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其所立之法可行于天下乎！』今欲行三舍之法，亦本无他说，只为所取待补多灭裂，真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太学就试，太学缘此多不得人。然初间所以立待补之意，只为四方士人都来就试，行在壅隘，故为此法。然又须思量，所以致得四方士人苦死都要来赴太学试，为甚么？这是个弊端，须从根本理会去。某与子直书曾云，若怕人都来赴太学试，须思量士人所以都要来做甚么。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养之实，而仕进之途如此其易。正试既优，又有舍选，恩数厚，较之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于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就这处医治，却只去理会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挥，自今太学并不许以恩例为免。若在学人援执旧例，则以自今新补入为始。他未入者幸得入而已，未暇计此。太学既无非望之恩，又于乡举额窄处增之，则人人自安乡里，何苦都要入太学！不就此整理，更说甚？高抑崇，秦相举之为司业，抑崇乃龟山门人。龟山于学校之弊，煞有说话，渠非不习闻讲论，到好做处，却略不施为。秦本恶程学，后见其用此人，人莫不相庆，以为庶几善类得相汲引。后乃大不然，一向苟合取媚而已！学校以前整顿固难。当那时兵兴之后，若从头依自家好规模整顿一番，岂不可为？他当时于秦相前，亦不敢说及此。」
因论黄几先言，曾于周丈处见虏中赋，气脉厚。先生曰：「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
朱子七
论兵
今州郡无兵无权。先王之制，内有六乡、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连帅之兵，内外相维，缓急相制。
本强，则精神折冲；不强，则招殃致凶。
或言：「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而孙吴之徒，必曰与士卒同甘苦而后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后报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此意也少不得。」木之同。
凡为守帅者，止教阅将兵，足矣。程其年力，汰斥癃老衰弱，招补壮健，足可为用，何必更添寨置军？其间衣粮或厚或薄，遂致偏废。如此间将兵，则皆差出接送矣。
「辛弃疾颇谙晓兵事。云：『兵老弱不汰可虑。向在湖南收茶寇，令统领拣人，要一可当十者，押得来便看不得，尽是老弱！问何故如此？云，只拣得如此，间有稍壮者，诸处借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军可恃，又如此！为今之计，大段着拣汰，但所汰者又未有顿处。』某向见张魏公，说以分兵杀虏之势。只缘虏人调发极难，元颜要犯江南，整整两年，方调发得聚。彼中虽是号令简，无此间许多周遮，但彼中人才逼迫得太急，亦易变，所以要调发甚难。只有沿淮有许多捍御之兵。为吾之计，莫若分几军趋关陕，他必拥兵于关陕；又分几军向西京，他必拥兵于西京；又分几军望淮北，他必拥兵于淮北，其它去处必空弱。又使海道兵捣海上，他又着拥兵捍海上。吾密拣精锐几万在此，度其势力既分，于是乘其稍弱处，一直收山东。虏人首尾相应不及，再调发来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据山东。才据山东，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盖精锐萃于山东而虏势已截成两段去。又先下明诏，使中原豪杰自为响应。是时魏公答以『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终当如何？」曰：「须有道理。」蔡曰：「莫着改更法制？」曰：「这如何得？如同父云：『将今法制，重新洗换一番方好。』某看来，若便使改换得井牧其田，民皆为兵，若无人统率之，其为乱道一也。」「然则如之何？」曰：「只就这腔里自有道理，这极易。只呼吸之间，便可以弱为强，变怯为勇，振柔为刚，易败为胜，直如反掌耳！」
先生云：「当今要复太祖兵法，方可复中原。」又云：「诸州禁军皆不可用。几年说要拣冗兵，但只说得，各图苟且安便，无有为者。故新者来，旧者又不去，来而又来，相将积得，皆不可用。如澄冗官，见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复留而不去，故军冗不练，官冗不澄。」寿昌。
问：「今日之军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拣之又拣，如太祖时，方好。」曰：「只有拣练便用。太祖时即用。如拣而养十数年，又老了，依旧无用。」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
今日兵不济事。兵官不得人，专务刻削兵，且骄弱赡养，不知劳苦，一旦如何用！某尝言，宜散京师之兵，却练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趱去淮上卫边。谓如福建之兵趱去饶州，饶州之兵趱去衢信，衢信趱去行在，迤逦趱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趱去，则京师全无养兵之费，岂不大好！[与心]。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节度、兵。观察、财。处置等使，即节镇也；使持节某州诸军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隶于节镇，而节镇、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军都头，并掌兵事，又皆是士人为之。其久则根势深固，反视节度有客主之势。至有诛逐其上，而更代为之。凡陆梁跋扈之事，因兹而有。惟是节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归命朝廷。若论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广，乃在于统兵者简约而无牵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节镇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干，其势必有以通其变而后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于是削其支郡，以断其臂指之势；当时至有某州某县直隶京师，而不属节度者。置通判，以夺其政；命都监监押，以夺其兵；立仓场库务之官，以夺其财；向之所患，今皆无忧矣。其后又有路分、钤辖、总管等员。神宗时，又增置三十七将。乱离之后，又有都统、统领、统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于主兵之员多。朝廷虽知其无用，姑存其名。日费国家之财，不可胜计，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困怨于下。若更不变而通之，则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责之郡守。他分明谓之郡将，若使之练习士卒，修治器甲，筑固城垒，以为一方之守，岂不隐然有备而可畏！古人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问：「后世虽养长征兵，然有缓急，依旧征发于民，终是离民兵不得。兼长征兵终不足靠，如杜子美石壕吏诗可见。」曰：「自秦汉以下至六国，皆未有长征兵，都是征发于民。及唐府卫法坏，然后方有长征兵。」因论荆襄义勇，州县官吏反扰之。当时朝廷免征科，官吏不得役使。今征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费，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当初见刘共父说，他制得义勇极好，且是不属官吏，官不得扰之。某应之曰：『无缘有不属州县之理。』固疑其末流如此。」
兵甲诡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于此理会。才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数人之料。军中若无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择将，以其全数钱米与之，只责其成功，不来此屑屑计较。近来刮刷得都尽，朝廷方以为核实得好。先生云，闻前辈云云。
兵法以能分合为变，不独一阵之间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旧来只郡国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锐耳。渡江后，又添上御前军，却是张韩辈自起此项兵。后来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时财赋，养祖宗时所无之兵，安得不穷也！
唐时州县上供少，故州县富。兵在藩镇，朝廷无甚养兵之费。自本朝罢了藩镇，州郡之财已多归于上。熙丰间，又令州郡见看军额几人，折了者不得补，却以其费桩管上供，而朝廷得钱物甚多。今天下兵约四五十万，又皆羸弱无用之人，所费不可计。今若要理会，须从此起。
论财赋，曰：「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它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已前未有徐扬江鄂之兵，止谓张宣抚兵，某人兵。今增添许多兵。合当精练禁兵，汰其老弱，以为厢兵。」
今朝廷尽力养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农既分之后，计其所费，却是无日不用兵也。
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此以一岁计。
「今日民困，正缘沿江屯兵费重。只有屯田可减民力，见说襄汉间尽有荒地。」某云：「当用甚人耕垦？」曰：「兵民兼用，各自为屯。彼地沃衍，收谷必多。若做得成，敌人亦不敢窥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战，便是金城汤池。兵食既足，可省漕运，民力自苏。然后尽驱州郡所养归明北军，往彼就食，则州郡自宽。迟之十年，其效必着。须是择帅。既得其人，专一委任，许令辟召寮属，同心措置，勿数更易，庶几有济。」屯田。
范伯达有文字，说淮上屯田，须与画成一井，中为公田，以给军。令军人子弟分耕，取公田所入以给军。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尝差官理会。其人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与者。都只令人筑起沿江闲地以为屯，此亦太不立。大抵世事须是出来担当，不可如此放倒。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恁地大事，圣人犹能裁成辅相之，况于其它。」因举齐景公答夫子「君君臣臣」之语，又与晏子言「美哉室」之语，皆放倒说话。且如五代时，兵骄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战既败却，忽然诛不用命者七十余人，三军大振，遂复合战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
屯田，须是分而屯之，统帅屯某州，总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户部尚书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为殿最，则无不可行者。今则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则经由数司佥押相牵制，事何由成！
