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选自卑远，始升于朝者，各委长吏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于周行，既任以事者，于是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矣；才德兼茂，历事不逾者，然后人主将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广在于各选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考精在于按名责实，宰臣之序进是也。求不广，则下位罕进；下位罕进，则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则惧旷庶职；惧旷庶职，则苟取备员，是以考课之法不暇精也。考课不精，则能否无别；能否无别，则砥砺渐衰；砥砺渐衰，则职业不举；职业不举，则品格浸微，是以贤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于不广求人之道，而务选士之精；不思考课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弥失，务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见其可。臣欲详惩旧说，伏虑听览为烦，粗举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洪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于选士之道，岂不伤于容易哉？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太后不惜爵位，以宠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故当时有“把推碗脱”之语。而一时所得，如姚崇、宋辈，皆足以建开元之太平。事见《则天传》）。此乃近于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陛下诞膺宝历，思致理平，虽好贤之心有逾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时。盖由鉴赏独任于圣聪，搜择颇难于公举，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拣之方。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后来者不相接续，施一令则谤沮互起，用一人则疮立成。此乃失于选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资猜忌，用人太精，东省闭阁累月，南台惟一御史）。则夫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是知虽易于举用，而不易于苟容，则所易者足广得人之资，不为害也；不精于法制，而务精于选才，则所精者足梗进贤之途，不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爱，趣有异同，假使圣如伊、周，贤如杨、墨，求诸物议，孰免讥嫌？昔子贡问于孔子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盖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恶君子，亦如君子之恶小人。将察其情，在审其听，听君子则小人道废，听小人则君子道消。今陛下谨选宰臣，必以为重于庶品；谨择长吏，必以为愈于末流。及至宰臣献规，长吏荐士，陛下则但纳横议，不稽始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实，不校所议之短长，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贞元四年，吏部奏：“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其类颇多，所以选集加众，真伪混然。谨具由历状样，乞委观察使、诸州府县，于界内应有出身以上，合依样通状发到所司攒勘，即奸伪必露，冤抑可明。”
贞元九年，御史中丞韦正伯劾奏称：“吏部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铨试，选授官告；又按选格铨状自书，试日书迹不同，即放；殿选违格文者，皆不复验；及降资不尽，或与注官。伏以承前选曹，乖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贫乏待阙，奸滥以贿赂成名，非陛下求才审官之意。”由是刑部尚书刘滋以前任吏部尚书，及吏部侍郎杜黄裳皆坐削阶。
韩愈《赠张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经举于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后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举其可举者，然后贡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总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于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能在是选者，厥惟艰哉！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繇是举者或远至十馀年，然后与乎三千之数，而升于礼部矣；又或远至十馀年，然后与乎二百之数，而进于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说，则知唐选举之法，州府所升者试之礼部，礼部所升者试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礼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可谓难矣。然观御史韦正伯所劾奏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则似未经礼部者径入吏部。又《会要》称太和元年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抵合于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则知唐中叶以后，法度大段隳废紊乱矣。
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见《考课门》）
杨于陵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别诏官参考，齐抗当国，罢之。至是，尚书郑馀庆移疾，乃循旧制。于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员，有司计员为留遣之格，事不相谋，莫如勿置。”于是有诏三考官止较科目选，至常调悉还吏部。又请修甲历，南曹置簿相检实，吏不能为奸。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集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张有《龙筋凤髓判》，《白乐天集》有《甲乙判》，《元微之集》亦有判百馀篇）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 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馀波，久而革去之，但貌体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按：唐取人之法，礼部则试以文学，故曰策，曰大义，曰诗赋；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今主司之命题，则取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陵夷至于五代，干戈侵寻，士失素业，于是所谓试判，遂有一词莫措，传写定本，或只书“未详”，亦可应举。盖判词虽工，亦本无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视之耳。
文宗太和元年八月，敕：“诸道、诸军、诸使应奏判官，并每年冬荐等所奏判官，除新开幕府据元额署外，其向后奏请，如是元阙，即云：‘阙某职，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今更奏，即云：‘某职某人缘某事停，奏某人替。’其前使下台省官合冬荐者，除府使罢外，既有荐用，当其要籍，不合便称去职。自今已后，如带职掌授台省官两考者，不在冬荐限；如其实有故罢免者，亦须待授官周岁，然后许冬荐，状中具言罢免事故。其他据品秩合冬荐者，则依元敕。”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铨注今春旨甲内超资官洪师敏等六十七人。敕：“都省所执是格，铨司所引是例，互相陈列，颇似纷纭。所贵清而能通，亦犹议事以制。今选已满，方此争论，选人可哀，难更停滞。其三铨已授官，都省落下者，并依旧注，重与团奏，仍限五日内毕。其如官超一资、半资，以今授稍优者，至后选日量事降折。尚书、侍郎注拟不一，致令都省以此兴词，郑、丁公著宜罚一季俸。东铨所落人数较少，杨嗣复罚两月俸。其今年选格，仍分明标出近例，冀绝徼求。”时尚书左丞崔弘景以吏部注拟多不守文，选人中侥幸者众，纠按其事，落下甲敕选人辈，惜已成之官。经宰相喧诉，故特降此敕。
七年，中书门下奏：“今后请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于本府、本道常选人中，择堪为县令、司录、录事参军人，具课绩、才能闻荐。其诸州先申牒观察使，都加考覆，申送吏部。至选集日，不要就选场更试书判，吏部尚书、侍郎引诣选曹，试时务状一道，访以理民之术，及自陈历仕以来课绩，令其一一条对，择其理识优长者，以为等第，便以大县注拟。如刺史所举并两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其县令、录事参军得上下考兼陟状者，许非时放选。如犯赃至一百贯已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已上者，移守僻远小郡。观察使委中书门下奏听进止。所举人中两人善政、一人犯赃，亦得赎免，其犯赃官永不齿录。”从之。
昭宗天元年，敕：“应天下州府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自四月十一日以后，中书并不除授。或诸道荐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
