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升。盖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当一升，秤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
按：此即汉人封君食邑户之遗意。然汉不过每户岁赋二百钱，而此所赋乃过重者，盖封君所得只是口赋，而汉人有田者官别赋之；晋以来人皆授田，无无田之户，是以户赋之入于公家及私属皆重。又一品所占不过四十户，非汉列侯动以千户万户计者比也。
后魏令：每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十头当奴婢八（详见《田赋门》）。
孝文太和九年，诏均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详见《田赋门》）。
周武帝保定五年，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赎为庶人。
建德元年，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百姓。
容斋洪氏《随笔》曰：“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士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春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籍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长，令远京师，配岭南为城奴也）。一免为审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
显庆二年，敕：“放诸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诸官奴婢年六十以上及废疾者，并免贱。”
永昌元年，越王正被诛，家僮胜衣田者千馀人，于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数。
万岁通天元年，敕：“士庶家僮仆有骁勇者，官酬主直，并令讨击契丹。”
大足元年，敕：“以北缘边州县，不得畜突厥奴婢。”
天宝八载，敕：“京畿及诸郡百姓，有先是给使在私家驱使者，限敕到五日内，一切送内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约，定数驱使，虽王公之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二人，二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其嗣郡王、郡主、县主、国夫人、诸县君等，请各依本品同职事及京清资官处分，其有别承恩赐，不在此限。其荫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荫职减比见任之半，其南口请以蜀蛮及五溪、岭南夷獠之类。”
大历十四年，诏：“邕府岁贡奴婢，使之离父母之乡，绝骨肉之恋，非仁也。宜罢之。”
元和四年，敕：“岭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卖为奴婢，宜令所在长吏，切加捉搦，井审细勘责。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许交关，犯者准法处分。”
八年，敕岭南诸道，不得辄以良口饷遗贩易。
长庆元年，诏禁登、莱州及缘海诸道，纵容海贼掠卖新罗人口为奴婢。
四年，敕诸司、诸使，各勘官户奴婢，有废疾及年七十者，准格免贱从良。
会昌五年，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寺奴婢，江淮人数至多，其有寺已破废，全无僧众，奴婢既无衣食，皆自营生。洪、潭管内人数倍多，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处，计必不少，并放从良百姓。”旨依。
大中九年，禁岭南诸州货卖男女，如有以男女佣赁与人，贵分口食，任于当年立年限为约，不得将出外界。
昭宗大顺二年，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诸军，或因收掳百姓男女，宜给内库银绢，委两军收赎，归还父母。其诸州府，委本道观察使取上供钱充赎，不得压良为贱。”
后唐同光二年，赦：“应百姓妇女俘虏他处为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识认。”
天成元年，敕：“京城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书契券，辄卖良人。”
周显德五年，新定《刑统》：“讠玄诱良口、勾引逃亡奴婢与货卖所盗资装者，其讠玄诱勾引之人，伏请处死，良口奴婢准律处分，居停主人重断，或分受赃物至三疋以上处死；将良口于蕃界货卖，居停主人知而不告官者，亦处死。”
宋太祖皇帝开宝二年，诏：“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须检视。”
四年，诏：“应广南诸郡民家有收买到男女为奴婢，转将佣雇以输其利者，今后并令放免，敢不如诏旨者，决杖配流。”
淳化二年，诏：“陕西沿边诸郡先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
至道二年，诏：“江南、两浙、福建州军，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隐匿者治罪。”
真宗咸平元年，诏：“川陕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
六年，诏：“士庶家雇仆，有犯不得黥其面。”
天禧三年，诏：“自今掠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致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
大理寺言：“按律，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二年。又诸条，主驱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至死及过失杀者，勿论。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主因过驱决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愆犯而杀者，减常人一等；如过失杀者，勿论。”从之。
●卷十二 职役考一
○历代乡党版籍职役
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七为州。夫始分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郑元曰：“此所以劝民者也。使之者，皆谓立其长而教令使之。保，犹任也。救，救凶灾也。宾，宾客其贤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也。者，谓礼物不备，相给足也。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此总谓郊内者也）。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人数及其财物也。受邦国之比要，则亦受乡遂矣。郑司农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按比是也。要，谓其簿。”）
比长：每比下士一人（掌五家），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徙，谓不便其居，或国中徙郊，或郊徙国中，皆从而付所处之吏，明无罪恶）；徙于他，则为旌节而行之（谓徙异乡，有节乃达）；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纳之。
闾胥：每闾中士一人（掌二十五家），各掌其闾之征令，岁时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而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挞罚之事（失礼者之罚也）。
族师：每族上士一人（掌一百家），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属民读邦法，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春秋祭亦如之。登其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车辇。比、伍、闾、族各为联，使之相保相受，赏罚相及，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若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岁终则会。
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四孟月属氏读法，春秋祭亦如之。国索鬼神而祭祀（礻昔祭），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凡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师田行役，则以法治其正事。正岁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岁终则会。
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吉属民读法，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岁时祭祀州社，则属民读法。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州之大祭、大丧，皆莅其事。师田行役，则帅而致之，掌其戒令赏罚（于军因为师帅）。岁终则会。正岁读法。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谓甸、稍、县、都），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ガ（作管反），五ガ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经、形体，皆谓制分界也。邻、里、ガ鄙、县、遂，犹郊内比、闾、族、党、州、乡也。郑司农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国中异制，故五家为邻。”郑元谓异其名者，示相变耳。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夫均其厚薄则生产平，统之于都则其数举，家于乡遂则其户可详，五人为伍则人之众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国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先知其地。”自昭、穆之后，王室中衰，井田废坏，不足以纪人之众寡，宣王是以料人于大原，由兹道失之）。
