，依军法施行。明年，以罚太重，减徒。
三年，捕私茶赏罚依盐事指挥。祖宗应犯榷货并不根究来历，止以见在为坐。嘉著令，今户部言，不系出产州军捕获私贩茶、盐，可以不究来历其出产州军私贩者，并系亭、灶、园户为之，一概不究，无以杜私贩之弊。诏自茶、盐外，其馀榷货并不根究来历。他日，都省又言，应犯私茶、盐，不得信凭供指，妄有追呼。诏从之。
绍兴二十七年，令凡商贩淮南长引茶，令秤发官司先问客人所指住卖州县，经由场务及合过官渡，并背批月日姓名，即时放行；如不行批引，纵放私茶，与正犯茶人一等犯罪。盖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淮河私渡讥禁甚严，然民触犯法禁自若。
宁宗嘉泰四年，知隆兴府韩邈奏：“户部茶引，岁有常额，隆兴府惟分宁产茶，他县并无，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认租，借官引以穷索一乡，无茶者使认茶，无食利者使认食利，所至惊扰。乞下省部，非产茶县并不许人户擅自认租，他路亦比类施行。”从之。
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运判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故事，尽罢榷茶，而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矣。朝廷遂擢开同主管川、陕茶马。二年十一月，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引与茶随，违者抵罪。自后引息钱至一百五万缗。绍兴复提举官，又旋增引钱。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视开之初又增一倍矣。
自熙、丰来，蜀茶官事权出诸司之上，而其富亦甲天下，时以其岁剩者上供。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然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
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共九千馀匹，川马五千匹，秦马四千匹。淳熙以后，为额共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建茶 建炎二年，叶浓之乱，园丁散亡，遂罢岁贡。绍兴四年明堂，始命市五万斤为大礼赏。十二年兴榷场，取蜡场为榷场本，禁私贩，官尽榷之，上供之馀许通商，官收息三倍。上供龙凤及京铤茶岁额，视承平才半，盖高宗以锡赉既少，惧伤民力，故裁损其数云。
○坑冶
《周官》，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之咸淡也。授之，教取者之处），巡其禁令。
齐管仲言盐铁之利。汉桑弘羊建议榷盐铁。东汉以后盐铁本末并见《盐铁门》（不再录）。
汉武帝行幸回中，诏曰：“往者朕郊见上帝，泰山见金，宜更铸黄金为麟趾蹄以协瑞焉。”
东坡《仇池笔记》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陈平四万斤楚，董卓坞金亦多。其馀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凿山披沙无虚日，金为何往哉？颇疑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邪？”
石林叶氏曰：“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馀万斤。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说，则金莫多于汉，然民之淘取，官府之征敛，史未尝言之，度未必如后世之甚也。三代之时，服食器用，下之贡献有程，上之用度有节，未尝多取于民。后之言利者，始以为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当取其利以富国，而不可为百姓豪强者所擅。其说发于管仲，而盛于桑弘羊、孔仅之徒，然不过曰盐、曰铁，则以其于民用也，金为天地之秘宝，独未闻有征榷之事。汉法，民私铸铁者钅大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铁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铁者又置小铁官，遍于天下，独未闻有犯金之禁。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于金也。《货殖传》所载蜀卓氏、山东程郑、宛孔氏、鲁丙氏称为尤富，然皆言其擅铁冶之利，而未闻有藏金之事。然则豪强之致富，不由于金也。上下之，好尚如此，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
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氵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
后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馀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千馀家，常于汉水沙金，年终输之。后临淮王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按《酉阳杂俎》：魏明帝时，昆明国贡避寒鸟，常吐金屑如粟。《蜀都赋》：“金沙银砾注。”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南史夷貊传》：林邑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此皆沙金之见于史传者。昔时遐方裔夷所产，今则东南处处有之矣。
唐，凡金、银、铁、锡之冶一百八十六：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
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视我邪？”乃黜万纪还家。
麟德二，年废峡山铜冶四十八。
开元十五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
天宝五载，李林甫为相，谓李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知也。”他日，之因奏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已，薄之虑事不熟，之自是失恩。
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隶盐铁使。
元和时，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
二年，禁采银，一两以上者笞二十，递出本界，州县官吏节级科罪。
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七万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
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馀匹，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后唐长兴二年敕：“今后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诸道监冶除依常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定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勾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乡村百姓于夏秋苗亩上纳农器钱一文五分足，随夏秋二税送纳。”
晋天福六年赦节文：“诸道铁冶三司，先条流百姓农具破者，须于官场中卖，铸时于官场中买铁。今后许百姓取便铸造买卖，所在场院不得禁止搅扰。”
