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后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至八百五人，盖燕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盛。”
钦宗靖康元年，复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赐出身 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或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路：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总其大较，要有可考。熙宁四年，太子左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八等，有司以安度所试《绿竹诗》背王刍古说，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五年，祝康、李举之试经书、律令大义，而有司考之入优，遂以令赐明经出身。其后梁子野、黄葆光赐出身，遂同进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来献捷，帝喜甚，遂以赐之。其后赵迩在政和擒蛮卜漏，编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来奏，永裔亦得赐。八年，章荐大理寺丞欧阳发有史学，又得赐。九年，中丞邓绾荐遂州布衣冯正符受赐，己而绾败，正符亦坐附会追夺。元符元年，承务郎李景夏召对；三年，上舍生何太正应诏言事，皆特赐。崇宁二年，又赐右司郎官林摅、苏州进士俞焘等。明年，蔡京子攸亦与焉。四年，宋乔年察访熙河称旨；大观四年，开封少尹张叔夜皆以职事赐。政和中，小学生曹芬、骆庭芝以能文赐。自此达官贵胄既多得赐，又上书献颂得之者多至百数，不胜纪矣。靖康新政，惩奸臣蔽塞，凡行义有闻、议论忠谠，悉加赐以示好恶。张炳、雷观、陈东、尹享、邓肃相望得赐，而天下知所乡矣。
●卷三十二 选举考五
○举士
高宗建炎元年，诏曰：“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顷缘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隽，已愆三岁之期，比申饬于攸司，涓上春而明试，深虞道阻，宽伫浃旬。而驻跸行宫，时巡方岳，非若中都当远近之会，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从权宜，创立规制，分礼闱之奏额，就诸路之漕台，俾谨择于考官，用精于实学，士省劳费，乡誉髦，悉预计偕，以俟亲策，敷告多士，咸体至怀。诸道令提刑司选官，即转运置司州军引试，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东路附京西转运司；国子监、开封府人就试于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国子监人愿就本路试者听。”
《朝野杂记》：“建炎二年，王唐公为礼部侍郎，建言复以词赋取士，自绍兴二年科场始。曾侍御统请废经义而专用词赋，上意乡之，吕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国学初建，高抑崇司业言：‘士以经术为本，请头场试经义，次场试诗赋，末场试子史论、时务策各一首。’许之。十五年，诏经义、诗赋分为两科，于是学者竞习词赋，经学浸微。二十六年冬，上谕沈守约曰：‘恐数年之后，经学遂废。’明年二月，诏举人并兼习两科（内大小经义共三道）。三十一年，言者以为老成经术之士，强习辞章，不合音律，请复分科取士，仍诏经义合格人有馀材，许以诗赋不足之数通取，不得过三分，自今年太学公补试行之，迄今不改。先是，举人既兼经义、诗赋、论、策，因号四科，然自更制以后，惟绍兴十四年、二十九年两行之而止，盖举人所习已是为二，不可复合矣。”
按：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盖熙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元、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然则自熙宁以来，士无不习经义之日矣。然元初，始复赋，欲经、赋中分取人，而东坡公上疏言：“自更法以来，士工习诗赋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随经、赋人数多少，各自立额取人。”则知当时士虽不习诗赋者十五年，而变法之馀，一习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绍兴之，则朝廷以经义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兼用诗赋才十馀年耳。然共场而试，则经拙而赋工；分科而试，则经少而赋多。流传既久，后来所至场屋，率是赋居其三之二，盖有自来矣。
二年，诏：“下第进士，六举曾经御试、八举曾经省试、并年四十以上，四举曾经御试、五举曾经省试、并年五十以上，河北、河东、陕西举人数内，特各减一举，元符以前到省两举者不限年，一举者年五十五已上，诸道转运司、开封府皆以名闻，令直赴廷试。”
按：仁宗嘉二年，廷试始免黜落，然则自后凡经御试者，无不出官之人。熙、丰年，亦尝有曾经御试推恩之令，盖为嘉二年御试不中者设也。今中兴之初，复有此令，则自建炎上距嘉以前，盖七十馀年，岂复有曾经御试之人乎？又恐是特为科试入下等，不理选限、未出官者而设，盖此曹亦谓之曾经御试，故令其再试而官之，以示优渥之恩。史志所载不明，当考。
是年，亲试举人于行都，赐进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馀人，第一人左宣教郎，二人、三人左宣义郎，馀推恩有差。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入五等者亦予调官，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即家赐第。皆龙飞特恩也。
故事，廷试上十名，御药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上曰：“取士当务至公，考官自足凭信，岂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诏自今勿先进卷子。
绍兴元年，以岁当明堂，复诏诸道类试，择宪、漕或帅守中词学之人总其事，使精选考官。于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始以便宜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试之。
侯延庆言：“用兵以来，太学既罢，青衿解散，文籍沦坠。今诸道州军进士已有定额，独行在职事及务官随行有服亲及门客，往往乡贡隔绝，请立应举法，以国子监进士为名。”诏从之，令转运司附试。是年，德音：“应该恩免解举人，值兵毁失公据者，召京官二员委保，所在州军给据讫，仍申部注籍。”
二年，亲策进士张九成等。时凌景夏为第二，吕颐浩言，景夏词实胜九成，请更第一。上曰：“士人初进，便须别其忠佞。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执事，言之无所畏避。”乃擢首选。九成以类试及亲策俱第一，特进一官。四川类试正奏名第一人，依殿试第五人恩例。
九年，诏：“陕西久陷伪境，与四川类试，必不能中程式。其令礼部措置，别号取放。”川、陕分类试额自此始。
御史中丞廖刚言：“国朝三岁一举，每以今年大礼，明年科场，又明年省、殿试为准，故注授人先后到部，不至搀并。今科试、明堂同在嗣岁，省司财计难以应办，一不便也。近岁初官待阙，率四五年，若使进士，荫人同时差注，二不便也。更展一年，则旧制合矣。”天子是其议，其来年诏曰：“三岁宾兴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为彝典。顷缘多故，氵存展试期，致取士之年当宗祀，而入仕之众并集铨曹，攸司困供亿之繁，多士兴滞留之叹。宜从革正，用复故常，庶蒇事惟均，有便于国，调官无壅，亦便尔私。其绍兴十年，诸州依条发解，于绍兴十二年正月省试，三月殿试。自后科场示此为准。”
十三年，初立同文馆试。凡在行朝，去本贯及千里以上者，许附试国子监。
诏：“祖宗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今福建、二广趋京不远，恐试下举人冒名再试他州，可依限八月初五日锁院。”
旧诸州皆以八月选日试士，举人有就数州取解者。至是，诏诸道发解并以中秋日引试，四川则用季春，而仲秋类省焉。
太学博士王之望言：“举人程文，或纯用本朝人文集数百言，或歌颂及佛书全句，旧式皆不可考。建炎初，悉从删去，故犯者多。”诏申严行下。
十九年，诏：“自今科试前一岁，诸州军及属县长吏籍定合应举人，以次年春县上之州，州下之学，核实引保，赴乡饮酒毕，送试院。其临期投状射保者，皆勿受。”
自熙、丰，程颢、程颐以道学倡于洛，海内皆师归之。中兴以来，始盛于东南，士子科举之文稍祖颐说。先是，陈公辅上疏诋颐学，乞行禁绝，而胡寅辨其非。至绍兴末年，正字叶谦亨上言：“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士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右王安石，稍涉颐学，一切摈弃。程、王之学，时有所长，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皆可以为学也。”上曰：“赵鼎主程颐，秦桧主王安石，诚为偏曲。”诏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至是稍解矣。
礼部侍郎周葵言：“科举足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经传之言可为谀佞者，以为问目，学者因之，专务苟合时好。如论伊尹、周公，则竞为归美宰相之言；《春秋》讥贬失礼，则指为褒称之事。悖戾圣人之意，大率类此。至于前古治乱兴亡之变，以时忌绝口不道，后生晚辈往往不读史书。望诏有司选通经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凿迎合，议论乖僻，不合体式者，皆行黜落；若矫枉过正，不顾所问，务为诋讦者，亦复勿取。”从之。
二十五年，上谓辅臣曰：“往年秦埙对策，皆桧、喜语，有司拟为第一，朕抑第三，不使与寒士争。今可举行祖宗故事，应礼部举人内有权要亲族者，并令覆试。仍追夺埙出身，改曹冠等七人阶官并带‘右’字，馀并放。”
二十七年，先时蜀士赴殿试不及者，皆赐同进士出身。上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不宜皆下列，至是，先期谕都省，宽展试日以待。宰相沈该奏：“天时向暑，临轩非便。请后至者臣等策之，中书定高下。”上曰：“三年策士，朕岂惮一日之劳邪？”及唱第，王十朋为首，第二人阎安中，第三人梁介。安中、梁介皆蜀士也。上大悦。
二十九年，孙道夫侍经筵，一日，极论四川类试请托之弊，请尽令赴礼部。上曰：“后举但当遣御史监之。”道夫持益坚，事下国子监，祭酒杨椿曰：“蜀去天万里，可使士子涉三峡、冒重湖邪？欲革其弊，一监试得人足矣。”遂诏监司守ヘ宾客力可行者赴省，馀不在遣中。是岁，四川类省试，始降敕差官。四川类省试第一人恩数，初，视殿试第三人，赐进士及第，优之也。后以何耕对蜀人才策，为秦桧所怒，乃改礼部类试第一等人并赐进士出身，自是无有不赴御试者。惟上不亲策，则类省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
