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正月，以大金讲和大赦，十年，大享明堂，大赦。十二年，以皇太后至临安，大赦。十三年，郊，赦。十五年四月，以彗出东方，大赦。十六年，郊，赦。十九年，郊，赦。二十二年，郊，赦。二十五年，郊，赦。
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缘诬告不测之罪投窜遐裔，无路自明，因郊祀赦，旷然与之昭雪，或除罪籍，或复元官，冤愤既伸，万物吐气，甚盛德也。至于奸赃狼籍巳经按治，迹状显著人所共知者，亦复巧饰词理，公肆诞谩，咸以违忤权臣为辞。今陛下方开公正之路，小人乃欲启侥亻幸之门，此正清议之所不容也。又况此曹嗜利之人，与生俱生，未易悛革，倘复齿仕途，再临民社，且益务掊克以残虐吾民，其害将又甚于前日矣。请特诏有司，应自今陈雪过名之人，并须检会元犯事因，如系赃罪已经勘劾者，乞止依元断条法施行。”诏刑部看详。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论诉按发鞫勘赃证结录别无番异者，并欲具元断因依告示。其馀特放罪，或因缘连坐之人，后来有司看详，委有冤抑者，即行开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挥。”从之。
二十八年，郊，赦。二十九年，以太后不豫，大赦。三十一年，大享明堂，赦。十二月，以虏渝盟，上亲征，赦新复州军。
孝宗受内禅，即位，大赦。隆兴二年十二月，赦沿边诸州。乾道元年正月，郊，赦。八月，立皇太子，大赦。三年七月，以皇太子疾，大赦。十一月，郊，赦。六年十一月，郊，赦。七年二月，立皇太子，大赦。淳熙二年，行上皇庆寿礼，大赦。三年十一月，郊，赦。六年大，享明堂，赦。九年，大享明堂，赦。
大理卿王尚之言：“近以民间词诉，官司按劾多有连及赦前事者，复送有司根勘。如此则与不曾经大赦无以异，非所以示信也。请降指挥，应今后送所司推勘者，只合将大赦后罪犯依法结断；若所犯在大赦前，苟非恶逆以上，并不许推究。”从之。
十年，行太上皇帝庆寿礼，赦。十二年，郊，赦。十三年，行上皇后庆寿礼，赦。十四年，上皇违豫，大赦。十五年，大享明堂，大赦。
光宗受内禅，大赦。绍熙二年，郊，赦。
殿中侍御史张釜言：“国家三岁一郊，霈旷荡之泽以幸天下，德至渥也。然赦文与令甲牾者有失参考。乞预饬省、部，令将各按具到赦文内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见行条法，法意宽而条或从窄，则改定赦文，令舍窄而就宽；赦文本宽而法或从窄，则明载赦书，令舍法而从赦。毋令引法以沮赦，毋令因赦以伤恩，如此，则国家旷荡之泽不为虚文。”从之。
容斋洪氏《随笔》曰：“熙宁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时已两赦矣。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论务与众异，独此说为至公。近者六年之间，再行覃霈。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杵臼内，捣碎其躯为肉泥，既鞫治成狱，而遇巳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兹事可为冤愤，而州郡失于奏论。绍熙甲寅岁至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奸长恶，何补于治哉？”又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极赦》：‘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人不以为便。何澹为谏大夫，尝论其事，遂令只偿本钱，小人无义，几至喧讠。绍兴五年七月覃赦，乃只为蠲三年以前者。按晋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债负取利及倍者并放。’此最为得。又云：‘天福五年终已前，残税并放。’而今时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断，则民已输纳，无及于惠矣。唯民间房赁欠负，则从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区区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五年，寿皇不豫，赦天下。
宁宗七月即位，赦天下。九月，合祭天地于明堂，大赦。
是岁五月，以孝宗大渐，尝肆赦。七月，上登极。九月，宗祀明堂。尚书省契勘：“一岁之间三行赦放，恐有凶恶累犯之人指恩作过。内曾犯徒流罪巳经登极赦恩免罪，后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曾断遣，别听朝廷指挥。”其指挥与赦文同降，但以白纸连书于黄牒前云。盖前所未有。
庆元三年十月，以冬雷，赦。十一月，郊，赦。六年八月，以太上皇违豫，赦。九月，祭明堂，赦。嘉泰三年十一月，郊，赦。开禧二年六月，以北伐曲赦泗州。 九月，祭明堂，赦。三年四月，以诛吴曦，曲赦四川。五月，以皇太后违豫，赦天下。十一月，以立皇太子，赦天下。嘉定二年，祀明堂，赦天下。五年，郊，赦。八年，祀明堂，赦。十一年，祀明堂，赦。十四年，祀明堂，赦。十五年，受玉宝，大赦。十七年，上违豫，赦。
●卷一百七十四 经籍考一
○总叙
伏牺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元：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之木，谓之书契也），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坟，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也），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按：古书之流传于今者惟《六经》，《六经》之前，则《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国家之所职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则学士大夫之所诵习者此也。今其书亡，而其义则略见于孔氏《尚书》之序，故录之以为经籍之始。《索隐史记三皇纪》言：“《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循蜚纪，八曰因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疏仡纪。”则上古之书盖不可胜计，然其说荒诞，故无取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则，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日官也）。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写一通，故云“以贰六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志，犹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于鲁，观书太史氏。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国法：六典、八法、八则）；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叙，六叙也。纳访，纳谋于王也。六叙六曰：以叙听其情）。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之类），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若今尚书入省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赞为之，为之辞也。以方版书而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副写藏之）。
外史掌书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谓《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书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凡治者受法令焉（为书写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谓国札丧、凶荒、师役、福事、灾祸，共五者），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时，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其名数亦多。今除《宝训》及《太平六典》之外，亦无可考者矣。