赵昌父相见，因论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且如本朝诸公游陕西者，多知边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白复生，亦何由辨之？」择将帅。
问选择将帅之术。曰：「当无事之时，欲识得将，须是具大眼力，如萧何识韩信，方得。不然，边警之时，两兵相抗，恁时人才自急。且如国家中兴，张韩刘岳突然而出，岂平时诸公所尝识者？不过事期到此，厮拶出来耳。」
不令宦官卖统军官职，是今日军政第一义。
今日将官全无意思，只似人家骄子弟了。褒衣博带，谈道理，说诗书，写好字，事发遣！如此，何益于事？谦。
今诸道帅臣，只曾作一二任监司，即以除之；有警，则又欲其亲督战士。此最不便，万一为贼所虏，为之柰何！彼固不足恤，然失一帅，其势岂不张大？前辈谓祖宗用帅取以二路：一是曾历边郡；一是帅臣子弟，曾谙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谓戎幕宜用文武三四员，此意亦好。盖经历知得此等利害，向后皆可为帅。然必须精选而任，不可泛滥也。
或问：「诸公论置二大帅以统诸路之帅，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择得一个人了，君相便专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择参佐，事便归一。今若更置大帅以监临之，少间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纷扰。须是得一个人委任他，听他自渐渐理会许多军政，将来自有条理。」
蜀远朝廷万有余里。择帅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
或问古今治乱者。先生言：「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柰得他何！所幸老者已死，少者无彼中人气象，似此间人一般，无能为矣。」
边防马政甚弊。庐州旧夹肥水而城，今只筑就一边。
论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临陈时，是胡乱错杀了几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狱讼，面前分晓事易看。其情伪难通，或旁无左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
论刑，云：「今人说轻刑者，只是所犯之人为可悯，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若如酒税伪会子，及饥荒窃盗之类，犹可以情原其轻重大小而处之。」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来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是乃所以为恶尔，何福报之有！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者，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舞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惟此一条为然耳；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而凡功皆可以从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条，谓法所不能决者，则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惟寿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杀之。
李公晦问：「『恕』字，前辈多作爱人意思说，如何？」曰：「毕竟爱人意思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斩之于市？盖为此人曾杀那人，不斩他，则那人之冤无以伸，这爱心便归在被杀者一边了。然古人『罪疑惟轻』，『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虽爱心只在被杀者一边，却又溢出这一边些子。」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一
朱子八
论民
建宁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今人心都㖞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舍财造庙，举室乘舟往庙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无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犹晓不得，况欲晓之以义理哉！」人杰录略。教民。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说为民减放，几时放得到他元肌肤处！且如转运使每年发十万贯，若大段轻减，减至五万贯，可谓大恩。然未减放那五万贯，尚是无名额外钱。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名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这里方可以议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头只管重，更起不得。为人君，为人臣，又不以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这须是上之人一切埽除妄费，卧薪尝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须更见得事体可畏处。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间白干消没者何限！因言赋重民困，曰：「此去更须重在！」取民。
程正思言，当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毕竟无策。就使台官果用其言而陈于上前，虽戒敕州县，不过虚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碍个失人情，便都使不得。盖事理只有一个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别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择其不敢言之甚者为台谏，习以成风，如何做得事！」
今上下匮乏，势须先正经界。赋入既正，总见数目，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荀悦云，田制须是大乱之后，方可定。
今之赋，轻处更不可重。只重处减似那轻处，可矣。
今世产赋百弊。砧基簿，只是人户私本；在官中本，天下更无一处有。税赋本末，更无可稽寻处。
朋友言，某官失了税簿。先生曰：「此岂可失了！此是根本。无这个后，如何稽考？所以周官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谓史，便是掌管那簿底。」
福建赋税犹易辨，浙中全是白撰，横敛无数，民甚不聊生，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人便由此多去计会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向见辛幼安说，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某初不信，后提举浙东，亲见如此。尝有人充保正，来论某当催秋税，某人当催夏税。某初以为催税只一般，何争秋夏？问之，乃知秋税苗产有定色，易催；夏税是和买绢，最为重苦。盖始者一疋，官先支得六百钱；后来变得令人先纳绢，后请钱，已自费力了；后又无钱可请，只得白纳绢；今又不纳绢，只令纳价钱，钱数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当役，则为之困矣。故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近都处，越不好。
浩曰：「江浙税重。昨日来，路问村人，见得此间只成十一之税。」曰：「尝见前辈说，闽中真是乐国。某初只在山间，不知外处事，及到浙东，然后知吾乡果是乐地。今只汀州全做不得，彼处屡经寇窃，逃亡者多。遗下产业，好者上户占去，不好者勒邻至耕佃。邻至无力，又逃亡。所有田业或抛荒，或隐没，都无归着。又，官科盐于民，岁岁增添，此外有名目科敛不一，官艰于催科，民苦于重敛，更无措手足处。守倅只利俸厚，得俸便了，更不恤大体，须是得监司与理会。亦近说与应仓了，不知如何。」浩云：「要好，得监司去地头置局，与理会一番，直是见底方可住。」先生击节曰：「此是至切之论！某之见正是如此。」
黄仁卿将宰乐安，论及均税钱，曰：「今说道『税不出乡』。要之，税有轻重，如何不出乡得？若教税不出州时，庶说稍均得。」先生曰：「『税不出乡』，只是古人一时间寻得这说，去防那一时之弊。而今耳里闻得，却把做个大说话。但只均税钱，也未尽，须是更均税物方得。且如福州纳税，一钱可以当这里十钱，而今便须是更均那税物。」又曰：「往在漳州，见有退税者，不是一发退了；谓如春退了税后，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别郡如何。然毕竟是名目多后，恁地。据某说时，只教有田底便纳米，有地底便纳绢，只作两钞；官司亦只作一仓一场。如此，百姓与官司皆无许多劳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经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图惜乎不见！今将他传来考，只有两疏，却无那图。然周世宗一见而喜之，便欲行，想见那图大段好。尝见陆宣公奏议后面说那口分世业，其纤悉毕尽，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见均田图时，他只把作乡司职事看了，定是不把作书读。今如何得有陆宣公样秀才！」又曰：「林勋本政书每乡开具若干字号田，田下注人姓名，是以田为母，人为子，说得甚好。」
杨通老相见，论纳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又论广西盐，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过百钱，不知去海远处，搬担所费重。此乃许子之道。但当任其所之，随其所向，则其价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权衡者，正谓轻重不同。乃今一定其价，安得不弊！」又论汀寇止四十人，至调泉福建三州兵；临境无寇，须令汀守分析。先生曰：「才做从官不带职出，便把这事做欠阙；见风吹草动，便喜做事，不顾义理，只是简利多害少者为之。今士大夫皆有此病。」
尝谓为政者当顺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赈济于凶荒之余，纵饶措置得善，所惠者浅，终不济事。赈民。
今赈济之事，利七而害三，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然，必欲求全，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
「余正甫说时，煞说得好，虽有智者为之计，亦不出于此。然所说救荒赈济之意固善，而上面取出之数，不节不可。」直卿云：「制度虽只是这个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籴米赈饥，此固是。但非其人，则做这事亦将有不及事之患。」曰：「然。」
赈济之策，初且大纲；如抄人口之类，亦且待其抄来如何。如不实，有人讼，然后或添或去，却罪官吏。一细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会大处。如薛士龙辈皆有一定格子，细细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使委人，如何了得！又此等事，须是上下一心方行得。
