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然武帝时，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则其人品可知。然当时太学诸生三万馀人，其持危言核论，以激浊扬清自负者，诛戮禁锢，殆靡孑遗，而其在学授业者，至争第，相更告讼，无复廉耻。且当时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园谐价，献修宫钱之人矣。于鸿都学士乎何诛！
献帝初平四年九月，试儒生四十馀人，上第即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
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事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安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悯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时长安中为之谣曰：“头白皎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元裳”）。”
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试士科选也，观礼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时奸凶乱朝，杀戮宰辅，诸侯据地，笺虐王臣，盗贼未平，道路不通，国家岌岌有危亡之形。而献帝方为此举，何其不知务。汉祚至此时，己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而哀耆儒之不遇邪？”
东汉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宫 郎ダ 曹褒 卢植 戴凭 欧阳歙 牟长 杨伦 魏应
●卷四十一 学校考二
○太学
《魏志 王肃传》注：“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来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圆丘，普延学士。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区区私心，常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笃者也（数公，谓董遇、贾洪、邯郓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梁》博士。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者罢遗（选举补官，并如后汉建和之制）。
明帝太和二年，诏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四年，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齐王正始中，刘馥上言：“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一十馀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
明帝时，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而使迁除限不过长，惧非所以崇显儒术，帅励怠隋也。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于化为弘。
按：两汉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今观刘馥、高柔所言，则知魏时博士之遴选既不精，而博士之迁升亦复有限矣。
吴主孙休永寿元年立学制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遵理，为时养器也。宜按旧制，置学官，立《五经》博士，取应选，加其宠禄。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称，以王化，以正风俗。”
晋武帝初，太学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馀人，才任四品，听留。”诏曰：“己试经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其馀遣还郡国。”
咸宁二年，起国子学（法《周礼》国之贵游子弟国子，受教于师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杂，欲辨其泾渭，于是制立学官品，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
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况今学义甚颓，不可令一人总之。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三人，其馀则经置一人，各八人。”太常车允上言：“按二汉旧事，博士之职唯举明经之士，选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领之，职虽不同汉氏，尽于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谓宜依魏氏故事，择朝臣一人经学最优者，不系位之高下，常以领之。每举太常共研厥中。其馀七人，自依常铨选。”大兴初，欲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术，以贾马、郑、杜、伏、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实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置。《周礼》。《左氏》、《公羊》、《梁春秋》，臣以为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
征南军司戴邈上言：“丧乱以来，庠序隳废。议者或谓平世尚文，遭乱尚武，此言似之而实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后之，则废坠已久矣。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讲肄道义，良可惜也。世道久丧，礼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觉也。今王业肇建，万物权舆，宜笃道崇儒，以励风化。”从之。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太常冯怀以江左浸安，请兴学校。帝从之。乃立太学，征生徒。而士大夫习尚老、庄，儒术终不振。
致堂胡氏曰：“东晋请建学校者，惟戴邈与袁、冯三君子恳恳言之，而终不能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任是责者，其庾亮乎。”
先公曰：“是时赵亦下书，令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南北之学并兴，而江左虽微，中原丧乱，则自若也。”
孝武太元初，于中堂立行太学。于时无复国子生，置太学生六十人，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其国子生见祭酒、博士，单衣角巾，执经一卷以代手版）。
自穆帝至孝武，并以中堂为太学。
太元九年，尚书谢石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颁下州郡，普修乡校。帝纳其言。明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房屋百五十五。而品课无章，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臣闻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诏虽褒纳，竟不施行。
秦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又作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阳平公融坐擅起学舍，为有司所纠。高泰谓王猛曰：“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齐宣王以稷下垂声，今阳平公开建学宫，追踪齐、鲁，不闻明诏褒美，乃更烦有司举劾乎？”乃止。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
宋武帝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国学，二十七年废。
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元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学。
司马氏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馀事。至于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齐高帝建和四年，诏立国学，以张绪为祭酒，置学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孙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都二千里为限。帝崩，乃以国讳废学。
先公曰：“齐高即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为人不学则不知道，此逆乱之所由生，宜开文武二学，使人依方习业，优殊者侍以不次。此国学之所以置欤？《南史 儒林传 叙》言：‘国学时或建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齐一也。张绪见谓风流，在清简寡欲之目，以为有正始之风。善清言而已，师道恐不止於清言。然当时以为极选矣。是春置学，秋以国哀罢，曾不及岁。江左之学校如此。”武帝永明三年，诏立学。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
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俭少好礼乐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俭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与仿效（俭以宰相领祭酒）。令国子生单衣角巾，执经代手版。
东昏侯永元初，诏依永明旧事废学。时有司奏，国学、太学两存焉。