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邱》，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程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九峰蔡氏曰：今按《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争辨之事）。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失，谓不能节其教也。《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静精微而不贼，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也。《疏》皇氏六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体致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纪者录入于《礼》）。
长乐刘氏曰：此经言周衰之时，诸侯之国虽不能逮文、武之时，犹能各通一经，以化其民，故孔子历聘之时，入其国而其教可知。
山阴陆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经》无失也，学者之失而已。
金华应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伪，故失之愚；通达者未必笃确诚实，故失之诬；宽博者未必严立绳检，故失之奢。沉潜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笔褒贬，易紊是非，且或召乱。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馀，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夫子既广其传而又虑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国即知其教，非见远察微者不能也；观其教即防其失，非虑远防微者不能也。
《庄子 天下篇》：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ウ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按：庄生之时，六籍未经秦火，其书具在也，而诸子百家，各以其说舛驰而淆乱之，是以有ウ而不明，郁而不发之忧。周以荒唐谬悠之言著书，盖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议论诚醇正，无异圣贤之格言。东坡谓庄子盖助孔子者，于此见之。所谓“后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似逆知将有坑焚之祸，而深悲之矣。呜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臣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而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学法令，则以吏为师。”制曰：“可。”
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夹氵祭郑氏曰：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又曰：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按：秦虽出自于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来，有国于丰、岐者数百年。春秋之时，盟会聘享，接于诸侯，《秦誓》纪于《书》，《车邻》、《小戎》之属列于《诗》，其声名文物盖蔼然先王之遗风矣。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李斯者，袭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头畜鸣之伪辩，固世所羞称者。然斯学于荀卿，卿之道，盖祖述六经，宪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门中来。然则始皇既非声教不通之编夷而骤有中华，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处高位，今乃以焚灭经籍、坑戮儒生为经国之远猷者，其说有二：曰愧，曰畏。愧则愧其议己也，畏则畏其害己也。自载籍以来，《诗》、《书》所称桀有暴德而天下归殷，纣有暴德而天下归周，幽、厉有暴德而周室东迁，浸微浸灭，五霸迭兴，七雄分据。始皇既已习闻其说矣，今虽诿曰：“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而其所行，则袭桀、纣、幽、厉之迹耳，夫岂不自知之？而儒者记纂，明以语人曰：如是而兴，如是而亡，不啻烛照、数计龟卜而示后来以轨范。盖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历聘列国，孟氏以儒术游于诸侯，思济天下之溺而引时君于当道者，至拳拳也；虽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济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继而苏、张之徒，专以口舌干时君，虽其所持者诡遇之术，妾妇之道，与孔、孟之学如黑白薰莸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则类也。而范睢之于魏冉，蔡泽之于范睢，皆逞其辩口，扼其吭而夺之位。于是士生斯时，皆以读书游说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说客进身者也，故韩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则忌而诛之。天下岂无尚如非者欲睨其后乎？盖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诗》、《书》、百家语之在人间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盖亦知其本不可废也。罢俟置守者，私其土地于己也；焚书而独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经术于己也。主相之心，务欲灭经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为巩固不拔之计。然陈胜、项梁、项籍、刘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汤武、弘济苍生之夙志，俱以罹于禁网，遁迹亡命，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奋梃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势。赵高熏腐小鬼，亦非有文墨词辩，足以倾动上听；徒以少习深文，依于忮忍，故陷扶苏、蒙恬，戮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盖犯法而作乱者，陈、吴、刘、项也，倚法而作奸者，赵高也。然则隳秦七庙而具斯五刑者，非《诗》、《书》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为博士，每国家有大事，则下博士议之。然因淳于越进议封建，而下焚书之令；因卢生辈窃议时事，而下坑儒之令。盖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论。然则其所进用者，必皆得面谀顺指如周青臣、叔孙通辈，然后能持禄苟免耳。稍引古义持正论，则批逆鳞、触奇祸。是书虽存而实亡，博士官虽设而实废矣。又按《史记》言：始皇闻卢生窃议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然则始皇所谓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谓召文学、方术士求奇药者，所存之医药、卜筮等书是也。然六籍虽厄于煨烬，而得之口耳所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立教千载如一日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于后世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
