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讲义》三十卷
陈氏曰：参政张纲彦正撰。纲政和时及第，仕三朝，历蔡京、王黼、秦桧三权臣，乃不为屈。绍兴末预政。此书为学官时所作。
※林少颖拙斋《书集解》五十八卷
陈氏曰：少颖从吕紫微本中居仁学，而太史吕祖谦则其门人也。其自序谓，初著之时，每日诵正经自首至尾一遍，虽有他务不辍。平心定气，博采诸儒之说而去取之。苟合于义，虽近世学者之说，亦在所取；苟不合于义，虽先儒之说，亦所不取。
《朱子语录》曰：林书亻尽有好处，但自《洛诰》以后，非其所解。
※黄度文叔《书说》七卷
陈氏曰：度笃学穷经，老而不倦。晚年制阃江、淮，著述不辍，时得新意，往往晨夜叩书塾，为朋友道之。
※袁洁斋《家塾书钞》十卷
陈氏曰：其子乔崇谦录其家庭所闻，至《君》而止。
※袁氏《家塾读书记》二十三卷
陈氏曰：题四明袁觉集。未详何人。大略仿《吕氏读诗记》，集诸说或述已意于后，当是洁斋之族。
※《尚书精义》六十卷
陈氏曰：三山黄伦彝卿编次，或书坊所。
※梅教授《书集解》
陈氏曰：其书三册，不分卷，不著名，未详何人。
※柯山《书解》十六卷
陈氏曰：柯山夏亻巽元肃撰。集二孔、王、苏、陈、林、程颐、张九成及诸儒之说，便于举子。
※《书少传》十八卷
陈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书说》三卷
陈氏曰：赵汝谈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然于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所掊击排，则似过甚。
●卷一百七十八 经籍考五
○经（诗）
《汉 艺文志》：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孔氏曰：《史记 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见在为数。
欧阳氏曰：迁说然也。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谱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馀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删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删其字。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此《小雅 唐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于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纟，文之著也。”此《风 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恶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此《小雅 节南山》之诗也，夫子以“能”之一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隋 经籍志》曰：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邱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书》师古注曰：“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河献王好之，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色。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元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石林叶氏曰：《诗》有四家，《毛诗》最后出而独传，何也？曰：岂惟《毛诗》。始，汉世之《春秋》，公为盛，至后汉而左氏始立，而后之盛行者，独左氏焉。《礼》家之学五传弟子分曹教授，盖小戴最为后出，而今之言《礼》者，惟小戴为众所宗。此无他，《六经》始出，诸儒讲习未精，且未有他书以证其是非，故杂伪之说可入，赵宾之《易》，张霸之《书》是也。历时既久，诸儒议论既精，而又古人简书时出于山崖屋壁之，可以为证，而学者遂得即之以考同异，而长短精粗见矣。长者出而短者废，自然之理也。《六经》自秦火后，独《诗》以讽诵相传，《韩诗》既出于人之讽咏，而《齐》、《鲁》与《燕》语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其学往往多乖。独《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书贯穿先秦古书，其释《鸱》也，与《金》合；释《北山》、《民》也，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黄鸟》、《皇矣》，与《左传》合，而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合，盖当毛氏时，左氏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学者亦未能信也。惟河献王博见异书，深知其精。迨至晋、宋，诸书盛行，肄业者众，而人始翕然知其说近正。且《左氏》等书，汉初诸儒皆未见，而毛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今韩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齐诗》犹有见者，然唐人既谓之亡，则书之真伪，未可知也。
东莱吕氏曰：《鲁》、《齐》、《韩》、《毛诗》，读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馀可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得其真也。
※《诗序》
《释文》：旧说云“《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此以下则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
《后汉 儒林传》：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
《隋志》：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色。
石林叶氏曰：世人疑《诗》序非卫宏所为，此殊不然。使宏凿空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馀矣。且诵宏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衤复互见者，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不可不论也。“《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于《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其文全出于《左传》；“微子至于戴公，其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吾所谓专取诸书所言也。《载驰》之诗，“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矣，又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谓杂取诸书之说，而重衤复互见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乞言”。此又吾所谓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义也。