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于文，则得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馀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官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征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情之所安，自于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常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于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后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终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征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恒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断罪，皆当以律法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明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为：“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为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于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无法也。按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已下，应复出法按，随事以闻也。”
怀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
东晋元帝为丞相，在江东承制，时百度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措。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于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厉命，人立异议，曲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谘，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塞，以坏成事。案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著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于刑措。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通其圯（符鄙反）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于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来，事故荐臻，法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也。”
帝即位，卫展为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议。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诏内外通议。
王导、贺循等议：“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于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于政乎！或者乃曰，死犹不惩，而况于刑？然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诫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足惧也。然后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明诫以惩愚，其理远矣。”尚书令刁协等议，以：“今中兴祚崇，大命惟新，诚宜设肉刑，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弊，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刖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惟允。”尚书周ダ等议，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死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死刑而济之。肉刑平代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馀奸，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刑禁，而乃更断足劓鼻，轻其刑罚，使欲为恶者轻犯官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诱其人于罪，残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困，此皆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也！恐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日多，踊贵屦贱，有鼻者鬼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杀以止杀，重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大兴四年，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过差，上疏，以为：“阴阳错缪，皆烦刑所致。赦不欲数，然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庾翼言：“大较江东之政，以妪煦豪强，常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按史称元帝好刑名，郭璞复有繁刑之谏。《璞传》载全疏数百言，然指陈实事，不过言建兴四年督运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上流，以为冤酷之异。盖自江左中兴以来，姑息立国，北征大事，以乏兴杀一督运，未为过也。而当时冤之，史氏书之，以为淫刑。嗣是之后，习为宽弛。刘隗、刁协、庾亮稍欲济以综核，而召变稔祸矣。
明帝太宁三年，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
咸康之时，庾冰好为纠察，近于繁细，后益矫违，复从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石勒既称赵王，以世乱，律令烦多，命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馀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参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咸用法详平，国人称之。
安帝元兴末，桓元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
蔡廓上议，以为：“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代风淳，人多谨，图像既陈，则机心直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崇无为。季末浇伪，设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奸，况乎黥劓，岂能反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俗之益。至于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锺、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辟翼赞，道邈伊周，诚宜明慎用刑，爱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于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于将来。”而孔琳之议不同。时议多与琳之同，遂不行。
●卷一百六十五 刑考四
○刑制
宋文帝时，侍中蔡廓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狱之词，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
卫将军王弘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其法太重。宜进主守偷五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小宽人命，亦足以为惩戒。”从之。
明帝太始四年，诏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止相通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远州。若遇赦，原断徙犹黥面，依旧补冶士。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谪。”及帝崩，其例乃寝。
齐高祖时，丹阳尹王僧虔上言：“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名曰救疾，实行冤暴。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囚病必先刺郡，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家人省视，然后处治。”上从之。
武帝永明九年，令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凡千五百三十二条。事未施行，其文殄灭。
初，晋张、杜预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来用之。律文简约，或一章之中，两家所处，生杀顿异，临时斟酌，吏得为奸。上留心法令，诏狱官详正旧注。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乃集定二注，表奏之。诏公卿、八座参议正，竟陵王子良总其事。众议异同不能宜者，制旨平决。是岁书成。廷尉山阴孔稚上表，以为：“律文虽定，苟用失其平，则法书徒明于表里，冤魂犹结于狱中。窃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沦走吏之手矣。今若直律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高第，即加擢用，以补内外之官，庶几士流有所劝慕。”崔祖恩言：“汉时习律有家，子孙并传其业。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刑之不措，乃此之由。”诏从其请，事竟不行。