邻长：每邻一人（掌五家），掌相纠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赞，徙于他邑，则从而授之。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二十五家），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ガ长：每ガ中士一人（掌一百家），各掌其ガ之政令，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治其丧纪、祭祀之事。作民则旗鼓兵革帅而至。岁时简器（稼器，兵器），趋其耕耨，稽其女工。
鄙师：每鄙上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作民（谓起役也）则掌其戒令，以时数其众寡，而察其美恶而诛赏。岁终则会。
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以颁田里，以分职事，掌其治讼，趋其稼事，而赏罚之。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移执事，谓移用其民）。既役，则稽功会事而诛赏。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详于周。《周礼》，五、两、军、师之法，此兵役也；师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闾、族、党之相保爱，此乡役也。有司徒焉，则因地之善恶而均役；有族师焉，则校民之众寡以起役；有乡大夫焉，则辨年之老少以从役；有均人焉，则论岁之丰凶以行复役之法。”
齐威公用管仲，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里，什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来，故人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行于人，人心可系于主。”是以制国，郊内则以五家为轨，轨十为里，里四为连，连十为乡，乡五为帅。国内十五乡，自家至帅。郊外则三十家为邑，邑十为卒，卒十为乡，乡三为县，县十为属，属有五。自家至属，各有官长，以司其事，以寓军政焉，而齐遂霸。
徐伟长《中论》曰：“夫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怡有本。道者，审本而已矣。故《周礼》，孟冬，司寇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民也，譬犹无田而欲树艺，虽有农夫，安能措其强力乎？是以先王制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于国版，夫家脱于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而伪端并作，小则滥窃，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审人数乎！”
秦用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则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汉高祖二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汉官仪》曰：“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弓弩、戟、、刀剑、甲钲。鼓吏赤帻行，带剑佩刀，持盾被甲，设矛戟，习射。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二尺版以劾贼，执绳以收执贼。”）。
水心叶氏曰：“县、乡、亭之制，本于商鞅。鞅虽改法，要是周衰，国大者难用旧制，齐、晋、楚裂地名官以自便，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狭，自为朝廷，由后世观之，疑若烦民。然三老、啬夫、游徼，犹各有职掌，近民而分其责任。若后世荡然无复纪秩，而令、长悍然独以征取为事，则又鞅之所不为也。”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讨项羽。
文帝十二年，诏以户口率置三老常员，遣谒者劳赐三老帛，人五匹。
武帝元狩元年，遣谒者赐县三老帛，人五匹；乡三老人三匹。
元狩六年，遣谒者循行天下，谒三老、孝弟以为民师。
戾太子发兵诛江充，长安扰乱，言太子反。上怒甚，壶关三老茂上书，言太子亡邪心，上感悟。
宣帝元康元年，加赐三老帛。四年及甘露三年，皆赐帛有差。
王尊为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书奏，天子后以尊为徐州刺史。
王尊为东郡太守，河水甚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马，状以身填金堤，水波稍。白马三老奏其状，制诏秩尊中二千石。
黄霸守颍川，吏民兴于行谊，赐三老爵及帛。
韩延寿守冯翊，有昆弟讼田，延寿曰：“咎在冯翊。”称疾病，不听事，令、丞、啬夫、三老亦自系待罪。
元帝初元元年，赐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赐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二年，赐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赐三老钱、帛。
绥和元年，赐三老帛。
平帝元始三年，赐三老帛。
西汉凡县、道（有蛮夷曰道）、国（列侯所食县曰国）、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东汉乡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正女义妇，逊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闾，以兴善行。乡置有秩、游徼、三老。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汉官仪》曰：“乡户五千则有秩。”）
明帝即位，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
今考西汉《高后纪》，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师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然则三老乡各一人，孝弟、力田既禄秩如许尊，未必各乡皆设，有其人则置之耳。孝文、武、宣、成、哀纪，各有赐孝弟、力田金帛爵级事。
元和二年，帝耕于定陶。诏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
永平三年，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十二年，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十七年，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章帝建初三年，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四年，立皇太子，赐爵同。
和帝永光八年，赐爵同。
十二年，赐爵同。
元兴元年，立皇太子，赐爵同。
安帝永初三年，帝加元服，赐爵二级。
元初元年，赐爵同。
延光元年，赐爵人二级。
顺帝永建元年，赐爵人三级。
四年，赐爵二级。
阳嘉元年，赐爵三级。
桓帝建和元年，赐爵同。
献帝建安元年，赐爵人二级。
晋制：每县户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石每千以下，置治书吏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县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阳县置六部尉。江左以后，建康亦置六部尉，馀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邺、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
东晋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孝武时，范甯陈时政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狭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垅坟柏，皆以成行，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怀，下役之虑。’斯成并兼之所执，而非通理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逭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代移迁，何至于今而独不可。”帝善之。
安帝义熙九年，宋公刘裕缘人居土，上表曰：“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于齐、楚。九服不扰，所成旧。自永嘉播越，爰淮、海，朝运匡复之算，人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人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人无定本，伤理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张，无以济治。夫人情滞常，难与虑始，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爱所。请依庚戌土断之科，庶存其本，稍与事著。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声，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于当年，在始暂勤，要终必易。”于是依界土断，唯青、兖、徐三州人居晋陵者，不在断限，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谟请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今襄阳、汉东等郡也）。
