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因果报应，他那边有见识底，亦自不信。」曰：「虽有不信底，依旧离这个不得。如他几个高禅，纵说高杀，也依旧掉舍这个不下，将去愚人。他那个物事没理会，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说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觉运动，他又有时掉翻了。都不说时，虽是掉翻，依旧离这个不得。」或问：「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禅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读许多书，许多记诵文章，所借以为取利禄声名之计者，到这里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谁不悦而趋之？王介甫平生读许多书，说许多道理，临了舍宅为寺，却请两个僧来住持，也是被他笑。你这个物事，如何出得他！」或问：「今也不消学他那一层，只认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岂可学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少间自见得他底低。」以下论士大夫好佛。
问：「士大夫末年多溺于释氏之说者，如何？」曰：「缘不曾理会得自家底原头，但看得些小文字，不过要做些文章，务行些故事，为取爵禄之具而已。却见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气力，自家反不及他，反为他所鄙陋，所以便溺于他之说，被他引入去。」
今之学者往往多归异教者，何故？盖为自家这里工夫有欠缺处，柰何这心不下，没理会处。又见自家这里说得来疏略，无个好药方治得他没柰何底心；而禅者之说，则以为有个悟门，一朝入得，则前后际断，说得恁地见成捷快，如何不随他去！此却是他实要心性上理会了如此。不知道自家这里有个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独如今学者，便是程门高弟，看他说那做工夫处，往往不精切。
老氏见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说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杨大年，后来张无尽。又说：「张无垢参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后来亦好佛。但汪丈为人无果决，好佛又见不透，又不能果决而退。尝见汪丈论杨大年好佛，后来守不定，汪丈甚不信。云是苏子由记此，恐未必是。」南升。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最无状，是见妇人便与之对谈。如杲老与中贵权要及士夫皆好。汤思退与张魏公如水火，杲老与汤张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禅家之侠。」又云：「陈了翁好佛，说得来七郎八当！」南升。
韩退之诗：「阳明人所居，幽暗鬼所寰。嗟龙独何智！出入人鬼间。」今僧家上可以交贤士大夫，下又交中贵小人，出入其间不以为耻，所谓「出入人鬼间」也。如妙喜与张魏公好，又与一种小人小官好。
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龚安国，闻李德远过郡，见之。李云：「若论学，唯佛氏直截。如学周公孔子，乃是抱桥柱澡洗。」
问：「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极不好，贪污异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脱？」曰：「他平日坐必向西，心在于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为下者。」程氏说「野狐精」，正是以如此为不足贵。
因说某人弃家为僧，以其合奏官与弟，弟又不肖；母在堂，无人奉养。先生颦蹙曰：「柰何弃人伦灭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长子。」方伯谟曰：「佛法亦自不许长子出家。」先生曰：「纵佛许亦不可。」
陈福公临终，亲笔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责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先生说及俗人之奉佛者，每晨拜跪备至；及其老也，体多康健，以为获福于佛。不知其日劳筋骨，其它节省运用血气，所以安也。
夷狄之教入于中国，非特人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干庙所以塑僧像，乃劝其不用牲祭者。其它庙宇中，亦必有所谓劝善大师。盖缘人之信向者既众，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终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赃出。见李蔚传赞论华人增加处。佛书分明是中国人附益。」问：「佛法所以传至今，以有祸福之说助之？」曰：「亦不全如此，却是人佐佑之。初来只有四十二章经，至晋宋间乃谈义，皆是剽窃老庄，取列子为多。其后达磨来又说禅，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论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说假。」以下辟佛。
问：「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动。」
论释氏之说，如明道数语，辟得极善。见行状中者。它只要理会个寂灭，不知须强要寂灭它做甚？既寂灭后，却作何用？何况号为尊宿禅和者，亦何曾寂灭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点检，喜怒更不中晋宋以前远法师之类，所谈只是庄列，今其集中可见。其后要自立门户，方脱去庄列之谈，然实剽窃其说。傅奕亦尝如此说，论佛只是说个大话谩人，可怜人都被它谩，更不省悟。试将法华经看，便见其诞。开口便说恒河沙数几万几千几劫，更无近底年代。又如佛授记某甲几劫后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它做佛？何以待阙许久？又如住世罗汉犹未成佛，何故许多时修行都无长进？今被它撰成一藏说话，遍满天下，惑了多少人。势须用退之尽焚去乃可绝。今其徒若闻此说，必曰，此正是为佛教者。然实谬为此说，其心岂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应处。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为不善，一旦因读佛书，稍稍收敛，人便指为学佛之效，不知此特粗胜于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学佛者，全不曾见得力，近世李德远辈皆是也。今其徒见吾儒所以攻排之说，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为然者。如果是不以为然，当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伪作韩欧别传之类，正如盗贼怨捉事人，故意摊赃耳。
因论释氏，先生曰：「自伊洛君子之后，诸公亦多闻辟佛氏矣。然终竟说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领耳。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也。圣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无不本于此。故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时魏才仲侍侧，问其故。先生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乌喙之不可食，须是认下这底是乌喙，知此物之为毒，则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认下，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杨墨，正道不明，而异端肆行，周孔之教将遂绝矣。譬如火之焚将及身，任道君子岂可不拯救也！」
因说「诚意」，曰：「前辈有谓辟释氏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语也！」
伊川谓「所执皆出禅学之下」，此说甚好。谓攻之者。
今之辟佛者，皆以义利辨之，此是第二义。正如唐人檄高丽之不能守鸭绿之险，高丽遂守之。今之辟佛者类是。佛以空为见。其见已错，所以都错，义、利又何足以为辨！旧尝参究后，颇疑其不是。及见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会学问看如何。后年岁间渐见其非。
儒之不辟异端者，谓如有贼在何处，任之，不必治。
近看石林过庭录，载上蔡说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蜀本作「去」。偷其说来做己使，是为洛学。某也尝疑如石林之说固不足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说，是怎生地？向见光老示及某僧与伊川居士帖，后见此帖乃载山谷集中，后又见蜀本有「文集别本」四字。有跋此帖者，蜀本作「语」。乃僧与潘子真潘淳，乃兴嗣之子也。帖，蜀本云：「其所以载于山谷集者，以山谷载于山谷，而或与山谷帖也。」淳录云：「其非与伊川，明矣。」其差谬类如此。但当初佛学只是说无存养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养工夫。当初学者亦只是说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谓伊川偷佛说为己使。
问：「灵源与潘子真书，今人皆将做与伊川书，谓伊川之学出于灵源也。恐后人以入传灯录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于何书注破？」云：「某旧十年前闻此事，则半夜起来为作文矣！其好辩甚也。」
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势如何拗得他转？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难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不知大圣人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时，又如何？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七
本朝一
太祖朝
汉高祖、本朝太祖有圣人之材。
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它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它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会，却纤悉于细微之间，所以弊也。」儒用。
