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四年，李之弟塾复举贤良方正，而近习又恐制科之攻己，其摇沮焉。会台州赵汝愚举姜凯，信守唐仲友举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马万顷应诏。上问辅臣：“召试贤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对曰：“昨李止独试。若数人，须分优劣。”既而监察御史潘纬言：“制科不过三事，一、缴进词业，二、试六论，三、对制策。而进卷率皆宿著，廷策岂无素备，惟六论一场谓之‘过阁’，人以为难。若罢注疏而复以四通为合格，则与应进士举，一场试经义五篇者何异？”乃诏增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誊录如故事。所试六论，后二日，试院言：“文卷多不知题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尽，有仅及二通者。”上命赐束帛罢之，举者周必大等皆放罪。旧试六题，一明一暗。时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国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诏罢注疏出题。于是郡国举庄治、滕{山成}，试六论皆四通，而考官颜师鲁以其文理平凡，不应近制，又罢之。自是荐绅重于特举，山林耻于自耀，α然而起者鲜矣。
自李之后，制科无合格者。又三十馀年，永康何致者，为郡守陈缵馆客，缵入朝荐之，有旨召试。会同荐者滕{山成}、杜富遭忧不赴诏，须服阕并召。致躁急，欲先得试，缵介苏师旦言之韩胄，得内批如所请，中书缴还，后又为台谏论其进论中言“伊尹始负尧舜之道，而终为天下开凌犯之端”之语为诋诬，坐罢归。辛未岁，致以吴挺荐召，又为台臣所论，乃勒归乡增修所学焉。
叶论制科曰：“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敝法也。至于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虽然，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密于科举。今夫求天下豪杰特举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于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略遍，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奇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科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于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则制举之策不足以为能，故哲宗以为今进士之策有过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废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荐而不得试者，其试而不见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于科举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诏而追复，不俟科举之岁皆得举之，将何所为乎？设之以至密之法，与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与此者为急官爵计耳。且天下识治知言之人，不应如是之多，则三岁以策试进士，使肆言而无所用，是诚失之矣。今又使制举者，自以其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陈利害，其言泛杂，见者厌视，闻者厌听。且士之猥多，无甚于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冒不可加之名，则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士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非惟无益而反有害也。”
巽岩李氏《制科题目编序》曰：“阁试六论，不出于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馀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然而士终不以此故而少挫其进取之锋，问之愈深，则对之愈密，历数世未尝有败绩失据之过。士岂真多能哉？斯执事者优容之也。逮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淮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君子谓彦古不达时变，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纵其淫心，以残害典则，厌是科之不便于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则姑置焉，名存而实亡矣。凡所谓贤良方正，尚肯复游其乎？彦古区区，昧于一来，是必不敢高论切议也，殆揣摩当世，求合取容耳。传注义疏之么么纤微且不及知，矧惟国家之大体，渠能有所发明哉！而执事犹恶其名，决坏之然后止。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无得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者，独何心欤？至于元，廑复旋废，其得失之迹，又可见矣。今天子明诏三下，而士莫应，岂非犹惩于彦古故邪？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己；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甚至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应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于古人直言极谏之益，而性最疏放，勉从事于博习强记，终不近也。恐其幸而得从晁、董、公孙之后，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馀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各数十百题，具如别录。亦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戏与朋友共占射之，贤于博奕云耳，实非制科本意也。因书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难者六论，然所谓四通、五通者中选，所谓准式不考者闻罢，则皆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盖与明经墨义无以异矣。况有博闻强记如巽岩者，聚诸家奇僻之书，掇其可以为论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收拾，殆无所遗，然则浅学之士，执此以往，亦可哆然以贤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弊，一至于此！然观《邵氏闻见录》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荐富郑公，富公辞以未习，范公曰：“已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馆。”以是观之，所谓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岩所编之类是也。以富公异时之德业如许，然应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习焉，则亦未必能中选。东坡作《张文定公墓铭》言：“天下大器，非力兼万人，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万人之英？盖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盖所以夸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为制科，不过如此，则二公之所蕴蓄抱负，此岂足以知之乎？
◎博学宏辞科
绍兴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于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试人先投所业三卷，朝廷降付学士院，考其能者召试。遇科场年，应命官，除归明、流外、入赀及尝犯赃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试，每次所取不得过五人，若人才有馀，临时取旨，具合格字号，同真卷缴纳中书看详。推恩则例比旧制更加优异，以三等取人：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召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大观中，有词学兼茂科，建炎初犹有应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复科以来，所得鸿笔丽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绍兴中，得十有七人；隆兴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绍熙，一人；开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览其文，叹曰：“此洪皓子邪？父在远，能自立，忠义报也。”即以遵为秘书省正字，适为枢密院编修官。词科即入馆自遵始。后三岁，洪迈继之。真德秀、留元刚应选，有司书德秀卷曰“宏而不博”，书元刚卷曰“博而不宏”。宁宗喜其文，命俱异等。其后有司值郡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或降旨升擢而已。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宏词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戍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曰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馀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叶论宏词曰：“法或生于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诏制，词意短陋，不复仿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于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于实用，凡王安石之与神宗往反极论，至于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术，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己任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己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己也，反使人才陷入于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是何创法于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