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书始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所阙也。若以国讳官废，昔晋武立学，爰洎元始，百馀年中，未尝暂废，其岂无国讳？永明以德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天子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代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又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称武帝雅好儒术，至是置《五经》博士，开馆宇，招后进，四馆所养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庙以示尊师。他日，又幸国子监，亲临讲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可谓勤矣。然儒风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监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兴学养士，故人不从其令而从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后纲维不立，人纪胥废，国破身陨，为万世笑，盖始于此。人主心术所尚，可不慎哉！”
陈天嘉以后，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掇，盖亦梁之遗儒。
后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于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馀人。天兴二年，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
帝问博士李光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又命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者凡四万馀字，号曰《众文经》。
明年，特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别立太学于城东。后征卢元、高允等，令州郡各举才学，于是人多砥砺，儒术转兴。
孝文太和中，改中书为国子，又开皇子之学，建明堂、辟ń。及迁都洛阳，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时用者，加以厚赏。
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馀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举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正光三年，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
齐时，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学，以太傅、燕公于谨为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诏：“诸胄子入学，但束于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中，令国子寺不隶太常。自前代皆属太常也。
仁寿元年，诏：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前殿内将军河刘炫上表切谏不听。又改国子为太学。
水心叶氏曰：“仁寿元年减国子学生，止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学并废。当时国子千数，则所散遣者数千万人，岂不骇动。虽有谏者，皆不听。史臣以为其暮年精华稍竭致然。时方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诏以为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则云：‘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旨意恳切，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则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者亦未然。盖其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为教，使材者必由学，舜、周公之论是也。汉以后传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于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于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则学之盛衰兴废，盖未易言也。”
先公曰：“刘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而帝不纳，由其不学故也。牛奇章不可辞其责矣。其后盗贼群起，经籍道息，而炫亦以饥死，哀哉。而水心乃以为帝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则废之诚是欤？”
炀帝即位后，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于时旧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刘士元、河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后生钻仰。诸经议疏，绅咸宗师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没于煨烬矣。
唐制：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馀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邱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十义大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其不帅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事故百日，缘亲病二百日，皆罢归。既罢，条其状下之属所，五品以上子孙送兵部，准荫配色。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
高祖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
太宗贞观五年以后，数幸国学。于门下别置弘文馆，于东宫置崇文馆，遂增创学舍一千二百。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馀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龙朔二年，东都置国子监。明年，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
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国子监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聪明者为之。试书日诵千言，并日试策，所业十通七，然后补其禄俸，同直官。通四经业成，上于尚书吏部试之，登第加一阶放选。其不第即习业如初，三岁而又试，三试而不中第，从常调。武后圣历二年，凤阁舍人韦嗣立上言：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馀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入垂拱已后，文明在辰，盛典鸿休，日书月至，因藉际会，入仕尤多。陛下诚能下明制，发德音，广开庠序，大敦学校，三馆生徒，即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别求仕进，皆入国学，服膺训典。崇饰馆庙，尊尚儒师，则四海之内靡然向风矣。
中宗神龙二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У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疋，四门学绢二疋，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疋，皆有酒脯。其У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
洪氏《容斋随笔》曰：“《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一案，为束之礼。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皆如国子之法。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乃知唐世士人多工书，盖在六馆时，以为常习。其《说文》、《字林》、《苍》、《雅》诸书，亦欲贵以结字合于古义，不特铨选之时，方取楷书遒美者也。束之礼乃于此见之。《开元礼》载：皇子束，У帛一篚五疋，酒一壶二斗，一案三廷。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讫，乃出。其仪如此，州县学生亦然。”
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愿宿卫及仕国子生，听之。其学业成而堪贵者，宗正寺试，送监举如常法。三卫番下日，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
玄宗开元五年，始令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有司为设食，清资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阅礼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国子生季一朝参。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
开元十一年，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等，或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靡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
帝爱郑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
天宝十二载，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选。
十四年，复乡贡。
