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丧毕，皆先祖之神而飨之。以生有庆集之忄，死亦应备合食之礼。缘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设之飨，皆合先祖之神而飨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丧毕而。三年春特礻龠，夏特，秋特尝，冬特。四年春特礻龠，夏，秋尝，冬。每岁皆然，以终其代。（高堂隆云：“丧以奇年毕则亦常在奇年，偶年毕则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丧毕而。三年春特，夏特礻龠，秋特尝，冬特。四年春特，夏礻龠，秋尝，冬（岁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礻龠曰，又改为礻龠。按《郊特牲》“春秋尝”，则殷祭）。周制，天子诸侯三年丧毕，礻覃祭之后，乃于太祖，来年春于群庙（，毁庙未毁庙皆合升于太祖。，则不及亲庙。但文、武以下毁主，依昭穆于文武庙中祭之，王季以上于后稷庙祭之，知先后者，约《春秋》鲁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以再殷祭推之）。尔后五年再殷祭一一（所以丧必有此者，为后再殷之祭本也。丧毕之，之本。明年之，之本。故从此后各自数，每至三年，则各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岁再闰，天道大成也），以夏，以秋（《诗 宫 传》云“诸侯再则不礻勺，秋则不尝，唯天子兼之”是也。崔灵恩云：“以夏者，以审谛昭穆，序列尊卑，夏时，阳在上，阴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者谛也，弟也。以秋者，以合聚群生，其礼最大，必秋时万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者合也。）
右杨氏《祭礼》只分大、时为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祭之时，盖以经无明文，不敢臆说。而《通典》则备言之，盖《通典》取郑康成所注《礼记》为说。而康成又约《春秋》所书为说，大概皆臆说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郑注既行，而后之有国者多本之以定宗庙之祭矣，故具载《通典》所述，而列诸儒之论于左方。
赵氏曰，《王制》春礻勺夏，郑注以为夏时礼，《祭统注》谓夏殷礼。《祭义》春秋尝，注以为春者，夏殷礼。周以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注曰当为礻龠。夫《礼记》诸篇，或孔门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汉初诸儒私撰之，以求购金，皆约《春秋》为之。见《春秋》于庄公，遂以为时祭之名。见《春秋》惟两度书（闵二年五月吉于庄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于太庙，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谓之春祭，或谓之夏祭，各自著书，不相符会，理可见也。而郑元不达其意，故注《郊特牲》云“当为礻勺”《祭义》与《郊特牲》同。《祭统》及《王制》则云“此夏殷时礼也。”且《祭统》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赐之重祭，郊社、尝是也，何得云夏殷礼哉？《王制》“诸侯礻勺则不，则不尝，尝则不，则不礻龠。”撰此篇者，亦缘见《春秋》中唯有、、尝三祭，谓鲁唯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郑注，诸侯每岁皆朝，即远国来往须历数时，何独废一时而已。又须往来常在道路，如何守国理民乎（郑注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废一时祭）？《公羊传》“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注》曰“五年再殷宗，一一”。又云“、，俱殷祭。，则于太祖列群庙之主。，则于文、武庙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庙之有祭，象生有族食之义，列昭穆，齿尊卑。今乃分昭穆各于一庙，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庙、七庙有虚主，《曾子问》篇中何得不该？盖儒者无以分别、之异，强生此义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传》曰“、尝、于庙”。盖左氏见《春秋》经前后记祭，唯有此、尝、三种，以为祭名尽于此。但按经文，不识经意，所以云尔。又昭公十五年于武宫，二十五年于襄公，定公，八年于僖公，亦左氏见经书于庄公，以为诸庙合行之，故妄云于武宫、僖公、襄公，皆妄引文而祭耳。问者曰，若谓三年丧毕之殷祭，则晋人云“以寡君之未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见经文吉于庄公，以为丧毕当，而不知此本鲁礼，不合施于他国。左氏亦自云鲁有乐，宾祭用之。即明诸国无可知，是左氏自相违背，亦可见矣。
林氏曰，事有出于一时之陋见，行之数千百载，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叹也！夫之说，诸儒聚讼久矣。论年之先后，则谓之先三而后三（郑康成，高堂隆），或谓先二而后三（徐邈）。辩祭之小大，则或谓大于（郑康成），或谓大于（五肃），或谓一祭而二名，礼无差降（贾逵，刘歆）。又或谓以夏不以春，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无定论。此皆置而勿辩。其可深责者，始为私见陋说，召诸儒之纷纷者，其郑氏之失欤，郑氏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盛祭。一一，周礼废绝久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太庙。大事，也。推此是三年丧毕而于太祖也。明年春，虽无正文，约僖公、定公八年皆有文可知。盖以文公二年，则知僖、宣二年亦皆有。则明年是三年春。四年、五年、六年秋，是三年。更加七年、八年并前为五年，故于群庙也。自后三年一，五年一，呜呼！郑氏不知《春秋》固妄为此说，后学又不察，固为所惑也。当春秋时，诸侯僭乱，无复礼制，鲁之祭祀，皆妄举也。诸侯而郊上帝、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书，其书者，皆悖礼乱常之事。故书郊者九，书者二，与夫大事一，有事二，二，尝一之类，无非记其非常，俾后世以见其非，奈何反以为周礼而足法乎？使鲁之祭祀如周之礼，则《春秋》不书矣。据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丧制未毕，未可以也，而乃大事焉，一恶也。跻僖公，二恶也。彼有二恶，《春秋》讥之，郑氏乃谓三年丧毕而于太祖者，果礼邪！又曰明年春。经无三年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约僖公、宣公八年皆有而云，愈缪也。鲁之设祭，何常之有，圣人于其常，又不书之，何得约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见三年之与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跻僖公，则《春秋》不书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则《春秋》不书，又何准邪？况宣公八年经书有事于太庙，则是常祭也，而以为何邪？诚为祭，经不得谓之有事。且闵公二年，《春秋》书夏月吉于庄公，是鲁常以二年即矣，何待三年与八年乎？闵有文而不之据，宣无文而妄据之，傅会可见也。不然，鲁至僖公而始书三望，岂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后书用郊，岂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岁而再，十二公而唯一尝，又可以为法乎？取乱世之典，以为治世之制，郑氏岂知《春秋》哉！区区一郑氏不足责，后世诸儒波荡而从之，历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论之制既谬，至其言祭之时亦非矣。《春秋》书大事于秋八月，而彼此为冬。书闵公之于夏四月，书僖公之于秋七月，而彼一以为夏。既本鲁礼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时，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于一时之陋见，行之数千百岁莫有悟其非者，之说是也。虽然鲁祀诚非矣，先王之制可得闻乎？曰孟子之时有闻周礼之详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闻阙疑”，郑氏惟不知“阙疑”之理，乃妄说以惑世，况又效其尤邪。故求之圣经，之文不详，所可知者，尊而卑矣。礼不王不，或问之说，夫子答以不知，讥鲁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讥在祭则书其祭名，不然则否。书郊、书望，则所讥在郊、望与也。若文公之，则讥其短丧逆祀，不在于，故曰大事而已。何者？者，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庙，未足以尽追远尊先之义。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则谓之。有虞氏、夏后氏皆黄帝，以其祖颛，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喾，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天子之中。诸侯无礼，鲁用之，僭也。若夫，则合食而忆。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诸侯亦得也。详二祭之名，则尊而卑，可谓明矣。先儒据郑氏说，率以大于，是以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经籍，之文可知者此尔，盖其礼之大者。至于年数之久远，祭时之先后，则经无所据，学者当阙其疑不可据汉儒臆论也。若世有圣君贤臣，达礼之情，观时变通，而为之制可矣。何必胶柱而不知变乎！苟徒以郑氏之误说，鲁人僭礼之典，以为百代常行，则恐为后世知《春秋》者笑也。