●卷三十四 选举考七
○孝廉
汉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亡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后二年，诏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故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元朔元年，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今或阖郡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详见《乡举里选考》）
按：汉时诏郡国荐举人才，贤良方正与孝廉二科并行。然贤良一科，文帝与武帝时，每对辄百馀人，又征诣公车，上书自鬻者以千数；而孝廉之选，文帝之诏以为万家之县亡应令者，武帝之诏以为阖郡不荐一人，盖贤良则稍有文墨材学者可以充选，而孝廉则非有实行可见者不容谬举故也。
孝宣黄龙元年，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言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为吏举廉佐吏，补四百石。”
◎西汉举孝廉
路温舒（以决曹史举，迁山邑丞） 龚胜（郡吏，三举孝廉，再为尉，一为丞）鲍宣（以郡功曹举，迁郎） 京房（以孝廉举，为郎） 赵广汉（以州从事举茂材，察廉，迁阳翟令） 张敞（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 尹翁归（以督邮举廉，为缑氏尉；又以都内令举廉，为弘农都尉） 王尊（以州从事举，迁盐官长） 盖宽饶（郡文学举，迁郎） 刘辅（迁襄贲令） 萧望之（御史官属，迁治礼丞） 薛宣（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又以不其丞察廉，迁乐浪都尉丞） 冯逡（野王子，迁郎）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 杜邺（迁郎） 王嘉（光禄掾察廉，为南陵丞；复察廉，为长陵尉） 师丹（迁郎） 孟喜（迁郎） 黄霸（左冯翊卒史，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 尹赏（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 王吉（郡吏举孝廉，为郎） 平当（以大鸿胪文学察廉，为顺阳长）
东汉之制，郡太守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百官志》）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次补之，光武始用孝廉为尚书郎。
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廉吏各二人，光禄岁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
章帝建初元年，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丁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丁鸿传》）
永元七年四月，诏曰：“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守相。
十三年，诏：“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诏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补令、长、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达经术任牧民者，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
顺帝即位，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
阳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胡广、郭虔、史敞上书之曰：“凡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前世以来，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后，议者剥异，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己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后览择胜否，详采厥衷。”帝不从。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久之，广陵所举孝廉徐淑年未四十，台郎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左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考廉问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罢却之。闰月丁亥，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
左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尚书张盛奏除此科，黄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清洗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
二年，张衡言：“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馀力，始学文法。辛卯诏书，以能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志矣。”
汉安元年，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帝从之。
桓帝即位，诏曰：“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常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顷虽颇绳正，犹未惩改。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于调发。庶望群吏，惠我劳民，蠲涤贪秽，以祈休祥。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赃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将观厥后。”
诏侍中、尚书、中官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举，始自西都，尝考元朔诏书云：‘深诏执事，兴廉举孝，今或至阖郡不荐一人。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详观此文，则孝之与廉，当是各为一科。故萧望之、薛宣、黄霸、张敞等皆以察廉补长、丞，独王吉、京房、师丹、孟喜皆以举孝廉为郎，刘辅举孝廉为襄贲令，至东都则合为一科矣。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东都则年四十以上始得察举矣。黄琼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则知当时虽以孝廉名科，而未尝责其孝行廉隅之实，是亦失设科之本意也。虽然，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能及。”
按：西汉举贤良、文学，则令其对策，而孝廉则无对策之事，盖所谓贤良、文学者，取其忠言嘉谟，足以佐国，崇论宏议，足以康时，故非试之以对策，则无以尽其材。若孝廉，则取其履行，而非资其议论也。今亦从而有试焉，则所谓孝廉者，若何而著之于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诸生试家法（谓儒有一家之学，六艺专门之类），文吏课笺奏，则又文之靡者，去贤良所对尚复远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宁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愚以为真孝实廉之人，岂有不学墙面之理？而以家法、笺奏应选者，又岂可遽许以学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后，济阴太守胡广等十馀人皆坐缪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馀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则知当时孝廉一科滥吹特甚，于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无问其实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犹如此，则其他可知。王荆公诗言：“文章始隋唐，进取归一律。安知鸿都事，竟用程人物！”呜呼！其来久矣，非始于隋唐也。
许荆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按：此后汉初之事。当时之所谓孝廉，必取其实行，稽诸乡评，誉望著者入选抡，而声称损者遭摈弃，故所举大概皆得其人。中叶以来，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请而得之，于是只得假试文之事，以为革缪之法矣。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举至孝与众卓异者。
桓帝建和元年，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
延熹九年，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
献帝建安五年，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讳。
徐氏曰：“按《荀爽传》：太常赵典举爽至孝，对策陈便宜。灵帝诏举有道之士，而谢弼、陈淳、公孙度俱对策，除郎中。由是观之，汉世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东汉举孝廉
