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视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后，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于吏手，既授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巳极矣，是以后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于是国家之法制率以简易为便，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太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土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伙，则不胜其渎乱矣。昔子产听郑国之政，其所施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舆人诵之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而诵之曰：“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按郑国土地褊小，其在后世则一郡耳。夫以子产之贤智，而当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伪，其念虑必足以洞究得失，决不至如后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从事也。而周制在当时亦未至尽隳，但未能悉复先王之旧耳。然稍欲更张，则亦未能遽当于人心，必俟磨以岁月，然后昔之谤ゥ者转而为讴歌耳。况贤不及子产，所莅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载之后。先王之制久废，而其遗书仅存，乃不察时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变常平而为青苗，诿曰“此《周官 泉府》之法也。”当时诸贤极力争之，苏长公之言曰：“青苗虽云不许抑配，然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苏少公之言曰：“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受责如此，则鞭笞必用，而州县多事矣。”是皆言官与民赊贷之非便也。盖常平者，籴粜之法也；青苗者，赊贷之法也。籴粜之法，以钱与粟两相交易，似未尝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简便。赊贷之法，捐钱以予民，而以时计息取之，似实有以济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繁扰。然籴粜之说始于魏文侯，常平之法始于汉宣帝，三代之时，未尝有此。而赊贷之法，则《周官 泉府》明言之，岂周公经制，顾不为其简易者，而欲为其繁扰者乎？谓《周礼》为不可信之书，则《左氏传》言郑饥，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宋饥，司城子罕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齐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春秋之时，官之于民，固有赊贷之事也。虽当时未尝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为，然熙宁诸贤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盖以为贫者愿贷，贷无之而不能偿，则亏官；富者不愿贷，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贫者，代偿所逋，则损民。两无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听从民便之，为简易两得也。然左氏所述郑、宋、齐之事，谓之善政，以为美谈，未尝见其有熙丰之弊，何也？盖郑、宋、齐，列国也，其所任者，罕氏、乐氏、陈氏，则皆有世食禄邑，与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馀辈，与夫州县小吏，则皆干进徇时之徒也。然非郑、宋、齐之大夫尽贤，而介甫之党尽不肖也。盖累世之私土子人者，与民情常亲，亲则利病可以周知，故法虽繁，而亦足以利民。暂焉之承流宣化者，与民情常疏，疏则情伪不能洞究，故法虽简而犹惧其病民也。以青苗赊贷一事观之，则知《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
●卷一百八十一 经籍考八
○经礼
※《周礼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贾公彦撰。公彦，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学博士。史称著此书四十卷，今并为十二卷。世称其发挥郑学最为详明。
陈氏曰：其序《周礼》废兴，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又言郑众以为《书 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书》止一篇，《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非《书》类是则然矣。但《周礼》六官实本于《周官》，《周官》举其凡，《周礼》详其目，则郑众之说，未得为失。而其大可疑者，则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馆阁书目》：“按《艺文志》谓之《周官经》，此《礼器》所谓经礼者是也。”《志》有《周官经》六篇，《传》四篇，但曰经传云尔，便以为经礼，尤为可笑。《广川藏书志》云：“公彦此《疏》，据陈邵《异同评》及沉重《义疏》为之。”二书并见《唐艺文志》，今不复存。
※《石经周礼》十二卷
晁氏曰：伪蜀孙朋古书，以监本是正。其注或羡或脱，或不同至千数。
※《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宁中，设经义局，介甫自为《周官义》十馀万言，不解《考工记》。按秦火之后，《周礼》比他经最后出，论者不一，独刘歆称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郑氏则曰周公复辟后，以此授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林孝存谓之黩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昔北宫问孟子周室班爵禄之法，孟子以谓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则自孟子时巳无《周礼》矣，况经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刘、郑何所据而言，然又自违异不同。王莽尝取而行之，敛财聚货，渎祀烦民，冗碎诡异，离去人情远甚。施于文则可观，措于事则难行，凡莽之驯致大乱者，皆以此。厥后唯苏绰、王通善之，诸儒未尝有言者。至于介甫，以其书理财者居半，爱之，如行青苗之类皆稽焉，所以自释其义者，盖以其所创新法尽傅著之，务塞异议者之口，后其党蔡卞、蔡京绍述介甫，期尽行之，圜土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齐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子氏，曰姜氏。赵，嬴姓，京乃令帝女称帝姬。噫！至于姓亦从焉，何其甚也。久之祸难并起，与莽曾无少异，殆《书》所谓“与乱同事”者邪！
陈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历载千数，而太平之遗迹扫荡殆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知其数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尤难”。新法误国，于此可推其原矣。熙宁八年，诏颁之国子监，且置之义解之首。
※《周礼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杨时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书。
※《周礼中义》八卷
陈氏曰：祠部员外郎长乐刘彝执中撰。彝，诸经皆有《中义》。
※《周礼详解》四十卷
陈氏曰：王昭禹撰，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
※《周礼讲义》四十九卷
陈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陈君举《周礼说》三卷
陈氏曰：其书曰《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各四篇。
《中兴艺文志》称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纲领三，养君德、正朝纲、均国势也。郑注之误三，《王制》，汉儒之言，今以释《周礼》；《司马法》，兵制，今以证田制；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学于傅良，记所口授，而为书曰《微言》。傅良为《说》十二篇，专论纲领。
《朱子语录》曰：于丘子服处见陈、徐二先生《周礼制度菁华》，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陈君举所奏《周官说》。先生云：孝宗尝问君举：“闻卿博学，不知读书之法当如何？”陈奏云：“臣生平于《周官》粗尝用心推考。今《周官》数篇已属藁，容臣退，缮写进呈。”遂写进御。大概推《周官》制度亦稍详，然亦有杜撰错说处。如云冢宰之职，不特朝廷之事，凡内而天子饮食、服御、宫掖之事，无不毕管。盖冢宰以道诏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说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属春官宗伯，而乃掌于司寇，宗伯典礼，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于司空，乃掌于司马；盖周家设六官互相检制之意。此大不然，何圣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复疑之邪？或问：“如何？”先生曰：“宾客属秋官者，盖诸侯朝觐、会同之礼既毕，则降而肉袒请刑，司寇主刑，所以属之，有威怀诸侯之意。夏官掌诸侯土地封疆，如职方氏皆属夏官。盖诸侯有变，则六师移之，所以属司马也。”又问：“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盖司马职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于申画井田，创置纤悉，必属于司空，而今亡矣。”
※《周礼井田谱》二十卷