代宗广德二年，诏曰：“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
萧昕时为国子祭酒，建崇太学以树教本。帝悟其言，诏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军子弟肄业者，听补生员。
二月，释奠于国子监，命宰相帅常参官，鱼朝恩率六军诸将往听讲，子弟皆服朱紫为诸生。朝恩既贵显，乃学讲经为文，仅能执笔、辨章句，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敢与之抗。
国子监成，以鱼朝恩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中书舍人常衮言：“成均之任，当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领之。”不听。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先公曰：“先王之礼，受成献馘于学，汉期门、羽林之士悉通一经，然则释奠讲经，宰相帅常参官、武臣率六军诸将往听，未为失也。而鱼朝恩判监事则非也。以薰腐之馀而列之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之上，岂惟章甫逢掖羞之，介胄之夫亦以为辱矣。”
德宗贞元六年，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务取阙员以补，速于登第，而用荫乖实，至有假市门资、变易昭穆及假人试艺者。乃诏宜遽式考试，假代者论如法。
归崇敬为国子司业，皇太子欲临国学行齿胄礼。崇敬以学与官名皆不正，乃建议：“古天子学曰辟ń，以制言之，壅水环缭如璧然；以谊言之，以礼乐明和天下云尔。在《礼》为泽宫。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学省。汉光武立明堂、辟ń、灵台，号‘三ń宫’。晋武帝临辟ń，行乡饮酒礼，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惟有国子学。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今声名之盛，辟ń独阙，请以国子监为辟ń省。祭酒、司业之名，非学官所宜。业者，ね大板，今学不教乐，于义无当。请以祭酒为太师氏，位三品；司业为左师、右师，位四品。近世明经，不课其义，先取帖经，颛门废业，传授义绝。请以《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周官》、《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公羊》、《梁春秋》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章疏讲解。德行淳洁、文词雅正、形容庄重可为师表者，委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给传，七十者安车蒲轮敦遣。国子、太学、四门、三官，各立《五经》博士，品秩、生徒有差。旧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律馆算馆助教，请皆罢。教授法：学士谒师，贽用段一束，酒一壶，衫布一裁，色如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酒，三爵止。乃发箧出经，抠衣前请，师为说经大略，然后就室。朝晡请益。师二时堂上训授道义，示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旬省，月试，时考，岁贡，视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有不率教者，贾楚之，国子移礼部，为太学生；太学又不变，徙之四门；四门不变，徙本州之学；复不变，繇役如初，终身不齿。虽率教，九年学不成者，亦归之本州。礼部考试法：请罢帖经。于所习经问大义二十而得十八，《论语》、《孝经》十得八，为通；策三道，以本经对，通二为及第。其孝行闻乡里者，举解具言，试日义阙一二，许兼收焉。天下乡贡如之。习业考试，并以明经为名，得第授官，与进士同。”有诏尚书省集百官议。皆以习俗久，制度难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职者称氏，国学非世官，不得名辟ń省、太师氏。大抵惮改作，故无施行者。
宪宗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于是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
韩愈《复请国子监生徒疏》曰：“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以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缘今年举期已近，伏请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赐非时收补；其五百里外，且任乡贡，至来年春，一时收补。其厨粮度支，先给二百七十四人，今请准新补人数，量加支给。”又《论新注学官牒》：“准今年赦文，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至今生徒不自劝励。伏请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试，然后放行。上以副圣朝崇儒尚学之意。”
文宗太和七年赦节文：“应公卿士族子弟，取来年正月已后，不先人国学习业者，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
武宗会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太学。外州寄士人并隶名所在官学。”
咸通中，刘允章为礼部侍郎，请诸生及进士第并谒先师，衣青衿、介帻，以还古制。又建言：“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诏可。
梁开平三年，国子监奏：“修建文宣王庙，请率在朝及天下见任官俸钱，每贯克留一十五文。”
后唐天成三年正月，中书门下奏：“伏以祭酒之资，历朝所贵，爰从近代，不重此官。况属圣朝，方勤庶政，须弘雅迫，以振儒风。望令宰臣一员兼判国子祭酒。”敕：“宜令宰臣崔协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国子祭酒崔协奏：“请国子监每年氐置监生二百员，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满数为定。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学官。如有乡党备谙、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但一身就业，不得影庇门户。兼太学书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辄免本户差役。又每年于二百人数内，不系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试，校其学业深浅，方议收补姓名。”敕：“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国子监奏：“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У钱二千，及第后光学钱一千。窃缘当监诸色举人及第后，多不于监司出给光学文钞，及不纳光学钱，祗守选限，年满便赴南曹参选。南曹近年磨勘选人，并不收竖监司光学文钞为凭。请自今后欲准往例，应色举人及第后，并先于监司出给光学文钞，并纳光学钱，等各有所业等第，以备当监逐年公使。”奉敕：“宜准往例，自今后凡补监生，须令情愿于监中修学，则得给牒收补，仍据所业次第，逐季考试申奏。如收补年深未闻艺业，虚沾补牒不赴试期，亦委监司具姓名申奏。”
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钱，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费，宰相则有光省钱，御史则有光台钱，至于监生亦令其出光学钱，则贫士何所从出？既征其钱，复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者，往往乱离之际，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
●卷四十二 学校考三
○太学
宋初，增修国子监学舍（周显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禅院建国子监），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先奉诏令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缘监生元有定数，欲以在监习业之人补充生徒。”诏：“令元系籍而听习不阙，得于秋试；系籍而不至者，听于本贯请。其未入于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令补监生之阙。”
仁宗庆历二年，天章阁侍讲王洙言：“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致千馀人。即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考官倚席，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讲者。欲望自今应国子监，每遇科场敕下，授纳取解家状日己前，须实曾附本监听学满五百日者，许投状。令本授官取文簿勘会诣实，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应。每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未系监生欲求试补者，亦不限时月投状试业收补。每日讲筵应系听读生徒，并于本授业学官前亲书到历。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归宁，并具状给假。若满周年不来参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国子监，本监请：“自今试补学生听读五百日，方许取解；已得国学文解省试下者，止听读一百日，许再请解。又国子监除七品以上子孙，许召保官试补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补，以此每遇科场，多有冒称品官子孙，难以详别，或兴词诉。请仿唐制，立四门学，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孙，补充学生。自今每岁一补试，差学官锁宿、封弥，精加考校，取文理稍通者具名闻奏，给牒收补。内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旧听读，后次与试。若三试不中，不在试补之限。”从之。四月，诏国子监、太学、天下州县学生，更不立听读日限，以谏官余靖极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谓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进德修业之事也。至汉人之补博士弟子员，则只限以通一经，而后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佛如此。至宋熙、丰后立三舍之法，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然明经而必至于通一艺，试文而必至于历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国家虽未尝严其法制、稽其去留，而为士者，内耻于习业之未精，外诱于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今庆历之法，所谓习业者，虽有讲肄听读，而未尝限以通经之岁月；所谓荣途者，止于拔解赴省，而未尝别有优异之捷径。此所以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虽限以听学之岁月，而不能强其久留，反以淹滞为困，故不久而遂废也。