直卿言：「辛幼安帅湖南，赈济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斩！闭粜者配！』」先生曰：「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
李寿翁启请要移义仓放乡下，令簿尉月巡之，丞三月一巡之。先生曰：「如此，则丞、簿、尉只干办此事也不给，都无力及其它事矣。又月月官出扰乡人一番，也是行不得。」后被朝廷写下常平法一卷下来，也不道是行得行不得，只休了。又有一官人，要令逐县试过了，方得来就试。先生云：「且如福州十二县，今只一处弊；逐处试过，却有十二处弊！」
今日莫备于役法，亦莫弊于役法。役民。
问：「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谓雇役便者，即谓不扰税人；然聚浮浪无根着之人在那里，又多害事。所谓差役便者，即谓税人自顾藉爱惜；然其为之者，多有破家荡产之患。盖缘既教他作衙前，少间库厨都教他管，便自备这物事，以供应官员，大有不便。祖宗时却有坊场、河渡以补之，谓之『优重』也。」
因论役法，曰：「差役法善。晁以道尝有札子，论差役有十利。」
「彭仲刚子复作台州临海县，理会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终是不公。且如乡有宽狭，宽乡富家多，狭乡富家少；狭乡富家靳靳自足，一被应役，无不破家荡产，极可怜悯！彭计一县有几乡，乡有阔狭，某乡多富家，某乡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两乡，令其均平。其有不均处，则随其道里远近分割裨补，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盖其公心素有以信于民，民自乐之；虽非法令之所得为，然使民宜之，亦终不得而变也。又有所在利于为保正，而不利于为保长者。盖保长催税，其扰极多。某在绍兴，有人诉不肯为保长，少间却计会情愿做保正，某甚嘉之，以为舍易而就难。及询之土人，乃云保长难于保正。又有计会欲为保长者，盖有所获于其中。所在风俗不同，看来只用倍法：若产钱满若干，当为保正；外又计其余产若干，当为保长；若产钱倍多，则须两番为保正。如此，则无争。又，催税之法，顷见崇安赵宰使人俵由子，分为几限，令百姓依限当厅来纳，甚无扰。及过隆兴，见帅司令诸邑俵由子催税，而责以十限。县但委之吏手，是时饥饿民甚苦之，恣为吏人乞觅。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限自用百钱与吏；或欲作一项输纳，吏又以违限拒之；或所少不满千钱，而趁限之钱，则已逾千矣。其扰不可言。所以做官难，非通四方之风俗情伪，如何了得！」
李丈问：「保正可罢否？」曰：「这个如何罢得？但处之无扰可矣。」曰：「此自王荆公始否？」曰：「保正自古有，但所管人户数有限。今只论都，则人数不等，然亦不干人数多寡。若无扰，虽所管千百家，亦不为劳苦；若重困之，虽二十家亦不胜矣。」
因论保伍法，或曰：「此诚急务。」曰：「固是。先王比闾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从这里做起，所谓『分数』是也。兵书云：『御众有多寡，分数是也。』看是统驭几人，只是分数明，所以不乱。王介甫锐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达名如璋，太史之弟。为袁州万载令，行得保伍极好。自来言保伍法，无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极整肃；虽有奸细，更无所容。每有疑以无行止人，保伍不敢着，互相传送至县，县验其无他，方令传送出境。讫任满，无一寇盗。顷张定叟知袁州，托其讯问，则其法已亡，偶有一县吏略记大概。」
某保甲草中所说县郭四门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紧要，盖所以防卫县郭以制变，县有官府、狱讼、仓库之属，须是四面有个防卫始得。一个隅官，须各管得十来里方可；诸乡则只置弹压之类，而不复置隅官；默寓个大小相维之意于其间，又，后面「子弟」一段，须是着意理会。这个子弟，真个要他用，非其它泛泛之比。须是别有个拔擢旌赏以激劝之，乃可。此等事难处，须是理会教他整密无些罅缝，方可。
「归正人」，元是中原人，后陷于蕃而复归中原，盖自邪而归于正也。「归明人」，元不是中原人，是徭洞之人来归中原，盖自暗而归于明也。如西夏人归中国，亦谓之「归明」。
论财
今朝廷之财赋不归一，分成两三项，所以财匮。且如诸路总领赡军钱，凡诸路财赋之入总领者，户部不得而预也。其它则归户部，户部又未尽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钱容易取者、多者，皆归于内藏库、封桩库，惟留得名色极不好、极难取者，乃归户部。故户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棰得来，所以户部愈见匮乏。封桩内藏，孝宗时锐意恢复，故爱惜此钱，不肯妄用。间欲支，则有司执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则供浮费不复有矣。今之户部、内藏，正如汉之大农、少府钱。大农，则国家经常之费；少府，则人主之私钱。
今之户部，但逐时了得些以支拨都下军马之类。如无，又借出内藏钱以充之。凡天下财赋到，即分几多入内库，几多入何处，几多入户部。王宣子为户部时，曾去理会。虞并甫不乐，罢黜之。
因致道说国家财用耗屈，某人曾记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几万贯，武臣及内侍等五六十万贯。曰：「唐初节度使皆是临陈对敌，平定祸乱，故得此官。今因唐旧，而节度使之名不罢，皆安居暇食，安然受节度使之重禄，岂不是无谓！似闻蔡京当国，曾欲罢之。」
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
因言宗室之盛，曰：「顷在漳州，因寿康登极恩，宗室重试出官，一日之间，出官者凡六十余人。州郡顿添许多俸给，几无以支吾。朝廷不虑久远，宗室日盛，为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倒了。缘宗室请受浩翰，直是孤遗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遗请受；有子孙多，则宁不肯出官。盖出官，则其子孙孤遗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遗众分之多也。在法，宗室无依倚者，方得请孤遗俸，有依倚者不得请。有依倚，谓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于困乏。今则有伯叔兄弟为官者，反得凭势以请孤遗之俸；而真孤遗无依倚者反艰于请，以其无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当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处！如宗室丁忧，依旧请俸；宗室选人待阙，亦有俸给；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远，他日为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汉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则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则嫡者一人继王，庶子则皆封侯；侯惟嫡子继侯，而其诸子则皆无封。故数世之后，皆与庶人无异，其势无以自给，则不免躬农亩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贩米，是也。漳泉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在彼宫中不能容，则皆出居于外。」因问西外、南外。曰：「徽宗以宗室众多，京师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孙出居西京，谓之『西外』；太祖位下子孙出居南京，谓之『南外』。及靖康之乱，遭虏人杀戮虏掠之余，能渡江自全者，高宗亦遣州郡收拾。于是皆分置福泉二州，依旧分太祖、秦王位下而居之也。居于京师者，皆太宗以下子孙。太宗子孙是时世次未远，皆有缌麻服，故皆处于京师。而太宗以下，又自分两等，濮园者尤亲，盖濮邸比那又争两从也。濮园之亲，所谓『南班宗室』是也。近年如赵不流之属皆是南班，其恩礼又优。故濮园位下女事人者，其夫皆有官。」因言：「京师破时，黄唐传为宗正官，以宗室簿籍献于虏，虏依簿搜索，无一人能逃匿者。又，徽宗渊圣诸子，皆是宦者指名取索，亦无一人能免者，言之痛伤！虏人初破京城时，只见来索近上宠幸用事底宦者数人；人莫测之，但疑其欲效此间置官，依效宫闱间事耳。乃是呼去问诸王诸公主所在，宫人有几位，诸王有几位，两宫各有多少，并宫中宝玉之藏各有几所。宦者一一声说，略不敢隐。其有宫中秘藏宝玉之物，外人不得知者，虏人皆来索取，皆是宦者教之也。方搜捕诸王宗室时，吴革献议于孙傅，欲藏匿渊圣之子，年十许岁，以续赵祀，而取外人一子状貌年数相似者，杀之以献虏，云皇子出合，为众人争夺蹂践而死。孙傅不敢担当，竟不敢为，只得两手付之，无一个骨肉能免者，可痛！」问：「吴革是时结连义兵，欲夺二圣，为范琼诱杀之。不知当时若从中起，能有济否？」曰：「也做不得，大势去矣！古人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岂不是如此？只这里才操纵少缓，其终便有此祸，可不栗栗危惧！从古以来如此。如唐高祖太宗之子孙被武后杀尽，其间不绝如线。唐明皇奔迸流离，其子孙皆饿死，中更几番祸乱，杀戮无遗，哀哉！」
或论会子之弊。曰：「这物事轻了，是诱人入于死地。若是一片白纸，也直一钱在。而今要革其弊，须是从头理会方得。」
或欲通铜钱出淮，先生深以为不然。云：「东南铜钱已是甚少，其坏之又多端。私铸铜器者，动整四五缗坏了。只某乡间旧有此，想见别处更多。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货物覆其上，其内尽载铜钱，转之外国。朝廷虽设官禁，那曾检点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为利。又其一，则淮上透漏，监官点阅税物，但得多纳几钱，他不复问。铜钱过彼极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绢一匹。若更不禁，那个不要带去？又闻入川中用，若放入川蜀，其透漏之路更多。」
论淮西铁钱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钱，今朝廷只以纸视之。今须是铜钱交子不得用于淮，铁钱交子不得用于江南。又须江南官司置场，兑换铜钱交子，乃可行耳。」
「两淮铁钱交子，试就今不行处作个措置，不若禁行在会子不许过江，只专令用交子。如淮人要过江买卖，江南须自有人停榻交子，便能换钱。又不若朝廷捐数万贯钱在江南收买交子，却发过淮南，自可流通。」必大曰：「不许行在会子过淮，此恐难禁。」先生以为然。必大因言：「铁钱之轻，亦缘积年铸得多了，又只用之淮上十余郡，所以至此益贱。」先生遂言：「古者只是荒岁方铸钱。周礼所谓『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养饥民，又可以权物之重轻。盖古人钱阙，方铸将来添。今淮上亦可且住铸数岁，候少时却铸。」次年，臣僚请罢舒蕲鼓铸。
闽下四州盐法分税，上四州官卖。浙东绍兴四州边海亦合如闽下四州法，而官卖之，故其法甚弊。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二
朱子九
论官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为之。周公尝以冢宰为太师，顾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注谓此六卿也，「称公则三公矣」。