孝宗隆兴元年，诏：“应令人代名及为人冒名赴省者，各计所受财依条外，并永不得应举。”
省试旧以十四人取一名，隆兴初，建、剑、宣、鼎、洪五州进士，三举实到场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额百人，遂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类省试则十六人取一名，后不复改。
容斋洪氏《随笔》曰：“黄鲁直以元三年为贡院参详官，有书帖一纸云：‘正月乙丑，锁太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视今日为不侔。”
臣僚言：“科举之制，州郡解额狭而举子多，漕司数宽，士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乞申严诈冒之禁，立为中制。”从之。四年，乃裁定牒试法，文武臣添差官，除亲子孙外，并罢；其行在职事官，除监察御史已上，并不许牒试。
乾道六年，诏自今诸道试官，皆隔一郡选差。后又令历三郡合符，乃听入院，防私弊也。
七年，虞允文请辛巳以来归正人，依仿祖宗陕西、河北赴南省试，别立号取人。从之。
八年，礼部尚书胡沂、郎官萧国梁造贡籍成，上之，凡诸道举人乡贯、治经、三代、年甲、举数悉备。
淳熙二年，御试。上尝谓辅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命讨论殿最来上。至是，唱第后之二日，上御殿，引按文士詹癸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艺，新制也。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进士俱衤阑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给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厉自献，多命中焉。凡三箭中帖为上等，正奏第一人转一官，与通判，馀循一资；二箭中帖为中等，减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垛为下等，一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黄甲，馀升名次而已。特奏名第五等人射艺合格与文学，凡不中者并赐帛。
六年，诏：“特奏名自今三人取一，在第四等以前，馀并入第五等。其末等纳敕者旧许再试，今止许一试。旧免解人有故不入试者，理为一举，今不理。潜藩及五路旧升甲者，今但升名。”其后又许纳敕三次，为定制焉。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开元中，国子祭酒杨言：‘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馀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当时以其言为然。淳熙九年，大减任子员数，是时，吏部四选开具，以三年为率，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幸、流外盖过二千之数，甚与开元类也。”
十一年，御试。时进士试策，薄暮未纳卷者三，奉旨赐烛。既而侍御史刘国瑞言：“宫庭之，自有火禁，贡举之条，不许见烛。虽圣恩宽厚，假以须臾，窃恐玩习成风，浸隳法制。其纳卷最后者，请下御试所降黜。”从之。旧例，廷试举人至暮者许赐烛，然殿深易黑，日昃则殿上烛出矣。凡赐烛，正奏名降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等，与摄助教。举人试艺于省闱及国子监、两浙转运司者，皆禁烛。
十四年，御试得进士王容以下。上天姿英明，大廷策士，多自升黜，不尽由有司。是举，王容盖自第三亲擢为榜首。时儒生迭兴，辞章雅正，号“干淳体”。
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其私议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返为大成。今《乐经》亡而《礼经》阙，二戴之礼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经之为教，己不能备，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通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虽熹议未上闻，而天下诵之。
项安世拟对学士院试策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馀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议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论伊、傅、周、召如何，但使诸葛亮、王猛处此，必当自出意度，别作炉鞴，以陶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当时之事，决不受此缠缚也。自王导、谢安以下，随世就事之人，欲于妥帖平静之中，密致分数剂量之效，则必不敢变今之说，取今之士矣。此固无以议为也。然则用王、谢之术为之调度，亦有道乎？曰：‘有。时于寻常尺寸之中，略出神明特达之举，稍更茸己甚之习，薄伸浑厚平直之气，则犹愈于已也。’盖天下之事，虽贵于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于法。法者所以抑侥幸，非所以抑豪杰也。夫所谓侥幸者，其才不应得，而冒欲得之之谓也。一人得之，众人攀之，其门一开，不可复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进而无隙，欲求而无辞，是则法之效也。若夫豪杰之士，其德宜为人上，其才宜为世用，非所谓侥幸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与比，以此为例，谁敢攀之？有若是者，时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专以操笔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则亦足以补风化，隆实行，扶善人而愧恶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犹未尽出于此也。有上书而得官，如和逢尧、员半千之类是也；有隐逸而召用，如阳城、李渤之类是也；有出于辟举，如韩愈之出于张建封、董晋是也；有出于延誉，如吴武陵之荐杜牧之是也。至于本朝，法令始密，科场条贯，如缚胥吏，而乡举里选之意纤悉无遗矣。然祖宗之时，犹有度外之事，如张咏当为举首，而以逊其乡人，则犹有朋友之义也；宋祁当为第一，而令与兄，则犹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为文，则犹有礼意也；李畋、张及二人并解，则犹未立额也。此外又有陈乞之恩，聘召之礼，元经行之举，三舍行艺之规，则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尽士矣，故孙复、苏洵之用，犹出于常法之外，而雷简夫、姚嗣宗之官，或由于特达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虽或少出常度，然亦千万中之一二耳，须臾之才行，不足以胜二百年之科目也。”
按：取士之弊，人人能言之，然晦、平甫二公之说，则不废科目之法，而自足以救科目之弊，其说犹为确实可行云。
光宗初，建议者云：“省闱试士，春令尚浅，天寒晷短，遇风雪，则砚冰笔冻，书字不成，纵有钜材，莫克展布。请展至二月朔，而殿试则于四月初选日。”从之。
宁宗庆元二年，以谅阴不亲策，省试进士，得正奏名邹应龙等。
自韩胄袭秦桧故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之，上章论列，诏榜朝堂，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至云：“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既而叶翥上言：“士狃于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也，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
四年，言者云：“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拘以骈俪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父兄相授，囊括冥搜，片言只字，不脱毫分，溢箧盈箱，初无本领，旅进场屋，鲜有出于揣拟之外，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望令有司，所出《六经》题目，各于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合为一题，庶几实学得尽己见，而挟册雠伪者或可退听。”从之。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首选；三曰国朝正史与实录等书，人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窃窥，有力之家，冒禁传写，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远之士，无繇尽知。请自今诗赋纯正者，之前列，《春秋》卓异者，不妨巍占，若所作无异诸经，自当杂定高下。其策题并须明白指问。”诏从之。
开禧二年，诏诸道运司、州、府、军、监：“凡发解举人合格试卷姓名，类申礼部，候省试中，牒发御史台，同礼部长贰参对字画，关御药院内侍照应。廷试字画不同者，别榜放。”
旧制，秋贡、春试皆置别头场，以待举人之避亲者。自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临轩亲试，谓之“天子门生”，虽父兄为考官，亦不避。是年，始因议臣有请，诏自今在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免差考校。
开禧元年，检详毛宪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韩胄既败，乃用言者奏，夺宪次对，而降自知为第五甲末。
嘉定十五年，秘书郎何淡言：“祖宗旧制，诸科举人问大义十道，能以本经注疏对，而加之以文辞润色者为‘上’；或不指明义理，但引注疏及六分者为‘粗’；其不识本义，或连他经文义乖戾、章句断绝者‘否’。夫经本注疏，则学有源流；文先义理，则士有器识。而今之时文，束于命题之短长，狃于立说之关键，而有司强裂句读，专务断章，是在我者己先离绝旨意，破碎经文，则何以责其尽合于大义哉？望诏有司革去旧习，使士子去机巧而深义理，考注疏而辩异同，明纲领而识体要，则实学之士出矣。”诏从之。
新进士旧有期集，渡江后，置局于贡院，特旨赐之餐钱，集英殿赐第之三曰赴焉。上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分职有差。朝谢后，拜黄甲，其仪：设褥于堂上，东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最少者一人，拜状元。所以侈宠灵、重好会、明长少也。又数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用释奠礼。遂赐闻喜宴，侍从已上及知举官、馆职皆预焉。