宋兴，金、银、铜、铁、铅、锡之货，凡诸军产金有五，曰：商饶歙抚州、南安军（至道元年，废邵武军院。二年，又废成州二院。饶州旧禁商人市贩，颇致争讼，大中祥符五年，从凌策之请，除其禁，官收算焉）。产银有三监，曰：桂阳、凤州之开宝（本七房冶，开宝五年赐名）、建州之龙焙；又有五十一场，曰：饶州之德兴，虔州之宝积，信州之宝丰，建昌之马茨湖、看都，越州之诸暨，衢州之南山、北山、金水旧（又有灵山场，大中祥符二年奏），处州之庆成、望际，道州之黄富，福州之宝兴，漳州之兴善、毗婆、大深、岩洞，汀州之黄焙、龙门、宝安，南剑州之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邵武军之焦阮、龙门、小杉、青女、三溪、黄上、同福、累祭，南安军之稳下，广州之上，韶州之乐昌、螺阮、灵源，连州之同官，英州之贤德、尧山、竹溪，恩州之梅口，春州之阳江；三务曰秦州陇城、陇州、兴元府（太平兴国四年，于五台置冶，后废。秦州旧有太平监，后去其名。又贺州有宝盈场及杭州务，后并省）。产铜有三十五场，饶、处、建、英州各一，信州、南安军各二，汀州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饶州日兴利，建州日同德，英州日礼平，信州日铅山，南安军日南康、城下，汀州日锺僚，馀皆与银场同）；一务曰梓州之铜采（国初，坊、陇二州亦置场，后废。又嘉州亦有采场，咸平六年置）。又产铁有四监，曰大通兖州之莱芜（莱芜监领杏山、阜阳、何家、鲁东、汶阳、万家、宜山七冶。旧又有石门、大叔、道士等冶，景德中，以铁数不登，并废。汶阳、南鲁西治，大中祥符七年废），徐州之大通、利国，相州之利成；又有十二冶，曰河南之凌，虢州之麻庄，同州之韩山，凤翔之赤谷、平，仪州之广石河，蕲州之回岚、瓷窑，黄州之龙陂，袁州之贵山，兴国军之慈湖，英州之黄石；二十务曰晋、磁、凤、澧、道、渠、合、梅州各一，陕州之集津，耀州之榆林，坊州之玉华，虔州之上平、符竹、黄平、青堂，吉州之安福，汀州之莒溪、古田、龙兴、罗村；二十五场曰信州之丁溪、新溪，鄂州之圣水、荻洲、樊源、安乐、龙兴、大、建州之晚化，南剑州之毫村、东阳、武夷、平林、涂亢、安福、万足、桃源、交溪、娄杉、汤泉、立沙、黄溪，邵武军之万德、宝积、连州之牛鼻（又有沂州曾阝城冶、磁州苑城冶、齐州龙山冶。泽、淄、秦、潭、利、英、白、郁林州皆旧出铁，后并废）。产铅有三十六场、务，曰越、建、连、英、春州各一，韶州、南安军各二，衢州、汀州各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并与银、铜场同名）。产锡有九场，曰河南之长水，虔州之安远，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犹，道州之黄富，贺州之太平川、石场，潮州之黄冈，循州之大任（旧信州有铅场，后废）。产水银有四场，曰秦、阶、商、凤州。产朱砂有三场，曰：商宜州、富顺。
太祖皇帝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抗敝。每念兹事，深疾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
至道末，天下岁课银十四万五千馀两，铜四百一十二万二千馀斤，铁五百七十四万八千馀斤，铅七十九万三千馀斤，锡二十六万九千馀斤。天禧末，金一万四千馀两，银八十八万三千馀两，铜二百六十七万五千馀斤，铁六百二十九万三千馀斤，铅四十四万七千馀斤，锡二十九万一千馀斤，水银二千馀斤，朱砂五千馀斤，然金银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
开宝五年，诏罢岭南道媚川都采珠。
先是，刘钅长于海门镇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者必以索系石，被于体而没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及平岭南，废之，仍禁民采取。未几，复官取。容州海渚亦产珠，官置吏掌之。
自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
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金产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冶十一。银产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冶八十四。铜产饶、信虔、建、漳、汀、泉、南剑、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冶四十六。铁产登、莱、徐、兖、凤翔、陕、仪、虢、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冶七十七。铅产越、衢、信、汀、南剑、英、韶、连、春九州，邵武军，冶三十。锡产商、虢、虔、道、潮、贺、循七州，冶十六。又有丹砂产商、宜二州，冶二；水银产秦、凤、商、阶四州，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仁宗、英宗每下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者废冶，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系焉。皇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一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一斤。其后，以赦书从事，或有司所请，废冶百馀。既而山泽兴发，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总六十八。是岁，视皇金减九千六百五十六，银增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一百八十七万，铁、锡增百馀万，铅增二百万，独水银无增损，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馀斤。今之论次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
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帝命奖官吏，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
景中，登、莱民饥，诏弛金禁，听民自取，后岁丰然后复故。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登、莱州产金，自太宗时已有之，然尚少，至皇中始大发。民废农桑采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馀两为块者，取之不竭，县官榷买，岁课三千两。”
《中书备对》诸路坑冶金数：
莱州金四千一百五十两。房州金六十六两。登州金三十九两。商州金三十九两。饶州金三十四两。沅州金一百三十二两。汀州金一百六十七两。邕州金七百四两。
神宗熙宁元年，诏：“天下宝货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
七年，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填乃峒产金，请置金场。后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
元丰四年，以所产薄，诏罢贡金。
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银、铜坑发。诏令转运、市易司共计之，以所入为熙河籴本。七月，诏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元丰元年，是岁诸路坑冶金总计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
七年，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领于虞部。
哲宗绍圣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发坑冶，漕司虑给本钱，往往停闭不当，请令本司同遣官详度。”从之。
湖南漕司言：“潭州益阳县近发金苗，以碎矿淘金赋榷入官，请修立私出禁地之制。”从之。
徽宗崇宁四年，湖北置旺溪金场监官。以其岁收金千两，钤辖司请置官故也。
