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后三父等复共杀出子，立武公）。孝公初，卫鞅请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人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律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于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令之初作，一日，临渭论囚，刑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又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始皇即位，遣将成乔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及戮其尸（已死者戮其尸）。其后，毒作乱，败，其徒二十人皆枭首（悬首于竿曰枭）。车裂以殉，灭其宗。轻者为鬼薪（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律说》鬼薪作三岁）。
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标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县，称也。石，百二十斤。始皇省读文书，日以百二十斤为程）。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丞相李斯“请烧《诗》、《书》、百家语。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制曰：“可。”
三十五年，始皇以卢生等诽谤，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亢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二世即位，以赵高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群臣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杀大臣蒙敖等，十二人戮死于市，十公主磔死于社，财物没入县官，馀相连坐者不可胜数。时山东群盗大起，不能禁，胡亥责李斯。斯惧，乃阿意，以书对曰：“夫贤主必能行督责术则人不犯”，故韩子曰：‘慈父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胡亥悦，行督责益严，刑者相半于道，死人成积于市，以杀人多者为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与将军冯劫谏胡亥以“寇盗并起，皆苦于转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盗，又欲罢先帝所为，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劫曰：“将相不辱。”皆自杀。高因谮李斯子由为三川守与盗通。令高按问斯。高诈为御史十辈往讯斯，斯以实对，辄令掠。斯急，上书，高令、弃之不奏。后胡亥使人验斯，斯惧如前使者，乃诬伏。遂具斯五刑，腰斩咸阳市，夷三族。
●卷一百六十三 刑考二
○刑制
汉高祖初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伤人有曲直，盗贼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当也）。”馀悉除秦苛法，兆民大悦。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诛，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菹为醢也）。其诽谤詈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戮。其后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请之（应劭曰：“此轻罪，不髡其而彡鬓曰耐。杜林以为法度之字当从寸，故改而彡为耐。言耐罪以上，皆当先请也。”颜师古曰：“耐，颊傍毛也，音而”）。”后以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令萧何捃摭秦法（谓收拾也），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狱疑者各谳所属官长，皆移廷尉，廷尉不能决，具为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
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宦皇帝而知名者，谓虽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亦优之。盗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颂。颂者，容也，言见宽容，但处曹吏舍，不入狴牢也）。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上造，爵满十六者也。内外公孙，谓王侯内外孙也。耳孙，元孙之子也。今以上造有功劳，内外孙有骨肉属，施德布惠，故事从其轻也。城旦者，旦起治城；春者，妇人不预外徭，但春作米，皆四岁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不加肉刑髡剃也。）。
先公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汉之待公卿大夫与士庶无等级，皆习秦气象。萧、曹秦吏，习见不知改，而何亦身自当之。惠帝虽差立条式，然特以为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时，绛侯下狱，贾生极言以谏，然终不能变也。”
高后元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孝文元年，尽除收孥相坐律令。
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故便。”帝曰：“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容斋洪氏《随笔》曰：“汉族诛之法，每轻用之。袁盎陷晁错，但云：‘方今计，独有斩错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主父偃陷齐王于死，武帝欲勿诛，公孙丞相争之，遂族偃。郭解客杀人，吏奏解无罪，公孙大夫议，欲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死，因议者之言，杀之足矣，何遽至族乎？用刑之滥如此！”
孝文所行，独新垣平一事，为盛德之玷。然此事所关甚重，盖其宠新垣平也，惑于求仙希福之说，而淫谄之祀，讫汉世而未能正者以此；其诛新垣平也，复行收孥相坐之律，而滥酷之刑，讫汉世而未能除者亦以此。帝恭俭仁贤之主，而此二事失礼失刑，遂令后嗣遵而守之，以为汉家制度，不敢革正。惜哉！
二年，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令，今又有之，则是中曾重设此条也”），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师古曰：“谩，欺也。初为要约，共行祝诅；后相欺诳，中道而止，无实事也。谩音慢”），吏以为大逆（刘曰：“祝诅上以相约，汉俗如此，犹《后汉 传》云，‘不直者不敢祝少实也’，故谓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设也，必谓其摇民惑众，有奸宄贼乱之意者；及其失也，则暴君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塞言路也。故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必剀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陈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观之，曰‘是特扬君过以卖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诽谤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人君不闻其过，沦于危亡而不悟。然则其所谓谤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为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则指鹿为马，指野鸟为鸾，指菌为芝，指氛为庆，指雹曰‘不为灾也’，指彗曰‘所以除旧而布新也’，蝗生则曰‘不食嘉也’，日食则曰‘阴蔽之也’，地震则曰：‘官府无伤也’，霖雨则曰‘秋稼自茂也’，水涌泛溢则曰‘民无流死者也’，岁饥则曰‘路未尝有饿者也’”。凡贤否是非治乱得失，一切反理诡道，倒言而逆说之，欺惑世主，使沦于危亡，其罪岂特诽谤之比？其为妖也，不亦大乎！呜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国长世，宜哉！”
按：古者庶人谤，商旅议。夫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则诽谤，古所有也。周公曰：“小人怨汝詈汝。”又曰：“否则厥口诅祝。”晏子曰：“人民苦病，夫妇皆诅。虽其善祝，岂能胜亿万人之诅？”则祝诅亦古所有也，然未尝以此罪人。至秦之立法，则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诛夷之。汉高帝入关，约法三章，除秦苛娆，而首及诽谤偶语之酷，则当亟除之矣，而卒不曾除。至高后元年，有诏除其法矣，而又不克除。文帝之时，复有此诏。然自景、武而后，则一用秦法，凡张汤、赵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为诬害忠鲠、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曰“诽谤不道”，则曰“诅祝上，有恶言”。盖此二法者，终汉之世，未尝除也。
