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烦费损，故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虑者，则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何必转输，徒耗财用。臣以两家之论，互有短长，各申偏执之怀，俱昧变通之术。若国家理安，钱俱富，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后常以羡财，益广漕运，虽有厚费，资贫人。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运，务省脚钱，至使郊畿烟火殆绝，馁殍相望，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近岁关辅年屡登，数减百姓税钱，许其折纳粟麦，公储委积，足给数年，农家犹苦贱。今夏江淮水潦，漂损田苗，米价倍贵，流庸颇多，关辅以贱伤农，宜加价籴，以劝稼穑。江淮以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今宜籴之处则无钱，宜粜之处则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馀，所谓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入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总当钱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而己，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今约计一年和籴之数，可当转运二年；一斛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斛。比较即时利害，运务且合悉停。臣窃虑停运，则舟船无用，坏烂莫修；倘遇凶灾，复须转漕，临时鸠集，理必淹迟。臣今欲减所转之数，以实边储。其江淮诸道，运米至河阴，河阴运米至太原仓，太原运米至东渭桥，来年各请停所运三之二。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阙数，斗用百钱，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馀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纟、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如此，则不扰一人，无废百事。但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百万赢粮，坐实边鄙，又有劝农振乏之利，存乎其矣！”
元，东坡苏氏《论纲梢欠折利害奏状》曰：“臣闻唐代宗时，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始于扬州造转运船，每船载一千石，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或讥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兴，执事者非一，须有馀剩，养活众人，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差专知官十人，不数年，皆致富赡。凡五十馀年，船场既无破败，馈运亦不阙绝。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只，船始败坏。而吴尧卿者，为扬子院官，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实数估给，其钱无复宽剩。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而船场遂破，馈运不给，不久遂有黄巢之乱，刘晏以一千贯造船，破五百贯为千系人欺隐之资，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可谓疏缪之极矣！然晏运四十万石，当用船四百只，五年而一更造，是岁造八十只也。每只剩破五百贯，是岁失四万贯也。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四万贯耳！得失至微，而馈运不继，以贻天下之大祸。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也。国家财用大事，安危所出，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则可以经久不败矣。”
按：西汉与唐俱都关中，皆运东南之粟以饷京师，自河、渭溯流而上，然汉武帝时，运六百万斛，唐天宝极盛之时，韦坚为水陆运使，仅一岁能致四百万斛馀。岁止二百五十万斛。而至德以后，仅百馀万而已，俱未能如汉之数。且考之《食货志》，及参以陆、苏二公之言，则运弥艰，费弥重，岂古今水道有险易之不同邪？当考。
咸通元年，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诏湖南水运自湘江入氵零渠，并江西水运，以馈行营诸军。溯运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石诣阙言：“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得三五万石，胜于江西、湖南溯流运粮。”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乃以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县专督海运，于是军不阙供。
后唐同光三年，吏部尚书李琪奏请敕下诸道，合差百姓转般之数，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有官者依资次迁授，欠选者便与放选，千石以上至万石者，不拘文武，显示赏酬。免令方春农人流散，此亦转仓赡军之一术也。敕租庸司下诸州，有应募者闻奏施行。
长兴二年，敕应沿河船般仓，依北面转运司船般仓例，每一石于数内与正销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运，自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走。今欲于洛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役欲于诸军亻兼人内差借。”从之。
周显德二年，上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汉以来，不与支破。仓禀所纳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税而取耗，虽非良法，诚以给用，犹不使民徒费。今观世宗之言，则知晋、汉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禀耳。比及输运，其当给耗，反不与之，而或责之纲吏，或还使所出州县补其亏数，亡身破家，不可胜计，岂为国抚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费是也；当予而未尝予者，漕运斗耗是也。世宗既与之，善矣；省耗应罢而未罢，岂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时，可谓窘匮，犹放逋租数百万，世宗诚欲蠲除省耗，又何难哉？
四年，诏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东北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
六年，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京东疏汴水入于蔡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河以通漕运。
宋东京之制：受四方之运者，谓之“船般仓”，曰永丰、通济、万盈、广衍（通济有四仓，景德四年改第三曰万盈，第四曰广衍）、延丰（旧广利，景德中改。大中祥符二年，增第二）、顺成（旧常丰，景德中改）、济远（旧常盈，景德中改）、富国，凡十仓，皆受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之里河。曰永济、永富二仓，受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曰广济第一仓，受颍、寿等州所运，谓之南河，亦谓之外河。曰广积、广储二仓，受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谓之税仓。曰广济第二仓，受京东诸县。广积第一、左右骐骥院、天驷监凡三仓，受京北诸县。左天厩坊仓受京西诸县（旧有义丰仓，大中祥符元年改）。大盈、右天厩二仓，受京南诸县。受商人入中者，谓之折中仓，有里、外河二名，又有茶库仓，或空则兼受船般斛斗。草场则汴河南北各三所，骐骥、左右天厩坊、天驷监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赋及和市所入。诸州皆有正仓、草场，受租税、和籴、和市刍粟，并掾曹主之。其多积之处，亦别遣官专掌。凡漕运所会，则有转般仓。
太祖皇帝干德二年，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榷所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官乏车牛者，僦民车以给。
六年，令诸州辇送上供钱帛，悉官给车乘，当水运者，官为具舟，不得调发居民，以妨农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择部民之高赀者部送上供物，民质不能检御舟人，舟人侵盗官物，民破产以偿，乃诏遣牙将部送，勿复扰民。
自江南东，岁漕米数百万给京师，太宗恐仓吏给受不平，遣皇城卒变服侦逻，廉得永丰仓持量者八辈受赇为奸，悉斩之，监仓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复上言：“京师内外凡大小二十五仓，官吏四百二人，计每岁所给不下四百万石，望自今米、麦、菽各以一百万石为一界，每界命常参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专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诏可。
二年，国子博士李觉上言曰：“晁错云‘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盖不可使至贱，亦不可使至贵。今王都万众所聚，导河渠，达淮海，贯江湖，岁运五百万斛，以资国费，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来都下粟麦至贱，仓禀充刃，红腐相因，或以充赏给，斗直数十，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夫军士妻子不过数口，而月给粮数斛，即其费有馀矣。百万之众，所馀既多，游手之民，资以给食，农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粮之来也，至远至艰；官之给也，至轻至易。岁之丰俭，不可预期，傥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边境之急，何以救之？今运米一斛至京师，其费不啻三百钱，诸军旧日给米二升，今若月赋钱三百，人必乐焉。是一斗为钱五十，计江淮运米工脚，亦不减此数。望明敕军中，各从其便，愿受钱者，若市价官米斗为钱二十，即增给十钱，裁足以当工脚之费，而官私获利，数月之内，米价必增，农民受赐矣。若米价腾踊，即官复给粮，军人粜其所馀，亦获善价，此又戎士受赐矣。不十年，官有馀粮，江外之运，亦渐可省。”上览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积仓粟一千五百六十万馀石，草一千七百万五千馀围。
