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于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干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
唐贞观时，马周上疏曰：“隋室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则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众。但贮积固有司之常事，要当人有馀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
唐天宝以来，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馀万缗，粟千九百八十馀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疋，绵百八十馀万屯，布千三十五万馀端。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于所入，于是钱之臣始事削。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洪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禄山反，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万缗而已。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肃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訾（见《訾算门》），时第五琦以钱得见，请于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
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给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阙。”帝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初，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永泰二年，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以转运使刘晏领之；京畿、关内、河南、剑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领之。及琦贬，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与晏分治。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为婚，岁送马十万疋，酬以缣帛百馀万疋，而中国财竭，岁负马价。鱼朝恩、元载擅权，帝诛朝恩，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其法，专留意祠祷，焚币玉，写浮屠书，度支廪赐僧巫，岁钜万计。时朝多留事，经岁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贡献未报及失职未叙者，食度支数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岁省费万计。
自至德以后，天下兵起，因以饥厉，百役并兴，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进献，私为赃盗，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者得免，贫者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杨炎为相，乃请为两税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奸，权归朝廷（详见《田赋门》）。
初，德宗居奉天，储蓄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Г既平，乃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馀”，至代易又有“进奉”。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二三，无敢问者。刺史及幕僚至以进奉得迁官。继而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生民重困，又为宫市（见《征榷门》）。
朱Г僭位长安，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给其衣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馀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横敛焉。
裴延龄领度支，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疋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
司马温公有言：“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潦则秋旱。”善哉言也。后世多欲之君、聚敛之臣，苛征横敛，民力不堪而无所从出，于是外则擅留常赋以为进奉，内则妄指见存以为羡馀，直不过上下之间自相欺蔽耳。德宗借军兴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间架、陌钱诸色无艺之征敛，乃复不能稍丰泾原军士之廪饷，以致奉天之难，至委其厚藏以遗朱Г。Г平而府库尚盈，人皆追怨横敛，而帝方惩奉天储蓄空窘，益务聚蓄，不知所以致难之由非因乏财，盖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与言哉？
宪宗时，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又令诸道观察、节度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送使之馀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时因德宗府库之积，天子颇务俭约。及刘辟、李平，赀藏皆入内库。方镇于ν、王锷进献甚厚，帝受之，李绛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于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于人也。”然不知进献之取于人重矣。其后，皇甫、王遂、李、程异用事，益务聚敛，诸道贡献尤甚。
会昌末，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更号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属宰相，其任益重。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
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四之一，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岁钱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馀万，有司远取后年乃济，及郡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
李吉甫为《元和国计簿》及中书奏疏，以天下郡邑户口财赋之入较吏禄、兵廪、商贾、僧道之数，大率以二户而资一兵，以三农而养七游手。
后唐庄宗既灭梁，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给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郭崇韬颇受藩镇馈遗，或谏之，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藉外财？但伪梁之世，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皆梁旧臣，主上之仇雠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吾特为国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因言于上曰：“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赐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蓄，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于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继韬时以诛死）。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潞王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阅府库实金帛不过三万疋、两，而赏军之费应用五十万缗，乃率京城民财，数日仅得数万缗。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死，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言于帝曰：“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于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于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军士无厌，犹怨望。
宋太祖皇帝干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唐末兵兴，方镇皆留财赋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迫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后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以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
六年，诏诸州通判、官粮科院至任，并须躬自检阅帐籍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认文状。
是岁，置封桩库。国初，贡赋悉入左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始于讲武殿别为内库，号“封桩库”，以待岁之馀用。