齐高祖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
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勘，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下归县。吏贪其赂，人肆其奸，奸弥深而弥多，赂逾厚而答逾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黄籍共七万一千馀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尤不可言。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人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后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便谓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漏，流亡不归。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为理不患无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诏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边疆，皆许还本。自此后有犯，严其罪。”
梁武帝时所司奏，南徐、江、郢逋两年黄籍不上。帝纳尚书令沈约之言，诏改定《百家谱》。
约上言曰：“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化。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者。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雨湿沾烂，解散于地，又无扃。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奸伪互起，岁月滋广，以至于齐。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禄，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兴之后，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细，难为眼力，寻求巧伪，莫知所在，徒费日月，未有实验。假令兄弟三人，分为三籍，一籍祖父官，其二初不被，同堂从祖以下，固自不论。诸如此例，难可悉数。或有应而不，不须而。所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刃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于是悉听复注，普停洗。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景平以前，既不系检，凡此诸籍，得无巧换。今虽遗落，所存尚多，宜有征验，可得信实，其永初、景平籍，宜移还上省。窃以为晋籍所馀，须加宝爱，若不留意，则远复散失矣。不识胄允，非谓衣冠，凡诸此流，罕知其祖。假称高、曾，莫非巧伪，质诸文籍，奸事立露，征覆矫诈，为益实弘。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而尽日科校，唯令史独入，籍既重实，不可专委群细。若入库检籍之时，直郎、直都，应共监视，写籍皆于郎、都目前，并皆掌置，私写、私换，可以永绝。事毕郎出，仍自题名。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即左人尚书，专共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置。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姓谱，以助铨序，伤于寡略，齐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按：魏、晋以来，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选举，私门以此订婚姻，寒门之视华族，如冠屦之不侔。则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为避免之计也。然徭役当视物力，虽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广狭，泽之荫后有久近，若于此立法以限之，不劳而定矣。不此之务，而方欲改定谱籍，虽曰选谙究流品之人为郎、尚书以掌之，然伪冒之久者滋多，非敢于任怨者谁肯澄汰？如杨期、井韶至以耻愤构逆乱，则澄汰亦岂易言哉！
陈文帝天嘉初，诏曰：“自顷编户播迁，良可哀伤。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按：《周官》之法，贵者、贤者及新之迁徙者，皆复其征役，后世因之。故六朝议征役之法，必以土断侨寓，正谱籍为先。然自晋至梁、陈，且三百年，贵者之泽既斩，则同于编氓；侨者之居既久，则同于土著，难以稽考。此所以伪冒滋多，而议论纷纷也。
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孝文太和十年，纳给事中李冲之说，遂立三长（三长谓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
李冲以为三正理人，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长三载亡愆，则陟用之一等。”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为一法，言似可用，其实难行。”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旧未分，人心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课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人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北齐令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十有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若论外党，便是烦多。
齐文宣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隋文帝受禅，颁新令，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
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词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判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铨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苏威又言废郡，德林语之云：“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令出，其可改乎？”然高同威之议，遂置之。十年，虞庆则于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于人。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乃废之。
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每里设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天下户，量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仪凤二年二月敕：自今以后，省黄籍及州县籍也）。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
开元十八年，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自后如有嘱请，委御史弹奏。”
广德二年，敕：“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不得依旧籍帐。”
睿宗景二年，监察御史韩琬陈时政，上疏曰：“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敝也。”
宣宗大中九年，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炼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
周显德五年，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旧制：凡有课役，皆出于户民，郡国辇运官物，率以侨居人充。至是，始令文武官、内诸司、台、省、监、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及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五月，诏令、佐检察差役有不平者，许民自相纠举。京百官补吏，须不碍役乃听。
国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干德五年，又禁诸州职官私占役户供课。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京西转运使程能上言：“诸州户供官役素无等第，望品定为九等，著于籍，以上四等量轻重给役，馀五等免之，后有贫富，随所升降。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即颁于天下。”诏令转运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两京诸州、府部民，有乏种及耕具、人丁者，许众共推择一人，练土地之宜，明种树之法者，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沃瘠及五种所宜，指言某处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乡三老、里胥与农师周劝民分于旷土种莳，俟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赌博者、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于州县论其罪，以警游惰焉。九年，以其烦扰，停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得冒名以给役，讫今循其制。