或问：「汉三公之官与周制不同，何耶？」曰：「汉初未见孔壁古文尚书中周官一篇说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或录云：「自古文尚书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无周官，故汉只置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无周三公、三少，盖未见古文尚书。」但见伏生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说司徒、司马、司空，遂误以是为三公而置之。愚按：「汉高后元年，初置少傅。平帝元始元年，又置太保、太师。然当时所建三公，实司徒、司马、司空，非此之谓。但因其字义，以为师、保之职，故亦甚尊崇之，位在三公上。东汉称为上公，后世易为三师，皆是意也。使西汉明见周官，有所据依，必不若是舛矣。」又按：汉书百官表中却曰：「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又曰：「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其说与周官合者，岂孔氏书所谓「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者，至是私有所传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欤？抑但习闻其说无所折衷，故两存之而不废耶？古文尚书至东晋时因内史梅颐始行于世。东晋之前如扬雄以酒诰为虚谈，赵岐杜预以说命、皋陶谟等篇为逸书，则其证也。古者，诸侯之国只得置司徒司马司空三卿。为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纪，周是时方为诸侯，乃侯国制度。周官所纪，则在成王时，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师道辅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师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职也。上数语疑有未圆处。后世官职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为阶官贴职之类，不复有师保之任，论道经邦之责矣。旧来犹是文臣之有勋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辅教天子之名故也。后世或以诸王，或以武臣为之，既是天子之子与武臣，岂可任师保之责耶？讹谬承袭，不复厘正。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须建节；或录云：「今加三公者，又须加节度使。朝廷又极惜节度使，盖节度使每月请俸千余缗，所以不轻授人。本朝如韩富文杜诸公欲加三公、少，须建节，不知是甚意。」加检校太子少保少师之类，然后除开府仪同三司；既除开府，然后除三孤三公。南渡以来，如张韩刘岳诸武臣犹是如此。今则不然，既建节后，便抹过检校，径除开府，至三孤三公矣。或录云：「『或和开府抹过，加三公三少者有之。﹄又曰：﹃检校开府以上，荫子便得文官。文臣为枢密直学士者，荫子反得武官。如富郑公家子弟有为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臣为枢密使，武臣或不识字，故置枢密直学士，令文臣辅之，故奏子皆得武官，本朝因而不废。文官自金紫转特进开府，然后加三公三少，如富韩诸公是如此。本朝置三太三少，而无司徒司马司空之三公。然韩杜诸公有兼司徒司空，又有守司空者，皆不可晓。』」神宗赠韩魏公尚书令，令后世不得更加侍中中书令，着为定制，其礼极隆。本朝惟韩公为然。饶录云：「盖已前赠者皆是以中书令兼尚书令，神宗特赠尚书令者，其礼极重。」后来蔡京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尝为尚书令，今后更不除尚书令。』殊不知为尚书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尚书令，惟郭子仪功高特除，子仪坚不敢受，曰：『昔者太宗皇帝尝为此官，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号。蔡京名为绍述熙丰故事，却恣意纷更，不知讹舛，举朝莫不笑之，而不敢指其非。又奏徽宗云：『尝面奉神宗圣旨，令改造尚书省。』尚书省者，神宗所造，规模极雄伟，国朝以来，官府所未有。讫工，神宗幸之，见壮丽如此，出令云：『今后辄敢少有更易者，以违制论！』自后宰相居之，辄不利：王珪病死，章子厚韩忠彦蔡确皆相继斥去。京恶之。是时蜀中有一士人姓家迎合其意，献唐尚书省图，云：『唐尚书省正厅在前，六曹诸司房在后，今皆反是；又土地堂在正厅之前，今却在后，所以宰相数不利。』京信其说，遂毁拆重造，比前苟简逼仄之甚，无忌惮如此！」又曰：「本朝太宗尝以中书令为开封尹，由开封尹入禅大统，故后来不除中书令；尹开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权』字。蔡京改官制，遂除中书令，当除底不除，谓尚书令。不当除底却除；又，尹开封者更不带『权』字。其悖乱无知，皆此类也！又京以三公为宰相，令人以『公相』呼己，而不得呼『相公』。后来秦桧亦如此，盖仿此也。」或问：「仆射名义如何？」曰：「旧云，秦时置仆射，专主射，恐不然。礼云：『仆人师扶左，射人师扶右，即周官太仆之职。君薨以是举。』仆射之名盖起于此。以其朝夕亲近人主，后世承误，辄失其真，遂以为宰相之号。如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汉因之，多是侍卫人主，或录云：「或执唾壶虎子之属，行幸则从，其初职甚微。」行则参错于宦官之间。其初犹以儒者为之，如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尝掌唾壶，是也。以其日与人主相亲，故浸以用事。尚书是掌群臣书奏，如州郡开拆司，管进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达。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辇、尚药之类，亦缘居中用事，所以权日重。按：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中书，因汉武帝游宴后庭，去外庭远，始用宦者典事，谓之『中书谒者』；或录云：「故置中尚书，以宦者为之。」置令、仆射，尤与人主亲狎，故其权愈重。元帝时，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尝权倾内外。按：萧望之云：「中书政本，宜用士人。」盖自武帝始用宦官出入奏事，非旧制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尽归台阁，或录云：「台即尚书，阁即禁中也。」三公皆拥虚器，凡天下事尽入于中书。或录作「中尚书」。尝见后汉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尚书』，犹今言『殿下』、『陛下』之类，虽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见其居要地而秉重权矣。当时事无巨细，皆是尚书行下三公，或不经由三公，径下九卿。或录云：「三公之权，反不如九卿，所以汉世宦者弄权用事。」故东汉时不惟尚书之权重，九卿之权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者，盖当时谓六尚书台，犹今言尚书省也。曹操开魏王府，未敢即拟朝廷建官，或录云：「置中书。」但置秘书令，或录作「监」。篡汉之后，始改为中书监。以其素承宠任，故荀勖自中书迁尚书监，人贺之，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耶！』或录云：「『盖尚书又不如中书之居中用事亲密也。』问：『侍中是时为何官？』曰：『黄门监，即今之门下省。左右散骑常侍，皆黄门监之属也。』」西汉时中书之权重，东汉时尚书之权重，至此则中书之权复重，而尚书之权渐轻矣。」问：「『省』字何义？」曰：「省，即禁也。旧谓之『禁』，避汉元后父讳，遂改为『省』。」儒用。或录少异。
古者人主左右携提，执贱役，若虎贲缀衣之类，皆是士大夫，日相亲密，所谓「待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绝，人主极尊严，真如神明；人臣极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语而退。汉世禁中侍卫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国大儒而执唾盂，虽仪盆亦是士人执之。宋文帝时，大臣刘湛入见，则与坐语，初间爱之，视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后来厌之，视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后竟杀之！魏明帝初说：「大臣太重则国危，小臣太亲则身蔽。」当时于大臣已为之处置。后来左右小臣亲密，至使中书令某人上床执手，强草遗诏，流弊便有此事。汉宣惩霍光之弊，事必躬亲，又有宦者恭显出来。光武惩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御史大夫、谒者，谓之「三台」。
昔周公立许多官制，都有统摄连属。自秦汉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无些统摄连属了。
尚书、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秦语作平音。
汉御史大夫，如本朝参知政事。
唐官皆家京师。
唐之仆射，即今之特进。他只是恁转将去。
唐之兵尽付与刺史、节度使。其它牙将之类，皆由刺史、节度使辟置，无如今许多官属。
唐之朝廷，有亲卫，有勋卫，有翊卫。亲卫，则以亲王侯之子为之；勋卫，则以功臣之子弟为之；翊卫，则惟其所选。公谨。
或问东宫官属。曰：「唐六典载东宫官制甚详，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统众务，则犹朝廷之尚书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领众局，则犹中书、门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设官，有各率其属之意。崇文馆犹朝廷之馆阁，赞善大夫犹朝廷之谏议大夫。其官职一视朝廷而为之降杀，此等制度犹好。今之东宫官属极苟简。左右春坊，旧制皆用贤德者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讲读数员而已。如赞善大夫诸官，又但为阶官，非实有职业，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疏略处，如东宫官属之不备是也。其旧尝入一札子，论东宫官制疏略，宜放旧损益之；不报。」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旧。府、卫，租、庸、调之法，皆是也。当时大乱杀伤之后，几无人类，所以宇文泰与苏绰能如此经营。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观者，唯宇文氏耳。苏绰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儒用。
唐六典，明皇时所选，虽有是书，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书却是齐整，然其说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宗本欲富强，其后因此皆迂曲缓弱了。左仆射行事，右丞相取旨，温公元佑间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虽名不齐整，然其实径直。绍兴间以其不便，方改之，二相之权均矣。
因论神宗官制，右相反重：「前汉官制虽乱道，却是实主事，神宗时反徇名亡实。汉初制中书，后武帝倦勤，遂置内中书，宦官为之，石显之类是也。温公亦私造得一制度：左相主礼、吏、户三部，右相主兵、刑、工三部。后有一人要令六部尚书得自执奏，亦不行。今左右相兼掌三省事。」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参政兼六曹，如吏兼礼，户兼工，兵兼刑。枢密可罢，如此则事易达。又如宰相择长官，长官却择其寮。今铨曹注拟小官，繁据而又不能择贤。每道只令监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监司。」人杰因举陆宣公之言，以为「岂有为台阁长官则不能择一二属吏，为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寮」！曰：「此说极是。当时如沈既济，亦有此说之意。」