四年，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时人告勃反，勃下吏，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书牍背示曰‘以公主为证’。公主，孝文女，勃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薄太后为言，帝乃使持节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贾谊上疏曰：“古者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所改容而礼之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亻马、弃市之法，被﹃辱者不太迫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今而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是时丞相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无事，故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甯成始。
十三年，诏除肉刑。
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师古曰：“逮，及也。辞之所及，则追捕之，故谓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将送，防御不绝，若今之传送囚也”）。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师古曰：“缇萦，女名也。缇音他弟反。”），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有和乐简易之德，则其下尊之如父，亲之如母也）。’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师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满其年数，得免为庶人”）。具为令（师古曰：“使更为条制。”）。”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臣瓒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钛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复云以完代完也。此当言髡者完也。”）；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复于论命中有罪也。”晋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师古曰：“趾，足也。当斩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从弃市也。杀人先自告，谓杀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赃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也。杀人害重，受赃盗物，赃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论名而又犯笞，亦皆弃市也。今流俗书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复有笞罪’亦云‘复有籍笞罪’，皆后人妄加耳，旧本无也”）。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二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师古曰：“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鬼薪白粲满一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隶妾亦然也。”）。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如淳曰：“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师古曰：“于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李奇曰：“谓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请。”制曰：“可。”
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诏谓“今有肉刑三而奸不止”，注谓“黥、劓、斩趾三者”，遂以髡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独不及宫刑。至景帝元年，诏言：“孝文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则知文帝并宫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兄贺皆坐腐刑，则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后宫刑复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轻者，不常用也。
孝文时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焉。
孝景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重罪谓死刑），幸而不死，不可为人（谓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者曰三百，笞三百者曰二百。”
孝文既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二百，率多死（师古曰：“斩右趾弃市，故人多死。以笞五百代斩右趾，笞三百代劓，笞数既多，亦不活也。”）。故下是诏。
七月，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师古曰：“帝以为当时律条，吏受所监临赂遗饮食，即坐免官爵，于法太重，而受所监临财物及贱买贵卖者，论决太轻，故令更议改之。”）。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廷尉信谨与丞相议曰（时丞相申屠嘉）：“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师古曰：“行谓按察也，音下更反。”），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师古曰：“计其所费而偿其直，勿论罪也。”）。他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赃为盗，没入赃县官（他物，谓非饮食）。吏迁徙罢免，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谓夺其爵，令为士伍，又免其官职，即今律所谓除名。士伍，从士卒之伍也。”）。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赃。”
中二年，改磔曰弃市（应劭曰：“先此诸死刑，皆磔于市，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复磔也），勿复磔。
四年，诏曰：”长老，人所尊敬也；鳏寡，人所哀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孕者未乳（乳，产），师、侏儒（乐师，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当鞫系者，颂系之（颂读曰容。容，宽，不桎梏）。死罪欲腐者，许之（腐，宫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
中元六年，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策也，所以击也）。”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长五尺，其木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则先时笞背也。”）。毋得更人（谓行笞者不更易人也），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师古曰：“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人入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亦言尚酷。”）。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师古曰：“浸，渐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师古曰：“不晓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师古曰：“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师古曰：“傅读曰附。”），议者咸冤之。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汤奏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是后有腹诽之法比。又作沈命法（沈，匿也，敢蔽匿盗贼者，没其命也），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天下岁断狱以千万数。