试刑法者，亦自熙、丰始。旧附铨试院，兵火后权停，绍兴三年始复，后又降敕别差试官二员，专撰刑法问题，号为假案。其合格分数，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为率，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系二十七通七半），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系二十四通七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系二十二通以上），凡试入二等者，选人改京秩，盖赵忠简为相，以刑名之学其废日久，故白请优之，今遂为大理评、丞之选。四年制置司请每三年就类省试院别差刑法官二员校试。从之。
新科明法者，熙宁改旧明法科为之。崇宁初废，取其解省额归礼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吴言：“法官阙人，请复此科，许进士尝得解贡人就试。”从之。
绍兴十一年，始就诸路秋试，每五人解一名，省试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经。明年御试，御药院请分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为滥，请解、省试各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省试九人取一），所试断案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断案及五分、《刑统》义文理俱通者为合格，无则阙之，仍自后举兼经。十六年二月，遂罢之，迄今不复置矣。
新科明法，始就诸道秋试，每各五人解一，省试十取其一。御药院又拟恩例，第一等赐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后三岁，议者谓得解人取应，更不兼经，白身得官反易于有官试法。乃诏自今断案、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断及五分、《刑统》义文理全通为合格，及虽全通而断案不及分数者勿取，仍自后举兼经。
淳熙七年，秘书郎李言：“汉世仪、律、令同藏于理官，而决疑狱者必传以古义。祖宗朝，诏学究兼习律令，而废明法科；后复明法，而以三小经附，盖欲使经生明法，法吏通经。今所试止于断案、律义，断案稍通，律义虽不成文，亦得中选，故法官罕能知书。谓宜使习太法者兼习经义，参考优劣，以定去留。”上曰：“古之儒者以经术决狱，若用俗吏，必流于刻。宜如所奏。”乃诏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场试断案，再场各三道；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小经义二道；第五场试《刑统》律义五道。明年，诏断案三场，每场止试一道，每道刑名十件，与经义通取，四十分已上为合格。经义定去留，律义定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言：“棘寺官属，颇难其人，狱案来上，致多差舛，其原在于习法之不精，试法之不详也。自昔设科，本以六场引试，内断案五场，各以刑名八件计四十通，律义一场计十通，断案以试其法令，律义以试其文理。自后有欲便其所习，始增经义一场，而止试五场，律义又居其一，断案止三场而已，殊失设科之初意。金科玉条，琐密繁碎，自非终日研究，未易精熟，乃牵于程文，以移其功。考试主文，类多文士，轻视法家，惟以经义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之设，正欲深明宪章，习熟法令，察举明比附之精微，识比折出入之错综，酌情法于数字之内，决是非于片言之。政和、绍兴案题字不过五七百，多不满千；比年不求题意之精密，专务繁冗以困人，敷衍支离，动辄二千字。自朝至于日中昃，仅能誊写题目，岂暇深究法意？其弊二也。进士考官，凡有出身皆可充选；刑法考官，不过在朝曾中法科丞、评数人，由是请托之风盛，换易之弊兴，其弊三也。臣以为宜罢去经义，仍分六场，以五场断案、一场律义为定。所问法题，稍简其字数，而求精于法。试官各供五六题，纳监试或主文临期点定。如是，则谳议得人矣。”从之。六年，议者云：“今止试《刑统》，是尽废义理，而专以法律为事，杂流进纳之人皆得就，又可径除职事官，非所以重科目、清班缀也。请复试经义一场，以《尚书》、《语》、《孟》题各一篇，与刑统大义通为五场；所出经题，不必拘刑名伦类，以防预造。杂流入赀人毋得收试。”
文武杂试 高宗建炎元年，追复祖宗故事，于科举之外有文武杰特者，试而官之。时郡国荐士四人至，命中书省各试策一道。何烈对策，依廷试礼称“臣”，上以其寒远，一体推恩。既而有言其疏者，于是降充末名，补下州文学，考官汪藻等皆坐黜。而军中便宜借补者众，诏内有武勇之人，委诸道提刑、安抚司依弓马所格法比试，合格人赴御营使司审试，拟定名目，上大省部，给进武、进义校尉两等文帖换授。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输家财助国，或赍蜡弹，冒险阻，或以进言献策。今率试以弓马，而旧补授至升朝官、大使臣者，例得校尉，未为允惬。宜令借补文臣，试兵书战策，以为殿最，馀并验实免试注官。”
东莱吕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见于经，其可见者，至周始有。自周后数千载，凡其废置、沿革、轻重，就所偏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论须见得所以废置、因革、轻重之所以然。以大略观之，大抵向前重，向后愈轻。且如《周礼》以乡三物教民，谓之宾兴，只看‘宾’之一字，当时盖甚尊士。详考前一段，他是一个本末度数精详具备，固不必说；只看他‘宾兴之，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如此其重。及至后世，如饮墨水，如夺席、脱容刀，如棘围，如糊名，若防奸盗然。为士者须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后世如此轻？须当深究之。三代之时，士一个进修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须看当时之于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则甚详；后世待之既轻，考之又略。且如《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又论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然后方免其徭役；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这里方可受爵禄。司马，政官也，以其可使从政也。凡经四级，然后始可从政。然犹未也，司马又辨论官材，论其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待其位定，始与之以禄。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经四级，已入仕之后凡经三级。经七级，然后始得禄。其考之之详如此。成周之时，见得官爵皆天位天禄，不敢轻授。至后世，与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为进退，盖有以一日之长而决取终身之富贵者。当时考之甚详如此，然论其大略，汉唐以来，大抵自重而渐轻，自缓而渐速。由汉以来，虽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礼，然犹州长身劝为之驾，虽以当时号为谄谀如公孙弘者，犹是乡人劝勉而来，未尝自进。到得后来，唐始令投牒自进，而士始渐轻，此所谓‘自重而渐轻’。自汉至唐，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或是为人所论荐，或再应皆中，或藩方辟举，然后始得释褐。至本朝始，放进士及第即放释褐，此所谓‘自缓而渐速’。科目虽多，其历代常行自有数。自汉至隋以前，惟孝廉与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进士、明经常行；至熙宁后，王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进士独存，明经始废（熙宁四年，明经科废罢），此其大略可见。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历代常行不废，汉则因事而举，六朝亦举，至唐及本朝亦未尝废；到得熙宁，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对策议新法，制科始罢。至元初，又再复得两三举，至绍圣初，章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罢（景德四年，帝曰：“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苟有济时之用安得知？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熙宁二年，贤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诏：“毁薄时政，不足收录，告示发付本任。”天圣八年，茂才富弼，景二年，体用吴育；景六年，贤良苏辙、苏轼）。大抵三代之时，不专是语言文章，至汉以来，则有所谓射策、对策，是时已成科举之习，虽然，尚理会经义，又与时议。到隋炀帝之时，风俗浮华，始有进士之科，方有律赋。自唐以来，孝廉、秀才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经、进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时，有记问者则得明经，有辞藻者则得进士。当时南北未分，两边各自设科。既分之后，后周进士未设，尚自理会秀、孝二科。是时，南人高南师，北人高北师，各守家法，莫之能定，当时主司有欲优劣之者，反为所难。隋炀帝时，风俗浮华，进士科始立。至唐初，进士、明经都重；及至中叶以后，则进士重而明经轻，盖当唐之时，文华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究之类。当时之人为之语曰：‘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才设进士试时，便设香案，有拜跪之礼；才到明经试时，则设棘监守，惟恐他传义。当时进士有帖经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记这传义，于是有赎帖。才是进士科试帖经，不知是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赋，便可赎帖经。及至熙宁，荆公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一科，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后，榜出多是南人预选，北人预者极少。