尝与刘枢言：「某做时，且精选一个吏部尚书，使得尽搜罗天下人才；诸部官长得自辟属官，却要过中书、吏部尚书考察。朝官未阙人时，亦未得荐。俟次第阙人，却令侍从以下各举一人二人。只举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进。今常常荐人，一切都淡了。又并天下监司，一路只着一漕一宪，茶盐将兼了。」因论尹穑不着胸中不好时，却尚解理会事。当时多并了官司，后来又复了。
陈同父谓：「今要得国富兵强，须是分诸路为六段，六曹尚书领之。诸州有事，祇经诸曹尚书奏裁取旨。又每一岁或二岁，使一巡历，庶几下情可达。」先生曰：「若广中四川之类，使之巡历，则其本曹亦有废弛之患。」陈曰：「剧曹则所领者少，若路远则兵、工部可为也。」曰：「此亦是一说。」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属已各令其长推择。今天下之大，百官之众，皆总于吏部。下至宰执干办使臣，特其家私仆尔，亦须吏部差注，所以只是羇羇地鹘突差将去，何暇论其人之材否！今朝廷举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监寺，监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备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过在朝职事官，其姓名亦岂难记！然省中必下之礼部，礼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拟定申部，部申省，省方从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书关中书取旨，中书送门下审覆，门下送尚书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无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职，汉人只以九卿厘庶务，事各归一。本朝建官重三迭四，多少劳扰！此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办，必得刚健大有为之君自要做时，方可。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须是刚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诸路兵将官，有总管、路分、路钤、都监、监押、正将、副将，都不曾管一事。厢军既无用，又养禁军；禁军又分拣中、不拣中两等，然亦无用，又别养大军；今大军亦渐如厢、禁军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变，使民不倦」，今变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动。国初缘藩镇强，故收其兵权，置通判官；故已无前日可防之弊，却依旧守此法，可谓不知变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缪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为；强者又必妄作以挠郡政，是何益哉！
「自秦置守、尉、监，汉有郡守，刺史如今监司，专主按察。至汉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权，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权独重。后来或置或否。汉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历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后也，遂去郡而为州，故刺史兼治军民而守废。至隋，又置郡守。后又废守，置刺史，而刺史遂为太守之职。某尝说，不用许多监司。每路只置一人，复刺史之职，正其名曰按察使，令举刺州县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数员以佐之，如转运判官、刑狱判官、农田判官之类。农田专主婚、田，转运专主财赋，刑狱专主盗贼，而刺史总之。稍重诸判官之权，资序视通判，而刺史视太守。判官有事欲奏闻，则刺史为之发奏。刺史不肯发，则许判官自径申御史台、尚书省，以分刺史之权。盖刺史之权独专，则又不便。若其人昏浊，则害贻一路，百姓无出气处，故又须略重判官之权。诸判官下却置数员属官，如职幕官之类。如此，则重权归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则举刺一路，岂不简径省事，而无烦扰耗蠹之弊矣。」问：「今之主管，资格亦视通判？」曰：「然。但权轻不能有所为，只得奉承运使而已。若分为判官，俾得专达，则其权重，而监司亦不敢妄作矣。」
姚崇择十道使之说甚善。范富天章所条，亦只说到择监司而已。今诸路监司猥众，恰如无一般。不若每路只择一贤监司，其余悉可省罢。
监司，每路只须留一人。拣其无风力者，且与一郡而择去之。
铨择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监司，选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随材拟职；州申监司，监司申吏部，长贰审察闻奏，下授其职。却令宰相择监司，吏部择郡守。如此，则朝廷亦可无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朝廷只当择监司、太守，自余职幕县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责成。天下须是放开做，使恢恢有余地乃可。浩。
因论荐举之弊，曰：「亦不难革。只是择诸路监司，并得一好吏部尚书，拣荐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须得人。今胡乱荐来，但不犯赃罪便得。若犯了赃，不过降得两官，安得不胡荐！」
监司荐人，后犯赃犯罪，须与镌三五资：正郎则降为员郎，员郎则降为承议郎以下。若已为侍从，或无职名可镌，则镌其俸，或一切不与奏荐。如此，则方始得它痛，恁地也须怕。今都不损它一毫！
只管说官冗，何不于任子上更减？今员外所得恩数，展至正郎，正郎恩数，迤逦展上。合奏京官者，且与选人，又何害？不肯索性理会一番，只是恐人怨谤。祖宗时亦几次省削了，久而自定，何足恤耶！浩。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汉分明，然与今日事势名实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罢其冗员，存其当存者，亦自善。
某尝谓，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须房杜姚宋之徒，方能处置得天下事。后之当此任者，怪他不能当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强得！
客有为固始尉，言淮甸无备甚。先生曰：「大臣虑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须虑周于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边，便全然掉却那一边。如人为一家之长，一家上下也须常常都计挂在自家心下，始得。」
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
先生阅报状，见台中有论列章疏，叹曰：「『射人须射马，擒贼须擒王』，如何却倒了！」
「古人云，左史书言，右史书动。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记之。」直卿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底，便行出此事来。」
国子司业学官尚可为。天下人材所聚，庶几有可讲学成就者。然今日为之，明日便当改作，使士人毋以利为心。若君无尊德乐道之诚，必不能用。
治愈大则愈难为，监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县。盖这里有仁爱心，便隔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为做，便无缘得及民。
某尝谓，今做监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体却由自家。监司虽大于州，州虽大于邑，然都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顿！
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
俞亨宗云：「某做知县，只做得五分。」曰：「何不连那五分都做了？」自修。
襄陵许子礼作县法：「开收人丁，推割产税」二句。
「开落丁口，推割产钱」，是治县八字法。词牒无情理者不必判。先减书铺及勒供罪状不得告讦之类。叶子昂催税，只约民间逐限纳钱上州，县不留钱。
有一朋友作宰，通监司书，先说无限道理。陈公亮作帅，谓之曰：「若要理会职事，且不须此迂阔。」某以为名言。
前辈说话可法。某尝见吴公路云：「他作县，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则积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转添得繁剧，则多粗率不子细，岂不害事！」
谓李思永曰：「衡阳讼牒如何？」思永曰：「无根之讼甚多。」先生曰：「与他研穷道理，分别是非曲直，自然讼少。若厌其多，不与分别，愈见事多。」
问德粹：「婺源旱如何？」滕答云云。先生曰：「最有一件事，是今日大弊，旱则申雨，检荒则云熟，火烧民家则减数奏。到处如此！」
某人为太守，当见客日分，先见过客，方接同官及寄居宾。人问其故。曰：「同官有禀议待商量区处，颇费时过客多是略见即行，若停轧在后，恐妨行色。」此事可法。
朝廷设教官一件，大未是。后生为教官，便做大了。只历一两任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须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为之；不然，亦须四十五。
律：主簿管押一县簿，凡事尽与之知；录事录一郡事，太守有事，许知录奏闻。谓之「知录」者，以官稍大，如今知县之类。
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与立。
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
尝叹州县官碌碌，民无所告诉。兼民情难知，耳目难得其人，看来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观之，若是见得分明决断时，岂可使有毫发不尽！又叹云：「民情难知如此，只是将甚么人为耳目之寄！」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须是自高一着，方判决得别人说话。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见子细！又如今两人冢炒，自家要去决断他，须是自家高得他。若与他相似，也断他不得，况又不如他。李虽不与熟，尝于其见先人时望见之，先人称其人有才略。因云：「今做官人，几时个个是阘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个不说道先着驭吏？少间无有不拱手听命于吏者，这只是自家不见得道理，事来都区处不下。吏人弄得惯熟，却见得高于他，只得委任之。」又云：「如围棋一般：两人初着，那个不要胜？谁肯去就死地自做活计？这只是见不高，无柰何。」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说极好。又曰：「此已是恤他不可恤。小处可恤，大处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钱底可恤，若有人来理会，亦须治他。」