张汤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刻者；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下户羸弱，汤欲佐助，虽具文奏之，又口奏，言虽律令之文合致此罪，听上裁察，盖为此人希恩宥。上往往释其人，盖未奏之前，口预言之）。杜周为廷尉，大抵仿汤，善伺上意。所恶者，因而陷之；所欲陷者，久系待问，微见冤状。客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义纵以鹰击毛挚为治（言如鹰隼之击，奋毛羽执取飞鸟也），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馀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一切皆捕之也。以为解脱死罪，尽杀之）。”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奏请得报而论杀），郡中不寒而栗。竟坐事诛。严延年为河南太守，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饰文而入之为罪）。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诡违正理而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吏忠尽节者，厚遇之如骨肉，皆亲乡之，出身不顾，以是治下无隐情。然疾恶太甚，中伤者多，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总集郡府而论杀），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弃市。
容斋洪氏《随笔》曰：“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此本传所书。而《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之后，承其下流，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雎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后淮南、衡山王谋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皆以罪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呜呼！以武帝之嗜杀，时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他说？而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刺，驯致数万人之祸，皆此书启之也。然则下吏几死，盖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按：汉儒如贾谊、董仲舒最为醇正，然至其论诸侯王，则皆主于诛杀。仲舒此对，与天人三策议论迥别。真西山亦谓“太史公言‘贾谊明申、韩，’今读《政事书》，蔼然有洙、泗典刑，未见其为申、韩之学；至诸‘侯王皆众髋髀’等语，然后知太史公之说不缪。”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圣贤处事固不同也。盖诸侯王虽汉初之深患，然根连株逮而诛锄之于后，固不若建法立制而闲防之于初也。孝文时，淮南、济北亦尝构逆，讨而戮之，罪止其身，未尝深竟党与，亦不闻复有后患，何必诛及二万馀人哉！孝宣本始四年，诏郡国律令可蠲除以安百姓者，条奏。诏曰：“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当重而轻，使有罪者起邪之心。无辜者反陷罪辟，决狱不平也），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辟决狱事为鞫，谓疑狱也），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宣室在前殿之侧，布政教之地。重用刑，故斋戒以决之），狱刑号为平矣。
时廷尉史路温舒上言：“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师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匈（师古曰：“郁，积也。”），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师古曰：“熏，气也，音勋。”）。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者不可复属（师古曰：“，古绝字。属，连也，音之欲反。”）。《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师古曰：“《虞书 大禹谟》载咎繇之言。辜，罪也。经，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无罪之人，所以崇宽恕也。”）。’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师古曰：“驱与驱同。”）；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师古曰：“视读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则锻炼而周内之（晋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师古曰：“，退也，畏为上所退。音邱略反。”）。盖奏当之成（师古曰：“当谓处其罪也。”），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师古曰：“咎繇作士，善听狱讼，故以为喻也。”）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俞为一切（如淳曰：“俞，苟且也。一切，权时也。”），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师古曰：“画狱木吏，尚不入对，况真实乎！期犹必也。议必不入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师古曰：“鸢，鸱也，音弋全反。”）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师古曰：“《春秋左氏传》载晋大夫伯宗之辞。诟，耻也。言山薮之有草木，则毒害者居之；川泽之形广大，则能受于浊；人君之善御下，亦当忍耻病也。诟音垢。”）。”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师古曰：“与天长久，无穷极也。”）。”上善其言，乃有是诏。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
致堂胡氏曰：“杨恽之死以两言，曰‘南山芜秽，’县官不足为尽力‘。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得以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者！以两言狂易而杀廉洁刚直之士，若刈草菅，曾无顾惜之意，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时，执天下之平，民自以为不冤者，于定国也。赵、盖、韩、杨之死，定国以为当乎？不当乎？以为当则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后世评者谓其罪皆应司寇之议，虽有死罪尚不杀也；以为不当，则定国尝奏恽‘为妖恶言，大逆不道’，则广汉、宽饶、延寿之戮亦必经廷尉之当矣。然则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过，丞相、御史、执金吾皆有责。而廷尉则负责之尤者也。”
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妇，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九月，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今，经律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则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乙、丙”），刑者不可息（息，灭也。若黥劓创瘢不可灭也。”），此先帝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瘐，病也。囚徒病，律名为瘐。瘐音庾）。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名，其人名也。县，其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里，其所居之邑里也），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元康四年，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罹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坐。”
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
武帝时，吏二千石有罪先请。