马棱（伏波族孙，以郡功曹举，迁谒者） 魏霸 韦彪 冯豹 贾琮郑弘 周章 张霸 桓典 桓鸾 刘平 江革 周 第五伦 锺离意 寒朗 朱穆 徐防 张敏 胡广 袁安 翟劭 霍 陈禅 庞参 陈龟 桥元 黄宪（不就） 杨彪 张纲 王龚 种 陈球 杜根 刘陶 李 傅燮 盖勋 张衡（不就） 左雄 李固 杜乔 吴 延笃 段 陈蕃 李膺 刘 宗慈 巴肃 范滂 尹勋 蔡衍 羊陟 陈翔 檀敷 刘儒 贾彪 符融（不就） 郑太（不就） 荀 皇甫嵩 朱隽 刘虞 公孙瓒 袁术 许荆 第五访 刘矩 刘宠 阳球 刘琨 张兴 包咸 杨仁 董钧 服虔 颖容 许慎 高龚 刘梁 高彪 刘茂 张武 戴封 雷义 王烈 谢夷吾 李 公沙穆 华佗（不就）
长水校尉樊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
种始为县门下吏，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谌送客于大阳郭，遥见，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吏也。”歆笑曰：“当求山泽隐滞，乃洛阳吏邪？”谌曰：“山泽不必有异士，异士不必在山泽。”歆即召于庭，辨诘职事，辞对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举高第。
按：东京选举，孝廉一科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观之，则滥吹者亦多。如樊所言取年少能报恩者固非矣；若田歆庭诘种，而观其辞对有序，则谓之能吏可耳，所谓孝廉岂于一应对之顷而知之乎？
魏黄初二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司徒华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隳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魏舒年四十馀，郡举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
东晋元帝初，以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策试。后以经略粗定，乃令试经。其后孝、秀莫敢应命，至者多辞以疾（详见《举士门》）。
宋制，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皆策试（见《举士门》）。
北齐制，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贤良（见《举士门》）
周武帝诏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岁一人（见《举士门》）。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引汴、诸州所举孝廉，赐坐于御前，上问以皇王政术，及皇太子问以曾参说《孝经》，并不能答。太宗谓曰：“昔楚庄王言事，群臣莫逮，退而有忧色，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自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之不德，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于亡乎！’朕发诏征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邪？朕甚忧之。”
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敕旨：“每州每岁察孝廉，取在乡闾有孝弟廉耻之行荐焉，委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经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理体者，并量行业授官。其明经、进士并停，进举亦宜准此，同所司作条件处分。”七月二十六日，礼部侍郎杨绾奏：“贡举条，孝廉各令精通一经。其取《左氏传》、《公羊》、《梁》、《礼记》、《周礼》、《仪礼》、《毛诗》、《尚书》、《周易》任通一经，每经问义二十条，皆取傍通诸义，务穷根本；试策三道，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仍每日问一道，频三日毕。经义及策全通为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与官；其问义每十条通七、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者罢之。又《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其为一经，其试如上。秀才举人，望令精通五经问义二十条，对策五道，全通者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书门下，请超与处分；问义十条通七、策通四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与官；下者罢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读一经，言经音切，即令所司举送，试通，便与出身。其今年举人或旧业既成，理难速改，或远州所送，身己在途，事须收奖，不可中废。其今秋举人中有情愿依旧业举者亦听。今年之后，并依新敕敕旨。进士、明经置来日久，今顿令改业，恐难有其人。诸色举人宜与旧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
宋太祖皇帝开宝八年，诏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异行，或有文武材，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选择具送阙下。如无人塞诏，亦以实闻。
九年，诏翰林学士李等于礼部贡院同阅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有人材武学，凡七百四十人。试问所习之业，皆无可采。而濮州以孝悌荐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骇其颇多，召问于讲武殿，率不如诏；犹称素能习武，复试以骑射，则陨越颠沛失次。上顾曰：“止可隶兵籍。”皆号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诏劾本部官司滥举之罪。
按：以孝廉或孝悌名科，盖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难于一阅试之顷而知之也。然自东汉以来，孝廉遂为取士科目之通称，不复有循名责实之举，不过试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际，则并不试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后，始有进士、明经等科，遂无复有举孝廉之事。盖隋唐而后之进士、明经，即东汉以来之孝廉，皆借其名以为士子进取之涂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时有察举之诏，而贞观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参所说《孝经》；开宝之孝弟，至不能言所习之业，浅陋可笑如此。盖自以文艺取人，士之精华果锐者，皆尽瘁于记问词章声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进士、明经自进者，皆椎朴无文之人，遂欲别求进身之涂辙，故夤缘州郡，以应诏举。详史所载，二帝所以询访之者，固非僻经奥传，傲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则其无所抱负可知。景，李淑言：“所谓茂材者，本求出类之隽，而士之不利乡举者应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贞观、开宝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才皆不能应乡举之辈耳。
○武举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师古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公孙贺，北地人，少为骑士从军。李广，陇西人，以良家子从军。赵充国，陇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傅介子，北地人，以从军为官。甘延寿，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冯奉世，上党人，以良家子选为郎。张次公以勇悍从军。常惠应募随苏武使匈奴。郑吉以卒伍从军。傅介子斩楼兰王，士刺王者皆补侍郎。灌夫以候司马从击吴、楚。苏建以校尉从大将军。
唐武举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者，长一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
按：《选举志》言：“唐武举起武后之时，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详书。”然郭子仪大勋盛德，身系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是岂可概言其不足道邪？《唐登科记》所载异科出身者众，独轶武举，亦一欠事。
永隆元年，岳牧举武陟县尉员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亲问曰：“《兵书》云天阵、地阵、人阵之名，何谓也？”半千对曰：“臣观载籍，多谓天阵谓星宿孤虚也，地阵谓山川向背也，人阵谓偏伍弥缝也。以臣愚见，谓不然矣。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士卒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战。”上深赏之。
右补阙薛谦光言：“今武能制敌之科，祗令弯弧。夫赵虽勇，资诸葛之指挥；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失指踪之机；使萧何入戏下之军，亦无免主之效。是知谋将不取于弓马，良相不资于射策。愿降明制，循名责实，文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
唐武选，兵部主之。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
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馆阁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尝行。
仁宗天圣八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
景四年，韩亿言：“武臣宜知兵书，而禁不得传，请纂其要以授之。”于是出《神武秘略》以授边臣。
