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
宣帝本始元年，凤凰集胶东千乘，赦天下租税勿收。
三年，诏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
四年，诏被地震伤坏甚者，勿收租赋。
元康二年，诏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神爵元年，上行幸甘泉、河东，行所过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凤凰集新蔡，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
二年，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毋出租赋。
永光元年，幸甘泉，所过毋出租赋。
成帝建始元年，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鸿嘉四年，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收租赋。
孝成帝时，张禹占郑、白之渠四百馀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人弥困。孝哀即位，师丹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周、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钜万，而贫弱逾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所以可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
哀帝即位，令水所伤县邑，及他国郡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收租税。
汉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提封者，大举其封疆也），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陵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汉极盛矣（据元始二年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设井田，则国给人富，而颂声作。秦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假，如贫人赁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夺其税，欺凌之也），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过八，而田满一井者，分馀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然，陷刑者众。后三岁，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他政讠孛乱，用度不足，数赋横敛，民愈贫困。
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足以资豪强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由是观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后，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
老泉苏氏曰：“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于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于县官，而不免于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税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税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于什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且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备沟洫。沟洫之制，夫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于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后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己而又为民作屋庐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后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己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于唐、虞之世乎（井田之法起于黄帝，事见《乡党门》）！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于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于此。而后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夺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后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而彼尝己过吾限者散而入于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己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馀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乐输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于此哉！”
水心叶氏进卷曰：“今之言爱民者，臣知其说矣。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士方且相与按图而画之，转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于上者，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何者？其为法琐细烦密，非今天下之所能为。昔者，自黄帝至于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国之地，是以尺寸步亩可历见于乡遂之中，而置官帅，役民夫，正疆界，治沟洫，终岁辛苦以井田为事；而诸侯亦各自治其国，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颁于天下。然江、汉以南，潍、淄以东，其不能为者不强使也。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于上，率二三岁一代，其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井田之制虽先废于商鞅，而后诸侯封建绝，然封建既绝，井田虽在亦不可独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沟、洫，环田而为之，田而疏之，要以为人力备尽，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于后世。且大陂长堰因山为源，锺固流潦视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故后世之所以为不如三代者，罪在于不能使天下无贫民耳，不在于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夫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今故堰遗陂在百年之外，潴防众流，即之渺然，イ漫千顷者，如其湮淤绝灭尚不可求，而况井田，远在数千载之上，今其阡陌连亘，墟聚迁改，盖欲求商鞅之所变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时，井田虽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经界为意，叹息先王之良法废坏于暴君汗吏之手。后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闻不见之遗言，顾从而效之，亦咨嗟叹息以为不可废，岂不难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于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州县狱讼繁多，终日之力不能胜，大半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胜忿，常欲起而诛之。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赀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佣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于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不然，古井田终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虚谈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为实，儒者以高为名，天下何从而治哉！”