元帝初，下诏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不逮，言意识所不及），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初元五年，省刑罚七十馀事。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
成帝河平中，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馀条，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奇请他比，日以益滋（师古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他比，谓引他类以比附之，稍增条律也。”）。其与中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责而已。
鸿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
哀帝即位，除诽谤抵欺法。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
四年，敕：“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他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师古曰：“就其所居而问。”）。”
班固《西汉 刑法志》论曰：“汉道至盛，历今二百馀载（师古曰：“今谓撰《志》时。”），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断狱殊死，率岁千馀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律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馀（李奇曰：“耐从司寇以上至右趾，为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曰：‘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师古曰：“乡读曰乡。”），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凄怆于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馀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犴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乡亭之狱曰犴。”臣瓒曰：‘狱岸，狱讼也。’师古曰：“《小雅 小宛》之诗云‘宜岸宜狱。’瓒说是也。”）《书》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师古曰：“《周书 甫刑》之辞也。折，知也。言伯夷下礼法以道人，人习知礼，然后用刑也”）’，言制礼以止刑，犹是之防溢水也。今是防陵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师古曰：“有底曰囊，无底曰橐。言容隐奸邪，若囊橐之盛物”），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师古曰：“狃，患习也。浸，渐也。狃音女救反”）。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师古曰：“省谓减除之，绝于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听讼，所以为末”）’。”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同，而政在抑︹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什八，可谓清矣（师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称比隆于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以为治古者无肉刑（师古曰：“治古，谓上古至治之时也。治音文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师古曰：“菲，草履也。纯，缘也。衣不加缘，示有耻也。菲，音扶味反，纯音之允反”），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师古曰：“人不犯法，则象刑无所施也。”）。以为人或触罪戾，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师古曰：“惩，止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于治古，方起于乱今也（如淳曰：“古无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恶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圣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乱者，乃刑轻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师古曰：“《周书 甫刑》之辞也。言刑轻重，各随其时”）。’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师古曰：“《虞书 益稷》曰‘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叙，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履赭衣者哉？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几而御旱突，（孟康曰：“以绳缚马口谓之几。”晋灼曰：“几，古羁字也。”如淳曰：“旱音捍。突，恶马也。”师古曰：“马络头曰羁也。”），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师古曰：“罔，谓罗网也。”）。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赃（师古曰：“佚读与逸同。”），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刑，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师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与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撰二百章，以应大辟（孟康曰：“撰音撰。”）。其馀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伤人与盗，吏受赃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师古曰：“诋谓诬也，音丁礼反。”）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矣。”
容斋洪氏《随笔》曰：“《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亦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髌者以墨其髌，犯宫者，，草屦也，大辟者布衣无领。’其说虽未必然，扬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说者引前诏以证，然则唐虞之所以齐民，礼义荣辱而己，不专于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奸不息。国朝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徙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营，其额常溢，殆至十馀万，凶盗处之恬然，盖习熟而无所耻也。罗隐《谗书》云：‘九人冠而一人ヮ，ヮ者慕而冠者胜；九人ヮ而一人冠，则冠者慕而ヮ者胜。’正谓是欤？《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谓至言。荀卿谓象刑为治古不然，亦正论也。”
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墨至轻。孝文除肉刑，以髡钳代墨，以笞代劓非刂。其后复减笞数，定令，则刑制益宽矣。然景、武以后，习为严酷，死刑至多。《甯成传》称：“成抵罪髡钳。是时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极，自以为不复收。”又王吉、龚遂、王式皆坐辅导昌邑王无状，减死，钳为城旦舂。《何并传》，并为颍川太守，时锺元为尚书令，元弟威为郡掾，赃千金。并过辞元，元免冠为弟请一等之罪（如淳曰：“减死罪一等”），蚤就髡钳，并不许，卒论杀威。以是观之，则知当时死刑至多，而生刑反少。髡钳本以代墨，乃刑之至轻者，然减死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笞所以代非刂劓者，不闻施用矣。
王莽居摄，翟义、刘信起兵讨莽，莽败之，夷其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后，陈良、终带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烧杀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败之，莽令М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药、白刃、丛棘埋之。
△西汉狱名