杨氏曰，自汉以来，宗庙之礼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为一事，一失也；轻宗庙而重原庙，二失也。其一曰，、之礼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谓也。合群庙之主于始祖之庙，而设殷祭，所谓也。先儒皆知为殷祭矣，而又兼以为殷祭，其说何从始乎？盖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勋劳，赐以郊，重祭圣人，已叹其非礼。然鲁之有，特祭于周公之庙，崦上及于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后闵公二年，僭用礼合先祖，叙昭卑劣穆，用致夫人于庙，而礼始与混淆而无别。《春秋》常事不书，特书闵公、僖公两者，记失礼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公羊传》曰：“大事者何？大也。”谓大合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祖之庙而祭之也。天子有，诸侯亦有，于文公乎何讥？讥其逆祀，跻僖公也。郑康成乃谓、皆为鲁礼。夫谓为鲁礼，可也，鲁之有，行于周公之庙已非礼矣。况僭而行之于庄公之宫，又于太庙，以致妾母，可以谓之礼乎？，宗庙之大祭也。故惟礼为盛。观《明堂位》之言可见。闵、僖窃之盛礼，以侈一时之美观，犹周公庙有八佾，其后窃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圣人之所深恶也。况三年丧毕而吉祭，此礼也，闵公丧未毕，窃之盛礼，以行吉祭。合先祖，叙昭穆，此礼也，僖公窃之盛礼，以致夫人。、之混，自此始也。郑氏不能推本寻源，以辩、二礼之异，正闵、僖僭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讥者，以明先王、之正礼。又妄称、皆为殷祭，三年一，五年一，二礼常相因并行，且多为说以文之。按郑注《王制》及《春官 大宗伯 诗 殷颂》，皆为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一一。愚始读郑氏三注，意其必有昭然可据之实，及考其所自来，则曰一一之说出于《春秋》鲁礼及纬书。夫溺于纬书之伪，而不悟其非，此郑氏之蔽惑，不足责也。谓出于《春秋》鲁礼者，并无事实可证，乃悟以僖公之、文公之二事，穿凿傅会，以文致其说而已。夫、二礼，其源各异，本不相因。僖公之未尝因乎，文公之未尝关乎也。今其说曰，文公二年既有，则僖公二年亦必有；僖公八年既有，则文公八年亦必有。事之本无，既牵合影射以为有，盖欲明僖公之前有，文公之为证矣，又地增宣公八年之以明之，谓僖、宣八年皆有，放于《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在庙，未尝有文，乃郑氏驾虚词以多其证。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传》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谓五年再殷祭者。谓三年一，五年再。犹天道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也。郑氏乃引之以为三年一，五年一之证。此莽莽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与五年再殷祭之数不合也，则为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君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祭。夫谓三年丧毕而于太祖可也，明年春于群庙，何所据而为是说乎？强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数尔。后之儒者知其不可，则为之说曰丧毕之，之本，明年之，之本。此其为说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实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后世之所以信郑氏者，以其所据者《春秋》也。而郑氏所据者，乃是以无为有，驾虚为实，取闵、僖僭窃之礼，以明先五、之正礼。既三注其说于经，又以此说推演为《志》，注疏盈溢，文不胜繁，故观者莫辩，诸儒靡然而从之，是皆求其说于郑注之中，未尝以经而考注之真伪也。王肃最为不信郑氏，亦也为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误乎。自郑氏之说立，混于，而之礼遂亡；混于，而之礼亦紊。夫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见于《大传》，见于《小记》，见于《丧服》、《子夏传》，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礼，又信而有证，固有国家者所当讲明而举行也。自汉以来，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论，其故何哉？盖后之文者，皆求其说于三年一，五年一之中，而不求之于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汉儒混于，而遂至于不知有，此礼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汉儒既以、皆为鲁礼，又以、同为殷祭，于、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寻流逐末，欲辩、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马融谓大小（，三年大及郊宗┙。，岁及坛单）。郑玄谓大小（，毁主、未毁主合于太祖。，叭毁主合食，未毁则名祭于其庙）。贾逵、刘歆谓一祭二名。纷纷异同得失不能相远，最是郑氏多为之说，附经而行，其汩经为尤甚。于是礼为所混，历代所行，众说纷错，岁月先后，拘牵缠绕，而礼亦不得其正，是之礼，亦从此而紊矣。故曰混、为一事，其失一也（轻宗庙重原庙说，见《宗庙门》）。
又曰：愚按郑氏注《王制》、《春官 大宗伯》及《诗 殷颂》，皆云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及注《鬯人》“庙用修”，又云始自馈食始。信如是言，则丧毕而有，之前又有，自馈食始也。以丧礼考之，大祥、礻覃皆有此祭，犹是丧祭也。丧毕则有吉祭，未闻丧毕既有吉祭之，前又有吉祭之也。自郑氏注有此说，魏卞后、唐睿宗之丧，皆礻覃后有，丧毕有，明年春有。国朝治平二年，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亦建此议，谓之小。后之儒者，意在尊信圣经，不知经无其文，乃郑氏说也。若如疏家谓郑氏用《梁》“练而坏庙”之说，尔时木主新入庙，祭之，此尤非也。，吉祭也，练而迁庙之时遽行吉祭，尤无是理。
案：、之制，礼经无明文，而汉儒之释经者，各以意言之，其说莫详于郑氏。而其支离，亦莫甚于郑氏。故先儒皆不以为然，如赵氏、林氏、杨氏之言，辨说析详明，己无馀蕴。然其所诋訾者，大概有四：三年一，五年一，一也；混、为一事，二也；以为丧服即吉之祭，三也；以为时祭，四也。夫三年一，五年一，经无其文。盖纬书之说。若混、为一事，则郑氏据鲁之僭礼，妄作而以为周礼，先儒言之详矣。至于以为丧服即吉后之祭为非，则愚以为《王制》言三年之丧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然则丧服未除，宗庙诸祭尽废，非特、也。《左传》言“而作主，特祀于主。尝于庙。”然则丧服既除，宗庙诸祭尽举，亦非特、也。以是观之，则郑注所谓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恐只是泛指丧毕则可以吉祭而言，未见其即以、为丧毕之祭也。如丧毕之祭，则礼谓之。然左氏所谓“特祀于主”者，先儒注释以为祀新主于寝，则不及群庙也。《仪礼 士虞礼》载祭祝文曰：“孝子某，孝显相，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用尹祭（脯曰尹祭）。嘉荐普淖，普荐溲酒。尔皇祖某甫，以齐尔孙某甫，尚飨。”则亦有告祭于庙之礼。但《仪礼》所言乃士礼，若国家之礼，则、时飨之外，必别有一祭之礼，而经文无可考，至鲁则始以为，而礼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议康成之释、，病其据鲁之失礼以为周礼。然鲁自以为，祭而康成自谓三年丧毕，于太祖，则其意乃以为，本不以为，实未尝专以鲁为据也。盖者，合祭也。大，则以巳毁庙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时，则以未毁昭穆庙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于，则亦是以新主合于旧主而祭之。然则以训祭，亦未为不可。而所谓明年春于群庙，则自是吉祭矣。故愚以为康成所谓三年丧毕于太祖，明年于群庙，本非据鲁礼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当以《春秋》所书而遥推其、之年，则为无据而臆说耳。若之，又为时祭。则《王制》“天子祭，诸侯一直一”之说，《左传》“尝于庙”之说，所载晋人言“寡君未祀”之说，皆指时祭而言，无缘皆妄。盖有二名，有大之，《大传》所谓“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礼运》所谓“鲁之郊非礼也”是也。有时之，《祭义》所谓“春秋尝”，《王制》所谓“天子，诸侯一直一是也。赵伯循必以为非时祭之名，因不信郑氏而并诋《礼记》、《左传》，其意盖谓只是大，无所谓时。然之名义，他不经见，惟《礼记》详言之耳。赵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之说，“鲁郊非礼”之说，见得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时祭。然《大传》、《礼运》，《礼记》也；《王制》、《祭义》，亦《礼记》也。今所本者《大传》、《礼运》，所诋者《王制》、《祭法》，是据《礼记》以攻《礼记》也。至于“尝于庙”一语，虽《左氏》所言，然其所载昭公十五年于武宫，二十五年于襄公，定公八年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晋人曰“寡君之未祀”，则皆当时之事，今赵氏皆以为左氏。见经中有于庄公一事，故于当时鲁国及他国之祭祀，皆妄以为，则其说尤不通矣。安有鲁国元无此祭，晋人元无此言，而凿空妄说乎？盖鲁伯禽尝受郊之赐，则鲁国后来所行之，其或为大，或为时，亦未可知也。至于左氏所谓“尝于庙”，晋人所谓“寡君未祀”，则时之通行于天子诸侯者，非止鲁国行之而已，恐难侪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卷一百一 宗庙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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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虞氏黄帝（赵氏曰：虞氏祖颛顼，颛顼出于黄帝，则所谓“其祖之所自出”）。夏后氏亦黄帝（义同舜也）。殷人喾（殷祖契，出自喾）。周人喾（义与殷同）。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自出，谓所系之帝）。诸侯及其太祖（太祖，始受封君也。赵伯循曰：诸侯有五庙，唯太庙百世不迁。“及”者，言远祀之所及也。不言“”者，不王不，无所疑也。不言“”者，四时皆祭，故不言也），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及其高祖（有、省，谓有功德，见省记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于高祖也。杨氏曰：愚按天子有，诸侯祭及其太祖亦有，大夫无，惟有大功德见知于其君，乃得祭及高祖。《仪礼 丧服 不杖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条《子夏传》曰：“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杨氏曰：按《大传》及《子夏传》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其祖之所自出，所谓“礼，不王不”也。）
按：郑氏注“其祖之所自出”，以为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苍帝灵威仰也。遂指以为亦祭天之礼，混于郊。舍喾而言灵威仰，其说妖妄，支离特甚，先儒多攻之。盖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喾也。郊祀只及稷，而则上及喾，是宗庙之祀，莫大于。故《祭法》先于郊，以其所祀之祖最远故耳，于祀天无预也。至杨氏引《子夏传》以释“祖之所自出”，其说尤为明畅云。
，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绎，又祭也（疏云，知非祭天之者，以此文下云“绎，又祭也，为宗庙之祭。”知此“，大祭，”亦“宗庙之祭”也。《尔雅》）。《长发》，大也（《诗 殷颂》）。
朱子曰：《序》以此为大之诗，盖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苏氏曰：大之祭，所及者远，故其诗历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盖与祭于者也。《商书》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是礼也，岂其起于商之世欤？今按大不及群庙之主，此宜为祭之诗，然经无明文，不可考也。，太祖也（《周颂》）。