庆历六年，策武举。冯维师奏：“武举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神宗熙宁五年，枢密请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给食，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凡试中，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监押、寨主，未有官人与经略司教队、差使，三年无过，则升亲民至大使臣；有两省、待制或本路钤辖以上三人保举堪将领者，并兼诸卫将军，外任回，归环卫班。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缗。生员以百人为额。科场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一人，听免试入学。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人。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矢五发中的；或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并为优等，补上舍，以三十人为额。
八年，诏武学与文举同时锁试，以防进士之被黜而改习者。
高宗建炎二年，兵部言：“应武举得解、免解人，各召保官赍公据赴部引验，于行在殿前司试弓马讫，就淮南转运司别场附试程文。”从之。
绍兴十六年，始建武学。兵部上《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格》：凡初补入学，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试步骑射不中，即不许试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谓辅臣：“国家武选，政欲得人，今诸将子弟皆耻习弓马，求换文资，数年之后，将无人习武矣。宜劝诱之。”
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分上、内、外三舍，学生以百人为额。置博士一员，以文臣有出身或武举高选人为之；学谕一员，以武举补官人为之。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又武举中选者，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或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臣请取近岁中选人数，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深浅，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馀并赐武举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与文士不类，诏自今第一人补秉义郎，堂除诸司计议官，序位在机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义郎，诸路帅司准备将领，代还，转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节郎，诸路兵马监押，代还，将保义郎，皆仿进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举状元代还，例除馆职，亦召武举榜首为ト门舍人。五年，御试得正奏名四十四名，始立武学国子额，收补武臣亲属，其文臣亲属愿赴武补者亦听。七年，初立《武举绝伦并从军法》：凡愿从军者，殿试第一人与同正将，第二、第三名同副将，第五名已上、省试第六名已下并同准备将。从军以后，立军功及人才出众，特旨擢用。上曰：“武举本求将帅之才，今前名皆从军，以七年为限，则久在军中，谙练军政，他日可备擢用。”
武臣试换文资，祖宗朝、许从官三人荐举。绍兴令敦武郎以下听召保官二人，以经义、诗赋求试。其后，太学诸生久不第者，多去从武举，已，乃锁厅应进士第，凡以秉义或忠翊皆换京秩，恩数与第一人等。后以林颖秀言：“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效举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启其侥幸名爵之心。”于是诏自今毋得锁换。
宁宗初，复武科锁换令。
○任子
《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董仲舒对策曰：“夫选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贤也。”王吉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令。
先公曰：“汉二千石任职二年，得任其子若同产，盖有八九岁为郎备宿卫者。朝夕左右与闻公卿议论，执戟殿陛，中郎将以兵法部属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禄勋岁课第之。时出意上书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习知其性，而职其才之能否，自郎选为县令，自大夫选为守相，或持节四方，天子时课其功而召之入。盖上之久留意其选，而法制使之然也。”
◎西汉任子入任
苏武以父任为郎。刘向以父任为辇郎。孔光子男放为侍郎。董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萧育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史丹九男，皆以丹任为侍中。汲黯以父任为太子洗马。史丹、冯野王皆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伏湛以父任为博士弟子。辛庆忌以父任为右校丞。杜延年以三公子补军司空。虎贲诸郎皆父死子代。
△右父任
霍去病任光为郎。杨恽以忠任为郎。袁盎兄哙任盎为郎中。
△右兄任
成帝时，侯霸以族父任为太子舍人。赵兼淮南王舅，子由以宗家任为郎。
△右宗家任
元始二年，龚胜、邴汉乞骸骨，策曰：“其上子若孙若同产、同产子一人。所上子男，皆除为郎。”
△右致仕任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东汉任子入仕 桓郁 桓焉 周勰 耿秉 马廖 宋均 黄琼 袁敞 黄琬 臧洪 何休
延熹中，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
按：任子法始于汉，而其法尤备于唐。《汉》、《唐史》列传中，凡以门荫入仕者，皆备言之，独《魏》、《晋》、《南》、《北史》不言门荫之法，而列传中亦不言以门荫入仕之人，何也？盖两汉入仕之途，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至隋唐则专以科目取人，所以汉唐之以门荫入仕者，皆不由科目与辟召者也。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犹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故当时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之说，北人亦有“以贵袭贵，以贱袭贱”之说。往往其时仕者，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虽与两汉无异，而所谓从辟召、举孝廉之人，则皆贵胄也。其起自单族匹士而显贵者，盖所罕见。当时既皆尊世胄而贱孤寒，故不至如后世之夸特起而鄙门荫，而史传中所以不言以荫叙入官者，盖所以见当时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唐制：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馀见《举官门》）。
宋太祖皇帝干德元年，诏减每岁奏补千牛、斋郎之额，自今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荫补。
止斋陈氏曰：“唐制：礼部简试太庙斋郎、郊社斋郎，文资也；兵部简试千牛备身及太子千牛，武资也，盖文武荫补之制。自后唐天成三年，和凝奏斋郎岁以三十人为限；同光二年，奏千牛左右仗各六员，岁以十二员为限。至是减之，岁凡补二十五员。恭惟艺祖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必尝登朝历两任，然后得请，不请者则不补矣。太宗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寿宁节推恩之令，则圣节奏荐自此为例。大中祥符元年，始有东封礼毕推恩之令，则郊奏荐自此为例。前朝患之，累尝裁定。圣节奏荐，自嘉元年罢，今惟郊如故。至于致仕、遗表之恩，凡与者皆特典也，而后亦为定制。至熙宁始裁定：诸卫将军、诸司副使，累奏不得过二人；非任路分都监差遣，即须入仕三十年方听奏荐，而限年限员之法立。宣和四年，中大夫至带职朝奉郎入官十五年，诸卫大将军至武翊大夫入官二十年（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内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翊郎，累奏不得过二人。逮于孝宗，法度益严。淳熙九年，更务裁抑，始立遇郊荫补恩泽正数：宰相十人（开府仪同三司以上同），执政八人，侍从六人（观察使至节度使、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右武大夫及至通侍大夫同）、带职朝奉郎、朝仪大夫三人（武翊大夫至武功大夫同）；致仕、遗表恩泽，文臣见任宰相八名（旧十二名），曾任宰执七名（旧十名），见任执政六名（旧九名），曾任执政（谓带职者）五名（旧七名），在内侍从、在外待制以上、或不带职大中大夫以上二名（旧二名）；无遗表止得致仕者，侍御史（旧二名）、中散中奉至中大夫（旧二名）、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一名，武臣见任使相七名（旧九名），曾任使相六名（旧八名），见任执政、太尉（谓许依执政官例者）六名（旧七名），曾任执政、节度使五名（旧七名），诸卫上将军至承宣使四名（旧五名），观察使三名（旧四名），通侍大夫二名（旧四名），正侍至右武大夫（旧二名）、诸卫大将军、武功至武翊大夫一名（遥郡同）。”
又诏：“斋郎每岁以十五人为额，取年貌合格、诵书精熟者充。覆试不如所奏，三司坐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诏：“应以门荫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当令于国学听习经书，以二年为限，仍令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讫，以名闻。”既而引对大理评事钱象中、太常寺举礼郎陈宗纪，并以学业未精，令且习读，俟次年引对。又诏：“己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授止。”又诏：“锁厅就试，至礼部不合格者，停见任。”（详见《举士门》）
石林叶氏曰：“祖宗时，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虽中选，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则停见任，其爱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应举合格，始各赐进士及第，自是遂皆赐第。”
七年，幸南京，诏文武臣僚逮事太祖者，赐一子恩泽。