即三者而观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汉氏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诗序》为孔子作，初无据，口耳之传也。惟《隋 经籍志》以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卫宏润益之。今定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传之，是亦尝经孔子所取，亦何伤乎。大抵古书未有无序者，皆系之于篇末，盖以总其凡也。今《书》有序，孔安国以为孔子作，自安国始，迁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辞，王辅嗣迁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扬子《法言》，皆其遗法。况《诗》皆记其先王之政与列国之事，非见其序，盖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虽圣人，人事之实，亦安能臆断于数百载之下，犹之《春秋》，必约鲁《史》而后可为，郑忽与晋文公出入晋、郑，不以告，鲁《史》所不得书，则孔子不能强笔而削之也，而谓卫宏能之，可乎？所谓卫宏从谢曼卿受学而作者，范晔之言尔。据史，毛公，赵人，与河王同时，三传而为徐敖。初无谢曼卿者，独《东汉贾逵传》言“父徽，学《毛诗》于谢曼卿”，“至显宗，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同异”。盖汉自中兴后，《毛诗》始见，郑康成与卫宏略先后，岂有不知，而以宏之言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谓古者凡有是诗，则有是序，如今之题目者，故太师陈之，则可以观风俗，遒人采之，则可以知训戒，学者诵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删《诗》，既取其辞，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为之，则于理为近矣。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 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后人之罪，不可掩矣。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其多知，而必于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书疑于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辩。又论《桑中序》曰：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其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说，已略见本篇矣。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后为刺也哉。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也。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又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颜渊之问，于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辞，而使之合奏于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郑、卫，盖深绝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鉴戒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于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邪！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邪？曰：大序指《柏舟》、《绿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于此耳，非谓篇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于《韶》、《武》之音也邪？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经，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于《诗 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后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于《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读《清庙》者，深味“於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会之，一语稍烦，则祗见其赘疣而已。至于读《国风》诸篇，而后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于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复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于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于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于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于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之词也，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于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夫《苜》、《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于诗辞之外矣？何独于《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于《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谓：序者之于《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愚亦谓文公之于《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如《静女》、《木瓜》以下诸篇是也。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忧国，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于淫谑之地，则夫身为淫乱，而复自作诗以赞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于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愚以为未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词也。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至于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于此，而序者之说是也。