大观二年，诏：“金银坑发，虽告言或方检视，而私开淘取以盗论。九月，银、铜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令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
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峡州夷陵、宜都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钱，提举司买止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有金苗无官监者，许遣部内州县官及使臣掌。”诏提举官措画以闻，仍于荆南置司。
政和二年，诏工部以坑冶所收金、银、铜、铅、锡、铁、水银、朱砂物数，置籍签注，岁半消补，上之尚书省。自是，户、工部，尚书省皆有籍钩考，然所凭惟帐状，至有额而无收，有收而无额，乃责之县丞、监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递年违负之数。九月，措置陕西坑冶蒋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两，他物有差。”诏输大观西库，彝增秩，官属各减磨勘年。
六年，诏：“承买坑冶，岁计课息钱十分蠲一。”以频年无买者，欲优假之故也。五月，中书言刘芑计置万、永州产金，甫及一岁，收二千四百馀两。诏特与增秩。
宣和元年，石泉军江溪沙碛麸金，许民随金脉淘采，立课额，或以分数取之。
坑冶，国朝旧有之，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于官。旧例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以后，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也。政和，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处，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
政和，臣僚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于是户部言：“详度官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于官，毋得私相贸易。”从之。
先是，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奏：“徐、郓、青等州岁制军器及上供铁之类数多，而徐州利国、莱芜二监岁课铁少不能给。请以铁从官兴煽，计所获可多数倍。”诏从其请。自是，官榷其铁，且造器用，以鬻于民，至元罢之。其后，大观初，泾源干当、皇城使裴纟句上言：“石河铁冶令民自采炼，中卖于官，请禁民私相贸易。农具、器用之类，悉官为铸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输官而偿其直。”乃诏毋得私相贸易如所奏，而农具、器用勿禁。于是官自卖铁，唯许铸钅写户市之。
钦宗靖康元年，诸路坑冶苗矿微，或旧有今无，悉令蠲损，凡民承买金银并罢。
高宗建炎三年，诏：“福建、广南自崇宁以来，岁买上供银数浩大，民力不堪，岁减三分之一。”
绍兴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江西运司相度，江州等处金银坑冶亦乞依熙、丰法。”从之。
十四年，诏：“见今坑冶立酌中课额，委提刑、转运司不得别有抑勒，抱认虚数，令有力之家计嘱幸免，切致下户受弊。”
孝宗隆兴二年，铸钱司言，坑冶监官岁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者，各转一官；知、通、令、丞部内坑冶每年比租额增剩者，推赏有差。
宁宗嘉定十四年，臣僚言：“产铜之地，莫盛于东南，如括苍之铜廊、南算、孟春、黄涣峰、长拔、殿山、炉头、山庄等处，诸暨之天富，永嘉之潮溪，信上之罗桐，浦城之因奖，尤溪之安仁、杜唐、洪面、子坑五十馀所，多系铜银共产，大场月解净铜万计，小场不下数千，银各不下千两，为利甚博。至今双瑞、西瑞、十二岩之坑出银，繁氵、大定、永兴等场银铅并产，兴盛日久。又信之铅山与处之铜廊皆是胆水，春夏如汤，以铁投之，铜色立变（浸铜，以生铁炼成薄片，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上生赤煤，取刮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淳熙元年七月指挥，信州铅山场浸铜，每发二千斤为一纲，应副饶州永平监鼓铸）。夫以天地之畀坑冶，而属吏贪残，积成蠹弊，诸处检踏官吏大为民殃，有力之家悉务辞逊，遂至坑源废绝，矿条湮闭。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方施工用财，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甚至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卷十九 征榷考六
○杂征敛（山泽津渡）
《周官》：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远郊以。外所敛野之赋，谓野之园圃、山泽之赋也。凡疏材，草木有实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载师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汉高祖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汤沐邑，各自为奉养，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仓库也）。
文帝后六年，弛山泽。
章氏曰：“汉之山泽、园池之税，本以给供养而少府掌之。其后，仿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谓山林、苑池之税，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犹有江海陂池属少府者，而海丞（主海税）、果丞（主果实。二者皆少府属官）犹掌之于少府之下，则亦不尽属之也。惟文帝时赵弛其赋，而后世犹有增益其税而故为六之令，其增损行废固有时邪？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
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贯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隐度也，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于官也），率缗钱二十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率缗钱四十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使多出一算，重其赋），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纵，放也，放令告言）。杨可告缗遍天下（如淳曰：“告缗令杨可所告言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杨可据令而发动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俞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东莱吕氏曰：“卜式为小忠而不知大体者也，其愿输家业半助边，丞相弘以为此非人情，不轨之臣。然罢报之后，此助县官之心终不衰，则非矫饰也。惜其未尝讲学，故区区以输财为忠。是时，富豪皆争匿财，惟式独欲助费，事势相激，故武帝宠式者日厚，嫉富豪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虽假手于桑弘羊辈，苟无式以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边县（得畜牧于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边有官马，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十母马还一驹，以给用度，得充实秦中人，故除告缗之令也）。
