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说：“‘七’当为‘一’，即十一级，衍‘万’字，其曰直三十馀万者，盖卖爵必级级少增其价，至直三十馀万金也。”）。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试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级。五大夫，旧二十等爵第九级也。言千夫爵秩比于五大夫，故杨仆以千夫为吏，殆谓此），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乐卿，武功爵第八。言买爵唯得至第八也），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废耗。
元狩四年，除故盐铁官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元鼎二年，始令史得入补官，郎至六百石（师古曰：“吏更迁补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言被牵引者为其根株所送，当充徒役；而能入财者，即当补吏）。
按：汉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惧民之弃本逐末而储蓄不丰也，遂立为入粟之法；惧吏之贫乏无藉而贪欲无厌也，遂立为赀算之法。虽有愧于古人任贤使能之意，然犹不过随时以救弊，而上之人初未尝利其财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馀，用度不足，始立赏官，明开鬻卖之门，入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盐冶铁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则陷之以罪罟，以取其财，而复酬之以官，于是名器益滥矣。
西汉以赀为郎：（如淳曰：“汉制，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
张释之 司马相如
《杨恽传》：“恽迁中郎将。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得出，名曰‘山郎’（山，财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言出财用者，虽非休沐，常得在外也），或至岁馀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转相放效。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长，久也。一岁之调度。言总一岁所须财物，文书调度，移司农以官钱给之）。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有罪辄奏免，荐其贤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励。绝请谒货赂之端，宫殿翕然称之。”
《贡禹传》“禹言：‘孝文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毋赎罪之法，固令行禁止。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者赎罪，入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慧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察其所以然，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罪者辄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
按：《杨恽传》所载，及贡禹所言，大概皆为赀郎设也。任官不以材德选，而徒择其赀力之富厚，岂理也哉！然赀郎之见于《汉史》者，惟张释之、司马相如。释之十年不得调，有“久宦减仲产”之叹；相如亦谢病免归成都，家徒四壁立。盖其初非以德选，遂为世所轻，而宦亦不达，故资产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贫。虽以释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一日他有以见知人主，自致显荣，则必为赀郎所累，终身坎Б矣。士之所以进身者，其发轫可不审哉！
《黄霸传》：“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计。”夫输财于官而得仕者，犹不以右职畀之，况徒以其家资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输财得官
卜式（武帝时，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不报；再献钱三十万，拜郎中。后为御史大夫，封侯） 黄霸（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后复入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至丞相） 杨仆（以千夫为吏。一千夫即武功赏第七级。至楼船将军，封侯）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
桓帝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应选者半之，或二分之一，于西园立库贮之。”
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闾、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烈于是声誉衰减。
帝欲以羊绩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绩乃坐使人于单席，举袍示之，曰：“臣之所赀，惟此而己。”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故不登公位。
刘陶为京兆尹，到职当出修宫钱直千万（时拜职名当出买官之钱，谓之修宫钱，）陶既清贫，而耻以钱买职，称疾不听政。帝重陶才，原其病。
武帝、灵帝卖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则异。武帝取之于豪富之百姓，盖风以毁家纾国之公谊，故卜式、黄霸虽以赀财进身，而不害其为名士也。灵帝取之于贪饕之公卿，盖纵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张温虽以公誉登仕，而无救其为小人也。
晋武帝太康三年，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何帝？”毅曰：“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治，南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不己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后魏明帝时，孝宣二年初，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夫阶，授以实官；白人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各有差。
唐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授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馀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馀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诏给百官俸。又令：文武职事三品以上给亲事、帐内。以六品、七品子为亲事，以八品、九品子为帐内，岁纳钱千五百，谓之品子课钱。凡捉钱品子无违负者，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奏：“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多给空名告身，虽假以官，赏其忠义，犹未尽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艺，兼情愿稳便，据条格议，同申奏闻，便写告身。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纳钱，请准敕回授馀人，并情愿还俗、授官勋邑号等亦听；如无人回授及不愿还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赀财，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赀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馀七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殁之后，亦任回与近亲。又准敕纳钱百千文，与明经出身，如曾受业，粗通帖策，修身谨行，乡曲所知者，量减二十千文；如先经举送到省落第，灼然有凭，帖策不甚寥落者，减五十千文；若粗识文字者，准元敕处分；未曾读学，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应授职事官并勋阶号及赠官等，有合荫子孙者，如户内兼荫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赀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于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如七十以上情愿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钱。”（时属幽寇内侮，天下多虞，军用不充，权为此制，寻即停罢。）
元和十二年，诏：“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如闻定州侧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于定州纳粟五百石者，放优出身，仍减三选；一千石者，无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资授官；二千石者，超两资。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每三百石与减一选。”又敕：“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告，量别支给，以充私觌。”
旧例，使绝域者许卖正员官十员，取赀以备私觌。虽优假远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五年，复其制，入回鹘使仍旧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吐蕃使八员。
