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之乐，群臣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荐毛血，并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献、亚献，礼五方上帝，并奏《高明》之乐，为《覆焘》之舞；皇帝入坛门及升坛饮福酒，就燎位，还便殿，并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地，奏登歌；其四祭庙及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其出入之仪，同四郊之礼。其时郊庙宴享之乐，皆魏代故西凉伎，即是晋初旧声，魏太武平凉所得也。秦汉二代，是魏晋相承之乐，其吴声者，是江南宋、齐之伎。鼓吹《朱鹭》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古又有《黄雀》、《钓竿》二曲，略而不用，并议定其名，被于鼓吹。诸州镇戍，各给鼓吹乐，多少各以大小等级为差。诸王为州，皆给赤鼓、赤角，皇子则增给吴鼓、长鸣角，上州刺史皆给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诸镇戍皆给黑鼓、黑角。乐器皆有衣，并同鼓色。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笙、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巳后，传习尤盛。
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习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末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遂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宦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
后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获梁氏乐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详定郊庙乐、歌、舞，各有等差。虽著其文，竟未行之也。
武帝天和初，造《山舞》，以备六代。南代郊、雩坛、太庙，俱用六。舞南郊则《大夏》降神，《大》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之舞》。北郊则《大》降神，《大夏》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之舞》。雩坛以《大武》降神，《正德》献熟，次作《大夏》、《大》、《武德》、《山之舞》。太庙，则《大武》降神，《山》献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武德之舞》。时享太庙，以《山》降神，《大夏》献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降神，《大武》献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献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献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乐成，奏于崇信殿。宫悬依梁三十六架。朝会则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骜夏》（骜音遨）；五等诸侯元日献玉帛，奏《纳夏》；宴族人，奏《族夏》；大会至尊执爵，奏登歌十八曲；食举，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大武》、《正德》、《武德》、《山之舞》。于是正定雅音，为郊庙乐。创造钟律，颇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罴十二按，每元正大会，列于悬，与正乐合奏。初，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及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天和六年，罢掖庭四夷之乐。其后帝聘皇后于突厥，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
宣帝时，改前代鼓吹《朱鹭》等曲，制为十五曲，述受魏禅及战功之事。帝每晨出夜还，恒陈鼓吹。尝幸同州，自应门至赤岸，数十里，鼓吹俱作。祈雨仲山还，令京城士女，于街巷奏乐以迎之。公私顿弊，以至于亡。
隋文帝开皇二年，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积年议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邪？”命治书侍御史李谔引弘等以下，将罪之。谔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斯事体大，不可速成。”帝意稍解。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署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朝享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馀声律，皆不复通。或有能为蕤宾之宫者，享祀之际肄之，竟无觉者。弘又修皇后房内之乐，文帝龙潜时，颇多音乐，故尝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言夫妇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于是秘书监牛弘、秘书丞姚察、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内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详议。按《周官 大司乐》：“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奏太蔟，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锺，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中吕，舞《大》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夹锺，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巳为六代之乐。至四时祭祀，则分而用之。以六乐配十二调，一代之乐，则用二调矣。隋去六代之乐，又无四望、先妣之祭，今既与古祭法有别，乃以神位次分乐配焉。奏黄锺，歌大吕，以祀圜丘（黄锺所以宣六气也。耀魄天神，最为尊极，故奏黄锺以祀之），奏太蔟，歌应锺，以祭方泽（太蔟所以赞阳出滞，昆仑厚载之重，故奏太蔟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吕，以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修洁百物，五郊、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宾，歌林锺，以祀宗庙（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祖宗有国之本，故奏蕤宾以祀之）；奏夷则，歌小吕，以祀社稷、先农（夷则所以咏歌九，贵在秋成，故奏夷则以祀之）；奏无射，歌夹锺，以祭巡狩方岳（无射所以示人轨物，观风视秩，故奏无射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圜丘降神六变，方泽降神八变，宗庙降神九变，皆用《昭夏》。其馀享祭皆一变。皇帝入出，奏《皇夏》。群官入出，皆奏《肆夏》。举酒上寿，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荐献郊庙，奏《咸夏》。宴享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为八曲。古有宫、商、角、征、羽五引，梁以三朝元会奏之。今改为五音，其声悉依宫商，不使差越。唯迎气于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谓“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为十三曲。并内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于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会通行之。若有大祀临轩，陈于阶坛之上。若册拜王公，设宫悬，不用登歌。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古者人君食，皆用当月之调，以取时律之声，使不失五常之性，调畅四体，令得时气之和。故东汉太子丞鲍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四时，侑食举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可依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气，此则殿庭月调之义也。祭祀既巳分乐，迎气临轩朝会，并用当月之律。正月悬太蔟之均，及十二月悬大吕之均，欲感人君情性，允协阴阳之序也。并撰歌诗三十首，诏并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侍省卢思道等制清庙歌词十二曲，令于大乐教习，以代周歌。至仁寿中，炀帝为太子时，从享于太庙，乃上言：“清庙之词，文多浮丽，不足以宣功德，请更议之。”于是诏吏部尚书牛弘、开府仪同柳顾言、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征等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词。
炀帝大业元年，诏修高祖庙乐，唯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属戎车，不遑刊正，礼乐之事，竟无成功。而帝矜奢，颇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搜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善声调音律凡三百馀人，并付大乐。倡优猱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杂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也。
初，开皇时，新乐既成，万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方全盛，闻者不以为然。至大业末，乃验。宝常后贫馁而死，将死，取其乐书焚之，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行于世。时有卢贲、萧吉并撰乐书，皆为当世所用。至于天机，去宝常远矣。又有安马驹、曹妙远、王长通、郭金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多习郑声，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正。然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炀帝将幸江都，有乐人王令言妙达音律，其子尝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起变色，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对曰：“顷来有之。”令言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弑于江都。