朱子曰：《祭法》“周人喾”。又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庙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喾于后稷之庙，而以后稷配之，所谓“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说“三年丧毕，致新死者之主于庙，亦谓之吉”。是祖一号而二庙，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太祖”，则宜为喾于后稷之庙矣，而其《诗》之词无及于喾、稷者。若以为吉于文王，则与《序》已不协，而诗文亦无此意，恐《序》之误也。此《诗》但为武王祭文王而彻俎之诗，而后通用于他庙耳。
陈氏曰：赵伯循谓祭不兼群庙之主，为其疏远不敢亵此殆未尝考之于经也。《诗 颂 长发》大而歌“元王桓拨”，“相土烈烈”，与夫武王之汤，中叶之太甲。，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则不兼群庙之说，其足信哉。
杨氏曰：愚按祭不兼群庙之主，此非赵伯循之臆说也。《大传》云“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则不兼群庙之主，明矣。《曾子问》云“祭其太庙，祝迎四庙之主。”又云“非祭，则七庙五庙无虚主。”《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祭而言，并无一言说为殷祭，则不兼群庙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长发》为大之诗，疑《为》武王祭文王而彻俎之诗，是盖以理决之，而不为诗《序所》惑也。且《诗 颂 长发》 大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于所自出之帝；《》太祖，无一词及其喾、稷，而皆称述文王、武王，则安得谓之诗乎《诗 序》之不足信，于此尤可见矣。
按《尔雅》以为大祭，《祭法》序先于郊，夫子答或人之问，不敢易其对，而以为知其说者，于天下国家如指诸掌。由是后之儒者以为祭中之至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说，故或以祖之所自出为天帝，其意必谓郊明堂犹祀天，，大祭也，岂止于祀祖而己乎？又以为并祀群庙之主，其意必谓犹并祀群庙，，大祭也，岂止于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己乎？此二说者，赵伯循、杨信斋诸公辟之善矣。至于大之外复有时，则见于《礼记》、《左传》者具有明文，而赵、杨二公独不以为然，其意亦必谓“，大祭也”，不当复以此名时祭。然不知亦大祭，而亦有大、时之分，则何害其为一名而二祭乎？然则以为配天，以为合祀群祖，以为非时享，其意皆本于欲推尊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朱子周大图（见书１４１４页有一个表）
《司尊彝》：“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用虎彝、隹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其再献用两山尊，皆有。诸臣之所酢也（郑司农云：追享，谓也。黄氏曰：，追祭其所自出，故为追享。详见《祭条》、《司尊彝注》杨氏曰：《司尊彝》云“几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谓、也，所用尊彝皆同，则礼大略当如礼）。” 郊之事则有全（，升也。全其牲体而升之也。《国语 周语》）。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国语 楚语》）郊不过茧栗（角如茧栗。同上。王肃《圣证论》曰，昭王问观射父祀牲何及，对曰郊不过茧栗。射父自谓天子之，特用茧栗之牲，不以为祀天也。）
杨氏曰，愚按王肃以“用茧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肃又以“为殷祭”，则与无异，而不知所谓者，其祖之所自出，亦未为得也。愚谓祭天用も犊，天子诸侯，诸侯膳用犊，尊尊之义也。者，其所自出之帝，尊而且远，亦用茧栗，尊之如天也。祖考与天本一气，祖考近而亲，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远，故以天道事之也。又按礼大略虽与礼同，然大则合毁庙、未毁庙之主而祭之。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则又大于矣。马融、王肃皆云“大小”，此言是也。郑元注经乃云“大小”。贾逵、刘歆则云“一祭二名，礼无差降”。彼盖不深考《大传》、《小记》之文与四代郊祖宗之义，但以、同为殷祭，而不知为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为此纷纷也。郑氏《志》曰，备五齐三酒，以四齐二酒；用六代之乐，用四代之乐。贾公彦曰，十有二献，九献。此盖注疏家溺于“大小”之说然也。《尔雅》曰“，大祭也”。夫礻龠、祠、、尝、时、大，皆宗庙祭也。《尔雅》特言为大祭，则大于可知矣。《明堂位》言鲁“以礼祀周公于太庙，牲用白牡，樽用牺象、山，郁樽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山厥}。”其乐，则“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此盖王礼也。用之于周公之庙已为非礼，其后他庙遂僭用之。如闵二年夏五月乙丑吉于庄公，僖八年秋七月于太庙用致夫人之类是也。荀偃、士モ曰，鲁有乐，宾祭用之。则不惟僭用之于祭，亦僭用之于享宾矣。此何异鲁有佾舞《雍》彻，而其后亦用之于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故《春秋》特书二，所以讥僭礼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为先王之正礼，不亦误乎。贾公彦曰，大十有二献，大于，其礼尤隆，至于献数，亦当同之，但礼文残缺，莫得而见节文之详尔。
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同之于周，尊之也。鲁公，谓伯禽也）。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牲用白牲，樽用牺象、山，郁樽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息缓反），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若管反）{山厥}（居卫反），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季夏，建己之月也。，大祭也。周公曰太庙，鲁公曰世室，群公称宫。白牡，殷牲也。樽，酒器也。牺樽，以沙羽为画饰，象骨饰之。郁鬯之器也，黄彝也。灌，酌郁樽以献也。瓒，形如盘，容五升，以大圭为柄，是谓圭瓒。，笾属也，以竹为之，雕刻饰其直者。爵，君所进于户也。仍，因也，因爵之形为之饰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饰其口也。完俎有四足也，{山厥}为之距。《清庙》，《周颂》也。象，谓《周颂 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礼》昧师，掌教《昧》乐。《诗》曰“以雅以南，以不僭”，广，大也。 疏曰，夏之季夏，非祭之月，故知是周之季夏。牺象山，鲁得用天子之樽为牺，牛及象之形，凿其背以为樽。山，谓夏后氏之樽。荐，谓祭时所荐菹，醢之属。，形似，以竹为之，雕镂其柄。盏，夏后氏之爵名。加，谓尸入室馈食竟，主人酌醴齐尸，名为朝献；朝献竟，而夫人酌盎齐亚献，名为再献，又名为加。于时荐加豆笾也。此再献之时，夫人用璧角，《内宰》所谓瑶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献讫，诸侯为宾，用之以献尸，虽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后，总而言之，亦得称加。故此总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后角，便文也。完、{山厥}，两代俎也。虞俎名完。完形四足如案，长二尺四寸，广一尺二寸，高一尺。诸侯加气，天子牺饰之。夏俎，名{山厥}。{山厥}亦如完，而横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贺云：直有脚曰完，加脚中央横木曰{山厥}。升歌，升堂歌《清庙》。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诗。朱干玉戚，赤盾柄而玉饰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衮冕也；《大武》，武王乐也；王著衮冕，执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纣之乐也。“皮弁素责，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见美也；《大夏》，夏禹之乐也；王又服弁，裼而舞夏后氏之乐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舞周乐。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乐也。周乐是武，武质，故不裼；夏家乐文，文，故裼也。若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统》云“诸侯之祭也，与竟内乐之。冕而总千，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是也。《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者。周公德广，非唯用四代之乐，亦为蛮夷所归，故赐奏蛮夷之乐于庭也。唯言夷蛮，则戎狄从可知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衤韦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笾。卿大夫赞君，命妇赞夫人，各扬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衤韦，音辉。袒，音诞。副，首饰也。《诗》云“副笄六珈”。《周礼》“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衤韦，王后之上服，唯鲁及王省之后夫人服之。诸侯大夫则自プ翟而下。赞，佐也。命妇，于内则世妇也，于外则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妇以下佐夫人。扬，举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珈，音加。追，丁回反。プ，羊昭反。疏曰，明祀周公之时，君与夫人、卿、大夫、命妇行礼之仪。尸初入之时，君待之于阼，夫人立于东房中。鲁之太庙，如天子明堂也。此文承上“祀周公”之下，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于庄公（庄公丧制未阕时别立庙，庙成而吉祭又不于太庙，故详书以示讥）。《左氏》曰“速也”。《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以书？讥始不三年也”。《梁》曰“吉者，不吉是也。丧事未毕而举吉祭，故非之也。”（赵氏曰，鲁之用，盖于周公庙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自出也，故此祭唯得于周公庙为之。闵公时，遂僭于庄公庙行之，亦犹因周公庙有八佾，季氏遂用之于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庄公而不言庄宫，明用其礼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春秋》书吉于庄公，讥其不当吉，又不当于庄也）。僖公八年秋七月。于太庙。