《西汉书 儒林传》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文学从此阙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子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师古曰：《孔光传》云：“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今此云孔甲，将名鲋而字甲也）。陈涉起匹夫，驱戌以立号（师古曰：驱，与驱同。，读曰谪），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师古曰：言陈、卢绾、韩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师古曰：言少用文学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师古曰：具官，谓备员而已）。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师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号也。他皆类此。培，音陪），燕则韩太傅（师古曰：名婴也）；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西汉书 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李奇曰：微不显之言也。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师古曰：七十子，谓弟子达者七十二人。举其成数，故言七十）。故《春秋》分为五（韦昭曰：谓《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也），《诗》分为四（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纵，音于容反），诸子之言，纷然ゾ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师古曰：编绝散落，故简脱，脱，音吐活反），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师古曰：占卜之书），侍医学柱国校方技（师古曰：医药之书也）。每一书已（师古曰：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师古曰：撮，总取也，音于括反）。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师古曰：卒，终也）。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师古曰：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所条奏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转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
夹氵祭郑氏曰：班固《艺文志》出于《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于《七略》，未见其失也；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扬雄所作之书，刘氏盖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元》、《法言》、《乐箴》，三书合为一，总谓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入于儒家类？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固新出一种，则扬雄之三书也。且《太元》，《易》类也；《法言》，诸子；《乐箴》，杂家也；奈何合而为一家？是知班固中元无伦类。
刘歆为侍中，迁光禄大夫，领《五经》，卒父前业，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师古云：并不与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学也。置对，置辞以对也）。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师古曰：以古事为是者，即罪之），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师古曰：前学之师也），皆起于建元之。当此之时，一人亦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师古曰：言废绝己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编（师古曰：脱简，遗失也。编，谓旧编烂绝，就更次之，前后错乱也。，音古竟反），传问民，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恸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师古曰：罢，读曰疲。究，竟也）。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师古曰：幽冥，犹暗昧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苏林曰：备之而已。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师古曰：依违，言不专决也），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师古曰：比，合也。经有废遗者，冀得兴立之也。比，音频寐反）。今则不然，深闭固拒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师古曰：猥，苟也。苟不诵习之，而欲绝去此学），欲以杜塞馀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于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广立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师古曰：专执已所偏见，苟守残缺之文也），党同门，妒道真（师古曰：党同师之学，妒道艺之真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
程氏《演繁露》曰：汉世藏书，旧知有禁中、外台之别。今读刘向叙载所定《列子》之书，而知中书之外，又有太常太史、与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书多，外书少，知汉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备也。史迁纟由金匮石室以成《史记》，岂尝许其稽阅中秘邪？或太史所藏，于汉家事实则金匮石室以加严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临决，如石渠故事（前书甘露二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制临决焉。又曰：施仇甘露中论《五经》于石渠阁。《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未央殿北，藏秘书之所），顾命史臣，著为《通议》（即《白虎通议》是）。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灵帝熹平时，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也。主于徒隶，从简易，谢承《书》曰：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拦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扬龙骤《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使天下咸取则焉。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馀两。自此以后，参陪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亦┮也。音徒恒反。《说文》曰：┮，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晋惠、怀之乱，京华荡覆，石渠阁文籍，靡有子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武帝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
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フ，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梁初，秘书监任，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与焉。梁有秘书监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说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馀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
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初收经史，未能全具。道武尝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乃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