《杜氏通典》评曰：“按秦法，唯农与战始得入官。汉南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乃时令征辟，而常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则考精审择，必获器能。自兹厥后，转益烦广。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于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多置等级，递立选限以抑之乎？常情进趋，共慕荣达，升高自下，由迩陟遐，固宜骤历方至，何暇淹留著绩。秦氏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馀，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县邑，便宜从事，阙略其文，无所可否，责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奖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县差降，复为八九，邑之俊，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专之，八使十连，举动咨禀，地卑礼薄，事下任轻，诚曰徒劳，难阶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后魏崔亮为吏部尚书，无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时沉滞者皆称其能。魏之失才，实从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学术，盗有天下，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悉归吏曹，才厕班列，皆由执政。则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罔惩体国推诚、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铨综失叙，受任多滥。岂有万里封域，九流丛凑，抡材受职，仰成吏曹，以俄顷之周旋，定才行之优劣，求无其失，不亦谬欤！而后有司尊贤之道，先于文华；辨论之方，择于书判。靡然趋尚，其流猥杂。所以阅经号为‘倒拔’，征词同乎射覆，置循资之格，立选数之制，压例示其定限，平配绝其逾涯，或糊名考，或十铨分掌。苟济其末，不澄其源，则吏部专总，是作程之弊者；文词取古，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也。凡为国之本，资乎人；人之利害，系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择；欲精选择，在减名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振斯元刂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
●卷三十八 选举考十一
○举官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自唐末丧乱，绅之家，或以告敕鬻于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泣道路，或馁死逆旅。
明宗天成二年，制：“选人或因远地干戈、私门事故，遂至过格。今后如过格十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据长定格，选人中有隐忧者殿五选。伏以人伦之贵，孝道为先，既有负于尊亲，定不公于州县，有伤风化，须峻条章。今后诸色官员内，有隐忧冒荣者，勘责不虚，终身不齿，其入仕告敕，并付所司焚毁。”
三年，敕：“北京及河北诸道摄官内，有庄宗御署及朕署，便与据正官资叙；其伪朝授官，勘验不虚，亦同告身例处分。兴元以西，曾授伪蜀爵命敕，到后一周年为限，各于本罢任处投状分析，申奏点勘，出限不叙理。”
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不优劣等第与官资。其业文者，任征引古今；不业文者，但据事理判断可否，不当罪在有司。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效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藁草，侮渎公场？及至定期覆试，果闻自惧私归，宜令所司落下放罪，许再赴举。”其年十月，敕：“访闻每年及第举人牒试、吏部关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只见各书‘未详’，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谬，须议去除。此后关送举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曾亲笔砚，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辨明治道；如是委无文章，许直书其事，不得只书‘未详’。如开试时，正身不到，又无请假文书，牒贡院，申奏停落。”
按：唐以试判入仕，五季因之，然以此三条观之，其为文具可知也。有如流外铨，必胥吏之徒，非以文学进身者，则所对不责其引征古今，但据事理判断，诚是也。至于及第进士，而乃一词莫措，传写定本，雷同欺诳，至烦国家立法，明开曾亲笔砚、委无文章两途以处之，则乌取其为进士乎？况正身多不至，则所谓试者，不过上下相与为欺耳，可无试也。
长兴二年，敕：“举选之众，例是艰辛，曾因兵火之馀，多无敕甲，不有详延之路，永为遐弃之人。其失坠告身者，先取本人状，当授官之日，何人判铨？与何人同官？上任、罢任与何人交代？仍勘历任处州县，如实，则别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
周世宗显德元年，初令翰林学士、两省官举令录。除官之日，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连坐。
宋朝之制，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唯注拟州县官。旧幕职皆使府辟召，国朝但吏曹拟授。京诸司六品以下官皆无选，中书特授。周朝每藩郡有阙，或遣朝官权知。太祖始削外权，牧伯之阙，止令文臣权莅。其后，内外皆非本官之职，但以差遣为资历。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使臣则三班院主之，少卿、监以上、刺史、副率内职，中书、枢密院主之。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常参官并翰林学士内有尝佐藩郡及历州县官者，各保举堪充幕职、今录一人，不必以亲为避，但条析具实以闻，当于除授制书辨其举主，它日有所犯不如举状，连坐之。”
知制诰高锡奏：“请许人讦告滥举，所告不实者罪之，得实者白身授以官，有官者优擢，非仕宦者赏缗钱。”从之。
四年，诏：“自前藩镇多奏初官人为掌书记，颇越资序。自今历两任有文学者，方得奏举。”又诏陶等于见任前任幕职、州县官中举堪为藩郡通判者一人，如谬举，量事连坐。又诏：“自今诸州吏民不得即诣京师举留即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等官。若实以治行尤异著名，吏民固欲借留，或请立碑颂德者，许即于本处陈述，以俟上报。”真宗咸平时，复诏禁之。
干德二年，诏翰林学士等四十二人，各举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又诏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上虑铨衡止凭资历，或英才沈于下僚故也。
开宝四年，诏：“自今诸州不得以摄官视事，其阙员处，即时以闻，当委有司除注。”十一月，又诏：“近以诸道摄官，悉令罢去，及虑若更民政，欲著吏能，雷同遐弃，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历任，经三摄无旷败，即以名闻。任伪署者不在此限。”
五年，先时，令诸州印发春季选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为五等，各发离本处，及京百司文解，并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馀季准此。若州府违限及解状内少欠事件，不依程式，本判官、录事参军、本曹官罚置殿选。诸州员阙，并仰申阙解除，以木夹重封题号，逐季入递，合格日四时奏，年满，俟敕下准格取本司文解赴集。流外铨据状申奏，以四时取解参选。至是，国家取荆、益、交、广，辟土既广，吏员多阙，是以岁常放选。选人南曹投状，判成送铨，铨司依次注授。其后，选部阙官，即特诏免解，非时赴集，谓之“放选，”习以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无实矣。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先是，选人试判三道，考为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优，为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而文稍堪，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纰缪，为下。判上者，职事官加一阶，州县官超一资；判中，依资；判下，入同类，惟黄衣人降一资。至是，诏增为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无取者，惟中下；依旧格判下之制，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纰缪者，为下，殿一选。
六年，令诸路转运使下所属州府，令长吏择见任判司薄尉之清廉明者，具以名闻。当驿召引对，授以知县之任。
八年，诏：“自今应临轩所选官吏，并送中书门下，考其履历，审取进止。”时上选用庶僚，不专委有司，皆引对，观其敷纳，有可采者，悉与超擢；复虑因缘矫饰，徼幸冒进，乃有是诏。
雍熙二年，令翰林学士、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官，各于京官、幕职、州县中举可升朝者一人。
四年，诏曰：“进贤推士，当务至公；行爵出禄，固无虚授。苟毕得其材实，亦何吝于宠章。近者诸处奏荐，多涉亲党，既非得举，徒启幸门。将塞津，宜行告谕：自今诸路转运使及州郡长吏，并不得擅举人充部内官，其有阙员，即时具奏。”