国初以来，四河所运粟未有定制。至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自是，京城积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凡漕运，大约其数，亦计临时移易焉）。凡水运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运粟，于扬、真、楚、泗州四处置仓以受其输，既而分调舟船溯流而入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荆湖、江、淮、两浙以及岭表金银、香药、犀象、百货亦同之。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咸平五年七月，又命户部判官凌策，与江南转运同计度，省自京至广南香药驿递军士及使臣计六千一百馀人）。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发运使领之。陈、颍、许、蔡、光、寿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东十七州之粟帛，由广济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运，而岁计所赖者，惟汴流焉河北卫川东北有御河达干宁军，其运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陕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运送江陵。自江宁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疋，分为十纲（旧常至数百万疋）。天禧末，水陆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馀贯、两、端、疋，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馀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虔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凤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斋陈氏曰：“本朝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自十五丈河历曹、陈济及郓至京师，四河所运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东南粟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后增至六百万。天圣中，发运使请所部六路计民税一石，量籴粟二斗五升，岁可更得二百万石给京师。仁宗曰：“常赋外增籴，是重扰民。”不许。时江南贵民贫，尚书员外郎吴耀卿以为言，诏岁减五十万，后是三司奏，复增至六百万。然东南灾歉，辄减岁漕数，或百万或数十万。又转移以给他路者时有焉。
庆历中，诏减广济河岁漕一十万石。后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钱，劳费甚广；嘉四年，诏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旧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楚、泗州转般仓，载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而汴舟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岁擢运者四。河冬涸，舟卒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冻。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沉溺之患。其后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不复委本路，独发运使专其任。文移坌并，事目繁伙，有不能检察，则吏胥可以用意于其。操舟者赇诸吏，辄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自是江、汴之舟，合杂混转无辨矣，挽舟卒有终身不还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中，发运使许元奏：“近岁诸路因循，粮纲法坏，遂令汴纲至冬出江，为他路转漕，兵不得息。宜敕诸路增船载米，输转般仓充岁计如故事。”于是言利者多以元说为然，朝廷为诏如元奏。久之，而诸路纲不集。嘉三年，复下诏切责有司以格诏不行，及发运使不能总纲条，转运使不能斡岁入，预敕江、淮、两浙转运司，以期年功，各造船补卒，团本路纲，期自嘉五年汴纲不得复出江。至期，诸路船犹不足。汴纲既不得至江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师，失商贩之利；而汴纲工卒讫冬坐食，苦不足，皆盗毁船材，易钱以自给，船愈坏，漕岁额又愈不及。论者初欲漕卒得归息，而近岁汴纲多佣丁夫，每船卒不过一二人，至冬当留守船，实无得归息者。时元罢久矣。后至者数奏请出汴船，执政守前诏不许。御史亦以为言。治平三年，始诏出汴船七十纲，未几，皆出江复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又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诸路转移以相给者皆不与焉。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者，薪以斤计为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为一百万。是岁，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约京师岁费粟四百馀万石，刍四百馀万围，粟则漕运之人及畿县岁赋、商人入中皆在焉，刍亦赋于畿县，或体量和市。既而罢商人入中粟，至景初议复之。论者或谓籴京师，则价翔贵，命官度利害，后虽复之，然入中者无几。刍以体量和市者，遇岁俭则蠲之，前后不可胜数。至和中，一岁凡蠲二十五万。三司尝请以布偿刍直，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师粳米支五岁馀，久且陈腐，请令发运司以上供五十万石粜贵处，市金帛储榷货务，以给三路军需。”从之。
发运司始于仁宗。时许元自判官为副使，创汴河一百纲，漕荆湖、江、淮、两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扬、楚、泗转般仓而止，复从通、泰载盐为诸路漕司经费。发运司自以汴河纲运米入京师。
神宗熙宁七年，诏委官疏浚广济河，增置漕舟，依旧运京东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言：“国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运，立上供年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运米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近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议者不己，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愿留神虑。以固基本。”
京东察访邓润甫等言：“山东沿海州郡地广，丰岁则贱，可募人为海运。山东之粟可转之河朔，以助军食。”诏京东、河北路转运相度，讫无施行。
薛向为江淮发运使，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
七年，提举汴河提岸司言：“京东地富，粟可以漕运，但以河水浅涩，不能通舟。近修京东河岸，开斗门通广济河，为利甚大。今请通津门里汴河岸，东城里三十步内，开河一道，及置斗门，上安水磨，下通广济河，应接行运。”从之。
八年，诏罢岁运粮百万石赴西京。先是，导洛入汴，运东南粟以实洛下，至是，户部奏罢之。
元七年，知扬州苏轼上言：“臣窃见嘉中，张方平论京师军储云：‘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通八达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险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国。兵恃食，食恃漕运，漕运一亏，朝廷无所措手足。’因画十四策。内一项云，粮纲到京，每岁少欠不下六七万石，皆以折会填偿，发运司不复抱认，非祖宗之旧也。臣以此知嘉前，岁运六百万石，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访闻去岁止运四百五十馀万石，而欠折之多，约至三十馀万石，运法之坏，一至于此。臣到任以来，所断粮纲欠折等人不可胜数，衣粮罄于折会，船车尽于折卖，质妻鬻子，聚为乞丐，散为盗贼，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例皆如此。盖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自导洛司废，而淮南转运司阴收其利，数年以来，官用窘逼，转运司督迫诸处税务，日急一日。谨按一纲三十只船，而税务那官不过一员，未委如何点检得三十只船一时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检点即二十九只船，皆须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扬、高邮、楚、泗、宿六州军所得粮纲税钱，不过万缗。而所在税务专栏，因金部转运司许令检点，缘此为奸，邀难乞取，十倍于官。遂致纲稍皆穷困骨立，亦无复富商大贾肯以物货委令搭载。以此专仰攘取官米，无有限量，折卖船板，动使净尽，事败入狱，以命偿官。显是金部与转运司违条刻剥，得粮纲税钱一万贯，而令朝廷失陷纲运米三十馀万石，利害皎然。臣闻东南馈运，所系国计至大，故祖宗以来，特置发运司，专任其责，选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时许元辈，皆能约У诸路，主张纲运，其监司州郡及诸场务，岂敢非理刻剥邀难？但发运使得人，稍假事权，申明元编敕，不得勒令住岸条贯，严赐约У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东南大计，自然办集。”
徽宗大观三年，尚书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己令直达，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将岁贡额斛于真、扬、楚、泗仓廒为卸纳折运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诸路岁额不足之数，且欠发运司米一百二十馀万斛不偿。乞将见在斛斗尽令般发赴朝廷。”从之。
转般之法，东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纲至于淮甸，以及真、扬、楚、泗，为仓七以聚蓄军储。复自楚、泗置汴纲般运上京，以发运使董之。故常有六百万石以供京师，而诸仓常有数年之积。州郡告歉，则折纳上等价钱，谓之额斛。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于丰熟以中价收籴。贱则官籴，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馀。国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无以加于此矣。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费，用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自是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无用矣。乃用户部尚书曾孝广之说，立直达之法。时崇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广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于堰傍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庶免侵盗乞贷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虽湖南、北至远处所，亦直抵京师，丰不加籴，歉不代发。方纲米之来也，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至修整，不得逾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钱给之，以至沿流乡保悉致骚扰，公私横费，无有纪极。又盐法已坏，回舟无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弊事百出，良可叹也。”