夫后之词人墨客，跌荡于礼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辈，作为乐府，备狭邪妖冶之趣，其词采非不艳丽可喜也，而醇儒庄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词，家不蓄其书，惧其为正心诚意之累也。而《诗》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录之于经，又烦儒先为之训释，使后学诵其文，推其义，则《通书》、《西铭》必与《小山词选》之属兼看并读，而后可以为学也。或又曰：文公又尝云：“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如此。亦复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愚又以为不然。夫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之行，所谓不可对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与之语者，能道其宣淫之状，指其行淫之地，则未有不面颈发赤，且惭且讳者。未闻其扬言于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张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汝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于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于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诗》意于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后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复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郑》、《卫》，盖深绝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于何等之鬼神，用之于何等之宾客乎？”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于情性之正耳。至于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际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太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差齿}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或曰：序者之辞，固有鄙浅附会，居然可见者，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谓不可废者，谓《诗》之所不言，而赖序以明者耳。至诗之所已言，则序语虽工，不读可也，况其鄙浅附会者乎。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然郑氏谓毛公始以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其去作诗之时，盖未甚远也。千载而下，学者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之意，而得其庶几，固不宜因其一语之赘疣，片辞之浅陋，而欲一切废之，凿空探索，而为之训释也。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如所谓“皇帝二载初，闰八月初吉”。如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则辞意明白，无俟序说者。也放翁之诗曰：“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其题曰：“沈园”而已。诚斋之诗曰：“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其题曰“无题”而已。是三诗者，不言所谓，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刘后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于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家于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于物外也。”然后三诗之意始明。夫后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后村之于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于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倘后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后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辩析之巧，亦终于臆说而已。有引文公之于《诗》序，于其见于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于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说《关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然《列女传》出于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后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愚岂好为异论哉。
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衤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亦未必皆可施于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每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于前篇已论之矣。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于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录之？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盖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轶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无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于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鸱》之序，见于《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于《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后人之臆说也。