先公曰：“按：古缗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敛，正为征伐计也，得马息遂不告缗，此汉之所以犹愈于秦也。尝观文帝时，才令民实粟塞下，便可以减田租；武帝时，才令边民畜马取息，便可除告缗，盖一事辄有一事之益。后世厉民之政，一行则与国俱弊，无可哀救，虽复县官百方措置，徒为烦扰，而于民无分毫之益，可叹也夫”
宣帝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与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未足任，宜如故。”上不听。
元帝元凤元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武帝时，租及六畜）。
王莽初，设六之令，诸采取名山泽众物者税之。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给，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赀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予民（转令百姓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
后汉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九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九年，诏：“山林饶利，陂池鱼采，以赡元元，勿取假税。”□十二年、十五年俱有此令，不复录。
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尚书仆射虞诩上疏：“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取受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走卒，五百之类，行鞭杖者。此言钱者，令其出资钱，不役身也），司空劾按，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权制。”于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灵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馀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道行费”（盖正贡外别有所献也。详见《国用门》）。
晋自渡江以来，至于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详见《商税门》）。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师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宋孝武帝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气（许气反）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领而占，贫弱者薪樵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理之深弊。请损益旧条，更申常制。”有司检壬辰诏书：“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恒气炉（力居反）种竹木、杂果为林仍，及陂湖江海鱼梁鳅场（七由反。即移反），常加工修作者，并不追旧。各以官品占山（见《官品》、《占田门》），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论。除晋壬辰之科。”从之。
齐武帝即位，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后，申明旧制。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宋太始初，军役大兴，受官者万计，兵戎机急，事有未遑，自是，令仆以下并不输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胜计，文符督切，所在扰乱，至是除荡，百姓悦焉。
齐武帝时，王敬则为东扬州刺史（今会稽郡），以会稽边带湖海，人无士庶，皆保塘陂，敬则以功力有馀，悉详敛为钱，以送台库，帝纳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会稽，粗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计直，人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乙限坚牢，则终岁无役。今乃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人损政，实此为剧。建元初，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质卖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寻蒙蠲原。而此等租课，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扰人，实自弊国。愚谓课塘丁一条，宜还复旧。”
唐高宗龙朔三年，减百官一月俸，赋雍、同等十五州民钱作蓬莱宫。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赀畜，什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
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背叛，国用不给，陈京请借富商钱。度支杜佑以为军费才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才得八十万缗。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遮邀宰相哭诉。乃以钱不及百缗，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才二百万缗。
时军用不给，乃税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上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家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者，公私给与及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旧算三十，今加为五十）；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日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ゥ满天下。
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时讨贼兵在外者众，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馀万缗，常赋不能给，赵赞乃奏行二法，愁怨之声，盈于远近。及泾原兵反，大呼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架、除陌矣。”于是架、除陌、竹、木、茶、漆、铁之税皆罢。
致堂胡氏曰：“当是时，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馀，户税二百一十五万七千馀斛，而籍兵七十六万七千馀人，是税户四、斛三而养一兵，他用不预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饱，量入以为出，国非其国矣。”