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以厩卒代焉，因下诏禁之。
天禧元年，又诏治河勿调丁夫，以役充。
干兴元年十二月（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臣僚上言：“伏见劝课农桑，曲尽条目，然乡闾之弊，无由得知。朝廷惠泽虽优，豪势侵陵罔暇，遂使单贫小户，力役靡供。乃岁丰登，稍能自给，或时水旱，流徙无踪，户籍虽有增添，农民日以减少。以臣愚见，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官员、形势、衙前将吏不啻一二百户，并免差遣，州县乡村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户，如此则二三年内已总遍差，才得归农，即复应役，直至破尽家业，方得休闲。所以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因为浮浪，或纵惰游。更有诸般恶幸影占门户，田土稍多，便作佃户名目，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复。请自今见任食禄人同居骨肉，及衙前将吏各免户役者，除见庄业外，不得更典卖田土，如违，许人告官，将所典卖没官，自减农田之弊，均差遣之劳，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业。其罢俸、罢任、前资官元无田者，许置五顷为限。”诏三司定夺。三司言：“准农田敕，应乡村有庄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虚报逃移，与形势户同情启幸，于名下作客户隐庇差徭，全种自己田产。今与一月，自首放罪，限满不首，许人告论，依法断遣支赏。又准敕，应以田产虚立契，典卖于形势、豪强户下隐庇差役者，与限百日，经官首罪，改正户名。限满不首，被人告发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决配。今准臣僚奏，欲诸命官所置庄田，定以三十顷为限，衙前将吏合免户役者，定以十五顷为限。所典买田只得于一州之内典买。如祖父迁葬，别无茔地者，数外许更置坟地五顷。若地有崖岭，不通步量，刀耕火种之处，所定顷亩，委逐路转运使别为条制，诣实申奏。又按农田敕，买置及析居归业佃逃户未并入本户者，各共户帖供输，今并须割入一户下，今后如有违犯者科罪，告人给赏。”并从之。
开宝平蜀后，令西川得替官部纲赴京，与减一选；无选可减，加一阶。
止斋陈氏曰：“熙宁罢衙前，应纲运皆募得替官管押，自令下，无应募者。”
仁宗景中，诏川陕、闽、广、吴、越诸路衙前仍旧制，馀路募有版籍者为衙前，满三期，罪不至徒，补三司军将。
皇中，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使募人为之。
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中，稍欲宽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充。
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馀，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之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后差人仿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而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亦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遂命绛、襄与三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机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一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自是遂罢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按：干兴元年，臣僚上言影占徭役之害，自官豪势要以至衙前将吏，皆避役之人。请立限田之法，命官三十顷，而衙前将吏亦得占十五顷，馀者以违制论。夫均一衙前也，将吏为之则可以占田给复，乡户为之则至于卖产破家。然则非衙前之能为人祸也，盖官吏侵渔之毒，可施之于愚戆之乡氓，而不可施之于谙练之将吏故也。韩、蔡诸公所言固为切当，然过欲验乡之阔狭、役之疏密而均之，且既曰罢里正衙前，而复选赀最高者为乡户衙前，则不过能免里正重复应役之苦，而衙前之如故也。此王荆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丰欤！
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损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
时范仲淹执政，以为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府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是，未几悉复。
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知广济军范讽上言：“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差役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损役人。自是数下诏书，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省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
时有王逵者，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馀，蒙奖诏。由是他路竞为掊克，欲以市恩，民至破产不能偿所负，朝廷知其，乃下此诏。
按：役钱之说始于此。以免役诱民而取其钱，及得钱，则以给他用，而役如故，其由来久矣。
治平四年六月（时神宗已即位，未改元），诏州县差役仍重，劳役不均，其令逐路转运司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
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自经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于官户，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于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望令中外臣庶条具利害，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使役力无偏重之患，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役法之议始此。
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言：“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闾舍乎？臣闻其言，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纲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废八九。何则？儇利戆愚之性不同也。其馀轻役，则以农民为之。”
按：温公此奏，言之于英宗之时，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然既曰募，则必有以酬之。此钱非出于官，当役者合输之，则助役钱岂容于不征？而当时诸贤论此事复不可，何也？盖荆公新法大概主于理财，所以内而条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人，虽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敛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无，然遂指其法为不可行，则过矣。
同知谏院吴充言：“乡役之中，衙前为重。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杯杵匕箸皆计资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无以为生。乞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
帝因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
熙宁二年，条例司言：“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也。愿以条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奏可。于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无费。承符、散从等旧苦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皆其条目也。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又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筑室道谋，难以成就，欲自司农申明所降条约，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放视施行，若其法实便百姓，当特奖之。”从之。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以其府界所行条目奏上之，帝下之司农寺，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上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业，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放乡役数千，于是颁其法天下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而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四年，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冯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上曰：“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说，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于百姓何所不便”之说。而潞公此语与东坡所谓“凋敝太甚，厨传萧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者，是岂足以绳其偏而救其乎？