问：「艺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东独难取，何耶？以为兵强，则一时政事所为，皆有败亡之势。不知何故如此？」曰：「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夺之，刘氏遂据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则刘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书喻之，谓本与他无雠隙；渠答云：『不忍刘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见矣。被他辞直理顺了，所以难取。」
国初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是时江州亦城守三年。盖其国小，君臣相亲，故能得人心如此。因说先世理平公仕江南死事，及此。
因说今官府文移之烦，先生曰：「国初时事甚简径，无许多虚文。尝见太祖时，枢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简径。毕竟英雄底人做事自别，甚样索性！闻番中却如此，文移极少。且如驾过景灵宫，差从官一人过盏子，有甚难事？只消宰相点下便了。须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拟差申部，部申省，动是月十日不能得了，所差又即是眼前人。赵丞相在位，甚有意要去此等弊，然十不能去一二，可见上下皆然。」太祖时公案，乃是蜀中一州军变，复申来乞差管摄军马。枢密院具已经差使使臣，及未经差使姓名，内一人姓樊。注云：「樊爱能孙。只有一人」。注：「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点一点，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后面有券状云：「杂随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带两人去。」「小底二人，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小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又乞下铨曹，作速差知州，后面有铨曹拟差状。约只隔得一二日，又有到任申状。其兵马监押才到时，其知州亦到了。其行遣得简径健速如此！
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事又只休。且如黄河事，合即其处看其势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哄，河东决西决。扬录云：「害几多了，此中论要导向处亦未住。凡作一事皆然。汉时在上重，唐亦多为虚论所沮。如宪宗讨蔡，不是宪宗，如何做得！刺武元衡，伤裴度，宪宗决为之，乃成」。凡作一事皆然。太祖当时亦无秀才，全无许多闲说。只是今日何处看修器械，又明日何处看习水战，明日何处教阅。日日着实做，故事成。
问：「开宝九年，不待逾年而遂改元，何也？」曰：「这是开国之初，一时人材粗疏，理会不得。当时艺祖所以立得许多事，也未有许多秀才说话牵制他。到这般处，又忒欠得几个秀才说话。」
太宗真宗朝
才卿问：「秦汉以下，无一人知讲学明理，所以无善治。」曰：「然。」因泛论历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于为治，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治之事。只是资质慈仁，却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国，后来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缘它至诚恻怛，故能动人如此。」
气有盛衰，盛时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觉。真宗时，辽人直至澶州，旋又无事，亦是气正盛。靖康时，直弄得到这般田地！前汉如此之盛，至光武再兴，亦只得三四分。后来一切扶不起，亦气衰故。
仁宗朝
问：「章献不如宣仁。然章献辅仁宗，后来却无事。」曰：「亦是仁宗资质好。后来亦是太平日久，宫中太宽。如雇乳母事，宣仁不知，此一事便反不及章献。」
英宗朝
亚夫问「濮议」。曰：「欧公说不是，韩公曾公亮和之。温公王珪议是。范镇吕晦范纯仁吕大防皆弹欧公。但温公又于濮王一边礼数太薄，须于中自有斟酌可也。欧公之说断不可。且如今有为人后者，一日所后之父与所生之父相对坐，其子来唤所后父为父，终不成又唤所生父为父！这自是道理不可。试坐仁宗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过焉，终不成都唤两人为父！直缘众人道是死后为鬼神不可考，胡乱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时仁宗有诏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此甚分明，当时只以此为据足矣。」亚夫问：「古礼自何坏起？」曰：「自定陶王时已坏了。盖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为礼，兄弟不得相入庙，乃立定陶王，盖子行也。孔光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争之，不获。当时濮庙之争，都是不争好。好读古礼，见得古人意思，为人后为之子，其义甚详。」
「濮议」之争，结杀在王陶击韩公，蒋之奇论欧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议，似亦未为允当。其后无收杀，只以濮国主其祀。可见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本朝许多大疑礼，都措置未得。如濮庙事，英宗以皇伯之子入继大统，后只令嗣王奉祭祀，天子则无文告。
神宗朝
神宗锐意为治，用人便一向倾信他。初用富郑公，甚倾信。及论兵，郑公曰：「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郑公只要不做，说不合。后来倾信王介甫，终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夺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审，便命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归朝廷，又发兵去迎归，多少费力！熙河之败，丧兵十万，神宗临朝大恸，自得疾而终。后来蔡京用事，又以为不可弃，用兵复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启之，遂至中朝倾复。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
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里得来！此亦气数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卓。
神宗大概好用生事之人。如吴居厚在京西，括民买镬，官司铸许多镬，令民四口买一，五口则买二。其后民怨，几欲杀之，吴觉而免，然卒称旨。其后如蔡京欲举行神宗时政，而所举行者皆熙宁之政，非元丰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摭摘其失，以为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道，实不曾绍复元丰之政也。
神宗事事留心。熙宁初辟阔京城至四十余里，尽修许多兵备，每门作一库，以备守城。如射法之属，皆造但造得太文，军人[戋刂]地不晓。
熙宁作阵法，令将士读之。未冢杀时，已被将官打得不成模样了。
论及木图，云：「神宗大故留心边事。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
神宗理会得文字，极喜陈殿院师锡，建人。文。尝于太学中取其程文阅之，每得，则贮之锦囊中。及殿试编排卷子奏御，神宗疑非师锡之文。从头阅之，至中间，见一卷子，曰：「此必陈某之文也。」寘之第三。已而果然。儒用。
温公日录中载厚陵事甚详。林子中杂记载裕陵事甚详。
哲宗朝
哲宗常使一旧桌子，不好。宣仁令换之，又只如此在。问之，云：「是爹爹用底。」宣仁大恸，知其有绍述意也。又刘挚尝进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与孙子说，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见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衔之。绍述虽是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
哲宗春秋尚富，平日寡言。一旦讲筵说书，至「乂用三德」，发问云：「只是此三者，还更有？」这也问得无情理。然若有人会答时，就这里推原，却煞有好说话。当时被忽然问后，都答不得。
绍圣四年，长安民家得秦玺，改元元符。是时下公卿杂议，莫有知者。李伯时号多识，辨其果秦玺，遂降八宝赦。
徽宗朝
钦圣当时谕宰执，有废刘再立孟之意，曾子宣两存之。后蔡京以曾欲废刘，治之。蔡为相，弟卞为枢密，入文字，谓任伯雨曾谓臣欲谋废宣仁，臣无此事。欲案治，遂治任伯雨。其它一二十人，当时言事官不及此事者，亦因以治之。
徽庙初，上蔡初召，上殿问对语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诚。遂退，只求监局之类去。或谓建中年号与德宗同，不佳。上蔡云，恐亦不免一播。后下狱，事不知。
徽宗因见星变，即令卫士仆党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来炒。」明日，蔡以为言，又下诏云：「今虽仆碑，而党籍却仍旧。」
蔡京谋取●鄯，费四千万缗！