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是日，诏曰：“国家详求事之吏，外分主计之司，虽曰转输，得兼按察，总览郡国，职任尤重，物情舒惨，靡不由之。尚虑徼功，固当责实，交相绳检，于理攸宜。自今转运使凡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成绩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于民者，令诸州岁终件析以闻，非殊异者不得条奏。”诏：“三司、三馆职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论荐；其有怀材外任，未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举。”
四年，令内外官所保举人有变节逾滥者，举主自首，原其罪。
上励精求治，听政之暇，因索两省、两制清望官名籍，问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诸官。仍令自今中外官所举之人，并须析其爵里及历仕殿最以闻，不得有隐。所举责实无验者，罪之；如得状者，有赏典。
真宗咸平二年，秘书郎陈彭年请复举官自代之制，诏秘书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参详之。拯等上言：“窃详往制，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讫三日内，于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则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今缘官品制度，沿革不同，伏请令两省、御史台官、尚书省六品以上，诸司四品以上，授讫，具表让一人自代，于阁门投下，方得入谢。在外者，授讫三日内，具表附驿以闻。”诏可。
景德元年，诏：“内外群官所保举人，亦有中道变迁，但或不令言上，必恐负累滋多。宜令比类并许陈首，当惩责其人，特免连坐。”
四年，又令：“举官所举差遣，本人在所举任内犯赃，即用连坐之制；其改他任犯赃，元举主更不连坐。”
大中祥符二年，诏：“幕职、州县官初任者，或未熟吏道，群官勿得荐举。”
三年四月，诏：“自今每年终，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并同举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已谙委，或众共推称。至时，令ト门、御史台计会催促，如年终无举官状，即具奏闻，当行责罚。如十二月内差出，亦须举官后方得入辞。诸司使副、承制、崇班曾任西北边、川、广钤辖亲民者，亦同此例。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结罪奏举部内官属，不限名数，明言在任劳绩；如无人可举及显有逾滥者，亦须指述，不得顾避。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如有违限，委都进奏院具名以闻，当依不申考帐例科罪。三司使副即结罪举奏在京掌事京朝官、使臣，仍令中书置籍，先列被举人名衔，次列历任功过及举主姓名、荐举度数，一本留中书，一本常以五月一日进内。次年籍内，仍计向来功过及荐举度数，使臣即枢密院置籍。两省、尚书省、御史台官，凡出使迥，并须采访所至及经历邻近郡官治迹善恶以闻。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到阙，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如邻近及经由州县访闻群官善恶，亦须同奏，先于ト门投进后，方得入见。或朝廷要人任使，及有不治州县难了公事，并于上件籍内选择过犯数少，举任及课绩数多，并资历相当者差委，仍于宣敕内尽列举主姓名。或能一任集，即特与迁转；苟不集事，本犯虽不去官，亦移闲慢僻远处。内外群臣并举及三人事者，仰中书、枢密院具名取旨，当议甄奖；如并举三人不集事，坐罪不至去官，亦仰奏裁，当行责降；或得失相参，亦与折当。”
天禧三年，吏部铨言：“本司令录稍多，员阙甚少，请权借审官院京朝官知县阙注拟一任。”诏审官院以五千户以下县借之。
仁宗天圣六年，诏：“审刑院举常参官在京刑法司者为详议官；大理寺详断、刑部详覆、法直官，皆举幕职、州县晓法令者为之。自请试律者须五考，有举者乃听试律三道、疏二道，又断中小狱案二道，通者为中格。”
时举官擢人，不常其制。国子监阙讲官，尝诏诸路转运使举经义通明者；或欲不次用人，又尝诏近臣举常参官历通判无赃罪而才任繁剧者，已之亲及执政近属得举；欲官诸边要，亦尝诏节度使至ト门使、知州军、铃辖、诸司使，举殿直以上材勇使边任者，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阁待制举奏之；边有警，又或诏诸转运使、提点刑狱、升朝官举所部官才任将帅者；三路知州、通判、县令，皆诏近臣举廉吏选任之，拘资格。至于文行之士，钱之才，刑名之学，各因时所求而荐焉。而守选者更郊赦减与赴调。后立法：所举未迁而罪赃暴露者，免劾。自天圣后，进者颇多，物议患其冗，始戒近臣，非受诏辄举官。又下诏风厉，以为荐举阿私。其任用已至部使者，得复荐。失举而已擢用，听自言不实，弗为负。
又诏磨勘迁京官者，增四考为六考，增举者四人为五人，犯私罪又加一考。举者虽多，无本道使者亦为不应格。议者以身、言、书、判为无益，乃罢之，而试判者亦名文具，因循无所去取。
御史王端以为：“法用举者两人，得为令；为令无过谴，迁职事官、知县；又无过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举者两人，保其三任也。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偶幸无过，辄信而遣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因仍弗革，其弊将深。”乃定令：被荐为令，任内复有举者始得迁，否则如常选，无辄升补。时增设禁限，常参官已授外任，得奏举。京官见任知州、通判，升朝官兵马都监、诸司副使以上，及在京员外郎尝任知州、通判，诸司副使尝任兵马都监者，乃听举。明年，流内铨复裁内外臣僚岁贡数，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自观察使至诸司副使，举吏各有等数，得辄过；而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长吏、按察官，乃得磨勘。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到官未逾月，而知州吕蔚荐之。侍御史知杂郭劝言：“蔚未睹善状而荐之，盖私之也”。乃限到官一考，方得荐。又诏：“选人六考改官而尝犯私罪者，加一考。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岁举京官不得过二人，其尝参官得复举。”自是举官之数省矣。又命监司以所部州多少、剧易之差为举令数，非本部无辄举。其后又增举主至三员。盖官冗之弊浸极，故保荐之法，大抵初略而后详也。
仁宗朝，尤以选人迁京官为重，虽有司引对法当与，帝亦省察其当否乃可之。
苏轼《策别》曰：“国家取人，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诸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凡此者，虽众无害也。其终身进退之决，在乎召见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今之议不过曰：‘多其资考，而责之以举官之数，且彼有勉强而已。资考既足，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则将执文墨以取必于我，虽千百为辈，莫敢不尽与。’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于任文太过，是以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之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材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将不劳而自去。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昔者，唐有天下，举进士者群至于有司之门，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而习知其为人，至一日之试，则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以名闻于吏部者，每岁不过数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虽有失者，盖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恶重者其法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是故荡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县之中，长吏亲见其廉谨勤之节，则其势不可以不举，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故曰‘今之法，责人以其所不能’者，谓此也。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此三者其属无几耳，其贪，其廉，其宽猛，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复以为牧人欤？夫为长而属之不知，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他日有以告者，则其长不过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职司察其属郡，郡县各察其属，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廉以求举。举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连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馀人，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变矣！如臣之策，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纵又加之举官，亦无如之何，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者而后举，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职司、守令，彼其势诚有于督察之。臣知贪利小人无容足之地，又何必于举官焉难之。”