某与诸公说，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须是有旁通历，逐日公事，开项逐一记，了即勾之。未了，须理会教了，方不废事。
当官文书簿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
前辈检验皆有书，当官者不可不知。极多样。
因民户计较，沮挠社仓仓官，而知县不恤，曰：「此事从来是官吏见这些米不归于官吏，所以皆欲沮坏其事。今若不存官仓，数年之间，立便败坏。虽二十来年之功，俱为无益。」
「人居官要应副亲戚，非理做事。只说道嘱托所得货贿，亲戚受之。这是甚么底事，敢胡乱做！」因说：「吴公路为本路宪，崇安宰上世与之有契，在邑恣行，无所不有诉于吴，其罪甚众。只谓其上世有恩于我，我今居官，终不成以法相绳，遂宽释讼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无所告诉。看来固当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废法，又如何当官！汉武帝不以隆虑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虽其初以金钱豫赎其死罪，后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柰何以弟故废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东方朔上寿曰：『臣闻圣主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讨有罪』，是大小大事！岂可以私废？」直卿云：「若是吴宪待崇安宰，虽当一付之法，还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旧在部属，未欲一寘于法，亦须令寻医去可也。」
为税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过，只得禀白州府，请别委官检税，岂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许相回避。又曰：「临事须是分毫莫放如某当官，或有一相识亲戚之类，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
或欲图神纲厚赏者。曰：「譬如一盘珍馔，五人在坐，我爱吃，那四人亦都爱吃。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必果谁得之。能恁地思量，便自不去图。古者权谋之士，虽千万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计术去必得。」
过到温陵回，以所闻岳侯对高庙「天下未太平」之问，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告之先生之前。只笑云：「后来武官也爱钱！」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三
朱子十
训门人一
问：「气质弱者，如何涵养到刚勇？」曰：「只是一个勉强。然变化气质最难。」以下训
「今学者皆是就册子上钻，却不就本原处理会，只成讲论文字，与自家身心都无干涉。须是将身心做根柢。」德明问：「向承见教，须一面讲究，一面涵养，如车两轮，废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会，不知涵养，便是一轮转，一轮不转。」问：「今只论涵养，却不讲究，虽能闲邪存诚，惩忿窒欲，至处事差失，则柰何？」曰：「未说到差处，且如所谓『居处恭，执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类不难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个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寻得一线路与自家私道合，便称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问：「涵养于未发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则易为力；若发后，则难制。」曰：「圣贤之论，正要就发处制。惟子思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孔孟教人，多从发处说。未发时固当涵养，不成发后便都不管！」德明云：「这处最难。」因举横渠「战退」之说。曰：「此亦不难，只要明得一个善恶。每日遇事，须是体验。见得是善，从而保养取，自然不肯走在恶上去。」
次日又云：「虽是涵养于未发，源清则流清，然源清则未见得，被它流出来已是浊了。须是因流之浊以验源之未清，就本原处理会。未有源之浊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浊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养于未发，而已发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于静而无得于动；只知制其已发，而未发时不能涵养，则是有得于动而无得于静也。」
问：「看先生所解文字，略通大义，只是意味不如此浃洽。」曰：「只要熟看。」又云：「且将正文熟诵，自然意义生。有所不解，因而记录，它日却有反复。」
德明问：「编丧、祭礼，当依先生指授，以仪礼为经，戴记为传，周礼作旁证。」曰：「和通典也须看，就中却又议论更革处。」语毕，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边文字上走，支离杂扰，不济事。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须如此做家计。程子曰：『心要在腔子里，不可骛外。』此个心，须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于礼上纤细无不理会及其语孟敬子，则曰：『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须有缓急先后之序，须有本末，须将操存工夫做本，然后逐段逐义去看，方有益，也须有伦序。只管支离杂看，都不成事去。『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游于艺』。今只就册子上理会，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举遗书云：「根本须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又云：「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敛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间说时事，逐人说几件，若只管说，有甚是处！便截断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应物皆然。」问：「当官事多，胶胶扰扰，柰何？」曰：「他自胶扰，我何与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中与仁是发动处，正是当然定理处，义是截断处，常要主静。岂可只管放出不收敛！『截断』二字最紧要。」
又云：「须培壅根本，令丰壮。以此去理会学，三代以下书，古今世变治乱存亡，皆当理会。今只看此数书，又半上落下。且如编礼书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壮，须是培养令丰硕。吕子约『读三代以下书』之说，亦有谓。大故有书要读，有事要做。」
问：「五典之彝，四端之性，推寻根源，既知为我所固有，日用之间，大伦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为私欲所挠，其要在窒欲。」曰：「有一分私欲，便是有一分见不尽；见有未尽，便胜他私欲不若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又举虎伤事。当时再三深思所见，及推太极动静、阴阳五行与夫仁义中正之所以主静者求教。曰：「据说，亦只是如此，思索亦只到此。然亦无可思索。此乃『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处。只要时习，常读书，常讲贯，令常在目前，久久自然见得。」
问：「山居颇适，读书罢，临水登山，觉得甚乐。」曰：「只任闲散不可，须是读书。」又言上古无闲民。其说甚多，不曾记录。大意似谓闲散是虚乐，不是实乐。
因说某人「开广可喜，甚难得，只是读书全未有是处。学者须是有业次。窃疑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与张显父在坐，竦然听教。先生言：「前辈诸贤，多只是略绰见得个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会者。须是专心致意，一切从原头理会且如读尧舜典『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礼、五玉』之类，禹贡山川，洪范九畴，须一一理会令透。又如礼书冠、婚、丧、祭，王朝邦国许多制度，逐一讲究。」因言：「赵丞相论庙制，不取荆公之说，编奏议时，已编作细注。不知荆公所论，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讲究毁庙之礼，当是时除拆，已甚不应仪礼，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编奏议。今则诸人之学，又只是做奏议以下工夫。一种稍胜者，又只做得西汉以下工夫，无人就尧舜三代源头处理会来。」又与敬之说：「且如做举业，亦须苦心理会文字，方可以决科。读书若不苦心去求，不成业次，终不济事。」
临别，再言：「学者须是有业次，须专读一书了，又读一书。」德明起禀：「数日侍行，极蒙教诲。若得师友常提撕警省，自见有益。」曰：「如今日议论，某亦得温起一遍。」
问：「前承先生书云：『李先生云：「赖天之灵，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进？盖李先生为默坐澄心之学，持守得固。后来南轩深以默坐澄心为非。自此学者工夫愈见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专。』」先生曰：「只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须出来理会事。向见吴公济为此学，时方授徒，终日在里默坐。诸生在外，都不成模样，盖一向如此不得。」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学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龟山只是要闲散，然却读书。尹和靖便不读书。」
初七日禀辞，因求一言为终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谒再请。先生曰：「早间所说用功事，细思之，只是昨日说『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要切工夫。佛氏说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气，皆是安排。子思之时，异端并起，所以作中庸发出此事；只是戒慎恐惧，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慎恐惧』虽是四个字，到用着时无他，只是紧鞭约令归此窠臼来。」问：「佛氏似亦能慎独。」曰：「他只在静处做得，与此不同。佛氏只是占便宜，讨闲静处去。老庄只是占奸，要他自身平稳。」先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见得分晓，只是『戒慎所不睹，恐惧所不闻』，如颜子约礼事是如此。佛氏却无此段工夫。」