陈氏曰：进士会稽夏休撰，绍兴时表上之。淳熙中，楼钥刻之，永嘉止斋陈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谱》，亦有志矣。郑氏井邑若画棋然，盖祖《王制》，《王制》晚杂出汉文帝时，以海内尽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为国二百一十。其后班固《食货志》亦谓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为庐舍盖人二亩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汉以来诸儒鲜或知之者。其说畿内广成万步，谓之都；不能成都谓之鄙，不能成鄙即成县者与之为县，成甸者与之为甸，至一丘一邑尽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谓之田；以其不可为军、为师，而无所专系，故谓之闲民。乡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摄，备其数，不必具其员，岁登下民数于是，损益之，是谓相除之法，皆通论也。馀至纤至悉，虽泥于数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与时务合，不为空言，去圣人远。《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理遗迹，世无覃思之学，顾以说者谬，尝试者复大谬，乃欲一切尽为慊。苟得如《井田谱》与近时所传林勋本《政书》者数十家，各致其说，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则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庶几于治矣。”
※《周礼丘乘说》一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一卷。
※黄度《周礼说》五卷
陈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记》。
水心叶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刘歆遽行之，大坏矣，苏绰又坏矣，王安石又坏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坏，而是书所存无几矣。《诗》、《书》、《春秋》皆孔子论定，孟轲诸儒相与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从；井洌于逵，众酌饮焉，惟其量尔，故治虽不足而书有馀也。孔子未尝言《周官》，孟子亦以为不可得闻，一旦骤至，如奇方大药，非黄帝、神农所名，无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乱颠错几希，故用虽有馀而书不足也。虽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于此书，他经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于此书，他经其缓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齐备，义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实政在是也，柰何使降为度数事物之学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为之说，乎孔、孟之以理贯事者必相发明也，恻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纬经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设邦家非自尊也。养民至厚，取之至薄；为下甚逸，为上甚劳；洗涤三坏之腥秽，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后世之公心，虽未能表是书而独行，犹将合他经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时永嘉陈君举亦著《周礼说》十二篇，盖尝献之绍熙天子，为科举家宗尚。君举素善文叔，论议相出入，所以异者，君举以后准前，由本朝至汉，溯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后，由春秋、战国至本朝，沿而别之。其叙乡遂沟洫，辩二郑是非，凡一字一语，细入毫芒，不可损益也。
※史浩《周礼讲义》
《中兴艺文志》：孝宗为建王，浩分讲《周礼》，多启发，孝宗称之。然止于《司关》。
※郑锷《周礼解义》
《中兴艺文志》：《周礼》一经，说者仅一二家，又多舛或凿。淳熙中，锷为《解义》，详制度，明经旨，学者宗其书。
※《周礼纲目》八卷《摭说》一卷
陈氏曰：绍兴府教授括苍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鹤山《周礼折衷》二卷
陈氏曰：枢密临邛魏了翁华父之门人税与权所录。条列经文，附以传注。鹤山或时有所发明，止于《天官》，馀未及。凡二卷。
※《礼记》二十卷《郑玄注》
晁氏曰：汉戴圣纂，郑康成注，即所谓小戴者也。此书乃孔子没后，七十子之徒所共录。《中庸》，孔作；《缁衣》，公孙尼子作；《王制》，汉文帝时博士作；河间献王集而上之。刘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删，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四十六篇。马融传其学，又附《月令》、《明堂义》，合四十九篇。
陈氏曰：汉儒辑录前记，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驳而不纯，独《大学》、《中庸》为孔氏之正传，然初非专为礼作也。唐魏徵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盖有以也。
夹氵祭郑氏曰：戴圣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为扬州刺史，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戴圣为礼家之宗，身为赃吏，而子为贼徒，可不监哉！学者当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语录》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后杂乱，不切于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无全书，其全皆是讲说。如《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大学》、《中庸》是说理之书，《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有许顺之者说：人谓《礼记》是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尝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如何说得到这里。想必古来流传，得此个文字如此。《礼记》有王肃注，煞好。太史公《乐书》载《乐记》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郑。如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氏胜陆氏。如后世礼乐，全不足取，但诸儒仪礼，颇有好处，此不可废，当别类作一书。六朝人多精于此，必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事，便用此等人议之。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王肃议礼，必反郑玄。
※《礼记正义》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颖达等贞观中奉诏撰。其序称：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门；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爰从晋宋，逮于周、隋，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见于世，然皇甫为胜，今据以为本，其有不备，则以熊氏补焉。
《朱子语录》：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答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礼记外传》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撰。《义例》两卷，五十篇；《名数》两卷，六十九篇。虽以《礼记》为目，通以《三礼》言之。刘明素序，张幼伦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删定，李林甫等注。序谓吕氏定以孟春日在营室，不知气逐闰移，节随斗建，于是重有删定，俾林甫同陈希烈等八人为之解。国朝景初改从旧文，由是别行。
《宋三朝国史艺文志》：初，《礼记 月令篇第六》即《郑注》，唐明皇改黜旧文，附益时事，号《御删月令》，升为首篇，集贤院别为之注。厥后学者传之，而释文、义疏皆本《郑注》，遂有别注小疏者，词颇卑鄙。淳化初，判国子监李至请复行《郑注》，诏两制、三馆、秘阁集议，史馆修撰韩丕、张亻必、胡旦条陈唐本之失，请如至奏；馀皆请且如旧，以便宣读时令。大中祥符中，龙图阁待制孙又言其事，群论复以改作为难，遂罢。
※《石经礼记》二十卷
晁氏曰：伪蜀张绍文所书，不载年月，经文不阙唐讳，当是孟知祥僭位之后也。首之以《月令》，题云“御删定”，盖明皇也；“林甫等注”，盖李林甫也。其馀篇第仍旧。议者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为首，孝明肆情变乱，甚无谓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颢撰。陈得之江涛，涛得之曾天隐，天隐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杨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杨时撰。时载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盖亦犹王氏之说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学者以中庸为二事，虽程正叔亦然，故说是书者，皆穿凿而二之。于是本诸胡先生、司马温公、程明道、张横渠、王肃、郑玄作是传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门人。
※《中庸大学广义》一卷
陈氏曰：司马光撰，一卷。
※芸阁《礼记解》十六卷
晁氏曰：吕大临与叔撰。与叔师事程正叔，《礼》学甚精博，《中庸》、《大学》，尤所致意也。