用致夫人（，三年大祭之名。太庙，周公庙。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庙，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与杀，不薨于寝，于礼不应致，故书之。杀，音试）。《左氏》曰，“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不于姑，则弗致也（寝，小寝也。同，同盟。将葬又不以殡过庙。据《经》，哀姜薨，葬之文则为殡庙，赴同、姑，今当以不薨于寝，不得致也）。”《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梁传》二句同）。用致夫人，非礼也（赵氏曰，讥其非时之，又讥致夫人也）”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记鲁失礼所由也。孟献子，鲁大夫仲孙蔑也。鲁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后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献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对月之，非也。鲁之宗庙，犹以夏时之孟月尔。《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疏曰，献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祖，以两月日至相对，故欲祭祖庙与天相对也。故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也。此言非也。凡大祭宜用首时，应于孟月。于夏家是四月，于周为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是夏之孟月也。献子舍此义，欲以此二至相当，以天对祖，殊失礼意。《杂记》下。赵氏曰，，本以夏之孟月，至孟献子乃以夏之仲月为之。又曰，其年数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孔子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矣！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运》）。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朱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赐鲁重祭，故得于周公之庙，以文王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礼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郁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鲁之君臣，当此之时，诚意未散，犹有可观。自此以后，则浸以懈怠，而无足观矣。盖鲁祭非礼，孔子本不欲观，至此而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也）”。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王报本追远之意莫深于，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与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之法，又鲁之所当讳者，故以不知答之。“示”与“视”同。指其掌，弟子记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盖知之说，则理无不明，诚无不格，而治天下不难矣。圣人于此，岂真有所不知也哉？《论语 八佾》）。
问之说，朱子曰：之意最深长，如祖考与自家身心未相辽绝，祭祀之理亦自易理会。至如郊天祀地，犹有天地之显然者，不敢不尽其心。至祭其始祖，己自大段阔远，难尽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诚意之极至，安能与于此哉。故知此则治天下不难也。又曰，程先生说是，其祖之所自出，并群庙之主皆祭之；，则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庙之主皆祭之。所谓“”之说恐不然，故《论语集解》中止取赵伯循之说。问“之说，诸儒多作鲁跻僖公于闵公之上，昭穆不顺，故圣人不欲观之，如何？”曰：“，是于始祖之庙，推所自出之帝，设虚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帝喾，以后稷配之。王者有有，诸侯只有而无，此鲁所以为失礼也。”
杨氏曰，愚闻之师曰，郑氏以、皆为鲁礼，抑不知天子有有，诸侯有而无。成王赐周公以礼，盖亦于周公之庙尔。闵、僖二公窃之盛礼，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书，特书闵、僖二者，恶僭窃之始也。今乃据《春秋》书二以为鲁礼，可乎？又以、同为殷祭，抑不知者，合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祖之庙而祭之，方谓之殷祭；者，其祖之所自出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群庙之主，为其尊远不敢亵也。今乃谓为殷祭可乎？惟其以、皆为鲁礼，又以、同为殷祭，故后之言者，皆求之于一、一之中，而不求于其祖之所自出，混于，而遂至于不知有，遂使二千年来国家大典礼为所汨坏，是谁之过与？然义理在人心，终不可埋没。唐大历间，赵伯循作《春秋纂例》，独得其说于《大传》、《小记》、《祭法》之中，以破郑氏诸儒注疏之缪学，士大夫皆是之。然其说未明于上也。伏读《国朝会要》，元丰五年，神宗皇帝因论庙祭以为“者，本以审谛祖之所自出，故‘礼，不王不’，盖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远，故于祖祢之外，又及其远祖，犹以为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汉以来，谱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礼固可废也。”宰臣蔡确曰，诸儒议论纷纭，莫知之本意，圣训发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圣学高明，当时儒臣有能推广上意，寻绎古典以成之，则二千年己废之礼，可复举行于后世。惜也！之说己明于上，而莫有能将顺之于下也。或曰：“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则礼可行也，后世如汉高祖崛起草野，五载而成帝业，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则宜何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论所自出之根源，则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报本追远之心，上及于黄帝、帝喾而止。若报本追远之心未有所止，则必至于厥初生民之祖而后己。是以程子《祭礼》有“冬至祭初祖”一条，以明孝子慈孙报本追远深长之思，仁孝诚敬无穷之念。后来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尝建议于朝，修定祭礼，所论冬至祭始祖一节，亦统言祭礼之大纲，未及于尊卑轻重隆杀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而不敢行者，以“礼不王不”故也。汉世既无太祖庙，又不及初祖，此不可以为法。后之君子有能推明《大传》、《小记》之文，虞、夏、殷、周己行之礼，参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论，则礼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复见于后世矣。
又曰：愚按礼经，唯礼为注疏汨坏最甚。夫，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庙，而以始祖配之，见于《大传》、《小记》、《祭法》及《仪礼》、《子夏传》甚详且明如此。郑康成见《祭法》文皆在郊上，率尔立论，谓大于郊，而以为祭天之名。既又以地、宗庙亦是大祭，复指为祭地、祭宗庙之名。且于《大司乐》注中立为三之说以实之，支离泛滥不可收拾，诸儒己辨其谬矣。若夫以为祭宗庙似矣，但谓为时祭，又谓为殷祭，又与《大传》、《小记》、《祭法》大相违背，其故何哉？盖以为时祭，此缘记礼者之误，郑氏不能察，而遂指为夏殷礼，赵氏己辨之矣。唯以为殷祭，则其失己久，其混淆益甚，愚前己言之，今并列先儒之说于后，庶可参见。汉元帝永光四年，罢郡国庙，诏将军、列侯、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庙制。
韦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迭，互也。亲尽则毁），毁庙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壹也（师古曰，殷，大也。，谛也。壹，一祭之也。，合也）。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祭义曰：‘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杀，示有终也（馀见《宗庙门》。）”
哀帝时，议毁庙。刘歆以为“礼，去事有杀（去，除也。杀，渐也，所例反），故《春秋外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单则岁贡，大则终王（服虔曰：“蛮夷，终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贡，以共大之祭也。”师古曰：“每一王终，新王即位，乃来助祭。”）德盛而游广，亲亲之杀也；弥远则弥尊，故为重矣。孙居王父之处，正昭穆，则孙常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圣人于其祖，出于情矣，礼无所不顺，故无毁庙（晋灼曰：“以情推子，以子况祖，得人心，礼何所违，故无毁弃不之主也。谓下三庙废而为墟故也。”）。自贡禹建迭毁之议，惠、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墟，失礼意矣。”
《汉旧仪》：宗庙三岁一大祭，子孙诸帝以昭穆坐于高庙，诸隳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绣帐，堂上西北隅，帐中皆长一丈，广六尺，绣ブ厚一尺，著之以坐幄。六寸，白银钅口器，每大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尸俱。俎馀委肉。穆东面，皆曲几，如高祖馔陈其右，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门，群臣陪位者，皆举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鸿胪、大行令、九傧传曰：“起复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觯酒从。帝进拜谒，赞享曰：“嗣曾孙皇帝敬再拜前上卮酒。”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为昭，孙为穆，各父子相对也。毕，却西面坐，坐如乘舆坐。赞享曰：“奉高祖赐赉。”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赐皇帝，如祠。见夜半入行礼，平明上九卮毕卮，毕，群臣皆拜，因赐胙。皇帝出，即更衣巾。诏罢，当从者奉引皇帝。