按：自秦废井田之后，后之君子每慨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说固正矣。至于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则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论最为确实。愚又因水心之论而广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则其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馀夫，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之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后授受之际可以无弊。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内而孤卿、大夫，所治不过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于是取其田畴而伍之，经界正，井地均，禄平，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违法制，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乱簿书。至春秋之世，诸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列国不过数十，土地浸广。然又皆为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鲁则季氏之费、孟氏之成，晋则栾氏之曲沃、赵氏之晋阳，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亦皆数百年之国，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小国寡民，法制易立。窃意当时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后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为予夺，较其丰凶以为收贷，其东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壮之所习闻，虽无俟乎考核，而奸弊自无所容矣。降及战国，大邦凡七，而么么之能自存者无几。诸侯之地愈广，人愈众。虽时君所尚者用兵争强，未尝以百姓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废也。而其弊已不可胜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说，又有暴君吏慢其经界之说。可以见当时未尝不授田，而诸侯之地广人众，考核难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壤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矣（晦庵《语录》亦谓：“因蔡泽此语，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弊”）。汉既承秦，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何也？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授，其奸弊无穷。虽慈祥如龚、黄、召、杜，精明如赵、张、三王，既不久于其政，则岂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则不过受成于吏手，安保其无弊？后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后，阡陌既敝，又为隐核。隐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于众多之胥，欲纪人事之众寡，明地利之多少，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不可得而详矣。’其说可谓切中秦汉以后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广人众，罢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晋太康时，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未几，五胡扰，则已无所究诘。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尽如三代之制。一传而后，政己圮乱。齐、周、隋因之，得失无以大相远。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后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至永徽而后，则兼并如故矣。盖自秦至今，千四百馀年，其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尽隳矣。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与百姓矣。秦于其所当予者取之，所当取才予之，然沿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ゥ，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
●卷二 田赋考二
○历代田赋之制
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渐少，田亩益广焉。
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而税一如旧制。”
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覆垦田。
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相增减，乃下诏州郡检覆。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于长寿街得之。帝怒。时东海公阳年十二侍侧，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馀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
章帝建初三年，诏度田为三品。
秦彭为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无所容诈。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颁令三府，并下州县。
诏以布帛为租。
时贵，县官给用不足。尚书张林上言：“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从之。
和帝永兴元年，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三十三亩八十五步。
元初元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
顺帝建康元年，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据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九十，每户合得田七十亩有奇）。
冲帝永嘉元年，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有八步。
质帝本初元年，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国有田者，亩税敛钱（亩十钱也）。
按：章帝时，以贵，乃封钱以布帛为租，则钱帛盖尝迭用矣。此所谓亩税敛钱，乃出于常赋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谓税钱始此。
灵帝中平二年，税天下田，亩十钱，又名修宫钱。
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税十钱。陆康上疏曰：“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取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国之法哉！”
仲长统《昌言》曰：“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址，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今当限夫田以断兼并，去末作以一本业。通肥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蹇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什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人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
崔《政论》曰：“昔圣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衮、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今宜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疋而绵二斤，馀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
吴孙权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
晋武帝平吴之后，置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ク（在公反）布户一疋，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又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见《职田门》）
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似合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
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人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
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又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相以周济，所益甚大。”
后军将军应詹表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已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童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溢，可计日而待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是后频年水旱，田税不至。咸康初，算田税米，空悬五十馀万斛，尚书诸曹以下免官。
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