今按：德宗之横敛，诿曰军兴乏用也。然琼林、大盈之积，特不过假军兴之名，而厚赋以实私藏。是以饷赐稍不如意，反使泾原骄横之卒，得借口以为作乱之阶。然则平时刻剥生民而姑息军卒，竟何益哉！
唐贞观初，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后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十二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阁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
十五年，复置公廨本钱，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京七十馀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馀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给京官职田。
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藉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并取情愿自捉，不得令州县牵挽。
乾元元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顾。
时祠祭及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尝有殴人破首，诣闲厩使纳利钱，受牒货罪。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司捉钱户，府县得捕役，给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钱者不纳利矣。
宝应元年敕：“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府县自取，及贫人将捉，非唯积利不纳，亦且兼本破除。今请一切不得与官人及穷百姓并贫典吏，拣择当处殷富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转回易，仍放其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人家。”
贞元元年敕：“自今后应征息利本钱，除主保逃亡转征邻近者放免，馀并准旧征收。其所欠钱，仍任各取当司阙官职田，量事粜货，充填本数。”
元和二年，宰臣上言：“圣政惟新，事必归本，疏理五坊户色役，令府县收，万人欣喜，恩出望外。臣等辄革旧弊，率先有司，其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总一百二十四人，望令归府县色役。”从之。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从奏：“捉钱人等比缘皆以私钱添杂官本，所防耗折，裨补官利。吏近日访闻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官本，广求私利，可征索者自充家业，成逋欠者证是官钱，非理逼迫，为弊非一。今请许捉钱户添放私本，不得过官本钱，勘责有剩，并请没官。”
十四年，御史中丞萧俯奏：“诸司、诸军、诸使公廨诸色本利钱等，伏缘臣当司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利钱，准赦文，至十倍者，本利并放，展转摊保；至五倍者，本利并放。缘前件诸司、诸使、诸军利钱，节文并不该及，其中有纳利百姓，见臣称诉纳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处分，求臣上达天听。伏以南北诸司事体无异，纳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泽均及，则雨露无偏，乞特赐准赦放免。”
会昌元年正月赦节文：“每有过客衣冠，皆求应接行李，苟不供给，必致怨尤。刺史、县令但取虚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户，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为甚。宜为本道观察使条流，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钱，逐月收利。或前观察使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许量事供给，其钱便以留州留使钱充，每至季终申观察使。如妄破官钱，依前科配，并同入己赃论，仍委出使御史纠察以闻。”
按：捉钱之事，惟唐有之。盖以供诸司公用之费。虽曰官出本钱，令其营运纳息，非凿空之横敛，及其久也，民利非假官之势，则不请本钱，白纳利息；官利于取民之财，则所征利息数倍本钱，而其为无艺甚矣。故述其事，附之杂征敛之后。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除沧、德、棣、淄、齐、郓干渡三十九处所算钱，或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
五代时，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桥梁，有司犹责主者备偿，至是诏除。此后诸州有类是者，多因恩宥蠲除。陈州私置蔡河琐，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太平兴国中诏除之。
建隆二年，诏：“自今宰相、枢密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节度使，依故事纳礼钱，宰相、枢密使三百千，藩镇五百千，充中书门下公用，仍于中书刻石记授。上年月已经纳者，后虽转官，不再更纳。旧相复入者，纳如其数。”时中书门下言“唐制，凡视事于中书者，纳礼钱三千缗，近颇隳废，乞举行之”故也。
按：朝廷视官制禄，所以养贤。官莫崇于相，则禄赐宜优于百僚，今于上日反征其钱，以充公用，可乎？今考《五代会要》，后唐天成元年，门下、中书两省状：“准旧例，检校官合纳光省礼钱。近降敕命，除翊卫勋庸、藩垣将佐外，其馀不带平章事节度使，及防御、团练、刺史、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职掌盐院官、县令、录事参军、判司等，凡关此例，并可征收。伏缘省司旧例，别无钱物，祗征礼钱，以充公廨破使。遭值离乱，致失规绳，乞依元行依例征理，自防御、团练、刺史至诸道将校、押衙，各纳钱有差。”则为例已久，且不止于使相而已。又考是年十二月中书奏：“准故事，应诸道藩镇带平章事处，各纳礼钱五百千，充中书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内铺陈什物。”敕从之。则纳此钱者，似是唐末以来，方镇据土地，修贡献，求为使相之人，恐非盛唐之制。然观建隆之诏，则在庙堂为相者皆纳矣。又考梁开平五年敕：“食人之食者忧人之事，况丞相位尊，参决大政，而堂封未给，且无餐钱，朕甚愧之。宜令日食万钱之半。”则当时为相者，俸廪尚无之，况修公署置什物乎！此所以反有无艺之横取也。
又按：所谓修公署、备什物之类，唐时有诸司捉钱户，捉官本钱，营运纳息，以供此费。至五代之时，则不复有之，而令居职者履任之初，自出此钱。国初承五代之法，遂亦有之，故并附于捉钱之后。
太宗淳化元年，诏：“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与民争利，非朕素怀。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任民采取，如经市货卖，乃收税。”
先时，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当僭伪之时，应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皆纳官钱，或令人户占卖输课，或官遣吏主持。帝闻其弊，诏除之。又有橘园、水、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伪国旧制而未除，前后累诏废省。
开宝三年，令买扑坊务者收抵当。
止斋陈氏曰：“买扑始见此，至淳化中而买扑酬奖之法次第举矣。买扑之利归于大户，酬奖之利归于役人，州县坐取其赢以佐经费，以其剩数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宁悉罢买扑酬奖之法，官自召买，实封投状，著价最高者得之，而旧章举废矣。”