谭稹言：“伏读圣训，自转般之法废为直达，岁运仅足。自开岁纲运，不至两河，所籴所般，数目不多，何以为策？令臣询访措置以闻。窃详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之本意，可谓至密。一则以备中都缓急，二则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般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仰烦圣训，丁宁训饬，谓淮南三转般仓，今日不可不复，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两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为始，候一处了当，次及真、楚，既有籴本，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乞赐施行，然后俟丰岁计置储蓄，取旨立法转般，以为永法。”诏：“稹所陈利害甚明，并可依奏。候睦贼平日，令发运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毫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司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今日所患者，向来籴本岁五百万缗，支移殆尽，难以全仰朝廷。乞将经制司措置地契、卖糟、量添七色等钱，以桩充籴本，假之数年，可以足用。”六月，诏特支降度牒一百万贯，香、盐钞一百万贯，付吕淙、卢知原均斛斗，专充应副转般。令尚书省措置取旨。
大观以后，或行转般，或行直达，诏令不一。
政和元年，张根为江西转运副使，岁漕米百二十万以给中都。江南州郡僻远，官吏艰于督趋，根常存三十万石于本司为转轮之本，以宽诸郡，时甚称之。
高宗建炎初，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行在所，馀赴京师。二年八月，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路纲运赴江宁府，福建、两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路及川纲并赴行在。又诏二广、湖南北纲运如经由两浙，亦许赴平江府送纳；福建纲运经由江东、西，亦许赴江宁府送纳。三年闰八月，又诏诸路纲运除见钱并粮斛赴建康府户部送纳外，其金银绢帛并赴行在所。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粟专供行在，以江东之粟饷淮东，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荆湖之粟饷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馀行在，钱帛亦然。惟水运有舟楫之劳，陆运有夫丁之扰，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有自毁其舟楫不愿藏舟，自废其田而不愿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于是申水脚糜费七分钱三分钱法，严卸纲无欠复拘留人船之戒，虑掳船之为民害也。既优价雇募客舟矣，又许将一分力胜搭带私物捐其税，及于两浙、江东西、四川泸叙嘉黔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远近，滩碛之险阻，置转般仓；修堰闸，开浚河道。以便漕运。
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调两川夫运米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馀千致一斛，饥病相仍，道死者众。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募舟挽之，人以为便。然嘉陵江险，滩碛相望，夏苦涨流，冬阻浅涩，终岁之运，殆莫能给。再欲陆运，帅臣邵溥争之，且言：“宣司己取蜀民运脚钱百五十万，其忍复使之陆运乎！”乃卒行水运。总所委官就籴于沿流诸郡，复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客人中卖。又减成都水运对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请州租以宽之。
纲运之官，其责繁难，人以为惮。故自绍兴以来，优立赏格，其有少欠，许籴填补足，其纲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后来献说者止欲从窄减作五，且以百石论之，五止五斗耳，使之全无侵蠹，当风扬掷，亦不免五之少，则举无纳足之纲。于是户部言：“乞将少欠五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籴填。”
孝宗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少，并与放除。其纲米赴仓卸纳，以陈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钱纲在路违法借贷重其罚，或借贷官钱收买物货无偿，许估卖出豁其金银钱帛色额；低次亏损官钱者，行下元买纳场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摊民户。其有因纲运欠折追降官资者，如本非侵盗，且补纳己足，许保明叙复。”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盖天下漕米多取于东南，而东南之米多取于江西也。”东莱吕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东西南北，所贡入者，不过五百里；诸侯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运之法不备。虽如《禹贡》所载入于渭，乱于河之类，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所输者不过币帛九贡之法。所以三代之时，漕运之法，未甚讲论，正缘未是事大体重。到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战，是时稍稍讲论漕运之法，然所论者尚只是行运之漕，至于国都之漕，亦未甚论。且如《管子》所论，粟行三百里，则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如孙武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皆是出征转输，至其所以输国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国都所在各有分，故当时亦尚未讲论。惟是后来，秦并诸侯，罢五等，置郡，然后漕运之法，自此方详。秦运天下之粟，输之北河，是时，盖有三十锺致一石者。地里之远，运粟之多，故讲论之详，方自此始。后来历代最盛，无如汉、唐。在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给之，所以郑当时开漕渠、六辅渠之类，盖缘当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当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与诸侯封疆相杂，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于天子。是时，所谓淮南东道皆天子奉地，如贾生说是汉初如此。至汉武帝时，亦大概有名而无实，其发运粟入关，当时尚未论江淮。到得唐时，方论江淮，何故？汉会稽之地去中国封疆辽远，开垦者多，粟不入京师，以京师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诸侯自封殖？且如吴王濞作乱，枚乘之说，言京都之仓不如吴之富，以此知当时殖利自丰，不是运江淮之粟。到唐时，全倚办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其不征行，各自归散于田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后，府兵之法己坏，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坏，所用粟不多。唐漕运时，李杰、裴耀卿之徒未甚讲论，到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坏，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都不曾见于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都不曾见于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见于中、睿、明皇之时，正缘汉武官多役众。唐中、睿以后，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且唐肃宗、代宗之后，如河北诸镇，皆强租赋不领于度支。当时有如吐蕃、回纥为乱，所用犹多。镇武、天德之，岁遣两河诸镇，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议论漕运，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输，水次各自置仓。如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阴仓，渭桥转相般运，道途之远，此法遂坏。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习，其操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国计于是足。所以唐人议论之多，惟江淮为最急。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韩运米岁至，德宗、太子置酒相庆。可见唐人倚办于此，如此其急。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由漕运致位宰相，李因漕运飞扬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所谓汉漕，一时所运，临时制宜，不足深论。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师。京东粟自广济河至京师。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条河至京师。当时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无阻，及入汴，大计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门、白波入关，自河入汴入京师，虽惠民、广济来处不多，其势也轻。本朝置发漕两处，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陆路转输之劳；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门，舟楫之利。若其他置发运，如惠民河、广济河虽尝立官，然不如两处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谓岁漕六百万石，所专倚办江淮，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时，陆路之粟至真州入转般仓，自真方入船，即下贮发运司，入汴方至京师，诸州回船，自真州请盐散于诸州，诸州虽有费，亦有盐以偿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来，迟速必视风势。本朝发运使相风旗，有官专主管，相风旗合则无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迟速，何故以风为旗？盖缘风动四方，万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风旗。真州便是唐时扬子江，后来本朝改号曰真州。运法未坏，诸州船只到真州请盐回，其次入汴、入京师。后来发运岁造船，谓之发运官船，与诸州载米发运，申明汴船不出江，诸州又自造船。虽有此约束，诸州船终不应付，因此漕法渐坏，惟发纲发运未罢。及蔡京为相，不学无术，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废改盐法，置直达江，无水处不如此。是时奸吏多，虽有运漕之官，不过催督起发，其官亦有名而无实。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便都无奸计。若用直达江，经涉岁月长远，故得为奸，所费甚多，东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仓之粟少似东南蓄积，发运有名无实，此召乱之道也。本朝漕运之法坏自蔡京，东京发运本原大略如此。