今看着徽宗朝事，更无一着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着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着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着可下手。事弄得极了，反为虏人所持。当初约女真同灭契丹。既女真先灭了契丹，王师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库问女真换此空城。又以岁币二百万贯而为每岁定额。是时帑藏空竭，遂敛敷民间，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粮草，每人科钱三十贯，以充免役之费。民无从得钱，遂命监司、郡守亲自征督，必足而后已。亦煞得钱，共科得六百余万贯，然奉虏亦不多，恣为用事者侵使，更无稽考。及结局日，任事者遂焚簿历，朝廷亦不问。又，契丹相郭药师以常胜军来降，朝廷处之河北诸路近边塞上。后又有契丹甚人来降，亦有一军名义胜军，亦处之河北诸路，皆厚廪给。是时中国已空竭，而边上屯戍之兵，饩廪久绝，饥寒欲死，而常胜义胜两军安坐而享厚禄。故中国屯戍之兵数骂詈之云：「我为中国战斗守御几年矣，今反受饥寒。汝辈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两边遂相杀。及后来虏入中国，常胜义胜两军先往降之。二军散处中国，尽知河北诸路险要虚实去处，遂为虏乡导，长驱入中原！又，徽宗先与阿骨打盟誓，两边不得受叛降。中国虽得契丹空城而无一人，又远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飞刍转饷，不胜其扰。又，契丹败亡余将，数数引兵来降，朝廷又皆受之，盖不受又恐其为盗。虏人已有怨言。又虏中有张者，知平州，欲降，徽宗亲写诏书以招之。中间路往，又为虏所得，而张已来降矣。虏益怨。又，契丹亡国之主天祚者，在虏中。徽宗又亲写招之，若归中国，当以皇兄之礼相待，赐甲第，极所以奉养者。天祚大喜，欲归中国，又为虏所得。天祚故为虏人所杀。由是虏人大怒，云：「始与我盟誓如此，今乃写诏书招纳我叛亡！」遂移檄来责问，檄外又有甚檄文，极所以骂詈之语，今实录中皆不敢载。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张来，不柰何，斩其首与虏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启其轻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义为说。其诸将欲请起兵问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与大宋盟誓已定，岂可败盟！」夷狄犹能守信义，而吾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于夷狄之类如此！每读其书，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事做得应节拍。卓。
宣和内禅，惟有吴敏有中桥居士记录，说得最详。
老内侍黄节夫事徽宗，言道人林灵素有幻术，其实也无。如温革言见鬼神者，皆稗官，某不曾见。所作天人示现记，皆集众人之妄。吏部亲见节夫，闻其言如此。
钦宗朝
渊圣即位时，日重晕相轧。太袓陈桥即位时亦然。渊圣即位三四日后，昏雾四塞，岂耿南仲邪说有以蒙蔽之乎？
「钦宗勤俭慈仁，出于天资。当时亲出诏答，所论事理皆是。但于臣下贤否邪正辨别不分明，又无刚健勇决之操，才说着用兵便恐惧，遂致播迁之祸，言之使人痛心！如诏旨付主帅论用兵事，亦尽有商量处置。但其后须有『更当子细，不可误事』之语。又尝在李先生家药方册子上见个御笔，其册子是朝廷纸做，乃是当时议臣中有请授祖宗科举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冯澥辈又论神宗法制当绍述，不可改。故降御笔云：『昨来因议臣论奏，失于不审，遂行出。今得师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旨挥，更不施行。』当时只缘绍述做得如此了，犹且不悟。故李伯纪煞与钦宗论说，但却不合。因纲罢，而太学生及军民伏阙乞留之，自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方围闭时，降空名告身千余道，令其便宜补授，其官上至节度使。纲只书填了数名小使臣，余者悉缴回；而钦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渐不可长』之语。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广曰：「自汉唐来，惟有本朝臣下最难做事，故议论胜而功名少。」曰：「议论胜，亦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是太祖时，虽有议论，亦不过说当时欲行之事耳，无许多闲言语也。」
靖康所用，依旧皆熙丰绍圣之党。钦宗欲褒赠温公范纯仁，以畏徽庙，遂抹「纯仁」字，改作「仲淹」，遂赠文正太师。
言定靖康之祸，曰：「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佑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积而至于靖康，一旦所为如此，安得天下不乱！」
高宗朝
二圣北狩时，遣曹真中道归。于背心生领上写云：「可便即真，来救父母！」
胡明仲初召至扬州，久之未得对。忽闻邻居有一卫士语一卫士云：「今夜次第去了。」胡闻之，急去问之。云：「官家亦去。」胡只闻得一句，便归叫仆籴数斗米，造饭裹囊，夜出候城门。暗中见数骑出，谓上也，遂出。逐后得舟渡江，乃见一人拥毡坐石上，乃上也。
渡扬州时，煞杀了人，那不得过来底切骨怨。当时人骨肉相散失，沿路皆帖榜子，店中都满，树下都是。这边却放得几个宦者恁地！一日，康履与诸宦者出观潮，帐设塞街，军人皆愤惋不平，后成苗刘之变。王渊也是善战，然未为有大功，不及当时诸老将，一旦签书枢密，人皆不服。一日早，只见街上哄哄地，人不敢开门。从隙中窥，但见人马皆满路，见苗傅左手提得王渊头，右手提一剑以徇众。少顷，尽宦官者，逃在人家夹壁中底，也一齐捉出来杀。朱胜非却也未为大乖，当时被苗刘做得来可畏了，不柰何，只得且隐忍去调护他。却未几而义兵至，这事便都休了。是他无状时，不合说他调护甚有功，被义兵来，[戋刂]地坏了他事。是他要自居其功，这个却乖。当时若不杀了苗刘，也无了当。他若尚在那里，终是休不得。
「苗傅乃一愚夫。刘正彦本文士，先欲投中官唐某。唐云：『子乃文臣，吾其如子何？子换武而来，乃可。』刘既换武，唐不顾之，专主王渊，正彦遂鼓扇傅。是时命渊签书，武将皆愤怒，故起此祸。张魏公在平江，汤东野作守，有传云书到。汤访于魏公。公云，可遣一识文理人先去拆看，乃遣教受行，果明受赦。是时恐诸军变，魏公乃与汤商量，先搬出犒赏钱，使人将旧赦书于楼上宣之。既而韩世忠军至，遂同谋起兵。吕丞相在建康，推为盟主。」问：「朱丞相之功如何？」曰：「在城中亦只得如此。但设有它变，渠亦不能死要之，亦有功。」其后苗刘出走，到临平，为魏公等所败。朱乃全讳此一节，未是。今朝天门乃是其所造。隆佑自禁中乘轿以出。金人陷京师，亦取隆佑，适瑶华失火，步归孟氏，得免。」
苗傅并一姓张人，不记其名，乃教苗起事人，走至武夷新村，张谕人捉之。苗衔之，遂言于捉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却是张，则汝功已被张分之矣。」捉者即杀张。时韩世忠收范汝为，尚在建州。韩欲得苗，而其人乃解送建守李。李送行在。韩势盛，遂入文字，以苗为某得，被其人夺了。其捉人遂遍管，建守亦罢官，其功遂为韩所攘。文字所载，皆言韩收苗，但此中人知之。以此知天下事多如此，文字上如何可全信！又云：「刘正彦结王渊，王渊结康。便更宦者，其事皆正彦教苗为之。」
高宗行达会稽，楼寅亮待次某县丞，寓会稽村落中，出奏书乞建储。高宗时年二十六七，大喜，即日除监察御史，遣黄院子怀敕牒物色授之。中使至其家，家人闻仓卒有圣恩，以为得罪且死，相与环泣。寅亮出，使者自怀中出敕命，寅亮拜受，与使者俱诣行在所。此事国史不载。先生尝欲闻于太史，俾之编入而不果，每以为恨。
楼寅亮明州人。太上朝入文字云：「自太宗传子之后，至今太祖之后有类庶姓者。今虏未悔过，中原未复云云，乞立太祖后承大统。」太上喜，遂用楼为察院。
曾光祖论及中兴遗史载孟后过赣州时事，与乡老所传甚合。云，太后至城中，遭某贼放火，城中且救火，连日不止，城外又有一队贼来围了城。曰：「其时也是无策。虏人是破了潭州后，过来分队至诸州，皆是缘港上来。太后先至洪州时，此间王修撰在彼作帅，觉得事势不是，遂白扈驾执政，太后乃去。后三四日，虏果至，王乃走。城中百姓相率推一大寄居作首而降虏。进贤姓傅者言是李侍郎。」曰：「不必更说他名字。」又曰：「信州先降虏。抚州守姓王，闻信守降，亦降。」
先生脚疼卧息楼下，吟咏杜子美古柏行三数遍。贺孙侍立。先生云：「偶看中兴小记，载勾龙如渊入争和议时言语。若果有此言，如何夹持前进，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来魏公既勉车驾到建康，当绍兴七年时，虏王已篡。高庆裔、粘罕相继或诛或死。刘豫既见疑于虏，一子又大败而归，北方更无南向意。如何魏公才因吕祉事见黜，赵丞相忽然一旦发回跸临安之议？一坐定着，竟不能动，不知其意是如何！」因叹息久之云：「为大臣谋国一至于此，自今观之，为大可恨！若在建康，则与中原气势相接，北面顾瞻，则宗庙父兄生灵涂炭，莫不在目，虽欲自已，有不能自已者。惟是转来临安，南北声迹寖远，上下宴安，都不觉得外面事，事变之来，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跸时，胡文定公方被召，沿江而下。将去，闻车驾已还临安，遂称疾转去。看来若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来，做得甚事！是时有陈无玷者，字筠叟，在荆鄂间为守，闻车驾还临安，即令人赍钱酒之属，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给事赴召去多日。兼江面阔，船多，如何去寻得？』陈云：『江面虽阔，都是下去船。你但望见有逆水上来底船，便是给事船。』已而果然。当时讲和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只是怯惧，为茍岁月计！从头到尾，大事小事，无一件措置得是当。然到今日所以长久安宁者，全是宗社之灵。看当时措置，可惊！可笑！」
建康形势胜于临安。张魏公欲都建康，适值淮西兵变，魏公出而赵相入，遂定都临安。饶。
东南论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一望则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应处。临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视外面，殊不相应。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吴都武昌，乃今武昌县，地势迫窄，只恃前一水为险耳。鄂州正昔之武昌，亦是好形势，上可以通关陜，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若临安，进只可通得山东及淮北而已。
前辈当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虽胜似坐杭州，如在深窟里，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应接得蜀中上一边事体。看来其说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东南，终不济事。记得岳飞初励兵于鄂渚，有旨令移镇江陵。飞大会诸将与谋，遍问诸将，皆以为可，独任士安不应。飞颇怒之。任曰：「大将所以移镇江陵，若是时，某安敢不说？某为见移镇不是，所以不敢言。据某看，这里已自成规摹，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险而守。若往江陵，则失长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飞遂与申奏，乞止留军鄂渚。建康旧都所以好，却以石头城为险。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渡得此水上这岸，方得，所以建邺可守。屯军于此城之上，虏兵不可向矣。
「建康形势雄壮，然攻破着淮，则只隔一水。欲进取，则可都建康；欲自守，则莫若都临安。」或问江陵。曰：「江陵低在水中心，全凭堤，被他杀守堤之吏，便乖。那堤一年一次筑，只是土。」
张戒见高宗。高宗问：「几时得见中原？」戒对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陈同父极爱此对。
太上曰：「朕恨不手斩耿南仲！」