初，转运使辞日，皆得奏一人。天禧后，唯川、广、福建路始听，馀路再任者始得奏焉。
仁宗庆历中，大减恩荫制入仕之路，罢圣节奏荫恩例。学士以下，遇郊恩许奏大功以上亲，再遇郊许奏小功以下亲。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须过二十，必五服亲乃得荫。己尝荫而物故者，无子孙禄仕，听再荫。自是任子之恩杀矣。
英宗登极，四方监司、州守贺即位押贡奉人，悉命以官。
知谏院司马光言：“监司、太守遣亲属奉表至京师者，不问官职高下、亲属远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或所遣之人非亲属者，亦除斋郎、差使、殿侍，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国家爵禄，本待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无故受官，诚为太滥。今纵不能尽罢，其进表人若五服内亲者，或乞等第授以官；其无服及非亲属者，并量赐金帛罢去，庶少救滥官之失。”时以诏令己行，不从。
英宗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时方患官冗，言者皆谓由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稍迁以至高位，故获荫者众。乃令自今待制以上，自迁官后六岁，无过迁之，有过益展年，至谏议大夫止。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监限七十员，员有阙，以前行郎中久次者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旨。
神宗熙宁四年，中书言：“荫补者免试注官，多不习事，以致失职。试者又须限年二十五，才者既滞，所试又止律、诗，岂足甄才。及己受任而无劳可书，亦无荐者，法当再试书判三道，亦成虚文。今请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法官同铨曹官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之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优等依判超例升资，无出身者赐之。试不中或不能就试，满三岁亦许注官，惟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自是更不试判，仍除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其荫补人亦罢试诗。年及二十许自言，而试断案、律义及议应格，即许注官，优等亦赐出身。试而不中，或不能试，年及三十，自许参注。若年及二十，授官己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试。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监当三年，在任有二人荐之，免展。”诏悉从之。
旧制：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己仕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更制以后，暨试律义、断案议，后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者，往往特旨擢赐进士出身。
熙宁初，裁损奏荫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并及宫掖、外戚，递有减损。旧制，诸妃遇圣节奏亲属一人，一年许奏三人，郊礼许奏一人，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郊，许奏有服亲一人。旧制，皇亲妻两遇郊，许奏亲属一人，今罢。旧制，郡、县主遇郊，许奏亲生子及其夫之亲，今只许奏亲子。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得遗表恩，今除之。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罢生日恩，圣节许奏有服亲。
按：熙宁所裁损奏荫之法，先自妃嫔、公主始，此法之所以必行。外如皇亲妻及命妇、郡县主所荫，其恩尤滥，故并抑之。而圣节奏荫恩例，则仁宗时己罢之，往往行之于臣僚，而未尝行之于姗、主。至此方有施行，然亦但裁抑其滥及者，而未尝尽罢此例云。
五年，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陈请恩泽，未有定制。今欲见任二府，许乞差遣一人；宰相、枢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罢者，陈乞转官一人，指射差遣二人；馀以次有差。”
徽宗宣和元年，侍御史张汝舟言：“奏补之法，有太滥者，有太吝者。今法所该奏补，与先朝同，而所从该奏者异。昔之官至大夫，历官不下三五十年，而今之出官，有阅三五年己至大夫者矣。文武官至大夫既易且速，其来日众，而奏补未尝限年，此所以为太滥也。朝请至朝奉郎得致仕恩，虽亡殁在给敕后，皆得荫补；至若中大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受敕不在生前者，乃格其恩不与，于是有以疾危而致仕，身谢而未受敕者，则其家往往匿哀须限，仍以不及亲授不与г恩者多矣，此所以为太吝也。欲乞文武官虽遇郊当荫，文入官不及十五年、武入官不及二十年，皆未许荫补，以抑其太滥。至于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尝乞休致，而身谢在出敕前，并许奏荫，以补其所不及。”诏除寺、监长贰至开封少尹，系用职事荫补，不合限年，馀悉从之。
司谏李会言：“比年大臣子弟仅能胜衣，即从列，遇大礼亦得奏补。其稚年显贵，身既滥矣，未有子而移荫他人，是叠滥也。请待制以上无出身人，须年及三十、通历任及十年者，遇郊许奏。”从之。其后朱胜非追记当时权臣欺君滥恩，其言曰：“祖宗旧制，宰执子弟例不堂除，只于铨部注拟，罢政不以罪，则推恩迁擢。盖二府号表则之地，不阿其亲，当以身率故也。赵普子弟皆官右列，普再相，长子遂受庄宅使。元中，范纯仁再相，子正平博学有文行，未尝出官，竟死选调。绍圣中，章作相九年，子援及持皆高第有学问，士论推许，并为州县幕职监当官。惟是仁宗朝，夏竦子安期以累任边帅，授待制、直学士。熙宁，王安石荐其子为崇政殿说书，除待制，后因《三经义》成，迁直学士，力辞不受。然安期犹有才，犹有学问，至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宰相郑居中子修年、亿年，刘正夫子皂民、阜民，余深子日章、兄清，王黼子闳孚，白时中子彦晖，执政蔡卞子仍，邓洵仁子襄，邓洵武子雍，并以曲恩幸例，列于从班，而阜民、襄、闳孚尤懦呆，或始十馀岁。宣和末，谏官李会疏论，以为：“尚嬉竹马，己获荷囊；未应娶妇，己得任子。”时亦觉其太滥，遂免奉朝而列侍从如故。
高宗建炎元年，李纲言：“宣、靖以来，宰相子悉以恩泽至待制、杂学士。”乃诏宰执子弟任待制己上者，并罢。
绍兴四年，太尉、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资。吏部言有碍条格，诏特许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资禄子孙者，自是为例。
中书舍人赵思诚言：“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侍数年之阙，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是十年之后，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与焉。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调者矣。祖宗朝秘书监，今之中大夫也；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实以年劳、功绩得之，年必六十，身不过得恩泽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后，私谒行，横恩广，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员数比祖宗时不知其几倍，而恩例未尝少损，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馀者。此而不革，实政事之大蠹也。望特旨侍从官共议所以革弊之术，示之以至公，断之以必行。”诏下其议。会思诚去国，议遂格。
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多出军中，爵秩多而族姓少，凡有奏荐，同姓皆期功，异姓皆中表。闾巷之徒，附会以进，寨帅、栅长利其高赀，有司不能诘其端，他人不能伺其隙。请自今须经统辖长官结罪保明，诡冒者连坐之。”
孝宗即位，慨然思革冗官之弊，初诏百官任子者遇郊恩权免奏荐，年七十人遇郊不许奏子。俄又诏，未奏者许一名。
乾道九年，诏武臣尝任执政官，遇郊听补文资。于是恩数视执政者亦得之。盖戚里、宗王与夫攀附之臣，皆争以文资禄其子，不可复正矣。
宁宗嘉泰初，言者以官冗恩滥，诸宗女夫授官者，依旧法终身只任一子，两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门客，著为令。
《庆元荫补新格》：使相以上十人，执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大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节度、承宣、观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团、刺史及横行四人，文臣带职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遗表：文臣前宰相、见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执政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已上八人，节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观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御使己下，并不得推遗表恩。先是，绍兴初，中书舍人赵思诚尝上任子限员之议，诏从官讨论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议行之。既而从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后推恩为吏部所格者，开禧未，议者有请，乃诏致仕、遗表恩泽在限员之外，若非泛恩泽，则概不许云（谓监司、帅臣遇有恩，及泛使出疆之类）。铨试者，旧有之，凡任子若同进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后权停，绍兴三年始复旧。无出身人许习经义、诗赋、时议或《刑统》义、断案。十三年九月，诏兼试二场，惟有出身人试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旧法令益、梓两路漕司轮年分春秋铨试；乾道二年，从知蜀州杨民望之请，委制置司主之。后有降敕差监试、考试官，惟蜀士同出身之在东南者，则免铨试。故事，春秋再试，十人而取七。乾道二年后，上春试，二人而取一；绍熙末，议者病其寡学，乃请三人而取一；后三年，谢用光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禄之家己留意学问，请复旧制，诏许焉。今蜀中铨试甚宽，凡假手者率费七百缗，又势要子孙鲜不与选。或谓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当如祖宗时先试而后命可也。旧铨试未合格者许堂除，淳熙中，孝宗始严其令。八年八月，赵卫公帅泸，奏其子昱书写机宜文字。既受敕矣，木待问蕴之在西掖，缘他事以未铨试为言，遂寝其命。绍熙元年八月，计司业衡又奏，乞中选人就吏部长贰厅前帘试，试中然后许参选（小经义一首，或小赋或省题诗一首）。明年四月，吏部条具如所奏，内同进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帘试，仍下四川制置司一体施行。从之。黄子由时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试律义，自不须更帘试。大臣进呈，光宗曰：“帘试以革代笔之弊，正当加严，岂可废也！”三年八月，谢子肃侍郎又言：“铨试不中，四十以上注残零阙人，乞令郎官就长贰厅写律一条，俾之解释，如或不通，未得参注。”从之。始任子降等补文学者，与恩科人皆免铨试。考宗以为非是，亦命试焉。惟宗室子铨试，则终场无杂犯者皆出官，盖朝廷优天属之意（广东、西漕司旧亦有铨试，乾道八年罢之）。