唐太宗贞观初，合考隋氏所传南北之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调，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漫，为之折衷。汉以来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地、迎牲、饮福酒。今夕牲、地不用乐，公卿摄事又去饮福酒之乐。周享诸神乐，多以“夏”为名，宋以“永”为名，梁以“雅”为名，后周亦以“夏”为名，隋氏因之，唐以“和”为名。旋宫之乐久丧，汉章帝建初三年，鲍邺始请用之，顺帝阳嘉二年复废。累代皆黄锺一均，变极七音，则五锺废而不击，谓之哑锺，祖孝孙始为旋宫之法，曰大乐与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乐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调。其著于礼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于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类于上帝。皆以圜锺为宫，三奏；黄锺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气；黄帝以黄锺为宫，赤帝以函锺为征，白帝以太蔟为商，黑帝以南吕为羽，青帝以姑洗为角，皆文舞六成。二曰《顺和》，以降地。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春秋巡狩告社，宜于社，禅社首，皆以函锺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征，南宫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宾为宫，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时享、，有事而告谒于庙，皆以黄锺为宫，三奏。大吕为角，太蔟为征，应锺为羽，各三奏。文舞九成。祀先农，皇太子释奠，皆以姑洗为宫，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黄锺奏《豫和》，蕤宾、姑洗、太蔟奏《顺和》，无射、夷则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肃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以大吕为宫；于地以应钟为宫；于宗庙以圜锺为宫；祀先农、释奠以南吕为宫；望于山川，以函锺为宫。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黄锺为宫；地之俎，以太蔟为宫；人鬼之俎，以无射为宫。又以彻豆。凡祭祀，俎入之后，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寿和》，以酌献，饮福。以黄锺为宫。七曰《太和》，以为行节。亦当以黄锺为宫。凡祭祀，天子入门，而即位与其升降，至于还次，行则作，止则止。其在朝廷，天子将自内出，撞黄锺之钟，右五钟应，乃奏之。其礼毕，兴而入，撞蕤宾之钟，左五钟应，乃奏之。皆为黄锺为宫。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国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宫臣，出入门则奏之。皆以太蔟为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举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饭，以肃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饭。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册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宫，有会以行。若驾出，则撞黄锺，奏《太和》。出太极门而奏《采茨》，至于嘉德门而止。其还也亦然。至开元中，又造三“和”：曰《礻戒和》、《丰和》、《宣和》，共十五和乐。《礻戒和》（音陔），三公升殿，会讫，下阶屦行则奏之；《丰和》，享先农则奏之；《宣和》，孔宣父、齐太公庙奏之。
文收新乐既成，奏之。太宗谓侍臣曰：“古人缘情制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陈将亡也，有《王树后庭花》；齐将亡也，有《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乐所起。”帝曰：“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书右丞魏徵曰：“乐在人和，不在音也。”
太宗时，诏秘书监颜师古等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朝乐舞名，其后变更不一，而自献祖而下庙舞，略可见也。献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长发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钧天之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之舞》，元宗曰《大运之舞》，肃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顺宗曰《大顺之舞》，宪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宁之舞》，敬宗曰《大钧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甯之舞》。其馀阙而不著。唐之自制乐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谓侍臣曰：“虽发扬蹈厉，异乎文容，然功业由之，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右仆射封德彝曰：“陛下以圣武戡难，陈乐象德，文容岂足道哉！”帝矍然曰：“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谓文容不如蹈厉，斯过矣。”自是元日，冬至朝会庆贺，与《九功舞》同奏。其后更号《神功破阵乐》。《九功舞》本名《功成庆善乐》。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六年幸之，宴从臣，赏赐闾里，同汉沛、宛。帝欢甚，赋诗，起居郎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其舞容进蹈安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诏：“惟圜丘、方泽、太庙乃用，馀皆罢。”
元宗初赐第隆庆坊，坊南之地变为池，帝即位，作《龙池乐》，又作《圣寿乐》，又作《小破阵乐》，又作《光圣乐》，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时民以帝自潞州还京师，举兵夜半诛韦后，制《夜半》、《还京乐》二曲。帝又作《文成曲》，与《小破阵乐》更奏之。其后，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将毕，引声益缓。帝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元真道曲》，又制《大罗天曲》，《紫清上圣道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琵琶圆体修颈而小，号曰“秦汉子”，盖弦鼗之遗制，出于胡中，传为秦、汉所作。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淡，曲终复加解音。元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馀人。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宁王善吹横笛，达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帝常言：“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蔟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梁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开元八年，瀛州司法参军赵慎言《论郊庙用乐表》曰：“祭天、地、宗庙乐合用商音，而《周礼》三处大祭，俱无商调。郑元云：‘此无商调，祭尚柔；商，坚刚也。’以臣愚知，斯义不当。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损益，须逐便宜，岂可将木德之仪，施土德之用？”又：“说者以商声配金，即作刚柔理解，殊不知声无定性，音无常主，刚柔之体，实出其人。人和则音和，人怒则声怒。故礼称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如宫声为君，商声为臣，岂以臣位配金，为臣道便为刚乎！其三祭并请加商调，去角调。”
代宗繇广平王复二京，梨园供奉官刘日进制《宝应长宁乐》十八曲以献，皆宫调也。大历初，又有《广平太一乐》、《凉州曲》，本西凉所献也，本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今诸乐，则用黄锺宫。其后方镇多制乐舞以献。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诞辰未有大乐，乃作《继天诞圣乐》，以宫为调，帝因作《中和乐舞》。山南节度使于ν又献《顺圣乐》，又令女伎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文宗好雅乐，诏太常冯定采开元雅乐制《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韶乐》有玉磬四ね，琴、瑟、筑、箫、篪、、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绣衣执金莲花导；舞者三百人，陛下设锦筵，遇内宴乃奏。谓大臣曰：“笙、磬同音，沉吟忘味，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辄赐之。乐成，改法曲为《仙韶曲》。
武宗会昌初，宰臣李德裕命乐工制《万斯年曲》以献。
宣宗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馀人，俗乐一千五百馀人。帝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其乐有《播皇猷》之曲。又有《葱岭西曲》，士女翕歌为队，其词言葱岭之民乐河、湟故地归唐也。
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庆和之乐》，舞《崇德之舞》；皇帝行，奏《庆顺之曲》；奠玉币，登歌，奏《庆平之曲》；太庙迎神，舞《开平之舞》；迎俎，奏《庆肃之曲》；酌献，奏《庆熙之曲》；饮福酒，奏《庆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秦《庆融之曲》；亚献，终献，奏《庆休之曲》；追尊四祖庙，各有乐舞、登歌、乐章。
后唐庄宗起于朔野，所好不过胡部郑声，先王雅乐，殆将扫地。
庄宗庙酌献，舞《武成之舞》，明宗庙酌献，舞《雍熙之舞》，各有登歌乐章一首。
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始诏定朝会乐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太常礼院奏：“正、至，王公上寿，皇帝举酒，奏《元同之乐》。饮讫，殿中监受虚爵，群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饮，皆奏《文同之乐》。上举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饮讫，虚爵复于坫，侍中奏礼毕，群臣再拜，奏《大同》蕤宾之钟。皇帝降坐，百僚旅退（其月，又奏：“宫悬歌舞未全，请杂用九部雅东，教坊法曲。”从之）。”