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
后周始基关右，外通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武帝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疋，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异书，往往出。
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仇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画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遗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巳。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上纳之。
汉世，郑元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元《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元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元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于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于李铉、祖隽、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于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于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兼更请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虔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 儒林传》序，言南北诸儒明经传授学术之详，最为明备，故录于此。
隋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大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κ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馀以实秘书内外之，凡三万卷。炀帝即位，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衤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纳于东都文殿。又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窗户、床褥、厨幔，是咸极珍丽。每三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愈明。其馀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今著于篇，其有名而忘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衤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馀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为书者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官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苏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永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于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于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馀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石林叶氏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书》、《诗》、《春秋》，全经也。先贤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变，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论语》、《孟子》，圣贤之微言，诸经之管辖也。《孝经》非曾子所为，盖其门人缵所闻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浅近者，不可以经名也。《礼记》多出于孔氏弟子，然必去吕不韦之《月令》及汉儒之《王制》，仍传集名儒，择冠、婚、丧、祭、燕飨、相见之经，与《曲礼》以类相从，然后可以为一书。若《大学》、《中庸》，则《孟子》之伦也，不可附之《礼》篇。至于《学记》、《乐记》、《居》、《燕居》、《缁衣》、《表记》，格言甚多，非《经解》、《儒行》之比，当以为《大学》、《中庸》之次也。《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之类，又其次也。若《周官》则决不出于周公，不当立博士使学者传习，姑置之足矣。古者经而无数，逮孔子删定系作，然后《易》、《诗》、《书》、《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门，经无五六之称，其后世分《礼》、《乐》为二，与《四经》为六欤？抑合《礼》、《乐》为一，与《四经》为五欤？废仲尼亲笔所注之《春秋》，而取刘歆所附益之《周礼》，列之学官，于是《六经》名实益乱矣。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虽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所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于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刻焉，何患于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于此哉！此冯道、赵凤之失也。
后汉干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时戎虏猾夏之后，官族转徙，书籍罕存。诏下，鲜有应者。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馀卷。干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馀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ㄈ归朝，又收其书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于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于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于内庭。西序启便门，以备行幸，于是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九年正月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馀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书籍，往往出。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馀，别为书库，目曰秘阁。以礼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馆所藏天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之书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图画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阁。八月，赐宴于秘阁。右仆射李，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中、谏议舍人等皆预焉。大陈图籍，令观之。翌日，又诏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馆并赐宴，复令观书。是岁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置未央宫，则有麒麟、天禄阁，命刘向、扬雄典校其书，皆在禁中，谓之中书，即内库书也。