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则五帝异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则五帝异乎大神也；《肆师》：类造上帝，封于大神，则上帝又异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祀五帝张大次、小次，则上帝异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则上帝异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于天与昊天上帝，又不主于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对‘旅四望’言之，‘旅’者，会而祭之之名，则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礼》所称‘帝’者，昊天上帝与五帝而已，则上帝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明堂之祀上帝，其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与五帝而谓之上帝，则《易》、《孝经》之于《周礼》，其义一矣。《周礼》明其祀之大小轻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诗》、《书》之文未尝有称五帝，而《书》亦未尝有称昊天上帝者，其称天及上帝，类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议《周礼》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五室。自汉以来，皆于五室以祭五帝，惟晋泰始及唐显庆中尝议除之，后亦遂复。则明堂之祀五帝，其来远矣。郑康成以上帝为五帝，而不及天；王肃以上帝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说，皆与《礼》、《经》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历代不同。汉初曰上帝，曰泰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后齐、后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郑氏以《星经》推之，谓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虽不同，其实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坛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离而两之也。宜讲求以正之。”
又曰：“五帝与昊天同称帝，不与昊天同称天，犹诸侯与天子同称君，不与天子同称王。《周官》祀五帝之礼，有与天同，以极其隆；有与天异，以致其辨。故皆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异也。郑氏之徒谓四圭之玉、黄锺大吕之乐，夏至以祀感帝于南郊；苍璧之玉、六变之乐，冬日至礼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于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宝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晋书 天文志》：中宫钩陈口中一星日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宝。《史记 天官书》：太微三光之庭，其内五星、五帝座）。分郊与丘以异其祀，别四帝与感帝以异其礼，王肃尝考之矣。然肃合郊、丘而一之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夫有天地则有五方，有五方则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牺、神农、黄帝、少昊、颛顼而已（春大，夏炎帝，中央黄帝，秋少，冬颛顼。魏相曰：“太乘震，执规，司春；炎帝乘离，执衡，司夏；少乘兑，执矩，司秋；颛顼乘坎，执权，司冬；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素问》谓春阳气柔而中矩；秋阴升，阳气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阳气居下而中权。”然则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则是言五帝之所执，以夏为衡，以秋为矩，则误矣）。果以是为五帝，则前此其无司四时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从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秋传》曰：“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曰熙。重为句芒，该为蓐收，及熙为元冥。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然即太、少，以春秋之气言之也；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万物之象句芒于春，而其气祝融于夏，其荣也以秋而蓐，其发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元，体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与熙者，盖冬于方为朔，于卦为艮，于肾有左、右，于器有权、衡，于物有龟、蛇，于色有青、黑，则官有、熙，宜矣。司马迁不纪少，以黄帝、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孔安国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其说与四时五行之理不合，当以《月令》为正。”
程子曰：“六天之说，起于谶书，郑元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后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又曰：“六天之说，正如今人说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体耳，学者大惑也。”
《朱子语录》曰：“问：‘而今郊祀也都祀许多帝。’曰：‘《周礼》说上帝，是总说帝；说五帝，是五方帝；说昊天上帝，只是说天。郑氏以昊天上帝为北极，看得不是恁地。北极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许多星，帝庭便有宰相、执法许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处便有权、衡称斗星。’又问：‘今郊祀也祀泰一。’曰：‘而今都重了。汉时泰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国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
杨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则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则祀天、飨帝之类；以二字言，则格于皇天、殷荐上帝之类；以四字言，则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类；以气之所主言，则随时随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之类。其实则一天也。是以前乎郑康成，如郑众、如孔安国注《书》，并无六天之说；郑康成后出，乃分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谓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谓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则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异于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况又附以纬书，如北辰曰耀魄宝之类，缪妄不经，莫此为甚！且郑于此章注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为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两处有皇天上帝之文，郑氏又析而为二，以皇天为北辰耀魄宝，以上帝为太微五帝，随意曲说，前后乖违，以此释经，有同儿戏，是以王肃群儒引经传以排之。至晋泰始初，始合六天为一，而并圜丘于郊，似矣，然又谓五帝非天，而用《家语》之文，谓太、炎帝、黄帝、五人帝之属为五帝，则非也。夫有天地则有五行、四时有五行四时则有五帝，帝者，气之主也。《易》所谓‘帝出乎震’之类是也。果以五人帝为五帝，则五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时者乎？郑则失矣，而王亦未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圣人制礼之条目，非如郑氏分天以为六也。天犹性也，帝犹心也，五帝犹仁、义、礼、智、信之心，随感而应者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专言天者，尊天之辞也；有故而祭则曰‘旅’，所以听命于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于四时者也；祀五帝于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时生物之功也。圣人制礼之条目，各有深意，其实则一天也。”
右诸儒言祀天、祀帝之名称。
《曲礼》：“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岁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苍帝灵威仰，立春之日，祭之于东郊，二也；赤帝赤怒，立夏之日，祭之于南郊，三也；黄帝含枢纽，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于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纪，立冬之日，祭之于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气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七也；四月，龙星见而雩，总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飨五帝于明堂，九也。”
孙宣公曰：“岁九祭皆主于天，至日圜丘，正月祈，五时迎气，孟夏雩，季秋飨。惟至日其礼最大，故称曰‘昊天上帝。’”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祭天甚多，春则因民播种而祈，夏则恐旱而大雩，以至秋则明堂，冬则圜丘，皆人君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见父母，人君不可一岁不祭天，岂有三年一亲郊之理！”
朱子曰：“凡说上帝者，总昊天上帝与五帝言之，皆称上帝也。如周礼岁有九祭，其四为祭天，其一为祭五帝，其礼若不同矣；《易》则但说享上帝，未尝分别，如曰‘圣人亨以享上帝’、‘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观之，凡说上帝者，是总说帝也。”