帝尝曰：“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人。”乃置此库。太宗又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尝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当复赋率于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干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赈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馀则偿之。淳化后，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止斋陈氏曰：“国初平僭伪，尽得诸国所藏之赋入内藏。是后，时时以州县上供拨入库，而不齐集，守藏之臣每以为言，上亦不察察也。盖祖宗盛时，内藏库止是收簇给费之馀或坊场课利，不以多寡，初无定额。熙宁二年，始命三司户部判官张讽核实，讽取自嘉至治平十年以来输送之数、见得川路金银，自皇三年并纳内库，馀福建、广东、淮南、江南东则各有窠名分隶。而十年之间所入殊不等，乃诏今后并令纳左藏库，逐年于左藏库拨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入内藏，遂为永额。然讽元奏治平以前诸路所进坑冶、山泽、河渡课利，悉在其中，既合为元额矣，在后中书再取旨，以诸路提点银铜坑冶司所辖金银场冶课利并依久例，尽数上供入内库，则坑冶之入不理为左藏库年额之数。自是条制益严密，皆王安石之为也。元丰元年，敕诸路上供金银钱帛令赴内藏库内者，委提刑拘催，擅折变、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诏令诸路坑冶课利七分起发赴内藏库，三分充漕计，靖康改元，三分复尽输内藏矣。”
开宝元年，诏诸道给舟车辇送上供钱帛。
止斋陈氏曰：“国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银、钱、诸路米纲。《会要》：开宝五年，令汴、蔡河岁运江淮米数十万石赴京充军食；太平兴国六年，制岁运三百五十万石；景德四年，诏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于此。银纲，自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其馀未有条贯，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则银纲立额始于此。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钱额，自后每年依此额数起发，则钱纲立额始于此。绢绵纲虽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数，则亦有年额矣。然而前朝理财务在宽大，随时损益，非必尽取。上供增额起于熙宁，虽非旧贯，尤未为甚。崇宁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钱物新格，于是益重。宣和元年，户部尚书唐恪稽考诸路上供钱物之数：荆湖南路四十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万疋、两，利州路三万二千五百一十八贯、疋、两，荆湖北路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贯、疋、两，夔州路一十二万三百八十九贯、疋、两，江南东路三百九十二万四百二十一贯、疋、两，福建路七十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七贯、疋、两，京西路九万六千三百五十一贯、疋、两，河北路一十七万五千四百六十四贯、疋、两，广西路九万一千九百八十贯、疋、两，京东路一百七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四贯、疋、两，广南东路一十八万八千三十贯、疋、两，陕西路一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九十八贯、疋、两，成都路四万五千七百二十五贯、疋、两，潼川路五万二千一百二十贯、疋、两，两浙路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八贯、疋、两，两淮南路一百一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三贯、疋、两，而斛斗地杂科不与焉，其取之民极矣。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虽曰饷军，出不得已，要非爱惜邦本之道，此宽民力之说所以为最先务也。”
按：止斋此段足以尽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于唐之中叶，盖以大盗扰乱之后，赋入失陷，国家日不暇给，不能考，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为上供之法，仅能取其三之一。宋兴，既已削州镇之权，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权在上，既不敢如唐之专擅以自私，献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乱而难考则，虽按籍而索，锱铢皆入朝廷，未为不可。然且犹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数，定为年额，而其遗利则付之州县桩管，盖有深意：一则州郡有宿储，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则宽于理财，盖阴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则上供输送之外，时可宽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贪饕纵侈之辈，则那计优裕之馀，亦不致刻剥以肆毒，所谓损上益下者也。呜呼，仁哉！
六年，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以留州钱物尽数系省始于此。
止斋陈氏曰：“自唐末方镇厚敛以自利，上供殊鲜，或私纳货赂，即名贡奉，至是始尽系省。按：后唐天成年宣命，于系省曲钱上，每贯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诸道如更妄称简置官员，即勒令自备请给，不得正破系省钱物，则系省之名旧矣，然初未尝立拘辖钩管之制，要不使妄费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诸州应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景德元年，复立置簿，拘辖累年应在。虽有此令，不过文具。三司使丁谓奏立转运司比较闻奏，省司进呈增亏赏罚之法。然承平日久，国家盖务宽大，诸郡钱物往往积留，漕臣靳惜，吝于起发，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详。魏羽在咸平则言淳化以来收支数目攒簇不就，名为主计而不知钱出纳。王随在景德则言咸平以来未见钱物著落，诸州受御指挥，多不供申，或有申报多是卤莽，以致勘会勾销了绝不得。范雍在天圣则又言自太平兴国以来未尝除破，更有桩管，倍万不少。天圣至嘉四十年间，理财之令数下，徒有根括驱磨之文，设而不用，以此见得开国以来讫于至和，天下财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泽，于此见矣。熙宁五年，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五房公事、判司农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财物，干没差谬，漫不可知，三司虽有审覆之名，不复省阅，但为空文。自天圣九年，上下因循，全无检点，纵有大段侵欺，亦无由举发，为弊滋多。’遂乞专置司驱磨天下帐籍。自专置司，继以旁通目子，而天下无遗利，而公使钱始立定额，自二百贯至三千贯止。州郡所入，才醋息、房园、祠庙之利，谓之‘收簇’，守臣窘束，屡有奏陈（谓如本州额定公使钱一千贯，则先计其州元收坊场、园池等项课利钱若干，以不系省钱贴足额数。然诸项课钱逐年所收不等，或亏折不及元数，而所支不系省贴足之钱更不增添，则比额定数有不及一半者，此其所以窘束也）。后又以在州诸色钱类为一体，封桩入便，以便不尽钱起发。初，嘉茶通商，于是以六路茶本钱、茶租、茶税钱封桩入便，若辄有支动，即当职黜降，不以自首、迁官、去官、赦降原减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诸色钱并依通商茶法矣。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琐细钱定为无额上供（谓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到钱、铜铅木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钱、代支失陷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盖自系省而后有应在司，有应在司而后有封桩，有封桩而后起发。盖至熙、丰系省，初无窠名，应在司最为冗长，此元群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纷更也。”
又诏诸州守臣，非圣节进奉，自馀诸般进奉钱物并留本州管系，不得押领上京。圣节进奉始此。
止斋陈氏曰：“谨按李焘《续通鉴》、熊克《九朝要略》，皆于干德三年三月平蜀后书：诏诸州计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于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矣。盖约本志修入，而《实录》不著。窃考建隆以来，凡上供纲皆有元降指挥，独不见上件条贯，唯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陕钱帛令本路转运司计度，只留一年支备，其剩数计纲起发上京，不得占留，盖平蜀后事也。自馀诸州常切约度，在州以三年准备为率外，县镇二年，偏僻县镇一年，河北、陕西缘边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来便钱，州月帐内将见钱除半支遣外，并具单状申奏。诸州应系钱物合供文帐，并于逐色都数下，具言元管年代、合系本州支用申省，候到省日，或有不系本州支用及数目浩大，本处约度年多支用不尽时，下转运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据在京要用金银钱帛诸般物色，即除式样遍下诸州府，具金银钱帛粮草收、支、见在三项单数，其见在项内开坐约支年月，省司即据少剩数目下诸路转运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约度不足去处，许以收至诸色课利计置封桩，以此参考是岁进奉约束。并景德元年李焘所奏，足见国初未尝务虚外郡，以实京师，今从《实录》。”
按：干德三年有诸州金帛悉送阙下之诏，今复有此诏，疑若异同，而止斋遂以《实录》不载前诏为疑。盖唐末而方镇至于擅留上供之赋，威令不行故也；宋兴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钱，纪纲素立故也。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干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后为天子之财也。
诏官受仓场头子钱之半（头子钱本末见《田赋门》）。
●卷二十四 国用考二
○历代国用