按：《西汉书》未尝言之祀，惟《汉旧仪》载其制颇详。又《韦元成传》载诸儒因议毁庙而及，其说并著于此。然则以为五年之殷祭，以为祀天，以为并祭群庙，韦、刘诸人所言己如此，郑康成特袭其讹耳。刘歆“大则终王”之说，是每王一世方一举礼，又与五年之说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长安，诏太常行礼于高庙，序昭穆。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诏问张纯：“之礼不施行几年？宜据经典详为其制。”纯奏：“《礼》，三年一，五年一。《春秋传》曰：‘大者何？合祭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再殷祭。’汉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为祭。又建武十八年亲幸长安，亦行此礼。《记》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三年一，五年一。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之为言谛，谛讠是昭穆尊卑之义也。祭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祭以冬十月，五成熟，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斯典之废，于兹八年，谓可如礼施行，以时定议。”上难复立庙，遂以合祭高庙为常。后以三年冬，五年夏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太祖东面，惠、文、武、元帝为昭，景、宣帝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时不祭。自是、遂定（《志》及《张纯传》）。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饮酎高庙，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诏曰：“《书》云‘祖考来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质又菲薄，仰惟先帝之情，前修祭，以尽孝敬。朕得识昭穆之序，寄远祖之思。今年大礼复举，加以先帝之坐，悲伤感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虽祭亡如在，而虚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岂亡克谨肃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赐公钱四十万，卿半之，及百官执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五年一”之说，先儒林氏、杨氏，皆以为郑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僖公、定公八年有，遂依约想像而立为此说，盖以鲁僭乱之制定为周礼，以误后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问张纯之礼，而纯奏“《礼》，三年一，五年一。”然则其说久矣。盖此语出于纬书，纬书起于元成之问，而光武深信之。当时国家典礼，朝廷大事，多取决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盖以汉礼为周礼，非鲁礼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书难王肃以“《曾子问》唯于太祖，群主皆从，而不言，知不合食。”肃答曰，以为“殷祭，群主皆合，举则可知也。”袁准《正论》曰：“先儒或以为同，或以为异，然‘及坛单，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远之杀也。《大传》曰：‘礼不王不。’诸侯不，降于天子也。若同贯，此诸侯亦不得，非徒不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告。王肃议曰：“今宜以崩年数。按《春秋》鲁闵公二年夏，于庄公。是时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不复礻覃，故讥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时之祭，皆亲行事。今当计始除服日数，当如礼须到礻覃月乃。”赵怡等以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后，乃得。王肃又奏：“如郑元言各于其庙，则无以异四时常祀，不得谓之殷祭。以粢盛百物丰衍备具为殷之者，夫孝子尽心于事亲，致敬于四时，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无缘俭祭其亲，累年而后一丰其馔也。夫谓殷者，因以祖宗并陈，昭穆皆列故也。毁以为毁庙之主皆祭谓殷者，夫毁庙祭于太祖，而六庙独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书难臣以‘《曾子问》唯于太祖，群主皆从，而不言，知不合食。’臣答以为‘殷祭，群主皆合，举则可知也。’《论语》孔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所以特者，以大祭，故欲观其成礼也。大祭，独举，则亦可知也。于《礼记》则以为大，于《论语》则以为盛，进退未知其可也。汉光武时下祭礼以者毁庙之主皆合于太祖，者唯未毁之主合而己矣。郑元以为者各于其庙。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然其殷祭亦名大。《商颂 长发》，是大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礻勺，以唯为殷祭之名。周公以圣德用殷之礼，故鲁人亦遂以为夏祭之名。是以《左传》所谓‘于武宫’，又曰‘尝于庙’，是四时祀，非祭之也。郑斯失矣。至于经所谓者，则殷祭之谓，郑据《春秋》，与大义乖（按太和八年用王肃议）。”袁准曰：“‘及坛单，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远近之杀也。《大传》曰‘礼不王不’，诸侯不，降杀于天子也。若同贯，此诸侯亦不得也，然则大而小。谓为殷祭者，大于四时，皆大祭也。《国语》曰：‘郊不过茧栗，不过把握。’明最大，与郊同也。《公羊传》曰：‘大事者何？也，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乎太祖。’何谓也？曰：夫及坛单，则毁庙也，俱祭毁庙，但所及异耳。所及则异，毁与未毁则同。此论者所惑。郑谓不同是也，谓不及毁庙则非也。刘歆、贾逵同毁与未毁是也，不别远近则非也。”
东晋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兴宁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废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内，庾氏既葬之后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应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国家大吉，乃循殷事。元兴三年夏，应殷，太常博士徐干等议：“应用孟秋”，进用孟冬时（孔安国云：自太和四年已后，殷祭皆用冬夏。复详徐干议用孟秋，非失也）。安帝义熙三年，当殷，御史中丞范泰议，以章后丧未一周，不应殷祠。时从太常刘瑾议“小君之丧，不以废大礼（泰议曰：“今虽既之后得以尝，而无殷荐之比。礼有丧荐废吉祭，祭新主于寝。今不设别寝，既，遂祭于庙。故四时尝，以寄追远之思，三年一，以习昭穆之序，义本各异。三年丧毕，则合食太祖，过时而殷，无取于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丧而废矣。瑾议曰：“臣寻升平己后殷祭，皆在周内。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馀载，三十月辄殷，是依礼，五年再殷。而泰言非当，若臣启不允，则责失奏弹。”）。”初元帝元兴三年四月，不得殷祀，进用十月，若计常限，今当用冬；若更起端，则应四月。时尚书奏从领司徒王谧议，反初四月为殷祠之始（谧议曰：“有非常之庆，有非常之礼。殷祭旧准不差，至于义熙之庆，经古莫二，虽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谓履运惟新，于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刘瑾议：“殷无定日，考时致敬，且礼意尚简。去年祠虽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备，宜仍以为正。”徐干议：“三年一，五年一，经传经籍，不见补殷之文。”著作郎徐广议：“若用三十月，今则应用四月，于时有殷而迁在冬。从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则应用二年四月。是追计辛未岁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刘涧之等议：“泰元元年四月应殷，而礼官堕失，逮用十月，本非正期，以失为始。”尚书奏从谧议）。博士陈舒表，三岁一闰，五年祭，八年又殷，两头如四，实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间含二，则十年四殷，与礼五年再殷，其议合矣。博士徐禅议：“《春秋左氏传》曰：‘岁及坛单，终及郊宗石室。’许慎称旧说曰：‘终者，谓孝子三年丧终则于太庙，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议：“礼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学博士曹述初难云：“三年之丧，其实二十有五月，则五年何必六十月。礼，天子特礻勺，三时皆，虽有定年，而文无定月（按：《明堂位》“夏六月，以礼祀周公。”则今之四月。“七月月至，孟献子其祖，”则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则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闰，无取三年丧也。，三时皆可者，盖丧中则吉而，服终无常，故随所遇，唯春不，故曰特礻勺，非殷祀常也。礼，大事有时日，故尝以时，况之重，无定月乎！”今据徐邈议，每三十月当殷祀（贺循《祭图》：太祖东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议：“权制即吉，圣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礼（太学博士徐道娱议曰：“按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时，礼也。”《周礼》“仲冬享”。《月令》“季秋尝稻。”晋以春曲沃，齐十一月尝太公，此并孟冬区分不共之明文矣。寻殷祀重，祭荐礼轻。轻尚异月，重宁反同？且“祭不欲数，数则黩”。今隔旬频享，于礼为烦）。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旧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领曹郎范义参议：“依永初三年例，须再周之外殷祭。寻祭再周，来二年三月，若以四见殷，则犹在礻覃内。”下礼官议正。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按《礼》，三年丧毕，然后于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且不礻覃即祭，见讥于《春秋》。求之古礼，丧服未终，故无享之义。自汉以来，一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吉。”太学博士徐宏议：“三年之丧，虽从权制，再周祥变，犹服缟素，未为纯吉，无容以祭。谓来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则允。”太常丞朱膺之议：“《虞礼》云：‘中月而礻覃，是月也吉祭，犹未配。’谓二十七月既礻覃祭，当四时之祭日，则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谓礻覃不得祭也，《春秋》闵公二年‘吉于庄公’。郑注云：‘闵公心惧于难，务自尊大以厌其祸。凡二十二月而除丧，又不礻覃。’明礻覃内不得也。按旧说，三年丧毕，遇则，遇则。郑元云：‘以孟夏，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鲁闵因纪制耳，何必全许素冠。行吉。‘郎中周景远参议：“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议曰‘权制即吉，圣代宜耳。宗庙大礼，宜依旧古典。’则是皇宋开代成准。谓徐宏、朱膺之议用来二年十月殷祀为允。”诏可）。”太明七年二月，有司奏：“四月应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按《礼记》云：‘天子尝。’则夏秋冬皆殷。晋义熙初，仆射孔安国议‘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馀年，用三十月辄殷祀。’博士徐干扰《礼》难安国，又引晋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专用冬夏。时虽不从干议，而安国无以夺之。今若以来年四月未得殷祀，迁用孟秋，于礼无违矣。”诏可）。”