中都官狱（《宣纪》。徐氏曰：“按《后汉 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廷尉诏狱（周勃诣廷尉诏狱） 上林诏狱（《成纪》，罢上林诏狱。师古曰：“《汉旧仪》云上林诏狱主治苑中禽兽宫馆事”） 郡邸狱（《宣纪》，曾孙坐收郡邸狱。注云：“《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
掖庭秘狱（刘辅系掖庭秘狱。《三辅黄图》云：“武帝改永巷为掖庭，置狱焉。”）
共工狱（《刘辅传》，徙系共工狱。注：“考工也。”） 若卢诏狱（王商诣若卢诏狱） 都船狱（王嘉致都船狱） 都司空狱（窦婴劾系都司空狱。又《伍被传》，为左右都司空诏狱书） 居室（《灌夫传》，劾夫系居室。注云：“后改为保宫。”） 保宫（《苏武传》，李陵母系保宫）内官（《东方朔传》，昭平君狱系内官） 请室（《袁盎传》，绛侯反，系请室。注：“狱也”） 导官（《张汤传》，廷尉谒居弟系导官） 暴室（《宣纪》注云：“暴室，宫人狱。”）
水司空（《伍被传》注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容斋洪氏《随笔》曰：“汉以廷尉主刑狱，而中都他狱亦不一。宗正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庭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之名。《张汤传》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东汉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东汉洎唐，虽鞫囚非一所，然不至如是其多。国朝但有大理及台狱，元丰、绍圣，蔡确、章起同文馆狱之类，非故事也。”
后汉世祖建武二年，诏曰：“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罚。”
桓谭上疏曰：“今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予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冤滥矣。”
三年七月，诏曰：“吏不满六百石，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前书音义》曰：“令甲：女子犯徒遣归家，每月出钱雇人于山伐木，名曰雇山。”）。”
七年，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按其罪。见徒免为庶人。耐罪亡命，以上除之。
十一年，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十二年，高山侯梁统上疏请严刑，不报。
统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二帝其轻殊死刑一百二十三事，自后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乱也。高帝定法，传之后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几平。武帝值中国全盛，征伐远方，百姓罢弊，豪强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纵之律（凡首匿者，为谋首，藏匿罪人。至宣帝时，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罪，馀至殊死上请。知纵谓见知故纵，武帝时立见知故纵之罪，使张汤等置律，并见《前书》）。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天下称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浅，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嘉传》及《刑法志》并无其事，统与嘉时代相接，所引当不妄，但班《书》略耳），凡百馀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条奏，伏请择其善者而从之，定不易之典。”时廷尉议以为崇刑峻法，非明主急务，遂罢之。
十四年，群臣请增科禁，不许。
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宄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破短为圜，斫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全行。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帝从之。
十八年，诏曰：“今边郡盗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
二十八年，诏死罪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女子宫（蚕室，宫刑狱名。宫刑者畏风，须缓，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女子宫，谓幽闭也）。
三十一年复有是诏。
二十九年，诏令天下系囚自殊死以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馀赎罪输作有差（袁《纪》注云：“不孝不道者不在此限。”）。
东汉有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唯廷尉及洛阳有诏狱。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谨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
明帝即位，诏施刑及郡国囚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
十二月甲寅，诏：“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全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
永平三年正月，诏：“有司详刑谨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
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
十五年，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罪各有差（见《赎刑门》）。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十断其二，言少刑也）。
楚王英以谋逆死，穷治楚狱累年，坐死徒者甚众。韩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馀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为言，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详见《详谳门》）。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时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
顺帝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左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纳之，是后九卿无复捶扑者。
肃宗初，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钻，持也，《说文》曰铁钅取也。其炎反。钻，膑刑，谓钻去其膑骨也。钻音作唤反），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馀事，定著于令（文致谓前人无罪，文饰致于法中也）。
时承永平故事，吏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陈宠上疏曰：“陛下即位，数诏群僚，弘崇晏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今宜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纳宠言，每事务厚，乃有是诏。
建初五年二月，诏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三月，诏曰：“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
七年，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赎，死罪入缣有差（见《赎罪门》）。
元和二年正月，诏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听顺天气。立秋如故。 七月，诏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鞫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者，稽之典则，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陈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千、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ず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以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害自为他应，不以改律。秦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实颊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