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己，于民政无预也。
神宗熙宁元年，行入粟补官法，出将作监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寻又赐河东空名敕诰。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丰所立进纳官法，多所裁抑，应入令、录及因赏得职官，止与监当，该磨勘者即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迩者，东南用兵，民入金，皆得补文武官，理选依限如官户，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纳者，皆尝与不入纳者均受科取，今复其户不输，是得数千缗于一日，而失数千斛于无穷也。况大户得复则移其科于下户，下户重贫，州县缓急，当责何人办事？况不注监当，不限磨勘，与士大夫泾渭并流，驽骥同皂，又弊之大者。乞改用进纳本法。”诏：“近东南捕贼，入金粟而补之官，与常平法进纳者异。可如已命毋改。该注亲民官，而有田业在所莅，其毋得注。”
高宗绍兴二十年，用吴逵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监司守臣募民往两淮开垦田地。岁收五百石归官庄者，免本户差役；七百石，补进义副尉；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并作力田出身。其被赏后再开垦及元数，许参选如法，理名次在武举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场许赴转运司应举。
孝宗淳熙二年，诏进纳补官请举年及合免举之人，许纳补授文书，直赴南省。
七年，中书门下省言：“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振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如系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如系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如系进士，补迪功郎。
○方伎
西汉卫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仕至丞相）。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佞幸）。周仁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为舍人（仕至侍中）。吾邱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仕至大中大夫）。荀彘以御见，侍中。武帝时，虞初以方士侍祠，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亡所阿私（《龟传》）。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赵定、龚德，皆召见待诏，伍宏以医待诏。
成帝时，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又有本草待诏（《郊祀志》）。
范晔《东汉书 方伎传》论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挟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谓李少翁、栾大之徒）。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谓桓谭、贾逵、张衡之流）。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盖谓此也。”
※《东汉书 方术传》所载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风角，仕至司空掾） 郭宪（善术，仕至光禄勋） 许杨（善术，晓水脉，仕至都水掾） 王乔（有神术，仕至县令） 谢夷吾（善风角，仕至太守） 李（善《河洛》风星，以孝廉举，仕至司徒） 樊英（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以隐士聘，任至光禄大夫） 公沙穆（善《河洛》步推之术，仕至弘农令） 单（善天官算术，仕至汉中太守） 韩说（善图纬，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载两汉士大夫明方术，善技艺，而在仕途有至大官者，如卫绾、周仁、吾邱寿王，则假方术以进，而自他有文行以取显贵者也；如李、樊英之徒，则虽善方术，而本不假此以进身取位者也。然考《东汉书 方术传》所载，则终身肥遁，不求闻达者甚多，有不应辟举者，有变姓名不知所终者，真贤士也。其与后世之以一伎自名，而奔走形势之涂，以为干名徇利之阶者，大有迳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终身继世，不易其业。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以为殷监。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擢舞胡为五品，使鸣玉曳组、趋跄廊庙，非所以规模后世也。”上不从，曰：“吾业已授之，不可追也。”
故事，伎术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谓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艺之官，唯得本司迁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阙，听授散官；有阙，先授。若再经考满者，听外叙。
唐制，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书、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
中宗神龙元年，太白山人郑普思以方术除秘书监。其年，又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
元宗开元七年，敕：“出身非伎术而以能任伎术官者，听量与员外。其选叙考劳，不须拘伎术例。”
天宝十三载，吏部奏：“准格，伎术官各于当色本局署员外置，不得同正员之数。”从之。
文宗太和五年，敕：“诸色艺能授官，今后如有罪犯停职者，委本司牒报吏部，不在叙用限。”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于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帝许之。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屡以为言，帝谓崇韬曰：“吾已许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当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宋太祖皇帝开宝十年，诏：“司天台学生及诸司伎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
教坊使卫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领郡。上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邪！”宰相拟上州司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但当于乐部迁转。”乃以为太乐署令。
真宗天禧元年，诏：“伎术人虽任京朝官，审刑院不在磨勘之例。”
鲁国长公主以赵自化药饵有功，请授尚食使兼医官院事。上曰：“自化顷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寻谕以方术之流不可任郡。今复有此请，命枢密使召戒之。”
干兴元年，中书言：“旧制，翰林医官、图画、琴棋待诏转官，止光禄寺丞；天禧四年，乃迁至中允、赞善、洗马同正。请勿逾此制，惟特恩至国子博士而止。”
徽宗大观四年，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而算书生则归之太史局（画学、医学等并见《学校考》）。
●卷三十六 选举考九
○举官
《虞书》：“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载，行。采，事也。称其人之有德，必举事以为验）。”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宽弘庄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乱，治也），扰而毅（扰，顺也。毅，果也），直而温，简而廉（性简易而有廉隅），刚而塞（刚断而实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思也。卿大夫称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须明行之，可以为卿大夫）；日严敬六德亮采，有邦（严敬其身，行六德，可为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周官》：“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然则举士之与举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后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举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校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于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于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于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然三代、两汉之时，二者本是一事，故摭其事实，原其法意之详于士者入《举士门》，详于官者入《举官门》。然大概未尝各自立法，于后世之为也，故所纪多互见，必参考然后得之。
秦自孝公纳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涂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汉高祖十一年，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荣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称明德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行、义及年。有而不言，觉，免。”（详见《举士门》）