梁制，三年一，五年一，谓之殷祭。以夏，以冬，皆以功臣配。其仪颇同南郊。
尚书左丞何佟之议曰：“于首夏，物皆未成故为小，于秋冬，万物皆成其礼尤。大司勋列功臣有六，皆祭于大，知尤大，乃及之也。近代，并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诏从之。
陈制，五年再殷。殷，大而合祭也。
魏文帝太和十三年，诏公卿议王、郑言之是非。尚书游明根言曰：“郑氏之义，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谓之者，审谛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庙谓之者，审谛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宗庙时故言。斯则宗庙并行，圜丘一而已。宜于宗庙俱行之礼。二礼异，故名殊。依《礼》，春废，特礻勺，于谛则，于尝、于则尝，不废三时，三时皆行之礼。”中书监高闾又言：“祭圜丘与郑义同者，以为有虞黄帝，黄帝非虞在庙之帝，不在庙，非圜丘而何？又《大传》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庙之文。《论语》称‘自既灌以往。’《尔雅》称‘，大祭也’。诸侯无礼，唯夏祭称，又非宗庙之。鲁行天子之仪，不敢专行圜丘之，改殷之，取其名于宗庙，因先有，遂生两名。其宗庙之祭，据王氏之义，而，止于一时，一时者，祭不欲数。一岁三，愚以为过数。”
诏曰：“明根、闾等，据二家之义，论详矣。至于事取折衷，犹有未允。闾以为名，义同王氏，祭圜丘，事与郑同。无非间然。明根以郑氏同，两名两祭，并存并用，理有未俱。据二义，一时、，而阙二时之礼，事有难从。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庙，数尽则毁，藏主于太祖之庙，三年而祭之。代尽则毁，以示有终之义；三年而，以申追远之情。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无所据。毁庙三年一，又有不尽四时，于礼为阙。七庙四时常祭，则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时，于情为简。王以为一祭，王义为长。郑以圜丘为，与宗庙大祭同名，义亦为当。今互取郑、王二义。、并为一名，从王；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从郑。若以数则黩，五年一，改从。五年一，则四时尽，以称今情。则依《礼》文，先而后时祭。便即施行，著之于令，永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秘书丞孙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废帝正始二年，积二十五晦为大祥。有司以为礻覃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礼应。王肃以为祥月，至其年二月，宜应祭。虽各异议，至于丧毕之，明年之，其义一焉。请取郑舍王，礻覃终此晦，来月中旬，礼应大。六室宗┙，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群庙。自兹以后，五年为常。又古之祭法，时并行，天子先后时，诸侯先时后。此施古为当，在今则否。且礼有升降，事有文质，时之制，圣人弗违。当之月，宜减时祭。”从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时议来秋七月应祭于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今宣武皇帝主虽入庙，然尝时祭，犹别寝室，至于殷，宜存古典。按《礼》，三年丧毕，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又按杜元凯云：‘卒哭而除，三年丧毕而。’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犹未。王肃以为既除即吉，故特时祭，至于，宜存古礼。高堂隆如肃议，于是停殷祭。又仰寻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庙，景明元年七月于太祖，三年春于群庙。亦三年乃。准古礼及晋魏之议，并景明故事，愚谓来秋七月，祭应停，宜待三年终乃后。”从之。
致堂胡氏曰：“宗庙之祭，莫重于。而自汉以来，诸儒之论纷纭交错，诚如聚讼，莫得其要，则混然行之，不有达理真儒，择乎经训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后来之昭昭邪！真儒之言曰，天子，诸侯，大夫享，庶人荐，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者，以《礼》云‘礼，不王不’知之也。所以知诸侯者，鲁侯国当用，而以赐天子礼乐，故《春秋》中有无，而孔子曰‘鲁之郊非礼也’，言诸侯不当用也。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为东向之尊，馀庙以昭穆合食于前，是之谓。诸侯无所自出之帝，则合群庙之主而食于太庙，是之谓。若其时其物，则视其所得用而隆杀之矣。以此断，岂不明哉。”
按：以为共一祭而异名，以为合祭祖宗，审谛昭穆之义，汉儒之说也。近代诸儒多不以为然，独致堂从之。然《大传》“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继之曰：“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及其高。”其文意亦似共，只说一祭。天子则谓之。所谓“不王不”，而祭则及其祖之所自出。诸侯则不可以言，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必有功劳见知于君，许之，则千可及高祖。盖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远近，故异其名。所以鲁之祭者，即也。若《大传》文“诸侯”之下更有一“”字，则其义尤明。
后齐、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预祭。
后周、则于太祖庙，亦以皇后预祭，其仪与后齐同。
隋二年一，以孟冬，迁主、未迁主合食于太祖之庙。五年一，以孟夏，其迁主各食其所迁之庙，未迁之主各于其庙。之日，则停时享，而陈诸瑞物及伐国所获珍奇于庙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当，而有司疑其年数。太学博士史元璨等议，以为“新君丧毕而，明年而，自是之后五年而再祭，盖从去前五年，而常在后三年，常在后二年。鲁宣公八年僖公，盖二年丧毕而，明年而，至八年而再。昭公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又，此可知也。”议者以元璨言有经据。遂从之。
元宗开元六年，睿宗崩，丧毕而，明年而。自是之后，、各自计年，不相通数，凡七五。至二十七年，、并在一岁，有司觉其非，乃议：以为一一，五年再殷，宜通数。而后置，岁数远近，二说不同，郑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后二，徐邈先二后三。而邈谓为二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焉。此最为得，遂用其说。由是一一，在五年之间，合于再殷之义，而置先后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礼记 大传》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于其君，干及其高祖。”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之正文也。终《大传》一篇，无舛驳于圣王之教者，此孔氏所传也。《王制》乃汉儒刺经为之，出于孝文之世，其言舛驳于圣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传也。以义类考之，、皆合食也。故君子曰其所自出之帝为东向之尊，其馀合食于前，此之谓；诸侯无所自出之帝，则于太祖庙合群庙之主而食，此之谓。天子，诸侯，上下之杀也。鲁诸侯何以得？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赐鲁以天子礼乐，使用诸太庙，上祀周公，于是乎有。所以《春秋》言不言也，此稽《大传》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礻勺，夏。”又曰，天子“，尝，。”又曰诸侯“一，直一”。又曰“诸侯礻勺则不，则不尝”。其言纷错淆乱，莫可按据。郑氏不能辩正，又曲为之说，“春礻勺夏，乃夏殷祭名，周则改之，以为殷祭。”且《王制》所载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于汉儒而不通义之一也。又曰，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此惑于汉儒不通义之二也。又曰，天子先而后时祭，此惑于汉儒不通祭之三也。又曰，鲁礼三年丧毕而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此惑于汉儒不通义之四也。又曰，，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一，此又自叛其说，不晓义之五也。又曰，诸侯岁不，下天子也，此又不晓义之六也。其释《大传》曰，其所自出，谓郊天也，此又断以己意不晓义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尝折衷于孔子。孔子曰“鲁之郊非礼也”。则知诸侯无而当，天子无而有，岂不明白而易知乎。后世惟《王制》之信，凭郑氏所释，而不考《祭法》、《大传》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冬，始知其数而渎也，不亦失之远乎？天子诸侯之礼，若一与二之辨，岂可僭哉。鲁受成王之赐，以臣僭君，孔子己深非之，况后世遵汉儒之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圣君监此，则一言而决矣。
天宝八载制：国家系本仙宗，业承圣祖。自今以后，每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元宗，下以尽虔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其常享则停，事虽于从宜，礼或亏于必备。己后每缘，其常享无废，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为祖，孝子慈孙岂忍为也！使聃而果祖也，犹非所自出之帝，不得与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两姓之庙也。此唐世典礼之大失，而当时无一人言者。君好谀而臣献谄，故虽以他人为祖，而终不得知，又况其馀乎！