按：晋制，子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之，当口税二斛一斗；以亩收二升计之，当口税一斛四斗。今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公王以下云者，又非泛泛授田之百姓欤？当考。
前燕慕容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封裕谏曰：“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
蜀李雄赋丁岁三斛，女丁半之，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
宋文帝元嘉中，始兴太守徐豁上言：“武吏年满十六，课米六十斛”（事见《丁口门》）。
宋孝武帝大明初，山阴县人多田少，孔灵符表请徙无赀之家于馀姚、贸阝（莫侯反）、鄞三县，垦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议，咸曰：“夫训农修政，有国所同。土著之人，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山阴豪族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又缘湖居人，鱼鸭为业，小人习始既难，劝之未易。远废田畴，方剪荆棘，率课穷乏，其事弥难。”帝违众议徙人，并成良业。
齐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言：“宋武帝时，遣台使督郡县，或尺布之逋，曲以当疋；百钱馀税，且增为千。故下实作尚方，寄系东冶，百姓骇迫，不堪其命。恣意赃贿，无人敢言，贫薄礼轻，即生谤ゥ。愚谓凡诸检课，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审定期限，如有违越，随事纠坐。则政有恒典，人无怨咨。”
子良又启曰：“今所在价虽和，室家饥兼（苦簟反）；缣纩虽贱，骈门裸质。而守宰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人贩产，要利一时。东郡使人，年无常限，郡县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县急，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守令不务先富人，而唯言益国，岂有人贫于下，而国富于上邪？又泉铸岁远，类多剪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尤求请无地。且钱、布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钱，进违旧科，退容奸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启曰：“诸赋税所应纳钱，不限小大，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听随价准直，不必尽令送钱。于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钱一千，而人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疋直六百，官受则疋准五百。所以每欲优人，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馀，其四人所送，尤依旧制。昔为刻上，今为刻下，庶空俭，岂不由之！救人拯弊，莫过减赋。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长久大益；无患人赀不殷，国用不阜也。”
自东晋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赀。诸蛮陬俚洞г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财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者，为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唯所输，终优于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见《品官占户门》）。
后魏明元帝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于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田农。自是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
景穆帝初为太子监国，曾令有司课畿内之人，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植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亩，偿以新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老少无牛家种田七亩，老少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于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疋，下至半以此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为公调，二疋为调外费，三疋为内外百官俸。
孝文延兴三年，诏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年粮。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疋、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复增调外帛满二疋，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蔡、洛、荆河、怀、兖、陕、徐、青、齐、济、南河、东徐等州贡绵绢及丝，其馀郡县少桑蚕处，以麻布充。
孝明帝时，张普上疏曰：“伏闻尚书奏复丝麻之调，遵先皇之令轨，复高祖之旧典。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百姓，从薄赋。知军国虽绵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规，亿兆荷轻赋之饶，不但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怨嗟，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己行之成诏，遵前之非，遂后之失，奏求还复绵麻，以充国用；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郡官共窃利之。臣以为于理未尽。何者？今官人请调度，造衣物，必量度，绢布疋有丈尺之盈，尤不计其广；丝绵斤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此所谓教人以贪也。今百官请俸，祗乐其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称，以乱视听，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者也。今若必复绵麻，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年俸所出，以市绵麻，亦应周其一岁之用。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人惜法如此，则高祖之执中，兴于神龟，明明慈信，昭布于无穷，孰不幸甚！”正光后，国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
孝文太和元年，诏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佣于馀年。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馀力，地有遗利。”
时李安世上疏曰：“臣闻量人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人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窃见州县之人，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地，漂居异乡，事涉数代。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凉，桑榆改植。事己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各均量，审其经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人获资生之利，豪右靡馀地之盈，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诈之人，绝于觊觎；守分之士，免于凌夺。”帝深纳之，均田之制始于此矣。九年，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人倍田分，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馀，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理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代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残疾无受田者，年十一己上及疾者各受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制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人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人种莳，后有来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人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亦借其所亲。诸宰人之官，各随所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按：夹氵祭郑氏言：“井田废七百年，至后魏孝文始纳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晋武帝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则亦非始于后魏也。但史不书其还受之法，无由考其详耳。或谓井田之废己久，骤行均田，夺有馀以子不足，必致烦扰，以兴怨ゥ，不知后魏何以能行。然观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则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又令有盈者无受不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是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与王莽所行异矣，此所以稍久而无弊欤！”