三年，廷尉郭躬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七月，诏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掠，问也。榜，击也，音彭。《说文》曰：“笞，击也。”立谓立而考讯之）’。又《令丙》，长短有数（长短见景帝时）。自往者大狱以来，掠拷多酷，钻钻之属（大狱，谓楚王英等事。钻，钅取也。《国语》曰：“中刑用钻凿。”皆谓惨酷其肌肤也），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曰‘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
按：“自建武以来，虽屡有省刑薄罚之诏，然上下相胥，以苛酷为能，而拷囚之际，尤极残忍。《独行传》载楚王英坐反诛，其所疏天下名士，有会稽太守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其功曹陆续、主簿梁宏、驷勋等及掾史五百馀人诣洛阳诏狱就拷，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拷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词。戴就仕郡仓曹掾，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赃罪，遣部从事按之，收就于钱塘县狱，幽囚拷掠，五毒惨至。又烧钅吴使就挟于肘腋。每上彭考（彭即榜也），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堕地者，掇而食之。又令卧覆船下，以马通薰之（马通，马矢也）一夜一日；不死，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杷土，爪悉堕落。讫明公浮之诬乃舍之。且兴不过以姓名，反形未具；公浮为人诬以赃罪，陆续、戴就所坐不过以郡功曹不肯证成太守之罪，及非同谋之人，而乃穷极惨酷如此，则罪情稍重而不肯诬服者，拷死于狴犴之下，盖不可胜计矣。
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馀如七年诏）。”十二月，诏曰：“《书》云：‘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宿卫而已。
章和元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以上，减罪一等，输作。赎缣有差。
●卷一百六十四 刑考三
○刑制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令郡国、中都官系囚死罪赎缣，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以旱，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
时廷尉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干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馀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及宠免，后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宠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有《轻侮法》。张敏议以为：“开相杀之路，又《轻侮》之比浸繁，至有四五百科，难以垂训，请除其弊（详见《详谳门》）。”
九年，复置若卢狱官（若卢狱属少府，主鞫将相大臣）。
是后又有黄门北寺、若卢、都内诸狱（都内，主藏官名，《前书》有都内令丞，属大司农）。
十一年，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未竟三月者，免归田里。
十五年，有司奏，以为夏至微阴起，蘼草死，可以决小事。是岁，初令郡国以日短至按薄刑。
安帝永初二年，旱，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各有差，即日降雨。
和帝末，下令麦秋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鲁恭上疏谏曰：“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忧念万民，为崇和气，罪非殊死，且勿案验。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黎民者也。旧制至立秋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追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之罪根连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按《易》，五月《遇》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盖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逮召考掠，夺其时哉！《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后论者互多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鲁恭议曰：“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吹嘘万物，养其根ぼ，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于众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后卒施行。
元初二年，诏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罪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
顺帝永建元年，诏减死罪以下徙边；其亡命赎，各有差。永和五年、汉安二年，各有此令。
冲帝即位，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诏郡国系囚减死一等，勿笞。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书。
三年及和平元年，永兴元年、二年，俱有减死罪及赎罪之令。
灵帝建宁元年，令天下系囚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三年，熹平四年、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各有此令。
桓帝延熹九年，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帝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之，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杜密、陈翔、陈实、范滂之徒二百馀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蕃上言极谏，帝怒，策免之，自后无敢复为党人言者。窦武、霍等复以为言，帝意稍解，乃诏党人二百馀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初，诏书下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迫切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舍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治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善良，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遂举奏弼。会党禁解，所脱甚众。灵帝初即位，时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厨”之号。及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乃令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诏刊章捕俭等。曹节因讽有司奏诸钩党者虞放、李膺、杜密、朱、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郡县考治。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者何？”对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党人死者百馀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州县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残灭，郡县为之残破。