石林叶氏曰：“祖宗时，监司、郡守荐部吏，初无定员，有其人则荐之，故人皆谨重不肯轻举，改官人每岁殆无几。自庆历后，始以属邑多寡制数。于是各务充元额，不复更考材实，改官人每岁遂至数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固不得不谨其初。治平中，贾直孺为中司，尝以为言，朝廷终莫能处，盖人情沿习既久，虽使复旧，亦不可为也。”
英宗时，御史中丞贾黯又言：“今京朝官至卿、监凡二千八百馀员，可谓多矣。而吏部奏举磨勘选人未引见者，至二百五十馀人。臣不敢远引前代，且以先朝事较之：方天圣中，法尚简，选人以四考改官，而诸路使者荐部吏，数未有限，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尝任知州、通判者，虽非部吏皆得荐。时磨勘改官者，岁才数十人。后资考颇增，而知州荐吏，视属邑多少裁定其数，又常参官不许荐士，其条约比天圣渐繁，而改官者固已众矣。然磨勘应格者，犹不越旬日即引对，未有待次者也。皇中，始限监司奏举之数，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减六七十人。皇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数省，今也法密而其数增，此何故哉？正在荐吏者岁限定员，务充数而已。如一郡之守岁许荐五人，而岁终不满其数，则人人以为遗已。当举者避谤畏讥，欲止不敢，此荐者所以多，而真才实廉未免于无能也。谓宜明诏天下，使有人则荐，不必满所限之数。”天子纳其言，下诏申敕焉。
明年，诏：“中外臣僚岁得举京官者，视元数以三分率之，减一分；举职官有举者三人，任满选如法。”所以分减举者数，省京官也。是岁，判吏部流内铨蔡抗言：“奏举京官人尚多，度二年引对乃可毕，计每岁所举，无虑千九百员，被举者既多，则磨勘者愈众。且今天下员多阙少，率三人而待一阙，若不稍改，后将除吏愈艰。臣愚以为可罢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岁得举官法。”从之。自是，举官之数弥省矣。
治平三年，命宰执举馆职各五人。先是，上谓中书曰：“水潦为灾，言事者云咎在不能进贤，何也？”欧阳修曰：“今年进贤路狭，往时入馆有三路，今塞其二矣。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进士五人以上皆得试，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辅相者；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而第二人以下不复试，是高科路塞矣。往时，大臣荐举即召试，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试，是荐举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此臣所谓荐举路狭也。”上纳之，故有是命。韩琦、曾公亮、赵概等举蔡延庆以下凡二十人，皆令召试。宰臣以人多难之，上曰：“既委公等举之，苟贤，岂患多也？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馀须后时。”
石林叶氏曰：“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无别舍，但各以库藏书列于廊庑间尔。直馆、直院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监、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阁、直院为名，而书库仍在，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
治平四年，陈汝羲试学士院，中等，除集贤校理。御史吴中言：“比择十人先试馆职，而汝羲亦预，渐至冗滥，兼诗赋非所以经国治民。请用两制荐举，仍罢试诗赋，代之以策。”诏两制详议。其年，试胡宗愈辈，仍用诗赋。熙宁元年，罢试诗赋，而更以策、论。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论试于学士院，皆除馆职。后比年有试者，苏税、陈睦、李清臣、刘挚、王钦臣等，皆以试除。四年，太常丞许将以所业献，召试，为集贤校理。五年，吕公弼荐王安礼材堪大用，召对称旨，欲峻用之，其兄安石辞，乃以为崇文院校书。曾布常举邓润甫可备经筵馆职，诏取润应制科进卷视之，擢为集贤校理。
旧制，凡设试以待命士，而入之铨注者，自荫补、铨试之外，有进士律义、武臣呈试材武及刑法等官，而铨试所受为特广。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已任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熙宁更制以后，概试律义、断案议，后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是铨试之凡也。
按：是时进士、选人之守选者，亦皆试而后放，然特详于荫补云。
四年，诏曰：“故事，二府初入，举所知者三人，将以观大臣之能。比年多因请谒干誉，荐者不公。其令中书、枢密院，举人皆明言才业所长，堪任何事，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
熙宁二年，陈升之拜相，循例为侯叔献、程颢皆与堂除，又升一任。帝曰：“荐士不考才实，以辅臣故例得进秩升任，此何为也？”于是罢两府初入举官之制。
熙宁二年，御史乞罢堂选知州，曾公亮执不可。帝曰：“精择判审官人付之，何为不可？”王安石曰：“中书所总已多，通判亦有该堂选者，徒留滞，不能精择，归之有司，宜也。”
按：课试儒生，有司之事也，今以礼部考校为未当，而必俟乎亲策。进退百官，宰相之事也，今以中书选择为留滞，而一付之审官，轻重失伦矣。况司牧之任，千里休戚所系，非他官比，而庙堂一不之问，则所谓“中书所总已多”者，其事岂有重于进贤退不肖者乎？
三年，置审官西院。旧制：文臣京朝官，审官院主之；武臣内殿崇班至诸司使，枢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至是，诏曰：“枢辅之任重矣，不当亲有司之事。其以审官为东院，别置西院，专领阁门祗候以上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又诏：“川陕、福建、广南七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其令转运使立格就注，免其赴选。著为令。”后增湖南为八路。
帝以旧举官往往缘求请得之，多且滥，欲革去奏举，而概以公法，仍诏内外举官法皆罢，令吏部、审官院参议选格。
四年，诏堂选、堂占悉罢。吏部始立定选官格，其法各随所任职事，以入任功状立格，以待拟注。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言：“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氵存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调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按：罢诸司之荐举，付铨选于吏部，此熙宁所定之法，盖所以示至公而绝幸门也。今东坡公所言乃如此，岂此法特所以待守常安分之人，而阿谀时指，附会新法，如所谓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馀辈，则初不在此限乎？
哲宗元时，司谏苏辙言：“祖宗旧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许出官，自馀进士、诸科，初命及已任而应守选者，非逢恩不得放选。先朝患官吏不习律令，欲诱之读法，乃减任子出官年数，除去守选之法，概令试法，通者随得注官。自是天下争诵律令，于事不为无补。然人人习法，则试无不中，故荫补者例减五年，而选人无复选限。吏部员多阙少，闻今已用元四年夏秋阙，官冗至此亦极矣！宜追复祖宗守选旧法，而选满之日，兼行先朝试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
荫补入学，肄业一年，不犯上三等罚，方许就铨试。（详见《学校门》）
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便有七：诸路赴选，中试乃差，八路随意即射，不均一也；诸路吏选，有待试，有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略计八路就注，若及七年，已更三任矣，不均二也；八路虽坐愆停罢，随许射注，而吏选无愆犯人，既须试法，候及一年方有注拟，此不均之弊三也；选人俸给，替则随罢，又待次大率四年，方再得禄，况八路待次，又许权摄，禄无虚日，不均四也；八路土人得特奏名者，免试就注家便，年高力惫，不复望进，往往营私废职，其弊五也；仕八路久，知识既多，土人就射本路，不无亲故请嘱，其弊六也；八路监司，地远而专，便使荡灭功过名次，人亦不敢争校，故有力者多得优便，而孤寒滞，其弊七也。定差本意，止因省迓送雇费，然事极弊生，八路阙常有馀，吏部阙常不足。今立法互季迭用，而运司定差犹占其半，是半均半不均也。如闻迓送雇直，岁计不堪多，用坊场、河渡钱已可给用，请并八路定差，尽归吏部，殊为均便。”
左仆射司马光言：“臣窃惟为政之要，莫若得人。百官称职，则万务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优于德而啬于材，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于中人，安可求备？是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谨选百官，乃其职业，而智识浅短，见闻褊狭。知人之难，圣贤所重，寰宇至广，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滞淹，或以孤寒遗逸，被褐怀玉，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于挟私，难服众心；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然后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同上），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同上），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同上）。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中举三人（非谓每科举三人，各随所知，于十科内一岁共举三人），具状云：‘臣切见某人有何行能（并须指陈实事，不得徒饰虚辞。位在上者得举下，下不得举上），臣今保举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后，不如所举（谓举行义纯固而违犯名教之类），及犯入已赃，臣甘伏朝典不辞。’候奏状到日，付中书省置簿抄录举主及所举官姓名，别置合举官臣僚簿，岁终不举及人数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须令差官体量、相度、检点、磨勘、刷、催促、推勘、定夺，则委执政亲检逐簿，各随所举之科选差，令试管勾上件事务。若能办集，即别置簿记其劳绩，遇本科职任有阙（谓若经筵或学官有阙，即用行义纯固、经术精通等科；台谏有阙，即用节操方正科之类），则委执政亲检逐簿，选名实相称，或举主多，有劳绩之人补充，仍于本人除官敕告前，尽开坐举主姓名于后。或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赃，举主减三等科罪。若因受贿徇私而举之，罪名重者，自从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宽宥，虽见为执政官，朝廷所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所贵人人重谨，所举得人。”