●卷二十六 国用考四
○振恤
《周礼》：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委积者，禀人、仓人计九之数足国用，以其馀共之，所谓馀法用也。职内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馀财共之。少曰委，多曰积）。禀人掌九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用，以治年之丰凶。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上也；人三，中也；人二，下也（此皆谓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诏王杀邦用。
汉高祖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文帝六年，大旱，蝗。发仓庾以振贫民。
武帝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禀，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士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
元鼎二年，诏曰：“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救振饥民免其厄者，具以名闻。”
河内贫民伤水旱万馀家，汲黯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上贤而释之。
昭帝元凤三年，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禀，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武帝始开边，徒民屯田，皆与犁、牛。后丞相、御史复有所请。令敕自上所赐予勿收责，丞相所请乃令其顾税耳）。”
宣帝本始四年，诏曰：“今岁不登，己遣使者振贷困乏，使农移就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输长安仓，助贷贫民，以车船载入关，得无用传（传，传符也。欲之多，故不问其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诏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务农，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
永光四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
成帝河平四年，振贷濒河郡水伤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国，所在冗食之（冗，散。禀食使生活，不占著户给役使也）。
永始二年，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十万以上，家无出租赋三岁。万钱以上，一年。”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国有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笃癃，无家不能自存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赐鳏、寡、孤、独、笃癃不能自存者，人三斛。
章帝建初十六年，诏贫民有田业而匮乏者贷种粮，勿收责。
以后，以各处水旱、饥馑，振贷非通行天下者不书。
献帝兴平元年，三辅大旱，帝出太仓米豆作糜食饥人。
时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如故。帝疑振恤有虚，乃亲于御座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责有司，收侯汶考实，杖五十。自是之后，多得全济。
魏文帝黄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饥，遣使开仓禀以振之。
明帝景初元年，冀、兖、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没溺死亡及失产财者，所在开仓振给之。
吴大帝赤乌三年，民饥，诏开仓禀以振贫穷。
晋成帝咸康元年，扬州诸郡饥，遣使开仓振给。
宋文帝元嘉中，三吴水潦，贵人饥。彭城王义康立议：“以东土灾荒，人稠踊，富商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馀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又沿淮岁丰，令三吴饥人，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又诏以会稽、宣城二郡米百万斛赐遭水人。
二十年，诸州郡水旱，人大饥，遣使开仓振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诏州郡水、旱、蝗，人饥，开仓振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饥，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定州上言，为粥所活者，九十四万七千馀口。冀州上言，为粥所活者，七十五万一千七百馀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诏开仓振恤，以京师贵，出仓粟八十万石以振恤贫民。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为之流涕，不御酒，殆将一期。乃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遇扶老携幼，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谓黄门侍郎王曰：“开皇大旱，隋文帝不许振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是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馀何用哉！”
唐太宗贞观二年，山东旱，遣使振恤饥民，鬻子者，出金宝赎还之。
以后，发常平义仓振恤事，并见《市粜考》，兹不再录。
周显德六年，淮南饥，上命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上曰：“民犹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解者！安责其必偿也？”
致堂胡氏曰：“称贷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纾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责其他，日之偿也。其责偿也，或严其期，或征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归钱，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诡贷而征诸编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丰取约予为术，聚敛之臣以头会箕敛为事，大旱而税不蠲，水涝而税不蠲，蝗、蝻、螟、贼而税不蠲。长官督税不登数，则不书课；民户纳欠不破产，则不落籍。出于民力尚如此，而况贷于公者，其责偿固不遗馀力矣！世宗视民犹子，匡救其乏而不责其必偿，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振贷扬、泗饥。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还，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有馀万斛，倘以贷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来岁不稔，孰任其咎？”义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年，宁忧水旱邪？此当断自宸衷。”上从之。三月，诏赐沂州饥民种、食。又诏振宿、蒲、晋、慈、隰、相、卫州饥。
开宝四年，刘钅长平，诏振广南管内州县乡村不接济人户，委长吏于省仓内量行振贷，候丰稔日令只纳元数。
八年，平江南，诏出米十万石振城中饥民。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以粟四万石振同州饥。
淳化二年，诏永兴、凤翔、同华陕等州岁旱，以官仓粟贷之，人五斗，仍给复三年。
五年，命直史馆陈尧叟等往宋、亳、陈、颍等州，出粟以贷饥民。每州五千石，及万石仍更不理纳。
真宗咸平二年，诏出米十万石振两浙贫民。
五年，遣中使诣雄、霸、瀛、莫等州为粥，以振饥民。
两浙提刑锺离瑾言：“百姓阙食，官设糜粥，民竞赴之，有妨农事。请下转运司量出米振济，家不得过一斗。”从之。
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令，其德厚矣。灾之所被，必发仓禀振贷，或平价以粜；不足，则转漕他路粟以给；又不足，则诱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灾甚，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或百万石济之。赋租之未入、入未备者，或纵不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须丰年。宽逋负，休力役，赋入之有支移、折变者省之；应给蚕盐若和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农者罢之。薄关市之征，鬻牛者免算。利有可与民共者不禁，水乡则蠲蒲、鱼、果、之税。民流亡者，关津毋责渡钱；过京师者，分遣官诸城门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为淖靡食之，或赋以田，或听隶军籍。老幼不能自存者，听官司收养，因饥役若厌溺死者，官为瘗理祭之，厌溺死者加赐其家钱粟。蝗为害，则募民捕，以钱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诏州郡戒长吏存拊其民，缓缧系，省刑罚，饥民劫窖者薄其罪。且以戒监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罢懦不任职者。遣内侍存问，灾甚则遣使安抚。其前后所施，大略如此。