后汉之东观，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文帝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之事。后以秘书属少府，王肃为秘书监，表论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也。’由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藏书，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于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故晋孝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料秘阁四部书三万馀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补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炀帝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于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中，缮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事成，列于乾元殿之东廊。然则秘阁之书，皆置之于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史文籍，荡然流离，仅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敝之季，开政治之源，三馆之书，购求渐广，经籍之道，于是复兴。陛下运独见之明，下惟新之诏，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于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议也。况睿藻神翰，盈溢编帙，其所崇重，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创置之后，载离寒暑，而官司所处，未有定制。望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叙其先后，著为永式。其秘书省既无籍，元隶百司，请如旧制。”诏可其奏，列秘阁次于三馆。三年八月，馆阁成，上制赞亲书，并篆额勒石，立于阁前。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祖宗藏书之所，曰三馆、秘阁，在左龙门北，是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馆阁火，移寓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楼本补写，既多损蠹，更命缮还。天圣三年，成万七千六百卷，归于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馆阁复而外院废。时巳增募写书史，专事完缉。景初，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四库书，判馆阁官覆视录校。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赐官吏器币，就宴辅臣、两制、馆阁官，进管句内侍官一等。诏购求逸书，复以书有谬滥不完，始命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嘉四年，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言：“内臣监馆阁久不更，书多亡失，补写不精。请选馆职，分吏编写，重借书法，求访所遗事。”并施用。令陈襄、蔡抗、苏颂、陈绎编定四馆书，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编校，二年迁馆职，阙即随补。岁馀，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后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遗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明年冬，奏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赐宴如景，自是编写不绝。收献书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衤复讹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宁四年，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广收典籍，所以备人君览观，以成化天下。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分经、史、子、集，其书类多讹舛，累加校正，尚无善本。盖逐馆几四万卷，校仇之时，务存速毕，每帙止用元写本一册校正而已，更无兼本照对，第数既多，难得精密，故藏书虽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汉书 艺文志》所载者，广求其本，令在馆供职官重衤复校正，校正既毕，然后校后汉时诸书。窃缘战国以后，及于两汉，皆是古书，文义简奥，多有脱误，须得他本参定。乞依昨来《七史》例，于京师及下诸路藏书之家，借本讠誊写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晋，次及宋、齐，至唐则分为数等，取其堪传者，则校正，庶几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虽不行，然补写校定，访求阙遗，未尝废也。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自是中外以书来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丰三年，改官制，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缉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元中，诏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可添一员，以选人秦观充。黄本书，即嘉中写印正本。绍圣初，罢不复置。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大观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复校。四年，秘书监何志同言：“汉著《七略》，凡为书三万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唐开元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常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未远也，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馀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逸之数浸多。谓宜及今有所搜采，视旧录有未备者，颁其名数于天下，选文学博雅之士，求访《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或官给，即其家传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从其请。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馀卷。乞依景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写御前书籍所于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馀官为校勘官。进士以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诏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宁区宇，作新斯文，屡下诏书，访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几乎古，历岁浸久，有司玩习，多致散缺，私室所，世或不传。可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在所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求最多州县，亦具名闻，庶称朕表章阐绎之意。”