若序说之意，不出于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鸱》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后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是以于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苜》、《鹤鸣》、《蒹葭》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于其可知者，虽词意流，不能不类于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于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于世者是也。欧阳公《诗谱补亡》后序曰：“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然于去圣千百年之后，不见先儒中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论，果有能哉？”此说得之。盖自其必以为出于卫宏、毛公辈之口，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于是以特立之已见，与之较短量长，于辞语工拙之，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疏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果不出于作诗之初，而皆为后人臆度之说，则比兴讽咏之词，其所为微婉幽深者，殆类东方朔“声尻高”之隐语，蔡邕“黄绢幼妇”之氵词，使后人各出其智，以为猜料之工拙，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尽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国史之采录，或出于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则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矣。至如其辞语之鄙浅，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辞不必玩也。夫以夫子之圣，犹不肯杂取诸逸《诗》之可传者，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而后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诗》，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诗》之意，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
●卷一百七十九 经籍考六
○经（诗）
《汉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许叔才以下不著录三家，三十三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两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兴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韩婴《诗外传》共十卷
本传：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殊，然归一也。
晁氏曰：《汉志》本十篇，《内传》四，《外传》六。隋止存《外传》，析十篇。其及经盖寡，而遗说往往见于他书，如“逶”、“迤郁”夷之类，其义与《毛诗》不同。此书称《外传》，虽非其解经之深者，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
容斋洪氏《随笔》曰：《艺文志》有《韩家诗经》、《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书。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馀字。”予家有其书，百卷第二章，载孔子南游楚，见处子佩而浣，乃令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 汉广》游女之章，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
陈氏曰：今所存惟《外传》，而卷多于旧（旧六卷，今十卷），盖多杂说，不专解《诗》。不知果当时本书否也。
※《毛诗故训传》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诗》，世谓其解经最密，其序，萧统以为卜子夏所作，韩愈尝以三事疑其非，盖本于《东汉 儒林传》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独谓诗人所自制。《韩诗》序《苜》曰“伤夫也”，《汉广》曰“悦人也”，序若诗人所自制。《毛诗》犹《韩诗》也，不应不同若是。况文意繁杂，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论欤！
陈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后汉 儒林传》称毛苌传《诗》，而孔氏《正义》据郑《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则未知苌者大毛公欤？小毛公欤？郑氏曰“笺”者，按《正义》云：郑于诸经，皆谓之“注”，独此言“笺”者。《字林》云：“笺，表也，识也。”郑遵毛学，表明毛言，记识其事，故称为“笺”。又按《后汉传》注引张华《博物志》：“郑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为北海相，郑是郡人，故以为敬。”虽未必由此，然汉、魏间达上之辞，皆谓之“笺”，则其为敬明矣。其间与毛异义者甚多，王肃盖尝述毛非郑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
《崇文总目》：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陆玑撰。世或以玑为机，非也。机自为晋人，本不治《诗》，今应以玑为正。然书但附《诗》释义，窘于采获，似非通儒所为者。将后世失传，不得其真欤？
陈氏曰：《馆阁书目》称玑字元恪，吴郡人，据陆氏《释文》。非晋之士衡，而其书引郭璞注《尔雅》，则当在郭之后，亦未必吴时人也。孔《疏》、吕《记》多引之。
※《毛诗正义》四十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太尉长孙无忌诸儒刊定。国朝端拱初，国子司业孔维等奉诏定正。《诗》学之家，此最为详。
晁氏曰：颖达据刘炫、刘焯疏为本，删其所烦，而增其所简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虽未必尽得圣人之意，而刑名度数亦已详矣。自兹以后，大而郊社、宗庙，细而冠婚、丧祭，其仪法莫不本此。元丰以来，废而不行，甚无谓也。
※《诗谱》一卷
《两朝国史志》：欧阳修于绛州得注本，卷首残阙，因补成进之，而不知注者为太叔求也。