梁武帝制，依周、汉故事，有罪者赎。其科，凡在官身犯，罚金；鞭杖督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时齐时旧郎蔡法度能言齐王植之律，于是使损益旧本，以为《梁律》。天监初又令王亮等定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盗劫，四曰贼叛，五曰诈伪，六曰受赇，七曰告劾，八曰讨捕，九曰系讯，十曰断狱，十一曰杂，十二曰户，十三曰擅兴、十四曰毁亡，十五曰卫宫，十六曰水火，十七曰仓库，十八曰厩，十九曰关市，二十曰违制。制刑为十五等之差。弃市以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次弃市。刑二岁以上为耐罪，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以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又九等之差：有一岁，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论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凡系狱者，不即答款，应加测罚，不得以人士为隔。若人士犯罚，违不款，宜测罚者，先参议牒启，然后科行。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而止。囚有械、丑、斗械及钳，并立轻重大小之差，而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且（之友反）不去廉。皆作鹤头纽，长尺一寸，梢长二尺七寸，广三分，靶长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长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头围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围寸三分，小头五分。小杖，围寸一分，小头极杪。诸督罚，大罪无过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当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馀半后决，中分鞭杖。老小于律令当行鞭杖罚者，皆半之；其应得法鞭、杖以，熟且鞭、小杖。过五十者，稍行之。将吏以上及女人应有罚者，以罚金代之。其以职员应罚，及律令指名制罚者，不用此令。其问事诸罚，皆用熟且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诏，皆不得用。诏鞭杖在京师者，皆于龙门行。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资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黑詹>面为“劫”字（<黑詹>音都感反），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配财官冶士、尚方锁士，皆以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士人有禁锢之科，亦以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耐罪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当械系者，及郡国太守、相、都尉、关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槛征者，并讼系之。丹阳尹月一诣建康县，令三官参共录狱，察断枉直。其尚书录人之月者，并与尚书参共录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又有令三十卷。
天监十一年，诏：“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上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举家质作。民既穷窘，奸宄益深。尝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车驾言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道。”上乃思所以宽之。
十四年，制除<黑詹>面之刑。
帝笃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柄权弄法，贿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以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诏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网渐疏，百姓安之，而贵戚之家，不法甚矣。
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维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终身不齿。先与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其获贼帅，士人恶逆，虽经赦免死，付治，听将妻入役，不为年数。又存赎罪之律，复父母缘坐之刑。自馀一用梁法。其有赃验昭然而不款伏，则上测立。立测者，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员，劣容囚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丑。上垛。一上测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测，七日一行鞭。凡经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岁刑，降死一等，锁二重。其五岁刑下，并锁一重。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馀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馀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者若有官者，赎论。一岁刑，无官亦赎论。寒庶人，准决鞭杖。囚并著械，徒并著锁，亦不计阶品。死罪将决，乘露车，著三械，加手。至市，脱手械及手焉（音拱。两手曰）。当刑于市者，夜须明，雨须晴。朔日、八节、六斋日、月在张、心日，并不得行刑。廷尉寺为北狱，建康县为南岳，并置正、监、平一。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
后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馀当死者，听入金、马赎罪。杀人者，听与死家马、牛、葬具以平之。盗官物，一备五；私物，一备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决词讼，无系讯连逮之苦，境内安之。
道武既平定中原，患旧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约定科令。季年被疾，刑法滥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太武帝神中，诏崔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に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女焚其家。巫蛊者，负羊抱犬沈诸泉。当刑者赎，负则加鞭二百。畿内人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藁；其痼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论刑者，部主言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定案奏闻，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刑之。诸州囚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其后因官吏黩货，太延中，诏吏人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凶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贪暴于闾阎。真君中，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经义论决。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人多慢政，乃减至三匹。
大平真君十一年，诛司徒崔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亲党，尽夷其族。
浩修国史，标立石铭刊《国记》，书事备而不典。既列在衢路，往来行者以为言，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并死。浩之将诛也，幽絷置之槛内，送于平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酷者。
正平中，又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条。门房之诛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
文成帝太安中，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乃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于府寺，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
孝文除口误，开酒禁。故事，皆斩裸形伏质，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闾修旧文，随例增减，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太和五年，沙门法秀谋反诛。诏曰：“法秀妖诈乱常，妄说符瑞；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馀人，招结奴隶，谋为大逆，有司科以族诛，诚合刑宪。但矜愚重命，犹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