四月，从提举常平陈知俭之请，罢许州衙前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初，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倍费，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军校，其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司率务多敛，致天下不晓，以为取赢而他用之也。如王庭老、张靓科配一路缗钱至七十万，输之多者一户至三百千，民皆谓供一岁役之外，剩数几半，咸谓庭老、靓必有升擢。此盖因取数多，谤议兴也。乞少赐裁损，以安民心。”
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及台省，诉超升等第出役钱事。杨绘又言：“东明县民所诉，乃因司农寺不因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遵所立而著之籍，不问堪升与否也。凡立等第，必稽户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凭县，县必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稽之乡众，乃可得实。今乃自司农寺预定品数，付县立簿，岂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以闻，仍严升降之法。司农寺及府界提举言，畿民有未知新立法意，以助役钱多，愿仍旧充役者。诏如不愿输钱免役，县案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王安石为言外扇摇役法者，谓输钱多必有赢馀，若群诉必可免役，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从其说。
监察御史刘挚陈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掌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且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优富苦贫，非法之善。况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唯不能典，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于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骚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
御史中丞杨绘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于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应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
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辩诘之，其略曰：“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谕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常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为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于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为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为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廪，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馀羡，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馀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为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馀万，所输缗钱七十万耳，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财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馀亦自无几。言者则以为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于是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
司农言：“始议出钱助民执役，今悉召募，请改助役为免役。”制可，若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
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亻先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既不合，各为奏上。帝是亻先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馀，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乃诏责瑜而擢亻先为副使，以示诸路。
颁募役法于天下。内外胥吏素不赋禄，惟以受赇为生，至是，用免役钱禄之，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时，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尚在数外。又诏：“凡县皆以免役剩钱，用常平法给散收息，添支吏人餐钱，仍立为法。”
五年，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遵诏书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十减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
先时，召募人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乃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相度每绸绢万匹正支钱一百缗足，钱万贯支钱七十缗足，并不差乡户衙前，故有此诏。
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则替罢官人人争应募矣。”
七年，诏：“役钱每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载之类，皆许取以供费，若尚不给用，许以情轻赎铜钱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费有敷于民者，谓之“圆融”。多寡之数，或出临时，污吏乘之以为奸，习滋久。至是，诏辄圆融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
诏：“闻镇、定州民有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者，令安抚、转运、提举司体量，具实以闻。”
王安石白上，言：“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然论事有权，须考问从前差役卖屋陪填，与今卖屋纳役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然可见。”
诏：“崇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寺院、宫观，免纳役钱。诸旌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帝王子孙于法有荫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赐号处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五月，诏：“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于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以其田给应募者，而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于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请行之诸路，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馀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止之。八月，诏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勿补。七月，参知政事吕惠卿献议曰：“免役出钱或未均，出于簿法之不善。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嘉敕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抉？以此旧簿不可信用。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刊匿，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于是遂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田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物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众示两月，使悉知之。从之。