德宗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国家诞受天命，累圣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世数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惟有六室。其弘农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之数。著在礼志，可举而行。开元中，加置九庙，懿、献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东向之尊。今二祖己祧，九室惟序，则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迁而居昭穆，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征诸故实，有所未安。请下百僚佥议。”敕旨依。
礼，，太祖位于西而东向，其子孙列为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虽己毁庙之主，皆出而序于昭穆。殷、周之兴，太祖世远，而群庙之主皆出其后，故其礼易明。汉、魏以来，其兴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创国之君为太祖，而世近毁庙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不得如古，而汉、魏之制，太祖而上毁庙之主，皆不合食。唐兴，以景皇帝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乃虚东向之位，而太祖与群庙列于昭穆。代宗即位，元宗、肃宗而迁献祖、懿祖于夹室，于是太祖居第一室，得正其位而东向，而献、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为献祖、懿祖立别庙，至则享。礼仪使颜真卿议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迁之尊，而之时，暂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晋蔡谟议，以献祖居东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为昭穆。由是议者纷然。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议，以“太祖百代不迁，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非是。请下百僚议。”工部郎中张荐等议与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晋蔡谟之议也。谟为‘禹不先鲧’之说，虽有其言，当时不用。献、懿二祖，宜藏夹室，以合《祭法》‘远庙为祧’，而‘坛、单有祷则祭。无祷则止’之义。”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礼》有先公之祧，迁祖藏于后稷之庙，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迁主藏于文、武之庙，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献祖懿、祖犹周先公也，请筑别庙以居之。”司勋员外郎裴枢曰：“建石室于寝园，以藏神主，至之岁则祭之。”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皆曰：“迁神主于德明、兴圣庙。”京兆少尹韦武曰：“则献祖东向，则太祖东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曰：“议者多矣，不过三而已。一曰复太祖之正位，二曰并列昭穆而虚东向，三曰则献祖、则太祖，迭居东向而复正太庙之位为是。然太祖复位，则献、懿之主，宜有所归：一曰藏诸夹室，二曰置之别庙，三曰迁于园寝，四曰于兴圣。然而藏诸夹室则无享献之期，置之别庙则非《礼经》之文，迁于寝园则乱宗庙之仪，唯于兴圣为是。”至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献议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议。户部尚书王诏等五十五人，请迁懿祖兴圣庙。议遂定。由是太祖始复东向之位。
四门博士韩愈献议曰：“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而申明其说。一曰献、懿庙主宜永藏之夹室，臣以为不可。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于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于夹室，至之时，岂得不食于太庙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谓之合矣。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单，其毁庙之主皆藏于祧庙，虽百代不毁，，则陈于太庙而享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单之位，况于毁瘗而不乎？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于其陵所，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师，列于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违不即享于下国也。四曰献、懿庙主宜于兴圣庙而不，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于属乃献、懿之子孙也，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于京师，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单，去单为鬼，渐而愈远，其祭益稀。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以为不当，取己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于也，合食，则无其所，废祭，则于义不通。此五说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于后代之法也。《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又常祭甚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
朱子《韩文考异》曰：今按韩公本意，献祖为始祖，其主当居初室，百世不迁。懿祖之主，则当迁于太庙之西夹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于诸室。四时之享，则唯懿祖不与，而献祖、太祖以下各祭于其室。室自为尊，不相降厌，所谓所伸之祭常多者也。，则唯献祖居东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韩公礼学精深，盖诸儒所不及，故其所议独深得夫孝子慈孙报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为万世之通法，不但可施于一时也，程子以为不可漫观者，其谓此类也欤！但其文字简严，读者或未遽晓，故窃推之，以尽其意云。
贞元十二年，祭太庙。近例，祭及亲拜郊，令中使引传国宝至坛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传国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礼官一人，就内库监引领至太庙焉。
昭宗大顺元年，将行祭，有司请以三太后神主享于太庙，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郑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献皇太后韦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当入太庙。当时礼官建议，并置别庙，每年五享，三年一，五年一，皆于本庙行事，无奉神主入庙之文。至是乱离之后，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欲以三太后享，太常博士殷盈孙献议非之（议见《后妃庙门》）。
●卷一百二 宗庙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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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长兴二年四月，享于太庙。
周显德五年六月，于太庙。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庙无祧迁之主，不当行之礼。国子司业聂崇义以为前代宗庙，累迁及追尊未毁者，皆有，别援故事九条以为其证。曰：
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祭，明年又。自兹以后，五年为常。且魏以武帝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毁主而行，其证一也。
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学博士议云：“按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才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其证二也。
梁武帝用谢广议，三年一，五年一，谓之殷祭。祭以夏，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仅追尊四庙而行，则知祭者是追养之道，以时移节变，孝子感而思亲，故荐以首时，祭以仲月，间以，序以昭穆，乃礼之经也，非关宗庙备与不备，其证三也。
唐礼：贞观九年，将高祖于太庙，国子司业朱子奢请准礼立七庙；是时乃立六庙而行。今捡《会要》及《通典》并《礼阁新仪》，皆载此礼，并与《实录》符同。此乃庙亦未备而行，其证四也。
贞观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禄大夫、宗正卿、纪国公段纶卒，太宗甚伤悼，为不视朝，将出临之，太常奏、祭致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时，宗庙未备实行，其证五也。
贞观二十三年，自九葬回，迎神主于太极殿之西阶，日中行虞祭之礼。有司请依典礼以神主庙，高宗欲留神主于内寝，旦夕供食，申在生之敬。诏停礼。英国公李等抗表固请，曰：“窃以祖功宗德，饰终之明典；文昭武穆，严配之明训。”今停庙，奉徇哀情，直据典章，乖替为甚。又国哀已后，而庙停时祭，逾月之后，须申大。以唐礼九庙观之，自太宗已上，才足七庙。未有毁主，将申大，其证六也。
贞观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将行祭，依今礼，享功臣并得配享于庙廷，享则不配，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议曰：“其及时享，功臣皆应不预。”故《周礼》六功之官，皆大而已。大，即祭也。梁初误功臣，左丞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礼。窃以五年再，合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有功。今礼，无功臣，诚谓礼不可易。太宗改令从礼，载详此论，该晓历代，援据甚明。又贞观年中，累陈，其证七也。
高宗上元三年，有司享于太庙，上有七室，未有迁主。《通典》、《会要》及《礼阁新仪》具明此礼，其证八也。