帝勤于为政，尤重刑罚，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系积年，群臣颇以为言。帝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猝而滥乎！夫人幽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囚系虽滞，而所刑皆得其宜。
时法官及州县多为重枷，复以纟追石悬于囚颈，伤肉至骨，勒以诬服。帝伤之，乃诏非大逆有明证而不疑辞者，不得大枷。
太和八年，始班俸禄，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旧律，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罪死；至是，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纠察守宰之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农李洪之以外戚贵显，为治贪暴，班禄之后，洪之首以赃败。帝命锁赴平城，集百官亲临数之；犹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自馀守宰坐赃死者四十馀人。受禄者无不，赇赂殄绝。然吏民犯他法者，帝率宽之。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都下决大辟，岁不过五六人；州镇亦简。
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丁子孙，又无周亲者，仰按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
宣武帝正始初，尚书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无成制。请造大枷，长丈三尺，喉下长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以上，皆当刑二岁；免官者，三岁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邢峦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馀资，得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既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实爽。愚谓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散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从之。
文帝大统十三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应黥者，止简亡罪。”
北齐神武秉魏政，迁都于邺，群盗颇起，遂严立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
文宣受禅后，命群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议造《齐律》，积年不成，其决狱犹依魏旧式。
自六年以后，帝遂以功业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任情喜怒。为大镬、长锯、М、碓之属，并陈于庭，意有不快，则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脔啖，以逞其意。时仆射杨遵彦乃令宪司先定死罪囚置于仗卫之中，帝欲杀人，则执以应命，谓之“供御囚”。应三月不杀者，则免其死。帝尝幸金凤台受佛戒，多召死囚，编递为翅，命之飞下，谓之“放生”，坠皆致死，帝视以为欢笑。时有司折狱，又皆酷法。讯囚则用车辐犭刍杖，夹指压踝，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既不胜其苦，皆致诬伏。七年，豫州检使白标为左丞卢斐所劾，乃于狱中诬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奸罔，诏令按之，果无其事。乃敕八座议立《按劾格》，负罪不得告人事。于是挟奸者畏纠，乃先加诬讼，以拟当格，吏不能断。又妄相引，大狱动至千人，多移岁月。然帝犹委政辅臣杨遵彦，弥缝具阙，故时议者窃云：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等奏上《齐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卫，三曰婚户，四曰擅兴，五曰违制，六曰诈伪，七曰斗讼，八曰贼盗，九曰捕断，十曰毁损，十一曰厩牧，十二曰杂。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条，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采魏晋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に之（に音患），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有不合远配者，男子长徒，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作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有金，皆代以中绢。死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以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法。合赎者，谓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痴并过失之属。犯罚绢一匹及杖十以上，皆名为罪人。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宗室则不注盗、不入奚官、不加宫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赎者，及妇人犯刑以下，侏儒、笃疾、残废非犯死罪，皆讼系之。罪刑年者锁，无锁以枷。流罪以上枷丑械。死罪者桁之（桁，户郎反）。决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执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棱。鞭疮长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二分半，小头径一分半。决三十以下者，杖长四尺，大头径三分，小头径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为一负。闲局六负为一殿，平局八负为一殿，繁局十负为一殿。加于殿者，复计为负焉。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是后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故齐人多晓法律。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
后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有约罪，律无正条，于是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则附依轻议，欲入则附从重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没。至于后主，权幸用事，有不附者，阴中以法。纲纪紊乱，卒至于亡。
周武帝保定三年，司宪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会，五曰婚姻，六曰户禁，七曰水火，八曰兴缮；九曰卫宫，十曰市廛，十一曰斗竞，十二曰劫盗，十三曰贼叛，十四曰毁亡，十五曰违制，十六曰关津、十七曰诸侯，十八曰厩牧，十九曰杂犯，二十曰诈伪，二十一曰请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系讯，二十五曰断狱。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条。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也。凡恶逆，肆之三日。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雠者，造于法（造，七报反）而自杀之，不坐。经为盗者，注其籍；唯皇宗则否。凡死罪，枷而；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断。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锁之，徒以下散之。狱成将杀者，书其姓名及其罪于，而杀之市；唯皇族与有爵者隐狱。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应加鞭、笞者，皆先笞后鞭。妇人当笞者，听以赎论。徒输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当加者上就次，数满乃坐。当减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以下各以一等为差。为盗贼者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罪当流者，皆甄一房配为杂户。其为盗贼事发逃亡者，悬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应赎金者，鞭、杖十，收中绢一匹。流、徒者，依限岁收绢十二匹。死罪者百匹。其赎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输者，归于法。贫者请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条。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于齐法，烦而不要。又初除复雠之法，犯者以杀论。帝又以齐之旧俗，未改昏政，贼盗奸宄，颇乖宪章，其年，又为《刑书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盗及诈请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五户及丁五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自馀依《大律》。由是浇诈颇息焉。
宣帝性残忍暴戾，自在储贰，恶其叔父齐王宪及王轨、宇文孝伯等。及即位，并先诛戮，由是外内不安，俱怀危惧。其后荒淫日甚，恶闻其过，诛戮无度，疏斥大臣。又数行肆赦，为奸者皆轻犯法，政令否塞，下无从。于是又广《刑书要制》，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宿卫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上书字误者，科其罪。又作辟历车，以威妇人。其决人罪，云与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饮过度，有下士杨文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郑译奏之，帝怒，命赐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后更命中士皇甫猛歌，又讽谏，郑译又奏之，又赐猛杖百二十。是时下自公卿，内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愁怨。