庆历三年，立四门学，以士庶子弟为生员。四年，判国子监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师，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馀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今国子监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从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锡庆院乏财费多，而虏使锡宴之所不可阙，乃复以太学为锡庆院。
皇末，以胡瑗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句太学。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顾临辈分治其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之。一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指意明白，众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谤议蜂起。瑗不顾，强力不倦，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馀年，犹用其规模不废。瑗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首善，令雅乐歌诗，乙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琴瑟之声彻于外。瑗在湖学，教法最备。始建太学，有司请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
神宗熙宁元年，增太学生员，庆历中尝置内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寻诏九百人为额。
四年，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馀年，虽有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容。至于太学，未尝营建，止假锡庆院廊庑数十，生员才三百人。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仍修武成王庙为右学，上以拟三王四代胶、庠、序、学东西左右之制，下则无后于汉、唐生员学舍之盛。”乃诏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诸生斋舍、官掌事者直庐略具，而太学栋宇始仅足用。自主判官外，益至直讲，总而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生员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员以百，内舍二百，外舍不限员。各以其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举业，优等上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保上中书审察，奏除官。先有职掌者，己受官，仍与旧职，俟直讲、教授有阙，次第选用。
议学校贡举（见《举士门》）
初，苏颂子嘉在太学，颜复尝策问王莽、后周变法事，嘉极论为非，在优等。苏液密写以示曾布曰：“此辈唱和，非毁时政。”布大怒，责张琥曰：“君为谏官判监，岂容学官与生徒非毁时政而不弹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良与选，季良，安石妹婿；涛，其侄婿；佃，门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斋授口义，旦至学讲之，无一语出己。其设三舍，皆欲引用其党耳。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于学。（详见《举士门》）
太学安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解。其自发解者，即免礼部试。时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时尝置武学，既而中辍，至是复置，寻诏生员以百人为额。又置律学，置教授四员。
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校。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升内舍；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艺，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学正增为五人，学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
太学生虞蕃讼学官升舍偏曲，下御史台核实，何正臣请置狱，辞所及虽非蕃所尝言者，皆得究治。于是追逮遍四方，逾年狱始成。判监李季长坐受学生竹簟、陶器，削职停官。判监黄履失察，陈襄受请，皆降罚。直讲王氵允之削籍，太常丞余中贬秩，皆有赇也。
又诏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益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以为学费。
学制所言，国子监以国子名，而实未尝教养国子。乃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为国子生听读，额二百人。仍尽以开封府解额归诸太学，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之，毋过四十人。
七年，用司业朱服言，四方来试礼部者，虽不籍于太学，或有显过，若造飞语谤朝政，许监官以闻，用学规殿罚。
按：子产不以郑人议执政之然否而毁乡校，盖以学校所以来公论也。今熙宁之建太学，苏嘉言变法事忤介甫，则学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试文则宗新经，策时务则夸新法。今又立飞语谤朝政者以学规殿罚之条。则太学之设，乃箝制罗织之具耳，以是为一道德，可乎？
哲宗元六年，岑象求等言：“国学设师生而禁其谒见，无从叩问。”礼部详度，许从长贰请益，仍立讲训考课之式。私试既不锁宿，则是日讲说亦不废。
七年，置广文馆解额。先是，开封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以试。又有隶太学不及一年，不该解试者，亦往往冒户。礼部案旧制，凡试国子监者，先补中广文馆生，乃得以牒求试。遂依效其法，立广文馆生二千四百员。除开封府元解百人则许自试，其尝拨取诸科二百、国子额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诸开封府以为本馆解额。遇科场年试补馆生，中者执牒诣国子监验试。凡试者十人取一，开封考取亦如其数。试者不及千人，即以率减取，仍严禁重试。礼部言：“国子生应解己有定额在法，试者满百人，即如额取二十人，若不满百，与国子混试通取，以元五年计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诏：“自今太学及国子生发解，并以是年分数准取。”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功久，不许改。至是议者益多。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岁月稽其行实，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经礼部试，特命以官。责备而持久，故其得也难，自元丰以来，应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己。诱进激劝，莫善于此。元新令，遂罢推恩之制。宜复元丰法，以广乐育之德。”知章又请三学补外舍生，依元丰令一岁四试。皆从之。罢五路经历通礼科。太学生中上舍者，悉用元丰制推恩，上等即该注官者，岁毋过二人；免礼部试者，每举五人而止；免解试者二十人而止。仍计数对除省试发解额，其元法勿用。诸三舍升补等法，悉推行旧制。苟合增损，即条具以闻。
绍圣元年，国子监奏罢广文馆发解，其额本取之开封府、诸科及国子，悉复还之。凡学生自外路参假及新补中未该拨填入学者，权附国子监别号试，取一次。
诏五路礼部奏名额，以十分之三与府、监，诸路进士通取二分，合五路通取，馀五分监自取。罢《春秋》科。
元符元年，诏以命官人许为国子生，毋过四十人。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复置《春秋》博士，崇宁复罢之。
徽宗崇宁元年，命将作少监李诫，即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是为辟ń。蔡京又奏：“古者国内外皆有学，周成均盖在邦中，而党庠、遂序则在国外。臣亲承圣诏，天下皆兴学贡士，即国南建外学以受之，俟其行艺中率，然后升诸太学。凡此圣意，悉与古合。今上其所当行者：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太学上舍本额一百人，内舍二百人，今贡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学为四讲堂、百斋，斋列五楹，一斋可容三十人。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内舍，始得进处太学。太学外舍，亦令出居外学。俟学成奏行之。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学见制。国子祭酒总治学事。外学官属，司业、丞各一人，稍减太学博士、正、录员归外学，仍增博士为十员，正、录为五员，学士充学谕者十人，直学二人。俟贡士至为之。”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立考选法。
诏取士皆从学校、三舍，废科举法（见《举士门》）。
内侍刘公度、郑禄肄业国庠，文粗可采，特减磨勘以旌之。