又诏曰：“三馆图书之富，历岁滋久，简编脱落，字画讹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遗，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命建局，以补全校正文籍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凡所资用，悉出内帑，毋费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诏同日而下，四方奇书，自是出。五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之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后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然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变，散失莫考。今见于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乃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诏，其略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诏定献书赏格。自是多来献者。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癸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后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复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盖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
叶氏《过庭录》曰：前世大乱之后，书籍散亡，时君多用意搜求。自汉成帝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而命刘向等校之，至隋炀帝设二台，募以金帛，开元后，元载当国，亦命拾遗苗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易书一卷，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时无刘向辈论考，即并藏之，但以卷帙多为贵。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凡世所不传者，类冗陋鄙浅无足观，及唐末五代书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争以夸人，不复更考是非，此亦藏书一僻也。汉武帝时，河献王以乐书来献，乃《周官 大司乐章》。当时《六经》犹未尽出，其误固无足怪。齐高帝时，雍州发古冢，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世既无此书，僧虔何从证之乎？此亦好奇以欺众尔！本朝公卿家藏书，惟宋宣献最精好而不多。盖凡无用与不足观者，皆不取，故吾书每以为法也。
又曰：古书自唐以后，以甲、乙、丙、丁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承平时，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崇文总目》所载是也。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止四万许卷，其颇有不必观者。惟宋宣献家择之甚精，止二万许卷，而校仇详密，皆胜诸家。吾旧所藏，仅与宋氏等，而宋氏好书，人所未见者，吾不能尽得也。自《六经》、诸史与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馀卷。读之固不可限以数，以二十年计之，日读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馀一读足矣。惟《六经》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后，每以五月以后，天气渐暑，不能泛及他书，即日专诵《六经》一卷，至中秋时毕，谓之“夏课”，守之甚坚。宣和后始稍废，岁亦必一周也。每读不唯颇得新意前所未达者，其先日差误所获亦不少，故吾于《六经》似不甚灭裂。《南史》记徐盛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吾殆不愧此。前辈说刘原父初为穷经之学，寝食坐卧，虽谒客，未尝不以《六经》自随。蝇头细书为一编，置夹袋中，人或效之。后佣书者遂为雕板，世传“夹袋《六经》”是也。今人但随好恶，苟诵一家之说，便自立门户，以为通经。内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后生稔习闻见，所以日趋于浅陋也。
王氏《挥麈录》曰：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于仇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得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后人，不若已也。”
又曰：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于后代。靖康ㄈ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南渡后，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之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处之，极为华焕。丁卯年，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馀卷，亦以是岁火。岂厄会自有时邪？
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六材，有于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于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韩宣子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已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馀卷。公择既巳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馀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右历代收书之数，藏书之所，备见前志；而叶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书之大概也。坡翁一记，可以警蓄书而不读者，故并载焉。
●卷一百七十五 经籍考二
○经（易）
昔伏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为《三易》。夏曰《连山》（言似山内出气），殷曰《归藏》（言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杜子春曰：《连山》伏牺，《归藏》黄帝。○《周礼疏》按：今《归藏 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母谷若。依子春说《归藏》黄帝，何得有帝尧及殷王事？盖子春之意，伏牺、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也），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作《爻辞》。孔子为《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谓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即《十翼》也（先儒说重卦及爻辞并《十翼》不同）。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商瞿，姓），以授鲁桥庇子庸（姓桥，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东干臂子弓（干，姓也，音韩），子弓授燕周鬼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仇、东海孟喜、琅邪梁邱贺，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邱、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元，元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邱、施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元、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唐开元中，备有《三易》。至宋，惟《归藏》略存而不传习。汉募群书多散逸，而《易》独完，学者传之，遂分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传之孔子，《卦》、《象》、《爻》、《彖》与《文言》、《说卦》等离为十二篇，而说者自为章句，《易》之本经也。二曰焦赣之《易》，无所师授，自本言得之隐者，第述阴阳灾异之言，不类圣人之经。三曰费直之《易》，亦无师授，专以《彖》、《象》、《文言》等参卦爻。凡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田何之学，施、孟、梁邱之徒最盛。费氏初微，但传民。至后汉时，陈元、郑众之徒皆学费氏，费氏兴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为注，亦用卦、《象》相杂之经，自晋之后，弼学独行，遂传至今。