隋文帝初令高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绞，有斩。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应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に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流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又置十恶之条，多采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听赎。应赎者，皆以铜代绢。铜一斤为负，负十为殿。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矣。流千里赎铜八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千里则百斤矣。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过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车辐鞋底，压踝杖桄之属，尽除之。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而行杖者不得易人。又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治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帝又每季观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后因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条，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百五十四条、徒等千馀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于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其后帝以用律者多致驳，罪同论异。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按覆，事尽然后上奏取裁。
帝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捶楚不甚，即令斩之。十年，尚书左仆射高、理书侍御史柳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处，阙廷非决罚之地。帝不纳。等乃尽诣朝堂请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务在去弊，而百姓无知，犯法不息，致陛下决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乞自退屏，以避贤路。”帝于是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数百，故多致死。”帝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委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帝宠高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帝不从，竟于殿廷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寮之不谏者也。
开皇十三年，改徒及流并为配防。
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后决。
十六年，有司奏合川仓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问其事，以为主典所窃。令孝卿驰驿斩之，没其家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后盗边粮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十七年，诏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能，以守法为懦弱。
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又定盗一钱弃市法；闻见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桶，三人共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耶？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帝常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帝猜忌益甚，臣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或以白帝，帝谓之曰：“尔为御史，何纵舍自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谏，又杀之。左领军府长史考校不平，将作寺丞以课麦回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独孤时以私受蕃客鹦鹉，帝察知之，并亲临斩决。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复依准科条。时杨素正被委任。素又禀性高下，公卿服栗，不敢措言。素于鸿胪少卿陈延不平，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庶仆毡上樗蒲。旋以白帝，主客令与掌故皆坐棒杀，而捶陈延殆至于毙。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性爱深文，每随衙奏狱，能顺帝旨。帝大悦，并遣于殿廷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之所不快，则按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计。远又能附杨素，每于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刑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乃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开皇旧制，门子弟不得居宿卫近侍之官。先时萧岩以叛诛，崔君绰坐连庶人勇事，家口籍没。岩以中宫故，君绰缘女人宫爱幸，帝乃下诏，革前制，令诸州犯罪赦戮之门，周以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大业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条，为十八篇，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一曰名例，二曰卫宫，三曰违制，四曰请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兴，八曰告劾，九曰贼，十曰盗，十一曰斗，十二曰捕亡，十三曰仓库，十四曰厩牧，十五曰关市，十六曰杂，十七曰诈伪，十八曰断狱。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馀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是时百姓久厌严刑，喜于宽刑。后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盗大起，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及杨元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に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脔啖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溃。
●卷一百六十六 刑考五
○刑制
唐高祖入关，除苛政，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馀悉蠲之。
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唯吏受赃、诈冒盗府库物，赦不原。凡断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四年，高祖躬录囚徒，以人因乱冒法者众，盗非劫伤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捶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任之以事，之圜士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に裂之酷。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唐皆因之。诸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颊长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阔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径三寸以上四寸以下。丑长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广三寸，厚一寸。钳重八两以上一斤以下，长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锁长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
诸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三分二，小头二分二。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小头一分七。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其决笞者，腿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栲讯者亦同。笞以下，愿背、腿均受者，听；即殿庭决者，皆背受。
太宗即位，以为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
帝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鞭背。