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夷狄金缯之遗，百姓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夷狄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仁宗承之，给费浸广，天圣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书既降，斋醮糜费甚众，至是始大省斋醮宴赐，及减诸宫观卫卒。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本之费省矣。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贾昌期上言：“江淮岁运粮六百馀万，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于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于是议省冗费，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祠所赐之半，著为式。于是皇后、嫔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钱以助军，帝亦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亦减郊祠所赐银绢，著为式。时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后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钱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后，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元昊请臣，西兵既解，而调用无所减，即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蠲除科率，稍徙屯兵还内地，汰其老弱，官属羡溢则并省之；又命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后，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俸赐从而增广。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缗钱、金帛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馀万，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镇上言：“古者宰相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至英宗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与焉。
苏轼《策别》曰：“人君之于天下，俯已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已，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穷时，所望不过十金之赀，计其衣食之费，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宽然而有馀。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则心意之欲，日以渐广，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给，不知罪其用之不节，而以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贪，求愈多而财愈不供，此其为惑，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乡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何以过此？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之地至狭也。然岁岁出师，以诛讨僭乱之国，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东下并潞，其费用之众，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尝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则亦甚惑矣！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馀，是以九年之蓄，常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于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于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譬之于人，其少壮之时，丰健勇力，然后可以望其无疾以至于寿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若八九十者，将何以待其后邪！然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虑，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急，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将不为国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尽知，请举其所闻，而其馀可以类求焉。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其忧乐者，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钜万计，此何为者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行其灾，而责之以救灾之术，顾为都水监。夫四方之水患，岂其一人坐筹于京师而尽其利害？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盖尝闻之，里有畜马者，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臣以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而积之，则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巩《议经费》曰：“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馀，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馀。且以景德、皇、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馀员，皇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馀，其总三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十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岁之数入、官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合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人如皇、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馀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馀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于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庭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至诚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
按：东坡、南丰二公之论，足以尽昭陵以来国计之本末。然大概其所以疲弊者，曰养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赉也。而四者之中，则冗官、郊赉尤为无名，故二论特详焉。所谓“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所谓“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诚名言也。
神宗以国用不足，留意理财。熙宁元年，谓文彦博等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乃命翰林学士司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帝曰：“宫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如沈贵妃月俸八十万，皆浮于祖宗之时。”帝以勤俭率天下，诏龙图、天章ト及禁中诸殿栏俱不用毡覆，励精为治，大修宪度，内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为之制，物为之法，虽藏冰、治灶、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节省。
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反谓增创官司，所以省费。中书言诸仓主典、役人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请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复尽增选人之禄。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馀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馀缗。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
帝谓辅臣曰：“比阅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初无关防。前此尝以龙脑、真珠鬻于榷货务，数年不输直，亦不钩考。”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惟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乃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置库百馀年，至是始编阅焉。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又别储于景福殿。元丰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犭严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库。后积羡赢为二十库，又揭以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元年，议者谓熙宁以前，上供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后献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己功。事有所减，如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外江纲船之类，例皆赍转运司封桩上供；即用度有增，又令自办上供名额，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于民。非法之征，其原于此。因请罢，熙宁以来，旧上供额外所创封桩钱物，及内外封桩、禁军阙额奉给等，枢密院议悉罢封桩。虑诸路观望于铺兵备，或阙缓急之事，乃诏三路、岭南被边勿封桩，仗师臣以占募，馀路封桩仍旧。