先生极论戒慎恐惧，以为学者切要工夫。因问：「遗书中『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之语，亦是切要工夫？」曰：「不理会得时，凡读书语言，各各在一处。到底只是一事。」又问：「『必有事焉而勿正』一段，亦是不安排，亦是戒慎恐惧则心自存之意？」曰：「此孟子言养气之事。『必有事焉』，谓集义也。集义，则气自长。亦难正他，亦难助他长。必有事而勿忘于集义，则积渐自长去。」
安卿问：「前日先生与廖子晦书云：『道不是有一个物事闪闪烁烁在那里。』固是如此。但所谓『操则存，舍则忘』，毕竟也须有个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敛，教那心莫胡思乱想，几曾捉定有一个物事在里！」又问：「『顾𬤊天之明命』，毕竟是个甚么？」曰：「只是说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皆是见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块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
廖子晦得书来云：「有本原，有学问。」某初不晓得，后来看得他们都是把本原处是别有一块物来模样。圣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个是有一个物事，如一块水银样，走来走去那里。这便是禅家说「赤肉团上自有一个无位真人」模样。
以前看得心只是虚荡荡地，而今看得来，湛然虚明，万理便在里面。向前看得便似一张白纸，今看得，便见纸上都是字。廖子晦们便只见得是一张纸。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参，当时忤了上位，但此一节最可服。」先生曰：「庭参底固不是，然待上位来争，到底也不是。」
廖德明赴潮倅，来告别，临行求一安乐法。曰：「圣门无此法。」
或问「诚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说得，不济事。且如公一日间，曾有几多时节去体察理会来？若不曾如此下工夫，只据册上写底把来口头说，虽说得是，何益！某常说与学者，此个道理，须是用工夫自去体究。讲论固不可阙，若只管讲，不去体究，济得甚事？盖此义理尽广大无穷尽，今日恁他说，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说到这里，入深也更有在，若便领略将去，不过是皮肤而已；又不入思虑，则何缘会进？须是把来横看竖看，子细穷究。都理会不得底，固当去看；便是领略得去者，亦当如此看。看来看去，方有疑处也。此个物事极密，毫厘间便相争，如何恁地疏略说得？若是那真个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说出来自别。汉卿所问虽若近似，也则看得浅。须是理会来，理会去，理会得意思到，似被胶漆粘住时，方是长进也。」因问：「『诚敬』二字如何看？」广云：「先敬，然后诚。」曰：「且莫理会先后。敬是如何？诚是如何？」广曰：「敬是把作工夫，诚则到自然处。」曰：「敬也有把捉时，也有自然时；诚也有勉为诚时，亦有自然诚时。且说此二字义，敬只是个收敛畏惧，不纵放；诚只是个朴直悫实，不欺诳。初时须着如此不纵放，不欺诳；到得工夫到时，则自然不纵放，不欺诳矣。」以下训
广云：「昨日闻先生教诲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来，所以无长进者，政缘不曾如此做工夫，故于看文字时不失之肤浅，则入于穿凿。今若据先生之说，便如此着实下工夫去，则一日须有一日之功，一月须有一月之功，决不到虚度光阴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说到此。某将谓凡人读书都是如此用功，后来看得却多不如此。盖此个道理问也问不尽，说也说不尽，头绪尽多，须是自去看。看来看去，则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晓似一日，一日简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则一唤在面前。不熟时，才被人问着，便须旋去寻讨，迨寻讨得来时，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谓广：「看文字伤太快，恐不子细。虽是理会得底，更须将来看。此不厌熟，熟后更看，方始滋味出。」因笑曰：「此是做『伪学』底工夫！」
先生谕广曰：「今讲学也须如此，更须于主一上做工夫。若无主一工夫，则所讲底义理无安着处，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则外面许多义理，方始为我有，却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时，才主一，便觉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缓散消索了，没意思。」广云：「到此侍教诲三月，虽昏愚，然亦自觉得与前日不同，方始有个进修底田地，归去当闭户自做工夫。」曰：「也不问在这里不在这里，也不说要如何顿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将去。固不免有散缓时，但才觉便收敛将来，渐渐做去。但得收敛时节多，散缓之时少，便是长进处。故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谓『求放心』者，非是别去求个心来存着，只才觉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某常谓，鸡犬犹是外物，才放了，须去外面捉将来；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别求，才觉，便在这里。鸡犬放，犹有求不得时，自家心则无求不得之理。」因言：「横渠说做工夫处，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资禀高，洁净，不大段用工夫。横渠资禀有偏驳夹杂处，他大段用工夫来。观其言曰：『心清时少，乱时多。其清时，视明听聪，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谨；其乱时，反是。』说得来大段精切。」
先生又谓广：「见得义理虽稍快，但言动之间，觉得轻率处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谢氏曰：『视听言动不可易，易则多非礼。』须时时自省觉，自收敛，稍缓纵则失之矣。」翌日广请曰：「先生昨日言广言动间多轻率，无那『其言也讱』底意思，此深中广之病。盖旧年读书，到适然有感发处，不过赞叹圣言之善耳，都不能玩以养心。自到师席之下，一日见先生泛说义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说存想法，所谓『铅汞龙虎』之属，皆人身内所有之物。又数日因广诵义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说与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广不觉怵然有警于心！又一日侍坐，见先生说『如今学者大要在唤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而今于静坐时，读书玩味时，则此心常在；一与事接，则心便缓散了。所以轻率之病见于言动之间，有不能掩者。今得先生警诲，自此更当于此处加省察收摄之功。然侍教只数日在，更望先生痛加教饬。」先生良久举伊川说曰：「『人心有主则实，无主则虚』。又一说却曰：『有主则虚，无主则实。』公且说看是如何？」广云：「有主则实，谓人具此实然之理，故实；无主则实，谓人心无主，私欲为主，故实。」先生曰：「心虚则理实，心实则理虚。『有主则实』，此『实』字是好，盖指理而言也；『无主则实』，此『实』字是不好，盖指私欲而言也。以理为主，则此心虚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许砂土便见。」
或问：「人之思虑，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许多无头面不紧要之思虑，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无他，只是觉得不当思虑底，便莫要思，便从脚下做将去。久久纯熟，自然无此等思虑矣。譬如人坐不定者，两脚常要行；但才要行时，便自少觉莫要行。久久纯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辈有欲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时白豆少，黑豆多；后白豆多，黑豆少；后来遂不复有黑豆；最后则虽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底工夫，则去那般不正当底思虑，何难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紧事，如写字作诗之属。初时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将圣贤言语来玩味，见得义理分晓，则渐渐觉得此重彼轻，久久不知不觉，自然剥落消殒去。何必横生一念，要得别寻一快捷方式，尽去了意见，然后能如此？隔夕尝有为『去意见』之说者，此皆是不柰烦去修治他一个身心了，作此见解。譬如人做官，则当至诚去做职业，却不柰烦去做，须要寻个幸门去钻，道钻得这里透时，便可以超躐将去。今欲去意见者，皆是这个心。学者但当就意见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问真妄，尽欲除之，所以游游荡荡，虚度光阴，都无下工夫处。」因举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如喜怒哀乐，皆人之所不能无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发而中节尔。所谓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与『存心养性』是也；所谓致和，如孟子论平旦之气，与充广其仁义之心是也。今却不柰烦去做这样工夫，只管要求快捷方式去意见。只恐所谓去意见者，正未免为意见也。圣人教人如一条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圣贤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彻。做得彻时，也不大惊小怪，只是私意剥落净尽，纯是天理融明尔。」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圣人做出这一件物事来，使学者闻之，自然欢喜，情愿上这一条路去。四方八面撺掇他去这路上行。」又曰：「所谓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才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须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虽射中红心，然在红心边侧，亦未当，须是正当红心之中，乃为中也。」广云：「此非常存戒慎恐惧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个戒慎恐惧，便是工夫。」广云：「数日敬听先生教诲做工夫处，左右前后，内外本末，无不周密，所谓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圣门教人，只此两事，须是互相发明。约礼底工夫深，则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则约礼底工夫愈密。」
广请于先生，求「居敬穷理」四字。曰：「自向里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罗隐从钱王巡钱塘城，见楼橹之属，阳为不晓而问曰：「此何等物？」钱曰：「此为楼橹。」又问：「何用？」钱曰：「所以御寇。」曰：「果能尔，则当移向内施之。」盖风之以寇在内故也。