孝明孝昌二年冬，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
献文帝即位，因人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静帝天平初，诸州调绢不依旧式。兴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斛至九钱，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于徭赋矣。
齐神武秉政，乃命孙腾、高崇之分责无籍之户，得六十馀万，于是侨居者各勒还本。是后租调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于兵革。寻而景乱梁，乃命行台辛术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县，羁縻轻税而已。
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转授，成丁而授，老而退，不听卖易。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宽乡以处之。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文宣以修创台殿，所役甚广，并兼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有妻者输一床，无者输半床）。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不许。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
河清三年，诏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亩。蚕桑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人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京城四面，诸方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虎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虎贲以上，各有差。执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田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时定令：率人一床调绢一疋，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丈，垦租一斗，义米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武平之后，权幸赐予无限，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
后周文帝霸政之初，创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上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
周制：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疋，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
隋文帝令自诸王以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田宅，率三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详见《职田门》）。
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开皇中，户总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垦之数，每户合垦田二顷馀也）。开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馀，恐本史之非实）。
水心叶氏曰：“齐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其君骄粗甚矣，然尚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时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往事无复论，然遂以为皆不当在官，必以其民自买者为正，虽官偶有者亦效民卖之，此又偏也。”
淳熙，有卖官田之令，故水心云然。
隋文帝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纟，麻土调以布。绢纟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三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
初，苏威父绰在西魏世，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已任。至是，威为纳言，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
开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赋。
十年五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通鉴》作免役收庸）。
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其后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租赋之入益减，征伐巡幸，无时休息，天下怨叛，以至于亡。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绢二疋，绵三两，自兹之外不得横有调敛。
武德六年，令天下户量其赀产，定为三等。至九年，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馀见《乡役门》）
七年，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馀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桑、枣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馀以给比乡，县有馀以给比县，州有馀以给比州。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绫纟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纟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租、调皆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免课役及课户见《复除门》）。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蝗为灾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右此租、庸、调征科之数，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会要》所载。《陆宣公奏议》及《资治通鉴》所言，皆同《新唐书 食货志》，以为每丁输粟二斛，稻三斛，调则岁输绢二疋，绫纟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疑太重，今不取。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卖买皆须经官，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诸工商，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因王事落外蕃不还，有亲属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还日仍给。身死王事者，子孙虽未成丁，勿追身分田。战伤废疾不追减，终身。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官人守业田、赐田欲卖及贴赁者，不在禁限。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若州县改易，及他境犬牙相接者，听依旧受。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听隔县受。
《通典》曰：“虽有此制，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产，是度其丁户之众寡而授之田也。无世而无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系上之人肯给与不肯给耳。苟有制民常产抑富恤贫之意，则必括民之无田者而给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渐也。若无此意，则以民之犯法而没田为公家之利，与百姓为市而贸之，甚则以为价不售而复夺之，又甚则强其亲属邻里高价而买之，而民之贫、之富、之利、之病皆不概于心，惟鬻田得直、重敛得税斯已矣。自后魏、齐、周以来，莫如唐之租庸调法最善，然不能百年，为苟简者所变，可胜惜哉！食禄之家毋得与民争利，此以廉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时，用人称其官，则久而不徙，或终其身及其子孙，禄有常赐，故仕则不稼，有马乘则不察鸡豚，家伐冰则不畜牛羊，当是时而与民争利，斯可责矣。后世用人不慎，升黜无常，朝飨大仓，暮而家食。苟非固穷之君子甘于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经营生理，又何以能存？卢怀慎为丞相，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办丧事，况其馀哉！以理论之，凡士而既仕者，即当视其品而给之田；进而任使，则有禄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则有田以资其生。惟大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后收其田里。如此，则不得与民争利之法可行，而廉耻之风益劝矣。”