诏曰：“邦赋之入，盖有常制，若不裁减浮费，量入为出，深虑有误国计。宜令户部尚书、侍郎同相度裁减，条析以闻。”
右司谏苏辙奏：“臣窃闻熙宁以来，天下财赋文帐，皆以时上于三司。至熙宁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职事非一，不得专意点磨文帐，近岁因循，不复省阅，乞于三司选吏二百人，颛置一司，委以驱磨。是时朝廷因布之言，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盖州郡所发文帐，随帐皆有贿赂，各有常数，常数已足者，皆不发封，一有不足，即百端问难，要足而后已。朝廷以其言为信。帐司之兴，盖始于此。张设官吏，费用钱物，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间，帐司所管吏仅六百人，用钱三十九万贯，而所磨出失陷钱止一万馀贯。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而使州郡应申省帐皆申转运司，内钱帛、粮草、酒曲、商税、房园、夏秋税管额纳毕，盐帐，水脚、铸钱物料、稻糯帐，本司别造计帐申省，其驿料、作院欠负、修造竹木杂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桥船物料、车、驴、草料等帐，勘勾讫架阁。盖谓钱帛等帐，三司总领国计，须知其多少虚实，故帐虽归转运司，而又令别造计帐申省。至于驿料等帐，非三司国计虚赢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阁。又诸路转运司，与本部州军地里不远，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帐数目不多，易以详悉，自是内外简便，颇称允当。今户部所请收天下诸帐，臣未委为收钱帛等帐邪？为并收驿料等帐邪？若尽收诸帐，为依熙宁以前不置帐司，不添吏人邪？为依熙宁以来复置帐司，复添吏人邪？若依熙宁以前，则三二十年不发封之弊行当复见；若依熙宁以来，则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钱一万馀贯，而费钱三十九万贯之弊亦将复见。臣乞朝廷下户部令仔细分析闻奏。然窃详司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来，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能尽天下钱之数。欲乞令户部尚书兼领左右曹，其旧三司所管钱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推其本意，盖欲使天下财用出纳卷舒之柄，一归户部，而户部周知其数而已。今户部既已专领财用，而元丰帐发，转运司常以计帐申省，不为不知其数也，虽更尽收诸帐，亦徒益纷纷，无补于事矣。臣谓帐法一切如旧甚便，乞下三省公议，然后下户部施行。”
苏辙《元会计录 收支叙》：“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九年之蓄可而待也。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末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疋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У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然则一岁之入，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故凡国之经费，折长补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辄求之朝廷，待内藏、末盐而后足。臣身典大计，以为是俞岁月可也，数岁之后，将有不胜其忧者矣。是以辙尝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养有度，金玉锦绣不逾其旧，宫室不修，犬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谨视出入之节，未尝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盈而用广，亦理之常也，顾所以处之如何耳。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馀可以类推，臣不敢以遍举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员；今之大夫、朝议皆无限法。尚书、侍郎历改三曹，而今之正议、银青合而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义，夫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内，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任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为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张汝贤复请下诸路转运司，会计自熙宁以前一岁出入之数，及常供泛用之差，并熙宁复参考焉。且条画某事之费，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既改，则某费可罢。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无不足之忧。从之。
元丰初，作元丰库，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之。大观时，又有大观东、西库。徽宗崇宁后，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爱惜财赋减省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官制既行，赋禄视嘉、治平既优，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增。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于是费用浸广。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纷如，大率皆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至用三十万缗。牟取无艺，民不胜弊。时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缗。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馀俸者，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吏禄滥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贴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益喧。
户部言：“本部岁用六百馀万缗，悉倚上供。官吏违负者，请以分数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岁首则列次年之数，闻于漕司，考实申部。”从之。是年，以无额钱物督限未严，乃更一季为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论天下财用，岁入有常，须会其数，宜量入为出。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户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须索，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从其请。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自来年始。
绍兴五年，川陕宣抚司奏：“四川上供钱帛乞依旧留充赡军，俟边事宁息如旧。”上曰：“祖宗积储内帑，本以备边陲缓急之用，今方多故，军旅未息，宜从所请。”
龙图阁学士、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言：“唐刘晏理财，谓亚管、萧。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而莞榷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榷盐榷酒，并诸色窠名钱已三倍晏数，彼以千二百万贯赡六师恢复中原而有馀，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一军屯驻川陕而不足。计司虽知冗滥，力不能裁节，虽知宽剩，亦未敢除减，但日夜忧惧，岁计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罗复输内藏库，其后绫、纱、绢亦如之。
三十年，户部奏，科拨诸路上供米斛，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与焉。
巽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赋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相宪宗，更令诸道观察调度，先取于所治州，不足，乃取于属州。送使之馀，与上供者，悉输度支。当时兵费皆仰度支，未尝别为之名，凡度支钱悉系省也。今所谓系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钱耳，送使钱既无几，其上供钱则往往移以赡军。移上供以赡军，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诏：“孙大雅奏汉制上计之法，朕以为可行于今。令侍从、台谏参考古制进呈。”