自哲庙以后，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庆历中，范文正公、富公、韩魏公执政，欲先试论策，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简其程式，使得以逞，问以大义，使不专记诵，自是古文渐复。一年而三公皆罢政，此制遂停。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进士《当仁不让于师论》，贾时边、李迪皆有名场屋，及榜出，二人不与。试官取其文观之，李以落韵，边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御试。王文公以为落韵者不审尔。若舍注疏而立说，不可许，遂取李黜边。前辈之守注疏如此严。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经说》，令天下非从《三经》者不预选；罢词赋，又以《春秋》有《三传》难通，罢之。至元，始复词赋，增《春秋》。又至绍圣，章执政，欲复介甫法，遂复罢词赋，去《春秋》。后来至钦宗，又始复元制（太平兴国三年，诏律赋以平仄次用韵。天圣五年，诏参考策论。庆历四年，宋祁等言：“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学校。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简其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骋；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赋许依放唐人赋。”诏颁下。庆历五年，诏进士诸科如旧制考校注云。先是，颁行宋祁等新制，上封者言非便，熙宁四年，诏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令占一经，并《论语》、《孟子》。诸科稍令改进士科）。大抵须是有乡举里选底风俗，然后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未几停罢，缘是未有这风俗。今已为士，须思所以为风俗者何由，又须深察三代之所以厚而后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则亦庶乎复古。”
《宋登科记》总目：
太祖建隆元年，进士十九人，榜首杨砺。
二年，进士十一人，榜首张去华。
三年，进士十五人，榜首马。
四年，进士八人，榜首苏德祥。
干德二年，进士八人，榜首李景阳制科一人。
三年，进士七人，榜首刘察。
四年，进士六人，榜首李肃制科二人。
五年，进士十人，榜首刘蒙叟。
六年，进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务。
开宝二年，进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进士八人，榜首张拱；赐十五举未及第人司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进士十人，榜首刘寅。
五年，进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进士十一人，榜首宋准，再试取十六人、落下一人；诸科九十六人。
七年，停贡举。
八年，进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状元王嗣宗；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贡举。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一百九人，省元状元吕蒙正；诸科二百七人，十五举以上一百八十四，凡五百馀人。
三年，进士七十四人，省元状元胡旦；诸科八十二人。
四年，不贡举。
五年，进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状元苏易简，诸科五百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贡举。
八年，进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状元王世则；诸科二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陈充，状元梁颢；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四年，不贡举。
端拱元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一人。覆试得进士、诸科七百人；又武成王庙重试，得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是年，不临轩）。
二年，进士一百八十六人，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陈尧叟，状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不贡举。
三年，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孙何，状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并不贡举。
真宗咸平元年，进士五十人，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孙仅，状元同。
二年，进士七十一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孙暨，状元同。
三年，进士四百九人，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几，状元陈尧咨。
四年，停贡举，制科七人。
五年，进士三十八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王曾，状元同。
六年，不贡举。
景德元年，不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四十七人，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刘滋，状元李迪。
三年，不贡举，制科二人。
四年，不贡举，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进士二百七人，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郑向，状元姚晔。
二年，亲试东封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梁固。
三年，停贡举。
四年，祀汾阴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张师德。
五年，进士一百二十六人，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状元徐。
六年，停贡举。
七年，亳州、南京路进士二十一人，状元张观。
八年，进士二百八十人，诸科六十五人，省元高饣束，状元蔡齐。
九年，停贡举。
天禧元年、二年，停贡举。
三年，进士一百四十人，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程戡，状元王整。
四年、五年，干兴元年，并停贡举。
仁宗天圣元年，停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人，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吴感，状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贡举。
五年，进士七十七人，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吴育，状元王尧臣。
六年、七年，停贡举。
八年，进士二百四十九人，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欧阳修，状元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二人。
九年，停贡举，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并停贡举。
景元年，进士四百九十九人，诸科四百八十一人，制科三人，拔萃四人，省元黄庠，状元张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并停贡举。
宝元元年，进士三百一十人，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科二人，省元范镇，状元吕凑。
二年、康定元年、庆历元年，并停贡举。
二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杨，状元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并停贡举。
六年，进士五百三十八人，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元裴煜，状元贾黯。
七年、八年，停贡举。
皇元年，进士四百九十八人，诸科五百五十人，制科一人，省元冯京，状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并停贡举。
五年，进士五百二十人，诸科五百二十二人，省元徐无党，状元郑獬。
至和元年、二年，嘉元年，不贡举。
二年，进士三百八十八人，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李实，状元张衡；制科一人（是岁，始定为岁一科举）。
四年，进士一百六十五人，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刘挚，状元刘；制科三人。
六年，进士一百八十三人，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状元王俊民。
八年，进士一百九十三人，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状元许将。
英宗治平二年，进士二百人，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彭汝砺，状元同（始诏三岁一科举）。
四年，进士二百五十人，诸科三十六人，省元许安世，状元同（时神宗已即位）。
神宗熙宁三年，进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陆佃，状元叶祖泠；明经、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进士四百人，诸科四十人，省元邵刚，状元余中。
九年，进士四百二十二人，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张嵫，状元徐铎。
元丰二年，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先浚明，状元时彦。
五年，进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经三人，省元刘，状元黄裳。
八年，进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状元同（是岁，谅ウ，不临轩）。