欧阳公自序曰：毛、郑于《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于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下迄（一作讫）陈灵公，千五六百岁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鱼虫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故（一作诂）、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一作已恨）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一作辨），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传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秘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于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阙，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考。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第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后，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井于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后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大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后《陈》，此今诗次第也。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于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谱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一有矣字）。
※《毛诗小疏》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为本，删去要义，辅益经注云。
※《毛诗指说》
《崇文总目》：唐成伯撰。略序作《诗》大指，及师承次序。
※《毛诗断章》
《崇文总目》：唐成伯撰。大抵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钞取《诗》语，汇而出之。
※《石经毛诗》二十卷
晁氏曰：伪蜀张绍文书。与《礼》记同时刻石。
※《毛诗解题》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总叙诗义，次述章旨，盖近儒为之者欤？
※《诗折衷》二十卷
陈氏曰：皇中，莆田刘宇撰。凡毛、郑异义，折衷从一。盖仿唐陈岳《三传折衷论》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欧阳《诗本义》十六卷
晁氏曰：欧公解《诗》，毛、郑之说已善者因之不改，至于质诸先圣则悖理，考于人情则不可行，然后易之，故所得比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尝著书以《周易》、《河图》、《洛书》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鸟》之诗为怪说。苏子瞻曰：“帝王之兴，其受命之符，卓然见于《诗》、《书》者多矣。《河图》、《洛书》、《玄鸟》、《生民》之诗，岂可谓诬也哉。恨学者推之太详，流入谶纬，而后之君子亦矫枉过正，举从而废之，以为王莽、公孙述之流缘此作乱。使汉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归罪三代受命之符，亦过矣。”
《朱子语录》曰：欧公《诗本义》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论》。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也无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有了，也害事。
陈氏曰：其书先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然后断以己见。末二卷为《一义解》、《取舍义》，《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于卷末。
※《新经诗义》三十卷
晁氏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说。《毛诗》，先命王训其辞，复命安石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云。
※苏子由《诗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说以《毛诗序》为卫宏作，非孔氏之旧，止存其首一言，馀皆删去。按司马迁曰“周道缺而《关雎》作”，扬雄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与今《毛诗序》之意绝不同，则知《序》非孔子之旧明矣。虽然，若去《序》不观，则《诗》之辞有溟氵幸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诗说》二首
晁氏曰：伊川门人记其师之所谈之经也。
※《毛诗辨疑》一卷
晁氏曰：杨时中立撰，一卷。
※陈氏《诗解》二十卷
晁氏曰：陈少南撰，凡二十卷。
※《诗学名物解》二十卷
陈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婿，故多用《字说》。其目自《释天》至《释杂》，凡十类，大略如《尔雅》，而琐碎穿凿，于经无补也。
※《诗物性门类》八卷
陈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说文》，今考之，盖陆农师所作《埤雅》也。详见《埤雅》。
※广川《诗故》四十卷
《中兴艺文志》：董撰。谓班固言《鲁诗》最近，今徒于也书时得之。《齐诗》所存不全，或疑后人为，然章句间有自立处，此不可易者。《韩诗》虽亡阙，《外传》及章句犹存。《毛诗训故》为备，以最后出故独传，乃据毛氏以考正于三家，且论《诗序》决非子夏所作。建炎中，载是书而南，其志公学博，不可以人废也。
陈氏曰：说兼取三家，不专毛、郑。谓《齐诗》尚存，可据。按《藏书志》有《齐诗》六卷，今《馆阁》无之。自言隋、唐亦巳亡久矣，不知今所传何所从来，或疑后世依为之。然则安得便以为《齐诗》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诸家文义，与《毛氏》异者，亦足以广见闻，续微绝云。
※《毛诗补音》十卷
陈氏曰：吴或撰。其说以为《诗》韵无不叶者，如“来”之为“”，“庆”之为“羌”，“马”之为“姥”之类。《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德明始定为《释文》。《燕燕》以“南”韵“心”，沉重读“南”作“尼心切”，德明则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扬之水》以“沃”韵“乐”，徐邈读“沃”“郁缚切”，德明亦所不载。颜氏《纠谬正俗》以傅毅《郊祀赋》“穰”有“而成切”，张衡《东京赋》“激”有“吉跃切”。今之所作，大略仿此。其援据精博，信而有证。朱晦翁注《楚辞》亦用或例，皆韵。其韵或又有《韵补》一书，不专为《诗》作也。要之古人韵缓之说，是为确论，不必一一改字。详见《韵补》。
《朱子语录》曰：吴才老《补韵》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寻得，当时不曾记，今皆忘之矣。如“外御其务”叶“也无戎”，才老无寻处，云“务”字古人读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严”，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严”为“庄”，云避汉讳，无道理。其后读《楚 天问》，见一“严”字乃押从“庄”字，乃知是叶韵，“严”，读作“昂”也。《天问》，才老岂不读，往往无甚意义，只恁他打过去也。或问：“吴氏叶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字引十馀证，少者亦两三证。他说元初更多，后来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