杨氏曰：“愚按：注疏言周礼一岁九祭天，孙亦言岁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谓祭感生帝，孙正月郊谓祈，二说不同。何也？注疏言祭感生帝，出于纬书；孙言正月祈，经有明证。学者以圣经为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为合祭五帝，以经考之，《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闻有合祭五帝之说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为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己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苍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黄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几得之。而耀魄宝、灵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谶纬之说，则六者又胥失之矣。”详见《九祭本篇》。
右诸儒言古天子一岁祭天之数。
《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莫著焉）。”
晋大兴中，太常贺循言：“郊坛之上，尊卑杂位，千五百神，去圣久远，先代损益不同，皆无显据，疑非古圣扫地之意。”
朱子曰：“古时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同合一时祭享之礼。当时礼数也简，仪从也省，必是天子躬亲行事，岂有祭天便将许多百神一齐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台阶级，两边是踏道，中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杨氏曰：“愚按：礼家或谓郊祀上帝则百神从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传记屡言之。窃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从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后，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飨帝，大飨之后，乃使有司尝群神，告备于天子。’先后轻重，固有节文矣。以此类推之，祀天之后乃祭百神，盖可知也。莫尊于天，莫重于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诚意之不至，岂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类于上帝，而后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非类于上帝之时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礼简矣，犹有先后之序，况郊祀大礼乎？《大司乐》言‘乐六变则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贯通，上帝降鉴，而百神皆降，犹銮舆顺动而千官景从者，理也。祀则专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记》曰：‘郊后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祭天神人鬼。’注云：‘致人鬼于祖庙。’盖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后之言礼也，失于讲明。后汉建武元年，采用前汉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群神从祀。二年正月，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泰坛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亵乎？晋贺循己疑其非古人扫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右诸儒言郊祭群神从祀之是非。
《周礼 夏官 节服氏》：“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从车（裘冕者，亦从尸服也。裘，大裘也。从车，从尸送逆之往来。疏曰：“尸服与王同，大裘；节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执戈送逆尸。云‘从车’者，送逆皆从尸车后。”）。”
横渠张氏曰：“《节服氏》言郊祀送逆尸，从车，则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类，非人鬼者，恐皆难有尸。《节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杨氏曰：“愚按：宗庙祭享有尸、有主者，圣人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故设主、立尸为之庙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来格也。若天地、山川之类，形气常运而不息。有形气则有神灵，祭祀感通，其应如响，又焉用立尸为哉？《周官 太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谓玉、币所以礼神，王亲自执玉、币奠于神座，又亲酌以献神，如是而已。《曲礼》疏有说祀天无尸，古人盖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经传所述宗庙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书大传》有‘帝入唐郊，丹朱为尸’之说，《左氏传》述晋祀夏郊之事，始末为详，初无董伯为尸之说，而《国语》乃言之，其言不经，难以据信。张子曰：‘天地山川之类，非人鬼者，皆难有尸。《节服氏》送逆尸从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非通于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日至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尔雅》云：非人为谓之丘。）大宗伯以祀祀昊天上帝（郑云：“冬至祭天，圜丘所祀天皇大帝。”），礼神之玉以苍璧，其牲及币各随玉色（苍璧礼天，其尺寸文阙；放其器之色，象天色也），牲用一犊，币用缯长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无旒（郑司农云：“大裘，黑羔裘。既无采章，则冕亦无旒也。”），尸服亦然（以天体质，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为神象，宜与王同服也。《周礼》：郊祀，二人裘冕送逆尸。又《士师职》：祀五帝则沃尸）。乘玉路，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ヵ以祀，樽及荐菹醢器并以瓦，爵以匏片为之，以秸及蒲，但翦头不纳，为藉神席（所谓蒲越秸，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喾（郑元以为大于郊，喾尊于稷，故注《大宗伯》，言圜丘以喾配之）。其乐，《大司乐》云：“凡乐，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和之琴瑟、《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圜锺，夹锺也。夹锺主于房、心之气，房、心为大辰，天帝之明堂。黄锺生于虚、危之气，虚危为宗庙，以此为宫，角声类求之。雷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和，山名也）。”其感生帝，《大传》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大祭曰，谓郊祭天。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春秋纬》云：“苍则灵威仰，赤则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王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因以祈（《左传》曰：“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其坛名泰坛（《祭法》：燔柴于泰坛），在国南五十里（《司马法》：百里为远郊，五十里为近郊）。礼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も犊，青币，配以稷；其配帝牲亦も犊（即稷牛）。其乐，《大司乐》云：“乃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以黄锺、大吕之声为均也。黄锺，阳声之首，大吕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日用辛（《礼记》及《春秋》：鲁郊于建子月，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时迎气，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气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迎气如迎春，祀灵威仰于东郊，以太、伏羲氏配座是也），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冬以颛顼。其坛位各于当方之郊，去国五十里内曰近郊，为兆位，于中筑方坛，亦名曰“泰坛”而祭之（如其方坛者，以其取象当方，各有方所之义。按：昊天上帝，天之总名，所覆广大，无不圜匝，故奠苍璧，其神位曰圜丘，皆象天之圜匝也。馀五帝则各象其方气之德，为、璋、琥、璜之形。《祭法》谓其神位以泰坛，是人力所为，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坛）。礼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礼东方；赤璋礼南方；黄琮礼地，则中央也，白琥礼西方；元璜礼北方（礼神者必象其类，锐象春物生也；半曰璋，夏象物半死也；琮八方，象地也；琥猛，象秋严也；半璧曰璜，象冬闭藏也，地上无物，惟见半天耳）。牲用犊及币，各随其玉色。乐与感帝同（即大司乐祀天神之乐也）。祭前期十日，王亲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总戒群官曰：“某日有事于昊天上帝，各扬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乃习射于泽宫，选可与祭者（其容体比于礼，其节奏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比音毗志反）。其日，王乃致齐于路寝之室（散齐七日，致齐三日）。祭日之晨，鸡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车鸣铃以应鸡人。典路乃出玉辂，建太常。大司乐既宿悬，遂以声展之，知完否。王将出，大司乐令奏《王夏》。王所过处之人，各于田首设烛，以照于路（所谓“乡为田烛”，恐王向郊之早也）。又丧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祭前，掌次先于丘东门外道北设大次、小次（次，谓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处。《祭义》：周人祭曰以朝及ウ，虽有强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与祭诸臣代有事焉），掌次张毡案，设皇邸（谓于次中张毡床，床后设板屏风，其上染鸟羽象凤凰色以覆之，以为饰是也），王服大裘而立于丘之东南，西面，大司乐奏圜锺为宫以下之乐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气，则奏黄锺以下之乐）。次则积柴于丘坛上（谓积柴及牲体、玉帛），王亲牵牲而杀之（《太宰职》论祭天礼有云：“及纳亨，赞王牲事。”郑元云：“纳亨，牲将告杀，谓祭之晨也，既杀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亲牵牲，大夫赞。”）。次则实牲体、玉帛而燔之，谓之祀（以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所以报阳也。