五年，诏太常复文武二舞，定正、至朝会乐章。自唐末丧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太常卿崔与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会朝崇元殿，廷设宫悬，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进贤，黄纱袍，白中单，白练衤盖裆，白布大口，革带履。左执，右秉翟。执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绯丝布大袖，绣裆，甲金饰，白练衤盖，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乌靴，左执干，右执戚。执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负以熊豹，以象百兽率舞。案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钅享一。歌、箫、笳各二人。王公上寿，天子举爵，奏《元同》。三举，登歌，奏《文同》。举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礼毕，高祖大悦。赐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叹。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明年正旦，复奏于廷，而登歌发声悲离烦慝，如《薤露》、《虞殡》之音，舞者行列进退，皆不应节，闻者皆悲愤。其年高祖崩。开运二年，太常少卿陶奏废二舞。明年，契丹灭晋，耶律德光入京师，太常请备法驾奉迎，乐工教习卤簿鼓吹，都人闻者为之流涕焉。
后汉高祖受命，判太常寺张昭奏改唐祖孝孙所定《治康之舞》为《治安之舞》，《凯安之舞》为《振德之舞》。又改贞观中《九功舞》为《观象之舞》，《七德舞》为《讲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请依旧郊庙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观象》、《讲功》二舞，请依旧宴会行用。昔周朝奏六代之乐，即今二舞之类是也。其宾祭常用，别有《九夏之乐》，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乐，改《九夏》为《十二雅》，前朝祖孝孙改雅为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为成，取韶乐九成之义也。《十二成乐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改为《成之乐》；祭地奏《顺和》，今改为《顺成之乐》；祭宗庙奏《永和》，今改为《裕成之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和》，今改为《肃成之乐》；皇帝临轩奏《太和》，今改为《政成之乐》；王公出入奏《舒和》，今改为《弼成之乐》；皇帝食举及饮宴奏《休和》，今改为《德成之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正和》，今改为《成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今改为《允成之乐》；正、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今改为《庆成之乐》；郊庙俎入奏《雍和》，今改为《も成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今改为《寿成之乐》。祖孝孙元奏《十二和曲》，开元中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盖取十二天之成数，契八音十二律之变，辄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缘祠祭所用，不可尽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奏《宣和》，今改为《师雅之乐》；三公升殿、会讫降阶屦行奏《礻戒和》，今废，同用《弼成之乐》；享先农、籍田奏《丰和》，今废，同用《顺成之乐》（已上四舞、十二成、雅乐名）。皇帝至、正受朝贺用乐次第：正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冬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皇帝坐，奏《政成之曲》（正仗与冬仗同）；公卿献寿，奏《寿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举爵，奏《德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兴，奏《政成之曲》（正、冬仗同）；群臣会毕降阶，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公卿出，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
周太祖广顺元年，太常卿边蔚奏改前朝《治安》为《政和之舞》，《振德》为《善胜之舞》，《观象》为《崇德之舞》，《讲功》为《象成之舞》。又议改《十二成乐曲》为《十二顺》：曰《昭顺》，曰《宁顺》，曰《肃顺》，曰《感顺》，曰《治顺》，曰《忠顺》，曰《康顺》，曰《雍顺》，曰《温顺》，曰《礼顺》，曰《顺》，曰《福顺》。
●卷一百三十 乐考三
○历代乐制
宋太祖皇帝受命，以窦俨兼太常。俨奏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饮食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悬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其后和岘奏：“陛下揖让得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书》舜受尧禅，元德升闻，乃命以位。请改文舞为《元德升闻之舞》。《尚书》‘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请改武舞为《天下大定之舞》。”从之。建隆初，用王朴乐。上谓其声高，近于哀思，诏和岘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旧乐始和畅（详见《律吕》）。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乐工习艺匪精，每祭享，止奏黄锺宫一调，未尝随月转律，望示条约。“监察御史艾仲孺复上言，请修饰乐器，调正音律。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等编录律吕法度、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张宫悬阅试，召宰相、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按律准，次令登歌，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琴、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后以击钟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之曲，颇为精习。上甚悦。旧制，巢笙、和笙每变宫之际，必换管，弦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之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调皆协。今令仲辛诞唱八十四调曲，遂超补副乐正，赐袍笏、银带，自馀皆赐衣带、缗钱，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顿有伦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郊庙用乐，亲祀用宫悬；有司摄事，正用登歌；自馀大祀，未暇备乐。时既罢兵，垂意典礼。明年，乃诏自今诸大祀并宜用乐，皆同感生帝，六变、八变如《通礼》所载。
太祖室酌献，奏《大定之曲》，太宗室酌献，奏《大盛之曲》。大中祥符元年，以将行封禅，诏改酌献昊天上帝《禧安之乐》为《丰安》，皇地《德安之乐》为《禅安》，饮福《禧安之乐》为《祺安之乐》，别又制天书乐章《瑞安》、《灵文》二曲，每亲行礼用之。又作《醴泉》、《神芝》、《庆》、《灵鹊》、《瑞草》五曲，施于朝会宴亭。五年，圣祖降，奏荐献圣祖，文舞曰《发祥流德之舞》，武舞曰《降真观德之舞》。自是玉清昭应宫、亲荐皆备乐，同三十六ね（景灵宫以宫之庭狭，止用二十）。
真宗庙室酌献，奏《大明之曲》。
仁宗景二年，时承平久，上留意礼乐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肃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乃命馆职宋祁、李照同预。至是，肃等上所考定乐器，上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照乐何如，照对“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禁坊胡部乐高二律。击黄仲才应锺吕，击夹锺才应夷则，是冬行夏令，春召秋气。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钟，无大小、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传以为唐旧钟，亦有朴所制者。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复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ね，可使度、量、权衡协和。”诏许之，仍令就锡庆院铸之。照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黍，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制玉律以候气，从之。寻以王曾、吕夷简为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蔡齐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照既铸成编钟一ね以奏御，遂建请改制大乐，取京县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照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旧太常钟磬十六枚为一ね，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言：“十二律声巳备，馀四清声乃郑、卫之乐，可去。”侍读学士冯元等之（详见《编钟条》下）。照谓旧声高，乃以太府尺为法，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而新声极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议者以为迂诞，罢之。上寻出御制景《乐髓新经》六篇赐近臣，其一，释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音声；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五十二管之长短；六，论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以四时，建之于日月，通之于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既而右司谏议韩琦等言：“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率以意为律度，请复用旧乐。”诏下其议，而晏殊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乃诏太常雅乐悉仍旧制，照所造勿复施用。
皇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言：“明堂所用皆当随月用律，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闰十一月，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制局于秘阁，详定大乐。翰林学士王尧臣请命天章阁待制赵师民预详定，仍乞借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又召国子监直讲胡瑗、益州进士房庶同议大乐。