水心叶氏曰：“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在官，民未尝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能兼并众人之利以为富，弱者无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转徙流荡。故先王之政，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贫富强弱无以相过，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贫甚富之民。至成周时，其法极备，虽《周礼 地官》所载，其不能无牵合抵捂处，要其大略亦可见。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为井，井为疆界，岁岁用人力修治之，沟洫畎浍皆有定数。疆界既定，人无缘得占田。其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无强民贪并之害。后来井田不修，堤防浸失，毁坏绝灭。至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于是开阡陌（《汉志》曰：“东西曰阡、南北曰陌”）。阡陌既开，天下之田简直易见，看耕得多少，惟恐人无力以耕之。故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虽然如此，犹不明说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贫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为游手，转而为末业。终汉之世，以文景之恭俭爱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励精为治，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劝农之诏，轻减田租，以来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师丹虽建议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与三代不合。当时但问垦田几亩，全不知是谁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兴，亦只是问天下度田多少，当时以度田不实，长吏坐死者无数。至于汉亡，三国并立，民既死于兵革之馀，未至繁息，天下皆为旷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乱。虽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于北齐、后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尝无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头，其法度亦是空立。唐兴，只因元魏、北齐制度而损益之，其度田之法，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一夫受田一顷。周制乃是百步为亩，唐是二倍有馀，此一项制度与成周不合。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世业。是一家之田，口分须据下来人数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亩，唐制若子弟多，则占田愈多，此又一项与成周不合。所谓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之田减宽乡之半，其他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亦与周制不同。先王建国，只是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无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盖治之有伦，则地虽不足，民有馀（孟子所谓“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王之野”者是也），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怀柔，民不心悦而至，则地虽多，而民反少（孟子载梁惠王所谓“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唐既止用守令为治，则分田之时不当先论宽乡狭乡，当以土论，不当以人论。今宽乡自得多，狭乡自得少，自狭乡徙宽乡者又得并卖口分、永业而去。成周之制，虽是授田与民，其水旱之不时，凶荒之不常，上又振贷救恤，使之可以相补助，而不至匮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无补助之法，纵立义仓振给之名，而既令自卖其田，便自无恤民之实矣。周之制最不容民迁徙，惟有罪则徙之（《记 王制》：“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不变，移之郊；不变，移之遂；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唐容他自迁徙，并得自卖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己自不可久，又许之自卖，民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自卖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虽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坏矣。后世但知贞观之法，执之以为据，故公田始变为私田，而田终不可改。盖缘他立卖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坏，至于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没入官者，则封固之，时或召卖，不容民自籍。所谓私田，官执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前世虽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其后兵革既起，征敛烦重，遂杂取于民。远近异法，内外异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要知其弊实出于此。”
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而田遂为私田，此说恐亦未深考。如萧何买民田自污；贡禹有田一百五十亩，被召之日，卖其百亩以供车马。则自汉以来，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盖自秦开阡陌之后，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王翦为大将，请美田宅甚众，又请善田者五人。可以见其时田虽在民，官未尝有授田之法，而权贵之人亦可以势取之，所谓善田则属役者也。苏秦曰：“使我洛阳有田二顷，安能复佩六国相印？”盖秦既不能躬耕，又无赀可以买田，又无权势可以得田，宜其贫困无赖也。
●卷三 田赋考三
○历代田赋之制
元宗开元八年，颁庸调法于天下。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以摄御史分行括实。阳翟尉皇甫憬上书，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贬憬为盈川尉。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馀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
沙随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预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谓如里正管百丁，田万亩。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调以禄君子，而养民之意为多。律文脱户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违限者有禁，官司应授田而不授、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但使后世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其为治岂易量哉！中法度废弛，凡史臣所记时弊，皆州县不举行法度耳。时天下有户八百万，而浮客乃至八十万，此融之论所以立也。使融检括剩田以授客户，责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赋，虽古之贤臣何以加诸？虽有不善，其振业小民，审修旧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诀》，称融之功。当是时，姚崇、宋、张九龄辈皆在，岂雷同默默者邪！故唐人后亦思之。然陆贽称租调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决不可令输两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于其也。’史臣曰：‘州县希融旨，空张其数，务多其获。’盖与陆贽之说背驰，岂史臣未稽其实邪？”
开元十六年，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
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纟、由、绫、绢供春采。因诏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调、租、资课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转输有河洛之艰，而关中蚕桑少，菽麦常贱，乃命庸、调、资课皆以米，凶年乐输布绢者从之。河南、北不通运州，租皆以绢，代关中调、课，诏度支减转运。
天宝五载，诏贫不能自济者，每乡免三十丁租、庸。
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
按：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馀，计定垦之数，每户合得一顷六十馀亩。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垦田田数，都得百十馀万亩。
代宗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为群盗，县不能制（盗袁晁起浙东，攻陷诸郡，众近二十万，经二年，李光弼讨平之。）