光又言：“朝廷执政只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爱誉憎毁，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中一科‘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者，严加谴责，无所宽宥，则今后自然谨择，不敢妄举矣。”诏皆从之。
诏：“大臣奏举馆职，并如制召试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
先是，右正言刘安世言：“祖宗之待馆职也，储之英杰之地，以饬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益其聪明，稍优其禀，不责以吏事，所以滋长德器，养成其名卿贤相也。自近岁以来，其选浸轻。或缘世赏，或以军功，或酬聚敛之能，或徇权贵之荐，未尝较试，遂获贴职。多开幸门，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诏执政，详求文学行谊，审其果可长育，然后召试，非试毋得辄命，庶名器重而贤能进。”至是乃降诏命，而言未尽行，安世复奏：“祖宗时，入馆鲜不由试，惟其望实素著，治状显白，或累持使节，或移镇大藩，欲示优恩，方令贴职。今既过听臣言，追复旧制，又有所谓‘朝廷特除不在此限’，则是不问人材高下、资历深浅，但非奏举，皆可直除。名为更张，弊源尚在。愿仿故事，资序及转运使，方可以特命除授，庶塞侥幸，重馆职之选。”
熙宁四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言：“郡守提封千里，生聚万众，所系休戚，而不察能否，一以资格用之，凡再为半刺，有荐者三人，则得之矣。不公不明，十郡而居三四，是天下之民半失其养。请令内外从臣，岁举可为守臣者各三人，略资序而采公言，庶其可以择才庇民也。”诏：“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岁举再历通判资序、堪任知州者一人，籍于吏部。遇三路及一州而四县者，其守臣有阙，先差本资序人，次案籍以及所荐者。”八月，殿中侍御史韩川言：“近委大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而荐所不及，虽课入优等，皆未预选，此倚荐以为信也。然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师，唯驰骛请求、因缘宛转者，常多得之。迹远地寒，虽历郡久，治状著，课入上考，偶以无荐，则反在通判下，不许入三路及四县州。且州以县之多少而分简剧，亦为未尽。盖繁简在事不在县，固有县多事不繁，亦有县少事不简者。愿参以考绩之实，著为通令，仍不以县之多少而为简剧。”诏吏部立法以闻。已而岁举积多，吏部无阙以授。四年，遂罢大中大夫以上岁举法，唯奉诏乃举焉。
绍圣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砺乞：“稍责吏部甄别能否，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苟有可录，尚书暨郎官铨择而以名闻，三省分三年考察之，高则引对，次即试用，下者还之本选。若资历、举荐应入高，而才行不副，许奏而降其等。凡皆略许出法而加升绌，岁各毋过三人。”
徽宗政和六年，臣僚言知县、县令凡百七十馀阙，无愿注者。命吏部措置。已而吏部取在选应入者，随其资序，自上而下，不以愿否，径有差注，如硬差法，遂有贯户福建而强注四川者。明年，上知其远难赴，特许便乡差注，路虽远，毋过三十驿；已注者听改注。
重和元年，臣僚言：“八路定差，岁久弊多，尝究其原，在付非其人，而又举职不专也。且四选之在吏部，尚书、侍郎专总其事，而八路则委之转运。既以军储、吏禄、供馈、支移为已责，而差注视为末务，乃付之主管文字官。其人又以稽考簿书、检勘行移为先，而不复究心差注，乃付之士案，率吏胥拟定，而佥厅特视成书判而已，几何而不废法哉！比年以来，贿赂公行，随其厚薄为注阙之高下。甚者曰：‘某阙供给厚，遗我一季之得，则可差矣；某地圭租优，归我一科之资，则以汝往矣。’苟贱不廉之士，亦增赇以市，而取偿于至官之后。间有刚正而无赂者，则定差之牍，脱漏言词，隐落节目，暨其上部，必致退，待其参会重上，已半岁所矣。士大夫以身在八路，势须畏忌，若必投诉，是诉所莅监司也，以是阙多而不调者众。宜督察典领之官，岁终取吏部退难有无、多寡为之课而赏罚之，可以公拟注而绝吏赇。”从之，仍立为法。
升改、荐任之法，选人用以进资改秩，京朝官用以升任，旧悉有制。自熙宁后，又从而损益之，故举皆限员，又岁又分举，制益详矣。
先时，选人应改官，必对便殿。旧制，五日一引，不过二人，其后待次者多，至有逾二年乃得引。帝悯其留滞，至元丰四年，乃诏每甲引四人以便之。
熙宁四年，定十六路提点刑狱岁举京官、县令额：京东西、河东、淮南路，京官七人，职官三人，县令五人，成都府、梓州、江南东西路，京官五人，职官三人，县令四人；福建、利州、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京官四人，职官三人，县令二人；夔州路，京官三人，职官二人，县令二人。
六年，诏察访官举京官、职官、县令者，河东、两浙十二人，馀路十人，升陟不限数。
选人任中都官者，旧未有荐举法。至是，诏其属有选人六员者，岁得举三员。又定提举市易司岁举京官五员。
元元年，岁举升陟始立额，如举改官及职、令之数。复通判举法。诏岁举京官、县令各一员，仍间迭而举。用孙觉言，吏部选人改官，岁以百人为额。
绍圣元年，右司谏朱勃言：“选人初受任，虽有能者，法未得举为京官；而有挟权善请求者，职官、县令举员既足，又并改官举员求之。”诏历任通及三考，而资序已入幕职、令录，方许举之改官。又言：“选人改官岁限百人，而元变法，三人为甲，月引三见。积累至今，待次者亡虑二百八十馀人，以数而计，历二年三季始得毕见。请酌元丰令增损之。”诏依元丰五日而引一甲，甲以三人，岁毋过一百四十人，俟待次不及百人，别奏定。
大观四年，裁减国学长贰岁举改官而立之数，大司成十五员，祭酒、司业各八员。
政和三年，尚书省修立改官格：“承直郎至登仕郎六考，将仕郎七考，有改官举主而职司居其一，即与磨勘；如因坐公私愆犯，各随轻重加考及举官有差。”从之。
七年，臣僚言：“官冗吏员增多，本因入流日众。熙宁郊礼，文武奏补总六百一十一员；元丰六年，选人磨勘改京朝官总一百三十有五员。近考之吏部，政和六年，郊恩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有奇，选人改官约三百七十有奇。其来既广，吏员益众，欲节其来，惟严守磨勘旧法，不可苟循妄予而已。且今之磨勘，有局务减考第者，有用远减举官者，有用酬赏比类者，有因大人特举者，有因事到阙而不用满任者，有约法违碍许先次而改者，凡皆弃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不裁之，将又倍蓰于今而未可计也。请诏三省若吏部：旧有正法，自当如故，馀皆得用例。”诏：“惟川、广水土恶弱之地，许减举如制，馀悉用元丰法从事，其崇宁四年之制勿行。”
高宗建炎初，诏即驻跸所置吏部。时四选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诸道州、府、军、监，条具属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历任、功过、举主、到罢月日，编而籍之。
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士夫在部注授，虽铨未中而年及者，皆听注官。”二年，诏：“京官赴行在者，令吏部审量，非政和以后进书颂及直赴殿试之人，乃听参选。在部知州军、通判、签判及京朝官知县、监当，旧以三年为任者，令权以二年为任，兵休仍旧。”以赴调者萃东南，选法留滞故也。
四年，言者论：“近世铨衡之官，守法不立。自京、黼用事，有诣堂及吏部阙者，判一‘取’字，虽已注人，亦夺予之，甚至部有佳阙，密献以自效。为寒远患，逾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长贰，自今堂中或取部阙，并须执守，得供报。”从之。
绍兴元年，诏馆职选人到任及一年，通理四考，并自陈改官。
选人改官，旧无定数。绍兴以后，多不过九十人、少或至五十人（绍兴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捕盗及职事官皆不在数。三十二年，遂至一百十三人。孝宗患之，隆兴元年四月，诏以百员为额。乾道三年七月，又通四川为百二十员。七年十月，有司请不限员，奏可，时虞丞相当国也。淳熙初，上以官冗，稍严升改之令，于是六年引见改官不及七十员，而捕盗在焉。周洪道为吏部尚书，七年二月，因请以七十员为额。是年四月，又增八十员，职事官并引见改官六十五人，四川换给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与。十三年三月，又诏职事官改官在八十员岁额之外。自是岁改京官者仅百员，今遂为永制。奏举京官，祖宗时无定数，有其人则举之。太平兴国后，诸州通判亦得举京官。熙宁中，取以为提举常官员数。元中，尝暂复之。至绍圣又罢。淳熙六年九月，上以岁举京官数滥，命给舍、台谏议之。王仲行、傅希吕时兼给事中，乃请六曹、寺、监（户部右曹郎官同）岁减举员三之一，诸路监司减四之一，礼部、国子监长贰减三之二，前执政岁减二员，诸州无县者岁止一员。岁终不除运副，而判官补发者不理为职司。奏可。庆元元年十一月，复诏判官补发副状，理为职司。又诏职司状不得用二纸，用姚察院愈奏也。在京选人，旧无外路监司荐举。渡江后，诏以六部长贰作职司。乾道七年九月，罢之。惟馆学官通理四考，不用举主改官，盖累圣优贤之意。
二年，吕颐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职。宜仿祖宗故事，外自监司、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已上、馆职、书局编修官外，馀阙并寺监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准备将领、正副将已上，其部将、巡尉、指使以下，并归部注。”从之。