哲宗元三年，进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援，状元李常宁。
六年，进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邹起，状元马涓；制科三人。
绍圣元年，进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刘范，状元毕渐；制科三人，宏词科八人。
四年，进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状元何昌言；词科九人。
元符三年，进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状元同（是岁，谅ウ，不临轩）。
徽宗崇宁二年，进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阶，状元霍端友。
五年，进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吴倜，状元蔡（是科为始，罢诸州发解，并省试，并从学校逐年贡士）。
大观三年，进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上舍魁李弥逊，状元贾安宅。
政和二年，进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师骥，状元莫俦。
五年，进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魁傅崧卿，状元何。
八年，进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状元王嘉。
宣和三年，进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齐愈，状元何涣。
六年，进士八百五人（是年，复省试），省元杨椿，状元沈晦。
高宗建炎二年（以军兴，分路类省试），进士四百五十一人，状元李易；四川、河北、京东进士八十七人。
绍兴二年，进士二百五十九人，状元张九成；四川进士一百二十人。
五年，进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远，状元汪应辰；四川进士一百三十七人。
八年，进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黄公度，状元同（是年，不亲策。引见正奏名，与四川类省奏名参定编排）。
十二年，进士二百五十四人，省元何溥，状元陈诚之；四川进士一百四十四人。
十五年，进士三百人，省元林机，状元刘章；四川进士七十三人。
十八年，进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状元王佐；四川进士二十三人。
二十一年，进士四百四人，省元郑闻，状元赵逵；四川进士十八人。
二十四年，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秦埙，状元张孝祥；四川进士六十三人。
二十七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张宋卿，状元王十朋（先时，四川类省道远，趁赴殿不及者别奏名。是年，无不到）。
三十年，进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刘朔，状元梁克家；四川进士十六人。
孝宗隆兴元年，进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问，状元同（是年，不亲策，同绍兴八年）。
乾道二年，进士四百九十二人，省元何澹，状元萧国梁。
五年，进士五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状元郑侨。
八年，进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学，状元黄定。
淳熙二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颖，状元詹癸。
五年，进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黄涣，状元姚颖。
八年，进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状元黄由。
十二年，进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状元卫泾。
十四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汤，状元王容。
光宗绍熙元年，进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钱易直，状元余复。
四年，进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
宁宗庆元二年，进士五百十六人，省元莫子纯，状元邹应龙。
五年，进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苏大璋，状元曾从龙；四川进士四人。
嘉泰二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傅行简，状元同（是年，谅ウ，不临轩）。
开禧元年，进士三十八人，省元林执善，状元毛自知。
嘉定元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朱停，状元郑自诚；四川进士四人。
四年，进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周端朝，状元赵建夫。
七年，进士五百二人，省元姚宏中，状元袁甫。
十年，进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陈埙，状元吴潜。
十三年，进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邱大发，状元刘渭。
十六年，进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胄，状元蒋重珍。
理宗宝庆二年，进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会龙，状元同（是年，谅ウ，不临轩）。
绍定二年，进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陈松龙，状元黄朴。
五年，进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叶大有，状元徐元杰。
端平二年，进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杨茂子，状元吴叔告。
嘉熙二年，进士四百二十二人，省元缪烈，状元周坦。
淳元年，进士
人，省元刘自，状元徐俨夫。
四年，进士
人，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
七年，进士
人，省元马廷鸾，状元张渊微。
十年，进士
人，省元陈应雷，状元方逢辰。
宝元年，进士 人，省元丁应奎，状元姚勉。
四年，进士
人，省元彭方迥，状元文天祥。
开庆二年，进士 人，省元李雷奋，状元周震炎。
景定三年，进士 人，省元李，状元方山京。
度宗咸淳元年，进士 人，省元阮登炳，状元同（是年，谅ウ，不亲策）。
四年，进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跃龙，状元陈文龙。
七年，进士
人，省元刘梦荐，状元张镇孙。
十年，进士
人，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
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总目，以《登科记》及《会要》参考，并省元、状元之名具录于此。国初，殿试本覆试也。唐以来，或以礼部所取未当，命中书门下详覆，至宋，艺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覆试。至雍熙四年，宰相请如唐故事，以春官之职归有司，上从之。次年，命宋知白知举，榜出而谤议蜂起，或击登闻鼓求别试，于是再行覆试，凡得数百人。又明年，则知贡举苏易简等不敢专其事，固请御试，上从之。自此遂为定例。然是年以后，如陈尧叟、孙何、王曾皆礼部所取第一人，而御试复以之冠多士，可见当时殿试，不过审覆其缪滥者黜之，而元在前列者，固未尝别第其升降也。景德以后，多别取状元，然省元亦皆置之龟列，《石林燕语》谓：“故事，南省奏名第一人，殿试唱过三名不及，则必越众抗声自陈，虽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吴春卿、欧阳公皆由是升第一甲。独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辈屡趣之，皆不应，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时服其静退。自此遂为故事。”然则仁宗时，省元亦例在前列，盖当时殿试虽曰别命试官，糊名考校，然赐第之时，往往亦参采誉望，乃定抡魁。欧阳公作《蔡齐行状》言：“凡贡士当赐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及公召见，衣冠伟然，进对有法，天子以为无能出其右者，乃擢为第一。”可见当时抡魁，未尝不参取誉望，则文章冠礼闱者，就为状头，要亦此意。后来无此法矣。
●卷三十三 选举考六
○贤良方正
汉文帝二年，诏曰：“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正朕之不逮。”
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贾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大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后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于四海，垂于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内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与贤士大夫游，故文帝视朝而受郎官止辇之言，驰坂而受袁盎揽辔之谏，盖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随事纳规，则未为无补，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时，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孔安国以儒者为侍中，特听掌御唾壶，则其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长孺，则帝虽雄暴，而所以礼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将军之上。盖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亲近而遂至于玩狎也。后世此意不存，人主亲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虽辅弼股肱之臣，亦不过质明趋朝，鞠躬屏息，笏奏事，卑卑而前，数语即退，而所与游处亲密者，皆嬖幸近习之流耳。况贤良方正之士，脱迹草莱而观光上国，其视黄屋之后尘、重瞳之表，远在霄之上，势分隔而情意日疏，等威严而震怖易起，所谓临轩详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汉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时效忠谠乎？然则山所言愿少弛击狐伐兔之事，而讲求立经陈纪之计，诚为至当之论；至谓必使大臣不得预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然后可以建功业，则非古义也。又曰：“夫士修之于家，而坏之于天子之廷。”夫所谓贤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极谏，以靡刂切上躬耳。今反为人主宴游射猎所蛊而坏之，则何以谓之贤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岂以日侍游猎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节乎？