诏：“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时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曰：“善果虽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与诸囚为伍？”乃诏：“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致堂胡氏曰：“三品以上，贵近之臣也。大臣不欲与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诸囚蒙引，而贵近之臣反不见引，设有诬陷冤抑欲面诉于君而止于朝堂，无由自进，其所失又多矣。隋史万岁实在朝堂，而杨素以往谒东宫谗之；朝堂虽近天子之居，至是远于万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与囚同引者，别引可也。”
二年，诏长孙无忌、房元龄等复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其后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又律令不便者四十馀事，遂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殄除其半。据有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于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七十一条。
既定免死断右趾法，帝又哀其断毁支体，谓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复断人趾，吾不忍也。”王、萧、陈叔达对曰：“受刑者当死而复生，岂惮断一趾？去趾，所以见者知惧。今以死刑为断趾，盖宽之也。”其后裴弘献律令，房元龄等又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今肉刑既废，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除之。
五年，帝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见《详谳门》）
六年，帝亲录囚徒，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来，乃赦之。（见《赦门》）
十一年，颁新格于天下，凡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定律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为三十卷；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馀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寺、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凡州县皆有狱，而京兆、河南狱治京师，其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狱。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岁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及夜未明、假日、断屠日月及假日，皆停死刑。京师决死，莅以御史、金吾，在外则上佐，馀皆判官莅之。五品以上罪论死，乘车就刑，大理正莅之；或赐死于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妇女子孙入侍。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者，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以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不驰驿。经覆而决者，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丑校、粮饷，治不如法者。
十六年，诏：“盗贼之作，为害最深。州县官人，多求虚誉，苟有盗发，不烦陈告；乡村长正，知其此情，递相劝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论，先劾物主，爰及邻伍，久婴缧绁。有一于斯，实亏正化。自今以后，勿使更然。”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连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所请。”给事中崔仁师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高宗即位，诏律学之士撰《律疏》。又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颁格》。龙朔、仪凤中，司刑太常伯李敬元、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刊正。
赵冬曦上书言：“臣闻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馀条。近者，隋之奸臣将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贾谊见之，必为之恸哭矣。立法者，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哉。臣请律、令、格、式，复更刊定其科条，言罪直书其事，无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则相率而远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虽贵必坐，则宇宙之内，肃肃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书》曰：‘刑期于无刑。’诚哉是言！”
永徽以后，武氏得志而刑滥，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而法吏以惨酷为能，至不释枷而笞捶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条，犯者皆至死而杖未毕，乃诏：“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条，自馀四十七条，并宜停。”然无益也。
武后时，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等又删武德以后至于垂拱诏敕为新格，藏于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书令韦安石又续其后至于神龙，为《散颁格》。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时有飞骑十馀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卢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馀以知而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按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字。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纟追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谷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每有赦令，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又置制狱于丽景门内，入是狱者，非死不出，人戏呼为“例竟门”。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致堂胡氏曰：“自古酷刑，未有甚于武后之时，其技与其具，皆非人理，盖出于佛氏地狱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说自南、北朝澜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狱者，何独言武后之时效之也？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形于绘画，则人人得见。而惨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阎立本图地狱变相，至今尚有之，况当时群僧得志，绘事偶像之盛，从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谓治鬼罪于幽阴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长寿元年，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仁杰密裂衾帛书冤状，令其子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安甚，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视之；不敢视，唯东顾唯诺而已。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奏之。乐恩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悟，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于是出此七族，俱坐流贬。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恩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赏，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恩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馀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陷善思，坐流贬。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以为：“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原，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彀，折膺签爪，悬薰耳，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雠，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