先是，知秀州孙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钱格自》来上，且言：“《汉》制：岁尽，郡国诣京师奏事。至中兴，则岁终遣吏上计，于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而属郡计吏皆觐，以诏殿最。今也不然，未尝有甘泉上计之制，而臣始为之，盖法汉之大司农，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簿，其逋未毕，各具列之意以为书也。”于是监察御史张敦实、刘贡言：“一县必有一县之计，一郡必有一郡之计，天下必有天下之计。天下之计，总郡县而岁考焉。三代远矣，方册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赋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会诸侯，号其山曰‘会稽’，后立会稽郡。《汉书》注云：‘以其会诸侯之计于此也。’逮至《周官》所载，最为详悉。《天官》冢宰之属，理财居其半，掌财用而言，岁终则会者凡十。又太府之职，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小宰之职，岁终，则令郡吏致事。郑氏注云：‘若今之上计也。’汉承秦后，萧何收其图籍，知张仓善算，于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领郡国上计者，此则汉初之制，专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计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诏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注云：‘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计于甘泉。天汉三年，又受计于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计于泰山之明堂。是则终武帝之世，五十馀年之间，一受计于帝都，三受计于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黄龙元年正月，下诏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贫，盗贼不毕，其咎安在？上计簿，文具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案之，使真伪无相乱。’是则在宣帝之时，郡国所上计簿已不能无弊矣。光武中兴，岁终遣吏上计，遂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而属郡计吏皆在列，置大司农掌之，其逋未毕，各具列之。今孙大雅所陈者是也。然西汉言郡国上计，东汉言属郡计吏，则远方者在东汉未必偕至矣。汉之大司农则今之户部也。窃见户部掌天下之财计，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会。每于岁终，独以常平、收支、户口、租税造册进呈，而于诸郡诸色窠目尚略焉。是于三代岁终则会，与两汉上计之法为未备也。然而去古逾远，文籍愈烦，在西汉已不免文具之弊，况今日能尽革其伪乎？在东汉止于属郡之内，况今日川、广之远、能使其如期毕至乎？臣等愚见，莫若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并皆造册，正月进呈；兼采汉初之制，丞相选差一人考户部所上计，而明州郡之殿最，则三代、两汉之制皆兼该而无不举之处矣。”诏户部措置。其后，户部言：“诸路州军，岁起上供诸色窠名钱帛，各有条限。年额数目，本部每年预期行下，逐路监司及州军，依限催纳。其岁终具常平收支，并税租、课利旁通，系取前二年数，户部本年数造册进呈，内不到路分，次年附进。今来张敦实等奏陈，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造册，正月进呈。缘诸路州军，地里远近不同，窃虑次年正月未能尽实申到，若候取会齐足，攒造亦恐后时。今欲立式，遍下诸路州军，各以本州每岁应于合发上供窠名钱帛粮斛数目置籍，照条限钩考发纳，岁终开具造册，须管次年正月了毕，诣阙投进，降付户部参考；将拖欠州军，取旨黜责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从之。
是年，宰执进呈户部收支细数，见管只四十二万，而未催之钱乃二百八十馀万。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尽敛以归国，而财赋之藏于州县如此。
淳熙十年，诏左藏南库拨隶户部。
尝试考昔验今：至道中，岁入一千二百馀万。天禧末，岁入三千六百馀万。嘉岁入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熙宁岁入五千六十馀万。宁宗时，岁入六千馀万。然则土地之广狭，财赋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计者，尚忍求详生财之方乎？
叶《应诏条奏财总论》曰：“财用，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夫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说安从出哉？盖自舜、禹始有贡赋之法以会计天下之诸侯，比于尧、喾以前为密矣，今《禹贡》之所载是也。然总、秸、米、粟，不及于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贡入，贡于今世，乃充庭之仪品，盖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为周治其财用，视舜、禹则已详；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内，犹不尽取。盖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为其无以阜通流转，则作币铸金以权之。当是之时，不闻其以财少为患而以财多为功也。虽然，此其事远矣。盐末利，起自春秋，鲁之中世，田始有税，然诸侯各以其国自足，而无煎熬逼迫之忧。盖汉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财不以入关中，人主不租税天下，而诸侯若吴人者，亦不租税其田。光武、明、章，未闻其以财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盗贼夷狄之难，内外征讨，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头会箕敛之讥；汉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园聚钱，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盖两汉虽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财为病非若今世也。虽然，此其事远矣。分为三国，裂为南北，无岁不战，无时少安。且其运祚迫蹙，祸变烦兴，至于调度供亿，犹自有序，而亦岂若今日之贫窘漏底哉！此皆具载册书，可即而见者。虽然，此其事远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调，过此无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辟地最广，用兵最久，师行最胜。此其事则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胜，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决矣。然则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财少为患也。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耳。非如今日以一财之不足而百虑尽废，奉头竭足以较锱铢，譬若慵夫浅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己者也。以财少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说稍出于唐之中世，盛于本朝之承平，而其极甚乃至于今日。其为国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销耗，内之所以取悦其民，外之所以示威于敌者，一切无有。习为宽缓迂远之常说以文其无用，而尽力于苟且督迫，鞭挞疲民，舞小吏，而谓之有能。陛下回顾而加圣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为不究古者财之本末，循而至于本朝，以去其错谬而不合于常经者，则无以知财之多少有无不足为国家之患。此而不知，则天下之大计皆不可得而预论，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镇自擅，财赋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变屡作，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既而僭伪次第平一，诸节度伸缩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至于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给，而犹不闻以财为患。及祥符、天禧以后，内之蓄藏稍以空尽，而仁宗景、明道，天灾流行，继而西事暴兴，五六年不能定。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当是时也，善人君子，以为昔之己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皆甘心于不能。所谓精悍驵侩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虽然，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劳苦议乎盐茗、榷货之而未得也。是以熙宁新政，重司农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专敛散，兴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会，关津之要，微至于小商、贱隶什百之获，皆有以征之。盖财无乏于嘉、治平，而言利无甚于熙宁、元丰，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旷然大变其俗矣。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以为其策出于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不幸党与异同，屡复屡变，而王黼又欲出于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腊则加敛于东南，取燕山则重困于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后靖康之难作矣。方大元帅建府于河北，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盐钞数十万缗而已。及来维扬，而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况乎大将殖私，军食自制，无复承统。转运所至，刷攫。朝廷科降，大书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乡户，号痛无告，赃贪之人，又因之以为己利。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桩、和籴，皆同常赋，于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今为甚，而财之乏少不继，亦莫今为甚也。自是以后，辛己之役、甲申之役，边一有警，赋敛辄增，既增之后，不可复减。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万缗，其大半不可钩考，然要之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营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然则善为国者，将从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于多者劳而少者逸，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馀，有馀则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少改矣。”