按：党锢之狱，出于宦官之恶直鬼正，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灵帝之问曹节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善哉，问也！帝时年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忠贤鲠直之可恶，故发此问。至对以“谋不轨，危社稷”，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戮直士，若龙逄、比干之俦，皆以谏诤于朝而婴祸，而窃议于野者则未尝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张汤始有腹诽之律，皆处以死罪。今观党锢诸贤所坐，即偶语、腹诽之罪；而曹节、王甫辈所为，盖袭斯、汤之故智也。至于根连株逮坐死者，不可胜计。虽曰主昏政乱，凶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来矣。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义纵为定襄太守，定襄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馀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成晋为南阳太守，宛富贾张倚恃后宫、中官之势，纵横里中。功曹岑至等劝晋收捕等，既而遇赦，晋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馀人，后乃奏闻。夫重囚之罪可杀也，张之罪可杀也，至其宗党宾客数百人，岂皆有可死之罪乎而一概杀之？义纵酷吏，所为固不足道。成晋、岑至，名士也，亦复若此。虽曰其心出于嫉恶，然淫酷亦太甚。则夫张俭亡命，其所经历，伏重诛者数十家，至于宗亲歼殄，郡县残破，盖亦汉世之法耳。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传》曰：“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信哉！
崔实《政论》曰：“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此可监。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德政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扌甘勒以救之，岂暇鸣和鸾、谐节奏哉？昔文帝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
司马公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实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务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实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
按：崔实《政论》主于严刑，而其论发于桓帝之初年，司马温公亦以为矫一时之枉。然愚尝考之，汉自冲、质而后，政日以圯，其敝盖原于人主昏庸，戚阉相继秉政，纪纲日乱，刑罚不中，而国随以亡，其咎不在于刑轻也。且二帝之时，屡有诏书轻减死罪，或止于髡钳，或徙边，或赎缣，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张俭亲知及所经过者死，此二者所诛甚众，岂亦反逆乎！盖牧守皆戚阉之党，故于其所疾恶者，公违诏书而诛歼之。且当时奸凶得志，忠贤受祸，民不见德，亡形已具。犹幸刑制稍宽于西都，时有宽恤之诏，故其所诛殄，及于党锢之清流而不及于无辜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则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杀戮，毒四海，必又有不可胜言者。自古人主之淫刑嗜杀者，如汉之孝武、唐之则天，宠用张汤、义纵、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徒，恣为威酷，然不旋踵而以法诛灭之。盖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杀，特不能胜其好杀之心，而至于用此曹；旋觉其非，而诛之以谢天下。张而能弛，故不至于亡其国。桓、灵之昏庸，岂足以语此。以昏庸之主而复欲其行严酷之法，则土崩瓦解之势当如亡秦，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汉鼎始移矣。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奏之。
劭奏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臣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衤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伟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帝善之。
建安中，议者欲复肉刑。孔融建议不可，从之。
融议曰：“古者淳庞，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其后魏公曹操复欲行肉刑，令曰：“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陈群对曰：“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于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且杀人偿死，合于古制，至于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夫三千之属，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馀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也。”当时议者，唯锺繇与群议同，馀皆以为未可行。操以军事未罢，顾众议而止。
按：是时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馀年，而卒欲复之，诚非笃论。然陈群所谓“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是当时伤人者，不过坐髡钳之罪。又言“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盖自孝文立法，以笞代劓非刂，而笞数太多，反以杀人；后虽减笞数，定令，然笞者犹不免于死，于是遂以笞为死刑。其不当死者，则并不复笞之，如孝章以来，屡有宽刑之诏，俱言“减死一等者，勿笞，徙边”，盖惧其笞则必至于死也。然斗很伤人与奸盗不法之徒，若抵以死则太酷，免死而止于髡钳，则裁翦其毛而略不罹楚之毒，又太轻矣。则曷若斟酌笞数，使其可以惩奸而毋至于杀人，乃合中道，而肉刑固不必议复矣。
魏武帝既建魏国，乃定甲子科，犯钛（音弟，又音大）。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讨袁谭时，民惮役而亡，令不得降。顷之，亡民有诣门自首者，公谓之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毋为吏所得。”民垂泣而去。
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详见《详谳》）。又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馀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代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刑体裸露故也。
时宫室盛兴，而期会迫急，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王肃抗疏曰：“陛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将为仓卒。愿下之于吏而暴其罪。均之死也，不污宫阙，不为缙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是以圣王重之。孟轲云：‘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青龙二年，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于令。”又令有司删定大辟，减死罪。
四年，诏曰：“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错而不用。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条，多所蠲除，思济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国毙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及乞恩者，或辞未出而狱已报断，非所以究理尽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已定，非谋反、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布告天下，使明朕意。”诏更定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馀篇。