三年，右仆射朱胜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后，文籍散佚，会广东转运司以所录元丰、元吏部法来上，乃以省记旧法及续降指挥，详定而成此书。
五年，诏：自今注拟，并选择非老疾及不曾犯赃与不缘民事被罪之人。时建议者云：“州县亲民，莫如县令。今率限以资格，虽贪懦之人，一或应格，则大官大职得以自择。请诏监司、郡守条上剧邑，遴选清平廉察之人，如前日预十科之目者为之。”
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上言曰：“中兴之初，恩或非泛，人得侥幸，有以从军而改秩者，有以捕盗而改秩者，有以登对而改秩者。今则朝廷无事，谨惜名器，改秩无他，惟有荐举一路，而贪躁者速化，廉静者陆沉。臣欲取考第员数增减以便之，增一任者减一员，十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如减举法行，须实历县令，不得仍请岳祠。其或负犯殿选，自如常坐。士有应此格者，行无玷阙，年亦蹉跎，无非孤寒老练安义分之人。望付有司条上，以弭奔竞。”议者以进士登科、门荫子弟，才沾一命，不复参部，多于堂除，有紊铨法。诏禁之。
二十九年，敕令所删定官闻人滋请：“凡在官者历任及十考已上，无公私过犯，虽举削不及格，许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滥，则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人数，立为限隔，举状、年劳，参酌并用。”于是天子以其议下近臣，而中书舍人洪遵、给事中王希亮等上议曰：“自一命已上仕于州县之间，虽有真贤实廉，势不能自达于上，故为之立荐举之法。必使之历任六考，所以迟其岁月而责其赴功，必使之举官五员，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若举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见举，是则监司、郡守之罪，而非法之不善也。今如议臣所请，则有力者惟图见次，无才者苟冀终更，率不过出官十馀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酌每岁改官之员，减其分数，以待无举削者，则当被举之人，必有失职淹滞之叹，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驯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减，非所以救末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轻议，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为如故便。”滋议遂寝。
三十一年，诏：“初官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方听受监司、郡守京削之荐。”
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著在令甲，则所守者法也。今升降于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以复知，去者不能以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贿公行，奸弊滋甚。尝睹汉之公府则有辞讼比，以类相从，使不良吏不得生因缘；尚书则有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比之为言，犹今之例。臣谓今吏部七司亦宜许置例册，凡换给之期限，战功之定处，去失之保任，书填之审实，奏荐之限隔，酬赏之用否，凡经申请，或白堂，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于册，永以为例。每半岁则上于尚书省，仍关御史台而详焉。如是，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
先是，刘珙为吏部员外郎，有才智善，摘检奸弊。一日，命中庭张幕设案，置令式其中，使选集者得出入纟番阅，与吏辩，吏愕眙不能对。时议翕然称之。
孝宗隆兴元年，诏：“选人历十二考已上，无赃私罪，与减举主一员。”
用闻人滋之言也。旧举主须员足，乃以其牍上，若举主物故或罢免则不计。故有得荐牍十馀而不克磨勘者。淳熙中，始有逐旋放散之令，人皆便之。
乾道二年，令科举前一岁，量留司户、薄、尉、职官、教官窠阙，以待黄甲进士。又诏：“见任在京监当、六部架阁等，如系京朝官以上，须实历知县一任，始听关升。通判资序初改秩者，如之。”是时多以堂除理实历，越次关升，故有斯诏。
先是，有出身人许注教官，理为作县。是岁，诏：“自今有出身，曾任县令，初改官，许注教官，馀并先注知县。”自是改秩者，无不制邑矣。
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则当量人才，在铨部则宜守成法。夫法本无弊，而例实败之。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于用例破法；比年之患，在于因例立法，故谓吏部者，‘例部’也。今《七司法》，自晏敦复裁定，不无疏略，然已十得八九，有司守之以从事，可以无弊。而循情废法，相师成风，盖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靳，例常宽，今至于法令繁多，官曹冗滥，盖繇此也。望诏有司裒集参附法及乾道续降申明，重行考定，非大有抵捂者弗去，凡涉宽纵者悉刊正之。庶几国家成法，简易明白，赇谢之奸绝，冒滥之门塞矣。”于是诏从修焉。既而吏部尚书蔡以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法，分门编类，冠以“吏部条法总类”为名。十一月，参知政事龚茂良进《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诏颁行焉。
三年，吏部言：“六十不得入选，今文臣武臣皆有隐减年甲之弊。”诏禁之。时州郡上阙状稽违，多畀人私摄，乃诏下诸道转运司，州委通判，县委县丞，监司委属官，以时申发，稽违隐漏者罪之。
光宗绍熙二年，吏部侍郎罗点言：“铨量之法，得以察其人物，其功过而进退之，而有司奉行，浸成文具。群趋而进，一揖而退，是非贤否，一不暇问；甚者循习旧例，才注差遣，更不铨量。伏请自今令长贰从容接谈，稍问以事，除癃疾已有定法，如绝不通晓及有过尤者，别与注拟。”从之。
宁宗庆元中，制：“初改官人必作令，谓之‘须入’。中兴以来，数申严其令。今除殿试上三名、南省元外，并令作邑。”自后虽宰相子、甲科人，无不宰邑者矣。
●卷三十九 选举考十二
○辟举
三代以前，天下列国有三卿、五大夫、一十七士。大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皆不命，皆国君专之。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唯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历代因而不革。
汉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建武二年，卫飒辟大司徒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
安帝元初六年，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五人。
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李固与吴雄上疏，选举补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杨秉亦言所征皆特拜不试为非。
翟为侍中，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孙懿恐有先用，乃绐懿曰：“图书有汉贼孙登，将以才智为中书所害，观君表相，似当应之。”因对之涕泣。懿忧惧移病不试，由是对第一，拜尚书。
按：东汉用人，多以试取之。诸科之中，孝廉、贤良、有道皆有试，迁官则如博士，如尚书皆先试，至于辟举、征召，无不试者。李固、杨秉所言，皆以试为是，特拜为非。然所试率文墨小技，固未足以知其贤否也。况于翟者，以市井权谲之术，冒取高第，又足为贤乎？
孝灵帝时，司徒杨赐、太尉桓焉皆坐辟诏禁锢党人免。
徐氏曰：“按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则然矣。然东汉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习《诗》、《礼》为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学好词章，而辟司徒桥元府；周举博学洽闻，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邰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黄琼者，四府并命如陈纪者。往往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为重，是以誉望日隆，名节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轻就之风。孟子曰：“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谓与！
州从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
按《鲁恭传》：“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盖东汉时，选举、辟召皆可以入仕。以乡举里选循序而进者，选举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时人犹以辟召为荣云。
孙宝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刚直不苟合，常称疾不仕。宝以恩礼请文为布衣友，日设酒食，妻子相对。文求受署为掾，进见如宾礼。数月，以立秋日署文东部督邮，入见，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掾部讵有其人乎？”文仰曰：“无其人不敢受职。”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云云。于是稚季不敢犯法。宝为京兆三岁，京师称之。任延为会稽都尉，吴有龙邱苌者，隐居太末，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就。掾吏白延请召之，延曰：“龙邱先生躬德履义，都尉扫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积一岁，苌乃乘辇诣府，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