神宗元丰二年，导洛通汴司言：“纲船为商人附载，有留阻之弊。今洛水入汴无湍驶，请置堆垛场于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从之。□三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
元丰二年，三司言：“人户买扑官监，及非新酬衙前场务所增收钱，并合入三司帐。而司农寺以谓官监、务外，皆是新法拘收钱，不当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岁入百万缗，于市易务封椿，若失此钱，恐不能继。”争辩久之，乃从司农之请。
七年，府界、诸路坊场钱岁收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石、疋有奇。
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司农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收取净利。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判应天府张方平言：“管下五十馀祠，百姓尽已承买。阏伯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承；微子开国于宋，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于其营为招聚，纷杂亵。岁收甚微，实损大体。欲乞不卖此三庙，以称国家严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邓润甫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皆合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缘此，唐之诸陵悉见芟刈，闻昭陵已翦伐无遗。乞下所属依旧禁止。”诏从之。
哲宗元元年，侍御史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毋得增价。新法乃使实封八状，唯利价高，有旧才百缗而益及千缗者，其后类多败阙。请罢实封之法，令诸路转运、提举司会新旧之数，酌取其中，立为永额，召人承买。”其后，详定役法所度之事，请下之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为额；增亏不常，以酌中为额。或前次所负及五分，县以闻州，州与漕司次第保上之，仍立界满承买抵当之制，馀皆如旧法。从之。
五年，户部郎中高言：“场务败阙者请止损净息，其省额如故。”从之。又诏：“无人承买者许自陈，损其钱数，明谕以召人，愿增价者听。若不售，则更减之，减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审核，权停闭。”
徽宗自崇宁来，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县创增锁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馀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等钱，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不得而尽记也。
大观三年，臣僚言：“比岁诸郡求以坊场增给公帑，不啻二十馀万缗，且虑朝廷封桩，浸为厨传之费。请考元丰旧制，详议行之。”诏令户部以所用封桩及坊场钱数申尚书省。
按：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今考其明言酒务者入《榷酤门》，明言货税者八《征商门》，而泛言坊场者，则以附杂征榷之后。
牙契 税契始于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
止斋陈氏曰：“元降指挥，应典卖物会问邻至，有不愿，即书之于帐，听即两月批印，违者依漏税法。所以防奸伪，省狱讼，非私之也。庆历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入总制名起发。”乾道七年，户部尚书曾怀奏：“人户交易一十贯内正钱一贯，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馀入总制钱帐，另项起发。”
至是，牙契今为州县利源矣。
神宗元丰时，令民有交易则官为之据，因收其息。
徽宗崇宁三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助瞻学用，其收息不得过一倍。”
大观二年，以出卖钞旁息钱事涉苛细，罢之。
政和中，应奉事起，乃复行。
宣和五年，诏：“诸路所收钞旁定帖钱，除两浙路隶应奉外，馀路并逐州委通判拘收，与发运司充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应今日以前典卖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限百日，许自陈蠲免。”
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靖康时尝罢之），命诸路提刑司掌之，无得擅用。
绍兴二年，右朝奉郎姚氵允言：“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书业人，许诣所属陈理，本县下邻保证实，给户帖。”从之。
五年，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即钞旁定帖钱）。
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竞产而执出白契者，毋得行用。从两浙运副吴革请也。
革言：“在法，田宅契书县以厚契印造，遇人户有典卖，纳纸墨本钱买契书填。缘县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卖，致有论诉。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号印造，每月给付诸县，遇民买契，当官给付。”
冬十一月，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自行开其所管地宅田亩架之数而输其直，仍立式行下。”时诸路大军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调度不继，故有是诏。既而中书言恐骚扰稽缓，乃立定价钱，应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一等足计纲赴行在，即旱伤及四分以上，权住听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出给户帖，务要简便不扰，如容纵乞取，重于法，令刑狱使者察之。时州县追呼颇扰，乃命通判职官遍诣诸邑，面付人户，其两浙下户展限二月。内诸路簿籍不存者，计先纳价钱，俟造簿毕日给帖。
二十六年，户部言：“印契违日限者，罪之而没其产，太重难行，徒长告讦。欲并依绍兴法旧限六十日投税，再限六十日赍钱请契。”从之。
二十七年，诏：“人户买卖耕牛，并免投纳契税。”
孝宗乾道七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馀一半入总制钱帐，如敢隐漏，依上供钱法。人户违限不纳，或于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
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后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诏：“赦令所参照见行指挥，修立成法。”
八年，诏：“今后遇赦，删去税契违限许免倍自首一节。监司、州郡无得自擅免倍税契，违者坐之。”
言者谓今之置产者，未尝以税契为意，盖起于赦恩许其免纳而自首，况监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税契，所收钱不复分隶窠名，一切以资妄用，故有此令。