令学生实非资问辄见师长，因而干请，用学规极等罚之。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许入内、外学。任子不系州土，随所寓入学，仍别斋居处，别号试考。曾升补三舍生，后从献助得官，其入学视任子法。
大观三年，提举淮东常平徐畈言：“荫补入官人须隶学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罚，方许就铨试；尝再入等，即免铨试。公、私试尝为第一人，比铨试推恩。”从之。
政和七年，臣僚言：“进士之中铨格者，每一百人而得占注优恩不过五七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阙不取。今取隶学国子试格，用之铨法，五年而得上二等优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试者尚在其外。是荫补隶学者，优于累试得第之人。”诏在学尝魁一试者，许如旧恩，馀止令免试注官。
钦宗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宗社。乞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飨之像，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诏：“王安石从祀孔子庙廷，礼部其改位置在郑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五经》义微，诸家因而异见，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己弛其禁，许采其长而用之，实为通论。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率众见时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斋生又自互党王、苏，至相追击，附从者纷纷。凡为此者，足以明时之不能服众也。”诏时罢兼祭酒。
正言崔言：“近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数千年来，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则安有实是闻于陛下乎？且举冯所上之言曰：‘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斥除异己，名臣如韩琦、司马光辈既以异论逐，而其所著《三经》之说，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则天下靡然，无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乱，则无异论之祸也，尚敢为此荧惑也乎？其言曰：‘崇宁以来，博士各徇其党，而言皆偏异，附王学则诋元之文，附元则诮王氏之说。’此犹欺罔也。此时士夫岂有敢学元百诋王氏者乎？自京贼用事，借学法以钳士人，如用军法以胁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则学官亦皆黜废矣。此非徒劫持学校也，疑有异论则己过且暴闻焉尔。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诮诋王氏乎？前日博士讲解具在，取而覆视，则之诞信见矣。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或记祖宗典故，或载名臣谈论，虑其鉴照己罪，一切禁锢，严刑重赏，使不敢藏，则其禁异亦已极矣，而元能与王氏两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学 熙宁六年，置教授四员，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举人须命官二员任其平素。先入学听读而后试补。习断案，人试案一道；习律令，人试大义五道。月一公试，三私试。
需用古今刑书，许于所属索取。凡朝廷新颁条令，刑部画日关送。
算学 崇宁三年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为次。
容斋洪氏《随笔》曰：“大观中，置算学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诏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飨，十哲从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数之人绘像于两廊，加赐五等之爵。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其名：风后、大桡、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仆、鬼臾区、巫咸九人封公，史苏、卜徒父、卜偃、梓贞、卜楚邱、史赵、史墨、礻卑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周兴、单、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胄玄、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昙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冈、郎ダ、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马季主、洛下闳、严君平、刘徽、姜岌、张邱建、夏侯阳、甄鸾、卢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条具，固有于传记无闻者，而高下等差，殊为乖谬。如司马季主、严君平止于男爵，鲜于妄人、洛下闳同定《太初历》，而妄人封伯，下闳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为先师云。”
书学 篆、隶、草三体字，《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仍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三舍试补、升降略同算学法，推恩差降一等。
画学 曰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篆字，著音训，馀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文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略同书学。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
医学 初隶太常寺，神宗时置提举判局，始不隶太常。亦置教授一员，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三学生愿预者听。仿三学之制，立三舍法，为三科以教诸生。有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病源》、《千金翼方》为小经。考察升补等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馀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
小学（见《童科门》）
高宗建炎初，诏即驻跸所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驾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
国子监生员皆胄子也。旧制，行在职事官同姓缌麻亲、务官大功亲，听补试入学，每三年科场举三人取一，若未补中则七人取一。然太学生皆得以公私试积校定分数升舍，惟国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须父兄外补，乃移入太学而得升。
绍兴八年，叶林上书言：“西汉夺于大盗，天下非汉有矣，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太学。西晋灭于狂胡，天下非晋有矣，元帝兴于江左，一年而建太学。光武时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时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于教养，未尝以恢复为辞，馈饷为解。我宋以儒立国，垂二百年，懿范闳规，非汉、晋比也。”“今中兴圣祚驻跸东南，百司庶府，经营略备，若起太学，计官吏、生徒姑养五百人，不过费陛下一观察使之月俸。愿谋之大臣，咨之宿学，亟复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仿元丰则军食未暇而削弱，非礼也。请徐议之。”
十三年，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凡诸道住本贯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犯第三等已上罚，或虽不住学，而曾两预释奠及齿于乡饮酒者，听取应充弟子员。是岁秋季始开补，就试者五千人。自后春秋两补。三舍旧法凡四百十条，绍兴重修，视元丰尤密。诸斋长、逾月书学生行艺于籍（行谓帅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每季终论可选者考于学谕（仲月后入学者，次季选考），十日考于学录，二十日考于学正，三十日考于博士，四十日考于长贰，岁终校定（三经季选者准此校定，至升补日，展一季）。外舍百人内舍三十人注于籍（如逐舍与校定生不满元额，即计分数取）。内舍仍分优、平二等，于次年六月以前闻奏。诸补内舍附公试，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选，簿参定，若簿内所选者，据阙升补（阙多就试人少者，以就试人所为率，不得过一分五；上舍准此，不得过三分。若簿未成，其合理升补年月听以试中日为始。即试虽入上二等而考选不预者，候补一岁。私试入三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罚，或预选而试不入上二等者，候再试。入三等已上听补）诸补上舍，以岁九月五日锁院（发解年，候试毕，别为一甲附试），考校合格，分优、平二等奏号，长贰同拆号。官入院以所奏行艺参定，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否谓已经三季已上选，或校考不预闻奏，而试入优等，及有优等校定而试不入等者）。注籍讫，具名闻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补及一年，并申尚书礼部（若下等自该免解，及已经免解而再该免者，即与免省。其不自该免者许再试。入优与升等）。
王奂知临安府，括民冒占白地钱，岁入十二万缗有畸，为太学养士之费。
十八年，诏太学在籍外舍生，若入学已及五年不预校定及不曾请到国学解，或不曾公试入等，自绍兴十九年为始，岁终检校除籍，免请本州公据，止召本学生二员委保再补。以后岁终，依此检校。