四年冬，知制诰王洙等献新乐，议者以为钟磬皆不合古，遂复命近臣详定，仍命参政刘沆、梁监议而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锺律以献。五年九月，亲临视之，迁胡瑗、阮逸等官。而议者谓黄锺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锺，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虽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律，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其后诏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大常新定《大安之乐》。八月，诏：“南郊始用旧乐，其新定《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用。”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礼，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且新乐未施郊庙，先用朝会，非先王荐上帝、享祖考之意。”帝以为然。
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钅写务，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郁而不扬。其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郎刘义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嘉元年正月，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至压宫架折，帝于宫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以义叟之言为验。
仁宗庙室酌献奏《大仁之曲》；英宗庙室酌献奏《大英之曲》。
神宗元丰三年，诏刘几、范镇、杨杰详定大乐。
初，杰言大乐之失：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春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馀，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永；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效乐者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永，以咏依声；律不和咏，以声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谐，钟磬缺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也，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三曰金石夺伦。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馀。今琴、瑟、埙、篪、笛、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钟、特磬、编钟、编磬击三声，声烦而掩众器，遂至夺伦，则钟、特磬、编钟、编磬节奏与众器同，宜勿连击。帝乃下镇、几参定。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乐成。第加恩赉，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镇又言：“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不报。
初，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钟可校，乃诏许借朴钟为清声不得销毁。后辅臣至太常按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弊者一县。乐工不平，夜易之，而杰不知。明日辅臣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韵甚佳，杰大沮。
哲宗元三年，范镇上所成乐书并其图法，赐诏褒美。徽宗崇宁元年，诏置讲议局。以大乐之制讹谬残缺，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熊罴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素，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依据；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汉津上言：“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锺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征，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则黄锺之律定矣。黄锺定，馀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诏可。其年七月，景钟成。次年，帝鼐、八鼎成。八月，新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三阕，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诏赐名曰《大晟》，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以其乐施之郊庙、朝会，弃旧乐不用。又诏春秋释奠，赐宴辟雍，贡士鹿鸣、闻喜宴，悉用《大晟乐》，屏去倡优淫哇之声，仍令选国子生教习乐舞。
政和三年，议礼局上亲祠登歌、宫架二舞及大祠、中祠、登歌、二舞之制（详见《乐悬门》）。五月，诏曰：“《大晟之乐》已荐之郊庙，而未施于燕飨。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试于庭殿，五声既具，无怙噍急之声，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其旧乐悉禁。”于是令尚书省立法，“新征、角二调曲谱已经按试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后续有谱，依此。其宫、商、羽调曲谱自从旧，新乐器五声、八音方全。埙、篪、匏、笙、石磬之类已经按试者，大晟府画图疏说颁行，教坊、均容直、开封府各颁降二副。开封府用所颁乐器，明示依式造鬻，教坊、均容直及中外不得违。今乐敢高下其声，或别为他声，或移改增损乐器，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砑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与其曲名，悉行禁止，违之者与听之者悉坐罪。”
蔡攸《国史补》：“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锺之律。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度、量、权、衡皆自是而出。又谓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其，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奇耦，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刘之兄炜以晓乐律进，未几而卒。始主乐事，乃建白谓：太、少不合儒书，以《太史公书》黄锺八寸七分为中声，奏之于初气；《班固书》黄锺九寸为正声，奏之于中气。因请帝指时止用之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
大乐繇建隆迄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西京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于是历建隆后有和岘乐。仁宗留意乐律，判太常寺燕肃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灵为器之饰，于是景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集侍从、礼官参定声律，而阮逸、胡瑗实主其事，更造磬钟，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钟声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于是皇中有阮逸乐。神宗御历，嗣守成宪，未遑有所制作，从言者绪正一二。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几、杰请遵行祖训，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宗所制编钟，追考成周用乐之序，辨正二舞容节；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锺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杰议。乐成，奏之郊庙，于是元丰中有杨杰、刘几乐。范镇以为声杂郑、卫，退而请太府铜制律造乐。哲宗初，以乐来上，按试于庭，以李照乐下一律，于是元中有范镇乐。杨杰复议其失，以为出镇一家之学，卒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汉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说，请帝三指为黄锺之律度，铸帝鼐、景钟，谓之雅乐，赐名曰《大晟》，颁之天下，播之教坊，于是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右《四朝史志》序，言宋乐中兴以前，其制屡易，本末大概如此。然李照、阮逸、刘几之乐，行而随废；范镇之乐，元未尝行；至《大晟乐》既成，始尽弃旧乐，以其制颁行天下。盖建隆之乐，至崇宁而始尽变耳。尝试论之，乐之道虽未易言，然学士大夫之说，则欲其律吕之中度；工师之说，则不过欲其音韵之入耳。今宋之乐虽屡变，然景之乐，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丰之乐，杨杰主之，欲废旧钟，乐工不平，一夕易之，而杰亦不知。崇宁之乐，魏汉津主之，欲请帝中指寸为律，径围为容盛。其后止用中指寸，不用径围。且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而汉津亦不知。然则学士大夫之说，卒不能胜工师之说，是乐制虽曰屡变，而元未尝变也。盖乐者，器也，声也，非徒以资议论而已。今订正虽详，而铿锵不韵；辨折虽可听，而考击不成声，则亦何取焉。然照、杰、汉津之说，亦既私为工师所易，而懵不复觉，方且自诡改制，显受Ο赏，则三人者，亦岂真为审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岂足以希荀勖、阮咸、张文收辈之万一也哉！
高宗建炎二年，就维扬行郊祀礼，凡卤簿、乐舞，礼文多未备，严更警场，至就取中军金鼓，权一时之用。
绍兴元年，飨明堂。旧乐皆毁于维扬，乃相度裁减，权用遇雨望祭礼例，止设登歌，通作宫架之乐，其部色合用乐工止四十七人，乃招收承平旧工以补之。
上初即位，下诏：“朕方日极忧念，屏远声乐，不令过耳。承平典故，虽实废名存，亦所不忍，悉从减罢。”至绍兴十年，礼部侍郎施奏：“昨内外暂止用乐，今徽考大事已毕，慈宁又已就养，其时节上寿，礼宜举乐，一如旧制。”礼部寻言：“太母还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自今冬至、元正举行朝贺之礼，依国朝故事，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庶明天子之尊，旧典不至废堕。”诏：“俟来年举行。”