广德元年，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以优民。
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则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税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
大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上下户三千，中上户二千五百，中中户二千，中下户千五百，下上户一千，下中户七百，下下户五百文。其见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馀品并准此依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在所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馀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
按：以钱输税而不以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人皆以为行两税以后之弊，今观此，则由来久矣。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独不济者，敢加敛以枉法论。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馀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馀万缗、米千六百馀万斛以供京师。天下便之。
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本，开元后久不为版籍，法度废弊。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天宝中，王钅共为户口使，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法遂大弊。至德后，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纪纲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议者以为租、庸、调，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轻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奸无所容，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沙随程氏曰：“开元中，豪弱相并，宇文融修旧法，收羡田以招徕浮户，而分业之。今炎创以新意，而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始与孟子之论悖。而史臣诋融而称炎，可谓浅近矣。赞称融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夫隐户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则高祖、太宗之法废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振业之乎？使贤者当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旧法，以革时弊；去融之不善，务为简易，责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税，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复新。户口既增，租调自广，此陆贽之论谆复而发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宝盛时，户八百馀万，兵乱之后，至是三百馀万，既曰土著者百无四五，是主户十五馀万，浮客二百八十馀万也，宜无是理。既不复授田，虽以见居为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杨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则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则变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则以其逼胁州县，妄增逃羡以为功也。炎变法而人安之，则以其随顺人情，姑视贫富以制赋也。融当承平之时，簿书尚可稽考，乃不能为熟议缓行之规；炎当离乱之后，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今必优融而劣炎，则为不当于事情矣。
建中三年，诏增天下税钱，每缗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悦合纵而叛，国用不给。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因诏天下皆增之。
贞元八年，剑南节度使韦皋又增税十二，以增给官吏。
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疋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疋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折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浮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
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调、曰庸。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法制均一，虽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天宝之季，海内波荡，版图隳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供亿不常，诛求隳制，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两税新制，竭耗编，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不知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仓，直轻而众以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者困敛求。此诱之为奸，驱之避役也。今徭赋轻重相百，而以旧为准，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人婴其弊。愿诏有司与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罢之，广费者节之。军兴加税。诸道权宜所增，皆可停。税物估贾，宜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计户数，量土地沃瘠、物产多少为二等，州等下者配钱少，高者配钱多，不变法而逋逃渐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赋以布、麻、缯、纩、百，勉人功也。又惧物失贵贱之平，交易难准，乃定货泉以节轻重。盖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今两税效算缗之末法，估资产为差，以钱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疋，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疋，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而人力不给也。宜令有司复初定两税之岁绢、布疋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且经费所资，在钱者独月俸、资课，以钱数多少给布，广铸而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有籴盐以入直，榷酒以纳资，何虑无所给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夫贵户口增加，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所析者不胜重税则又亡，有州县破伤之病。贵田野垦辟，然农夫不增而垦田欲广，诱以垦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芜矣，及至免租年满，复为莱，有稼穑不增之病。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贵率办先期，作威残人，丝不容织，粟不暇舂，贫者奔逃，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不切事情之过。验之以实，则租赋所加，固有受其损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考课之法，非欲崇聚敛也。宜命有司详考课绩，州税有定，徭役有等，覆实然后报户部。若人益阜实，税额有馀，据户均减十三为上课，减二次之，减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见户者，殿亦如之。民纳税以去岁输数为常，罢据额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废耕不降数。定户之际，视杂产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则不宜复入两税。如此，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给然后敛馀财。今督敢促迫，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有者急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费倍。定两税之初，期约未详，属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随风俗时候，务于纾人。”其五曰：“顷师旅亟兴，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暇振救。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钱积户部者，宜计诸道户口均之。麦熟则平粜，亦以义仓为名，主以巡院。时稔伤农，则优价广籴，贵而止；小敛则借贷。循环敛散，使聚幸灾者无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定条限，裁租价，损有馀，优不足，此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贽言虽切，以谗逐，事无施行者。