陈氏曰：按《馆阁书目》作一卷，止有《表记》、《冠》、《昏》、《乡》、《射》、《燕》、《聘义》、《丧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礼》上《下》、《中庸》、《缁衣》、《大学》、《儒行》、《深衣》、《投壶》八篇。此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垛书坊，称《芸阁吕氏解》，即其书也，《读书目》始别载之。
※方悫《礼记解》二十卷
陈氏曰：政和三年表进，自为之序。以王氏父子独无解义，乃取其所撰《三经义》及《字说》申而明之，著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义亦明白。
《朱子语录》曰：方、马二《解》，合当参考，尽有说得好处，不可以其新学而黜之。
※马希孟《礼记解》七十卷
陈氏曰：希孟字彦醇，未详何人，亦宗王氏。
※《礼记新义》
《宋中兴艺文志》：陆佃撰。亦牵于《字说》。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礼记》
《中兴艺文志》：夏休以《礼记》多汉儒杂记，于义有未安者，乃援《礼经》以破之。然《中庸》、《大学》实孔氏遗书也。
※燕山《中庸说》一卷
陈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张无垢《中庸说》六卷，《大学说》二卷（少仪解附）
朱子《杂学辩》曰：张公始学于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于释，既自以为有得矣。而其释之师语之曰：“左右既得{列巾}柄，入手开道之际，当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涂同归，则住世出世间，两无遗恨矣。然此语亦不可使俗辈知，将谓实有恁么事也”（见大慧禅师《与张侍郎书》，今不见于《语录》中，盖其徒讳之也）。”用此之故，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其离合出入之际，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虽欲复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于师者，其二本殊归，盖不特庄周出于子夏，李斯原于荀卿而巳也。窃不自揆，尝欲为之论辩，以晓当世之惑，而大本既殊，无所不异，因览其《中庸说》，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于篇。其他如《论语》、《孝经》、《大学》、《孟子》之说，不暇遍为之辩，大抵遽急迫，其所以为说，皆此书之类也。
※吕氏《大学解》
朱子曰：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按《正献公神道碑》载：公进读，上语及释、老虚寂之旨，公曰：“尧、舜虽知此，乃以知人安民为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尧、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贯之，其所知者，似与释、老不相似也。以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则末流之弊，岂可胜道哉。”）。今论其一二，以补其阙，盖其他说之近正者，则君子犹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陈氏曰：会稽石子重集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君享，凡十家之说。晦庵为之序。
※《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各三卷
陈氏曰：朱熹撰。其说大略宗程氏，会众说而折其中。又记所辩论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皆自为之序，至《大学》，则颇补正其脱简阙文。
《朱子语录》曰：《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或问》，看来看去，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伊川旧日教人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仔细去看。《大学》解本文未详者，于《或问》中详之。《或问》未要看，俟有疑处，方可去看。
又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书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学者之于书，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对说将来，直是整齐。某旧读《中庸》，以为子思做，又时复有个“子曰”字，读得熟后，方知是子思参夫子之说，著为此书。自是沈潜反复，遂渐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摆布得来，直是恁细密。《中庸》全在章句，其《或问》中皆是辩诸家说，恐未必是。问：《中庸》编集得如何？曰：便是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亻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剥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有人说。
※《中庸辑略》二卷
陈氏曰：晦庵既为《章句》，复取石子重所集解，删其繁乱，名以《辑略》。其取舍之意，则《或问》详之。
※《曲礼口义》二卷，《学记口义》二卷
陈氏曰：戴溪撰。
※《中庸说》一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陈氏曰：直秘阁昆山卫正叔集诸家说，自注疏而下为一书，各著其姓氏。宝庆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鹤山为作序。
※《孔子居讲义》一卷
陈氏曰：慈湖杨简敬仲撰。
※《大戴礼》十三卷
晁氏曰：汉戴德纂，亦河间王所献百三十一篇，刘向校定，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今书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盖因旧阙录之。每卷称“今卷第几”题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圣也，德为信都王太傅，盖后人误题。
陈氏曰：汉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圣次君皆受《礼》于后苍，谓《大》、《小戴礼》者也。汉初以来，迄于刘向校定中书，诸家所记殆数百篇，戴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圣又删为四十九篇，相传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于世，而《大戴》之书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载卷数，皆与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于八十一，其前阙三十八篇，末阙四篇，所存当四十三，而于中又阙四篇，第七十二衤复出一篇，实存四十篇。意其阙者，即圣所删邪？然《哀公问》、《投壶》二篇，与今《礼记》亦不异，他亦间有同者；《保傅传》，世言贾谊书所从出也，今考《礼》篇，汤武、秦定取舍一则，尽出谊疏中，反若取谊语剿入其中者；《公符》篇至录汉昭帝《冠辞》，则此书殆后人好事者采获诸书为之，故驳杂不经，决非戴德本书也。题九江太守，戴圣所历官，尤非是。
《朱子语录》曰：《大戴礼》无头，其篇目缺处，皆是元无，非小戴所去取。其间多杂伪，亦有最好处。然多误，难读。《大戴礼》本文多错，注尤舛误，或有注，或无注，皆不可晓。武王诸铭，有直做得巧了切题者，如《鉴铭》是也，亦有绝不可晓者。想他古人只是述戒惧之意，而随所在写记，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为此铭，便要就此物上说得亲切。其间亦有切题者，如汤《盘铭》之类。至于武王《盥盘铭》，则又切似个船铭，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错杂处。《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然尚有零碎好处在。 淳问：《大戴 保傅篇》多与贾谊《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说‘秦无道之暴’，此等语必非古书，乃后人采贾谊《策》为之，亦有孝昭《冠辞》。”
周氏《西麓涉笔》曰：《大戴礼 公冠篇》载汉昭帝《冠辞》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辞，皆典驯简仆，有史佚祭公风味。班固徒取《麟》、《马》以下夜祠诸篇文词峭美者入《礼乐志》，此皆不录，可恨也。
※《三礼义宗》三十卷
《崇文总目》：梁明威将军崔灵恩撰。其书合《周礼》、《仪礼》、二戴之学，敷述贯穿，该悉其义，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闳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灵恩，武城人，少笃学，尤精《礼》、《传》。仕魏，归梁，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经理，尽极精致。正始之后，不尚经术，咸事虚谈，公卿士大夫盖取文具而已，而灵恩经明行修，制《义宗》、《诗》、《易》、《春秋》百馀卷。终桂州刺史。此书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两戴、王、郑异同，皆援引古谊，商略其可否，为礼学之最。
陈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条。其说推本《三礼》，参取诸儒之论，博而矣。《本传》四十七卷，《中兴书目》一百五十六篇，皆与今卷篇数不同。《书目》又云“庆历中高阳许闻诲为之序”，家本亦无此序也。
※《礼略》十卷
《崇文总目》：唐京兆府栎阳尉杜萧撰。采古经义，下逮当世，概举沿革，附礼见文。以其言约旨详，故自题略云。
※《礼粹》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宁州参军张频纂。凡一百三十五条，直钞崔氏《义宗》之说，无他异闻。
※《丧礼极义》一卷
《崇文总目》：唐商价集。杂序先儒五服轻重之论，然首末不伦。
※《三礼图》二十卷
晁氏曰：聂崇义周世宗时被旨纂集，以郑康成、阮谌等六家图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赐紫绶犀带，奖其志学。窦仪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命崇义者此书，不以世代迁改，有所抑扬，近古云。
陈氏曰：盖用旧图本六参定，故题《集注》。诏国学图于先圣殿后北轩之屋壁，至道中，改作于论堂之上，以笺代壁，判监李至为之记。吾乡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创论堂缋《三礼图》，当是依仿京监，今堂坏，不存矣。