权礼部侍郎陈诚之言：“国庠立额不为不广，然有待阙之士者，臣尝得其说矣。京师视四方为甚远，非身隶业上庠者不能取应，其请假归省即就乡举，故额常有馀。今首善之地，江、浙土人便于往来，一补中外舍，即无假满不参之人，故未尝有阙，后来之士将何以待之。国子监勘会，昨京师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为额，自来未尝满额。盖缘四方士人请假归乡，道途既远，往往止就乡举；又旧法，或三经试而不与升补，或两经试而曾犯规罚，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阙额周流，源源不塞。今来上庠见以一千人为额，江、浙土人往还既无告假逾限除籍之虑，得以故作规避，占据学籍，使有司补试不行，有妨后进。”故有是命。
按：自崇、观以来，三舍之法大备，议者病其立捷径之涂，长奔兢之风。然观此疏，则知当时尚有参假而归，复取乡举者。如后来之法，以资望言则舍选尊而乡举卑，以名额言则舍选优而乡举窄，盖未尝有以太学生退就乡举者。非惟国家无此法，而士亦决不肯辞尊而居卑，舍优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诏自今以春季放补，省试年即以孟夏，立为定制。
孝宗隆兴元年，始三岁一补。
太学遇覃恩，旧无免解法，帝始创行之，自是为例，省额增数十人。
乾道二年诏：下省并曾请举赴补人，以太学遇省阙额收补，额外勿增。在朝清要官期亲许牒子弟作待补国子，别号考校。如太学生遇有期亲任清要官，更有国子生，不预校定、外补及差职事，惟得赴公试、私试，科举则混试焉。旧公、私试皆学官主之，自淳熙后公试仍锁院，降敕差官，学官不预。
太学补弟子员，故例，每三岁科举后，朝廷差官锁院，凡四方举人皆得就试，取合格者补入之，谓之混补。淳熙后朝议以就试者多，欲为之限制，乃立待补之法，诸路漕司及州、军，皆以解试终场人数为准，每百人而取六人许赴补试，率以开院后十日揭榜。然远方士人多不就试，则为他人取其公据代之，冒滥滋甚。庆元中遂罢之。嘉泰二年，复行混补，就试者至三万七十馀人，分六场、十八日引试云。
三年，黄伦以两优释褐，自绍兴建学，至是始有两优，用崇宁恩例，授承务郎国子录。
《朝野杂记》：“旧制，太学上舍生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就化原堂释褐，号释褐状元，例补承事郎、太学正录。淳熙初，郑鉴自明由此选，不四年而为著作郎，补郡。自明数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厌之。六年，刘纯叟尧夫复以解褐除国子正。时王仲行为兵部尚书，奏言：‘今两优释褐，初授京秩即授学官，视状元、制科恩数过之，事理不当，乞先与外任。’时知滁州张商卿亦言：‘今中上舍为学官，不数年便可作监司、郡守，狱讼财赋非所素习，岂能保其不谬，乞先注职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诏与殿试第二人恩例。”
光宗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混补以徕多士。诏两省、台谏可否。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诏书，讲论混补之法，盖有根本之论。稍师古始而言，我国家恢儒右文，列圣一揆，内自京师，外至郡县，皆有学，庆历以后，文物彬彬，几与三代同风。迨至崇、宁，创行舍法，诚得党庠遂序之遗意。故一时学者粗知防检，非冠带不敢行于道路，遇乡曲之长及学校之职事，则敛容而避之，习俗诚美矣。而其失也，在于专习经义，崇尚老、庄，废黜《春秋》，绝灭史学。又罢去科举，遂使寒之士，进取无他涂，事理俱违。旋行废革。炎祚中兴，始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竞之风胜，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沈，皆不由乎学校，至于德行道艺，惟取决于糊名，苟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臣请远稽古制，近酌时宜，不烦朝廷建官，不劳有司增费，惟重教官之选，仍假守贰之权，仿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终场之数，定所贡之员，期以次年，试于太学。庶几士修实行，不事虚文，渐复淳风，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无三舍之害。其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下有司条上。”思议遂寝。时朱熹门人或问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头理会，若太学无非望之恩，又于乡举额窄处增之，则人自安乡里矣。”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曰：“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盖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チ所记元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悦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悦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艺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千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于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宁宗庆元二年，以国子生员多伪滥，制：自今职事官期亲、务官子孙乃得试补。凡监学生皆给绫牒。若告谒在外，遇科举试于曹司。嘉定七年，祭酒请以外舍分数及五分或六分最优者一人，与次年升内舍。后二年，家扌寅始以外优升。岁为定例。
宗学 绍兴十四年建于临安，学生以百员为额：太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各五人。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在学者皆南宫、北宅子孙，若亲贤宅近属，则别选馆职以教授焉。
宁宗嘉定九年，诏诸王宫学改作宗学，参之国朝典故，仍隶宗正寺，以宫教授改为博士、宗谕。
叶论学校曰：“何谓京师之学？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三代、汉儒，其言学法盛矣，皆人耳目之熟知，不复论。若东汉太学，则诚善矣。唐初犹得为美观。本朝其始议建学，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几而大狱起矣。崇、观以俊秀闻于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及诸生伏阙捶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于今日，太学尤弊，遂为姑息之地。夫正谊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学，而今也何使之至此？盖其本为之法，使月书季考，校定分数之毫，以为终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势利招来之，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何谓州县之学？无考察之法，则聚食而已。往者崇观、政和，盖尝考察州县之学如天子之学，使士之进皆由此，而罢科举，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下人也，故不久而遂废。今州县有学，宫室廪饩无所不备，置官立师其过于汉、唐甚远，惟其无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愿于学矣。州县有学，先王之馀意幸而复见，将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愿于学，岂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讲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学，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于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为无难矣。而州县之学，宜使考察，上于监司，闻于礼部，达于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进于太学，或遂官之。人知由学，而科举之陋稍可洗去；学有本统，而古人文宪庶不坠失。若此类者更法定制，皆于朝廷非有所难，顾自以为不可为耳。虽然，治道不明，其纪纲度数不一一揭而正之，则宜有不可为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如此类者虽欲不为，亦不可得也。”
东莱吕氏曰：“先王之制度，虽自秦、汉以来皆弛坏废绝，然其他如礼乐法度，尚可因影见形，因枝叶可以寻本根；惟是学校，几乎与先王全然背驰，不可复考。且如礼，后世所传固非先王之旧，如射飨、宗庙、明堂，虽是展转参杂，而有识之者犹自可见；且乐如《韶乐》、《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旧，然知锺律者尚自可以推寻，复先王六律五音之旧；且如官名，后世至体统断绝，然而自上临下，以大统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参，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旧。惟是学校一制，与古大不同。前此数者犹是流传差误，然学校不特流传差误，乃与先王之学全然背驰。且如唐、虞、三代设教，与后世学校大段不同，只举学官一事可见。在舜时，命夔典乐教胄子；在周时，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乐之官掌教，盖其优游涵养、鼓舞动荡，有以深入人心处，不是设一个官司。自秦、汉以后，错把作官司看了，故与唐、虞、三代题目自别，虽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虽是法度具举，然亦不过以法制相临，都无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与政自是两事，后世错认，便把教做政看。若后世学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叶可以见本根，今则但当看三代所以设教命官教养之意。且如《周礼》一书，设官设教所以便民，若师氏、保氏、大司乐、大胥、小胥之类，所教者不过是国子，然当时所谓乡遂所以兴贤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并不见有设教之官，虽是州序、党遂略见于《周礼》，然而未尝见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学者所当深思。且如周公设官，下至于射夭鸟至微至纤之事，尚皆具载，岂于兴贤能国之大教不见其明文？其他大纲小纪，表里如此备具。