按：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概多取管属贤士之有才能操守者。盖必如是，乃能知闾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状之显著，常必由之。后世长吏既不与之以用人之权，而士自一命以上，拘于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职显能于本土。士之贤者亦以隐情惜已，不预郡府之事为高，而与郡守、县令共治其民者，则皆凶恶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则岂三互之法可行之于僚掾，而独不行之于胥吏？可施之于有行止之命官，而独不可施之于无藉在之恶少乎？
魏王凌为青州刺史。青土初定，请王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凌复请还。顷之，司徒王郎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亦由基叶和之辅也。
刘虞备礼署田畴为从事，令其奉表行。在既而虞为公孙瓒所杀，畴至，哭于虞墓。北归，率宗族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敌地而居，征辟皆不就。
曹爽辟王沈及羊祜，沈劝祜应命，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遂不就。
古人之于所为主也，有君臣之义焉，故难则死之。羊叔子之贤，盖知曹爽之不足以死故也。
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
后周时，刺史僚佐、州吏则自署，府官则命于朝廷。
隋文帝时，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弘问于刘炫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何也？”炫对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寮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纤介之绩，皆属考功，所以繁也。”唐制，二品、三品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守五品以上敕授，六品以下旨授，其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判补即辟举之类）。
肃、代以后，天下兵兴多故，官滥而铨法益坏。沈既济上疏极言之，欲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祖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有《选举杂议》十条，详见《举官门》）
既济《选举杂议》五：“或曰：‘今日多情故，长官许其选吏，必纲纪紊失，不如今已之有伦也。’答曰：‘不假古义，请征目前以明之。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铨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见行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利害之理，较然可观，何纪之失？何纲之紊？向令诸使僚佐尽授于选曹，则安获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也。’”六：“或曰：‘顷年尝见州县有摄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议久长，才始到官，已营生计，迎新送故，劳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则其弊亦尔，柰何？’答曰：‘国家职员，皆禀朝命，摄官承乏，苟济一时，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虽流而责不及，绩虽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职无移夺，命自州邦，所摄之官，便为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荣，争竭智力，人谁不尽？今常调之人，远授一职，已数千里赴集，又数千里之官，挈携妻孥，往复劳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间岁而停官，成名非知已之恩，后任可计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谁为苟！’”
陆贽秉政，请令台阁长官各自举其属，有不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举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贽上奏言其非便，帝虽嘉之，然卒停荐士诏。（陆贽疏见《举士门》）
按：自隋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于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则虽见知于方镇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则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时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若张建封之辟许孟容，李德裕之辟郑畋，白敏中之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晋之于韩退之是也；有强起隐逸之仕者，若乌重允之于石洪、温造，张博之于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于柏耆，杜忄舀之于辛谠是也。而所谓隐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刘贡甫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是以号称得人。”盖必许其辟置，则可破拘挛，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见遗于科目者，亦未尝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广也。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历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复拘以资格，限以举主。盖去古法愈远，而倜傥斥弛之士，其不谐尺绳于科目，受羁于铨曹者，少得以自达矣。
宋太祖皇帝建隆四年，诏：“自前藩镇多奏初官人为掌书记，颇越资序。自今历两任有文学者，方得奏举。”
开宝四年，诏：“自今诸州不得以摄官视事；其阙员处，即时以闻，当委有司除注。”继又诏：“委有司按其历任经三摄无旷败者，具以名闻。”（详见《举官门》）
太宗雍熙四年，诏：“今后诸路转运使及州郡长吏，并不得擅举人充部内官，其有阙员，即时具奏。”
神宗熙宁间，内外小职任，长吏旧得奏举者悉罢，一归吏部，以为选阙。已而铨法所授，才与职多不相当，遂又即选阙取其不可专以法注者，仍许辟置，然亦罕矣。至要司剧任，或创有兴建，长吏欲得其所亲信者与相协济，则往往特命许之，于是辟置亦不能全废也。时开封府许自辟其府曹官，自馀如东西审官、三班、流内铨主簿，陕西湖城镇等监官，发运、转运司管文字及掌机宜文字，元丰中，三司在京仓库、御厨、店宅务，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司当公事，及差使使臣，并川路买茶起纲场监官之类，并许自辟，不从吏部注拟。
哲宗元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广南摄官凡两经解发，摄簿尉一任无过，遂得正授。若重加举数，亦可少节其滥。”
徽宗大观二年，诏：“祖宗销革五代辟置，自一命以上，非王命不除。自今诸路毋得直牒差官及以待阙得替官权。”
政和六年，吏部侍郎韩粹彦言：“三年，患官久阙则乏事，尝诏：‘见官若当终更，已及三月，或创阙及非次阙而经三季无辟牍来上，则不俟长吏奏报，吏部径自用阙。’有明命矣。今奏举阙，如防河、捕盗、榷盐、三路沿边掌兵，欲俟所委举官自列无人，乃从吏部用阙。”从之。
赦文举其所知，古之道也。比臣僚妄请，尽罢举辟，意谓遵奉元丰，而不知元丰一时之命，寻以复旧。盖事有繁简，人有能否，若不令长吏荐举，天下之大，人才之众，朝廷何由尽知？必致滞才废事。
宣和七年，臣僚言：“在部右选员猥多，无阙可受，而法须急纲运差使者，所差不得过一二百人，额差不足，至于借差至再三，而又不足，遂借及大使臣。每被差讼诉纷，争欲求免。此其弊在于干求辟举，莫肯参选。固有连三任自初官以至升朝，足未尝摄吏部门，故在部者多遭役使。今欲须用部阙足一任，乃许就辟。自后部授、外辟，常令相间，苟不如式，受辟与辟之者皆坐罪。”诏议立法。
高宗建炎初，兵革方殷，诏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使及安抚等使，皆得辟置将佐官属，行在五军并御营司将领，亦辟大小使臣。于是负才略武勇者，或以簪笏从戎，或以布衣授官，入幕不可胜数。而诸道郡县，自戎马侵轶、盗贼残扰之馀，官吏解散，诸司诱人填阙，皆先领职而后奏给付身。于是江、浙州郡守将，皆假军兴之名，换易官属，占使窠阙。又有罪籍未该叙复、守选未合参部者竞趋焉。朝论患之，乃下吏部尽令改正，使归部依格注拟。除陕西五路、两河、两淮、京东等路经略安抚司属官听举辟，馀路皆罢。诸道巡检、县尉、刑狱官阙，许提刑司具名奏辟。
四年，臣僚上言：“南渡以来，土宇未复，宦游之所睥睨者，江、浙、闽、广数路而已。朝廷既侵用吏部阙员，而提领安抚司又奏辟其亲旧。贵游子弟，稍有党援，则足不至铨部，辄得便地，占善阙。凌迈超越，无复资格，长奔竞之风，塞寒俊之路。臣谓大郡守ヘ及军旅之事，或须择人任使者，自从朝廷除授，其馀员阙，与诸司所辟举，一皆付之铨曹，使有司以法授之。如郡县常经兵毁，吏部榜阙无愿就者，即许权行辟举。”从之。
起居郎朱震言：“方今经营荆楚，控制上流，远方之民，理宜绥抚。如闻峡州四县，多用军功或胥吏补知县，拦吏补监务，民被其害。愿取各州官阙，委安抚奏辟。”从之。