景帝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赀少则不得官，朕甚怜之。减至四算算得官。”（详及注见《赀选门》）
汉制，凡郡国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故卿校、牧守居闲待诏，或郡国贡送、公车征起，悉在焉。光禄勋复于三署中铨第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为他官，以补阙员。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负俗，谓被世讥论也）。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先公曰：“汲黯常谏帝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供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材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尽用，与无材同，不杀何施？’盖至是名臣文武欲尽，则黯之说十馀年而遂验矣。帝徒知杀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难也，无怪乎诏下而无有应举者。虽然，帝于是春秋高而血气亦浸定矣。”
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按：西都举人之法，如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仕而举者，有既仕而举者。至是，复诏举此四科。盖未仕者则以此开选举之门，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课之法也。
成帝阳朔二年，奉使者不称，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东汉之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于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一人，监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改前汉常侍曹尚书为吏部尚书，其所进用，加以岁月先后之次。又诏三公以四科辟召。（见《辟举门》）
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四行，淳厚、质朴、谦逊、节俭也）。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
章帝时，诏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其德行尤异不宜试职者，疏于他状；举非人兼不举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
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良材，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县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著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务，非独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伤，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永初五年，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安帝时，三府任轻，陈忠上疏曰：“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
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
顺帝阳嘉元年，诏曰：“者以来，吏政不勤，于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三公也）。其简叙先后，情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中。”
二年，郎ダ上疏曰：“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复不归贡举者？”书奏，帝复使对尚书，ダ对曰：“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尚书职在几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故选举之任亦在尚书。今陈忠之说如彼，而郎觊之说复如此，要之，三公与尚书均是人也，得其人则皆能举贤，失其人则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则何所不至？而谓其“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意不得通”，疏矣。
永和三年，令大将军、三公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赃受罪，周举以此劾奏雄。雄曰：“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郡选武猛，不使郡选贪污也。”
桓帝时，纲纪隳紊，凡所选用，莫非情故。时议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相临，遂有三互法（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是时，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禁网益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经时不补。议郎蔡邕上言曰：“幽、冀旧壤，缺职经时，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而坐设三互，自坐留阂。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岂复顾循三互，限以未制？愿蠲除近禁，无拘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复按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
黄琬为五官中郎将，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于是琬、蕃同心，显用名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坐免官禁锢。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崔为东曹掾吏，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于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和洽言于公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好车者，不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伪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见《举士门》）
汉昭烈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有才策，洪未去郡，而已为广汉郡守。
孙氏有江东，选曹尚书主选举。吴郡暨艳性峭刻，好清议，为尚书，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艳欲激浊扬清，别其善否，乃选三署，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居位贪婪，志节卑污者，皆以为军吏，置之营府。于是怨声嚣然，竞言艳用私情，亏公法，艳坐自杀。
明帝太和之后，俗用浮靡，递相标目，而夏侯、诸葛、何、邓之俦，有“四聪”、“八达”之称，帝深所嫉恶。于是士大夫之有名声者，或禁锢废黜以惩之。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
其后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贤而自至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才之道也。在朝之土相让于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材，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于稷、契及咎繇，益让熊罴，伯夷让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于此。季代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推之四征、尚书、郡守皆然。夫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已所不如，让则竞推于胜已。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详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进身求通，非修之于已则无由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
齐王嘉平初，夏侯元请使官长各考其属能否，而中正则惟考行迹。（详见《举士门》）
晋武帝泰始七年，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又令举守令之才。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涛为吏部尚书，再居选职，共十有馀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之。”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浸。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卫将军王济才高美茂，后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倘惜济主兵者，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博士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义，亦堪此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否？又尚书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将军祜体义立政，可以肃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得健者。征北大将军贞正静一，中书监荀勖达练事物。三者皆人彦，不审有可参举者不？”