岳飞尝面奏，虏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欲以变换南人耳目，乞皇子出合以定民心。时孝宗方十余岁。高宗云：「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是时有参议姓王者，在候班，见飞呈札子时手震。及飞退，上谓王曰：「岳飞将兵在外，却来干与此等事！卿缘路来，见他曾与甚么人交？」王曰：「但见飞沿路学小书甚密，无人得知。」但以此推脱了。但此等事甚紧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说？如飞武人能虑及此，亦大故是有见识。某向来在朝，与君举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寻数件相类者，一并上之。将其后裔，乞加些官爵以显之，未及而罢。」
范伯达如圭尽裒仁宗时论立英宗许多文字进呈。一日，太上谓陈康伯曰：「范某近进一文字，亦好。朕此意定已久。」遂命陈公论立太子事，一时尽定。
昭慈小不快，高庙问疾。因话间曰：「有一事，久欲说与官家。」高庙请其故。曰：「宣仁废立之说，皆是章厚之徒撰造。中间虽尝辨白，然载在国史者，尚未尝改。可令史官重议删修，以昭明圣母之德于万世。」时赵忠简当国，岁荐元佑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数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颇有偏处：才是元佑事便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后赵罢，张魏公继之，又欲修改动，盖魏公亦不甚主张元佑事。令史官某等签出，未及改而又罢。赵复相，遂以为言而辞。赵张因是有不协处。是时又有人上书，乞禁锢章厚子孙亲戚者，高庙欲从之。赵有文字说，但禁其子孙足矣，恐不可及其亲戚。上批以为省所奏，可见仁恕，更宜子细，无贻后悔。未几，赵复罢。谢祖信为谏官，遂排击之不遗余力。岭表之贬，实祖信之力也。祖信邵武人，乃章厚之婿。因言，当时若非高庙要辨别邪正如此，则一代史册被他胡涂，万世何以取信！
太上出使时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谏不从。宗忠简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珓，仍其庙有马能如何。」遂入烧香。其马衔车辇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见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后太上感其事，以为车辇是即位之兆；不曾关白中书，只令内官就玉津园路口造崔府君庙，令曹咏作记。一日，北使来，秦出接，过玉津园，见之。归奏，所见太庙，不知是何神？太上因语之。秦曰：「虏以为功，今却归功于神，恐虏使见之不便。」即日拆之。秦全是倚虏胁太上，每取旨时，只是说一日，除周葵作何官。太上曰：「周葵为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应，下来即批敕除之。政府一人云：「适间上意未允。」秦曰：「此等事，只是奏过便了。」遂除之。取綦崇礼御批事，徐惇立作一宰相拜罢记，载其事。秦欲毁之，行文字，令天下尽投官焚其书。徐先不喜于秦矣，又以此书，惧不可言。一日，只见一使来下书，并封文字一束。徐视之，乃直省旧吏送其所作书稿也。小人中有好人如此。璘录云：「桧末年做事，皆与光尧争胜：光尧作崔府君庙于玉津园路口，桧设计移之。曹筠言水涨，光尧逐之，桧遂除他从官。今上奏边事，桧遂阁其俸。殿中侍御史周葵欲言户部尚书梁汝嘉。梁结中书舍人林待聘，林密祷于桧，桧遂除周葵起居郎。不待光尧应之，便改除。」可学录云：「周葵为御史，欲按知临安府某人。某人遂结一从官厚于桧者，曰：『端公将摇动公。』早朝，其人遂直入桧幕中，再三恳告。桧先奏事，遽擢葵为起居郎。葵不得上，至省中与某从官相见，袖中出所欲上章奏，乃是临安尹某。从官方悟其绐。」
靖康建炎，太上未立时，有一宗室名叔向，秦王位下人，自山中出来，招十数万人，欲为之。忽太上即位南京，欲归朝廷，然不肯以其兵与朝廷，欲与宗泽。其谋主陈烈曰：「大王若归朝廷，则当以其兵与朝廷。不然，即提兵过河，迎复二圣。」叔向卒归朝廷，后亦加官之类，拘于一寺中。亦与陈烈官，烈弃之而去，竟不知所之。烈去，叔向阴被害。」
张子韶人物甚伟，高庙时除讲筵。尝有所奏陈，上云：「朕只是一个至诚。」张奏云：「陛下对群臣时如此，退居禁中时不知如何？」云：「亦只是个诚。」又问：「对宫嫔时如何？」上方经营答语间，张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诚！」先生云：「高宗容谏，故臣下得以尽言。张侍郎一生学佛，此是用老禅机锋。」
论及黄察院劾王医师，先生曰：「今此东百官宅，乃王医师花园，后来籍为百官宅。」直卿曰：「中贵只合令入大内住，庶可免关节之类。」先生曰：「他若出来外面与人打关节，也得。更是今大内甚窄，无去处。便是而今都不是古。古人置宦者，正以他绝人道后，可入宫；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都与常人无异，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轿。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惟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方赐他乘轿。然也尚辞逊，未敢便乘。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皆乘轿。见说虏中却不如此。中贵出入宫禁，只独自。若有命令，只是自勒马，亦无人引。裹一[巾璞-王]头，却取落两只脚在怀里，自勒马去，这却大故省径。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今却宦者亦作大屋。以祖宗全盛之天下而犹省费如此，今却不及祖宗天下之半而耗费却如此，安得不空乏！」
逆亮临江，百官中不挈家走者，惟陈鲁公与黄瑞明耳。是时廖刚请驾幸闽中，以为闽中天险，人民忠义。是时闽中盗贼正充斥，乃降旨令开闽中路，阔丈五尺。又宿州之战，高宗已逊位。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高宗惩维扬之祸，故百官搬家者皆不问。扬录云：「逆亮犯顺时，朝士皆办去，惟陈鲁公黄通老不动。当时亦有言者令止之。太上曰：『任之。扬州时，悔不先令其去，多坏了人。』」
问：「庚辰亲征诏，旧闻出于洪景卢之手。近施庆之云，刘共甫实为之。乃翁尝从共甫见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时陈鲁公当国，命二公人为一诏，后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景卢者，后段用共甫者。」问：「此诏如何？」曰：「亦做得欠商量，盖名义未正故也。记得汪丈尝以此相问，某答曰：『此只当以渊圣为辞。盖前时屈己讲和也，犹以鸾辂在北之故，今其祸变若此，天下之所痛愤，复仇之义，自不容己，以此播告，则名正言顺。如八陵废祀等说，此事隔阔已久，许多时去那里来！』」儒用。
孝宗朝
孝宗小年极钝。高宗一日出对廷臣云：「夜来不得睡。」或问：「何故？」云：「看小儿子读书，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为忧。」某人进云：「帝王之学，只要知兴亡治乱，初不在记诵。」上意方少解。后来却恁聪明，试文字有不如法者，举官必被责。邵武某人作省元，「五母鸡」用「亩」字，孝宗大怒，欲驳放了。后又不行。
问寿皇为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楼寅亮上言，举英宗故事。且谓太祖受命，而子孙无为帝王者，当于太祖之下选一人养宫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节度使耳。继除台官，赵忠简遂力赞于外。当时宫中亦有龃龉，故养两人。后来皆是高宗自主张。未禅位前数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赠「秀王」，谥「安喜」。』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寿皇如何处置！」
高宗将禅位，先追赠秀王，可谓能尽父子之道者矣。
「高宗初，张魏公奏事，论恢复，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后来讲和了便休。寿皇初年要恢复，只要年岁做成。」问：「寿皇时人才已不及高宗时。」曰：「高宗也无人。当时有许多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如此。」问：「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曰：「张韩所不及，却是它识道理了。」又问：「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曰：「次第无人。」
上初恢复之志甚锐，及符离之败，上方大恸，曰：「将谓番人易杀。」遂用汤思退。再和之后，又败盟。
寿皇合下若有一人夹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
寿皇直是有志于天下，要用人。尝叹自家不如个孙仲谋，能得许多人。
某尝谓士大夫不能尽言于寿皇，真为自负。盖寿皇尽受人言，未尝有怒色。但不乐时，止与人分疏辨析尔。
寿皇晚来极为和易。某尝因奏对言检旱，天语云：「检放之弊，惟在于后时而失实。」只这四字，尽得其要领。又言经、总制钱，则曰：「闻巧为名色以取之民。」其于天下事极为谙悉。
问：「或言孝宗于内殿置御屏，书天下监司帅臣郡守姓名，作揭贴于其上，果否？」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刘共甫奏事便殿，尝见一马在殿廷间，不动，疑之。一日问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为之者。上万几之暇，即御之以习据鞍骑射故也。』」又曰：「某尝以浙东常平事入见，奏及赈荒。上曰：『其弊只在后时失实。』此四字极切荒政之病。」儒用。
岁旱，寿皇禁中祈雨有应。一日，引宰执入见。恭父奏云：「此固陛下至诚感通。然天人之际，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则其应亦当如此。愿陛下深加圣虑，则天下幸甚！」恭父斯语，颇得大臣体。因言梁丞相白莲事。
因言孝宗末年之政，先生曰：「某尝作孝宗挽辞，得一联云：『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
因论寿皇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于上前说何事。可学云：「某人却除大职名，与小郡。又有被批出与职名外，恁却是知他不足取。」曰：「寿皇本英锐，于此等皆照见。只是向前为人所误，后来欲安静，厌人唤起事端，且如此打至于大甚，则又厌之。正如恶骏马之奔踶，而求一善马骑之；至其驽钝不前，则又不免加以鞭策。薛补阙曾及某人。寿皇云：『亦屡以意导之而不去。』举此亦可见。大抵作事不出于义理而出于血气，久之未有不消铄者。向来封事中亦尝言此。」
高宗大行，寿皇三年戴布[巾璞-王]头，着衣衫，遵行古礼，可谓上正千年之失。当时宰相不学，三日后便服朝服。虽寿皇谦德，不欲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当如此。可谓有父子而无君臣。赐。
孝宗居高宗丧，常朝时裹白[巾璞-王]头，着布袍。当时臣下却依旧着紫衫。周洪道要着叙衫，王季海不肯，止于紫衫上系皂带。今上登极，常时着白绫背子，臣下却着叙衫，颇不失礼，而君之服遂失其旧。广录云：「今上居孝宗丧，臣下都着叙衫，方正得臣为君服。人主之服却有未尽。顷在潭州，闻孝宗讣三日后易服，心下殊不稳。不免使人传语官员，且着叙衫。后来朝廷行下文字来，方始敢出榜晓示。」
宁宗朝