绍兴二年，吕颐浩以左仆射都督诸军，请辟参谋官以下文武七十七人，户部尚书李弥大、秘书少监傅崧卿预焉。而李弥大言于上曰：“东晋王导、谢安为都督，未尝离朝廷。今边圉幸无他，颐浩不宜轻动。且臣为天子侍从，非颐浩可辟。请于诸军悉置军正，如汉朝故事，察官、郎官为之。陛下必欲遣臣，请与崧卿别为一司，专司其过失以闻。”弥大遂改命。吕颐浩又言：“督府属官，不限员数，徒以开请谒，縻禄廪。请以准备差遣辟文资，以准备差使辟武资臣，各以十五人为限。”诏可。七月，议者言：“比年帅守、监司辟官，搀夺部注，朝廷不能夺，铨曹不能违。又多畀以添差不务之阙，上自监司、ヘ贰以下至掾属给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员，一务之中监当六七员，较祖宗朝殆三四倍。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禄，生民安得不重困乎！请敕有司裁省其阙，不得已则以宫庙之禄畀之。”奏可，自今已就辟差理资任者，得据旧阙，以妨下次。
三年，敕：“不曾经吏部注授参选，及虽有请受历之类，而别无省部手照文字人，明敕诸路监司、郡守，并不许奏辟差遣。”
六年，诏：“诸道宣抚司属官，许本司奏辟，内京官以二年为任，愿留再任者取旨。”自兵兴，所辟官有更十年不退者，故条约焉。
○考课
虞，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冢宰，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会，大计也），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汉法，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岁终奏事，举殿最（六条：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讹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好，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儿宽为左内史，有军发，以负租课殿，当免；民恐失之，输租不绝，课更以最。
宣帝始亲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传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
丙吉传：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朱邑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尹翁归为扶风，盗贼课常为三辅最。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断狱大减，为天下最。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为第一。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赐黄金四十斤。陈万年、郑昌皆以守相高第，入为右扶风。义纵、朱博、尹赏皆县令高第，入为长安令。
地节四年，诏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各、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闻。
黄龙元年，诏曰：“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元帝时，京房言：“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晋灼曰：“令、丞、尉治一县，崇教化亡犯法者辄迁。有盗贼，满三日不觉，则尉事也。令觉之，自除，二尉负其罪。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会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以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上乃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去月馀，为显等所谮，下狱坐死。
按：考课之法，汉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为言，而帝善之，则其所陈必有异乎人者。史文不详，无以定其得失。但既曰：“考课”，则必黜幽陟明，立为一定之法，使一皆可行，又必上下之间，体统相维，而后可以举行。今房欲使其弟子二人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为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为太守，则又请无属刺史，则是以考课之法为其一家之学，而他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课第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课已，则体统隳矣。此所以来谗贼之口而杀其身也。
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
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又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大鸿胪卿野王能行第一。
东汉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李忠为丹阳守，垦田增多，三公考课为天下第一。贾琮为交趾刺史，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
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验，然后黜退。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效奏，便加退免，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经盛衰、贻后王也。”
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进令散骑常侍刘邵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后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赐爵焉。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时，大议考课之制，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文具无益，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要未立，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在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责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掇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至于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理，臣以为未尽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几至众，诚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一体相资而成也。”后考课竟不行。
晋武帝泰始初，务崇理本，诏河南尹杜预为黜陟之课，其略曰：“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已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后敦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独倚明折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访，敷纳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彰，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典，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按，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均，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难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书也。”
后魏孝文帝太和中，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后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才能不壅于下位。各令当朝，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时否臧必举，赏罚大行，其薄赏者犹锡车马器服，以申奖劝。后帝临朝堂，顾谓录尚书兼廷尉卿广陵王羽曰：“凡考绩上下二等，可为三品，中等但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丝之美恶，中等守本，事理大通。”帝又谓尚书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谓羽曰：“汝居枢端之任，在职以来，功勤之绩不闻于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今出汝录尚书、廷尉，但居特进、太保。”自尚书令、仆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馀人，皆略举遗阙。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后任官如初。
宣武帝时，太尉、侍中、高阳王雍上表曰：“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闲冗官本非虚置，或以贤能而进，或因累勤而举，如其无能，不应黍兹高选。以勤以能进之朝伍，或征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乃于考陟，排同闲伍。检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称事之辈，未必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