※《编礼》
晁氏曰：皇朝吕大临编。三卷。以《士丧礼》为本，取《三礼》附之。自始死至祥练，各以类分，其施于后学者甚惠，尚恨所编者，五礼中凶礼而已。
※《礼象》十五卷
陈氏曰：陆佃撰。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器，与聂《图》大异。戴岷隐分教吾乡，作阁斋馆池上，画此图于壁，而以礼象名阁，与论堂《礼图》相媲云。
※《太常礼书》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陈祥道用之撰。祥道，元初以左宣义郎仕太常博士，解《礼》之名物，且绘其象，甚精博。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今世传止五十卷。予爱之而恨其阙少，得是本于叙州通判卢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饰之，于是始见其全书云。
陈氏曰：论辩详博，间以绘画。于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元中表上之。
※《丁丑三礼辩》
《中兴艺文志》：李心传撰。以《仪礼》之说，与郑氏辩者八十四；《周礼》之说，与郑氏辩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书，疑者三十，小戴之书，疑者一百九十八；郑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辩其所以而详识之。
夹氵祭《乡饮礼》七卷
陈氏曰：郑樵撰，计七卷。
※《丧服加减》
《崇文总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杂记服制增损，文无伦次。
※《周公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谥法始于周，学者录之，因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维周公旦、太公望闻嗣王发建功于牧野，及终，将葬，乃制谥。”计一百九十馀条云。谥，《隋志》附《论语》类中，今迁于此。
※《春秋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于《周公谥法》。
晁氏曰：与《周公谥法》相类，而小有异同。
●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
○经（春秋）
《汉 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征，成也。献，贤也。孔子自谓能言夏、殷之礼，而杞、宋之君文章贤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礼也）。”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师古曰：仍亦因也），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师古曰：谓人执所见，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宜，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隋 经籍志》曰：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先公曰：论《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获麟，而文止于所起。逾再岁，而夫子梦奠矣。故欧阳公谓此夫子既老而成之书。《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书，以九月而成。
《汉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公史》四篇）。
按班固《七略》无史门，故以古来及秦、汉之史附于《春秋》之末。后世史书渐多，故志艺文者，以史自为一部，难以厕之圣经之后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内《世本》十五篇，至《汉大年记》五篇入史门，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元度以下不著馀二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两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兴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经》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经为本，其与《公》、《》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经》一卷
陈氏曰：每事为一行，广德军所刊古监本。晦庵又刻于临漳四经之一。其于《春秋》，独无所论著，惟以《左氏》经文刻之。李焘仁甫又定《春秋古经》一卷。
眉山李氏《古经后序》曰：《汉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梁》二家所传，吴士始为之注，《隋氏》载焉，又有贾逵《春秋三家经训古》十二卷，宋《三家经》二卷；《唐志》又有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三传异同》三卷，元和国子监修定《春秋加减》一卷。士、贾逵、宋及李、冯、元和诸书今皆不存，独抱遗经者，莫为正。盖《公羊》得立学官最先，《梁》次之，《左氏》最后，故士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贾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并宋以下异同加减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举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学特盛，二家浸微（陆德明《音义》、《隋经籍志》皆云）。自杜预集解《左氏》，合经传为一，贞观十六年，孔颖达承诏修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重上《正义》，丘明传学愈益盛矣。而仲尼遗经无复单行，学者或从《杜解》抄出，独存《左氏》，摈落二家。幸陆德明与颖达同时于太学，自著《音义》，兼存二家本书，仍各注《左氏》别字，顾亦无决择（德明为国子博士，贞观十七年也）。惟贞元末陆淳《纂例》，列三传经文差缪，凡二百四十一条，自言考校从其有义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缪不止二百四十一条，惜啖、赵集传，今俱失坠，无从审覆耳（《唐志》：陆质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传《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辩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辩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尝欲即三家所传，纯取遗经，心以为是者，则大书之，仍细书其不然者于其下。数十年间，游走东西，志弗获就。会潼川谢畴元锡来从余游，其治《春秋》极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书成，旁远引，不一而足，反说以约，厥功弥著。余抚其书喜甚，亟刻板，与学者共之。昔司马迁言《春秋》文成数万，张晏曰《春秋》才万八千字，迁误也。今细数之，更阙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数，最易见者，尚尔错误，何况圣人笔削之旨乎！余乡所谓心以为是者，众未必以为是也，亦独纂例考校，从其有义理者云耳。既心以为是，则于证据操舍，必具成说，其说自当别出，兹第刻《春秋》纯经，庶学者相与尽心焉。仍用《汉志》旧名，题曰《春秋古经》，十二公各为一篇，不复分为十一卷，盖卷第于经义初无当也。
按《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氏》以为“蔑”，《公》、《》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左氏》以为“”，《公》、《》以为“微”，则不知夫子所书曰“”乎？曰“微”乎？“会于厥”，《公》、《》以为“屈银”，则不知夫子所书曰“厥”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于大义，尚无所关也。至于“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梁》于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馀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于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于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氏》于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以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于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扌入之，后世诸儒复据其见于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于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于是取其巳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增损于其间，苟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说与经文参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乖异。盖事同而字异者，“及邾仪父盟于蔑”、“于昧”之类是也；事字俱异者，“尹氏”“君氏”之类是也；元未尝书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则自三传中所取出之经文，既有乖异，又有增益，遽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择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则《左氏》为优。何也？盖《公羊》、《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扌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后，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然获麟而后引经以至仲尼卒，则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为《春秋》本终于获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于此。然则既续之于获麟之后，宁保其不增益之于获麟之前，如《公》、《》所书孔子生之类乎？是亦未可尽信也。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刘子骏曰：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也。