《韩诗外传》曰：“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次乃扫于丘坛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时，乐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乐》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夹锺为宫耳），就坐时，尸前置苍璧，又荐笾豆及血腥等，为重古之荐（郑元注《大司乐》云：“先作乐致神，然后礼之以王而祀之。”《礼器》云：“郊血大飨腥。”）。王乃以匏片为爵，酌瓦С之泛齐以献尸，为朝践之献（郑元注《司尊彝》云：“唯有事于太庙，备五齐、三酒。”故崔灵恩推之以为圜丘明用五齐，馀感帝、迎气、神州等并自醴齐而下，四齐而已。不用圭瓒而用陶匏者，物无以称天之德，故但取天地之性）。五齐（五齐之中，泛齐味尤浊重。古贵质，故于大祭用之。馀见《祭天酒齐条》下），七献（宗庙九献，而天神七献者，宗庙之祭通数。尸未入前，王及后于奥中先行贰以降神，次七献，故有九也。天地大神至尊，不者，以其莫可称焉者也，故七献而已。又按：郊丘礼阙无文以书，唯《大宗伯》、《司尊彝》所陈酒齐，郑元及郑众皆以为宗庙之礼，今约《司尊彝》酌献五齐之次以为说。详见《祀天终始之序条》下）。毕献之后，天子舞六代之乐；若感帝及迎气，即天子舞当代之乐，其乐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亲在舞位）。说曰：“郊丘之说互有不同，历代诸儒各执所见，虽则争论纷起，大凡不出二涂：宗王子雍者，以为天体唯一，安得有六？圜丘之与郊祀，实名异而体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于四郊，岂得称之天帝，一岁凡二祭也？宗郑康成者，则以天有六名，岁凡九祭，盖以祭位有圜丘、泰坛之异，用乐则黄锺、圜锺有差，牲乃も、苍色殊，玉则四、苍璧。祭名且同称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举大纲，不复悉数。恭惟国章并行二《礼》，可谓叶于时宜矣。历代所行，亦参《二礼》异同之论。”
按：古者郊天之礼，其制度、品节参见于经传诸书。惟《祭法》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郊特牲》“郊之祭也”一章言郊之义数，仪文未备，而其他之载于二《礼》诸书者，多通言祭天，非直郊祀也。且或散见于百官之职掌（如《玉人》、《典瑞》只说礼神之玉，《酒人》只说酒齐，《典路》只说车辂，《司服》只说祭服之类），或错见于《礼经》之总论（如《礼运》、《礼器》、《郊特牲》、《祭法》等篇所言祭祀，或通论郊社，或通说天神地人鬼之类），披纷散轶，未有能会通其纲目之详，次第其始终之序者。惟杜氏《通典》首段叙致颇有条理，然《礼经》简略，杜氏所叙多以注疏之意补之，而注疏之说乖异多端。盖《经》之所言曰“天”，曰“上帝”，曰“五帝”，而郑康成以为有六天，王子雍以为天一而已。二家之说，于天之名义尚复差异如此，则其所言礼文之节奏，以补正经之所未备者，果可尽信乎？王、郑俱生于去圣千载之后，各以其学臆为之说，然王说正大，郑说穿凿，先儒尝备言之矣。《通典》盖一遵郑注，而又不敢废王说者也，是以论其事于木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始辑《经》、《传》之散漫者而会通之，而祀天之礼物、乐舞与其行事始终之序，可以概见。辨析诸儒议论之同异者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称，祀数之多寡，从祀尸、主之有无，可以理推。词义正大，订核精深，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扌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阙略不接续，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通畅易看。故以杨氏《祭礼》及所采诸儒辨正议论，具列于先，而复采《通典》所述于后，以备见古人祀天之礼文云。
●卷六十九 郊社考二
○郊
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大路，殷之祭天车。弧，旌所以张幅也，其衣曰。天子之画日月）。
赵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鲁曷为之？周公故也。不于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于农耕之始也。”
《郊特牲》疏曰：“鲁之郊祭，师说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以鲁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故《左传》云‘启蛰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二郊也。若依郑康成之说，则异于此也。鲁唯一郊，不与天子郊天同月，转卜三正，故《梁传》云：‘鲁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从，则止。’故《圣证论》马昭引《梁传》以答王肃之难。是鲁一郊则止。或用建子之月，则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则《春秋左传》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也。若杜预，不信《礼记》，不取《公羊》、《梁》，鲁唯有建寅郊天及龙见而雩。”
石林叶氏曰：“《明堂位》曰：‘鲁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礼祀于太庙。’郑氏以孟春为建子之月，季夏为建己之月，盖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氏谓证《易说》，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为建寅之月；迎长日，为建卯之月，昼夜分，分而日长，以日至为鲁礼，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礼，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盖祈之祭尔。鲁虽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书于《春秋》者甚明，则鲁郊殆周祈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谓启蛰而郊，安得孟春为建子乎？孟春为建寅，则所谓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为迎长日之至，而谓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而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诬也！《杂记》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盖谓鲁不得郊日至，故仲孙蔑欲取建未夏至而，以配周郊祖，所以记其失，何与六月之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盖天时有不可乱，故《周官》每以正岁别之。《易说》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为建寅，亦无据，郑氏取以为证，徒以成其说尔。郑氏本不晓郊、之辨，故以冬至之祭为大，以祈为正郊，此其言所以纷纷，虽《诗》之《雍》与《长发》，亦岂得其正也？
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宫（先有事于宫，告后稷也。鲁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与周同告。告者，将以配天先仁也。宫，郊之学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鲁废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犹”。“犹”者，可止之辞）。
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则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三卜何以礼，四卜何以非礼？求吉之道三。曷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礼也；免牛，非礼也。免牛何以非礼？伤者曰牛（养牲不谨，致有灾伤，天不飨用，不得复为天牲，故以本牛易之）。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赵伯循曰：“公、云四卜非礼，四月不时；左氏，公、皆云讥犹三望。卜郊不从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公羊子曰：“曷为不复卜？养牲养二，卜帝牲不吉，则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涤三月（涤，宫名，养帝牲三牢之处也。谓之涤者，取其荡涤洁清。三牢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时，足以充其天牲），于稷者唯具是视（视其身体具，无灾害而已，不特养于涤宫，所以降稷尊帝）。”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犹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梁云：“五卜，强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左氏：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纂例》曰：“三卜，礼也；四月，不时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五月，不时也。赵氏曰：“子卑年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于会稽，时有水旱、疫疠之苦，至明年而牛灾，有小鼠能噬牛，才伤其皮肤，乃无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己，郊。
梁子曰：“此该郊之变而道之也，于变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展道尽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夏四月郊，不时；五月郊，不时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强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则免之，不吉则否。牛伤，不言伤之者，伤自牛作也，故其辞缓（宣三年，郊牛之口伤。以牛自伤，故加“之”言缓辞）。全曰牲，伤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为牛者异（已卜日成牲而伤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有变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礼》，与其亡也，宁有。尝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后免之，不敢专也（尝置之涤宫，名之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放也）。卜之不吉，则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系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后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后牲，然后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复须卜，己有新牲故也。《周礼》：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祭祀之牛牲系焉。然则未左右时，监门者养之）。子之所言者，牲之变也，而曰我一该郊之变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系牲，十一月、十二月牲虽有变，不道也（牲有变则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变。疏曰：“上言‘子’者，弟子问梁子辞；而曰‘我’者，是弟子述梁子自我之意。”）；待正月，然后言牲之变，此乃所以该郊（至郊时然后言其变，所必重其妨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谓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有变乃志，常事不书）。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从”。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洁莫先也，四月则不时矣）。”