上即位逾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断。先生被召至上饶，闻之，有忧色。曰：「人心易骄如此，某今方知可惧。」黄问曰：「某人专恣当逐，何惧之有？」曰：「大臣进退，亦当存其体貌，岂宜如此？」又问：「恐是庙堂诸公难其去，故以此劝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谕之以物论，不惟恐丞相久劳机务，或欲均佚？俟其请去而后许之，则善矣。幼主新立，岂可导之以轻逐大臣耶！且如陈源之徒，论其罪恶，须是斩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复教以杀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向改庆元年号时，先拟「隆平」。某云：「向来改『隆兴』时，有人议破，以为『隆』字近『降』字。今既说破，则不可用。」又曰：「『淳熙』本作『纯』字。时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盖『纯』字有『屯』字在旁。」又曰：「真宗时，杨大年拟进『丰亨』字，上曰：『为子不了。』不用。」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唐殿庭间种花柳，故杜诗云：「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国朝惟植槐楸，郁然有严毅气象。又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宫嫔引至殿上，故前诗起句云：「户外昭容紫绶垂，双瞻御座引朝仪。」至敬宗时方罢，止用小黄门引导。至今是如此。按：岑参诗「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亦殿庭种花柳之一证也。又杜赠田澄舍人有「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进御筵」，亦可为二宫嫔之证。儒用。
旧时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官以上，凡在京者皆着去立，候宰相奏事罢，却来押班，拜两拜方了，日日如此。后来韩魏公不知如何偶然忘了，不及押班便归第。御史中丞王陶即弹之，韩遂去国。温公代为中丞，先奏云：「前王陶以弹宰相不押班而去国。今若宰相更不押班，则中丞无以为职。须是令宰相押班，某方就职。」如此，便是不押班也不是。方子录云：「国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以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时归班官甚苦之，其后遂废，致王乐道以此攻魏公，盖亦以人情趋于简便故也。」
祖宗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旧时朝见，皆是先引见合门，合门方引从殿下舞蹈后，方得上殿，而今都省了。本来朝见底，皆是用一榜子上于合门，合门奏上，方始引见。而今却于引见时，合门积得这榜子，俟放见时，却一并上。则都省了许多，只是殿下拜两拜，便上殿。这非惟是在下之人懒，亦是人主不能恁地等得，看他在恁地舞手弄脚。更是合门也懒能教得他；及它有失仪，又着弹奏。而今都是从简易处去了。
引见、上殿是两事。今合门引见，便用舞蹈。近日多是放见，只是上殿拜于阶下，直前奏事而已。惟授告门谢有舞蹈。
近日上殿礼简，如所谓舞蹈等事，皆无之。只是直至殿下拜一双，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这也是合门要省事，故如此。寿皇初间得几时见群臣，皆许只用紫衫。后来有人说道太简，后不如此。
问朝见舞蹈之礼。曰：「不知起于何时。元魏末年，方见说那舞，然恐或是夷狄之风。」
近日拜表之礼甚异。论礼，班首合跪进，上面却有人来跪受，但进表后，进者因跪而拜。今则进表者先拜，却跪进，其受者亦拜。此礼不可晓。
皇太子参决时，见宰相侍从以宾主之礼。余官不然。又曰：「独宰相为正拜者，盖余官谢恩在殿下拜，侍从以上虽拜殿上，亦只偏拜，独宰相正拜，故云。」
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天子亦颇礼之，或赐之坐，不系嫔御。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
问：「本朝十一室，则九庙、七庙之制如何？」曰：「孝宗未祔庙，僖祖宣祖未祧迁时，为十二室，是九世。今既祧宣祖，又祧僖祖，却祔孝宗，正是八世。进不及九，退不及七。当时且祧宣祖，存得九庙，却待后世商量犹得。直如此匆忙，何也？」
今景灵宫，乃叔孙通所谓「原庙」是也。叔孙通言「原庙」，则是衣冠月出游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无神坐。今则一一有之，又只似太庙了，恐非叔孙通所谓「原庙」之意。今景灵宫谓之「朝献」，太庙谓之「大享」。
问：「景灵起于何代？」曰：「起于真庙。初只祀圣祖，诸帝后神御散于诸寺。其后神宗始祀圣祖于前殿，帝后于后殿。似此等礼数，唐人亦无。且如唐人配庙只一后，余后立别庙。本朝诸后俱配。」问：「人家配如何？先儒说只用元妃。伊川谓若所祭人是次妃生，即配以次妃。」曰：「此未安。古者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次妃奉事。所谓次妃者，乃元妃之妾，固不可同坐。若如后世士大夫家或三娶，皆人家女，虽同祀何害？所谓『礼以义起』也，唐人已如此。」可学云：「唐人立庙院，重氏族，固能如此。」曰：「唐人极有可取处。」
因言五礼，云：「今诸后位数多，至尊拜跪劳。古人一帝只以一后配，其余自别立庙，庶几不乱嫡妾之分。今皆配，不是。唐人有言，人家夫妇却不同。盖古者天子诸侯不再娶，故次后与正后有名分。若人家，则再娶亦妻也，故可同祭。伊川祭仪祭继室于别庙，恐未稳。」
三后并配，自本朝真庙始。其初议者皆以归咎于钱惟演，后既习见为常，亦无复有议之者矣。古人虽以子贵，然庶母无系于先君之礼。如左传书「僖公成风」，晋书「简文太后」，皆以系于其子，而别制庙以祀之。
「玄朗」讳起于真庙朝，王钦若之徒推得出，这也无考竟处。
某常疑本朝讳得那旧讳无谓。且如宣帝旧名病己，何曾讳？平帝旧名亦不曾讳。虏中讳得又峣崎，偏旁皆讳：谓讳「敬」字，「立人」傍底也讳，下面着「言」字底也讳。近日朝廷祧了几个祖讳却是，然「玄朗」却不祧。那圣祖莫较近似宣祖些么？
张以道曰：「秦王陵在汝州，太祖以下八朝陵在永安军。瞿兴瞿俊父子尝提兵至此，乏水，兴祷之。天无雨，小溪平白涌洪流，六军遂得水用。」
古者车只六尺六寸，今五路甚大。尝见人说秦太师制此，又高于京师旧日者。上面耀叶三层，皆高于旧日三寸，成尺二寸。周辂，孔子犹以为侈，要乘殷辂。今辂只是极其侈靡。
因问陈庭秀临安人。曰：「今大礼命从官一人立王辂侧，以帛维之，名何官？」曰：「名『备顾问官』，又曰『执绥官』。」先生笑曰：「然遍检古今郊礼，安有所谓『备顾问官』、『执绥官』者？盖此本太仆卿，即执御之职。古者君将升车，则御者先升，执辔中立，以绥度左肩而双垂之。绥如圆辔。君以两手援绥而升，立车之左，以左为尊。魏公子无忌自驾，虚左方以迎侯生是也。行大礼，不敢坐。车行数步止。中书令宣韶，命千牛将军千牛，择武力者为之。执长刀，立车之右以防非常，所谓骖乘也。既升车，复行，望郊坛数步，复少驻，千牛将军乃降立道左。车复行，则执长刀前导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礼，脱千牛升车一节，而但有『降车立道左』之文。初未尝登，何降之有？所谓太仆卿执御之职，遂讹曰『执绥官』、『备顾问官』。然又不执绥，却立于辂侧，恐其倾跌，以物维之。虽今之典礼官，亦但曰『执绥官』、『备顾问官』也。今为太常少卿者，便拨数日工夫，将礼书细阅一过，亦须略晓，而直为此卤莽也！周洪道尝记渠作执绥官事，自云考订精博。某问周：『何谓执绥官？』渠亦莫晓。又，绥，本人君升车之所执，御者但授与君，则御者亦不可谓之『执绥官』。语曰『升车，必正立执绥』，谓乘车者尔。」又曰：「今玉辂太重，转动极难，兼雕刻既多，反不坚牢，不知何用许多金玉装饰为也？所以圣人欲乘殷之辂，取其坚质而轻便耳。仁宗神宗两朝造玉辂，皆以重大致压坏。本朝尚存唐一玉辂，闻小而轻，捷而稳，诸辂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后，则隐隐作声。既有此辂，乘此足矣，何以更为？闻后来此辂亦入虏中。」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轿，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令乘轿，犹力辞后受。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
因言，物才数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时，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头子，在轿前。至宣政间方罢之，今人遂不识此物，亦不闻其名矣。如祖宗时人画像有执柱斧者。
册命之礼，始于汉武封三王，后遂不废。古自有此礼，至武帝始复之耳。郊祀宗庙，太子皆有玉册，皇后用金册，记不审。宰相贵妃皆用竹册。凡宰相宣麻，非是宣与宰相，乃是扬告王庭，令百官皆听闻，以其人可用与否。首则称道之文，后乃警戒之词，如今云「于戏」以下数语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谓「施行」者，行册拜之礼也。此礼，唐以来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当册拜之礼，遂具辞免。三辞，然后许，只命书麻词于诰以赐之，便当册文，不复宣麻于庭，便是书以赐宰相。乃是独宣诰命于宰相，而他人不得与闻，失古意矣。
因论今宗室与汉差别。汉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袭，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汉光武皆是起于民间也。
今南班宗室，多带「皇兄」、「皇叔」等冠于官职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王定国尝言之神庙，欲令只带某王孙，或曾孙，或几世孙。且如越王下当云：「越王几世孙。」广录云：「此说却是。不惟可免『戚君』之非礼，又可因而见其世系，稍全得些宗法。」后来定国得罪，指以为离间骨肉。今宗室散无统纪，若使当时从定国之说，却有次序可考也。广同。