察访京南常平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县灾伤五分以上，则留竣丰岁。以臣观之，使民自供手实，无所扰也，何待于丰穰哉？愿诏有司不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
十月，诏：“闻东南推行手实簿法，公私烦扰，其权罢，委司农寺再详定以闻。”
初，吕惠卿创行手实法，言者多论其长告讦，增烦扰，不便。至是，惠卿罢政，御史中丞邓绾言：“役法初行，且用丁产户籍，故诸路患其不均，各已改造。其均钱之法，田顷可用者视田顷，税数可用者视税数，已得家业贯陌者视家业贯陌。或随所下种石，或附所收租课，法虽不同，大约已定，而民乐输矣，安用剔抉披索，互相纠告，使不安其生邪？凡民所以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数供析出钱，则本用供家，不专于租赁营利，欲指为供家之物，则有时馀羡，不免须贸易与人，则家家有告讦之忧，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一也。其有无交易，不过服食、器用、粟米、财畜、丝麻、布帛之类，或春有之而夏已析阅，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则公家簿书如何拘辖，隐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へ讼者趋赏报怨而公相告讦，畏怯者守死忍饿而不敢为生，其为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诏。
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若催科外别令追呼者，以违制论。从之。明年，诏问罢耆户长、壮丁之法何人建议，及以此议奏呈，帝曰：“已令出钱免役，又排甲使为保丁，责之催科，失信于民。又保正本令习兵，何可更供二役？”安石曰：“保丁、户长皆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使为保丁，数年或十年方催一税，其任役不过二十馀家，于人情无所苦。《周官》什伍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若谓保丁止供教阅，不知馀事属何人也？”其后，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诏：“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有物产者随所输钱，等第不及者并一多处。”以司农寺言户减免钱数，承民户两处有物业者出钱不一故也。
九年，荆湖路察访蒲宗孟言：“两路元敷役钱太重，以一岁较其入出而宽剩数多。”诏权减二年。十月，诏：“自今宽剩役钱及买扑坊场钱，更不以给役人，岁具羡数上之司农，馀物凡籍之常平者，常留一半。”
侍御史周尹言：“诸路募役钱，元指挥于数外留宽剩钱一分，闻诸州县希提举司风指，广敷民钱，至减省役额，克损雇直，而民输数一切如旧。宽剩数已倍多而募直太轻，仓法又重，役人多不愿就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乞遵免役本法，募耆长、户长及役人，不可过减者悉复旧额，但约募钱足用，其宽剩止存留一分，以上不得更有敷取。”三司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与民均财惜力，役重者不可不助，无役者不可不使之助金。重役不过衙前、耆户长、散从官之类，衙前即坊场、河渡钱自可足用，其馀取于坊郭、官户、女户、单丁、寺观之类，足以赋禄。出钱之户不多，则州县易于督敛，重轻相补，民力自均，诏司农寺相度以闻。
知彭州吕陶奏：“朝廷欲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出，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馀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馀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纳有六七百万贯文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令诸路提举仓司契勘见在宽剩钱数，约度支得几岁不至缺乏，沛发德音，特与免数年，或乞逐年限定数目，不得过役钱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
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二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役钱之初立额，两浙之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诏令通物力、税钱互细为数，从便输纳。
初，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户不及五十千者亦不免输。
元丰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法。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敝。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加疑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又有聚敛小人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已见矣。
八年（哲宗已即位）八月，户部言：“役钱所留宽剩，内有及三四分已上去处，合行裁减，令所留宽剩不得过二分，馀并减，其元不及二分处依旧。”从之。又诏体量人户役钱轻重，先从下等减放。又诏：“旧以保正代耆长催税、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
知吉州安福县上官公颖奏：“臣窃怪耆、壮、户长法之始行也，皆出于雇；及其既久也，耆、壮之役则归于保甲之正、长，户长之役则归于催税甲头。往日所募之钱，系承帖司及刑法司人吏许用，而其馀一切封桩，若以为耆、壮、户长诚可以废罢，即所用之钱自当百姓均减元额，今则钱不为之减，又使保正、长为耆壮之事，催税甲头任户长之责，是何异使民出钱而免役，而又使之执役也？”
按：以保正代耆长等役，熙宁已尝行之，继而以人言不便罢之矣。今观此，则是罢而复行也。盖熙宁之征免役钱也，非专为供乡户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廪给，皆出于此。及其久也，则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尝支给，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复他作名色以役之也。为法之，一至此哉！
侍御史刘挚言：“州县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自助役法行以来，簿籍不改，务欲敷配钱数，故所在临时肆意升补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户少，富县大乡上户所纳役钱，岁有至数百缗或千缗者，每岁输纳无已，至贫竭而后有裁减之期。旧来乡县差役循环相代，上等大役至速亦十馀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则动须三二年乃复一差，虽有劳费，比今日岁被重敛之害，孰为多少也？”
●卷十三 职役考二
○历代乡党版籍职役
元元年二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言：“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有之，自馀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未闻有破产者。其乡户衙前所以破产者，盖由山野愚戆之人，不能事，或因水火损破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于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更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也。故自行免役以来，富者差得自宽，而穷者困穷日甚。又监司、守令之不仁者，于雇役人之外，多取羡馀，以希恩赏，此农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为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愿充役者，即令入役，不愿充役者，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带官物，勒正身赔填。如此，则诸色公人尽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过，官中百事无不修举。其见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虽号重难，近来条贯颇为优假，诸公使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将管押，其杂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若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赔备亦少于向日。若犹以衙前为力难独任，即乞依旧于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放其助役钱令逐州桩管，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即行支给。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不同，乞指挥下诸路转运司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具利害申本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本司类聚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