乾道元年，吏部尚书叶上言：“选人差注格法、堂除赏典，并在中铨人之上。比年以来，调官者急于请谒，而堂除不胜其多；在官者巧于经营，而赏典不胜其滥。至于铨试，号为公选，旧来一岁二试，十取其七，今乃从而损之，岁止一试，十取其五。夫其严且难如此，而注授之际，乃为多且滥者所升压，非所以为平也。”上从其议，命更法焉。
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比年铨试，有以国戚而与宫观，有以勋阀而与差遣，问尝中铨乎，曰未也。臣闻古之行法，必自贵近始。舍贵近而行于疏远，则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则法废矣。请明诏执事，自今一时除授未察其中否者，令吏部条具来上，未中者许给舍缴驳，台谏弹罢，虽宫观、岳祠带贴职者亦在所不与。盖贴职者，天子之优恩，非可假此以免试也；岳祠、宫观，临民之渐也。不中铨试，不以贴职而出官，不以岳祠、宫观而临民，则幸塞矣。”从之。
●卷三十五 选举考八
○童科（小学附）
汉兴，萧何草律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后汉左雄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童子郎（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黄琬以公孙为童子郎。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任延年十二，为诸生，显名太学中，号为：“任圣童”。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黄香年十二，博学经典，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司马朗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
唐有童子科，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与出身。
广德二年，停童子岁贡。大历三年，又复之，仍每岁令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之例考试讫，奏闻。十年，再停之。
开成三年，敕：“诸道应荐万言及童子，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合诣吏曹，未试者即归礼部，文词学艺，各尽其长。此外更有招延，则为冗长。起今以后，不得更有闻荐，俾由正路，冀绝幸门。”（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礼部贡院奏：“今后童子委本州府依诸色举人例考试经解选省，任称乡贡童子，长吏不能表荐。若无本处解送，本司不在考试之限。”
天成三年，敕：“近年诸道解童子，皆越常规，或年齿渐高，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积成乖敝。此后应州府不考艺能，滥发文解，其逐处判官责罚。仍下贡院将解到童子精加考较，须是年颜不高，念书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长兴元年，敕：“童子准往例委诸道表荐，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过十人，仍所念书并须是正经，不得以诸子书虚成卷数。及第后，十一选集，初任未得授亲民官。”
周太祖广顺三年，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童子元念书二十四道，今欲添念书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从之。
宋真宗景德二年，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并长吏以闻。至是，亦召试，殊诗赋各一篇，盖诗六章，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身。后旨复召殊试诗、赋、论，嘉其敏赡，擢授秘书省正字。
王氏《挥麈录》曰：“《真宗实录》，召试神童蔡伯亻希，授官之后，寂无所传。明清因于故书中得其奏状一纸云：‘伏念臣先于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对，试诵真宗皇帝御制歌诗，即日蒙恩释褐，授守秘书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岁，及赐臣御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续蒙宣赴东宫侍仁宗皇帝读书，朝夕亲近，颇历岁年。其后臣年一十七岁，以家贫陈乞差遣，仁宗皇帝圣念矜怜，特依所乞，仍有旨馀人不得援例。自兹累历任使，今来本任，至来年二月当满。重念臣生事萧条，累族重大，又无得力儿男可以供侍，一日舍禄，无以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无一物失所，其于老者惠恤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岁，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圣慈特赐许臣再任管句江州太平观一任，觊仍廪稍，得养单贫。’盖元丰初，计其年尚未七十，司农少卿，今之朝议大夫也，碌碌无所闻，岂非聪明不及于前时邪？”
朱兴仲《续归田录》云：“伯亻希字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幼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己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伯亻希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绵长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试，年十四。仁宗以大中祥符三年生，则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谓殊与蔡伯亻希俱以五六岁为神童，侍仁宗于东宫，误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赐出身者凡十人。宝元元年，以为无补而罢之。
神宗元丰时，置在京小学，有“就傅”、“初筮”两斋。
徽宗政和四年，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增教谕俸，不许受У。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若能文，从博士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稍通补内舍，优补上舍。后曹芬以文优，赐同上舍出身。
崇宁五年，参在京小学规约，颁之州县小学，州隶教授，县隶学长，其小学生皆自备餐钱附食。至宣和罢其法。
童子科，元丰以后，赐出身者五人。元时，诏礼部自今请试童子诵书，毋收接。大观后，复其科，赐补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试童子。祖宗朝，皆天子亲试，其命官、免举，皆临时取旨，无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诏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大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或赋及诗各一首，为上等，与推恩；诵书外能诵一经，为中等，免文解两次；止能诵六经、《语》、《孟》，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试不合格，与赐帛。
宁宗嘉定十四年，诏自今岁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阙下，先试于国子监，而中书覆试，为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试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万顷、彭兴宗、张揉、朱虎臣、刘毂）。永免文解者一人（晏章）。免文解者一人（绍兴三年，林佐国始）。赐帛罢遣者九人（绍兴三年四月）。兄弟童子三人（饶州江安国、定国，戴松、戴滋，又张叟、卿未知何许人）。惟朱虎臣者，能排阵步射及诵《七书》，故补承信郎；刘毂以小校子五岁善骑射，故补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召见，又特赐金带，以宠异之，此亦前所未有。
孝宗一朝，童子求试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吕嗣兴者，衢州人也，四岁能诵《书》、《切韵》、变四声、画八卦。上召见，面俾吟诗，遂授右从政郎，赐钱三百缗，令伴皇孙荣国公读诵，乾道八年春也。又有临川王克勤，尤为警敏，初命右从事郎，庐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洽、何擢并右迪功郎，三山何致远将仕郎，庐陵郭洵直下州文学。
光宗一朝，童子求试者十七人，无补官者。惟从事郎吴刚年九岁，能诵六经、《语》、《孟》，以寿圣亲侄孙，特改承务郎，仍依初补法，壬子四月也。
晏元献初以童子召试，遂赐出身，令秘阁读书，久之，即以为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临川王克勤敏叔为秘书省读书，制禄视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秘阁，馆职皆迁官，选人改京秩。有司言克勤于上，诏以为文林郎。久之，台官有言其过者，遂除初等职官。后复以锁厅中第，为太学博士。自后未有继者。
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试，中书后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并通，诏特封孺人。