※夹氵祭《诗传》、《辩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后，《韩诗》亦亡。致今学者，只冯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今作《诗辩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
陈氏曰：辩妄者，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尽削去之，而以己意为之序，可乎？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
按：夹氵祭专诋《诗序》，晦庵从其说，所谓“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者，大意谓《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为譬之听讼，《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于他书中间见一二，而真伪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得之风闻道听，以为其说如此者也。今舍《毛诗》而求证于《齐》、《鲁》、《韩》，犹听讼者以亲身到官所供之案牍为不可信，乃采之于傍人传说，而欲以断其事也，岂不误哉。
※李樗《毛诗详解》三十六卷
陈氏曰：博取诸家之说，训释名物文意，末用已意为论以断之。樗，闽之名儒，于林少颖为外兄。林，李出也。
※《诗风雅颂》四卷《序》一卷
陈氏曰：晦庵所录。以为《序》出后，不当引冠篇首，故别录为一卷。
※晦庵《诗集传》、《诗序辨说》共二十一卷
陈氏曰：以《大》、《小序》自为一编，而辨其是非。其序《吕氏读诗记》自谓少年浅陋之说，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于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几什一云。
※《吕氏读诗记》三十二卷
陈氏曰：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翦截贯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此书者也。然自《公刘》以后，编纂已备，而条例未竟，学者惜之。
※岷隐《续读诗记》三卷
陈氏曰：戴溪撰。其书出于吕氏之后，谓吕氏于字训章已悉，而篇意未贯，故以《续记》为名。其实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黄度文叔《诗序》三十卷
水心叶氏序曰：公于《诗》，尊叙伦纪，致忠达敬，笃信古文，旁录众善。博厚惨怛而无迂重之累，缉绪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则性情不蔽，而《诗》之教可以复明，公其有志于是欤！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诗》集传之善者亦数家，大抵欲收拾群义，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书既将并行，读者诚思其教，存其性，教明、性明而《诗》复，则庶几得之。
※项安世《毛诗前说》一卷
陈氏曰：考定风、雅篇次，而为之说。其曰前说者，末年之论，有少不同故也。
※陈鹏飞《诗解》二十卷
陈氏曰：不解《殷》、《鲁》二《颂》，以为《商颂》当阙，而《鲁颂》可废。
※王景文《诗总闻》三卷
陈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于此几三十年”。其书有《闻音》，谓音韵；《闻训》，谓字义；《闻章》，谓分段；《闻句》，谓句读；《闻字》，谓字画；《闻物》，谓鸟兽草木；《闻用》，谓凡器物；《闻迹》，谓凡在处山川土壤州县乡落之类；《闻事》，谓凡事实；《闻人》，谓凡人姓号。共十闻，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等。其说多出新意，不循旧传。
※白石《诗传》二十卷
陈氏曰：宗正少卿乐清钱文子撰。所居白石岩，因以为号。
※《诗古音辨》二卷
陈氏曰：从政郎信安郑犀撰。
※《诗考》五卷
浚仪王应麟撰。自序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与毛氏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诗》亡久矣。诸儒说《诗》，壹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矣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已守残之陋，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罔罗遗轶，传以《说文》、《尔雅》诸书，萃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
●卷一百八十 经籍考七
○经（礼）
《汉艺文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师古曰：“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孟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苏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师古曰：“与愈同。愈，胜也。”刘氏曰：“孔氏学七十篇，即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当作学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经籍志》曰：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馀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唯曹元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逐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馀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汉志》：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礼，其流传于汉世，《周官》、《仪礼》、《戴记》三书而已，《艺文志》所述皆三书也。然其末则以《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继之，而皆以为《礼》家。按封禅，秦、汉之事，难厕其书于礼经之后，今析入《仪注》门。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行冲以下不注录十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内十一部入《仪注》门）。
《宋两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内一部入《仪注》门）。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内一部入《仪注》门）。
《宋中兴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仪礼注》十七卷
韩文公《读仪礼》：余尝苦《仪礼》难读，且又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于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邪？于是掇其大要，奇辞奥旨著于篇，学者可观焉。惜吾不及其时，揖让进退于其间。呜呼，盛哉！