是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仆射蔡确言，此大事，当与枢密院共之。故同进呈。知枢密院章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数而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不无疏略未备。所言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闻奏。”从之。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既得旨依奏，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开封、祥符两县如旧役人数，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苏辙言：“京明知熙宁以前旧法役人数目显有冗长，并不依近降指挥相度申请，便尽数差拨；及朝旨本无日限，辄敢差人监勒，于数日内蹙迫了当，故意扰民，以害成法。乞赐行遣，以示惩戒。”
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请复差乡户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则免侵陷，在私亦脱刑祸。宜独可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矣。其于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今所谓助者，不过助受役之家岁用而已，无厚敛也。”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而有司奉行过当，通计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几十六七年，常积而不用，至三十馀万贯石。先帝圣意，固自有在，今日所当追探其意，以兴长世无穷之利。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如退滩、户绝、没纳之类，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盖大臣利于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不果行。”因列其五利。诏并送详定所。
右司谏苏辙言：“复行差役，其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其自是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不纳者耳。向使止用官卖坊场一色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然行之十馀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馀万，若立定中价，不许添，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馀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馀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办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苦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于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卖邪，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今椿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见今在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长，不可遵用。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迓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役法所以役法难尽猝就，择其要者先奏以行。于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一役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馀役人惟该募者得募，馀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宁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于法许用者仍以支用外，并椿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馀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九月，诏：“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等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减五分，馀户下此悉免之，输仍自元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早迓送餐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钱助用；而有馀，封椿以备不时之须。”
七年，尚书省言：“近者参行差募之法，闻州县奉诏不谨，以致差徭轻重失当，或役人有所赔备，或占留役钱不尽雇募。”诏运使、提刑司申饬，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闻。二月，诏：“应差诸县手力，如合一乡休役皆不及三年者，得用助役钱募人为之，既终一役，别有及三年者，复行差法。”
御史中丞苏辙言：“臣近奏乞修完政，以塞异同之议，其一谓诸州衙前。臣请先论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实。盖定差乡户，人有家业，欺诈逃亡之，比之雇募浮浪，其势必少，此则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乡户，必有避免纠决，比至差定，州县吏乞取不赀。及被差使，先入重难，若使雇募惯熟之人费用一分，则乡差生疏之人非二三子不了，由此破荡家产。嘉以前，衙前之苦，民极畏之，此则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愿，自非惯熟，必不肯投，州县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当，动知空便，费亦有常，虽经重难，自无破产之患，此则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产单薄，侵盗之，必甚于乡差，熙宁以来，多患于此，此则雇衙前之也。然则差衙前之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则官府之有法可止。何者？嘉以前，长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许免其馀色役。今若许雇募衙前，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诸州衙前例得实户，则所谓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窃谓虽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是以易贡为助，易助为彻，要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于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
役次之名： 衙前 散从 承符 弓手户 耆户长 壮丁
熙宁雇役所取之钱： 坊场 当役户 坊郭户 官户 女户 单丁 寺观 内坊场系官钱，当役户以下系取之于民，谓之“六色钱”。
取民六色之钱，益以系官坊场钱，充雇役之用，而尽蠲衙前以下诸役，熙宁之法也。以坊场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诸役仍复输差民户，而尽蠲六色之钱，元之法也。然元复差役之初，议者不同，故有弓手许募曾充有劳效者指挥，则所谓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钱虽曰罢征，继而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自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并减五分，馀户下此悉免之，则所谓雇役之钱，元未尝尽除也。自是诸贤于差雇之议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宁尽除差法，明立雇议，而当时无状官吏，尚且免役之钱而不尽支给，假他役之名而重复科差，况元差雇兼行，议论反复，则此免役六色之钱，其在官者不肯尽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时复征以入官，固其势也。颍滨所谓所在役钱宽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东坡所谓六色钱以免役取，当于雇役乎尽之，然后名正而人服。皆至当之论。
绍圣元年，帝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有何不便邪？”
右司谏朱勃言：“输钱免役，固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投募，不必给雇者。苟详为裁省，则人情无有不便。”诏付户部详议。
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椿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以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所敷宽剩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今应减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户始。复置提举官。九月，用户部言，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