杜元凯曰：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陈氏曰：自昔相传，以为左丘明撰，其好恶与圣人同者也。而其末记晋智伯反丧于韩、魏，在获麟后二十八年，去孔子没亦二十六年，不应年少后亡如此。又其书称“虞不腊矣”，“见于尝酎”及“秦庶长”，皆战国后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称左丘明，别自是一人为史官者。其释经义例，虽未尽当理，而具得当时事实，则非二传之比也。
《朱子语录》曰：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世事，皆功利之说。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
※《石经左氏传》三十卷
晁氏曰：不题所书人姓氏，亦无年月。按文不阙唐讳及国朝讳，而阙“祥”字，当是孟知祥僭位后刊石也。
※《春秋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后传董仲舒，以《公羊》显于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大传。郑玄曰：“《公羊》善于谶。”休之注，引谶为多。
※《石经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初知成都日刊石。《国史艺文志》云：“伪蜀刻《五经》，备注传，为世所称”。以此言观之，不应无《公》、《》。岂初有之，后散毁邪？
※《春秋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自孙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传，至汉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
※《石经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其后不载年月及所书人姓氏。按文不阙唐及伪蜀讳，而阙“恒”字，以故知刊石当在真宗以后，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语录》：问：“《公》、《》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公羊》、《梁》考事甚疏，然理义精。此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曾见国史。 问：“《公》、《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晋杜预元凯集刘子骏、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颖子严之注，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故题曰《经传集解》。其发明甚多，古今称之，然其敝则弃《经》信《传》。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战，《传》载秦败绩而《经》不书，以为晋直秦曲，则韩役书战。时公在师，复不须告；克获有功，亦无所讳。于《左传》之例皆不合，不曰《传》之缪，而猥称经文阙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陈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详之矣。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后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弃经而信传，于传则忠矣，如经何？
夹氵祭郑氏曰：杜预解《左氏》，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后，后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后，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之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经，苟为文言多而经旨不见，文言简而经旨有遗，自我说之后，后人复有说者，皆非笺释之手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杜氏为星历地理之言，无不极其致，至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于训诂之言甚畅，至于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
※《公羊传诂解》十二卷
陈氏曰：汉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为太傅陈蕃属，蕃败，坐禁锢，作解诂，覃思不窥门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党禁解，拜议郎，终谏议大夫。其书多引谶纬，其所谓“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公羊》皆无明文，盖为其学者相承有此说也。“三科九旨”，详具《疏》中。
※《梁传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汉、魏以来，《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数家，而范甯皆以为肤浅，于是帅其长子参、中子雍、小子凯、从弟邵及门生故吏，商略名例，博采诸儒同异之说，成其父汪之志。尝谓三传之学，《梁》所得最多；诸家之解，范甯之论最善。
陈氏曰：晋豫章太守顺阳范甯武子撰。甯尝谓王、何之罪，深于桀、纣，著论以排之。仕为中书侍郎。其甥王国实惮之，乃相驱扇，因求外补。抵罪，会赦，免。甯以为《春秋》惟《梁氏》无善释，故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税驾于吴，帅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六籍三传。盖甯父汪为徐、兖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吴郡时也。汪没之后，始成此书。所集诸家之说，皆记姓名，其称“何休曰”及“郑君释之”者，即所谓《发墨守》、《起废疾》也；称“邵曰”者，甯从弟也；称“泰曰”、“雍曰”、“凯曰”者，其诸子也。汪，范晷之孙，晷在《良史传》。自晷至泰，五世皆显于时，甯父子祖孙同训释经传，行于后世，可谓盛矣。泰之子晔，亦著《后汉书》，以不轨诛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汉董仲舒撰。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于后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详。《隋》、《唐》卷目与今同，但多讹舛。
《崇文总目》：其书尽八十二篇，义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问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题篇，疑后人取而附著云。
陈氏曰：按《隋》、《唐》及《国史志》，卷皆十七，《崇文总目》凡八十二篇，《馆阁书目》止十卷，萍卿所刻亦财三十七篇。今本乃楼攻鬼得潘景宪本，卷篇皆与前志合，然亦非当时本书也。先儒疑辩详矣，其最可疑者，本传载所著书百馀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属，今总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则皆其篇名，此决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然古书存于世希矣，姑以传疑存之可也。又有写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庄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别为一卷；前本虽八十二篇，而阙文者三，实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某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矣。又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无之。《寰宇记》曰：“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此数语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牛享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杜、乐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则“玉杯”，“竹林”同为物，又可想见也。汉、魏间人所为文，名有“连珠”者，其联贯物象，以达己意，略与杜、乐所引同，如曰“物胜权则衡殆，形过镜则影穷”者，是其凡最也。以连珠而方古体，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欤？其名其体，皆契合无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达监，馆本有《春秋繁露》，既尝书所见于卷末，而正定其为非古矣。后又因读《太平御览》，凡其部汇列叙古《繁露》语特多，如曰：“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则五伤，土千金则五不成。”张汤欲以鹜当凫祠祀宗庙，仲舒曰：“鹜非凫，凫非鹜，愚以为不可。”又曰：“以赤统者，帻尚赤。”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然后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辑，此时《繁露》之书尚存，今遂逸不传，可叹也已。
※《春秋决事比》