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至嘉二年，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谓之广惠仓，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纳之数，以上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以上留万石。田有馀，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则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其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馀乃及诸县，量其大小而均给之。其大略如此。
庆历八年，河北、京东西大水，大饥，人相食。诏出二司钱帛振之。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知青州富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择公私庐舍十馀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书其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粮饭劳之，人人为尽力。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及流民将复其又业，各以远近受粮。凡活五十馀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馀人。上闻之，遣使慰劳，就迁其秩。弼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知人，而实杀之。弼所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时救郓州刘夔亦发廪振饥，民赖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赐书褒奖。
曾巩《救灾议》曰：“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虽主上忧劳于上，使者旁午于下，无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许之赐之，可谓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坏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己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民不复得转移执事，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义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难可以久行也，则百姓何以赡其后？久行之，则被水之地既无秋成之望，非至来岁麦熟之时，未可以罢。自今至于来岁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者十馀州，州以二万户计之，中户以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县官者去其半，则仰食县官者为十万户。食之不遍，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遍，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又非深思虑为公家长计也。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簿，必生疾疠，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过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馀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于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者有之，伐桑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谓甚也。今秋气己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己众矣，如是不可止，则将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战斗之民，此众士大夫之所虑而不可谓无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众士大夫所未虑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则？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籴不可以不贵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欤？万一或出于无聊之计，有窥仓库，盗一囊之粟、一У之帛者，彼知己负有司之禁，则必鸟骇鼠窜、窃弄锄挺于草茅之中，以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动，则弱者必随而聚矣。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有χ鼓之警，国家胡能晏然而己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虑，内有郊祀之将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销之于未萌也！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今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禀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于今而取之于后，足以振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蓄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疠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夫饥寒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于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于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于流离转死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己哉！天下之民闻国家措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于无穷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师。待制陈荐请以粜使司陈粟贷民，户二石。从之。
御史中丞司马光上疏曰：“圣王之政，使民安其土，乐其业，自生至死，莫有离散之心。为此之要，在于得人。以臣愚见，莫若谨择公正之人为河北监司，使之察灾伤州县，守宰不胜者易之，然后多方那融斗斛，各使振济本州县之民。若斗斛数少不能周遍者，且须救土著农民，各据版籍，先从下等次第振济，则所给有限，可以豫约矣。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曰，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矣。如此，饥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旧业，浮游外乡。居者既安，则行者思反，若县县皆然，岂得复有流民哉？”
神宗熙宁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两浙运司，令分赐本路，召人纳米或钱振济。
帝以内侍有自淮南来者，言宿州民饥多盗，系囚众，本路不以闻。诏遣太常博士陈充等视宿、亳等州灾伤。又诏河北灾伤州军劫盗死罪者并减死，刺配广南牢城，年丰如旧。
司马光上疏论曰：“臣窃闻降敕下京东、京西灾伤州军，如人户委是家贫，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为不便。臣闻《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簿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于民，独于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后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簿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于宽仁而终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
按：温公此奏，乃言之于英宗治平年，非此时所上，今姑附此。
六年，诏：“自今灾伤，用司农常法振救不足者，并预具当修农田水利工役募夫数及其直上闻，乃发常平钱斛募饥民兴修，不如法振救者，委司农劾之。”
七年，赐环庆路安抚司度僧牒千，以备振济汉蕃饥民。
元丰元年，诏以滨、棣沧州被水灾，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贷请常平粮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振济之法，州县不能举行，夫以政杀人与刃无异。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尝不力争，至于凶年饥岁，老幼转死沟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于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务也。”
九年，知太原府魏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止。河东地寒，与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馀，即及三月终。”从之。
振贫始于嘉中罢鬻诸路户绝田，以夏秋所输之课，给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来，其法不废。自蔡京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费用既多，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元丰，诏青、齐、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无依者，给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六年，翰林学士承旨、知杭州苏轼言：“浙西二年诸郡灾伤，今岁大水，苏、湖、常三州水通为一，杭州死者五十馀万，苏州三十万，未数他郡。今既秋田不种，正使来岁丰稔，亦须七月方新，其间饥馑变故，未易度量。乞令转运司约度诸郡合粜米斛数目，下诸路封椿，及年计上供赴浙西诸郡粜卖。”诏赐米百万斛，钱二十馀万缗，振济灾伤。
绍圣元年，帝以京东、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归，诏给空名假承务郎敕十、太庙斋郎补牒十、州助教不理选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东、西路提举司，召人入钱粟充振济。