孔子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矣？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孙所当守）。”
横渠张氏曰：“杞、宋之郊，则为其二王之后也。鲁用天子之礼乐，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后待鲁，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乐道之心则善矣，伯禽不当受，故曰‘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者，谓周公必不飨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传》诸儒之说无得之者，无他，知求小礼而昧于大礼故也。《经》书郊者九，皆为有故而书，非因卜不吉而废郊，则因牲死伤而废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虽牛之死伤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废郊，则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伤而废郊者，则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则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虽死伤而必郊者，则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先儒之说，不过罪其屡卜与其养牲不谨尔。不知圣人书郊，乃恶其非礼之大者，至屡卜之渎、养牲之慢，非《春秋》所责也。学者欲究圣人之旨，先当断鲁郊之当否，未暇及其琐琐也。夫子伤周之衰，礼乐自诸侯出，其言鲁之郊、，则有‘周公其衰’之叹。岂有天子郊天，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诸侯亦望；天子祖之所出，诸侯亦！使诸侯亦可行，则圣人不以礼乐自诸侯出为伤。自夫子没，汉儒不知道者，但见《春秋》书鲁祭祀多天子之礼，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所以诸儒不以鲁郊为非，舍其非礼之大者，求其不合礼之小者。鲁人既僭窃礼乐，罪莫重焉，就使无四卜、五卜渎礼之过，则可以郊乎，否乎？又使养牲必谨，不至死伤，则亦可郊乎，否乎？鲁人郊、望无时可也，何区区者之足论？然周郊以冬至，而鲁用之于启蛰；天子四望，而鲁三之。名为后时降杀，但窃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贾冠师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饰，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谓《春秋》所书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为幸，无故而郊者为大罪也。季氏旅于泰山，夫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谄乎？宜乎至于三卜、四卜、五卜不从，鼷鼠屡食其牛，可见天心之不享也。鲁人曾不知得罪于天，虽屡卜不从而犹三望，虽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于用郊，可知僭拟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为大也。圣人发愤作《春秋》，书其因变故而不郊者仅如此，其馀非卜不从，牛死伤而肆意于僭者，又不知其几也。深味圣师之旨，曰‘犹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学者思之。”
蒋氏曰：“鲁不得用天子礼乐，是成王过赐，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为非，而成王之时，礼典未坏，不应有是过赐之事。识者又从而为之说曰：‘赐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赐之也。昔者，鲁惠公使宰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鲁己郊，则惠公奚请？惠公之请，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说然矣。自今言之，圣人观周道而伤幽、厉，论郊，而衰周公，则重祭赐鲁，岂盛时贤君事？其出于衰世天子、诸侯无疑也。故圣人耻鲁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后也；宋之郊也，存商后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绝，鲁以周公配天，于周公能无愧于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告，是谓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辞而告神；祭之终也，嘏以神之辞而致福于主。今以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告，则忠孝报反之义、名称位号之别，将有所紊乱变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论鲁郊祀之非，如林少颖谓《三传》所讥，舍其非礼之大者，求其不合礼之小者，其论正矣；然遂以为非出于成王之命，特汉儒见《春秋》所书，鲁祭祀多僭天子之礼，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至蒋氏遂直以为出于惠公之请，则愚未敢以为然。盖春秋之际，虽诸侯不无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吴、越之流，介处蛮貊，自放于礼义之外者，则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虽以五伯盛时，晋侯之请隧，楚子之问鼎，如襄王及王孙满尚能引正义以责之，不闻晋、楚之君遽至于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于请隧问鼎矣，惠公当平王之时，王室虽弱，其陵夷不至于后来之甚，鲁又素为秉周礼之国，夫子尝称其一变可以至道，孰谓惠公于是时而敢以僭郊为请？王使史角止之而不从，鲁由此而僭郊，则惠公之暴横无君，过于晋文、楚庄矣，决不然也。横渠以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后待鲁，而命以礼乐，特伯禽不当受，此说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勋劳，而欲尊鲁，故锡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所谓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者，如乐用宫悬，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于周公之庙，谓之尊周公可也；至于郊祀后稷以配天，者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则非诸侯之所当僭。且郊、所祀，元未尝及周公，则何名为报周公之勋劳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勋劳，而许其子孙僭天子之礼乐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勋劳之臣乎？先儒议此，但谓周公有知，决不歆非礼僭窃之祀，而不知僭郊僭，则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赐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礼运》：孔子曰：“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横渠因此遂以为成王念周公之勋劳，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后待鲁。往往当时事情，亦是如此。愚尝因是而考论之，礼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盖周之封杞、宋也，以其为二王之后，俾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诸侯之太祖祀之，故许其用天子之礼。然特许其用天子之礼祀禹、契之庙，未必许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礼乐于禹、契之庙，而禹、契则配天之祖也，遂并僭行郊祀上帝之礼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叹也。至于鲁，则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喾之祀元未尝废，无藉于鲁之郊、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礼乐于周公之庙，而并效杞、宋之尤，则不类甚矣。其后三桓遂至八佾舞于庭，岂无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言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又云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牲用白牡牺象（云云），即此二言观之，可见当时止许用郊、之礼乐以祀周公，未尝许其遂行郊、之祀。后来乃至于喾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谓“穿窬不戢，遂至斩关；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谋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邱，请以《桑林》（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使鲁、宋，于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鲁、宋不特僭天子之礼乐以祀郊、，虽燕享宾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为岁首，色尚黑，音尚大吕（大吕，阴律之始）。东游海上，礼祀八神（具《杂祠篇》），二代尊雍四上帝，春以脯酒为岁祠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驹四匹（每用驹四匹，而春秋异色），木寓龙一驷（寓，寄也，寄生龙形于木也。驷亦四龙），木寓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与羔各四，、币各有数，皆生瘗，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见（秦以十月为岁首故。