《崇文总目》：汉董仲舒撰。丁氏平，黄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武帝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疑》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至吴太史令吴汝南丁季、江夏黄复平正得失，今颇残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以为几焚弃于董卓荡覆王室之时者也。仲舒，通经醇儒，三策中所谓任德不任刑之说，正心之说，皆本《春秋》以为言。至引“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以折江都王，尤为深得圣经贤传之旨趣。独灾异之对，引两观、桓、僖、亳社火灾，妄释经意，而导武帝以果于诛杀，与素论大相反，西山真公论之详矣。《决事比》之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王、何以老、庄宗旨释经，昔人犹谓其罪深于桀、纣，况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杀乎！其罪又深于王、何矣！
又按：《汉 刑法志》言：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于是见知腹诽之狱兴。《汤传》又言，汤请博士弟子治《春秋》、《尚书》者补廷尉史。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常秩谓孙复所学《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释例》十五卷
晁氏曰：晋杜预注。凡四十部。集《左传》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偕显其同异，从而释之，发明尤多。昔人称预为“《左氏》忠臣”，而预自以为有《传》癖，观此尤信。
陈氏曰：唐刘ナ为之序。
《崇文总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总目》：汉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贾逵事，因记《左氏》所短，遂颇流布，学者称之。后更删补为定。今每事左方辄附郑康成之学，因引郑说窜寄何书云。书今残逸，第七卷亡。
陈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书，郑康成作《针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以排之。休见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书多不存，惟范甯《梁集解》载休之说，而郑君释之，当是所谓《起废疾》者。今此书并存二家之言，意亦后人所录。《馆阁书目》阙第七篇，今本亦正阙宣公，而于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后为第七卷，当并合。其十卷止于昭公，亦阙定、哀，固非全书也。而错误殆未可读，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述议传》
《崇文总目》：隋东京太学博士刘炫撰。本四十篇，唐孔颖达《正义》盖据以为说而增损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义》三十六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按汉张苍、贾谊、尹咸、郑众、贾逵皆为诂训，然参用《公》、《》二家。至晋杜预，专治《左氏》，其后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据杜说。贞观中，颖达据刘学而损益之，长孙无忌等又复损益，其书乃定。皇朝孔维等奉诏是正。
晁氏曰：自杜预专治《左氏》学，其后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有《义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毁，规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馀事，义特浅近，然比诸家，犹有可观。今书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
陈氏曰：自晋、宋，传杜学为《义疏》者，沈、苏、刘，沈氏义例粗可，经传极疏。苏氏不体本文，惟攻贾、服。刘炫好规杜失，比诸义疏，犹有可观。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证浅局，出于近世。或云徐彦撰。皇朝邢等奉诏是正。始令太学传授，以备《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书以何氏三科九旨为宗，本其说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尔。总而言之，谓之三科，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陈氏曰：《广川藏书志》云：“世传徐彦撰，不知何代，意其在贞元、长庆后也。”
※《春秋梁传疏》十二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四门助教杨勋撰。皇朝邢等奉诏是正，令太学传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卢仝撰。其解《经》不用《传》，然旨意甚疏。韩愈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盖实录也。祖无择得之于金陵。《崇文总目》所不载。
巽岩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传》害《经》，最为韩愈所称。今观其书，亦未能度越诸子，不知愈所称果何等义也。旧闻仝解惠公、仲子曰“圣辞也”，而此乃无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传》、《纂例》、《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总目》：唐给事中陆淳纂。初，淳以三家之传不同，故采获善者，参以啖助、赵匡之说，为《集传春秋》。又本褒贬之意，更为《微旨》，条别三家，以朱墨记其胜否。又摭三家得失，与经戾者，以啖、赵之说订正之，为《辩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闽人。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为序。公武尝学《春秋》，阅古今诸儒之说多矣，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均之失圣人之旨，而穿凿之害为甚。啖氏制统例，分别疏通其义，赵氏损益，多所发挥。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陈氏曰：初，润州丹阳主簿赵郡啖助叔佐明《春秋》，传洋州刺史河东赵匡伯循，质从助及伯循传其学。助考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补以己意，为《集传》、《集注》。又撮其纲，例目为统。助卒，质与其子异缮录以诣伯循，请损益焉，质随而纂会之。大历乙卯岁，书成。质本名淳，避宪宗讳改焉，故其书但题陆淳。助之学，以为《左氏》叙事虽多，解意殊少；《公》、《》传经密于《左氏》。至赵、陆，则直谓《左氏》浅于《公》、《》，诬谬实繁。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丘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后，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以为邱明。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门人见事迹多不入《传》，或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以广异闻。自古岂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唐志》有质《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辩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见。质，梁陆澄七世孙，仕通显。党王叔文，侍顺宗东宫，会卒，不及贬。然则其与不通《春秋》之义者，相去无几耳。
※《春秋加减》一卷
《崇文总目》：唐元和时国子监承诏修定，以此经字文多少不同，故志其增损，以防差。陈氏曰：称元和十三年国子监奉敕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经文字之类。此本作小缋册，财十馀板，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末称臣雩校定。盖承平时禁中书也，不知何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论》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陈岳撰。以三家异同三百馀条，参求其长，以通《春秋》之义。
晁氏曰：其书以《左传》为上，《公羊》为中，《梁》为下，比其异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从锺传，辟为江西从事。
※《春秋指掌》
《崇文总目》：唐试左武卫兵曹李瑾撰。瑾集诸家之说，为《序义》、《凡例》各一篇；称孔颖达，《正义》，为五篇；采摭馀条，为《碎玉》一篇；集先儒异同，辩正得失，为三篇；取刘炫《规过》，申证其义，为三篇。大抵专依杜氏之学，以为说云。
巽岩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学者第观《正义》及二《例》，则此书可无。且瑾之意，特欲以备科试应猝之用耳，初不为经设也。其名宜曰《左氏传指掌》，不当专系《春秋》。本朝王尧臣《崇文总》目及李ㄈ《图书志》皆以先儒《异同》、《规过》、《序》、《例》等篇为瑾笔削，盖误矣。写本或讹舛，复用《正义》删修之，乃可读。惟篇首数序，瑾所自著者，既无参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误云。
※《春秋通例》
《崇文总目》：唐陆希声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图》
《崇文总目》：唐张杰撰。以《春秋》所载车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缋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总目》：唐张杰撰。摘《左氏》传文，申释其义。
※《春秋精义》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汇事于上，分抄杜氏、孔颖达言数家之说，参《释文》。
※《演左氏传谥族图》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学《世谱》增广之，贯穿系序，差无遗略。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崇文总目》：伪蜀冯继元撰。以《春秋》官谥名字，裒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书人，不但称其名，或字，或号，或爵、谥，多互见，学者苦之。继元皆取以系之名下云。