十三年，郊祀，诏修圜坛。有司言：“大礼排设备乐，宫架乐办一料外，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合用两料。其乐器，登歌则用编钟、编磬各一架；、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弦各二；瑟四；笛四；埙、篪、箫并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闰馀匏笙各一；麾幡一。宫架则用编钟、编磬各十二架；、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箫并一十四；七星、九曜、闰馀匏笙各一；竽笙十埙一十二；篪一十八；笛二十；晋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从太常下之两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广东、荆湖南、北，刷取旧管大乐，上于行都，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并添修雅饰，遇雨则油帕排设用乐床，而乐器浸备。其乐工以太常寺所请，诏依在京例，选择行止畏谨人召募，合登歌、宫架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诣太社、太稷、九宫贵神。每祭各用乐正二人，执色乐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就用文舞番充。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各行募补。所募乐工、舞师，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给。其募到乐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并分诣乐工等，自八月一日教习。所贵乐艺精熟，不至疏卤，而乐工渐集。
十四年，正旦朝会，始陈乐舞在庭，公卿奉觞献寿。据元丰详定朝会乐：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馀乐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第四爵，合乐，仍奏瑞曲，而上下之乐交作。今悉仿旧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沧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乐专以太蔟为宫。太蔟之律，生气凑达万物，于三统为人正，于四时为孟春，故元会用之。
时命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按《大晟乐书》：“黄帝有五钟，一曰景钟。景者，大也。黄锺者，乐之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锺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祀事既毕，升辇又击之。”是年，内出御制郊祀大礼、天地、宗庙乐章，及诏宰执、学士院、两省官删修郊祀大礼乐章，付太常肄习。天子亲祀南郊，圜锺为宫，三奏；黄锺为角，一奏；太蔟为征，一奏；姑洗为羽，一奏，乐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飨明堂，夹锺为宫，三奏；黄锺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各二奏，乐凡九成。歌《诚安》，用《右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圜锺为宫，三奏；黄锺、太蔟、姑洗各一奏，凡六成。所奏乐与南郊同，歌《兴安》，用《发神流庆》、《降真观德之舞》。前一日，朝飨太庙，黄锺为宫，三奏；大吕为角，太蔟为征，应锺为羽，皆二奏，乐凡九成，歌《兴安》，所用文武二舞与南郊同。僖祖庙用《基命之乐舞》，翼祖庙用《大顺之乐舞》，宣祖庙用《天元之乐舞》，太祖庙用《皇武之乐舞》，太宗庙用《大定之乐舞》。真宗、仁宗庙乐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庙乐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钦宗庙乐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庆》，皆以无射宫奏之。每岁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孟夏雩祀，季秋飨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锺为宫，乐奏六成，与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临嘉至神矣锡羡之舞》。祀地者二：夏至祀皇地，函锺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乐奏八成，乃用《宁安之歌》、《储灵锡庆严恭将事之舞》；立冬后祀神州地，乐奏八成，歌《宁安》，与祀皇地同名而异曲，用《广生储》、《厚载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怒，其歌《大安》，其乐舞则与岁祀昊天同。三年一及时飨太庙，九成之乐、《兴安之歌》，与大礼前事朝飨同，而用《孝熙昭德》、《礼洽储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宁安》，八成之乐，与岁祀地同。至于亲御翰墨，制赞宣圣及七十二弟子，以广先朝崇儒右文之声；天子视学，亲行酌献，定释奠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郡邑行事，则乐止三成云。他如亲飨先农、亲祀高，则敞坛，奏乐舞，按习于同文馆、法惠寺。亲耕籍田，则据宣和旧制，陈设大乐，而引呈耒耜、护卫耕根车、仪仗鼓吹至以二千人为率。先农乐用《静安》；高乐用《景安》；皇帝亲行三推礼，乐用《干安》。
孝宗乾道元年，郊祀，诏礼文依艺祖干德郊天例，务从省约。于是肄乐工伎，率至减半，坛下宫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八，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箫、笛可省者十有八人；篪、埙可省者一十人。其闲慢乐色，量省人数。淳熙六年，行明堂礼命礼，官参酌南郊、明堂仪注，用绍兴成宪，而兼酌元丰、大观旧典，定为后世法程。其用乐作、止之节，前三日，太常设登歌于坛上，稍南，北向，设宫架于坛南内之外，立舞表于ガ缀之间（明堂登歌设于堂上前楹，宫架设于庭中）。前一日，设协律郎位二：一于坛上乐ね西北，一于宫架西北。押乐官位二：太常丞于登歌乐ね北，太常卿于宫架北。省牲之夕，押乐太常卿及丞入行乐架，协律郎展视乐器。祀之日，乐正率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舆，自青城斋殿出，乐正撞景钟，降舆入大次，景钟止（明堂不用景钟）。服大裘衮冕，自正门入，协律郎跪，亻免伏，举麾，兴。工鼓，宫架《干安之乐》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仪安》）。至午阶版位，西向立，协律郎偃麾戛，明堂（至阼阶下，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而后，作偃麾而后止。礼仪使奏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明堂作诚安）。文舞进，左丞相等升，诣神位前，乐作，六成止。皇帝执大圭再拜，内侍进御，宫架乐作，手毕，乐止。礼仪使前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阼（明堂升自阼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嘉安之乐》作（明堂至堂上作《镇安》），奠镇圭、奠玉币于上帝，乐止。诣皇地、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仪。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明堂降自阼阶）。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奉俎官入正门，宫架《丰安之乐》作（明堂作《僖安》），跪，奠俎讫，乐止。内侍以御进，宫架乐作，手拭爵，乐止。礼仪使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明堂无升坛）。登歌《僖安之乐》作（明堂作《庆安》），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乐止。读册，皇帝再拜。每诣神位并如之。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奏请还小次，宫架乐作，入小次，乐止。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乐止。亚献，升，诣酌樽所。西向立，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皇太子为亚献，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献如上仪，乐止。终献亦如之。奏请诣饮福位，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将至位，乐止。登歌《僖安之乐》作（明堂作《胙安》），饮福，礼毕，乐止。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立，乐止（明堂不降阶）。彻豆，登歌《熙安之乐》作（明堂作《歆安》），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一成止（明堂作《诚安》）。诣望燎、望瘗位，宫架乐作，至位，乐止（明堂有燎无瘗）。燎瘗毕，还大次，宫架《干安之乐》作（明堂作《憩安》。）至大次，乐止。皇帝乘大辇出大次，乐正撞景钟，鼓吹振作，降辇还斋殿，景钟止。百官、宗室班贺于端诚殿，奏请圣驾进发，军乐引导，至丽正门，大乐正令奏《采茨之乐》，入门，乐止（明堂就贺于紫宸殿，不奏《采茨》）。御丽正门肆赦。前期，太常设宫架乐于门之前，设钲鼓于其西，皇帝升门至御阁，大乐正令撞黄锺之钟，右五钟皆应，《干安之乐》作，升御座，乐止。金鸡立，太常击鼓，囚集，鼓声止。宣制毕，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皇帝还御幄，乐止。乘辇降门，作乐，引导至文德殿，降辇，乐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太常寺大乐局祀天神、祭地、飨宗庙应用大乐名件，凡三十四种：歌色，一也；笛色，二也；埙色，三也；篪色，四也；笙色，五也；箫色，六也；编钟，七也；编磬，八也；钟，九也；特磬，十也；五琴色，十一也；瑟色，十二也；，十三也；搏拊，十四也；晋鼓，十五也；建鼓，十六也；な应鼓，十七也；雷鼓（祭天神用），也十八也；雷鼗鼓（同上），十九也；灵鼓（祭地用），二十也；灵鼗鼓（同上），二十一也；露鼓（飨宗庙用），二十二也；露鼗鼓，二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单鼗鼓，二十六也；旌纛，二十七也；金钲二十八也；金钅享，二十九也；单铎，三十也；双铎，三十一也；铙铎，三十二也；奏座，三十三也；麾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钟者，天子亲祀上帝则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理宗嗣位，礼乐之事，遵式旧典，未尝敢有改作。先是，孝宗庙奏用《大伦之乐舞》，光宗庙奏用《太和之乐舞》。诏“恭依”。