又按：《晁错传》言：文帝时，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对策者百馀人，惟错为高第，迁中大夫。错未举贤良时，己为太子家令，上书言事，帝赐玺书宠答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则帝于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尝有慢之意，如山所言也。制策略谓：“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则其所以虚心诏访者，尤为恳恻。然观错所对，言“五帝神圣，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执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大概皆导谀纳谄之言，殊辜帝孜孜访求之本意，反不如为太子家令时所言劝农、备边之策为确实也。错在高第而所对如此，则其馀百馀人者可知。然则贤良方正负文帝，帝未尝负贤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仲舒，孝景时为博士），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遂以为江都相。辕固，帝初即位时，以贤良征，诸儒嫉毁，言固老，罢归之。
帝初即位，诏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卫绾特使之书奏耳。建白大义，岂绾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奋然知所决择如此，可谓英主矣。然辕固以老而见弃，庄助以容悦见录，仲舒虽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举贤良一事考之，帝终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诏策贤良。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时公孙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至是，复征贤良文学，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己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弘奏对。时对者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按：《武帝本纪》言元光元年策贤良，所载制策与《公孙弘传》所载文小异。弘对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纪又于制策之末称董仲舒、公孙弘出焉。按：仲舒对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纪误。
弘初以贤良征为博士，后罢归，再以贤良征，方对策。然则贤良之未对策者，亦可以为博士欤？董仲舒、辕固亦皆先为博士，后举贤良。
按：西都贤良策之载于史者，晁、董、公孙、杜钦、谷永、杜邺而己。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异其对，而复再三询叩，得以罄其所学。弘素曲学，又值不称旨罢免之馀，宜其姑为平缓无忤之说以取容，自不足责。晁错知治体，善议论，非弘之比，又遇谦恭好问之主如文帝，且己尝受知，辱眷于太子家令，言事之时，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猝奉大对之比，乃谆复乎五帝神圣之说，赞颂不容口而略无建明，惜哉！钦、永阿王氏，论益卑矣。邺指陈外戚，讥切丁、傅，稍不负方正之名。王吉、贡禹之正大，朱、何武之刚方，必有嘉论，惜史逸其传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节郡国，举贤良。
五年，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
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有司者，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贤良、文学者，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九江祝生与其徒六十馀人也。其建议之首曰：“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所疾苦。”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而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悉罢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之，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罢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晁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复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后为有益于人国耳（贤良及大夫问难本末，见《征榷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地震，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诏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毋讳有司。”
神爵四年，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陇西郡，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为京兆尹，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辟雅拜（行礼容拜也。辟犹盘旋也），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
孝成建始二年，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以日蚀、地震，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
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陨、孛见，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经对，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令公卿与内郡国共举）。
孝哀帝元寿元年正月，以日食，有诏令公卿大夫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等，察举贤良方正及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汉举贤良文学
晁错（以太子家令举，迁授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举，迁授江都相） 公孙弘（以博士举，迁博士待诏） 杜钦（以武库令举，迁授议郎） 严助（郡举，擢授中大夫） 朱（以博士举，迁授槐里令） 王吉（以阳令举，迁授昌邑中尉） 贡禹（以博士举，迁授河南令） 魏相（郡卒史举，迁授茂陵令） 盖宽饶（以郎举，迁谏大夫） 孔光（以议郎举，迁授谏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举，待诏公车） 杜邺（以凉州刺史举，不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卒史举，迁授谏大夫） 辕固（以清河王太傅举，寻罢归里） 黄霸（以丞相长史举，迁扬州刺史） 朱邑（以太守卒史举，迁大司农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川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诏：“公卿己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诏曰：“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五年闰三月，诏曰：“朕以不明，统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顺帝即位，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汉安元年二月，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
冲帝即位，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永兴二年二月，京师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东汉举贤良文学
鲁丕（郡功曹举，迁议郎） 申屠刚 苏章 李法 爰延 崔る 周燮（不就）刘瑜 荀淑 皇甫规 张奂 刘淑 刘焉
魏明帝青龙元年，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公、卿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挚虞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云云）。虞对毕，擢为太子舍人。
阮种与诜、王康对贤良，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种策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