太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元忠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尝侍宴，太后问曰：“卿往者数负谤，何也？”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元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著《开元格》。其后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宋著后格，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初，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增损之。
十年，前广州都督裴伸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兵部侍郎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巡边，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今伸先亦不可轻，不宜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臣，时来则为。若贵臣尽当受杖，但恐吾辈行当及之。此言非为伸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徵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牙爪，使之执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陈政敏《Т斋闲览》言：杜子美‘脱身簿尉中，始与楚辞’，韩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楚尘埃’，杜牧之‘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羌，一语不中治，鞭笞身满疮’，谓唐时参军、簿、尉有过，不免受杖。鲍彪谓‘详考杜、韩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惊见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处事卑陬，何况亲犴狱，敲榜发奸偷。此岂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广记》载李逊决包尉臀杖十下，及《旧唐书》于ν为湖州刺史，改苏州，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则鲍论亦未当。”
按：以裴伸先之事观之，则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又张士贵、宋所监莅者，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则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敕依。其应征赃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时，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自今以后，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叶从宽，俾在不易。”
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有二十四人，几于刑措矣。以实论之，元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诱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是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三十三年，殿中侍御杨汪为张等所杀。先时父张审素为州都督，人告其赃污，制遣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审素坐斩，籍没其家。时及弟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谋伺便复雠。三月，手杀万顷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欲之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至汜水，为有司所得。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复父雠，宜加矜宥；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如此，坏国法；上亦以为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雠，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致堂胡氏曰：“复雠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雠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雠，不与共戴天；君之雠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遽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与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雠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杀汪，事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杨坐赃当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为：“决杖赎死，恩则甚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于士人。”上从之。
大理少卿徐峤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乌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官以为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按：《通鉴》纪此事于开元之二十五年，然当时李林甫方用事，崇奖奸邪，屏斥忠直，监察御史周子谅以弹牛仙客杖死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宠被谗，无罪同日赐死，皆是年事也。其为滥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何邪？
天宝初，李林甫为相，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宠任吉温、罗希为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所杀数十百人。
六载，敕自今以后所断绞、斩刑者，宜削除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 又诏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诸军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终养。”
肃宗至德二载，广平王ㄈ克复东京，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馀人，皆素服悲泣请罪。ㄈ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崔器令诣朝堂请罪，如西京百官之仪，然后收系大理、京兆狱。其府县所由、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皆系之。上御丹凤楼，下制：“士庶受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以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栖筠多务平恕，故人皆怨、器之刻深，而岘独得美誉。器、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上欲从之。岘以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之，是坚其附贼之心也。《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争之累日，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斩达奚等十八人于城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于大理寺，应受杖者于京兆府门。
代宗宝应元年，诏：“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至六十。并不至死。”
帝性仁恕，河、洛平，诏河北、河东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馀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谏者常讽帝政宽，朝廷不肃。帝笑曰：“艰难时无以逮下，顾刑法峻急，有威无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县寺狱无重囚。故时，别敕决人捶无数。有司言：“应决重杖之人，令式先无分别。京城知是蠹害，决者多死；外州见流岭南，决不至死。决有两种，法开二门。请详处分。”故有是诏。
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恶中谋反、大逆、叛、恶逆四等，请准律用刑；其馀犯别罪合处斩者，今后并请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重杖既是死刑，诸司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敕旨依
贞元八年，敕：“比来所断罪，拘守科条，或至死刑，犹先决杖，处之极法，更此伤残，恻隐之怀，实所不忍。今后罪至死者，先决杖宜停。”
按：鞭扑在有虞为至轻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汉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斩趾，而笞数既多，反以杀人。其后以为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复笞，而止于徒、流。魏晋以下，笞数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后，复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顿，而不为之数，行罚之人得以轻重其手，欲活则活之，欲毙则毙之。夫生之与死，楚之与刀锯，亦大有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而使奸吏因缘为市，是何理也？至于当绞、斩者皆先决杖，或百或六十，则与秦之具五刑何异？建元时始定重杖为死刑，贞元时始令死刑不先决杖，盖革累朝弊法云。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后敕为《开元格后敕》。