右《水心外稿》所上《财总论》二篇，足以见历代理财之大概，及中兴以后财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备载之于《国用考》之终。至其所言经总制、和买、折帛钱，则各具本门。
王藏库者，国家经费所贮。系帮支三衙、百官请给，及宗庙宫禁非泛之费。并将校、卫卒、ト门、医职、近侍请给，皆出焉。
左藏南库，本御前桩管激赏库。绍兴休兵后，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告乏则与之，由是金币山积，士大夫指为琼林、大盈之比。高宗尝出数百万缗以佐调度，淳熙末始并归户部。
左藏封桩库，孝宗所创。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或睿思殿，或御前库，或修内司，有司不敢执。
内藏库，即祖宗时旧置元丰三十二库。崇宁后为大观东、西库。秦桧用事时，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每年寒食节，与诸局所进书，皆献令币，由是内帑山积。绍兴末，诏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馀并减半。孝宗初，又并进书礼物罢之。绍熙初，始数取封桩钱入内藏。
御前甲库者，绍兴中置。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于甲库取之，故百工伎艺之巧者，皆出其，日费毋虑数百千。禁中既有内酒库，而甲库所酿尤胜，以其馀酤卖，颇侵户部课额，以此库储常不足。臣僚以为言，乃罢之。
三省枢密院激赏库者，渡江后所创。自建炎龙兴，赏膳始减，至维扬及临安又减。绍兴四年秋，赵元镇为川陕、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钱入此库。十年，秦桧之当国，以兀术畔盟用兵，须犒赐之物，乃计亩率钱，遍天下五等，贫民无免者。然兵未尝举，而所敛钱尽归激赏库。其后岁支至三十八万缗，堂厨万五千，东厨万二千，玉牒所，日历、敕令所，国史院，尚书省犒设，中书门下、密院支费，各有差，议者指为冗费，后减二十万缗。孝宗时，再减十万缗。
合同凭由司者，宫禁所取索也。岁取金银钱帛，率以百万计，版曹照数除破，不能裁节。
修内司，掌宫禁营缮，岁输缗钱二十万，以给其费，后减其半。
榷货务都茶场者，旧东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于扬州。明年，置于江陵。绍兴三年，置于镇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务，而行在务移于临安场，岁收茶、盐、香息钱。
丰储仓者，绍兴二十六年始置。韩尚书仲通在版曹，请别储粟百万斛于行都，以备水旱，号“丰储”。其后，镇江、建康、关外、四川皆有之。
东南三总领所，掌利权皆有定数。然军旅饥馑，则告乞于朝，惟四川在远，钱币又不通，故无事之际，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而一遇军兴，朝廷亦不问。
诸州军资库者，岁用省记也。旧制，每道有计度转运使，岁终则会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亏者补之，故郡邑无不足之患。自军兴，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由是州县始困。近岁离军添差，大为州郡之患（绍兴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张循王奏，离军将佐并与添差，州郡患无以给。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过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为额。从之），而宗室、戚里、归明、归正、甚至于乐艺贱工、胥史杂流，亦皆添差。庆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员，尽本府七场务所入，不足以给四员总管之俸，其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计其俸入，钱二十馀万缗，米十馀万斛。扬州会府也，岁输朝廷钱不满七八万，而本州支费乃至百二十万缗，民力安得不困？绍熙初，议者请裁定朝廷经费，然后使版曹尽会一岁之入，正其旧籍，削去虚额，择诸路监司之爱民而知财计者，俾之稽考调度，蠲其烦重，以宽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为郡者，但能撙节用度，讥察渗漏，使岁计无乏，己号过人，无复及民之政矣。
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帅、宪等司，则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东南为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馀缗。时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总计摄润者，视事不半岁，过例馈送，皆至四五万缗，供宅酒至二百馀斛，孝宗怒而绌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风盖未殄也。东南帅臣、监司到罢，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近岁蜀中亦然。其会聚之，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二千馀缗，其无艺如此。顷岁陈给事岘为蜀帅，冯少卿宪为成都漕，就以所遗元物报之。陈怒，奏其容覆赃吏，朝廷移之，逮陈败方得直。时芮国器侍郎、赵子直丞相相继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币，皆不入于家，斥其资，置养济院于南昌以养贫者。朱少卿时敏为潼川守，受四方之馈，每以其物报之。赵德老镇成都，受而别储之，临行以散宗室之贫者，此皆廉节之可纪者也。惟总领所公使钱，以料次取于大军库，故敛不及民。然正赐不多，而岁用率十数万，每岁终，上其数于户部，辄以劳军、除戎器为名，版曹知而不诘也。所谓公使醋钱者，诸郡皆立额，白取于属县，县敛于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人尤以为怨，谓宜罢互送而损遗利，使上下一体，而害不及民，则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库以下，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宋朝渡江后帑藏之大概，而其制多承东京之旧，至军资库、公使库则皆财赋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经总制、月桩钱观之，则其征取于州郡者，何其苛细？以军资、公使库观之，则其储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宽假也？夫其征取之苛细，则民宜痛受椎剥之苦；储蓄之宽假，则吏宜大肆侵盗之恶，而俱不然，何也？盖国家之赋敛虽重，而所以施于百姓者，常有惨怛忠利之意，故民无怨ゥ。州郡之事力虽裕，而所以励士大夫者，壹皆礼义廉耻之维，故吏少贪，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财赋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虽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则异。唐之法起于中叶之后，盖版籍隳废，体统陵夷，藩方擅财赋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财，节镇刺史往往取经常之赋，以供内府之所进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复能究其岁入之数，而苟为是姑息之举，则其意出于私也。宋之法立于承平之时，盖拊民以仁，驭吏以礼，而人主未尝有耽欲黩货之事，虽内藏之蓄积，常捐以助版曹，则州郡之财赋固己其不必尽归之京师。又使为监司、郡守者，厨传支吾，官给其费，则不取之于民，而因以行宽裕之政，则其意出于公也。然此法沿袭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则如前所云；而其失者，盖自中兴以来，朝廷之经费日伙，则不免于上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经总制、月桩钱之类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则不免于常赋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头子钱之类是也。盖其所以倚办责成于州郡者，以其元有桩留之赋，然有限之桩留，不足以给无艺之征取。又其法立于倥偬之时，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优剧，不能审订斟酌，而一概取之。故郡计优裕，幸而长吏又得廉之人，则撙节奉上之外，其馀力又可代输下户之逋悬，对补无名之窠额。若郡计凋弊不幸，而长吏又值贪庸之辈，则经常之赋入，不登于版曹，而并缘之渔猎，己遍及于闾阎矣！愚常备论其事于经总制钱之末，虽然，仁厚之泽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盖虽愧于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视民如伤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谓不从其令而从其意者是也。虽不免季世征敛之法，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见其苛娆，所谓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卷二十五 国用考三