按：试贤良而至于再策，始于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于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于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后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诏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天子亲临观之，试己，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
元宗开元八年，上亲策应制举人于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从一道。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仍令有司设食。
石林叶氏曰：“汉举贤良，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馀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者皆预选，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与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天宝十三载，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词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制举试诗、赋自此始。
宪宗元和元年，敕制举人试讫，有通夜纳策，计归不得者，并于光宅寺止宿，金吾卫使差人监引至宿所，切加句当，勿令喧杂。
是年，策贤良，诏杨于陵、郑敬、李益、韦贯之同考核。贤良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条对甚直，无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等。权幸恶其诋讦，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为唱诽，贯之等皆坐贬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来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应科者既未必英才，而发问之目往往摘抉细隐，穷所难知，务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极谏之风替矣。要必深诏中外，精求方闻，有学行者勿令先献所业，直召至殿廷而亲策以当世之急务，与夫政事之阙失，使举古治宜于今者，如其可采，则就加任使，以合于尧舜奏言试功之举，则瑰玮杰特之才不困于簸扬淘汰，而国家收多士之实用矣。”
文宗太和三年，贤良、前进士刘ナ对策切直，指陈时事，不避贵近，言辞激切，士林感动。考官冯宿、贾饣束、庞严等有所畏忌，不敢上闻，随例摈斥，议者不平。谏臣或将其策白于宰臣，宰臣怯惮，亦不敢为之明白。同对李抗表请让官于ナ，不报。
按：既曰制科，则天子亲策之，亲览之，升黜之权，当一出于上。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亦然。公孙弘所对，太常奏为下第，而帝擢为第一。盖汉世人主于试贤良，皆亲第其优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轩轾也。唐之制科，则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辈以直言忤权幸，则考官坐其累；而刘ナ所陈尤为忠愤鲠切，则自宰相而下皆不敢为之明白。虽是当时阉宦之势可畏，亦由素无亲览之事，故此辈得以劫制衡鉴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显庆二年，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干封元年，幽素科，苏、解琬、苗神容、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二年，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Г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崔元童、袁仁敬、何凤、孟温礼、洪子舆、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崔翘、郑少微及第；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马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卢绚、张文成、楮ギ、咸е业、郭邻、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正、张敬及第。
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Г、卢怡、吕恂及第。
景龙三年，抱器怀能科，夏侯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元及第。
景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邻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名、赵居正、贾登、邢巨及第。
开元二年，直言极谏科，梁卿、袁楚客及第；η人奇士、逸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闰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优科，李期、康子元、达奚及第。
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诚及第。
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樊衡及第；高才沈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
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
十三年二月，辞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有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辞清丽科，奚陟、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及第；经学优深科，孙比、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邱园科，张绅、卫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俯及第；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郑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质、杨为阝、裴复、柳公绰、归登、李直方、崔、郑敬、魏弘简、沈回、田元佑、徐兖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许贽及第。
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丰、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弘毅、韦彭寿、邹儒立、王乃、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闻于乡闾科，张浩及第。
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弘毅、崔绾、皇甫、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材、邱颖及第；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韦、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俯、沈传师、柴宿及第；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三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贾饣束、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冯苞、陆亘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任畹、吕述、姚中立、韦曙、李回、崔嘏、崔龟从、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伸、杨俭、韦端符、舒元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恽、韦丝、李昌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晦及第；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韦正贯及第；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宋混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耳，其实与诸科等也。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记》及《会要》考之，盖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九人，经邦治国、材可经邦，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与此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问殊平平，但云：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越骑、飞皆出畿甸，欲均井田于要服，遵邱赋于革车，并安人、重，编户、农桑之事，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九龄于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本传不书，计亦此类耳。”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十月，诏曰：“制策悬科，前朝盛事，莫不访贤良于侧陋，求谠正于箴规，殿廷之，帝王亲试。其或大裨于国政，有益于时机，则必待以优恩，縻之好爵，拔奇取异，无尚于兹，得士者昌，于是乎在。爰从近代，久废此科，怀才抱器者郁而不伸，隐耀韬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翘翘之楚多致于弃捐，皎皎之驹莫就于縻絷，遗才滞用，阙孰甚焉！应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者，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其逐处州府，依每年贡举人式例，差官考试，解送尚书吏部，仍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来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