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呈《重修淳熙法》，上亲笔圈记人户内驴、驼、马、船契书收税，谕辅臣曰：“凡有此条，并令删去，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典卖田产，必使之请官契，输税钱，其意不徒利也，虑高赀之家兼并日增，下户日益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县以人户物力科配，空给印纸，名为预借契钱，殊失法意。”诏禁止之。
宁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县交易，印契所以省词讼，清税赋，而投报输直，亦有助于财计。今但立草契，请印纸粘接其后，不经官投报者，不知其几也。印契具文，过割可废，有交易已毕，迁徙他郡，二税茫无所归，州县徒费追扰，至于改换等色、减退亩步者，不知其几也。乞申严成法。”从之。
经、总制钱 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废于靖康，建炎复之。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盖南渡以来，养兵耗财为伙，不敢一旦暴敛于民，而展转取积于细微之，以助军费，初非强民而加赋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维扬，四方贡赋不以期至，于是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求之于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钱出于兼并之家，无伤于下户；增收卖酒钱合于人情，而无害于民；官吏俸给除头子钱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继遽罢。欲望博延群议，更加讨论。乃亨伯为河北转运使，又行于京东西、河北路，昨来河北、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于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岁入无虑数百万计。况边事未宁，苟不知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暴敛于仓卒，曷若取积于细微。”于是除不便于民者（如纳免行钱、减罢曹官役人钱、钞旁定帖钱、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牛畜等契息钱、契白纸钱），以权添酒钱、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五项，令东西八路州军（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命各路宪臣领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终起发。绍兴五年闰二月，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乞以总制司为名，而总制钱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赋入之利，莫大于杂税。茶盐出纳之，每贯增头子钱五文，岁入不少。”而财用司言：“茶盐已复钞价，其头子钱难以增添，而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馀一十三文并充本路州县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于每贯见收头子钱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旧来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馀尽并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补助军需。”尚书省又言：“耆、户长雇钱并抵当库椿四分息钱、转运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及赦限内典卖牛畜等印契税钱、进献纳贴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并令诸路州县桩管，应办军期。”而总制司又言：“人户税赋畸零，如析居异财，绢绵零至一寸一钱者，亦收一尺、一两，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类，并与折纳。至于二广、福建、江东西路免役一分宽剩钱，若无灾伤减阁，并令发付行在，及两浙西路役人雇钱，除岁用外，应副外大军支用。”八月，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合依诸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费外，馀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一项窠名起发。”十一月，尚书省言：“经总制钱，监司州郡或以军期应办为名，辄行借兑拘截取拨者。乞依诸路州军通判已得指挥施行（州县辄将经制钱擅行应副兑借拘截取拨，辄有侵支互用者，内所委官所当职及取拨官，并先降两官放罢，人吏徒二年，各不以去官赦降原减）。”绍兴十六年，户部侍郎李朝正言：“诸路每岁所取经、总制钱，委本路提刑并检法、办官点磨拘催，岁终欲通行殿最。”
增及一分以上，减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赏。有差亏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罚有差。
二十六年，礼部侍郎贺允中言：“比年经、总制钱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数立额，其当职官既诱以厚赏，又驱以严责，额一不登，每至横敛，民受其弊。望诏有司立岁额。”既而仓部郎中黄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损其数，诏从之。三十一年，诏诸路州军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经、总制钱特与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后欠数，令提刑司督责补发。孝宗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每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仍将所增钱别项发纳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公家出纳经、总制钱，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极，从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路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馀万（四川九十万缗）。
月椿钱 始于绍兴二年也。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既有偏重之弊，又于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于朝廷窠名，曾不能给十之二三（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净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椿不封椿、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于是州县横敛，铢积丝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逼，江东、西之害尤甚。七年，户部员外郎霍蠡言：“愿诏诸路守臣条具所桩实有窠名几何，临时措画者若为而办。”八年，侍郎士畏及参政李光皆言月桩之害，上感动，每谕宰臣：“若得休兵，凡取于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复河南州军赦，务与民休息，令转运司具逐州见认月桩钱数申朝廷，据实科拨。二月，诏以州县大小所入财赋，欲斟量当，易于椿办。其日后殿进呈，各有窠名，但多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若所拨科名钱不足，从朝廷给降应副，不得一毫及民。”绍兴十七年，减江东、西月椿钱一十二万七千缗有奇。光宗登极，用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浙诸郡月椿钱一十六万五千缗有奇。