○漕运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运载刍稿令疾至，故曰飞刍。挽粟，谓引车船也。音晚），起于黄、垂（音谁。东莱二县）、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言沿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锺而致一石（六斛四斗为锺。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汉兴，高帝时，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娄敬说帝都关中。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敬说是也。”孝文时，贾谊上说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钅强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征，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至十馀锺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置沧海郡，人徒之众，拟西南夷。又卫青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复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于帝曰：“异时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而卒肥关中之地，得。”上以为然，发卒穿渠以漕运，大便利也。其后，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底柱之险，败亡甚多，而亦颇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皮氏，今绛郡龙门县。汾阴、蒲阪，今河东郡宝鼎、河东二县），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ヂ弃地，度可得二百万石以上。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无复漕。”上又以为然，发卒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时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税入少府，其入未多，故谓之稍）。其后，又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东流，南入沔，今汉中郡褒城县。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县及扶风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言：“抵蜀从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百馀里，以车转，从斜入渭。如此，汉中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上以为然，拜汤子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馀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台，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令民入粟补吏、赎罪，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
按：汉初，致山东之粟，不过岁数十万石耳。至孝武，而岁至六百万石，则几十倍其数矣。虽征敛苛烦，取之无艺，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凤二年，诏：“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诏曰：“民被水灾，颇匮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岁数丰穰，耿寿昌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筑仓理船，费直二万万馀（万万，亿也），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人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听，漕事果便。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万斛以给军，以辇车骊驾，转输不绝。
虞诩为武都太守，开漕船道，而水运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时，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兖、豫百姓怨叹。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荣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馀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溃漏之患。费以百亿计。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炀帝开汴渠以幸扬州。文士考《禹贡》言尧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贡赋重于用民力，故每州必记入河之水。独淮与河无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来有之，不起于隋。世既久远，或名鸿沟，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达于冀也。今据《后汉书》，则平帝时己有汴渠，曰‘河、汴决坏’，则谓输受之所也。至是，发卒四十万修渠堤，则平地起两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门，更相洄注，则以节制上流，恐河溢为患也。是正与今之汴渠制度无异，特未有导洛之事耳。史曰‘渠堤自荣阳而东’，则上疑其为鸿沟，下疑其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黄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黄河，吾其济乎！’汴渠自西而东，鸿沟乃横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独所谓自禹以来有汴者，此则不易之论也。”
汉丞相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胫，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轴。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流马亦有尺寸之数。
先公曰：“邸阁者，仓禀之异名欤！魏晋以来多称之。《晋史 景纪》言，蜀将姜维寇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云云。是邸阁者，仓禀之名耳。”
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今淮阳郡至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语在《屯田篇》）。
晋武帝太始十年，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虽有此诏，竟未成功）。
怀帝永嘉元年，修千金曷于许昌以通运。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馀丁，各运米六斛。
穆帝时，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己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
赵王虎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馀皆储之水次；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
后魏自徐扬内附之后（徐州，今彭城。扬州，今寿州），仍代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需，应机漕引。此费役微省。时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平阳等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敝，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疋三丈九尺，别有私人雇价布八十疋；河东一车，官酬绢五疋二丈，别有私人雇价布五十疋。自馀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疋，市木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首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二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车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载；私人雇价，远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费，一车有布远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杂事，计一船有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氵雷陂。其陆路后氵雷陂至仓门，调一车雇绢一疋，租一车布五疋，则于公私为便。”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镇，今灵武郡。高平，今平凉郡。安定，即今郡。统万，即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设令载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滞陷。又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奉五千乘运十万斛，百馀日乃得一返，大废生人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三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溯流数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人用安乐。求于牵屯山（在今平凉郡高平县，今笄头山语讹亦曰沌山，即牵屯山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船，一船胜二十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工轻于车运十倍有馀，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一冬即成，大省人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二年，以京师仓禀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县。伊州，今陆浑县。洛州，今绛县。馀县并今郡）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卫、陕、华并今郡），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底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即今西京城也）东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便之。