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子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那得子细指点！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子细。今顷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会事！六朝时，尚有「对案画敕」之语。若有一案，犹使大臣略凭倚细说，如今公吏们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细。又云：「直要理会事，且如一事属吏部，其官长奏对时，下面许多属官一齐都着在殿下。逐事付与某人某人，便着有个区处，当时便可参考是非利害，实时施行，此一事便了。其它诸部有事皆如此，岂不了事？如今只随例送下某部看详，迁延推托，无时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两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会某事，集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无敢向前。如此，几时得了！于是即取纸来，某自先写起，教诸同官各随所见写出利害，只就这里便见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间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这上理会，写得在这里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将口说来说去，何时得了！朝廷万事，只缘各家都不说要了，但随时延岁月，作履历迁转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一日二日万几』。如今群臣进对，顷刻而退，人主可谓甚逸。古人岂是故为多事？」又云：「汉唐时，御史弹劾人，多抗声直数其罪于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于阙外，直指其名，不许入朝。这须是如此。如今要说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为计而后敢说，说且不尽，是甚模样！六朝所载『对案画敕』下，又云：『后来不如此，有同谮愬！』看如今言事者，虽所言皆是，亦只类谮愬。」
「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无意外仓卒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今枢密院号为典兵，仓卒之际，要得一马使也没讨处！今枢密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若有紧急事变，如何待得许多节次？汉三公都带司马及将军，所以仓卒之际，便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倾危。今幸然无意外之变，若或有之，枢密且仓卒下手未得。苗刘之事，今人多责之朱吕，当时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难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莱公人物生得如何？气貌是如何？平日饮食言语是如何样底人？今不复得亲身看，且得个依稀样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节担当大事人，亦须有平阔广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继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极也不爱一死。但拌却一死，于自身道理虽仅得之，然恐无益于事，其危亡倾颓自若，柰何！如靖康，李忠愍死于虏手，亦可谓得其死。但当时使虏人感慨，谓中国有忠臣义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扰，引兵而退。如此，却于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变只如此，济得甚事！当死而死，自是无可疑者。」
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苟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
本朝官制与唐大概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颁行之。介甫时居金陵，见之大惊。曰：「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盖神宗因见唐六典，遂断自宸衷，锐意改之，不日而定，却不曾与臣下商量也。
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旨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故中书之权独重。本朝亦最重中书，盖以造命可否进退皆由之也。门下虽有缴驳，依旧经由中书，故中书权独重。及神宗仿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滞。故渡江以来，执政事皆归一。独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旧分额各属，三省吏人自分所属，而其上之纲领则不分也。旧时三省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闻知。中书自理会中书事，尚书自理会尚书事，门下自理会门下事。如有除授，则宰执同共议定，当笔宰执判「过中」，中书吏人做上去，再下中书，中书下门下，门下下尚书。书行给舍缴驳，犹州郡行下事，须幕职官佥押，如有不是，得以论执。中书行下门下，皆用门下省官属佥押。事有未当，则官属得以执奏。
「旧制：门下省有侍中，有门下侍郎；中书省有中书令，中书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书令，只置门下中书、侍郎。后并尚书左右丞、门下中书侍郎四员，为参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馆大学士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郑公等为之。后改为左右仆射，则蔡京王黼首居是选。及改为左右丞相，则某人等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预名事？」曰：「只是实不正，使名既正而实亦正，岂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说驯致祸乱。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说得不是！使其名果正，岂不更佳？」
问：「何故起居郎却大，属门下省？起居舍人却小，属中书省？」曰：「不知当初何故，只是胡乱牵拏得来底便是。起居郎居左，起居舍人居右，故如此分大小。只缘改官制时，初无斩新排到理会底说。故如此牵拖旧职，不成伦序。」
给事中初置时，盖欲其在内给事。上差除有不当，用舍有不是，要在里面整顿了，不欲其宣露于外。今则不然，或有除授小报才出，远近皆知了，给舍方缴驳，乃是给事外也。这般所在，都没理会。
问：「或言六尚书得论台谏之失，是否？」曰：「旧来左右丞得纠台谏。尝见长老言，神宗建尚书省，中为令听，两旁则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得政，奏言土地神在某方，是居人位，所以宰相累不利，建议将尚书省拆去。」因言：「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它人拆尚书省，便如何了得！」
「初，蔡京更定幕职，推、判官谓之『分曹建院』。以为节度使、观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财，今则皆是闲称呼，初无职事，而推、判官犹袭节度、观察之名，甚无谓。又古者以军兴，故置参军。今参军等职皆治民事，而犹循用参军之号，亦无意谓。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为司士曹事、司仪曹事。此类有六。参军之属改为某院某院，而尽除去节度参军之名，看来改得自是。又如妇人封号，有夫为秦国公，而妻为魏国夫人者，亦有封两国者。秦桧妻封两国，范伯达笑之曰：『一妻而为两国夫人，是甚义理！』故京皆改随其夫号：如夫封建安郡，则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国，则妻亦封秦国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来随其夫称极是。如淑人、硕人、宜人、孺人之类，亦京所定，各随其夫官带之。后人谓淑人、硕人非妇人所宜称。看来称硕人亦无妨，惟淑人则非所宜尔。但只有一节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为某国夫人者，此则与京所改者相值，龃龉不可行。盖其封赠格法如此。当初合并格法也与整顿过，则无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谓其法自相违戾；亦是京不仔细，乘势粗改。后人以其出于京也，遂不问是非，一切反之。又如神宗所改官制。旧制：凡通判太守出去，皆带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其见居职者，则加以判流内铨，流外铨。岂有吏部官而可带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为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之类。所以朝散以下谓之员郎，盖本员外郎之资叙；朝奉大夫方谓之正郎，盖吏部郎中资叙也。朝散郎、朝奉大夫之类有二十四阶，分为三等，每等八阶，以别异杂流有出身无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后行。」又问知县、通判、知州资叙。曰：「在法，做两任知县，有关升状，方得做通判；两任通判，有关升状，方得为知州；两任知州，有关升状，方得为提刑。提刑又有一节，方得为转运。今巧宦者欲免州县之劳，皆经营六院。盖既为六院，便可经营寺、监、簿、丞，为寺、监、簿、丞出来，便可得小郡。又不肯作郡，便欲经营为郎官。郎官非作郡不得除，故又经营权郎，却自权郎径除卿、监、长、贰，则已在正郎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县不得作郡，故不作县者，必经营为临安倅。盖既为临安倅，则必得郡，更不复问先曾为县否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间许多曲折？宰相虽知，又且苟简，可以应副亲旧。若是人君知得，都与除了这般体例。苟不作县，虽为临安倅，亦不免便使权卿、监；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为卿、监者，亦须已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监、丞、簿等官权之，则人无侥幸之心矣。只缘当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这般掩头藏幸底路径，所以使人趋之。尝记欧公说旧制，观文殿大学士压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压观文殿学士，观文殿学士压资政殿学士。后来改观文两学士都压资政两学士，议者以见任者难为改动。欧公以为此不难，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观之，亦何须如此劳攘？将见任者皆与改定又何妨？不过写换数字而已，又不会痛，当时疑虑顾忌已如此。只缘自来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护。其弊至于今日略欲触动一事，则议者纷然以为坏祖宗法。故神宗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伤于太锐，少商量。」