上宿，上斋戒也），通权火（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井桔槔。其法类称，欲合光明远照，通于祀所。汉祀五于雍，五十里一烽火。”师古曰：“凡祭祀通举火者，或以天子不亲至祠所而望拜，或以众祠各处，欲其一时荐享，宜知早晏，故以火为之节度也。”），拜于咸阳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时经焚书坑儒后，更无典礼，祠享用木寓龙、木寓马。不知何凭，如此乖谬）。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居西垂（汉陇西郡西县，今在泰州上封县西南九十里）。自以为主少之神，作西，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渭之，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衍（属冯翊。山阪曰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未作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雍东有好，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奥，故立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常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绅者不道。作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索隐》曰：“‘百’当为‘白’，秦君西祀少，牲尚白牢。秦，诸侯也，虽奢侈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盖字误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六年，秦宣公作密于渭南，祭青帝。其后，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徐广曰：“凡去作密二百五十年。”）；作下，祭炎帝（《索隐》曰：“吴阳，地名，盖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吴阳武’，今盖因武又作上、下，以祀黄帝、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栎阳，而祀白帝（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索隐》曰：“《汉旧仪》云：‘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如种韭畦，畦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畦。”）。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
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有司进祠，上不亲往。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其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路车各一乘，驾、被具（驾车、被马之饰皆具）；西、畦寓车各一乘，寓马四匹，驾、被具。
十四年，诏曰：“朕获执牺牲、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兹，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毋害于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几读曰冀），礼官议，毋讳以朕劳。”（无讳以朕为劳，自言不以为劳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帝始幸雍、郊见五祠，衣皆尚赤。又采新垣平之说，立渭阳五帝庙（见《五帝门》）。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阳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见五。后常三岁一郊。
后，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如其方。
元狩元年，郊雍，获一角兽，若キ然（キ，鹿属也，形似獐，牛尾，一角）。有司曰：“陛下肃郊祀，上帝报享，赐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下迎帝上仙事。于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拜卿为郎，使东候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陇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亳忌太一坛，三陔。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馀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勿爽（勿音忽，未明之时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尚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阳，有司奉玉、嘉牲荐享，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祠。三岁天子一郊见。”后，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帝善之，下公卿议，曰：“人祠尚有鼓舞乐，岂郊祠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祗可得而礼。”乃立乐府，以延年为协律都尉，论律吕，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尝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遥拜（以竹为宫，去坛三里），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心动。
《郊祀歌》十九章：《练时日》一 《帝临》二 《青阳》三 《朱明》四 《西颢》五 《元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马》十（元狩元年，马生渥洼水中而作） 《天门》十一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斋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斋房作） 《后皇》十四 《华》十五 《五神》十六 《朝陇首》十七 《象载瑜》十八《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拜而祠之，加祝词），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东井；后十馀日，有星孛于三能（读曰“台”）。望气王朔言：“候独见镇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德星即镇星，言天以德星报于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无牢孰具，芬芳不备。”令祠官进犊牢具，色食所胜（孟康曰：“若火胜金，则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马代驹云。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寓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他礼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上恭已南面，非宗庙之祭不出），朕甚惧焉。朕亲饬躬斋戒，亲奉祠，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斋祠之礼，颇作诗歌。
四年，诏曰：“者，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于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乡，海内承福。其赦天下。”
五凤元年，上幸甘泉，郊泰。
二年，上幸雍，祠五。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朝匈奴单于于甘泉宫。
黄龙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
元帝即位，遵旧仪，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凡五奉泰、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阳立泰，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阳，行谷中，厄狭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于泰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享，宜徙就正阳、太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
衡又言：“甘泉泰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も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扫地而祭，尚质也。歌大吕、舞《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其牲用犊，其席藁秸，其器陶匏（秸音戛），皆因天地之性，贵诚尚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尚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も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郊雍、、密、上、下，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二年正月辛已，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者，徙泰、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皇天报应，神光并见，三辅长无共张繇役之劳（汉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万骑。今移祀于南郊、北郊，故无供张繇役也）。赦奉郊县长安、长陵（天郊在长安城南，地郊在长安城北长陵界中。二县有奉郊之勤，故一切并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汾阴后土、雍五、陈宝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绝种祠（种祠，继祠所传嗣也），况于国之神宝旧？且甘泉、汾阴及雍五始立，皆有神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旧位，诚未易动。”上意恨之。后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而神安之，享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于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