江、浙转运赵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来，不住询访民利害，及今来巡历所至，有可以宽裕民利者。本司已随事斟酌轻重，次第罢行，独有诸县措置月椿钱物，其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臣试举其大者，则有曰曲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臣尝询究，盖已累经朝廷指挥及前后监司约束往罢矣。大抵类能力制于一时，而不能保无于后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则右逸矣。至诘其所从出入，则首以月椿无科名，循例措置为辞。甚者奸赃之吏，又并缘掊克，以济其私，预于簿书之，阴为抵谰之计。有司熟视，不可稽考，其设有能自植立，整齐纪纲者，则往往窘于调度，拘率牵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数者，挟持官吏，以渔猎细民。流弊万端，不可殚述，其原则始于月椿太重而已。臣不胜愤懑，因尽考诸县月椿出纳之数，及其初科降之目，与夫先后因革之制观之。其始缘江、淮用兵，供亿数万，朝廷深恐一时乏事，遂令本路计月椿办大军钱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时降到旁通式内，犹许先取无额经制钱；不足，方取上供钱；又不足，则取诸司封椿钱。其后又增置赡军七分酒息钱，其馀不以有无拘碍钱物，皆许移用，甚至急阙，则朝廷亦时支降茶引、度牒之类以济之。是时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馀积，公私未告病也。今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无额经制钱州县皆有定额，不尽分隶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其馀盖尽以取足于州县也。况夫比年以来，州县用度日广，财赋日蹙，所以予之者岁益加少（谓如州县科拨二税与州县赡用之类），而取之者岁益加多（谓如增收头子钱、勘合钱、闰月坊场钱之类），非作法以取诸民，则何以哉！臣尝略计本路月椿之数，每岁为缗钱七十万，而格外所入者半之，虽其亦有傅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敛，什尝三四也。今朝廷纵未能大有蠲除，以尽扫宿弊，臣谓宜令有司择其最重者稍赈恤之。”
板帐钱 亦军兴后所创。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两浙运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边，疾苦易于上闻，固宜州县之，雍容为政。今百里之寄，铨曹见缺，至无人愿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盖今县邑之所苦者，不过板帐钱额太重耳！额重而收趁不及，计无所出，则非法妄取。以纳斛斗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到盗贼，不还失主；检校财产，不及其卑幼。亡僧、绝户，不候实而拘籍入官；逃产、废田，不与销豁而逼勒填纳。远债之难索者，豪民献于官，则追催甚于正税；私纳之为罚者，仇家讼于县，则监纳过于赃钱。赊酒不至于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长。检税不止于商旅，而苛细及于盘合，奁具。今年之税赋已足，而预借于明年；田产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无非违法。州郡利其能办财赋，佯若不闻，一且告发，则邑宰坐罪而去，后人继之未免循复前例。盖其太重之额既不减，则亦别无他策尔！且是法创立，经隔已数十年，物价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随时而加损？乞令臣与诸郡从长斟酌，将合减之数开具闻奏，去其太甚而立为中制，庶几仰副圣天子惠养斯民之意。”从之。于是镇江府丹阳、金坛两县一岁通减钱二千八百四十四贯有奇，平江府常熟县每年与减一万贯，昆山、吴江县每年合与减发三千贯。自此诸路有陈情，亦优减不一矣。
叶应诏条奏曰：“何谓一曰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后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西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糖酵，以相补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馀，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办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于一二百万而已。其后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后，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职事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二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于磨算，属官倦于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秤头、息、油单、压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于后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胜也，几至于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于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于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于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椿，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于此。向之学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后出者，有智者惊，有勇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钞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后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于弃馀琐屑之以为国用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惠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
又曰：“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馀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椿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于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