东莱吕氏曰：“荒政条目，始于黎民阻饥，舜命弃为后稷，播时百，其详见于《生民》之诗。到得后来，如所谓禹之水，汤之旱，民无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周礼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簿征，三曰缓刑），其详又始错见于六官之书。然古者之所谓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有九年之蓄（出《礼记 王制》），遇岁有不登，为人主者则贬损减省丧荒之式，见于小行人之官，札丧凶荒厄穷为一书（《周礼 秋官》）。当时天下各自有廪藏，所遇凶荒则振发济民而己。当时措置与后世不同，所谓移民、平籴，皆后世措置。且自周论之，太宰以九式均节物用，三曰丧荒之式，又遗人掌县鄙之委积，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簿征、散利。凡诸侯莫不有委积，以待凶荒，凶荒之岁，为符信发粟振饥而己。当时敛散轻重之式未尝讲。侯甸采卫皆有馈遗，不至于价翔踊，如弛张敛散之权亦不曾讲。惟到春秋、战国，王政既衰，秦饥乞籴于晋，鲁饥乞籴于齐（出《左传》），岁一不登，则乞籴于邻国，所谓九年之制度，已自败坏。见《管子 轻重》一篇，无虑百千言，不过君民互相攘夺。收其权于君上，己非君道。所谓荒政，一变为敛散轻重，先王之制因坏。到后来敛散轻重之权又不能操，所以启奸民幸凶年以谋祸害，民转死于沟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与敛散轻重之法又殆数等，大抵其法愈坏，则其术愈粗。论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为苟且之政，己非所以为王道，秦汉以下，谓之善政。汉武帝诏令：‘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纪元鼎二年诏）。’唐西都至岁不登，关中之粟不足以供万乘，荒年则幸东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时，且有‘逐粮天子’之语。后来元宗溺于苟安，不出长安（并出《通鉴》。）。以此论之，时节不同，孟子所谓苟且之政，乃后世所谓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须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后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粜法，非先王之政，丰年收之甚贱，凶年出之振饥，此又思其次之良规。到得平粜之政不讲，一切趣办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己而讲，要之，非常行。使平籴之法常行，则价不贵，四民各安其居，不至于流散，各可以自生养。至于移民、移粟，不过以饥殍之养养之而已，若设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贫困，常若枯旱，价翔贵，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振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酩，酩不可食。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赡宫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统而论之，先王有预备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积有可均处，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无焉，设糜粥，最下也。虽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随时理会便其民。战国之时，要论三十年之通计，此亦虚谈，则可以行平籴之法。如汉、唐坐视无策，则移民、通财虽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论。又不得已而为糜粥之养，随所遇之时，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论荒政，统体如此。今则所论，可行者甚多，试举六七条。且如汉载粟入关中无用传（宣帝本始四年，岁不登，民以车船载入关，毋得用传。出《本纪》）。后来贩粟者免税，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后世劝民出粟，散在乡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户各出，散而与之，此一条亦可行。又如富郑公在青州，处流民于城外所谓“室庐”，措置种种有法，当时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与于其（富郑公自郭移青，会河朔大水，民流京东。公以为从来拯救，当聚之州县，人既猥多，仓廪不能供，散以粥饭，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饥死；死者气薰蒸，疾疫随起，居人亦致病弊。是时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饥民散入村落，择所部丰稔者三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各因坊村，择寺庙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岩为窟室，以处流民。富民不得陂泽之利，分遣寄居官往主其事，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为吏胥、走隶者，皆给其食，令供簿书、给纳、守御之役。借民仓以贮，择地为场，掘沟为限，与流民约，三日一支，出纳之详，一如官府。公推其法于境内，吏之所至，手书其劳，酒炙之馈日至，人人忻戴，为之尽力。比麦熟，人给路粮遣归，饿死者无几，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其强壮堪为禁卒者，募得数千人，奏乞拨充诸军。自是天下流民处，多以青州为法）。又如赵清献公在会稽，不减价，四方商贾辐辏（出《言行录》。熙宁中，以大资政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价，公独榜衢路，令有米者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此一条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条皆近时可举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条，亦见《历世大纲》，须要参酌其宜于今者。大抵天下事虽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则举而措之而己。今所论荒政，如平籴之政，条目尤须讲求。自李悝平籴至汉耿寿昌为常平仓，元帝以后或废或罢，到宋朝遂为定制。仁宗之世，韩魏公请罢鬻没官之田，募人承佃，为广惠仓，散与鳏寡孤独。庆历、嘉，既有常平仓（国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于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两浙置。天禧四年，诏益、梓、夔州，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并置），又有广惠、广济仓振恤，所以仁宗德泽洽于民，三仓盖有力。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广惠量可以支给，尽粜转以为钱，变而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广惠之田卖尽（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乞令河南、京东、淮南转运司施行常平、广惠仓出纳乃预备之法。广惠仓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据数量留外，其馀并令常平仓监官通管，一般转易。其两仓见钱，依陕西出青苗钱例，每于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户请领，令随税送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斛斗，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皆听。仍于京东、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诏卖广惠仓田），虽得一时之利，要之竟无根底。元虽复，章又继之，三仓又坏，论荒政者不得不详考。”
高宗建炎元年，诏劝诱富豪出粟米济粜饥民，赏各有差。
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与进武校尉；二万石以上，取旨优异推赏；已有官荫不愿补援名目，当比类施行。
绍兴二十八年，浙东、西田苗损于风水。诏出常平米振粜，更令以义仓振济。在法，水旱检放及七分以上者济之，诏自今及五分处，即拨义仓米振济。
孝宗隆兴二年，霖雨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付户部变籴以济之。其年，淮民流于江、浙十数万，官司虽济而米斛有限，乃诏民不曾经水灾处占田万亩者，粜三千石；万亩以下，粜一千石。
乾道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贷，约米一斗，秋成还钱五百。其时米价既平，粜四斗始克偿之，农民岂不重困？”诏应借贷米只还本，取利不过五分。
七年，中书门下省言：“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振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
无官人：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限将仕郎者听，以上补官或进士，则免文解及补上州文学、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官，以上循资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并取旨优与推恩。
臣僚言：“诸路旱伤，乞以展放，展阁责之运司，籴给、借贷责之常平司，觉察妄滥责之提刑司，体量措置责之安抚司。”上谕宰执曰：“转运只言检放一事，恐他日振济之类必不肯任责。”虞允文奏曰：“转运司管一路财赋，谓之省计。凡州郡有馀、不足，通融相补，正其责也。”
淳熙八年，诏支会子二十二万，并浙东路常平义钱内支一十万贯，付提举朱熹，措置振粜。
十年，江东宪臣尤袤召人，言：“东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无数月之储。前年旱伤，江东之南康、江西之兴国俱是小垒，南康饥民一十二万二千有奇，兴国饥民七万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时，荒政著闻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赵之在会稽，在当时已是非常之灾，夷考其实，则青州一路饥民止十五万，几及南康一军之数；会稽大郡，饥民才二万二千而已，以兴国较之，已是三倍。至于振赡之米弼，用十五万，用三万六千。今江东公私合力振救，为米一百四十二万，去岁江西振济兴国一军，除民劝诱所得，出于官者自当七万，其视青州一路、会稽一郡，所费实相倍蓰，则知今日公私诚是困竭，不宜复有小歉。国家水旱之备止有常平义仓，频年旱，发之略尽。今所以为预备之计，唯有多出缗钱，广储米斛而己。”又言：“救荒之政，莫急于劝分。昨者朝廷立赏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输纳，故庚子之旱不费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后输纳既多，朝廷吝于推赏，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为不信，乞诏有司施行。”
浙东提举朱熹与丞相王淮书曰：“今上自执政，下及庶僚，内而侍从，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结附而得。明公不此之爱，而顾爱此迪功、文学、承信、校尉十数人之赏，以为重惜名器之计，愚亦不知其何说也。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此其自谋，可谓尽矣，然自旁观论，则亦可谓不思之甚也。”