时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辅政，杜邺说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秽祀丰，犹不蒙，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燎有常用，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助者欢说，大路所历，黎元不知。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咸失方位，违阴阳之宜。及雍五皆旷远，奉尊之役，休而复起，缮治供张，无解己时，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驱失道；礼月之夕，奉引复迷；祠后土还，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三月甲子，震电灾临光宫门。祥瑞未著，咎征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变故。不答不飨，何以甚此！《诗》曰：‘率由旧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时上郊祀甘泉泰、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扬雄待诏承明之殿（承明殿在未央门）。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旁皇、储胥、弩去，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伟，非木摩而不，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也。且其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傥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三神。又言“屏玉女，ж妃”，以微戒斋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
三年，幸雍，祠五。
四年，幸甘泉，郊泰。
绥和元年，行幸雍，祠五。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帝崩。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喜。惧未有皇孙，故复甘泉泰、汾阴后土，庶几获福。皇帝恨难之，卒未得其。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以顺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寝疾，乃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孝顺，奉承圣业，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其复甘泉泰、汾阳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后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复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
大司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春秋梁传》，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起北，而备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后平伏诛，不复自亲，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三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岁事天，皆未应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之祀（，古地字也），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锺、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祀天则天文从，祭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茧栗（牛角如茧及栗者，牛之小也），元酒陶匏。《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瘗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瘗于北郊。其旦，东乡再拜朝日；其夕，西乡再拜夕月。然后孝弟之道备，而神嘉享，万福降辑。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阴阳之别于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皆以助致微气，通道幽弱。当此之时，后不省方，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制，显太祖之功也。渭阳祠勿复修。群望未悉定，定复奏。”奏可。三十馀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汉旧仪》：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于五，三岁一辨，皇帝自行，群臣从，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坛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席。祭天用六采绮席六重，长一丈一副，四周缘之。祭天用玉几、玉饰器，凡器七千，百物饰具。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阳宫，斋百日。上甘泉通天台，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见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岁。天神下坛所，举烽火，皇帝就竹宫，去坛三里，望对坛竹宫中，不至坛所。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皇帝以来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庙，驾四马，羽盖华宴。出则乘马，远行在左纛黄屋，乘六马。纛，左排马头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于祭祀仪文所述简略。卫敬仲撰《汉旧仪》，颇有正史所未见者，然其词多率，而叙述亦无甚伦序。如西汉未尝举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服虔所注可见），而三岁郊见于雍、甘泉，则未尝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谓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则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义难晓，姑录以广异闻。
西汉郊祀之地凡三处：
雍五（其四秦所建；北高祖所建，领之祠官，岁时致祭。文帝十五年，方亲郊。是后凡三岁一郊） 渭阳五帝庙（文帝用新垣平之说建。十六年，上亲郊，继而平诛，遂领之祠官，不亲祭） 甘泉泰一祠武（帝用方士谬忌、公孙卿之说建。三岁一郊，与雍五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义，祀典之首也。舜摄政之初，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汤代夏之初，用元牡，告于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然则其所祀者，天与六宗、地与山川而已，初无祀五帝之文。《周颂》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曰报祭，曰类礻马，所以告神明之事备矣，亦无祀五帝之乐章。而祀五帝之说，始于《周礼》，先儒各以其意为之训诂，以为五天帝者，曰灵威仰、赤怒、白招拒、叶光纪、含枢纽也；以为五人帝者，曰太、炎帝、黄帝、少、颛顼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则此五帝皆天神之贵，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当与日月六宗并，而亚于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之神，作西，祠白帝。太史公读《秦记》，以为秦杂戎翟之俗，作西，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国于西也，而祀少、白帝，是犹宋人之祀阏伯，晋人之祀实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误矣（自汉人既以祭为郊天，太史公习见当时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实非也）。继而诸并兴，或由梦蛇而为，或因获石闻雉而为陈宝，或由雨金而为畦，又继而有青帝、黄帝、炎帝之祠，俱以名之。盖少、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黄帝、炎帝，则非所祭而祭者也。至于、陈宝之属，则皆秦中小神之为淫厉而惊动祸福者，秦人无知，亦为立，而同于诸帝之祠。汉人不考，复指四以为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备五，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进祠，上不亲往。呜呼！安有郊见上帝，而人主不亲其事者乎？往往见其所祠者，丛杂冗泛，是以姑诿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阳五帝之庙；孝武采谬忌之说，而建太一、天皇之坛，始亲祠矣，而皆谓之郊见。夫郊，事天之礼也。诸方士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则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尔。以神为帝，以祀神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尝举行也（秦及汉初，以郊祀事天之礼奉五帝。至武帝时，方士谬忌言泰一贵于五帝者也，遂复以郊礼事泰一，而五帝坛环居其下，然终不闻举祀天之礼。至郑康成遂创为六天之说，以为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盖异名而同体也。然其说终难通，盖方士之说至为诞谩，然犹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终不敢言泰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创六天之说，何哉？窃意泰一、五帝之在天，犹五岳、四渎之在地也。谓岳、渎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泽祠后土之礼事岳、渎亦不可，谓已祭岳渎，而遂废后土方泽之祠尤不可）。盖秦襄所祠少、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孙，遂并青、黄、赤帝而祠之。至汉高帝立黑帝祠，而以为事天之事毕矣。盖其祠本不经，而诸之怪妄尤甚。高祖明达者也，故虽有重祠敬祭之诏，而卒不亲享，其亦有见于此矣。汉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论是正，贾生贤而知礼者也，亲承宣室鬼神之问，亦不能引经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仪，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后，郊祠礼之丰杀，每与方士之际遇相为盛衰。