《西汉志》：《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隋志》：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唐志》：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
《宋三朝志》：二百七部，二百四十卷。
《宋两朝志》：十一部，七十三卷。
《宋四朝志》：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
《宋中兴志》：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
※丁宽《易》
本传：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已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邱贺，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
※孟喜《易》
本传：喜从田王孙受《易》，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也（耀，荣也）。同门梁邱贺疏通证明之（疏通，犹分别。证明，明其伪也），曰：“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ぼ滋也”（师古曰：《易 明夷》：“箕子之明夷，利贞。”此箕子者，谓殷父师说《洪范》者也，而宾妄为之说。ぼ滋，言其根ぼ滋茂也。ぼ音该，又音皆）。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心不服）。云受孟喜，为名之（名之者，承取其云，实授宾也）。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仞，亦名也），以此不见信。
※京房《易传》四卷
本传：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王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馀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
晁氏《读书记》曰：《汉艺文志》、《易》京氏凡三种，八十九篇。《隋经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种，七十三卷。《唐艺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种，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见于僧一行及李鼎祚之书。今传者曰：京氏《积算易传》三卷，《杂占条例法》一卷，名与古不同。所谓《积算易传》，疑《隋》、《唐志》之《错卦》是也；《杂占条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灾异》是也。景迂尝曰：是书兆《干》、《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变六十有四，于其往来升降之际，以观消息盈虚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万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运五行，正四时，谨二十四气，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进退以几，而为一卦之主者，谓之“世”。奇耦相与，据一以超二，而为主之相者，谓之“应”。世之所位，而阴阳之肆者，谓之“飞”。阴阳肇乎所配（《干》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而终不脱乎本（以飞某卦之位，乃伏某宫之位），以隐赜佐神明者，谓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内外，参乎本数以纪月者，谓之“建终”。终始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谓之“积含”（于中而以四为用。一卦备四卦者，谓之互。《干》建甲子于初，《坤》建甲午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而归魂之初，乃生后卦之初；其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其数虚则二十有八，盈则三十有六。盖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遗乎意，意遗乎言，则错综其用，唯变所。苟非彰往而察来，微显而阐幽者，曷足以与此！《易》学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自生者不肯仞。京房曰：“京非孟氏学也。”刘向亦疑京之孟氏，予不知当时为何说也。今以当时之书验之，盖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为一家之学，则其源委孰可诬哉！
石林叶氏曰：世传京房《易》学，据《汉书 传》：《易》自商瞿至田王孙，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孙为正。孟喜从王孙学，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王孙死时，枕喜股膝，独传己，为梁邱贺所排矣。京房受学焦延寿，延寿受学孟喜，孟喜且不为当时所信，况延寿乎？史谓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京氏为异党，而受梁邱贺学者，亦京房。颜师古谓别一人，亦受学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阴阳历数之书。又有《京房杂算数》十篇，其言庞杂，专主占筮，两人莫知为谁审为受延寿学者。今考《京房传》，本以卦气直日为说，与其书不类。占事知来，房力犯弘恭、石显，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贵于占乎？《易》于他经，孔子最所致意。盖言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而自司马迁以来，学者皆言孔子传商瞿，瞿本非门人高弟，略无一言见于《论语》。性与天道子贡且不得闻，而谓商瞿得之乎？
《朱子语录》曰：京房卦气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见康节说处。
又曰：京房辈说数，捉他那影里才发见处，便算将去。且如今日一个人来相见，便就那相见底时节，算得这个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极精密。他只是动便算得，静便算不得。
陈氏《书录解题》曰：京房《易传》三卷，《积算杂占条例》一卷，吴郁林太守陆绩注。京氏学废绝久矣，所谓《章句》者，既不复传，而占候之存于世者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术士所用“世、应、飞、伏、游魂、归魂、纳甲”之说，皆出京氏。晁景迂尝为京氏学也，用其传为《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条例》居其首。又有《参同契》、《律历志》，见阴阳家，专言占候。
※焦氏《易林》十六卷
说见占筮门。
※费直《易》
本传：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音仲）能传之。
※郑康成《易注》
《崇文总目》：今唯《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四篇，馀皆逸。指趣渊确，本去圣之未远。
※王弼《易注 略例 系辞注》十卷
晁氏曰：《上下经》魏尚书郎王弼辅嗣注；《系辞》、《说卦》、《杂卦》、《序卦》，弼之门人韩康伯注；又载弼所作《略例》，通十卷。《易》自商瞿受于孔子，六传至田何，而大兴为施仇、孟喜、梁邱贺。其后焦赣、费直始显，而传受皆不明，由是分为三家。汉末，田、焦之学微绝，而费氏独存。其学无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经。凡以《彖》、《象》、《文言》等参入卦中者，皆祖费氏。东京荀、刘、马、郑，皆传其学，王弼最后也，或用郑说，则弼亦本费氏也。欧阳公见此，遂谓孔子古经已亡。按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古经何尝亡哉！