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赈饥，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未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之世，始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帝以为然。司空于ν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谓宰相曰：“ν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
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盗赃逾三匹者，论如故。其馀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
《唐史 刑法志》论曰：“刑者，政之辅也。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犹积水而决其防。故自元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
穆宗时，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参酌院”。其后罢之。
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馀年矣。《周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子夺系于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职。昔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宜废。”乃罢之。
文宗时，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与侍郎覆视，中书、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为《太和格后敕》。
太和九年，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克，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舒元舆等入左军，被以桎梏，掠拷不胜苦，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于是以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首引王涯、王、罗立言、郭行馀，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拥贾饣束、舒元舆、李孝本献于庙社，徇于两市。命百官临视，腰斩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子不死者没为官婢。
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典刑，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士良等甚惮之。
武宗时，诏：“窃盗赃满千钱者死。”
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罢之。会昌五年制节文：“据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论。公罪之条，情有轻重，苟涉欺诈，岂得勿论？向后公罪有情状难恕，并不在勿论之限。”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
大中五年，敕：“今后有官典犯赃及诸色取受，但是全未发觉以前能经官陈首，即准律文与减等；如知事发，已有萌肇，虽未被追捕勘问，亦不许陈首之限。”
七年，敕：“法司断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则吏无逾制，法守常规。”
八年，敕：“估绢结赃，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九十文为陌，计赃绢一匹。”
僖宗干符四年，敕：“法律有去任勿论之条，颇为侥幸。今后应州县官更所犯诸罪，五年之后去任，勿论；五年内，同见任官例追收，据事定例。”
梁太祖开平四年，中书门下奏：“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颁下施行。”从之。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台奏废伪梁《新格》，行本朝旧章。今集众商量，《开元格》多是条流公事，《开成格》关于刑狱，今欲且请行《开成格》从之。
三年，大理寺奏：“准《断狱律》，诸立春后秋分以前，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案牍，若准律文，候秋分后申奏，必虑刑狱迟滞者。”诏曰：“刑以秋冬，虽关恻隐；罪多连累，翻虑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于一夫抵罪，岂可以轻附重，禁锢逾时！言念哀矜，又难全废。其诸司囚徒，罪无轻重，并宜各委本司据罪详断，轻者即时疏理，重者候过立春，至秋分然后行法。如是事系军机，须行严令，或谋为逆恶，或蕴蓄奸邪，或行劫杀人，难于留滞，并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断狱律》，诸死罪不待覆奏报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来，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诛夷。乞敕所司，应在京有犯极刑者，令决前、决日各一覆奏，听进止；有凶逆犯军令者，亦详临时一覆奏。”奉敕依。
容斋洪氏《随笔》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塘处置，敬塘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塘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子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长兴四年，大理正张仁彖奏：“伏见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给丧葬行人皆于城外，或残害尸，多致邀求。准《狱官令》，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后行刑。注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又条，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于官地埋瘗，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冢上，书其姓名。请依令指挥。”从之。
闽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辟，岂宜加之楚！”乃释之。
致堂胡氏曰：“庶人贫贱，不能备礼，故不责以行礼；大夫尊贵，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势也。贾谊得圣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喻，自是汉不加刑于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杀。而临川王氏反此义为之说曰：‘礼，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其意非为化民成俗而兴礼教也，直欲杀戮故老以制异己耳，岂非邪说害义之大乎！以区区之闽，无道之曦，犹能为郑元弼正论而自屈；谈经佐王，乃祖韩非、商鞅之术，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犹尊信之。何哉！”
晋天福十二年，敕：“应天下凡关强盗捉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
时四方盗贼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苏逢吉自草诏意云：“应贼及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十七村民。逢吉为人文深好杀，在河东幕府，尝令帝静狱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
汉法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宠任孔目官解晖，凡入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民震动惊讹，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情轻重，于法如何，皆专杀不请，或决口、断舌、筋、折胫，无虚日，虽奸盗屏息，而冤死者甚众。
周太祖广顺二年，敕：“民有诉讼，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不直，乃听诣台省。或自不能书牒，倩人书者，必书所倩姓名、居处；若无可倩，听执素纸。所诉必须已事，无得挟私妄诉。”
世宗显德四年，中书门下奏：“准宣，法书行用多时，文意古质，条目繁细，使人难会，兼前后敕格，差缪重叠，亦难详究。宜令中书门下并行删定，务从简要，所贵天下易为颁行者。伏以今奉制旨删律令之书，求政理之本，经圣贤之损益，为今古之章程，历代以来谓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于此。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俭阅者或有疑误。加以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方属盛明之运，宜伸画一之规，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准圣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杂事张等十人编集新格，敕成部帙。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诣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重轻未当，便于古而不便于今，矛相攻，可于此而不可于彼，尽宜改正，无或率拘。候编集毕日，委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奏取进止。”从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其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伏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州县见今施行，不在编集之数。应该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见行条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者。”奉敕宜依。