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百馀万众开永济渠。引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范阳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五年，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浑得其地，并在今酒泉、张掖、晋昌郡之北，今悉为北狄之地）。谴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给之。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别以舟师济沧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于平壤（高丽所都）。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炀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馀万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极奢于内，穷武于外，耕桑失业，民不聊生，所谓江河之水不能实漏瓮。仓窖充盈，足为重敛多藏之罪耳。”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庸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钅瓜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元宗访以漕事，耀卿条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己后，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今汉、隋漕路，濒河仓禀，遗迹可寻。可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踊贵，元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于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元宗以为然，乃于河阴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元宗大悦，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是时，民久不罹兵革，物力丰富，朝廷用度亦广，不计道里之费，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增以“函脚”、“营窖”之名，民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三十五年，遂罢北运。而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后，以太仓积粟有馀，岁减漕数十万石。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底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巅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齐物入为鸿胪卿，以长安令韦坚代之，兼水陆运使。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坚因使诸舟各揭其郡名，陈其土地所产宝货诸奇物于伏上。先时民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ハ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阙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馀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初，耀卿兴漕路，请罢陆运，而不果废。自景中，陆运北路分八递，雇民车牛以载。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耀卿罢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递伤牛，乃为交扬两递，滨水处为宿场，分官总之，自龙门东山抵天津桥为石堰以遏水。其后大盗起，而天下匮矣。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于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句当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于输京师。及代宗出陕州，关中空窘，于是盛转输以给用。广德二年，废句当度支使，以刘晏颛领东都、河南、淮西、江南东西转运、租庸、铸钱、盐铁，转输至上都，度支所领诸道租庸观察使，凡漕事亦皆决于晏。晏即盐利雇佣分利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为歇サ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调巴、蜀、襄、汉麻竹┠为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馀万缗。又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历八年，以关内丰穰，减漕十万石，度支和籴以优农。晏自天宝末掌出纳，监岁运，知左右藏，主财三十馀年矣。及杨炎为相，以旧恶罢晏，转运使复归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库部郎中崔河图主之。及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拒命，举天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扼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自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溯淮之阻，减故道二千馀里。会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命，淮路通而止。户部侍郎赵赞又以钱货出淮迂缓，分置汴州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以度支总大纲。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德宗以给事中崔造敢言，为能立事，用为相。造以江、吴素嫉钱诸使颛利罔上，乃奏诸道观察使、刺史选官部送两税至京师，废诸道水陆转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以度支、盐铁归尚书省，宰相分判六尚书事。以户部侍郎元判诸道盐铁、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诸道两税。增江、淮之运，浙江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复以两税易米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诸道有盐铁处复置巡院，岁终宰相计课最。崔造厚元，而韩方领转运，奏国漕不可改。帝亦雅器，复以为江淮转运使。元嫉其刚，不可共事，因有隙。称疾罢，而为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于是崔造亦罢。遂劾常馈米淄青、河中，而李纳、怀光倚以构叛，贬雷州司户参军，寻赐死。是时，汴宋节度使春夏遣官监汴水，察盗灌溉者。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陕虢观察使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迳为运道，属于三门仓，治上路以回空车，费钱三万缗，下路减半；又为入渭船，方五板，输东渭桥太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遂罢南路陆运。其后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复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观察使李领使，江淮堰埭隶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税，以副使潘孟阳主上都留后。李巽为诸道转运、盐铁使，以堰埭归盐铁使，罢其增置者。自刘晏后，江淮米至渭桥浸减矣，至巽乃复如晏之多。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辄复堙塞。淮南节度使杜亚乃渠蜀冈，疏句城湖、爱敬陂，起堤贯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则舟不得前。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馀，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以诸道盐铁、转运使卢坦籴以备一岁之费，省冗职八十员。自江以南，补署皆厉院监，而漕米亡耗于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免，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其后贷死刑，流天德王城，人不畏法，运米至者十亡七八。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如王播议加重刑。太和初，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不待覆奏。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可以罢车免之劳。宰相李固言以为非时，文宗曰：“苟利于人，阴阳拘忌，非朕所顾也。”议遂决。堰成，罢免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故事，州县官充纲，送轻货四万，书上考。开成初，为长定纲，州择清疆官送两税，至十万迁一官，往来十年者授县令。江淮钱积河阴，转输岁费十七万馀缗，行纲多以盗抵死。判度支王彦威置县递群畜万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养以取佣，日役一驿，省费甚博。而宰相亦以长定纲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岁授官者十馀人，乃罢长定纲，送五万者书上考，七万者减一选，五十万减三选而己。及户部侍郎裴休为使，以河濒县令董漕事，自江达渭，运米四十万石。居三岁，米至渭桥百二十万石。凡漕达于京师而足国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县、方镇，漕以自资，或兵所征行，转运以给一时之用者，皆不足纪。
贞元初，陆贽上奏，言：“邦畿之税，给用不充，东方岁运租米，冒淮湖风浪之险，溯河、渭湍险之艰，费多而益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