宋朝之制，国初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于吏部对御策，试三千言，以文理俱优者中其选。
真宗咸平四年，诏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于内外京朝、幕府州县官、草泽中，各举贤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见任转运使及馆阁职事人应诏。
景德二年，诏：“复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委中书门下先加程试。如器业可观，具名闻奏，朕将临轩亲试。”
时命两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读、待制重考。上犹虑遗才，令中书重详定讫，试论六首合格者以闻。
大中祥符元年，时上封者言：“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询访阙政。今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于是悉罢。
凡特旨试艺者，有于中书学士舍人院，或特遣官专试，所试诗、赋、论、策、颂、制诏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后，唯将命为知制诰者，方试制诰。东封及祀汾阴时，献文者多试业得官。
仁宗天圣七年，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置不设，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于是增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又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又武举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
后数岁，李淑上书言：“吏部故事，选人以格限未至者，能试判三节，谓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亲策之，非其称矣。又所谓茂材异等，本求出类之隽也，而士之不利乡荐者，始出而应焉。臣以为此二者皆非国家求才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于是罢书判拔萃科，令幕职州县官皆得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诸常试乡举被黜者，毋复应茂才异等科。其后十馀年，又诏：自今制科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初，御史唐询与参知政事吴育有隙。帝数称近岁制科得人，以育为贤，而询奏言：“自古灾异乃册贤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而特视进士之期。凡应此科者，至自称曰贤良方正，曰茂才异等，曰博通坟典，臣以为习扇浇浮，莫甚于此，可悉罢之。”而育复奏曰：“册贤良自晁错始，错非以灾异举也。”帝以育言为然，由是制科得不废，而特禁其自荐而已。
公是刘氏《杂说》曰：“夫自举之与人举之，所以厉世矫俗，岂可同日而语哉？今不惟进士自举而已，至于贤良方正亦自举也，岂不过乎！夫贤良，美称也；方正，善行也。古之当此名者，方将高卧潜处，不知羔雁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窥颜色、求便利而进矣。争门指，不足以谕其情；侧肩攫金，不足以况其态；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无乃其实与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贤良于进士矣，不知贤良之害于俗，甚于进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泽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闻之者，必争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农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则不独游手惰农而后争之，必将有舍业而往者矣，则兔小而鹿大故也。夫进士，兔也；贤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动贪利之心，而贤良之所动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叶氏曰：“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遂废。”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后熙宁，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绌之。”
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以为制科止于记诵，非义理之学，且进士已试策，与制科无异。乃诏罢之。
先时，秘阁考制科，陈彦古六论不识题语何出，字又不及数，准式不考。盖自秘阁试制科以来，未有如彦古空疏者。次年，乃罢制科。
哲宗元元年，复制科。
绍圣元年，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随事设科，其名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究其所试，皆异乎进士、明经。今既复旧科，纯用经术，诸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阙，先朝已尝留意，特科目未及设。”二年，诏立宏辞科，岁许进士登科者诣礼部请试，若见守官，须受代乃得试，率以春试上舍日附试，不自立院也。差官锁引，悉依进士，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所试者，章、表、露布、檄书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今体，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题，分二日试，试者虽多，取毋过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视，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辞格超异者，恩命临时取旨。
徽宗大观四年，改为词学兼茂科，科举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不中率，许阙。仍不试檄书，增制诏，分二日试四题，其二以历代史事借拟为之，馀以本朝典故或时事。宰臣执政亲属毋得试。
高宗绍兴元年，下诏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司讲求旧制，每科场年，命中丞、给、舍、谏议大夫、学士、待制三人举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赃私罪人充）。先具词业（策、论共五十篇），缴送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三等，文理优长为上，次优为中，常平为下。次优已上并召赴阁试。岁九月，命学士、两省官考试于秘阁，御史监之，试六论（每首五百字以上），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正文内出题，差楷书祗应，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以试卷缴奏御前拆号，入四等以上者，召赴殿试。其日，上临轩亲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题，差初覆考、详定官。赴试人引见赐坐，殿廊两厢设垂帘、帏幕、青褥、紫案，差楷书祗应，内侍赐茶果。对策先引出处，然后言事。第三等为上，恩数视廷试策第一人；第四等为中，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视廷试第四人，赐进士出身；不入等，与簿、尉差遣。以上并谓白身者，若有官人，则进一官与升擢。
旧制，六论于正文及注疏内出题。至是，有司请除疏义勿用。
七年，诏以太阳有异，氛气四合，令中外侍从各举能直言极谏一人。吕祉举选人胡铨，江藻举布衣刘度，上即日除铨枢密院编修官，而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诏令尚书、两省、谏议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仍具词业缴进。
苗昌言奏：“国初尝立三科，景德增而为六。仁宗皇帝时，李景请依景德故事，亲策贤良秘阁，六论专取《六经》及问时务，其史传注疏乞不条问。帝亦以为问隐奥观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乱，有补阙政。又诏以景德六科定为制举之目，俾少卿、监已上奏举内外京朝官；增置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总为十科，并许布衣应诏。于是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方平、江休复、张伯玉辈出焉。其立法宽，故得士广也。自绍兴复科，三岁一下诏，垂四十年，未闻有一介魁垒豪杰之士出应制书，岂盛治之世无其人耶？盖责之至备，而应之者难；求之不广，而来者有隔尔。臣请参稽前制，岁下诏，权于正文出题，其僻书注疏不得以为问目。追复天圣十科，开广荐扬之路，振起多士积年委靡之气，太平之治不难立也。”上诏礼部集馆职、学官议之，皆曰：“注疏诚可略，科目不必广。天下之士屏处山林，滞迹遐远，侍从之臣岂能尽知？伏见国初制科，上命监司、守臣解送。干德中，以无人应制，许直诣阁门请应。若依干德故事，恐起侥幸，请如国初之制。”诏可。
先是，翰林学士汪应辰以眉山布衣李应诏，上览其文称奖，命依格召试，会有沮之者，不果试。是岁，宰相虞允文为上言之，始依元独试故事，命翰林学士王严、起居舍人李彦颖考试，参详六论凡五通，上喜曰：“继自今其必有应诏者矣。”十一月，上亲策于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复御殿引见，赐制科出身，授节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誊写为册进御及德寿宫，并焚进诸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