渭阳五帝之亲祠也以新垣平，平诛而帝怠于渭阳之祭；泰一诸祠之郊拜也以谬忌，忌亡而祠官领泰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谓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创业之太祖，亦终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岂不缪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祀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服虔注曰：“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对。光武以来乃配之。”盖汉时泰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三岁一亲祠，未尝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时所建，方有高帝并祠，每修封则祀之。终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后无幸泰山修封之事，则废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并祠者，泰一、五帝，不过天神之贵者，则非配天也）？至成帝时，匡衡请徙甘泉祠于长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郊雍、、密、上、下，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所载。汉兴之初，仪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因是皆罢，并毁不应礼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后祀礼稍正。然终不能建议尽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严父配天之礼。而哀、平之间，怵于祸福之说，南北郊与甘泉五互为罢复，卒无定制。至王莽秉政，请复长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复以高后配地而共祭，则臆说不经为甚。盖莽将篡汉，故为是崇阴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盗权窃位之谋耳。或曰：“匡衡之论正矣，然史载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而向以为不当革，上卒无继嗣，哀、平短祚，汉以中衰。议者惑焉，何也？”对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为之子孙者欲矫而正之，则所举者未必蒙福，而所废者祗以掇祸。如诸之神虽不正，然汉代秦而兴，不能以礼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于事天，其祭之也且历七世百五十馀年，则其灵飨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绝也（汉之中衰，诸儒刘向、谷永固尝预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运，然则固非废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兴，建武郊天，即采用元始故事，而不复袭汉初之迹。甘泉诸，未尝领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闻其能惊动祸福，以来纷纷之议，则以其绝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谋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炼养之事、符之术耳，然必以天帝诸神为宗。陈后山作《白鹤观记》，言汉两刘校中书为《七略》，其叙方伎则有神仙，诸子则有道家，而老、庄并焉。天地、神、三灵、百神，又皆出于礼官，而今之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为非，且谓释、老之学尽当毁废，纵使不能尽去，则老氏之学，但当自祀其老子、关尹、庄、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阳辈，而他百祠自当领于天子之祠官，而不当使道家预之，庶乎其可也。然观太史公《封禅书》首叙帝舜类上帝、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礼，然后及秦、汉间不经之祠，且历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齐方士怪诞矫诬之说，共为一书。班孟坚遂取以作《汉郊祀志》。盖秦、汉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圣王报本反始之大典，视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诸祠，其说多出于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也。然少君、栾大、公孙卿、粤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诸说，本无关于祠祀者（如使物、却老、斗棋，及入海求不死药、大营宫室之类），亦丛杂附见于封禅、郊祀之书，何耶？如此，则与道家之经典何异？迁、固儒者，而著书指意如此，固无怪黄冠师得以夤缘附会其说，而启后山、晦之叹也。要之，《郊祀志》只当叙说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诸方士之言当别立《方伎传》述之，乃为允当。道家以符役鬼之说，附会于天地百神，则迁、固封禅、郊祀之书实启之；以昊天上帝并列于所谓上九位天尊者，则郑康成六天之说实启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高阝。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已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合四百六十四。五帝陛郭，帝七十二，合三百六十。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宫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宫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竹芮切，祭酹也）。
《黄图》载元始仪：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茅营去坛十步，竹宫径三百步，土营径五百步。神灵坛各于其方面三丈，去茅营二十步，广坐十五步。合祀神灵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广各三十步。竹宫内道广三丈，有阙，各九十一步。坛方三丈，拜位坛亦如之。为周道郊营之外，广九步。营六甘泉北辰于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岱宗西门之外。为周道前望之外，广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径六十二步。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九步。卿望亚列望外，径四十步。坛广三丈，高二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九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二十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士望之外，径九步。庶望亚士望道外，径九步。坛广五尺，高五寸。为周道庶望之外，径九步。凡天宗上帝宫坛营，径三里，周九里。营三重，通八方。后土坛方五丈六尺。茅营去坛十步外，土营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坛去茅营，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神道四通，广各十步。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营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坛方二丈，高二尺。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列望亚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六步。卿望亚列望道外，径二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六步。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径十九步。坛广八尺，高八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二步。坛广六尺，高六寸。为周道士望之外，径六步。凡地宗后土宫坛营，方二里，周八里。营再重，道四通，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遍于群神。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差在东，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帝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阳。夏至，使有司奉祭地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阴。天地用牲二，燔燎瘗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乐。
七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下公卿议。侍御史杜林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从林议，依旧制，以高祖配。
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汉旧仪》曰：“祭天祭紫坛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帷帐、绀席。”《钩命决》曰：“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者，无匹不行。”）。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汉旧仪》曰：“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按：《礼记》曰，“天地之牛角茧栗”，而此云五岁，本志用犊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元冥》，及《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既送神，燎俎实于坛南已地（《周礼》：“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之居，辨其名物。”郑玄曰：“犹，图也。居谓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图天神、人鬼、地之坐者，谓布祭众寡与其居向。《孝经》说郊祀之礼曰：‘燔燎扫地，祭牲茧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仓具黍稷布席，极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礼》祭宗庙，序昭穆，亦有似虚、危，则祭天圜丘象北极，祭地方泽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气，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阳（详见《祠五帝门》）。