巽岩李氏曰：昔丘明传《春秋》，于列国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称，多者或至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元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于《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庄堇，秦右大夫詹，据《传》未始有“父”字，而继元辄增之，所见异本；若子韩者，盖齐顷公孙，《世族谱》与《传》同，而继元独以为韩子，与楚、郑二公孙黑共篇，盖误也。
陈氏曰：《左传》所载君臣名氏字谥互见错出，故为此图以一之。周一，鲁二，齐三，晋四，楚五，郑六，卫七，秦八，宋九，陈十，蔡十一，曹十二，吴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许十九，杂小国二十。
※《左氏传引帖新义》
《崇文总目》：伪蜀进士蹇遵品撰。拟唐礼部试进士帖经旧式，经具对。
※《春秋纂例》
《崇文总目》：伪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 左氏》、《公》、《》三家之传学者钞集之文。
※《帝王历纪谱》三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诸侯，子孙散于他国，孔子修《春秋》而谱其世系。上采帝王历纪而条次之，盖学《春秋》所录今本题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题曰秦相荀卿撰。载周末列国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脉图》。颇多疏略，决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尝相秦，岂世别有一荀卿耶？
巽岩李氏曰：其载帝王历纪殊少，序诸侯卿大夫之世颇详，而《崇文总目》止名《帝王历纪谱》，今从之。旧题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尝相秦，其缪妄立见，盖田野陋儒依以欺末学耳。故笔削最无义例，前后抵牾，不可遍举。而所著族系，又与《世本》不同，质之司马迁、杜预，亦复差异，不知撰者果证据何书也。其血脉间有强附横入灼然非类者，要当正之，顾不敢轻改，姑仍其旧，使学者自择焉。篇首尾杂引《左氏传》中语，事既残缺不属，字画讹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读。参考《左氏传》，略加是正，十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棼丝结，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论》
《崇文总目》：皇朝秘书监胡旦撰。多摭杜氏之失裨经旨。
※《春秋龟鉴》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诸侯世次，齐、鲁大国公子、公孙。初不详备，其后传写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备讨阅。
※《春秋世谱》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黄帝至周见于春秋诸国世系，传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书目，《春秋大夫世族谱》十三卷，顾启期撰。而杜预《释例》自有《世族谱》一卷。今书与《释例》所载不同，而本或题云杜预撰者，非也，疑此乃启期所撰云。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谱《左氏》诸国君臣世系，独秦无世臣。
※《春秋宗族名谥谱》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传诸国公卿大夫姓名谥号。
※《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
陈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小邾。按《馆阁书目》有《年表》二卷，元丰中杨彦龄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国，仍总记蛮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书志》，《年表》无撰人，自周至吴、越凡十国又有附庸诸国，别为表，凡征伐、朝觐、会同皆书。今此表止记即位及卒，皆非二家书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
《崇文总目》：皇朝王沿纂。沿患学者自私其家学，而是非多异，失圣人之意，乃集三传之说，删为一书。又见《秘书目》有先儒《春秋》之学颇多，因启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馀家。沿自以先儒犹为未尽者，复以己意笺之。
晁氏曰：集三传解经之文。沿字圣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断事。此书仁宗朝尝奏御，诏直昭文馆。后官至天章阁待制。
※《春秋经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孙觉撰。其学亦出于啖、赵，凡四十馀门。论议颇严。
陈氏曰：觉从胡安定游，门弟子以千数，别其老成者为经社。觉年最少，俨然居其间，众皆相服。此殆其时所作也。
●卷一百八十三 经籍考十
○经（春秋）
※《春秋经解》十五卷
陈氏曰：孙觉撰。其自序言：“三家之说，《梁》最为精深，且以为本，杂取二《传》及诸儒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安，则以所闻于安定先生者断之。”杨龟山为之后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传《春秋》于孙先生，尝言王荆公初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书已出，一见而忌之，自知不能复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不列于学官，不用于贡举云。”
※《春秋尊王发微》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孙明复撰。史臣言明复治《春秋》，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著诸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治乱之迹，故得经之意为多。常秩则讥之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谓其失于刻也。胡安国亦以秩言为然。
石林叶氏曰：孙明复《春秋》专废传从经，然不尽达经例，又不深于礼学，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
《朱子语录》曰：近时言《春秋》，皆是计较利害，大义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曾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春秋》之作，盖以当时人欲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极是严谨，一字不轻易。若如今之说，只是个权谋智略、兵书谲诈之书尔。圣人晚年痛哭流涕，笔为此书，其肯恁地纤巧，岂至恁地不济事。
陈氏曰：复居泰山之阳，以《春秋》教授，不惑传注，不为曲说，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为多。石介而下皆师事之。欧阳文忠公为作墓志。
※《春秋演圣统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田伟《书目》“副”作“嗣”，未知孰误。其序云：“经有例法，一家所至，较然重轻。杜预《释例》，专主《左氏》而未该；唐陆淳《纂例》，虽举经而未备。”纤悉网罗而咸在者，其惟此书乎？
※《春秋权衡》、《意林》、《刘氏春秋传》共三十四卷
刘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刘子作《春秋权衡》。《权衡》之书始出，未有能读者。自序其首曰：权，准也；衡，平也。物虽重，必准于权；权虽移，必平于衡。故权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轻重无隐也，所以使低昂中也。察之者易知，执之者易从也。不准，则无以知轻重；不平，则轻重虽出不信也。故权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议《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传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恶相反，其褒贬相戾，则是何也？非以其无准失轻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刘歆之徒，盖常相与争此三家矣，上道尧、舜，下据《周礼》，是非之议，不可胜陈，至于今未决，则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说者害公义，便私学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诚准之以其权，则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则市人不惑，今此新书之谓也。虽然，非达学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矣。耳牵于所闻，而目迷于所习，恐怀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故亦譬之权衡矣。或利其寡而视权如嬴，或利其多而视权如缩，若此者，非权衡之过也，人事之变也。
晁氏曰：《权衡》论《三传》之失，《意林》叙其解经之旨，《刘氏传》其所解经也。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
石林叶氏曰：刘原甫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从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巳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见，故皆信之。而刘以其难入，则或诋以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不知经，无怪其然也。