「唐制：某镇节度使，某州刺史观察使，此藩镇所称。使持节某州军州事，此属州军所称。其属官则云某州军事判官，某州军事推官。今尚如此。若节镇属官，则云节度推、判官，以自异于属州。使与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观察判官、观察推官，州院有知录，纠六曹官，为六曹之长。凡兵事则属使院，民事则属州院，刑狱则属司理院。三者分属，不相侵越。司法专检法，司户专掌仓库。然司理既结狱，须推、判官签押，方为圆备。不然，则不敢结断。本朝并省州院、使院为一。如署衔，但云知某州军州事。军州事，则使院之职也。自并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职颇为淆乱，司法、司理、司户三者尚仍旧。知录管州院事，专主教民，今乃管仓库，独为不得其职。所以六曹官惟知录免二日衙，以其职尊，故优异之。此等事，史书并不载，惟杂说中班驳见一二。旧尝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后阅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并省归一，方知不然。因晓州院、使院之别。使院，今之佥厅也。凡诸幕职官皆谓之当职官。如唐书所云，有事当罚，则诏云自当职官以下以次受罚；有事当赏，则云当职官以下以次受赏，谓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后来蔡京改六曹官名，颇得旧职，为不淆乱。渡江以来，以其出于京也，皆罢之。」又问：「长史何官？」曰：「六朝时长史甚轻。次第只是奔走长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则甚重。盖皇子既遥领正大帅，其群臣出为藩镇者，则称云副大帅某州长史。韩文董晋官位可见。至唐中叶，而长史、司马、别驾皆为贬官，不事事。盖节度使既得自辟置官属，如节度、观察推、判官之属。此既重，则彼皆轻矣。」
蔡元道所为祖宗官制旧典，他只知惩创后来之祸，遂皆归咎神宗，不合轻改官制。事事以祖宗官制为是，便说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后来所以放行逾越，任用小人，自是执法者偏私，何关改官制事！如武臣诸节度、副总管诸使所以恩礼隆异，俸给优厚者，盖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叛，故置诸节度使，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其心而杜其异志。及太宗真宗以后，则此辈或以老死，又无兵权。后来除授者，自可杀其礼数，减其俸给，降其事权，而犹袭一时权宜苟且之制，为子孙不可易之常典，岂不过哉！然祖宗时放行，极艰其选，不过一二人、二三人。后来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罢，及武臣宠幸宦者之徒，无不得之，实法制不善有以启之耳。及经变故，乃追咎轻越祖宗法度之不知此既开其可入之涂，彼孰不为可入之涂以求合乎？
唐沈既济之说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旧职名不除，所以愈见重复。然唐时犹自归一，如藩镇节度使、观察使，民事兵事一人皆了。今既有帅，又有家居节度使，便用费许多钱养他。见任事者请俸却寡，而家居守闲名者，请俸却大。节度使请俸月千余缗。又节度印，古者所以置旌节以为仪卫，而重其权。今却令带之家居，请重俸，是甚意？今为福州安抚使，而反不如威武军节度使之请俸。
祖宗置资格，自立侥幸之门。如武臣横行，最为超捷。才除横行，便可越过诸使，许多等级皆不须历，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用除横行，横行犹用守这数级，只落借官则无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资格，谨重名器。而不知自置许多侥幸之路，令人脱过，是甚意思？除是执法者大段把得定，不轻放过一个半个，无一毫私，方执得住。不然，便不可禁遏矣。不知当初立法，何故如此？今呆底人，便只守此为不可易之典，才触动着，便说是变动祖宗法制。也须赌过是，始得。
赵表之生做文官，才到封王，封安定郡王。便用换武。岂文官不可封王，而须武官耶？又今宗正须以宗室武官为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间一样愚人，便以此等制度为百王不可易之法！
只改儒林、文林之属，其它皆可通行。文官犹有古名，如武官诸阶称呼，多有无意义者。又曰：「四厢都指挥使，又有甚诸色使，皆是虚名。只有三衙都指挥使真有职事。」又曰：「元丰以前武臣无宫观，故武臣无闲者。见武臣乞解军职，必出藩府。及元丰介甫相，置宫观，方有闲者。」
本朝先未有祠禄，但有主管某宫、某观公事者，皆大官带之，真个是主管本宫、本观御容之属。其它多只是监当差遣。虽尝为谏议官，亦有为监当者，如监船场、酒务之属。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论，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异议之人。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后来渐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
华州云台观、南京鸿庆宫，有神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犹有说。若武夷山冲佑观、临安府洞霄宫，知他主管个甚么？
今太庙室深而堂浅，一代为一室；堂则虽在室前，而实同为一堂。古人大抵室事尚东向，堂事尚西向。
「皇城使有亲兵数千人，今八厢貌士之属是也。以武臣二员并内侍都知二员掌之。本朝只此一项，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参之。」因笑曰：「此项又似制殿前都指挥之兵也。」
「今之二衙，即旧日之指挥使。朱温由宣武节度使篡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挥使为殿前指挥使，管禁卫诸军。以至今日，其权益重。尝见欧阳公记其为某官时，殿帅之权犹轻，见从官，不接坐；但传语，不及献茶。及再入为执政，则礼数大异矣。」问：「何故如此？」曰：「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
问：「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监军，何也？」曰：「是他信诸将不过，故用其素所亲信之人。后来一向疏外诸将，尽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继恩平李顺有功，宰相拟以宣徽使赏之。太宗怒，切责宰相，以为太重，盖宣徽亚执政也，遂创『宣政使』处之。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则爵赏不得吝矣。然犹守得这些意思，恐起宦者权重之患。及熙丰用兵，遂皆用宦者。李宪在西，权任如大将。驯至后来，遂有童贯谭稹之祸。」宦者其初只是走马承受之类，浸渐用事，遂至如此。
今之总管，乃国初之部署。后避英庙讳，改焉。都监乃是唐之监军，不知何时转了。
太祖收诸镇节度兵权，置诸州指挥使，大州十数员，次州六七员，又次州三四员，每员管兵四五百人。本州岛自置营招兵，而军员管之。每遇迁升，则密院出宣付之。用纸一大幅，题其上曰「宣付指挥使某」，却不押号，而以御前大宝印之。军员得此极重，有一人而得数宣者，盖营中亦有数等品级迁转也。指挥有厅，有射场，只在营中升降，不得出官。
「总领一司，乃赵忠简所置，当时之意甚重。盖缘韩岳统兵权重，方欲置副贰，又恐启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总制财赋为名，却专切报发御前兵马文字，盖欲阴察之也。」或谓：「总领之职，自可并归漕司。」曰：「财赋散在诸路，漕司却都呼吸不来。亦如坑冶，须是创立都大提点，方始呼吸得聚。」
运使本是爱民之官，今以督办财赋，反成残民之职。提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经、总制钱，反成不仁之具。
祖宗，凡升朝官在京，未有职事者，每日赴班，才有差遣则已。
今群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处之凡有辞避，必再三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从罢黜。
旧制：迁谪人词头，当日命下，当日便要，不许隔宿，便与词头报行。而今缘有信札，故词头有一两月不下者，中书以此觉得事多。此皆军兴后事多，故如此。国朝旧制，煞有因军兴后废格而未复者。
旧法：贬责人若是庶官，亦须带别驾或司马，无有带阶官者。今吕子约却是带阶官安置。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
史甚弊，因神宗实录皆不敢写。传闻只据人自录来者。才对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对语上史馆。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写，不敢增减一字。盖自绍圣初，章惇为相，蔡汴修国史，将欲以史事中伤诸公。前史官范纯夫黄鲁直已去职，各令于开封府界内居住，就近报国史院，取会文字。诸所不乐者，逐一条问黄范，又须疏其所以然，至无可问，方令去。后来史官因此惩创，故不敢有所增损也。按实录，是时史官赵彦若亦同于府界居住。后赵安置豊州，范永州，黄黔州。儒用。
先生问[莹田-玉]「有山谷陈留对问否？」曰：「无之。」曰：「闻当时秦少游最争得峻，惜乎亦不见之。陆农师却有当来对问，其间云，尝与山谷争入王介甫『无使上知』之语。又云，当时史官因论温公改诗赋不是。某云：『司马光那得一件是？皆是自叙与诸公争辨之语。』」
「道君钦宗实录数百卷，吕丈月十日修了。云，只是得大节目百十条。」问云：「何不入文字展日？」曰：「便不是吕丈规模。」
本朝国纪好看，虽略，然大纲却都见。长编太详，难看。熊子复编九朝要略，不甚好。国纪，徐端立编。
圣政编年一书，起太祖，止绍兴九年，书坊人做。非好书。
今之学规，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县学，取湖学规矩颁行之。湖学之规，必有义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条「谤讪朝政」之类，其出于蔡京行舍法之时有所改易乎！当时如徐节孝为楚州教官，乃罢之，而易以其党。大抵本朝经王氏及蔡京用事后，旧章荡然，可胜叹哉！
问学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经是也。进士科则试文字，学究科但试墨义。有才思者多去习进士科，有记性者则应学究科。凡试一大经者，兼一小经。每段举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不通为去取。应者多是齐鲁河朔间人，只务熟读，和注文也记得，故当时有『董五经』『黄二传』之称。但未必晓文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礼，亦不与进士等。进士入试之日，主文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至学究，则彻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渴至饮砚水而黔其口者！当时传以为笑。欧公亦有诗云：『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或云，「彻幕」乃「瞑目」字，亦非欧诗。其取厌薄如此，荆公所以恶而罢之。但自此科一罢之后，人多不肯去读书。」儒用。