○吏道
◎西汉时以试吏入官
路温舒（县狱吏） 卫青（县吏，给事侯家） 公孙弘（狱吏） 张汤（长安吏） 杜周（廷尉史） 王（郡、县吏） 陈万年（郡吏） 于定国（狱吏） 龚胜（郡吏） 丙吉（鲁狱吏） 赵广汉（郡吏） 尹翁归（狱小吏） 张敞（乡有秩，补太守卒史） 王尊（狱小吏） 孙宝（郡吏） 何并（郡吏） 薛宣（都船狱吏） 朱博（亭长，迁功曹） 朱邑（啬夫，迁卒史） 赵禹（佐史） 王温舒（亭长，迁廷尉史） 尹齐（以刀笔吏迁御史） 减宣（佐史） 严延年（郡吏） 尹赏（郡吏） 楼护（京兆吏） 王吉（郡吏） 鲍宣（啬夫，补У州丞） 焦延寿（郡吏察举，补小黄令）
公非刘氏《送焦千之序》曰：“东西汉之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才试于事，情见于物，则贤不肖较然。故遭事不惑，则知其智；犯难不避，则知其节；临财不私，则知其廉；应对不疑，则知其辩。如此，则察举易，而贤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时士与吏徒异物，吏徒治文书，给厮役，戆愚无知，集诟无节，乘窥隙，诡法求贷，笞骂﹃辱，安以为已物，故无可以兴善者；而儒生学士之居于乡里，不过闭门养高，其外则游学四方，以崇名誉，然后可以出群过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县议其行而察举之，难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于文学，或出于吏道，亦由上之人并开二途以取人，未尝自为抑扬，偏有轻重，故下之人亦随其所遇以为进身之阶，而人品之贤不肖，初不系其出身之或为儒或为吏也。是以张汤、赵周辈之深文巧诋，赵广汉、何并之强明健决，固胥吏气习也。若公孙弘之儒雅，丙吉之贤厚，龚胜之节操，尹翁归之介洁，亦不嫌于以吏发身。则所谓吏者，岂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后始能为之乎？后世儒与吏判为二途，儒自许以雅，而诋吏为俗，于是以繁治剧者为不足以语道；吏自许以通，而诮儒为迂，于是以通经博古为不足以时。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过有抑扬轻重之意，于是拘谫不通者一归之儒，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
汉制，郡国岁尽遣上计掾史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东都上计吏多留补郎官，中尝罢，今复之。
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太尉杨秉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馀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留拜者。
赵壹举郡上计到京师，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己。逢异之，让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坐者皆属观。壹造河南尹羊陟，陟初不见，后延与语，大奇之。西还，谒弘农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遁去。规闻大惊，以书谢曰：“今旦，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言只以为计吏，不知是壹也），更启乃知己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
按：以赵壹之文才儒雅，而失身计吏，以取傲忽如此，非深相知者，盖不知其为壹也。
徐氏曰：“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艰，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广之贤，而不免为郡散吏；袁安世传《易》学，而不免为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为郡决曹吏；王充之始进也，刺史辟为从事；徐稚之初筮也，太守请补功曹。盖当时仕进之路有如此者，初不以为屈也。”
主事，二汉有之。汉光禄勋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于诸郎之中察茂材者为之（后汉范滂自光禄四行迁光禄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亦不止，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郭泰闻之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隔之！”蕃乃谢之。又胡伯蕃、公沙穆并为之。）
令史，汉官也。后汉尚书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书。后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选于兰台、符节，精练有吏能者为之（《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后汉韦彪上疏曰：“往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名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其尚书郎，初与令史皆主文簿，其职一也，即缺，以令史久次者补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耻焉（丁邯以孝廉为郎，称病不就。光武诏问：“实病乎，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帝怒，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否？”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也。”中诏遣出，终不为郎。又郎中袁著诣阙上书，讼梁冀骄暴，冀阴杀之。学生刘常为名儒，素善著，冀召常补令史以辱之。）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补丞、尉。尚书令郑弘奏曰：“职尊赏薄，多无乐者。请郎补千石，令史为长。”帝从之（《蜀志》：董厥为府令史，诸葛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后迁至尚书令史、平台事）。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则未尝曰官綦贵而吏綦贱也。后世为胥吏者，作奸犯科，不自爱重，放纵于义理之外，故为世所轻，而儒者尤耻与为伍。秦弃儒崇吏，西都因之。萧曹以刀笔吏佐命为元勋，故终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贤厚之人亦多借径于吏以发身。其时，儒与吏未甚分别，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经者补太守卒史，而不以为恧。元、成以来，至东汉之初，流品渐分，儒渐鄙吏，故以孝廉补尚书郎、令史而深以为耻，盖亦习俗使然。然胡广、袁安之进身者亦由郡吏，而丁邯则决不肯为尚书令史，何也？盖东都亦未尝废试吏入仕之涂，故方其未遇，而浮沉里巷无所知名也，则虽郡吏亦屑为之；及其既以孝廉异科荐举征召，则未免自负清流，虽尚书机要之地，亦耻其为郎、令史矣。然考《晋书 百官志》：“魏青龙二年，尚书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然则丁邯虽誓死不为，而自光武立法之后，孝廉之为郎者遂为久例欤。
都事，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职与晋同。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须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时以太学博士刘讷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参军王兼中兵都：五人并以才地兼美历兹选。）
隋开皇初，改都令史为都事，置八人。炀帝分隶六尚书，六人领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后魏于尚书诸司置主事令史。隋于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员。炀帝三年，并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随曹闲剧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一人，杂用士人。唐并用流外。
右历代都事、主事，皆吏长之名也。
西晋令史，朝晡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贾充为尚书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书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职与诸曹令史同（刘卞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退为尚书令史。姚苌执符坚，遣仆射尹纬诣坚问事。坚见其杰，问曰：“卿于朕世何官？”纬答曰：“尚书令史。”坚曰：“卿宰相材，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宜其亡也。”）。
晋、宋兰台寺正书令史，虽行文书，皆有品秩，朱衣执版。
孔ダ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为有司所纠。
梁、陈与晋、宋同。
后魏令史亦朱衣执笏，然谓之流外勋品。
北齐尚书郎判事，正令史侧坐。书令史、过事令史皆平揖郎，无拜。
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屑，渐为卑冗，不参官品。开皇十五年，诏州县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炀帝以四省、三台皆曰“令史”，九寺、五监、诸府卫皆曰“府史”。于时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赊。
牛弘尝问于刘炫曰：“按《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较，文不烦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己。今之文簿，尝虑覆理，锻炼辛苦甚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远也。”弘又曰：“后魏、北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曰：“齐氏立州不过十，二州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师籴贵，远人不愿仕流外，始于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不获己而为之，遂促年限，优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自此之后，遂为宦途。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时人嗟异，著于谣颂（是岁，京师饥旱，弘文、崇贤、司成三馆学士并放归本贯。又阎立本、姜恪为相，立本善画，恪有边功。当时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士放散，五台令史明经。”）。