王戎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宜免戎官。”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戎与时卷舒，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王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于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拙于用长，荀勖工于用短，陈道宁纟畏々（初六反）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戎，辄疾不之见，敦后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
按：西晋时，以吏部尚书执用人之柄，山涛、王戎相继居是职，二人虽贤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鉴。《巨源启事》中所处分者，内则要地，外则方面；戎所评议者，亦一时名胜，非后进小吏也。盖当时尚书权任之重如此。后来居是职者，既未尝有二公之鉴识，且其所权衡，不过么么微官，所谓“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者是也。近世叶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与人者，乃昔日铨选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职任有大于此者，而止以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则怪铨选为奉行文书之地也。使今日铨选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选尽归铨部，然后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不虚设矣。”此语足以箴后来之失。然后来之大臣，苟非作奸擅权、固位植党者，其于用人亦不过谨守资格，以为寡过之地，以异于吏部之铨衡。如萧何之以大将举韩信，狄仁杰之以宰相举张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渐敝，中正任久，爱憎由已，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宜用土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详见《举士门》）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设之于州县，是即乡举里选之遗意。然未仕者，居乡有履行之善恶，所谓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绩效之优劣，所谓状也。品则中正可得而定，状则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状，著于九品，则宜其难凭。要知既入仕之后，朝廷自合别有考课之法，而复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当乎！
宋营阳王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互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千水署纸尾。”遂不拜。千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云“署纸尾”。宋黄门，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县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馀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复拘老幼，守宰以三周为满。时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曰：“欲为教者，宜以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帅。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七至二十，皆令习武。训以书记图纬、忠孝仁义之礼，廉让恭勤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习经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习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即更求其言行，考其事业，必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弟，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兼述农桑生植之本，及礼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悦。左卫将军谢庄以其时搜才路狭，又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难，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而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照难原之才，使国无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请普令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铨用。”不从。帝又不欲重权在下，乃分吏部，置两尚书，以散其权。
裴子野曰：“官人之难，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察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求其理，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考诸六事，然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罕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黩，无复廉耻之风、谨愿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颜峻为吏部尚书，留心选举，奏无不可。后谢庄代峻，意多不行。峻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尝欢笑答之。人言：“颜峻嗔而予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按：自魏晋以来，州郡无上计之事，公府无辟召之举。士之入仕者，始则中正别其贤否，次则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书之权最重，而其于人恩怨亦深。故贾充与任恺争权，则启令其典选，俾之易生间隙；蔡廓以主ウ时艰，不欲居通塞之地。盖非精于裁鉴者，不能称其任，而恬于权势者，多不乐居其位也。
齐因宋代限年之制，乡举里选不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详见《举士门》）
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渊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于草泽也。”渊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得一经者，不得为官。”（详见《举士门》）
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尝为挽郎，得未壮而仕。诸郡唯正王为丹阳尹经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则否。有高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选无定时，随缺则补。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若有迁授，但移转一人为官，则诸官多须改动。其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列数十人名，尚书与参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则下于选曹，量贵贱，别内外，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于典名；典名书其名帖鹤头板，修容整仪，送所授之家。其别发诏除者，即宣付诏局，诏局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敕可，付选司行名。得官者不必待行名到，但闻诏出，明日即入谢后，诣尚书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则临轩。凡拜官皆在午后。初，武帝承侯景丧乱之后，纲维颓坏，制度未立，百官无复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迁，骤班进秩，法无可称者。后徐陵、孔奂继为吏部尚书，差有其序。
后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文成帝和平三年，诏曰：“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后，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也！诸曹选补，宜各书劳旧才能。”其后中正所铨，但在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
崔浩为冀州大中正，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景穆帝为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令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较胜于上，何以能济。”
郭祚为吏部尚书，特清，重惜官位，至于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后下笔，即云：“此人便已贵矣。”由是事颇为稽滞，每招怨ゥ。然而所拔用者，量材称职，士论归之。