熙宁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观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辉埕尝作记。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今欲训天下士以忠孝，而学校之制乃出于不忠不孝之人，不亦难乎！儒用。
「大学舍法坏人多，龟山尝立论。高抑崇曾见龟山。太学初兴，召为司业，善类颇属望。到彼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莫负了龟山否？」王子合曰：「闻那时只是取法于一旧老吏。」浩曰：「秦会之是旧大学中人，想是据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合与承当。高公大率不立，五峰尝有书责他。」
先生因论本朝南渡以来，其初立法甚放宽，盖欲聚人。不知后来放紧，便不得。
今之法，大概用唐法。
问：「今三代之法，或可见于律中否？」曰：「律自秦汉以来，历代修改，皆不可得而见矣。如汉律文简奥，后代修改，今亦不可见矣。」
律是历代相传，敕是太祖时修，律轻而敕重。如敕中刺面编配，律中无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编管是也。敕中上刑重而下刑轻，如律中杖一百，实有一百，敕中则折之为二十。五折一。今世断狱只是敕，敕中无，方用律。同。
因言：「律极好。律即刑统。后来敕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干道淳熙新书更是杂乱。一时法官不识制法本意，不合于理者甚多。又或有是计嘱妄立条例者。如母已出嫁，欲卖产业，必须出母着押之类。此皆非理，必是当时有计嘱而创此条也。孝宗不喜此书，尝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
刑统大字是历代相传，注字是世宗时修。
旧来敕令文辞典雅，近日殊浅俗。里面是有几多病痛。
宋莒公曰：「『应从而违，堪供而阙』，此六经之亚文也。」谓子不从父不义之命，及力所不能养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义当从而不从，力可供而不供，然后坐以不孝之罪。
或问：「『敕、令、格、式』，如何分别？」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时纲领。本朝止有编敕，后来乃命群臣修定。元丰中，执政安焘等上所定敕令。上喻焘曰：『设于此而逆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谓之「式」，禁于未然谓之「令」，治其已然谓之「敕」。修书者要当如此。若其书完具，政府总之，有司守之，斯无事矣。』此事载之己仰录，时出示学者。因记其文如此，然恐有脱误处。神庙天资绝人，观此数语，直是分别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亲当某服，某服当某时，各有限极，所谓『设于此而逆彼之至』之谓也。式，如磨勘转官，求恩泽封赠之类，只依个样子写去，所谓『设于此而使彼效之』之谓也。令，则条令禁制其事不得为、某事违者有罚之类，所谓『禁于未然』者。敕，则是已结此事，依条断遣之类，所谓『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敕在后，则有『教之不改而后诛之』底意思。今但欲尊『敕』字，以敕居前，令、格、式在后，则与不教而杀者何异？殊非当时本指。」又问：「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书。」是他见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统，此书甚好，疑是历代所有传袭下来。至周世宗，命窦仪注解过，名曰刑统，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敕令。大概敕令之法，皆重于刑统。刑统与古法相近，故曰『八分书』。」「介甫之见，毕竟高于世俗之儒」。此亦伊川语，因论祧庙及之。儒用。
某事合当如何，这谓之「令」。如某功得几等赏，某罪得几等罚，这谓之「格」。凡事有个样子，如今家保状式之类，这谓之「式」。某事当如何断，某事当如何行，这谓之「敕」。今人呼为「敕、令、格、式」，据某看，合呼为「令、格、式、敕」。敕是令、格、式所不行处，故断之以敕。某在漳州，曾编得户、婚两门法。
本合是先令而后敕，先教后行之意。自荆公用事以来，方定为「敕、令、格、式」之序。
「唐藩镇权重，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权轻，却不能生事，又却无以制盗贼。」或曰：「此亦缘介甫刮刷州郡太甚。」曰：「也不专是介甫。且如仁宗时，淮南盗贼发，赵仲约知高邮军，反以金帛牛酒使人买觅他去。富郑公欲诛其人，范文正公谓他既无钱，又无兵，却教他将甚去杀贼？得他和解得去，不残破州郡，亦自好。只是介甫后来又甚。州郡禁军有阙额处，都不补。钱粮尽欲解发归朝廷，谓之『封桩阙额禁军钱』，系提刑司管。」
经制钱，宣和间用兵，经制使所创。总制钱，绍兴初用兵，总制使所创。二人不记姓名。应干税钱物，杂色场、务纳钱，每贯刻五十文，作头子钱。括之为二色钱，以分毫积，计大计多，况其大者！
经制钱，陈亨伯所创。盖因方腊反，童贯讨之，亨伯为随军转运使。朝廷以其权轻，又重为经制使。患军用不足，创为此名以收州县之财，当时大获其利。然立此制时，明言军罢而止，其后遂因而不改。至绍兴四年，韩球又创总制钱，大略仿经制为之。十一年经界法行，民间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额。至次年，则其数大亏，乃令州县添补解发。自后州县大困，朝廷亦知之。议者乃请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额。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补之岁，其额犹为重也，因仍至今。顷年得江西宪时，陛对日，亦尝为孝宗言之。盖此政是宪司职事。又曰：「亨伯创经制钱时，其兄弟有名某者，劝止之。不从，乃率其子侄哭于家庙，以为作俑之罪，祖先将不祀矣！」
德粹语婺源纳银之弊，方伯谟因问和买。先生言其初曰：「今日惟绍兴最重。旧抛和买数时，两浙运使乃绍兴人。朝廷抛降三十万匹与浙东，绍兴受十四万。是时都吏乃会稽县人，会稽又受多。惟余姚令不肯受，为其民以瓦砾掷之，不得已受归，而其数少，恨不记其名。」滕云：「婺源乃汪内翰乡邑。汪知乡郡，朝廷初降月椿时，会诸县令于廷。婺源令偶言丹阳乡民顽，汪本此乡人，以令为讥之，先勒令受十分之四分三厘，至于今为害。」先生曰：「畴昔创封椿时，本无实数，只是赖州县。且如常平中一项钱，亦许椿数。提举司钱今日又解，明日又解，解必有限，彼岂不来争？以此观之，事皆系作始不是。」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贯，谓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钦为户部时，便不用这法，须要催尽。至今所以如此。
所在上供银，皆分配诸县。独建宁因吴公路作宪，算就盐纲上纳。虽是算在纲上，中间作旧科数，诸县甚者至科民间买纳。后沈公雅来，却检会前时行下指挥，遂罢买上供银。
张定叟尚书云，青城每郊用木十五万缚幕屋，事已，撤去，皆诸珰得之。其费出于临安。渠知府日，尝奏乞从本府出钱盖屋，庶免逐郊费用，不从。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因论唐初国初人才，云：「国初人材，是五代时已生得了。」
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虽有欲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卓。僩录略。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因看种明逸集。
问本朝宰相孰优。曰：「各有所长。」
赵几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须『发强刚毅，足以有执』，则得。」
「宰相荐张齐贤，曾受一曹司甚恩，忘了，齐贤后以兄事之。举此一事，齐贤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时人朴实如此。今好荐章如此，乃是一言章也。」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学，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岂有如此等事！
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事，极好，可谓镇浮。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贤德，兴起至治也？
李文靖重厚沉默，尝寓京师，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轿下轿，乃一盖头妇人，不见其面，然仪度甚美；入文靖房，久而出。众讶之，以为文靖如此，却引得这般人来，遂问之。文靖亦只依违应之曰：「『亦言某前程之类，何足信！』深诘之，文靖曰：『诸公曾见其面乎？一面都是目！』」许文靖为相。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何也？」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曰：「如寇莱公，也因天书欲复相。」曰：「固是。」
问：「王沂公云：『恩欲己出，怨使谁当？』似此不可为通法否？」曰：「它只说不欲牢笼人才，说使必出自我门下。它亦未尝不荐人才。」相。
问：「先生前日曾论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不知使范公处韩公受顾命之时，处事亦能如韩公否？」曰：「看范公才气，亦须做得。」又曰：「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问：「范文正作百官图以献，其意如何？」曰：「它只说如此迁转即是公，如此迁转即是私。吕许公当国，有无故躐等用人处，故范公进此图于仁宗。」因举诗云：「『诲尔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骤擢作侍从，虽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紧要。为人主者，便须知把他擢作侍从，如何不把做谏议大夫之类。」
「近得周益公书，论吕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为开封府，又为百官图以献。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而为公，如是而为私，意颇在吕相。吕不乐，由是落职，出知饶州。未几，吕亦罢相。后吕公再入，元昊方犯边，乃以公经略西事，公亦乐为之用。尝奏记吕公云：「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后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前书今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他如丛谈所记，说得更乖。某谓吕公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验。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