张元素少为刑部令史。太宗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县尉时，曰：“流外。”又问何曹，元素辱之，出ト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元素虽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仗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之。”孙伏伽与元素在隋皆为令史，伏伽于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高宗永徽时，吏部侍郎刘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主书，比选补皆取流外有刀笔者，虽欲参用士流，率以俦类为耻，前后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所归，专责曹史，理有未尽。宜稍革之，以清其选。”
元宗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馀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也。”
按：张元素事太宗，深以流外为耻。彼创业之时，依乘风，致位将相，其发身微贱，盖有甚于流外者矣，不必耻也。然至明皇时，承平己久，正当分别流品，汰除冗滥，以清仕途，而流外出身，岁不下二千人。盖唐进士科取人颇少，士欲求用，而有所限制，则捷出他径，处秽而不羞矣。
刘晏为度支使，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情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
郑馀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主书滑涣与宦人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为光琦沮变者，令涣往请必得，由是四方赀饷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郑政颇姑息，而佑常行辈待，不名也。至馀庆议事，涣傲然指画诸宰相前，馀庆叱去。后涣以赃败，宪宗闻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钱，与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岁满受官（见《赀选门》）。
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
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以优劣等第申奏。文优者，宜超一资注拟，次者依资，又其次者与同类官中比拟。仍准元敕，业文者任征引今古，不业文者但据公理判断。可否不当，罪在有司。”
宋太祖皇帝开宝五年，诏：“流外选人，经十考入令、录者，引对方得注拟。驱使散从官、伎术人，资考虽多，亦不注拟。”
上亲阅诸司流外人，勤归农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后官擅权，多为奸赃，欲更用士人，命选令、录、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选，终不及数，乃召旧任者四人，面加戒励，令复故。
太宗端拱元年，诏河南府法曹参军梁正辞、楚邱县主簿乔蔚等五人为作监丞，充中书堂后官。堂吏拔选人授京官为之，自此始也。
二年，上亲试举人，有中书守当官陈贻庆举《周易》学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夺所受敕牒，释其罪，勒归本局。因谓侍臣曰：“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乃诏自今中书、枢密、宣徽、学士院，京百司，诸州系职人吏，不得离局应举。
至道元年，以堂后官栾崇吉为度支副使。崇吉提点中书五房公事，明习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如之。即召堂后官、著作郎杨文质为秘书丞，代掌五房事，谓之曰：“汝见擢用栾崇吉否？当自勉励也。”
雍熙时，以堂后官充职事官，仍诏除入谢外不赴朝参，见宰相礼同胥吏。寻又诏：“流外出身，曾坐真徒，历四任，不入令、录。”
真宗咸平元年，诏吏部铨：“凡注诸县令佐，勿得全用流外。”
流外补选之例：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省同试律三道，中者补正名，理劳考。后以就试人多怀挟传授，乃有锁院、巡搜、糊名之法。试百司吏人，问律及疏，所对合格，复口诵之，以防怀挟传授之弊。然其自叙劳绩，臣僚为之陈请，特免口诵，谓之“优试”，得优试者率中选。后因言者，遂复减吏部考试百司人，岁以二十人为额，毋得侥幸求优试。
神宗熙宁三年，诏中书置检正五房公事官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并以士人升朝官充。
石林叶氏曰：“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后，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评初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例见之，不为礼。评诉于神宗，上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ト门使见枢密之礼。”
按：检正、都承，后来皆从官为之。今观此，则知祖宗立法之初，或命胥吏，或命士人，固无定例也。既胥吏所尝为之官，则宰相所以待之者，宜其礼貌少杀于士大夫。然考之《国史》，检正之初立也，邓绾实为之。邓以上书阿附新法进身，有“笑骂从他笑骂，好官须我为之”之语，则岂以充检正为恧者哉！
知徐州苏轼上言：“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士争得失于毫之，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馀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馀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己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阅，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按：祖宗时，吏可出仕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为省吏。尝观《欧阳公集 外制》，有堂后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审官院令史马登可遂州司户、前杭州司理参军范衮可卫尉寺丞充堂后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时，盖不特艺祖、太宗朝为然也。今坡公复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盖祖宗时，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劳出官，而州县小吏则未有入仕之法。此五路人士既拙于文词，多不能以科目发身，则立试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法也。
哲宗元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吏，大率积累及二十馀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为最优幸，凡千点检诸司文书，率随其司酬奖减年，出官最速；其未愿出官者，坐理资任，至为郡守。宜加裁抑，使毋过厚，则杂流可以少损。”
先时，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官，虽未至员外郎，奏补听如旧制。至崇、观时，蔡京优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换防御使、观察使，由此任子百倍以前。
《朝野杂记》曰：“堂后官者，三省诸房都录事也。补职及一年，改宣教郎；五年，愿出职者与通判；十年以上，予郡。建炎初，李伯纪为相，建请堂吏出职止通判。从之，迄今不改。”又曰：“凡吏职年满，依法补授将仕郎；后有恩赏者，许循修职郎，用考第开升，至从政郎止。其不因年劳，非泛补授者，未得注拟，具元补因依奏裁。”
○赀选进纳
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第九等），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第十八等），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景帝二年，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无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赀算十以上得官（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官，故减訾四算得官矣。‘訾’与‘赀’同。”），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按：汉初，限訾富者乃得官，盖恐其家贫而为吏则必贪故也。然致富者多贾人，而贾人又不得为吏（有市籍即贾人也），然则訾不及算与及算而为贾人者，皆不可以为官，则所限者众矣。故景帝诏减作訾算四乃得官云。
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价以招人（裁谓减省）；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
武帝时，董仲舒对策言：“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元朔五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左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索隐》曰：“大颜云：‘一金，万钱也。计十一级，级十七万，合百八十七万金。’而此云三十馀万金，其数必有误者。”顾氏按：“或解云，一级十七万，自此以上，每级加一万，至十七级，合成三十七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