孝文励精求治，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以为黜陟。（见《考课门》）
任城王澄为吏部尚书，诏澄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咸无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则阙而不置。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铨之权，而选叙颓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罢诸郡中正。时有以杂类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无人保任者夺官还役。
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隶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秘著本为起家之官，令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于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于乡国，才德允于具瞻，然后可以品裁州郡，综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才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灵太后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
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于是武夫愤怒，羽林、虎贲千馀人焚彝第，杀其父子。诏斩其凶强者八人，馀大赦以安之。
张彝既死，灵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资入选。既而官员少，应调者多，选曹无以处之。及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需此人，停日后者终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时沉滞者，皆称其能。
亮甥刘景安贻书规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鉴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倔起，而不解书计，唯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佩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尝操刀，而使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叶氏曰：“按：《萧宝寅传》载魏世外官代还六年方叙，内官四年为限。今亮立此格，专以停罢后岁月断之，不总计其平生资历，抑新进，拔滞淹，故为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虽曰失之，犹有所获。不若后世沈涂考任，无复止法，容侥幸，长躁求，使士大夫皆安傲然取必于上，其得失相较又远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于武人入选之后，武人入选始于羽林作乱之馀，此当时事情也。《通鉴》述崔亮答书，削去本旨，已为未然；胡氏、叶氏之论古今得失则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
后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及辛雄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龟以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其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聚敛盈门，囚执满道。盖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所轻，贵游隽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书奏，会帝崩。及孝庄帝初，诏求德才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凡官郡守、县令，六年为满，满后六年为叙。
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请积劳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在先用之限；其馀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序，以酬其劳。”不报。
东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摄吏部尚书，乃革后魏崔亮年劳之制，务求才实。自迁邺以后，掌大选知名者不过数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修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遵彦风流辩给，所取失于浮华；唯辛术贞明简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诏：“内外执事官从五品以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举一人：或夙在朝伦，沈屈未用；或先官后进，今见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释。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识深长，具通济，操履凝峻，学业宏赡，诸如此辈，随取一长，无待兼资，方充举限。举荐之文，指论事实，随能量用，必陈所堪，不得高谈，谬加褒饰。所举之人，止在一职，三载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举主准举人之犯，各罚其金；自鞭以下，举主勿论。若未经三载而更，馀转通计后官日月，合满三周。凡所举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时政，不限年之远近，举主之赏，亦当非次，被举之人，别当擢授。其违限不举，依式罚金。又拥旄作镇，任总百城，分符共理，职司千里，凡其部统，理宜委悉。刺史于所管之内下郡太守、县令、丞、尉、府佐、录事参军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г在吏职，及前为官并白人等，并听表荐。太守则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听表举。其大州、中州、小州，畿内、上郡、中郡，并三年之内各举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馀郡守，不在举限。”
杨典选二十馀年，奖擢人伦，以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叶氏曰：“魏以停年致乱，高氏反之。观此，则奔走一时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系君德也。铨叙群彦，虽曰吏部之职，然宰相知人，能尽器使，乃职业中一大事。”
后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乐逊上疏论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选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选曹铨叙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世，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目，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
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济二科举人。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材，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牛弘问于刘炫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纪纲，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谮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
沈既济曰：“选法之难行，久矣。夫天产万类，美寡而恶众；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虽消长迭有，而善恶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将退不肖而惩其滥，必悬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惧，举善以劝，而不仁自远，可以阴骘而潜移之，故难明斥其恶而强挤也，暨艳、张彝皆以不及是而败，悲夫！斯理甚明，盖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语焉。故崔、毛当魏武而政举，卢、薛值隋文而身坠，时难不其然乎！”
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事。时武夫参选，多授文职，八年，诏曰：“顷自班朝治人，乃由勋叙，拔之行阵，起自勇夫，蠹政害人，由于此。自后诸授勋官，并不得授文官职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于前船选补。受选者三千馀人，徒步随船三千馀里，不得处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难得，而凡马之众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随舟徒行，自东南而极北，逖矣。而受选之士三千馀人，甘于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于以见此三千馀人皆恣睢嵬琐之流耳。委以章绶，错诸百姓之上，处于庶务之间，决知其不免于旷之负也。故善为天下者，如汉光武、唐太宗皆减省吏员，而贤才是择，唯恐其壅于上闻也。专顾己私者，不为官择人，入仕者数倍于员阙，以收其虚誉；而崭然见头角者，则消磨汰斥之，惟恐其与已轧也。于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琐之流，而天下之祸乱起矣。”