陈氏曰：原甫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后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见之《意林》。其传用《公》、《》文体，《说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经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钅享希声撰。钅享，蜀人，欧阳公之客。名其书为《经解》者，言以经解经也。其后又为《统论》附焉。
※横渠《春秋说》一卷
晁氏曰：张子厚为门人杂说《春秋》，其书未成。
※颖滨《春秋集传》十二卷
晁氏曰：苏辙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师孙复，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全以《左氏》为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传》、啖、赵。自熙宁谪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数年矣，暇日辄有改定，卜居龙川，而书始成。
石林叶氏曰：苏子由专据《左氏》言经。《左氏》解经者无几，其凡例既不尽经，所书亦多违牾，疑自出己意为之，非有所传授，不若《公》、《》之合于经。故苏氏但以《传》之事释经之文而巳，《传》事之误者，不复敢议，则迁经以成其说，亦不尽立凡例于经义，皆以为求之过。
《朱子语录》曰：苏子由解《春秋》，谓其从赴告，此说亦是。既书“郑伯突”，又书“郑世子忽”，据史文而书耳。定、哀之时，圣人亲见，据实而书；隐、桓之时，世既远，史册亦有简略处，夫子据史册写出耳。
陈氏曰：其书专取《左氏》，不得巳乃取二《传》、啖、赵，盖以一时谈经者不复信史，或失事实故也。
※伊川《春秋传》二卷
程子自序曰：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一本无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朱子语类》曰：或问伊川《春秋传》。曰：中间有说好处，如难理会处，他亦不为决然之论。如说“滕子来朝”，以为滕本侯爵，后微弱服属于鲁，自贬降而以子礼见鲁，则贡赋少力易供。此说最好，程沙随之说亦然。
陈氏曰：略举大义，不尽为说，襄、昭后尤略。序文崇宁二年作，盖其晚年也。
※刘质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刘绚质夫撰。绚学于二程。伯淳尝语人曰：“他人之学，敏则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无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门者多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有李参序。
陈氏曰：所解明正简切。
《中兴国史志》：绚传说多出于颐书，而颐以为不尽本意，故更为之。未及竟，故庄公以后解释多残阙。
※《春秋得法志例论》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冯正符所撰。熙宁八年，何郯取其书奏之，久而不报，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书例最详悉，务通经旨，不事浮辞。正符颇与邓绾、陈亨甫交私，后坐口语被斥。
陈氏曰：蜀州晋原主簿遂甯冯正符信道撰。其父尧民希元为乡先生。正符三上礼部，不第，教授梓、遂学十年，著此书及《诗》、《易》、《论语解》。蜀守何郯首以其《春秋论》上之。熙宁末，中丞邓绾荐之，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书首辩王鲁、素王之说，及杜预三体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凿，皆正论也。
巽岩李氏曰：信道当熙宁九年用御史邓文约荐，召试舍人院，赐出身。文约寻责守虢略，信道亦坐附会，夺官，归故郡。后又得冯允南所为墓铭，信道实事安逸处士何群，其学盖得之群。群学最高，国史有传。其师友渊源果如此，则谓信道附会进取，或以好恶言之耳。王荆公当国，废《春秋》，不立学官，而信道学经，顾于《春秋》特详；邓御史严事王荆公不敢异，乃先以《得法志例论》言于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见当时风俗犹淳厚，士各行其志，不专以利禄故辍作。御史殆加于人一等，然信道要当与何群牵联书国史。邓御史偶相知，相累耳。余旧评如此。今无子孙，其书则为鬻书者擅易其姓名，属诸李陶。陶字唐夫，尝学于温公，号通经。李氏诸子，唐夫最贤，而《得法志例》则实非唐夫所论也，不知者妄之。
※《绎圣传》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经不甚通。例如解“桓十三年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取《梁》之说，战称人，败绩称师，重众之说。殊不知“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何独不重众也？
※王氏《春秋列国诸臣传》共六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当撰。当，眉山人，尝为《列国诸臣传》，效司马迁《史记》，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万馀言。今又释《春秋》真可谓有志矣。
陈氏曰：当，元中复制科，以苏辙荐，试六论，廷对切直，置下第，与堂除簿尉。所传诸臣，皆本《左氏》，有见于他书，则附其末，系之以赞。诸赞论议纯正，文辞简古，于经传多所发明。
※冯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冯山允南撰。普州人，之父也。
※《春秋会义》二十六卷
晁氏曰：皇间进士杜谔集《释例》、《繁露》、《规过》、《膏肓》、《先儒同异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议》、《纂例》、《辩疑》、《微指》、《摘微》、《通利》、《胡氏论》、《笺义》、《总论》、《尊王发微》、《本旨辩要》、《旨要》、《集议》、《索隐》、《新义》、《经社》三十馀家成一书，其后仍断以已意。虽其说不皆得圣人之旨，然使后人博观古今异同之说，则于圣人之旨，或有得焉。
陈氏曰：自《三传》及啖、赵诸儒讫于孙氏《经社》，凡三十馀家，集而系之，时述以已意。有任贯者为之序。
※《春秋口义》五卷
陈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隐在湖学尝续之，不传。
※《春秋皇纲论》、《明例隐括图》共六卷
陈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间人。《馆阁书目》有《通义》十二卷，未见。
※《左氏解》一卷
陈氏曰：专辩《左氏》为六国时人，其明验十有一事。题王安石撰，其实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陈氏曰：唐既潜亨撰。质肃之侄，自号真淡翁，与其子问答而为此书。邹道乡为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陈氏曰：彭门吴元绪撰。
※《春秋后传》、《补遗》共二十一卷
陈氏曰：陆佃撰。《补遗》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钧，游之父也。
※《春秋通训》、《五礼例宗》共二十六卷
陈氏曰：直秘阁吴兴张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闻春《秋于》赵郡和仲先生。某初盖尝作《例宗》，论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近法家者流，仔细缴绕，竟亦何用？惟丘明识其用，然不肯尽谈，微见端兆，使学者自得之。’予从事斯语十有馀年，始得其彷彳弗。”《通训》之作，所谓去例以求经略，微文而视大体者也。东坡一字和仲，所谓赵郡和仲，其东坡乎？然《例宗》考究，亦为详治。
※胡文定《春秋传》、《通例》、《通旨》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安国被旨撰。安国师程颐，其传《春秋》事，按《左氏》义，取《公》、《》、之精者，采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尧夫、程明道、张横渠、程正叔之说，以润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以折衷，天下不知所，人欲日长，天理日销。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
陈氏曰：绍兴中经筵所进。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说为据。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与其徒问答，及其他议论条例，凡二百馀章，其子宁辑为一书。
《中兴史志》曰：安国书与孙觉合者十六七。
《朱子语录》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胡《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
※《春秋指南》十卷
晁氏曰：吴园先生张根知常撰。以征伐会盟，年经而国纬。汪藻为之序。
陈氏曰：专以编年旁通该括诸国之事，如指诸掌。又为《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辩疑》、《杂论》诸篇，筹略其义，多所发明。
※《春秋新传》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传》及孙复四家书，参以已意为之。
※《四家春秋集解》二十五卷
晁氏曰：或人集皇朝师协、石季长、王、景先之解为一通，具载本文。
※《春秋机括》一卷
晁氏曰：皇朝沈括存中撰。《春秋》谱也。
※石林《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共七十二卷
陈氏曰：叶梦得撰。各有序。其序《谳》曰：“以《春秋》为用法之君而巳，听之有不尽其辞，则欺民；有不尽其法，则欺君。凡啖、赵论三家之失，为《辩疑》；刘氏广啖、赵之遗，为《权衡》。合二书，正其差误，而补其疏略，目之曰《谳》。”其序《考》曰：“君子不难于攻人之失，而难于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谳》推之，知吾之所正为不妄也，而后可以观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择为不诬也，而后可以观吾《传》。”其序《传》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其不知经也。《公》、《》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与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更相发明，以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