学者须要识先王之意，只缘不是官司。凡领于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学校之官，不领于六官，非簿书期会之事。其上者三公论道不载于书，其下者学官设教不领于六官，盖此二者皆是事大体重，非官司所领。惟是国子是世禄之官，鲜克由礼，以荡凌德，实悖天道，不可不设官以教养之。然而所以教养之意，上与三公，其事大体重，均非有司簿书期会之可领。要当识先王之意，虽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设教，未尝有理无事、有体无用，本末亦自备见，但不在官联、官属之中。舜之时，自国子之外，略不见其掌教之官，然‘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之。’如此之备。在周人，学官虽不领于一属，然而‘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终始备具。至于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这又见体用本末无穷。大抵学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汉以后做官司看了，所以后世之学不可推寻，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汉之事当束之不观。今所详编者，要当推此意。大抵看后世秦、汉一段，错认教为政，全然背驰。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时复能举，如武帝表章《六经》，兴太学，不足论；如光武为诸生投戈讲义，初见三ń，亦不足论；如后魏孝文迁都洛阳，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论；如唐太宗贞观之初，功成治定，将欲文饰治具，广学舍千二百区，游学者至八千馀人，亦不足道。这个都是要得铺张显设以为美观。惟是扰攘之国、僻陋之邦、刚明之君，其视学校若弊屣断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见得理义之在人心不可已处。今时学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这个用心内外不同，止是文饰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学校远。是扰攘之时、刚武之君、偏迫之国本不理会，如南、北朝，虽是草创，若不足观，不是文饰，自有一个不能已处，其去唐、虞、三代学校远。惜乎，无鸿儒硕师发明之。这般处学者须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见学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设教命官至理精义，要当深考。”
●卷四十三 学校考四
○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录后
《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官谓礼、乐、诗、书之官。《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亦可以为之也。不言夏，夏从春可知也。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己，无迎尸以下之事。疏云：以其释奠直奠置于物，无食饮酬酢之事。释奠所以无尸者，以其主于行礼，非报功也）。”
正义曰：“所教之官，若春诵、夏弦，则太师释奠也；教干戈，则小乐正、乐师等释奠也；教礼，即执礼之官释奠也。皇氏云：‘其教虽各有时，其释奠则四时各有其学，备而行之。’”“四时在学释奠，犹若教书之官，春时于虞庠之中，释奠于先代明书之师，四时各然；教礼之官，秋时于瞽宗之中，释奠于其先代明礼之师，如此之类是也。”
“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谓天子命之教始立学官者也。先圣，周公若孔子。疏云：立学为重，故及先圣；常奠为轻，故唯祭先师）。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注谓“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朱文公《礼书》谓：“以下文大合乐考之，有合当为合乐。”）。有国故则否（注谓：“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朱文公《礼书》为：“国故当为丧纪凶札之类。”）。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大合乐，谓春人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于是时也，天子视学。遂养老，谓用其明日也。）
长乐刘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虞庠则以舜为先圣，夏学则以禹为先圣，殷学则以汤为先圣，东胶则以文王为先圣，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学之法也。”临邛魏氏曰：“《记》曰：‘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释者曰：‘若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又曰：‘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曰：‘若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于祀先贤于西学，祭乐祖于瞽宗，传者亦谓各以所习之学祭先师。夫周公、孔子，非周、鲁之所得而专也，而经各立师，则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为师，仁鄙、寿夭，君实司之，而臣则辅相人君以师表万民者也。自孔子己前，曰圣曰贤，有道有德，则未有不生都显位，没祭大者，此非诸生所得嗣也。自君师之职不修，学校废，井牧坏，民散而无所系，于是始有师、弟子群居以相讲授者。所谓各祭其先师，疑秦、汉以来始有之，而《诗》、《书》、礼、乐各立师，不能以相通，则秦、汉以来为士者断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见世变日降，君师之职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战国之乱，犹有圣贤为之师，秦、汉以来，犹有专门为之师，故所在郡国尚存先师之号，奠祠于学，故记人识于礼，而传者又即其所闻见以明之也。”
《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礻马于所征之地（礻马，师祭也。其礼亡）。受命于祖（告祖也），受成于学（定兵谋也）。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释菜、奠币，礼先师也。讯馘，所生获断耳者）。”《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征。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东序，释奠于先老。”
《周礼》：“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太祝“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曾子问》曰：“凡告必用牲币，反亦如之”）。”甸祝“舍奠于祖庙，祢亦如之。”（贾公彦曰：“非时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馔具而已”。）
《仪礼》“宾朝服，释币于祢，又释币于行，遂受命。上介释币亦如之。”“释币于门。乃至于祢，筵几于室，荐脯醢，觞酒陈（主人酌进奠一献。言陈者，将复有次也。先荐后酌，祭礼也。行释币，反释奠，客出谨入也），席于阼，荐脯醢，三献。”
《礼书》曰：奠者，陈而奠之也。郑氏曰：“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事（贾公彦曰：“奠之为言停，停馔具而已”）。”考之《仪礼》，聘宾归“至于祢，荐脯醢，觞酒陈”，陈者，所以奠之也，则释奠，设荐馔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馈食》“奠觯于尸”，未至之前则释奠无迎尸，可知也。古者释奠，或施于山川，或施于庙社，或施于学。《周官》太祝“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庙，弥亦如之”，此施于山川庙社者也。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视学，大昕鼓征，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圣、先师焉。有司卒事，反命。东序，释奠于先老。”《王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此施于学者也。山川、庙社之祭，不止于释奠，学之祭，释奠而已。贾公彦曰：“非时而祭曰奠。”此为山川、庙社而言之也。学之释奠则有常时者，有非时者。《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郑氏曰：“不言夏，夏从春可知。”此常时之释奠也。凡始立学，天子视学，出征，执有罪，反，以讯馘告，必释奠焉，此非时之释奠也。释奠之礼，有牲币，有合乐，有献酬。太祝“造于庙，宜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反，则释奠”，此告祭也。《曾子问》曰：“凡告，必用牲币。”《文王世子》：“凡始立学，释奠、行事，必以币。”此释奠有牲币之证也。《文王世子》：“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此释奠有合乐之证也。《聘礼》：“觞酒陈、席于阼，荐脯醢，三献。一人举爵，献从者，行酬，乃出。”此释奠有献酬之证也。然山川、庙社之释奠皆有牲币，学之释奠非始立学则不必有币也。学之释奠有合乐，则山川、庙社不必有合也。聘宾释奠有三献，则天子诸侯之于山川、庙社，不止三献也。凡始立学与天子视学，释奠于先圣、先师，四时则释奠先师而已。《文王世子》谓春释奠于先师，郑氏释《王制》亦谓释奠礼先师，其说是也。然郑氏以《王制》之释奠，为释菜奠币，以《文王世子》之释奠者必有合，为与邻国合。孔颖达以《学记》之释菜为释奠，其说误也。
“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兴当为衅。礼乐之器，成则衅之。又用币告以器成），然后释菜（告先圣、先师以器成，有时将用也。疏云：“释菜惟释藻而已，无牲牢币帛）。不舞，不授器（释菜礼轻也。释奠则舞，舞则授器。司马之属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傧于东席，一献，无介语，可也（言乃退者，谓得立三代之学者，释菜于虞庠，则傧宾于东序。鲁之学，有米廪、东序、瞽宗也。疏云：东序与虞庠相对，东序在东，虞庠在西，既退，傧于东序，明释菜在于虞庠。语即前经合语之等。言可也，明释菜时未可语，礼尚严也）。”
