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致敌来战，则彼势常虚；不能赴战，则我势常实。多方以致敌之来，我据便地而待之，无有不胜。法曰：“致人而不致于人。”①
后汉建武五年，光武诏耿弇，悉收集降附，结部曲②，置将吏，弇帅骑都尉刘歆、泰山太守陈俊将兵而东。张步闻之，使其将费邑军历下，又令兵屯祝阿，别于泰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之。弇渡河先击祝阿，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遂空壁亡去。费邑分兵遣其弟费敢守巨里，弇进兵先胁巨里，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宣敕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③，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之耳。野兵不击，何以城为？”则分兵守巨里，自帅精锐上冈阪④，乘高合战，大破之，斩邑。既而取首级以示巨里，城中惧，费敢[悉众]亡归张步。弇悉收其积聚，纵兵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