上初纂承，当中兴六七十载之，士多叹乐典之久坠，类欲讲古制，以补圣世遗轶。于是，姜夔进《太乐议》于朝。夔言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有编钟、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钟三磬未必相应。埙有大小，箫、篪、笛有长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弦有缓急燥湿，轸有旋复，柱有进退，未必能合调。总众音而言之，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竹欲应匏，匏欲应土，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锺，不知其果应否。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锺奏而声或林锺，林锺奏而声或太蔟。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奏之多不谐协。八音之中，琴、瑟尤难。琴必每调而改弦，瑟必每调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鲜。又琴、瑟声微，常见蔽于钟、磬、箫、鼓之声；匏、竹、土声长，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击失宜，消息未尽，至于歌诗，一句而钟四击，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况乐工苟焉占籍，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气也。宫为君、为父，商为臣、为子，宫商和则君臣父子和。征为火，羽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宫为夫，征为妇，商虽父宫，实征之子，常以妇助夫、子助母，而后声成文。征盛则宫唱而有和，商盛则征有子而生生不穷，休祥不召而自至，灾害不祓而自消。圣主方将讲礼郊见，愿诏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乐曲，条理五音，隐括四声，而使之叶和。然后品择乐工，其上者教以金、石、丝、竹、匏、土、歌诗之事，其次教以戛、击、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虽古乐未易遽复，而追还祖宗盛典，实在兹举。
●卷一百三十一 乐考四
○历代制造律吕
黄帝使伶伦取竹于ㄍ溪之谷，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制十二以听凤凰之鸣，其雄鸣六，雌鸣六（详及注见后卷）。
《周官》：“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锺、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锺、南吕、函锺、小吕、夹锺。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各，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故书同作铜。郑司农云：“阳律以竹为管，阴律以铜为管。竹，阳也；铜，阴也。各顺其性。”康成谓“律，述气者也。同，助阳宣气与之同，皆以铜为之。”）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数度，广长也。齐量，侈之所容）。凡和乐亦如之（和，谓调其故器也）。”
汉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张苍始定律历。
太史公《律书》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一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兵书》云：“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征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云云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正义》曰：“潮仙二音。高丽平壤城本汉乐浪郡王俭城，即古朝鲜地，时朝鲜王满据之也。”）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选蠕观望（音卖反。选音思兖反。蠕音昔兖反○《索隐》曰：蠕音软。选蠕，谓动身欲有进取之状也）。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正义》曰：“朕音而禁反。”），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戈日久，（《正义》曰：“荷音何我反。”）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兵。’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犬，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又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于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谓有德君子者邪！”
永嘉陈氏曰：“律吕之法，起于黄帝氏；律吕之说，定于太史公。知黄帝氏之法，而不知太史公之说，则难于制律；知太史公之说，而未知黄帝氏之法，则虽未能制律，而不害其为律矣。何者？黄帝使伶伦取ㄍ谷之竹，制十二之管，吹阳律以候凤，吹阴律以拟凰，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信乎起于黄帝氏者也。黄帝氏之法虽存，而太史公之说未出，则天下之人虽知律之不可阙于乐，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虽知律之不可废于度、量、衡，而不达所以制律之意。本不知而意不达，则虽断竹铸铜，定形穴窍，区区用上党之黍分其长短，而较其合否，穷日夜之力以为之，未见其能定也。然则太史公之说果安在哉？盖太史公之为律书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于汉之文帝尤加详焉。既曰陈武请伐朝鲜，而文帝以谓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矣。”又曰：“文帝之时，能不扰乱，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廛，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呜呼！若太史公者，可谓知制律之时，而达制律之意者也。何则？当文帝时，偃兵息民，结和通使，而天下安乐，则民气欢洽，阴阳协和，而天地之气亦随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气之相应自然，知吾律之为是；其气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为非。因天地之正气，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谓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殆谓是欤。然则律吕之说，岂非定于太史公者哉！”
武帝正乐，置协律之官，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元帝时，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数。上使韦元成问房乐府。房对：“受学于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锺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锺为征，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月令章句》曰：“以姑洗为角，南吕为羽，则征浊也。”），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终一日。其馀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征以类从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声之管也。上古圣人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而不可以文载口传也。于是始铸金作锺，以主十二月之声，然后以效升降之气。锺难分别，乃截竹为管，谓之律。律者，清浊之率法也。声之清浊，以长短为制。”）《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房又曰：“竹声不可以调度，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锺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前书注曰：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县舜祠下得白玉。古以玉作）。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之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锺相得，按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朱子语录》：“文蔚问：《国语》云：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云：‘均谓均锺，木长七尺，系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锺为宫，便以林锺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七律自为一均，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先须吹律，使众声皆合，律方可用。后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准，乃是先做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黄锺只是散声。又自黄锺起，至应锺有十二弦，要取甚声，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定取声、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平帝元始中，王莽秉政，征天下通知锺律者百馀人，使羲和刘歆典领条奏，言之最详。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稽之于古今，效之于气物，和之于心耳，考之于经传，咸得其实，靡不协同。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书》曰：“先算其命”，（师古曰：“《逸书》也。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本起于黄锺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孟康曰：“黄锺，子之律也。子数一。太极元气含三为一，是以一数变而为三也。”），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矣（孟康曰：“初以子一乘丑三，馀则转因其成数以三乘之，历十二辰，得是积数也。五行阴阳变化之数备于此也。”）。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苏氏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数有十，正面之数实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积凡得二百七十一枚。”）。径象干律黄锺之一，而长象坤吕林锺之长（张晏曰：“林锺长六寸。”韦昭曰：“黄锺管九寸，十分之一，得其一分。”）。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孟康曰：“以四十九成阳六爻为干，干之策数二百一十六，以成六爻，是为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历生律（张晏曰：“推历十二辰以生律吕也。”）