晁氏曰：《仪礼》十七篇，郑氏注。西汉诸儒得古文礼凡五十六篇，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为《仪礼》，《丧服传》一卷，子夏所为。其说曰：“《周礼》为本，圣人体之；《仪礼》为末，圣人履之。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凶、宾、军、嘉为次；为末则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婚，后丧祭。”
《朱子语录》：知看《仪礼》有绪，甚善。此书虽难读，然多是重衤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久之自通贯也。礼书如《仪礼》，尚完备如他书。《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甫补成一篇。学《礼记》下言语，只是解他《仪礼》。《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是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纟致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今《仪礼》多是士礼。如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礼，所以班固言“愈于推《士礼》以致天子、诸侯之礼。”是班固作《汉书》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今注疏中有引援处，不知是甚时失了。可惜！汉时，儒者专门名家，自一经之外，都不暇讲。故先儒为圣经不亡于秦火，而坏于汉儒，其说亦好。温公论景帝太子既亡，当时若立献王为嗣，则汉之礼乐制度必有可观。陈振叔亦亻尽得见。其说《仪礼》云：“此乃仪，更须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类，是说大经处。这是礼，须自有个文字。”
※《仪礼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贾公彦撰。齐黄庆、隋李孟η各有《疏义》，公彦删二疏为此书。国朝尝诏邢是正之。
《朱子语录》曰：《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
先公《仪礼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尝读《仪礼》之书。一日，从败箧中得景德中官本《仪礼疏》四帙，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盖古有明经学究专科，如《仪礼经注》，学者童而习之，不待屑屑然登载本文，而已熟其诵数矣。王介甫《新经》既出，士不读书，如余之于《仪礼》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将寻访本书传抄，庶几创通大义。然余老矣，惧其费日力而卒无所补也。长儿《跋》曰：“家有监本《仪礼经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观览。”意欣然，命之整缉，为九帙，手自点校，并取朱氏礼书与其门人高弟黄氏、杨氏诸家续补之，编分章析，条题要其上，遂为完书。拊而叹曰：“兹所谓《仪礼》者欤！韩昌黎之言，岂欺我哉！其为书也，于奇辞奥旨中，有精义妙道焉；于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严于冠、昏、朝聘、乡射，而尤严于丧、祭。后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以为残阙不可考之书。徐而观之，一士也，天子之士与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经，何制之备也！子夏之传，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学之博也！小子识之。”
※《古礼》十七卷，《释文》一卷，《释误》三卷
陈氏曰：永嘉张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贡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录一卷，载大、小戴、刘向篇第异同，以古监本、巾箱本、杭细本、严本校定，识其误而为之序，谓高堂生所传《士礼》尔。今此书兼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礼，决非高堂所传，其篇数偶同。自陆德明、贾公彦皆云然，不知何所据也。
朱子曰：张淳云：“如刘歆所言，则高堂生所得，独为《士礼》。而今《仪礼》乃有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居其大半，疑今《仪礼》非高堂生之书，但篇数偶同耳。”此则不深考于刘说所订之误，又不察其所谓《士礼》者，特略举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盖专指冠、昏、丧、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则士岂有是礼而可推邪！
《朱子语录》曰：《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张忠甫所校《仪礼》甚子细，然于目录中《冠礼》玄端处便错了。但此本较他本为最胜。又谓汉初未有《仪礼》之名，疑后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遂合而名之。
※《古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 《集传集注》十四卷
陈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书传所载系于礼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巳成书，阙《书数》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删改，曰《集传集注》云者，盖此书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旧云。
《中兴艺文志》：熹书为《家礼》三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其曰《仪礼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岁所亲定，惟《书数》一篇缺而未补。其曰《仪礼集传集注》者，即此书旧名，凡十四卷，为《王朝礼》，而《卜筮篇》亦阙。熹所草定，未及删改。
《朱子语录》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本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书附益于其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于前，而附《礼记》于其后。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巳得二十馀篇。若其馀《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而以类相从。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礼书异时必有两本，其据《周礼》，分经传，不多取《国语》杂书、迂僻蔓衍之说者，吾书也。其黜《周礼》，使事无统纪；合经传，使书无间别；多取《国语》杂记之书，使传者疑而习者蔽，非吾书也。《答应仁仲书》曰：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
先公曰：愚按记不随经，注疏各为一书，读者不能遽晓，此犹古《易》之《彖》、《象》、《文言》、《系辞》各自为书，郑康成所以欲省学者两读，而为今《易》也。文公于礼书之离者合之，于《易》书之合者离之，是亦学者所当知也。
※《古礼经传续通解》二十九卷
陈氏曰：外府丞长乐黄直卿撰。，晦庵之婿，号勉斋。始，晦庵著礼书，《丧》、《祭》二礼未及伦次，以属续成之。