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音恢）。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囚》、《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馀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残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人又反，又女救反）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孙叔宣、郭令卿、马融、郑元诸儒章句，十有馀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馀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得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馀家。卫觊又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法论之，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附重法论之。洪、象虽皆弃市，而轻枉者相继。是时太傅锺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馀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其序略曰：旧律所以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盗律》有劫掠、恐喝（许葛反，相恐也）、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掠律》。《贼律》有欺谩（武安反）、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呼回反）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劫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办，《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乏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傅、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无车马，而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音尤）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峰遂二音）及科令者，以为《警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刑死有三，髡（苦昆反），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潴，或枭菹（侧疏反），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殴（一口反）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告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强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所以齐风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此。
致堂胡氏曰：“怀天下当以仁，理天下当以义。律令者，聊以记刑名之数耳，岂所恃以为治也。惟明于经训者乃能用法，徒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矣。夫业儒之侮经者，尚多有之，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于胥吏哉！自后世观魏之所以存，岂系于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岂系于律令之繁省乎！卫觊之言，非经邦之令猷也。”
齐王时，司马师辅政，坐母邱俭以大逆之罪，诛夷之。乃改出女从死之律（见《详谳门》）。
晋武帝泰始三年，贾充等修律令成，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大赦天下，乃颁新律。
初，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烦杂，陈群、刘劭虽经改革，而科网太密。于是命贾充等定法令，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辩《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在于益时。其馀未宜除之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锢相告之条，去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小女人，当罚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治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其后，明法掾张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是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法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因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治似故纵，持质似恐喝。如此之比，为无常之格也。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罚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喝，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赃，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加殴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惧，貌在声色；奸贞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喝杀之。贼燔人室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殴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殴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违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取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以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者用法执诠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机略之上，称轻重于毫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圣谟典者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也，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是秋凋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也。
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
颂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于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矣，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计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道不尽善也。是以徒亡日属，贼盗日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日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诸重犯亡者，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以来，奸恶陵暴，所在充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禁？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其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后，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不流离于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后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戮，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蹴（取育反）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疏上，又不见省。
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刘颂上疏论之。
讼疏曰：“自近代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征文，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而上安于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