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张晏曰：“准，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师古曰：“赜亦深也。索，亦求也。”）度长短者不失毫（孟康曰：“毫，兔毫也，十亳为。”师古曰：“度音大角反。”），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应劭曰：“圭，自然之形，阴阳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为圭。”师古曰：“撮音仓括反。”），权轻重者不失黍累（孟康曰：“音蠡。”应劭曰：“十黍为，十为一铢。”师古曰：“音来曳反，此字读亦音累绁之累。”）。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算术。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职在太史，羲和掌之。声者，宫、商、角、征、羽也。五声之本，生于黄锺之律（详见后卷《锺律篇》）。律十有二，其法皆用铜。职在太乐，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职在内官（内官，署名。《百官表》之：“内官长丞，初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宗正。”），廷尉掌之（法度所起，故属廷尉）。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权衡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职在大行，鸿胪掌之（平均曲直，齐一远近，故在鸿胪。度、量、衡，详见下卷本门）。凡律度量衡用铜者，名自名也（取铜之名，以台于同也），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引长十丈，高一分，广六分，唯竹篾柔而坚为宜耳）。
后汉肃宗元和元年，待诏候锺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诏从之。太史丞弘试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云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
灵帝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也。音不可书以时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太榷常数及候气而已。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锺律，权土灰，放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锺通，土灰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灰轻，湿故灰重。”）。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易纬》曰：“冬至人主不出宫，寝兵，从乐五日，击黄锺之磬。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则阴阳之晷如度数。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礼。冬至之日，树八尺之表，日中视其晷。晷如度者其岁美，人民和顺。晷不如度者则岁恶，人民多讹言，政令为之不平。晷进则水，晷退则旱。进一尺则日食，退一尺则月食。月食则正臣下之行，日食则正人主之道。”）。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卑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葭莩出河内），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去。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曰如其历（《月令章句》曰：“古之为锺律者，以耳齐其声。后不能，则假数以正其度，度数正则音亦正矣。锺以斤而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数为法，律亦以寸分长短为度，故曰黄锺之管长九寸，径三分，围九分，其馀皆补短，虽大小围数无增减。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与众共知，然不如耳决之明也。”）。
魏武帝时，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铸铜工柴玉有巧思，多所造作，为时人所知。夔令玉铸锺，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餍之，谓夔清浊任意，诉于魏武，取所铸锺，杂参更试，然后知夔为精妙，而玉之谬也。
晋武帝时，张华、荀勖校魏杜夔所造锺律，其声乐多不谐合，乃出御府古今铜竹律二十五，铜尺、铜斛七具，校减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应京房之术。笛体之音，皆各用蕤宾、林锺之角，短则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后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宫管上行度之，则宫穴也。因宫穴，以本宫征管上行度之，则征穴也。各以其律展转相因，随穴疏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调律吕，正雅乐，正会殿庭作之，自谓宫商克谐，然论者谓勖为暗解（初勖常于路逢赵贾人牛铎。及掌乐事，律吕未谐，曰：“得赵人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矣）。时阮咸善达八音，论者谓之神解。咸常心讥勖新律声高，以谓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会作乐，勖自以为远不及咸，常意咸谓之不调，以为异己，乃出咸为始平相。后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勖以校己所理锺石丝竹，皆短校一米，于此伏咸之妙。
宋元嘉中，太史钱乐之以为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终于南事，乃因京房南事之馀，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沉重锺律议曰：“《易》以三百六十策当期之日，此律历之数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此则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数，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为一部。以一部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数也。以之分配七音，则建日冬至之声，黄锺为宫，太蔟为商，林锺为征，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五音七声，于斯和备。其次日建律，皆依次类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宫征亦以次从。以考声征气，辨识时序，万类所宜，各顺其节。自黄锺终于壮进，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损一以下生。自依行终于亿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运一律为终，不生。其数皆取黄锺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本，以九三为法，各除其实，得寸分及小分，馀皆委之。即各其律之长也。其律部，则上生下生宫征之次也。今略其名次云。黄锺一部，三十四律（每律直三十四分日之三十一）。大吕一部、二十七律（每律直一日及二十七分日之三）。大蔟一部，三十四律。夹锺一部，三十四律。姑洗一部，三十四律。中吕一部，二十七律。蕤宾一部，二十七律。林锺一部，三十四律。夷则一部，二十七律。南吕一部，三十四律。无射一部，二十七律。应锺一部，二十八律。梁武帝素善锺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通受声广九寸，宜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曰元英通：应锺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黄锺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大吕弦，用二百五十二丝，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阳通：太蔟弦，用二百四十丝，长八尺，夹锺弦，用二百二十四丝，长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吕弦，用一百九十九丝，长六尺六寸六分弱；蕤宾弦，用一百八十九丝，长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锺弦，用一百八十丝，长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则弦，用一百六十八丝，长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弦，用一百六十丝，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无射弦，用一百二十九丝，长四尺九寸九分强。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相得中。又制为十二笛：黄锺笛长三尺八寸，大吕笛长三尺六寸，太蔟笛长三尺四寸，夹锺笛长三尺二寸，姑洗笛长三尺一寸，中吕笛长二尺九寸，蕤宾笛长二尺八寸，林锺笛长二尺七寸，夷则笛长二尺六寸，南吕笛长二尺五寸，无射笛长二尺四寸，应锺笛长二尺三寸，用笛以写通声，引古锺玉律并周代古锺，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
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有陈仲孺自江南归魏，颇闲乐事，请依前汉京房立准，以调八音。有司问，仲孺言：“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后，虽有器存，晓之者鲜。至后汉嘉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缓急，声之清浊，仲孺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颇爱琴，又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昭然。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衡、历，出自黄锺，虽造管察气，经史备存，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源，谅亦难定。此则非仲孺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征羽类皆小清。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至乖谬。按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锺，始复黄锺作乐，器随月律。