先生问广：「到此几日矣？」广云：「八十五日。」曰：「来日得行否？」广曰：「来早拜辞。」曰：「有疑更问。」广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须有疑，却得拜书请问。」曰：「且自勉做工夫。学者最怕因循，莫说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间断；积累之久，自解做得彻去。若有疑处，且须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问他。若无人可问时，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个倚靠人底心，学也须会进。」
先生语汉卿：「有疑未决，可早较量。」答云：「眼前亦无所疑。且看做去有碍，方敢请问。」先生因云：「人说道顿段做工夫，亦难得顿段工夫。莫说道今日做未得，且待来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王夫；若理会得这些子，便有这些子工夫。若见处有积累，则见处自然贯通；若存养处有积累，则存养处自然透彻。」
大雅谒先生于铅山观音寺，纳贽拜谒。先生问所学，大雅因质所见。先生曰：「所谓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谓时中之义。但所说大意却错杂。据如此说，乃是欲求道于无形无象之中，近世学者大抵皆然。圣人语言甚实，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间可见。惟能审求经义，将圣贤言语虚心以观之，不必要着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见，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论，却只于渺渺茫茫处想见一物悬空在，更无捉摸处，将来如何顿放，更没收杀。如此，则与身中日用自然判为二物，何缘得有诸己？只看论语一书，何尝有悬空说底话？只为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贤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着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旧在大路上行。今之学者却求快捷方式，遂至钻山入水。吾友要知，须是与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与古本相似，尽是乱道。」以下训
临别请教，以为服膺之计。曰：「老兄已自历练，但目下且须省闲事，就简约上做工夫。若举业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尝知义论，其说亦自好；但终是抟量，非实见得。如今人说人文字辞太多。不是辞多，自缘意少。若据某所见，『义内』即是『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便自见得义在内。若彻头彻尾一篇说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岂特一篇时文而已！」
再见，因言：「去冬请违之后，因得一诗云：『三见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决破本根说，不作从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须自尽，中伦中虑觉犹难。愿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钻。』」看毕，云：「甚好。」大雅云：「近却尽去得前病，又觉全然安了，忒煞无疑，恐难进步。且如南轩说『无适无莫』，『适是有所必，莫是无所主』，便见得不妥贴。程氏谓『无所往，无所不往，且要「义之与比」处重』，便安了。」曰：「此且做得一个粗粗底基址在，尚可加工。但古人训释字义，无用『适』字为『往』字者。此『适』字，当为『吾谁适从』之『适』，音『的』，是端的之意。言无所定，亦无不定耳。张钦夫云：『「无适无莫」，释氏谓有适、莫。』此亦可通。」问：「如何是粗粗底基址？」曰：「无所往，亦无所不往，亦无深害。但认得『义』字重，亦是。所谓粗者，如匠人出治材料，且成朴在，然后刻画可加也。如云『义』字，岂可便止？须要见之于事，那里是义，那里是不义。不可谓心安于此便是义。如宰我以食稻衣锦为安，不成便是义！今所以要于圣贤语上精加考究，从而分别轻重，辨明是非，见得粲然有伦，是非不乱，方是所谓『文理密察』是也。自此应事接物，各当事几，而不失之过，不失之不及，此皆精于义理之效也。」问：「此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否？」曰：「所谓『精义入神』，不过要思索令精之又精，则见于日用自然合理。所谓『入神』，即此便是，非此外别有入神处也。如老兄诗云：『中伦中虑』，只恁泛说何益？伦虑，只是个伦理所在，要使言行有伦理尔。须是平时精考后躬行之，使凡一言一行皆出乎此理，则这边自重。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气亦从是生。若用工如此，方有进处。若如此进时，一齐俱进。圣贤见处，虽卒未可遽尽，然进进不已，自当随力量有到处。若非就这上见得义理之正，则非特所学不可见于行，亦非此道之」因问：「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离事物、舍躬行以为道，则道自道，我自我，尚不能合一，安得有进？」曰：「然。」
再见，即问曰：「三年不相见，近日如何？」对云：「独学悠悠，未见进处。」曰：「悠悠于学者最有病。某前此说话，亦觉悠悠，而学于某者皆不作切己工夫，故亦少见特然可恃者。且如孟子初语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学者只就这上便做工夫，自应有得。及后再见孟子，则不复更端矣。只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以至『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着紧下工夫耳。又如语曹交一段，意亦同此。大抵为学，须是自家发愤振作，鼓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须见一日之效，一月须见一月之效。诸公若要做，便从今日做去；不然，便截从今日断，不要务为说话，徒无益也。」大雅云：「从前但觉寸进，不见特然之效。」曰：「正为此，便不曾离得旧窟，何缘变化得旧气质？」
又曰：「学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须辨义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财利、利欲，只每处求自家安利处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尧舜之道。切须勤勤提省，察之于纤微毫忽之间，不得放如此，便不会错用工夫。」
问：「程先生云：『周罗事者，先有周罗之病在心；多疑者，先有疑病在心。』大雅则浩然无疑，但不免有周罗事之心。」曰：「此正是无切己工夫，故见他人事，须揽一分。若自己曾实做工夫，则如忍痛然。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自己若把得重，则彼事自轻。」
因论古今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只要赌是尔。曰：「赌是固好，然却只是结末一着，要得赌是，须去求其所以。」大雅曰：「不过致知穷理。」曰：「实做去，便见得所以处。」
再见，即曰：「吾辈此个事，世俗理会不得。凡欲为事，岂可信世俗之言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虽是过，然吾辈自守所学，亦岂可为流俗所梗？如今浙东学者多陆子静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辈朋友又觉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则又似助长。」又曰：「大抵事只有一个是非，是非既定，却拣一个是处行将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岂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时下须是在我者无慊，仰不愧，俯不怍。别人道好道恶，管他！」
临别请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乱，无所收拾，将甚处做管辖处？其它用工总闲慢，先须就自心上立得定。决定不杂，则自然光明四达，照用有余，凡所谓是非美恶，亦不难辨矣。况天理人欲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得人欲消尽。义之与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谓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处皆是，便与克去，不待显著，方谓之利。此心须令纯，纯只在一处，不可令有外事参杂。遇事而发，合道理处，便与果决行去，勿顾虑。若临事见义，方复迟疑，则又非也。仍须勤勤把将做事，不可俄顷放宽。日日时时如此，便须见验。人之精神，习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紧收拾，莫令放宽纵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个提得紧，虽半月见验可也。」
再见，首见教云：「今日用功，且当以格物为事。不曰『穷理』，却说『格物』者，要得就事物上看教道理分明。见得是处，便断然行将去，不要迟疑。将此逐日做一段工夫，勿令作辍，夫是之谓『集义』。天下只要一个是，若不研究得分晓，如何行得！书所谓『惟精惟一』，最要。是他上圣相传来底，只是如此。」
问：「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曰：「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因指其门阈云：「但此等事，如在门限里，一动着脚，便在此门限外矣。缘先以利存心，做时虽本为衣食不足，后见利入稍优，便多方求余，遂生万般计较，做出碍理事来。须思量止为衣食，为仰事俯育耳。此计稍足，便须收敛，莫令出元所思处，则粗可救」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义之和也。』顺利此道，以安此身，则德亦从而进矣。」曰：「孔子遭许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进，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后德进者，君子之常。孔子遭变，权之以宜，宁身不安，德则须进。」曰：「然。」答曰：「『然』，意似未尽。」刘仲升云：「横渠说：『「精义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养吾内也。』」曰：「他说自分明。」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习静坐。后复有请，谓因此遂有厌书册之意。先生曰：「岂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虚闲，依旧自要读书。」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四
朱子十一
训门人二
先生问：「看甚文字？」曰：「看论语。」「看得论语如何？」曰：「自看论语后，觉得做工夫紧，不似每常悠悠。」曰：「做甚工夫？」曰：「只是存养。」曰：「自见住不得时，便是。某怕人说『我要做这个事』。见饭便吃，见路便行，只管说『我要做这个事』，何益！」文蔚又言：「近来觉有一进处：畏不义，见不义事不敢做。」曰：「甚好。但亦要识得义与不义。若不曾睹当得是，颠前错后，依旧是胡做。」又曰：「须看大学。圣贤所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但人不肯着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