其后，又诏：“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保长，无得以杂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为名，占破当直者，坐赃论。所管催督租赋，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以违制论。”
左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轻；虽轻，未尝不应募也，则重不若轻。”户部尚书蔡京言：“详谔所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是谓元丰不如元，乞行贬黜。”谔坐黜知广德军。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四月，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掐之类，土人愿就募，不须给之雇直，他路亦须详度施行。”诏从之。
崇宁元年，尚书省言：“民户既输钱免役，岂可复差？前书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取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于民者，非为利也。乞诏常平司候丰衍日，具此制奏而蠲之。”
四年，臣僚言：“州县户簿等累经改造，故增减失实。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税多寡均敷役钱。”户部尚书许几言：“州县户众而役少，则敷钱止于第三等；或户少而役多，则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计家业税钱，不用等第，概以田亩均敷役钱，则失输钱代役之意。”其议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于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视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官户役钱，旧法比民户减半。今来诏置弓手，以御暴防患，官户所赖犹重，欲令官户役钱更不减，而民户比旧役钱量增三分，专椿管以助养给。”从之。
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椿庸钱以助给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拘入总制窠名焉。
臣僚言：“州县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并典吏雇钱亦不曾给，乞行拘收。”户部看详：“州县典吏雇钱若不支给，窃恐无以责其廉谨，难以施行。其乡村耆、户长依法系保正、长轮差，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诸路常平司，将绍兴五年分州县所支雇钱，依经制钱例分季发付行在。敢隐匿侵用，并依擅支上供钱法。”从之。
按：役钱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雇役之直或给或否，中兴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说，尽取之耳。今乃谓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又谓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夫当役者岂有不肯请雇钱之理？而不行支给则州县之过，朝廷所尝觉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经制之窠名，所谓“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
四年，罢催税户长，依熙、丰法，以村三十户，每料轮差甲头一名，催纳租税、免役等分物。
既而言者谓甲头不便者有五：一，小户丁少，催科不办。二，旧每都保正、长才四人，今甲头凡三十一人，破产者必众。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内废农业者凡六十人，则通一路有万万人不容力穑。四，甲头皆耕夫，既不识官府，且不能与形势豪户争立，所差既多，争诉必倍。于是甲头不复差，而耆、户长役钱因不复给。
保正、副 十大保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内通选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应，主一都盗贼烟火之事，大保长一年替，保正、小保长二年替。户长催一都人户夏秋二税，大保长愿兼户长者，输催纳税租，一税一替，欠数者后料人催。
以上系中兴以后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谓之“批朱”，未曾充役者谓之“白脚”。
孝宗隆兴二年，诏：“诸充保正、副，依条只令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如违，许令越诉，知县重行黜责，守、ヘ各坐失觉察之罪。”
以言者谓近来州县违法，保内事无巨细，一一责办，至于承受文引、催纳税役、抱佃宽剩、修葺铺驿、置买军器、科卖食盐，追扰赔备，无所不至，一经执役，家业随破，故有是命。
乾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户既有限田，往往假名寄产。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选物力高强官户与民户通差，则役户顿增，下户必无偏差之害。乞此后官户合雇人代役。”诏依，令两浙路先次遵行。
宁宗庆元五年，右谏议大夫张奎言：“乞行下州县，保正止许当本都贼盗、斗殴、烟火公事，不许非泛科配；户长止许专一拘催都内土著租税，不许抑勒代纳逃绝官物，违者官吏重罚。”从之。
又臣僚言：“户长催纳苗税，内有逃绝之家户籍如故，见存之户恃顽拖欠，为户长者迫于期限，不免与之填纳。虽或经官陈诉，而乃视为私债，不与追理，势单力穷，必至破荡，此户长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县，如有恃顽拖欠之徒，即与严行追断，仍勒还代输之钱，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从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范言：“民赀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产之家，其输役钱于官亦多，既已征其财，而又俾之执二年之役，是为重复。乞参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县，姑于役人从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输，役满输钱如故。”从之。
役起于物力，物力有升降，升降不ゾ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至于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赀产百倍于前，科役不增于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赀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然当时推排之，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馀，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于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后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惟受产之家，有司详于税契而略于割税，倘为之令曰“交易固以税契为先后，亦以割税为得业，虽已税契，而不割税，许出产人告，以业还见纳税人”，则人孰有不割税者乎？此亦所以救役法之也）。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馀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其人户物力如买扑坊场，别无产业，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产物力，即并就一多处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邻乡者，并归烟爨处。又有散在别县数乡者，各随县分并归一里为等第。若夫役次之歇倍，则绍兴十四年臣僚奏请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为白脚。必差遍上三等户，方许于得替人轮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处，即从递年体例选差。淳熙十六年，两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几疏数得中。庆元元年，徐谊尽破秉之说，专用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议。而议者又谓：“物力有高下之殊，乡都有宽狭之异。其折倍之法，可以为宽乡之便，以贻狭乡之害；可利宽乡之中户，以困狭乡多产之家。如以宽乡言之，自物力五百贯而上累至二千贯者，则三倍五百贯之家矣。其在富室，虽使之四年一役，亦未为过。若狭乡自物力一百贯而上积至于四百贯，亦谓之三倍，所谓四百贯之户曾不及宽乡之中产，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轻重灼然矣。”于是从耿秉之议，务要宽乡、狭乡各得其便。其析生白脚，则庆元五年臣僚奏谓：“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亩，才已分析，便令各户充役，则前役未苏而后役踵至，实为中产之害，须以其分后物力参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脚，充应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许将未分前充过役次，于各户名下批朱，理为役脚，与都内得替人比并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通行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