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陛下行两税，课纳有时，贪暴无所容奸，二十年，府库充刃。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有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于农人哉！”疏入，亦不报。
东莱吕氏曰赋：“役之制自《禹贡》始，可见《禹贡》既定九州之田赋，以九州之土地，为九州之土贡。说者以谓有九州之土贡，然后以田赋之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考之于经，盖自有证。何者？甸服百里赋纳总，至于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馀四服米不运之京师，必以所当输者土贡于天子。以此知当时贡、赋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贡，正缘已输粟米。以此相参考，亦自有证。盖当时寓兵于农，所谓贡赋，不过郊庙宾客之奉，都无养兵之费，故取之于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三代之赋略相当，《周官》所载，九畿之贡而已。九州之贡所谓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输王府，或以二之一输王府，或以四之一输王府。所谓土贡未必能当贡赋之半，留之于诸侯之国，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经常之法。所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说者以为二千五百人为师，亦是一时权时之役。所谓经常之役，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豳诗所谓‘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皆是经常之役法如此。用兵军役寓之井赋乘马之法，无事则为农，有事则征役。至汉有所谓材官，践更、过更、卒更三等之制，当时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晋，有户调之名，凡有户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赋。后魏亦谓之户调，在后魏以一夫一妇出帛一疋，在北齐则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则一床，未娶者则半床。当时有户调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于四十五日。自汉至南北朝，其赋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调之法，承袭三代、汉、魏、南北之制，虽或重或轻，要之规摹尚不失旧。德宗时，杨炎为相，以户籍隐漏，征求烦多，变而为两税之法。两税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然而两税在德宗一时之虽号为整办，然取大历中科徭最多以为数，虽曰自所税之外并不取之于民，其后如架，如借商，如除陌，取于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然后扫地。要得复古，田制不定，纵得薄敛如汉文帝之复田租，荀悦论豪民收民之资，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无田之民。田制不定，虽欲复古，其道无由。兵制不复古，民既出税赋，又出养兵之费，上之人虽欲权减，兵又不可不养。兵制不定，此意亦无由而成。要之寓兵于农，赋役方始定。”
按：自秦废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赋二十倍于古。汉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后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之。然汉时亦有税人之法。按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七岁至十五出口赋，人钱二十，此每岁所出也。然至文帝时，即令丁男三岁而一事，赋四十，则是算赋减其三之二，且三岁方征一次，则成丁者一岁所赋不过十三钱有奇，其赋甚轻。至昭、宣帝以后，又时有减免。盖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连阡陌，而贫弱无置锥之地，故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而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所税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疋、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疋、绵三斤，其赋益重。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非凿空而税之，宜其重于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为租，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诸物为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而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乱，丁口流离转徙，版籍徒有空文，岂堪按以为额？盖当大乱之后，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陆宣公与齐抗所言固为切当，然必欲复租、庸、调之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贫富等而后可，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宣公所谓：“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不迁者困敛求，乃诱之为奸，殴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盖力田务本与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虽曰逐末者易于脱免，务本者困于征求，然所困犹富人也，不犹愈于庸调之法不变，不问贫富，而一概按元籍征之乎？盖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虽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户口之数，三代以前姑勿论。史所载西汉极盛之数，为孝平元始二年，人户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东汉极盛之时，为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载之数，据《东汉书 郡国志》，计户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则多《通典》五百八十三万有奇，是又盛于前汉矣。）三国鼎峙之时，合其户数不能满百二十万，昔人以为才及盛汉时南阳、汝南两郡之数。盖战争分裂，户口虚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晋太康时，九州攸同，不可谓非承平时矣，而为户只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运祚短促者，固难稽据，姑指其极盛者计之，则宋文帝元嘉以后，户九十万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迁洛之后，只五百馀万，则混南北言之，才六百万。隋混一之后，至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有奇；唐天宝之初，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两汉，而户口极盛之时，才及其三之二，何也？盖两汉时，户赋轻，故当时郡国所上户口版籍，其数必实；自魏晋以来，户口之赋顿重，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固其势也。南北分裂之时，版籍尤为不明，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苟避科役，是以户数弥少。隋唐混一之后，生齿宜日富，休养生息莫如开皇、贞观之，考之详莫如天宝，而户数终不能大盛。且天宝十四载所上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而不课户至有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夫不课者鳏寡、废疾、奴婢及品官有荫者皆是也，然天下户口，岂容鳏寡、废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说矣。然则以户口定赋，非特不能均贫富，而以长奸伪矣。又按汉元始时，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十六顷，计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隋开皇时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计每户合得田二顷有馀。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于前，户日削于旧，何也？盖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乱离之后容有荒芜，而顷亩犹在。可损可益者户也，是以虚耗之馀，并缘为弊，而版籍难凭。杜氏《通典》以为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其说是矣，然不知庸、调之征愈增，则户口之数愈减，乃魏晋以来之通病，不特唐为然也。汉之时，户口之赋本轻，至孝宣时又行蠲减，且令流徒者复其赋，故胶东相王成遂伪上流民自占者八万馀口以徼显赏。若如魏、晋以后之户赋，则一郡岂敢伪占八万口，以贻无穷之逋负乎？陆宣公又言：“先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无求于力分之外，无贷于力分之内。故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饰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此虽名言，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艺有智愚之不同；均营生也，而时运有屯亨之或异。盖有起穷约而能自致千金，其馀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业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犹以为累者，虽圣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则以田定赋，以家之厚薄为科敛之轻重，虽非盛世事，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贞元三年，时岁事丰稔，上因畋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时丰，何故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诏书优恤，徒空文耳。”宪宗末年，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有助军及平贼贺礼、上尊号贺物。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税外加率一钱以枉法赃论。然务姑息，赏赐诸军不可胜纪，用不能节。