宁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贾从熟言：“出粟振济，赏有常典，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劝，然应格г赏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号为上户者，不过常产耳，今不必尽责以振济，但随力所及，或粜或贷，广而及于一乡，狭而及于一都，有司核实量多寡与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几官不失信，民必乐从。”从之。
●卷二十七 国用考五
○蠲贷
汉文帝二年，民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十二年，赐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于汉文，以后或因行幸所过除田租，或各处灾伤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录。详见《田赋考》。
武帝元朔元年，诸逋贷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诏所振贷种食勿收责。
按：汉以来始有蠲贷之事，其所蠲贷者有二：田赋一也，逋债二也，何三代之时独不闻有所蠲贷邪？盖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赋而已，贡、助、彻之法虽不离乎什一，然往往随时随地为之权衡，未尝立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贡》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则田下而赋上，人功少则田上而赋下。兖州之地，盖十有三载而后可同于他州，又有杂出于数等之，如下上、上错、下中三错之类，可见其未尝立为定法。孟子以为治地莫不善于贡，亦病其较数岁之中以为常，然则数岁之外亦未尝不变易，非如后世立经常之定额，其登于赋额者，遂升合不可悬欠也。盖其所谓田赋者，既随时斟酌而取之，则自不令其输纳不敷而至于逋悬，既无逋悬，则何有于蠲贷？而当时之民，亦秉义以事其上，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谓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农，则又不至如后世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于田赋之外，则未尝他取于民，虽有春省耕，补不足；秋省敛助不给之制，然未闻责其偿也。春秋时，始有施舍己责之说，家量贷而公量收之说。秦、汉而下，赋税之额始定，而民不敢逋额内之租，征敛之名始多，而官复有税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视时之丰歉、民之贫富而时有蠲贷之令，亦其势然也。由唐以来，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贷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乱离。改易朝代，则有所蠲；恢拓土宇，则有所蠲；甚至三岁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为常典。盖征敛之法本苛，逋欠之数日多，故蠲贷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顽犷之徒，至有故逋常赋以待蠲，而以为得策，则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诏所振贷勿收。
神爵元年，诏所振贷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
鸿嘉元年，诏逋贷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贷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诏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
后汉章帝元年，诏以大旱，勿收兖、豫、徐州田租。
和帝永元四年，诏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者，什四以上，勿收田租。九年，诏如之。
顺帝永建元年，诏以疫疠水旱，令人半输今年田租；其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
桓帝延熹九年、灵帝熹平四年，皆有是诏。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取蜀，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
吴大帝嘉禾三年，宽民逋赋，勿复督课。
十三年，诏原逋责。
晋武帝泰始元年，受禅。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逋债宿负皆勿收。
太康元年，平吴，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
二年，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
五年，减天下户课三分之二。
六年，以岁不登，免租贷宿负。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户调绢绵。
成帝咸和四年，诏遭贼州县，复租税三年。
孝武太元四年，郡县遭水旱者，减租税。
五年，以比岁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债，皆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除逋租宿债。
宋武帝即位，大赦。逋租宿债勿收。
齐高帝即位，大赦，除逋租宿债（梁、陈受禅，皆然）。
魏道武天兴元年，诏大军所经州郡，皆复赀租一年，除山东人租赋之半。
二年，又除州郡租赋之半。
太武延和三年，诏以频年征伐，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令郡县括贫富，以为三级，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巡行州县，遭水之处免其租赋。
隋文帝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赋。
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唐高祖武德元年，即位。诏义师所过给复三年，其馀给复二年。
四年，平王世充、窦建德，大赦。百姓给复一年，陕、鼎、函、虢、虞、芮、七州转输劳费，幽州管内久隔寇戎，并给复二年。
太宗即位，免民逋租宿负。又免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
贞观元年，以山东旱，免今年租。
中宗复位，免民一年租赋。
睿宗即位，免天下岁租之半。
元宗开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岁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负。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负。
十七年，免今岁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租。
天宝十四载，免今年租、庸半。
肃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来岁三之一；陷贼州，免三岁租。
代宗即位，免民逋负租宿负。次年，又诏免之。
宪宗元和四年，免山南东道、淮南、江西、浙东、湖南、荆南今岁税。
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负。
武宗会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税。
宣宗大中四年，蠲度支、盐铁、户部逋负。
九年，以旱，遣使巡抚淮南，减上供馈运，蠲逋租。又罢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贡，以代下户租税。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负。
后唐庄宗天成二年，诏免三司逋负近二百万缗。
潞王即位，以刘句判三司，钓考旧逋，必无可偿者请蠲之。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万石咸免之。贫民大悦，三司吏怨之。
致堂胡氏论见《田赋考》。
宋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秘书丞高绅上言：“受诏诣江南诸州，首至宣州，检责部内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万。”即日诏太常丞黄梦锡乘传案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邮驿、盐铁、酒榷、供军秸等，以铁钱计，其数逮四十年，州郡不为削去其籍。梦锡检勘合理者才三四万，民贫无以偿。乃诏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钦若上言：“诸路所督逋负并十保人偿纳未尽者，请令保明闻奏；均在吏属科理者，请蠲放之。”诏可。又令川峡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以偿。自是，每有大赦，必令台省官与三司同详定逋负，引对蠲放。天书降，放五百八十万；东封，放五百四十九万；汾阴，放五百九十四万。其后所放，大约准此。
巽岩李氏《送汤司农归朝序》曰：“侧闻真宗初即位，王文穆公与毋宾古同佐三司。宾古谓：‘天下宿逋自五代讫咸平理督未己，民病不能胜，将启蠲之。’文穆得宾古言，即夕俾吏治其数。翌日具奏，真宗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遗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馀万，释系囚三千馀人，由是遇文穆甚异，卒用为相。仁宗继立，推广先志，亟改追欠司曰蠲纳司，旋命近臣详定应在名物，下诸路转运使，期以三年悉蠲之。每三年复一大赦，凡宿逋之总于蠲纳司者，苟非侵盗，皆得除洗。历圣相授，率由旧章，所蠲当以数百万计，究其本原事迹，实自文穆发之。文穆晚缪所为，要不合古，而真宗独加宠待，亦惟文穆旱有恤民之言，宜为宰相故尔。”
仁宗天圣六年，诏：“天下应在物，转运司选所部官，期三年内悉除之。百万以上，岁中除十之八者升陟；不及百万，而岁中悉除者录其劳；过期者劾其罪。”是岁，有司言所蠲二百三十六万。
嘉四年，蠲三千二百一十六万，其馀或千万，或数百万，推是以知四十馀年之，以恩释者多矣。然有司或务聚敛，有尝以恩除而追督不舍者，朝廷知其弊，下诏戒饬。
英宗治平三年，诏逋负非侵盗皆除之。或请所负须嘉七年赦后己输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学士钱明逸言：“此非赦意，请如初令。”诏可。
神宗熙宁元年，释逋负贷粮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
元丰五年，诏内外市易务，在京酒户罚息钱并除之。后又诏倍罚曲钱三分己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元年，右司谏苏辙言：“乞将民官本债负出限役钱，及酒坊元额罚钱，见今资产耗竭，实不能出者，令州县监司保明除放。”诏令户部勘会。辙谓此事惟州县可见，若令户部取之，州县文字，往来问难，淹延岁月，救民之急，不当如此，乞与一切放免。于是诏户部勘会应系诸色欠负窠名，数目若干，系息或罚，及逐户己纳过息罚钱数，并抛下免役及坊场净利等钱，仍以欠户见有无抵抵当物力，速具保明以闻。寻诏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特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己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钱亦依此。