是谓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征羽宜清，若依公孙崇上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锺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锺为宫，太蔟为商，林锺为征，则一任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黄锺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征，则征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征，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征，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锺为商，黄锺为征，何由可谐？仲孺以为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以为难。若依按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九尺，以应黄锺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锺相得。按画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求柱有高下，弦有粗细，馀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搅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内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千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至促，虽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孺私曾考验，但前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内，相生之韵，已自应合。然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面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锺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馀十二弦，须拖柱如筝。又凡弦皆须素张，使临时不动，则于中弦按画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征。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调以宫为主，清调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自上代以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孺愚思。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仲孺寻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急缓，艰难若此。而张光等亲视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然后寻奇哉！但仲孺自省庸浅，才非赡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时尚书萧宝夤又奏：“金石律吕，制度调均，自古以来，鲜或通晓。仲孺虽粗述，而学不师授，云出己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上违用旧之旨，轻欲制造。臣窃思量，不合依许。”诏曰：“礼乐之事，盖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
北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世号知音，能以管候气，仰观色。常与人对语，则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巳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合符契。
隋文帝开皇二年，诏求知音之士，参定音乐。沛国公郑译言：“考寻乐府锺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征、羽、变宫、变征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常求访，终莫能通。初周文帝时，有龟兹人曰苏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宜若合符。一曰‘婆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征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征声也。六曰‘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侯利Ψ’，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音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之‘均’也。其声亦应黄锺、大蔟、林锺、南吕、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无调声。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所奏，林锺之宫，应用林锺为宫，乃用黄锺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蔟为商；应用应锺为角，乃取姑洗为角，故林锺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编悬有八，因作八音之乐。七声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译因作书二十馀篇，明其旨趣。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并立议正之。有万宝常者，妙达锺律，遍解八音。常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文帝后召见，问郑译所定音乐可否，对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遂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遂从之。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于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丝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千八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时创立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征。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应宫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征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译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锺为天始，林锺为地始，太蔟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锺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于是众从译议。译又与夔俱云：“按今乐府黄锺，乃以林锺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锺宫以小吕为变征，乖相生之道。今请推黄锺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征。”众皆从之。夔又与译议，欲黍立分，正定律吕。时以音乐久不通，译、夔等一朝能为之，以为乐声可定。而何妥旧以学闻，推为儒首。帝素不悦学，不知乐，妥又耻已宿儒不逮译等，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还相为宫，曰：“经文虽道旋相为宫，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随月用调，是以古来不取。若依郑元及司马彪，须用六十律方得和韵。今译惟取黄锺之正宫，兼得七始之妙义，非止金石谐韵，亦乃иね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万舞矣。”而又非其七调之义，曰：“近代书记所载，缦乐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调’。三调之声，其来久矣。请存三调而已。”时牛弘总知乐事，不能精究音律。宝常又修洛阳旧典，言幼学音律，师于祖孝征，知其上代修调古乐。周之壁た，殷之崇牙，悬八用七，尽依《周礼》备矣。所谓正声，又近前汉之乐，不可废也。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张乐试之。遂先说曰：“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锺之调，帝曰：“洋洋乎雅，甚与我会。”妥因陈用黄锺一宫，不假馀律。帝大悦，班赐妥等修乐者。自是译等议寝。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依古：于三重密屋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口每地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出于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则应，或至中下旬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帝异之，问牛弘。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帝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对。
致堂胡氏曰：“音五尔。而律吕十有二，犹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变而不穷也。律吕，阴阳也，阙一则不和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今独奏黄锺而不用馀音，是有君而无臣，无民，无事，无物，其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岂不知之？而命以典乐，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于黄锺。帝果悦而从之，遂使古乐尽废，后世无所考焉。其害岂不甚哉！且礼乐历数，有国之大事也。王泽灭息，易学不传；有欲议礼，则纷如聚讼；有欲修乐，则谄承君意；有欲正历，则必请杀异已者。竟不能复三代之正，况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论事莫验于成败之效。万宝常妙达锺律，乐声雅淡，必近古矣，而为苏威父子所抑。及太常乐成，宝常闻之曰：‘亡国之音也。淫厉而哀，天下将尽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验。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废折何妥、郑译、牛弘之徒，而专委宝常制作，虽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绝于隋世矣。虽然，宝常知乐之声音，而未知乐之道也。如知乐之道，则其将死当以其书授之好乐者，使传于后，而以不遇遂焚其书，无广博易良油然和乐之心，故曰不知乐之道也。”
唐高祖初受禅，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正雅乐。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