陈氏曰：自汉以来，言《易》者多溺于象占之学。至弼始一切扫去，畅以义理，于是天下宗之，馀家尽废。然王弼好老氏，魏、晋谈元，自弼辈倡之。《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于道阙矣，况其所谓辞者，又杂异端之说乎。范甯谓其罪深于桀、纣，诚有以也。
※《连山》十卷
北史 刘炫传：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人有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
夹氵祭郑氏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归藏》三卷
《崇文总目》：晋太尉参军薛正注。《隋志》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著》三篇。文多阙乱，不可详解。
夹氵祭郑氏曰：《连山》，亡矣。《归藏》，唐有司马膺注十三卷。今亦亡。隋有薛正注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经》、《齐母》、《本著》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辞质、其义古，后学以其不文，则疑而弃之往往。《连山》所以亡者，复过于此矣。独不知后之人能为此文乎！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校《商易》，则周、商之文质可知也；以《商易》校《夏易》，则商、夏之文质又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备也。但法之所立，数之所起，皆不相为用。《连山》用三十六策，《归藏》四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诚以人事代谢，星纪推移，一代一谢，渐繁渐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诸，远耳目而疑诸？
按：《连山》、《归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归藏》，《汉志》无之；《连山》，《隋志》无之。盖二书至晋、隋始出，而《连山》出于刘炫之伪作，《北史》明言之；度《归藏》之为书，亦此类耳。夹氵祭好奇，独尊信此二书与古《三坟》书，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知《毛氏诗》、《左氏春秋》、《小戴氏礼》与《古文尚书》、《周官六典》，比之当时，皆晚出者也；然其义理，其文辞，一无可疑，非《二易》、《三坟》之比，不谓之《六经》，可乎？故今叙《二易》，不敢遽指为夏、商之书，姑随其所出之时，置之汉之后唐之前云。
※孔颖达《正义》十四卷
晁氏曰：唐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干叶、王谈、于志宁等同撰，苏德融、赵弘智覆审。序称江南义疏有十馀家，辞尚虚诞，皆所不取，唯王弼之学独冠古今，以弼为本，采诸说附益之。
《崇文总目》：唐太尉长孙无忌与诸儒刊定，宋朝端拱初，国子司业孔维等奉诏是正。其言主申王学云。
陈氏曰：序云十四卷，《馆阁书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五经正义》本唐贞观中，颖达与颜师古等受诏撰《五经义赞》，后改不《正义》，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永徽二年，中书门下于志宁等考正增损，书始布下，其实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称《孔疏》耳。其说专释一家注文为正。
※《甘棠正义》三十卷
《崇文总目》：梁陕州大都督府左司马任正一撰。以孔颖达《正义》为本，申演其说。
※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晁氏曰：鼎祚，唐人。《集解》经皆避唐讳，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辅嗣、姚信、王е、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觐、孔颖达三十馀家，又引《九家易》、《干凿度》义。所谓蜀才者，人多不知，按颜之推云，范长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后，传注百家，唯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易》之道，岂偏滞于天人哉！而天象难寻，人事易习，折杨黄华，学徒多从之。今集诸家，刊辅嗣之野文，辅康成之逸象，以贻同好。”盖宗郑学者也。《隋书 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公武今所有，五部而已。关朗《易》不载于目，《干凿度》自是纬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书或云张弧伪；为然则《隋志》所录，舍王弼书皆未得见也。独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可见其大旨。《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邪？
陈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诸书逸不传者，赖此书犹见其一二，而所取于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汉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尝为之集解，陆氏《释文》。所载《说卦》逸象，本于《九家易》。
《中兴艺文志》：李鼎祚《易》，宗郑康成，排王弼。
※《易举正》三卷
《崇文总目》：唐苏州司户参军郭京撰。京世授《五经》，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易经》，比世所行，或颇差，故举正其讹而著于篇。
晁氏曰：京自称家藏王、韩手札《周易》及石经，校正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盖以爻彖相正，有阙漏处可推而知，云得王、韩手札与石经耳。
容斋洪氏《随笔》曰：《易举正》三卷，云：曾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注定传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或将经入注，用注作经。《小象》中，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内，移后义处于前，兼有脱遗、两字颠倒、谬误者，并依定本举正其讹，凡一百三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处载于此：《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今本于《象》文“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师》，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元本“之”字误作“言”，观注义亦全不作“言”字释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贲》，“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脱“坎”字。《后》，九四，“包失渔”，注“二有其渔，故失之也。”今本作“无鱼”。《蹇》，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误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丧七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本脱“不丧七鬯”一句。《渐》，《象》曰：“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今本正文脱“风”字。《丰》，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脱“志”字。《中孚》，《彖》：“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鱼”二字。《小过》、《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象》曰：“密不雨，已止也。”注：“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误作“阳已上故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