五年，诏府界诸路人户，积年负欠，以十分为率，每年随夏、秋料各带纳一分，愿并纳者听。又诏诸路负欠，许将斛斗增价折纳。
御史中丞傅尧俞言：“风闻逐处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徒费鞭朴，长公人贪暴乞取之弊。诸路监司且令带纳一料，候秋成更令带纳。”
知杭州苏轼言：“二圣嗣位以来，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收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则亦非独有司之过也。况臣所论市易、盐钱、酒税、和买绢四事，钱物虽多，皆是虚数，必难催理。除是复用小人如吴居厚、卢秉之类，假以事权，济其威虐，则五七年，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兵循常法，何缘索得，三五年后，人户竭产，伍保散亡，势穷理尽，不得不放。当此之时，亦不得谓之圣恩矣。伏乞留神省览，或执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则茫然如堕海中，民复何望矣！”
七年，轼又上言曰：“臣闻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后可以即戎，古之所谓善人者，其不及圣人远甚。今二圣临御，八年于兹，仁孝慈俭，可谓至矣，而帑廪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所至访问耆老有识之士，阴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宽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其馀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监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门，鞭笞日加其身，虽有白圭、倚顿，亦化为筚门圭窦矣。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盗而本家及五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籍，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捐虚名而收实利也。自二圣临御以来，每以施舍己责为先务，登极赦令，每次郊赦，或随事指，皆从宽厚。凡今所催欠负，十有六七，皆圣恩所贷矣，而官吏刻簿，与圣意异，舞文巧诋，使不该放。监司以催欠为职业，守令上为监司之所迫，下为胥吏之所使，大率县有监催千百家，则县中胥徒，举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则此等皆寂寥无获矣。自非有力之家纳赂请求，谁肯举行恩贷，而积欠之人，皆邻于寒饿，何赂之有？其贫困扫地，无可蚕食者，则县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买，抵当物业；或虽非衷私，而云买不当价。似此之类，蔓延追扰，自甲及乙，自乙及丙，无有穷己。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钱，谓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盖无虚日，俗谓此等为县胥食邑户。嗟乎！圣人在上，使民不得为陛下赤子，而皆为奸吏食邑户，此何道也！商贾贩卖，例无见钱，若用见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济。今富户先已残破，中民又有积欠，谁敢赊卖物货？则商贾自然不行，此酒税课利所以日亏，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诸路连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转运司窘于财用，例不肯放税，纵放亦不尽实，虽无明文指，而以喜怒风晓官吏，孰敢违者？所以逐县例皆拖欠两税，较其所欠，与依实检放无异，于官了无所益，而民有追扰鞭挞之若。近者诏旨凡积欠皆分为十料催纳，通计五年而足，圣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谓有旨倚阁者，方待依十料指，馀皆并催。纵使尽依十料，吏卒乞觅，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纳足，则追扰常在，纵分百料，与一料同。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致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利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颍移扬州，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尝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馀万虎狼散于民，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来，日以检察本州积欠为事，内己有条贯除放，而官吏不肯举行者，臣即指本州一面除放去讫。其于理合放而于条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权住催理，听候指；其于理合放而于条有碍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圣旨。”
元符三年十二月（时徽宗己即位），诏两浙转运司应旧欠朝廷及他司钱物斛斗总计六百五十馀万，分作十五年拨还，仍自建中靖国元年为始。
时右司员外郎陈进《国用须知》，言帝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负，其数太多，不无侥亻幸，方国用匮乏之时，倾天下之财而无孑遗，大臣为无益之举，以坏先宪，不可以不虑。会御史中丞赵挺之亦言：“契勘元七年所放，不问系与不系欠负，凡民钱物宜输于官者，一切均放之。然所放欠，乃元丰八年三月己前，盖七年已前也，今元符三年乃放元符三年已前者，则所放不赀矣。祖宗以来，放欠自有程式，今不取祖宗以来旧法，而独取元七年之法，其放欠，止依所放名件，而不依所放年岁，显有情弊。乞并送户部勘当，将建隆以来至元六年赦敕契勘，如不曾放过名件，并合依祖宗以来赦敕催纳。方当内外告乏之时，朝廷能收宜取之物，以助国用，非小补也。”
宣和六年，臣僚言：“京西等处二税，及坊场、酒税拖欠贯万不少，悉非良民不纳，多是形势顽猾，人户欺隐。又高邮县共欠一十馀万贯石，作逃移者四万七千馀户，每岁辄除额税五万二千馀贯石。盖州县之官不能治豪右，抑兼并，贫下之户为豪右兼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陷省税。乞诏有司驱磨按治，庶使贫下之民，均被圣泽。”从之。
高宗建炎二年，诏元年夏秋税租及应欠负官物并除放。
绍兴二年，诏遣范汝为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税及夏料役钱。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税。
三年，诏诸州军所欠绍兴元年夏秋二税并和买，上三等人户与倚阁一半，第四等以下并倚阁，分限三年带纳。又诏潭、郴、鼎、澧、岳、复、循、梅、惠、英、虔、吉、抚、汀、南雄、荆南、南安、临江皆盗贼所蹂践，及军行经历处，与免科差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诏去年旱伤及四分己上州县，绍兴四年已前积欠租税皆除之。执政初议倚阁，上曰：“若倚阁州县，因缘为奸，又复催理扰人。”乃尽蠲之。
七年，诏：“驻跸及经由州县，见欠绍兴五年已前赋税，并坊场净利所负并蠲之。”
二十一年，诏：“自绍兴十一年至十七年诸色拖欠钱物，除形势及公吏、乡司，与第二等已上有力之家，馀并蠲之。”
二十三年，温州布衣万春上书，言：“乞将民有利债欠，还息与未还息，及本与未及本者并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权，伸贫民不平之气。”上谓辅臣曰：“若止偿本，则上户不肯放债，反为细民害。”乃诏私债还利还本者，并与依条除放。
二十六年，吏部侍郎许兴古言：“今铨曹有知县、县令共二百馀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民官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馀，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饬监司，奉法循理，则称民安矣。”诏行之。
二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绍兴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户积欠，拟令户部开具有无侵损岁计。”上曰：“不须如此，止令具数，便于内库拨还。朕平时不妄费内库所积，正欲备水旱。本是民钱，为民用，何所惜？”乃诏平江等处，应日前积久税赋并蠲之。
二十九年，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馀缗，及四等以下户系官所欠皆除之。
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飞得罪，湖北转运司拘收前宣抚司库务金币物斛，计置六百九十馀万缗，有未输纳者八十九万缗，至是一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军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数，即非侵盗，无所追偿，望即除放。”从之。
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赦文：“应官司债负房赁、税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截止绍兴三十二年以前并除放。如别立名额追纳者，许越诉官吏，并坐之。”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于南郊赦，蠲减并循旧制。自后每三岁郊赦皆如之。
诏蠲福建路寺、观宽剩钱。
先是闽部寺、观计口给食，常住所馀，尽为官拘。是致僧道不肯留心管业，田多不耕，耕者旋复逃弃，抑勒邻保补欠，累及乡民，乃有是命。
广东帅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贼奔冲本路，韶、连、南雄、封州，德庆、肇庆府之西，会广州之怀集、清远，皆遭蹂践，或被焚荡。乞依广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税，并命应副转运司，供赡荆南及本路大兵钱粮。”诏并英、贺、郴州，桂阳军未起钱物悉蠲之。十二月，宰执进呈立皇太子赦内一项，应为人曾孙，如祖孙四世见在，特与免本身色役、二税、诸般科敷一年。户部虑亏损岁计，欲每户放止五十干。上曰：“岂可失信于人？虽数多亦不柰何。”
乾道二年，诏饶州岁进金一千两，特减七百两。
五年，蠲诸路州军隆兴元年至乾道二年终拖欠上供诸色窠名钱粮，及乾道二年己前上供、科籴纲运欠米。又蠲江淮等路绍兴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终拖欠内藏库岁额钱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缗有奇。
六年，户部侍郎王佐等言：“军兴以后，行在省仓、诸路总所借兑过钱一百九十六万馀缗、银三十八万五千馀两、金二百馀两、度牒五千道。殿步马军司元借过酒本钱二十二万五千馀缗，及诸郡寄招军兵兑支钱五万八千缗，起发忠勇军衣，赐绵一万二千九百馀两、绢三千八百馀疋，并乞蠲放。”从之。
九年，诏大理寺见追赃钱自乾道七年二月以前并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体圣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诸路漕司，如合该除放无得更取之于州，州无得更取之于县，仍督逐县销豁欠簿，书其名数，榜民通知。”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