五年，敕：“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又敕：“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不问赦前后、赃少多，并决杀。”
容斋洪氏《随笔》曰：“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一时贤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岁，国随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驱除。然考其行事，失于好杀，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之极刑，虽素有才声名，无所开宥，此其所短也。居正《旧史 纪》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窦仪乘驿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家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于深刻，知州赵砺坐除名。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何至于族诛二十四家，其他可以类推矣（见《窦仪传》）。
又曰：“周世宗用法太严，予既书于《续笔》矣。居正《旧史》记载其事甚备，而欧阳公多芟去。今略记于此。樊爱能、何徽以用兵先溃，军法当诛，无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以捕盗不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饭者，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衤复襦不办，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皆抵极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详覆法。
上惩五代藩镇专杀之弊，初令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详覆；既又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
二月，诏曰：“王者禁人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世属乱离，则纠之以猛；人知耻格，则济之以宽。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文，甚非爱人之旨。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窃盗满三匹者死。会昌之后，窃盗赃钱一贯以上抵极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复遵建中之制。汉干以来，用法严急，民盗一钱者死。周太祖深惩其弊，定令窃盗赃满三匹弃市。建隆二年，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至是，又有是诏法，益宽矣。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于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谕以民不便事，令一一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索得州帖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于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齐贤上言：‘乞俟至京，择官虑问，如显有负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惩罚。自今只令发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尝市得牛肉，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而杀牛贼不获，齐贤悯之，即遣其妻子还。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大半。是皆相循习所致也，一贤改为，其利民如此。”
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四年，判大理寺窦仪上重定《刑统》三十卷，削去令、式、宣、敕一百九十条，增入制敕十五，又录律内馀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于《名例》之次。后别取格令宣敕之削出及后来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编为四卷，曰《新编敕》。其革一司、一务、一州、一县之内类不在焉。诏与《刑统》并刊行。仪等酌参轻重，尤为详备，世称其平允。是后削平诸国，州府皆颁下之。
开宝二年五月，上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史督掌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丑械。贫不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小罪，即时决遣，无得淹滞。”自是，每岁仲夏必申明是诏，以诫官吏。
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读《虞书》，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邪！”盖有意于措刑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云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改司寇参军为司理参军，以司寇院为司理院，令于选部中选历任清白、能折狱辨讼者为之，秩满，免选赴集。又置判官一员，委诸州于牙校中择局晓法律高赀者为之，给以月俸，秩满，上其殿最，以定黜陟。有逾滥者，坐长吏以下。其后又诏诸州察司理参军有不明推鞫，致刑狱淹滞，具名以闻；蔽匿不举者，罪之。是岁，命有司取国初以来敕条，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行于世。太平兴国时，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
六年，诏：“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诏：“自今系囚如证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讯掠者，集官属同讯问之，勿令胥吏拷决。”上颇虑天下有滞狱，复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须追捕而易决者，不过三日。
九年三月，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禁系日数以闻，刑部专加纠察。
时上阅诸州所奏囚簿，有禁系至三百人者，乃下诏申严淹狱之戒。令今后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人等，并准禁囚例件析以闻。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事小禁系者，有司奏之。
六月，诏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四十人分往江南、江浙、西川、荆湖、岭南等道按问刑狱。情得者，即决之。若须证逮者，并具狱、论如律。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闻。其临事强明、刑狱无滞者，亦以名来上。
十年五月，令窃盗满十贯者，奏裁；七贯，决杖、黥面、隶本城；五贯，配役三年；三贯，二年；一贯，一年。他如旧制。
九月，诏：“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官，并须习读律令格式。秩满至京者，当加试问，其全不明习者，量加殿罚。”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详覆官五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并以京朝官充。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狱。辞日，上必临遣谕旨曰：“无滋蔓，无留滞。”或赐以装钱。还，必召见，问以所推事状，著为彝式。
二年二月，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请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岁、三元、天赦日及上庆诞日，皆不断极刑。事下有司。有司言：“晋天福七年诏书，应大辟罪，遇大祠、冬正、受朝、立春、立夏及大雨雪并不论决。自今请太岁、三元及上庆诞日，两京、诸州不决死罚，馀如故。”从之。五月，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常命参官主之，管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之未决者，即驰传以视之。州郡敢积稽留大狱，久而不改，及以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并官吏用情者，悉以闻。 八月，始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具上奏，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详议，中覆裁决讫，以付中书。当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复以闻，如命论决。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案视开封司录司、左右军巡及四推司系囚，因督促之，有冤滞者以闻。
三年，令诸州决死刑有号呼不伏及亲属称冤者，即以白长吏，移司推鞫。
是年春，京西、江、浙大饥，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强盗弃市者甚众。蔡州民张绪等二百一十八人，皆当死。知州张策，推官江嗣宗共议取其为首者杖脊，馀悉论杖罪。以其事上闻，上感悟，下诏褒之，令本州大发廪以赈饥民。遂遣使分诣诸道巡抚，自临遣而谓之曰：“彼皆平民，因艰食强取饣侯、粮以圆活命尔。若其情非巨蠹，悉为末减其法，不可从强盗之科。其凶很难制为患闾里者，固便宜从事，务于除恶。”繇是获全活者殆千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