●卷三十七 选举考十
○举官
唐制，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凡官员有数，而署置过者有罚，知而听者有罚，规取者有罚。每岁五月，颁格于州县，选人应格，则本属或故任取选解，列其罢免、善恶之状，以十月会于省，过其时者不叙。其以时至者，乃考其功过。同流者五五为联，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识之。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文书乖错，隐幸者放之，非隐幸则不。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巴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后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谢。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凡出身，嗣王、郡王，从四品下；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国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县公，从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从七品上；男，从七品下。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期亲，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皇后期亲，从六品上；皇帝袒免、皇太后小功缌麻、皇后大功亲，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皇太子妃期亲，从七品上。外戚，皆以服属降二阶叙。娶郡主者，正六品上；娶县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从七品上；县主子，从八品上。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郡、县公子，视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后孙，视正三品。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弘文、崇文馆生及第亦如之。应入五品者以闻。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凡弘文、崇文生，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荫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官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凡勋官选者，上柱国，正六品叙；六品而下，递降一阶。骁骑尉、武骑尉，从九品上叙。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上下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应至五品以上奏而别叙。六品以下迁改不更选，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劳岁一叙，给记阶牒。考多者，准考累加。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凡斋郎，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六考为满；郊社以六品职事官子为之，八考而满。皆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武选，凡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纳课十三岁而试，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二岁，第四等纳资三岁，纳已，复试，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满不试，免当年资；遭丧免资。无故不输资及有犯者，放还之。凡捉钱品子，无违负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散官。其视品国官府佐应停者，依品子纳课，十岁而试，凡一岁为一选。自一选至十二选，视官品高下，以定其数，因其功过而增损之。
高祖武德初，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不数年，求者浸多，亦颇加简汰。
旧制，内外官皆吏部启奏授之，大则署制三公，小则综品流。自隋以降，职事五品以上官，中书门下访择奏闻，然后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则尚书铨掌六品、七品选，侍郎铨掌八品选，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后，尚书、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选，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唱讫，尚书、侍郎为之典选。自贞观以后，员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则天朝，以吏部权轻，监察亦制授之。其铨综也，南曹综之，废置予夺之，铨曹注拟之，尚书门下兼同之，门下详覆之，覆成而后过官。至肃宗即位灵武，强寇在郊，始命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在京师者，册授（诸王及职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并临轩册授；其职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并朝堂册。讫，皆拜庙。册用竹简，书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具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供奉官名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于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生、副千九百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馀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以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至于铨选，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太宗时，以岁旱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会选”。高宗上元二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其后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岁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法又不著，故不复详焉。
太宗贞观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贞观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举荐官，中书、门下奏：常参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员及额内得替者，并停荐。其使下郎官、御史、丁忧废省官，在外者，望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以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闻荐。”至六年十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后，王府官宜停荐，其见任宰相及勋臣子弟，亦不须举人。”至八年：“每冬荐官，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自今以后，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应合举人，各令每人荐不得过两人，馀官不得过一人，准前敕处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每年冬荐官，吏部准式检勘或成者，宜令诸司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试都堂，访以理术，兼商量时务。状考其理识通者及考第事迹，定为三等，并举主姓名录奏。试日，仍令御史一人监试。”
按：唐初所谓冬荐，即后来所谓举状也。但如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皆有荐人之权，则其途亦广。然所荐必试而后用，则荐人者亦必审而后发，不至如后来全以请谒嘱而得之者矣。
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督、都护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后李敬元为少常伯，委事于员外郎张仁衤韦，仁衤韦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馀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
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曰：“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取人多而官员少也。今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遂令九流繁总，人随岁积。谨约在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馀，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馀人，应须数外，恒馀两倍。又比来放选者，见停亦千馀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处置之法。望请革，稍清其选。”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者多，为政之弊。公卿以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