按：自秦始皇有三岁一郊之制，汉高、惠二帝未尝亲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亲郊雍及渭阳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亲郊。武帝元光后，常三岁一郊。昭帝不亲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亲郊，以后间岁一郊。元、成如之。盖西都之所谓郊祀，若雍五，若甘泉泰一，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说，而非有古人报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亲郊颇多，而其清心无求者，则领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于洛阳，以高帝配祀，始稍复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纪、志不载亲郊之岁月，《礼仪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岂每岁行之邪？《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岁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则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于北郊，以高后配。然则天地之祭，每岁亲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岂岁以为常，故不复纪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设坛于成都武担山南，用元牡。三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郊于成都。
●卷七十 郊社考三
○郊
魏文帝南巡在颍阴，有司为坛于繁阳故城。庚午，登坛受绂，降坛视燎成礼，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与圜丘为二处，用郑元之说。其时康成所注二《礼》方行，王子雍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然魏、晋而后，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谓配天者，以为周祀天于圜丘，以喾配，谓之；祀五帝于郊，以稷配，谓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于明堂，以文王配，谓之祖；祀五神于明堂，以武王配，谓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后可以举事，是以魏文帝之时，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时，复远取舜以配圜丘，然后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盖拘于康成支离之说。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后，又复上取之遥遥华胄以足之，然后可以行礼耳。
初，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以魏为舜后，推舜配天。其后蒋济著文以追诘隆，谓舜本姓妫，其后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又陈思王作《武帝诔》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则非舜后明甚，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济曰：“夫虬龙神于獭，獭自祭其先，不祭虬龙也；麒麟、白虎仁于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虎也。如元之说，有虞以上豺、獭之不若邪？”
自正始以后，终魏代，不复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自以居非中土，不修设。末年，南郊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以配天。后王嗣位，终吴代不郊祀。
晋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诏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称昊天，各设一座而已。时群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宜除五帝号，同称昊天。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圜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是月冬至，帝亲祀圜丘于南郊。自是后，圜丘、方泽不别立。
按：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肃之说。武帝，肃外孙也。故祀礼从其说。
太康三年，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诏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见《五帝门》）。
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元为之词。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飨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飨神歌》一。
元帝即位于建康，太兴二年，立南郊于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
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时尚未立北坛，地众神并在天郊。
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等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宜于此修奉。从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从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亲奉焉。祝文称“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桓元，走之。已卯，告成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反。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约之独曰：“郊天极尊，非天子不祀，无使皇舆不得亲奉。”从之。
郊庙牲、币、璧、玉之色，虽有成文，秦世多以骝驹（赤马黑鬣曰骝），汉则但云犊，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
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汉仪，天子之丧，使太尉告谥于南郊，他无闻焉。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祀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锺繇告谥南郊，皆有事于郊也。江左则废。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亲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时营阳王已即位），司空徐羡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诏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遂迁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后辛。晋代顾和亦云更择吉日，徐禅云晋代或丙或庚，并别有义。”“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禅，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于圜丘，非专祈。又按《郊特牲》‘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者，谓告之，退而卜。则告义在郊，非告日也。今日虽有迁，郊祀不异，不应重告。”徐爰议以为：“郊祀用辛，何偃据《礼》，不应更告。毛血告之后，虽有事，得更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参议：“宜于遇雨迁用后辛，不重告。”诏可。
南郊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在宫之午地（徐爰曰：“《礼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迎日于南郊，就阳位也。晋代过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道狭，多于已地。大宋造邦维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废帝以郊旧地为吉祥，移置本处。
齐高祖受禅，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无配，牺牲之色因晋、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兹以后，间岁而祀（时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郊与否？”尚书令王俭议：“检晋明帝太宁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仿。”祭酒张绪等并同。诏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俭启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无烦迁日。”帝从之）。郊坛圆兆外内起瓦屋，形制宏壮（散骑常侍庾昙崇启云：“祭天尚质，秦、汉以来，郊兆坛域无立宫室，以明谦恭。”诏付外详。博士贺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也。”虞炎议：“汉之郊祀，天子自竹宫遥拜，息殿去坛既远，奉祀毕，旋息于此，无嫌。”祠部郎中李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郑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亦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屋，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坛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遂不行昙崇议）。
梁武帝即位，南郊，为坛在国之南（坛高二丈七尺，径十八丈，其外再，四门），常与北郊间岁。正月，皇帝致斋于万寿殿，上辛行事（吴操之云：“启蛰而郊，郊应在立春后。”何佟之云：“今之郊祀，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后。周之冬至圜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祭昊天宜在冬至，祈必须启蛰。”），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于坛上，攒题曰“皇天座（四年，佟之启：“《周礼》称天曰神，今天攒宜题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从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雨师皆从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