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舍菜即释菜，礼先师也。菜，藻之属。春始以其学士入学宫而学之。合舞，等其进退，使应节奏），秋颁学，合声（春使之学，秋颁其才艺所为。合声亦等其曲折，使应节奏）。”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乐正，乐官之长。命习舞者，顺万物始出地，鼓舞也。将舞，必释菜于先师以礼之。《夏小正》曰：丁亥，万舞入学。）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为季春将习合乐也。习乐者，习歌与八音）。”
《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蔡，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礼先圣、先师。疏谓：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圣、先师以藻之菜）。”
正义曰：“凡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于学，六也。释菜有三：春入学释菜合舞，一也；衅器释菜，二也；《学记》皮弁祭菜，三也。”
《礼书》曰：《周礼》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学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文王世子》“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傧于东序，一献，无介语，可也”，然则释菜之礼犹挚也。妇见姑舅，其挚也枣栗、服修，若没而庙见则释菜。弟子见师，其挚也У，若礼于先师则释菜。大胥释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释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释奠既舞故也。《士丧礼》君视敛，“释菜入门”，《丧大记》“大夫、士既殡而君往焉，释菜于门内”，占梦“季冬乃舍萌于四方”，舍萌，释菜也，则释菜之礼岂特子弟之见先师，妇之见庙而已哉。婚礼有奠菜仪，弟子之见先师其仪盖此类欤？郑氏谓婚礼奠菜盖用堇，入学释菜藻之属，始立学释菜芹藻之属，盖以泮官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萱，故有是说也。菜之为挚则菜而已。《采》教成之祭，毛氏谓牲用鱼，Ρ之用藻。则《诗》所谓“湘之”者，Ρ之也，与释菜异矣。
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元帝时，孔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奉孔子后。
成帝绥和元年，封殷后孔子世吉子孔何齐为殷绍嘉侯，千六百七十户。后六月，进爵为公，地满百里。
梅福上书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存五帝之后，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于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无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后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后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初，武帝时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馀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康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后，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后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后。”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
平帝元始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为褒成侯。
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十三年，改封常为卫公，安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十三年，封孔均子志为褒成侯．
按：西汉时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绍嘉侯奉殷后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后也。建武中兴，袭爵如故。绍嘉之后，不知所终。褒成之后，则志卒，子损嗣，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尊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相传至献帝初国绝。魏时再袭封，世世不绝。
明帝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行乡饮酒礼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一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欧阳氏《集古录 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谨问太常祠曹掾冯牟、史郭元。辞对：故事，辟雍祠先圣，太宰、太祝各一人，备爵，太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大司农给米。臣愚以为如瑛言可许。臣雄等稽首以闻。制曰可。”读此可见汉祠孔子其礼如此。雄，吴雄；戒，赵戒。鲁相瑛，据碑言姓乙字仲卿。
徐氏曰：“按《文王世子》曰：‘凡学，春官释奠于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既衅器用币，然后释菜。’则知古人建立学校，未尝不以祀礼为先也。高皇帝虽在倥偬，犹能修其祠于过鲁之日。武帝兴太学，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明帝行乡饮于学校，祀圣师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独崇宣圣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阙里，祠孔子，作六代之乐，则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当时儒学之臣，能以古人释奠之礼而推广之，则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黄初二年，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于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齐王正始七年，令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晋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孙宗圣侯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讲经，亲释奠于太学，如正始礼。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
元帝大兴二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
明帝大宁三年，诏给奉圣亭侯四时祠孔子祭，如太始故事。
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讲经亲释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时制也。孝武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穆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太学。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宋文帝元嘉八年，奉圣侯有罪夺爵。至十七年，又授孔隐之。隐之兄子熙先谋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为奉圣侯，后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荼（诩俱切）嗣，有罪失爵。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裴松之议舞六佾，宜设轩悬之乐，器用悉依上公）。祭毕，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上悉在。
齐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时从喻希议，用元嘉故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释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释奠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祀则重。陆纳、车允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宜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圣，则须所况非备。’细寻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推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议，故事可依也”）。
梁武帝天监八年，皇太子释奠。周舍议：“既惟大礼，请依东宫元会，太子著绛纱衤暴（音博，衣领也），乐用轩悬。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从之。又有司以为，《礼》云‘凡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阶’。吏部郎徐勉议：“郑元云：‘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宫室既异，无不由阼阶之礼。请释奠及宴会，太子升堂，并宜由东阶。若驾幸学，自然中阶。其会宾客，依旧西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