武后初，试选人皆糊名，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又以邓元挺、许子儒为侍郎，无所藻鉴，委成令史，依资平配。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馀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务，至与正官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
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厅事以居，当时谓“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为吏部尚书，李、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几，、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于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
元宗即位，励精为治，制：“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院，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后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竞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复以三铨还有司。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视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有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争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有异材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
按：自汉董仲舒对策，以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然则年劳之说，自西汉以来有之矣，然未尝专以此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后魏，裴光庭之在唐，则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后，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不致沉废；挺特者不能脱颖以出，遂至迥。宋、萧二公皆以为非，明皇虽从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传之后世，踵而行之，卒不可变。何也？盖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则贤哲亦不敢以此自诡故也。昔熙宁间，东坡公拟进士御试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审于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讲习而知，德可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于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岂有法之可传者？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短于知人，故失之于马谡，而孔明亦审于自知，故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于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于公议，事已效而后行，人已试而后用，终不敢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擢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然则后之论者，虽君相之用人，犹以循规矩，蹈绳墨为主，则知人之事，固难以责之吏部尚书也。
天宝二年，李林甫领吏部尚书，日在政府，选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御史中丞张倚新得幸于上，遥、晋卿欲附之。时选人集者以万计，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为之首，群议沸腾。议沸腾安禄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试之，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时人谓之“曳白”。遥、晋卿等皆坐贬官。
天宝九载，敕：“吏部取人，必限书、判，且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又限循资，尤难奖擢。自今已后，简县令但才堪政理，方圜取人，不得限以书、判及循资格注拟。诸畿、望、紧、上、中，每等为一甲。委中书门下察问，选择堪者，然后奏授。大理评事，缘朝要子弟中有未历望、畿县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经事。自今后有此色及朝要至亲，并不得注拟。”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或于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丑者，指名以为笑，士大夫遭诟耻。故事，兵、吏部注官讫，于门下过，侍中、给事中省，不过者谓之“退量”。国忠注官，呼左相陈希烈于坐隅，给事中列于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牍，趋走谘事，国忠顾谓帘中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氏大噱。
先公曰：“唐之选格，宽严失中。其始立法，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于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者皆得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此其详也。惟若是，是以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自裴光庭作循资格，谓之“圣书”，至杨国忠任情废法，而选法始大坏。然以韩文公之才，犹三选无成，十年如初，不得已，就张建封之辟，然后得禄。盖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亦法使之然也。
肃宗即位于灵武，以崔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京师未复，举选不至，诏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收采遗逸，不以亲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谤，吾不忍为。”然听受不甚精，以不职罢。
代宗大历六年，元载为宰相，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从之。时载所奏拟多不遵法度，恐为有司所故也。
先公曰：“史称载纳贿除吏，恐有司之正也。然近世庙堂除官，超资越格，惟意所为，有司亦曷尝敢问？是唐之法令犹存耳。”
肃、代以后兵兴，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德宗时，试太常寺叶律郎沈既济极言其弊，曰：“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犹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非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元刂弊。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俾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王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接名伪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贪叨贿货，懦弱奸宄，下诏之日，随身而废，通计大数，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员宽，事而官审，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开元、天宝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于理？’臣以为不然。夫选举者，经邦之一端，虽制之有美恶，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举，在两汉则理，在魏、齐则乱；吏部选集，在神龙、景龙则紊，在开元、天宝则理。当其时，久承升平，御以法术，庆赏不轶，威刑必齐，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况以此时用辟召之法，则理不益久乎？”天子虽嘉其言，而重于改作，讫不能用。
既济《选举杂议》十条，二：或曰：“昔后汉贡士，诸生试经学，文史试笺奏。则举人试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独非于今，何也？”答曰：“汉代所，贡乃王官。耳凡汉郡国每岁贡士，皆拜为郎，分居三署，储才待诏，无有常职，故初至必试其艺业而观其能否。至于郡国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职，何尝宾贡，亦不试练。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铨上省，受试而去者，自隋而然，非旧典也。”四：或曰：“吏部有滥，止由一门；州郡有滥，其门多矣。若等为滥，岂若杜众门而归一门乎？”答曰：“州郡有滥，虽多门，易改也；吏部有滥，虽一门，不可改也。何者？凡令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述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官命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过。故云‘门虽多而易改，门虽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致堂胡氏曰：“铨选年格之弊，有志于治天下者，莫不以为当革，而莫有行之者，岂皆智之不及欤？盖以自不能无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宁付之成法，犹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纵未可尽革，如沈既济之论，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案籍、成法，人才之贤否，一不预焉，大则委宰臣叙进，下则听州府辟举，其徇私不称，则吏部觉察，御史按劾，岂有不得人之患哉？虽然，世无不可革之弊。以周、汉良法，魏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废之，则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难改之有？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矣。其本则系乎人君有爱民之意与否耳。