中宗景龙三年八月，帝将祠南郊，欲以韦皇后助行郊礼，国子司业郭山等议云：“皇朝旧礼，圜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亲拜，更无皇后助祭之文。及时享并，亦无助祭之事。”今据中宗之代，国子祭酒等举之文，称是皇朝旧礼，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其证九也。
疏奏，从之。
宋制：三年一，以孟冬；五年一，以孟夏。
仁宗嘉四年冬十月，大于太庙。
先是，上将亲，下礼官集议东乡之位。同判宗正寺赵良规请正太祖东乡位，而知太常礼院韩维以为宜如祖宗故事，虚东乡之位便。时礼官不敢决。乃与待制以上台谏官同议，曰：“太祖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庙在上，故大上列昭穆而虚东乡。魏、晋以来，己用此礼。今亲享之盛，宜如旧便。”诏恭依。
礼官张洞、韩维又言：“唐《郊祀志》载祝文，自献祖至肃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母也。《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享即附祖姑下。所以大顺中，三太后配列祭。博士商盈孙以谓误认《曲台礼》意。每室既有定配，则馀后不当参列，请依奉慈例。”
学士承旨孙等八人曰：“《春秋传》‘大者何，合祭也。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国朝事宗庙百有馀年，至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非无典据。祥符五年己曾定议，礼官著酌中之论，先帝有‘恭依’之诏。他年有司摄事，四后合食。今甫欲亲，四后见黜，不亦疑于以礼之烦也？受命之君，以议礼制典为重，继体之君，以承志遵法为美。先帝议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庙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尽祖宗之意，则莫若守其旧礼。疑文偏说，未可尽据。传曰‘祭从先祖’。又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臣等愚以谓如其故便。”
学士欧阳、吴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后世有以子贵者，始著并之文，其不当者，则又有别庙之祭。本朝，乃以别庙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于古无文，于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于元德之下；章怀，真宗之元配也，列于章懿之下，一也。升之后，统以帝乐；别庙诸后，以本室乐，二也。升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一统于帝；别庙诸后，乃从专享，三也。升之后，联席而坐；别庙诸后，位乃相绝，四也。章献、章懿在奉慈庙，每遇、本庙致享，最为得礼。若四后各祭于庙，则其尊自申，而于礼无参差不齐之失。以为行之已久，重于改作，则是失礼之举，无复是正也。请从礼官。”
于是刘敞特奏曰：“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后儒疑似之说；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恨之。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有后悔哉。当留圣念。”
初，上春秋高，议者恐上劳拜起，礼官遂造此议。上微闻之，及得敞奏，谓近臣曰：“朕初谓礼当然，苟以拜起为烦，朕犹能之，何惮也！”乃诏“别庙四后，享如旧，俟大礼毕，别加讨论。”
杨氏曰：伏读国朝《会要》仁宗皇帝嘉四年三月，内出御札曰：“惟享之义，著经礼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庙，盛迪尝之荐，深肃ㄊ之怀，追孝奉先，莫斯为重。兹享之废，历年居多，有司所行，出于假摄，礼之将坠，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圣之君，至孝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己也。当时建明此议出于富公弼，弼之言曰：“国朝三岁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事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阙典。检书，今年冬至当有事于南郊，又孟冬亦当合享于太庙。欲望诏有司讲求祭大礼，所有降赦推恩，则并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谓“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者也。夫圣王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以享之礼，比于南郊，诚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时之优恩，其后遂以为故事。今孟冬享，冬至南郊，二大礼相继而并行，享推恩南，郊可复行乎？享肆赦，南郊可复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于是享之礼行，而南郊因而权罢，是虽有以尽宗庙亲之诚，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礼，夫岂圣主之本心然哉？盖欲矫其轻，则事从其重，而遂至于过重，过重，则不可继也。夫因有原庙，则宗庙之礼必至于轻，欲矫其轻，则宗庙之礼必至于过重。不惟过重而已，自是亲止行于一时，而其后遂辍而不举，此则矫轻过重而终于不可继也。夫三年一，此宗庙祀典之大者，其实亦宗庙之常礼也。常礼，则非异事也，何欲矫其轻而遂至于过重，而终至于不可继哉。故曰“轻宗庙而重原庙”，其失一也。
神宗熙宁八年，太常礼院言：“已尊僖祖为太庙祖，孟夏祭，当正东向之位。”又言：“太庙祭神位，己尊始居东乡之位，自顺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为序。自今，著为定礼。”诏恭依。
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之义，存于《周礼》、《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礼之年，经皆无文，唯《公羊传》曰：‘五年而再盛祭。’《礼纬》曰：‘三年一，五年一。’而郑氏、徐邈又分为二说。为郑氏之说，则曰‘前三后二’，谓后四十二月而，后十八月而。为徐邈之说，则曰‘前二后三’，谓二祭相去各三十个月。驳郑氏者，则曰‘三年而，为月有余；二年而，为月不足。’驳徐氏者，则曰‘在前，则是三年而，在后，则是二年而。’以二说考之，惟郑氏曰：‘鲁礼，三年丧毕，于太庙，明年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盛祭，一一。’由此言之，郑氏依仿鲁礼，推明王制，实为有据。本朝庆历初用徐邈说，每三十月一祭。熙宁八年，既又，此有司之失也。请今十八月而，四十二月而，庶几举礼不繁，事神不渎。”
太常礼院言：“唐开元中，礼官用晋徐邈之说，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合‘五年再盛祭’之说，以为之数。本朝自庆历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宁五年后始不通计，遂至八年并在一岁。昨元丰三年四月已行礼，今年若依旧例，十月行享，邪比年频，复踵前失。请依庆历以来旧制，通计年数，皆三十月而祭。”诏依见行典礼。
十月，详定礼文所言：“古者献、馈食，礻龠、祠、、尝，并为先王之享，未尝废一时之祭。故孔颖达《正义》以为：‘天子夏为大祭之，不废时祭之礻勺；秋为大祭之，不废时祭之尝。’则王礼三年一与其享，更为时祭。国朝沿袭故常，之月不行时享，久未正，非古之制。请每之月虽以大祭，仍行时享，以严天子备礼所以丕崇祖宗之义。其郊礼、亲祠准此。”从之。
五年，帝谓宰臣曰：“者，所以审谛祖之所自出，故‘礼，不王不。’奏、汉以来，谱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则礼可废也。”宰臣蔡确等以为圣训得之本意，非诸儒所及。乃诏罢享。
于是详定礼文所言：“按《记》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阳世系出自黄帝，则虞、夏黄帝，以高阳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喾，则商人喾，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喾，故周人喾，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远也。艺祖受命，祭四庙，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谱失其传，有司因仍旧说，三年一，五年一，与皆合群庙之主缀食于始祖，失礼莫甚。臣等窃谓国家世系所传，与虞、夏、商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则礼当阙，必推见祖系所出乃可以行。”从之。
礼文所又言：“古者，天子祭宗庙，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礼》，祝延尸入奥，灌之后，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于室，坐于堂上，始祖面南，昭在东，穆在西，乃行朝践之礼，是堂事也。设馔于堂，复延主入室，始祖东面，昭面南，穆面北，徙堂上之馔于室中，乃行馈食之礼，是室事也。请每行大，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面之位。”诏俟庙制成取旨。
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说者以谓大祭，也。国朝嘉四年，将行享，议者请陈瑞物及陈国之宝。元丰中，有司请亲祠太庙，令户部陈岁之所贡，以充庭实。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请享陈设应瑞宝、贡物可出而陈者，并令有司依嘉、元丰诏旨，凡亲祠太庙准此。”从之。
又言：古者祭朝践之时，设始祖之位于户西，南面，昭在东，穆在西，相乡而坐，荐豆笾脯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馔之后，设席于室，在户内西方东面，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馀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设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践焉，在《礼》谓之“堂事”；设始祖东面之位而馈食焉，在《礼》谓之“室事”。考《汉旧仪》：“宗庙三年大祭，子孙诸帝以昭穆座于高庙，毁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座，高祖南面”，则自汉以前堂上之位未尝废也。元始以后，初去此礼，专设室中东向之位。晋、宋、隋、唐所谓始祖位者，不过论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馈食，大夫礼也，特牲馈食，士礼也。以《仪礼》考之，大夫、士祭，礼无荐腥朝践之事，故惟馈食于室。至于天子祭宗庙，则堂事、室事皆举，堂上位废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礼缺矣。伏请每行大，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面之位，始祖南面，昭穆东西相乡，始祖东面，则昭穆南北相乡，以应古义”。诏依所奏。
杨氏曰：“愚按：大，则如朱子《周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