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穆宗时四十年。当时为绢二疋半者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于陵言：“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惟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时货轻钱重，与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裴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方许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变为上供，故疲人稍息肩。
会昌元年，敕：“今后州县所征科斛斗，一切依额为定，不得随年检责。数外加有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税限，五年之外依例纳税。于一乡之中，先填贫户欠阙，如无欠阙，则均减众户合征斛斗，但令不失元额，不得随田加率。仍委本道观察使每年收成之时，具管内垦田顷亩及合征科斗数，分析闻奏。数外有剩纳人户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惩贬。”
大中二年，制：“诸州府县等纳税，合先差优长户车牛，近者多是权要富豪悉请留县输纳，致使贫单之人须雇脚搬载。今后其留县并须先饶贫下不支济户，如有违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两税之外，不许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台纠察。其所征两税疋段等物，并留州、留使钱物，纳疋段虚实估价及见钱，从前皆有定制。如闻近日或有于虚估疋段数内实征，估物及其分数，亦不尽依敕条、宜委长吏切守，如有违越必议科惩。又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后州县觉察，如有此比，须议痛惩，地勒还主，不理价直。”
按：两税不征粟帛而征钱，吏得为奸以病民。穆宗时尝复旧制征粟帛矣，今复有此令，岂又尝变易邪？计货征钱，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虚实之异。舞文如此，今禁其于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复粟帛之征，则自不能多求于定数之外也。
昭宗末，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与其弟荆南留后匡明委输不绝（详见《国用门》）。
光启三年，张全义为河南尹。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己。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馀人，乃于麾下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馀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关市之赋，迨于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后，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其胜兵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明察，人不能欺，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则召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比户有积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盗贼之乱，振古所未有，洛阳四战之地，受祸尤酷。全义本出郡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画，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
后唐庄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而租庸使孔谦悉违诏督理，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税日少。
容斋洪氏《随笔》曰：“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馀，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邱园可恋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以兵革，因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吴徐知诰为淮南帅，以宋齐邱为谋主。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民甚病之。齐邱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请蠲人口钱，自馀税悉收帛纟由绢，疋直千钱者，税三十。知诰从之，由是旷土尽辟，国以富强。
容斋洪氏《随笔》曰：“自用兵以来，民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贩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并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邱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纟由、绢、绵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必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疋市价五百文，纟由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邱请绢每疋抬为一贯七百，纟由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邱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邱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 齐邱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于偏闰之臣乎！”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べ豆税，每亩减收三升。城内店宅园圃，比来无税，顷因伪命，遂有配征。后来以所征物色，添助军装衣赐，将令通济，宜示矜蠲。令据紧慢去处。于见输税丝上，每两作三等，酌量纳钱，贵与充本回图，收市军装衣赐，其丝永与除放。”
吏部尚书李琪上疏曰：“臣闻古人有言：者人之司命，地者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则国力备，定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为国之急务也。轩黄以前，不可详记，自尧堙洪水，禹作司空，于是辩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税，其时户口一千三百馀万，定恳田约九百二十万顷，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亩，种公田一亩，水旱同之，亦什一之义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约百里之国，提封万井，出车千乘，戎马四千匹，畿内兵车万乘，马四万匹。以田法论之，亦什一之制也。故当成康之时，比尧舜之朝，户口更增二十馀万，非他术也，盖三代之前皆量入以为出，计农以立军，虽逢水旱之灾，而有凶荒之备。降及秦、汉，重税工商，急关市之征，倍舟车之算，人口既以减耗，古制犹复兼行，按此时户口尚有一千二百馀万，恳土亦一千八百万馀顷。至乎三国并兴，两晋之后，则农夫少于军众，战马多于耕牛，供军须夺于农粮，秣马必侵于牛草，于是天下户口，祗有二百四十馀万。洎隋文之代，与汉比崇，及炀帝之年，又三分去一。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丰，延访群臣，各陈所见，惟魏徵独劝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进贤良，悦忠直，天下粟斗直两钱。自贞观至于开元，将及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垦田一千四百万顷，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必重敛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为军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劝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