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后三数岁一集，选人猥至，文簿纷杂，吏因得以为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阙员亦累岁不补。陆贽为相，乃惩其弊，命吏部据内外员三分之，计阙集人，岁以为常。是时，河西、陇右没于虏，河南、河北不上计，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限迁除之法浸坏。
帝初任杨炎、卢杞，引植私党，排陷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后，惩艾其失，虽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复参诘乃得下。及陆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举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贽上奏言其非便，帝虽嘉之，然卒停荐士诏。
贽疏言：“夫理道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则未保其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端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进弥长，而沉退之士莫胜。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故孔子云：‘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夫欲观视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前也，是以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举之制（汉制，其州郡佐史，自长吏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当时如杜乔则杨震所辟，李膺则胡广所辟。唐制，采访、节度官属，自判官以下，得自辟举，未报则称摄，已命则同正。当时如杜甫则严武所辟，韩愈则董晋所辟，他皆类此），所以明历试，广旁求，证行能，息驰骛也。昔周以伯ぁ为太仆，命之曰：‘慎简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白简僚属之明验也。汉朝务求多士，其选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为郎。选入之初，杂居三所，台省有阙，即用补之。是则古之郎官皆以任举充选，此其明验也。魏晋以后，暨于国初，采择庶官，多由选部，唯高位重职，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请而命焉。故晋代山涛为吏部尚书，中外品员，多所启授。宋朝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先使人谓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已下悉委。’蔡廓犹愤恚，以为失职，遂不之官。是则黄门、散骑侍郎皆由吏部选授，不必朝廷列位，尽合简在台司，此其明验也。国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则并旨授。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吏部注拟选人，奏置循资格限，自起居、遗、补及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铨综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闻常参之官，悉委宰臣选择，此又近事之明验也。其后旧典失序，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已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任众之道益微，进善之途渐隘。近者，每须任使，常苦乏人，临事选求，动淹旬朔，姑务应用，难尽当才。岂不以荐举陵迟，人物衰少，居常则求精太过，有急则备位不充？欲令庶绩咸熙，固亦难矣。臣实驽钝，一无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虽怀窃位之惧，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终难上报。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臣当谨守法度，考课百官，奉扬聪明，信赏必罚，庶乎人无滞用，朝不乏才，以此为酬恩之资，以此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陈，求贤审官，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馀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于除书之内，具В举授之由，示众以公，明章得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赎金，亟得则α升，亟失则黜免。非止搜扬下位，亦可阅试大官，前志所谓‘达观其所举’，即此义也。自蒙允许，即以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荐延，多历仕任。议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崇任辅弼，博采舆词，可谓圣德之盛者。然于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所谓‘委任责成’者，将立其事，先择其人；既得其人，谨谋其始；既谋其始，详虑其终。终始之间，事必前定，有疑则勿果于用，既用则不复有疑。待终其谋，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协于初者，赏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赏者无所与逊，见黜者莫得为辞。夫如是，则苟无其才，孰敢当任？苟当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圣王委任责成，无为而理之道也。所谓‘听言考实’，虚受广纳，洪接下之规；明目达聪，广济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听之于言；欲辨言之真虚，不可不考之于实。言事之得者，勿即谓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谓非，必穷其所失之理。称人之善者，必详考行善之迹；论人之恶者，必明辨为恶之端。凡听其言，皆考其实；既得其实，又察以情；既尽其情，复稽于众。众议、情、实，必参相得，然后信其说，奖其诚，如或矫诬，亦明罚。夫如是，则言者不壅，听之不劳，无浮妄乱教之谈，无阴邪害善之说，无轻信见欺之失，无潜陷不辩之冤，此古之圣王听言考实，不出户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纳臣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于臣谋不责成，于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以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所病，常必由之。圣旨以为外议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兼受贿赂，不得实才者。’臣请陛下当使所言之人，详陈所犯之状，某人受贿，某举有情，陛下然后以事质于臣，臣复以事质于举主。若便首伏，则据罪抵刑；如或有词，则付法阅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自然宪典克明，邪慝不作。惩一沮百，理之善经，何必贷其奸赃，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圣旨又以‘官长举人，法非稳便，令臣并自拣择，不可信任诸司者。’伏以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辗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倘如议者之言，所举多有情故，举于君上，且未绝私，荐于宰臣，安肯无诈。失人之弊，必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今又将徇浮言，专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谙识，踵前须访于人。若访于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其前辙之失也；若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详择焉。恐不如委任长官，谨简僚属，所拣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ウ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于台省长官，皆是久当朝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乎？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圣人制事，必度物宜，无求备于一人，无责人于不逮，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进不失伦，则杜绝徼求，将务得人，无易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