《朱子语录》：贺孙因问：“《祭礼》附《祭仪》，如说孝许多，如何来得？”曰：“便是祭礼难附。兼《祭仪》前所说多是天子礼，若《仪礼》所存，唯《少牢馈食》、《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大夫礼。兼又只是有《馈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间祭腥等事，如所谓‘建设朝事，燔燎膻芗’。若附《仪礼》，此等皆无入头处。意问欲将《周礼》中天子祭礼逐项作一总脑，以《礼记》附。如疏中有说天子，皆编出。”因云：“某巳衰老，其间合要理会文字，皆起得个头在。及见其成与不见其成，皆未可知。万一不及见此书之成，诸公千万勉力整理，得成此书，所系甚大。”“古礼于今实是难行，当祭之时，献神处少，只说酌奠，卒祝、迎尸以后，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献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妇，酢祝及佐食宰、赞、众宾等，交相劝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于继之以烛。窃谓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过，令人苏醒，不必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简而易行耳。温公《仪》人所惮行者，只为闲辞多，长篇浩翰，令人难读，其实行礼处无多。某尝修《祭仪》，只就中间行礼处分作五六段，甚简易晓。后被人窃去，亡之矣。
信斋杨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乡》、《邦国》、《王朝礼》，以《丧》、《祭》二礼属勉斋黄先生编之。先生伏膺遗训，取向来《丧礼》稿本，精专修改。书成，凡十有五卷。复伏读，曰：大哉书乎！秦、汉而下未有也。近世以来，儒生习诵，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开元以后之《礼》，而不知有《仪礼》。今因其篇目之仅存者，为之分章句，附传记，使条理明白而易考，后之言礼者有所据依，不至于弃经而任传，遗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礼，关于纲常者为尤重，《仪礼》既阙其书，后世以来，处此大变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临时，沿袭鄙陋，不经特甚，可为慨叹。今因《小戴 丧大记》一篇，合《周礼》、《礼记》诸书，以补其阙，而王侯大夫之礼，莫不粲然可考，于是《丧礼》之本末经纬，莫不悉备。既而又念《丧礼》条目散阔，欲撰《仪礼 丧服图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于其后。草具甫就，而先生没矣。呜呼！此千载之遗憾也。先生所《祭礼》，本经则《特牲》、《少牢》、《有司彻》，《大戴礼》则《衅庙》（以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补者，则自天神地、百神宗庙，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国迁都、巡狩师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终，其纲目尤为详备。先生尝为复言，《祭礼》用力甚久，规模已定，每取其书纟番阅而推明之，间一二条，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呜呼！《礼》莫重于《丧》、《祭》，文公以二书属之先生，其责任至不轻也。先生于二书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诸儒异同之论，掊击后世蠹坏人心之邪说，以示天下后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远也。而《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恨，后之君子有能继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复又闻之先生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规模更定之。’”呜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责而卒不果也，岂不痛哉！同门之士，以复预闻次辑之略，不可以无言也，复因敬识其始末，以告来者。《丧礼》一十五卷，前以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于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丧礼》始克成编，以次将修《祭礼》，即以其书稿本授复，曰子其读之。盖欲复通知此书本末，有助纂辑也。复受书而退，启缄伏读，皆古今天下大典礼，其关系甚重，其条目甚详，其经传异同。注疏抵捂，上下数千百载间，是非淆乱，纷错甚众。自此朝披夕阅，不敢释卷。时在勉斋左右，随事咨问抄识，以待先生笔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遗憾。日迈月征，今十馀年，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ж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以待后之学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礼》稿本，未有取其书而修定之者。顾复何人，敢任其责。伏自惟念齿浸衰，曩日幸有所闻，不可不及时传述。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以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云。
※《集释古礼》十七卷，《释宫》一卷，《纲目》一卷
陈氏曰：庐陵李如圭宝之撰。绍兴癸丑进士，尝为福建抚。《释宫》者，经所载堂室、门庭，今人所不晓者，一一释之。
《中兴艺文志》：《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或不知有是书。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为《仪礼识误》。淳熙中李如圭为《集释》，出入经传，又为《纲目》，以别章句之指；为《释宫》，以论宫室之制。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盖习于礼者。
※《周礼》十二卷
晁氏曰：郑玄注。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至孝成时，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序列，著于《录》、《略》，为群儒排弃，歆独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时，杜子春初能通其读，郑众、郑兴亦尝传受，康成皆引之，以参释异同云。
陈氏曰：按《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本注云“王莽时歆置博士”。颜师古曰“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足之。”愚尝疑《周礼》六典与《书 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二官各有攸司，盖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职，则巳然矣。今《地官》于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乡遂稼穑之事，殆皆司空职耳。《周官》初无邦事之名，今所谓事典者，未知定为何事？书阙亡而以《考工记》足之，天下之事，止于百工而已邪？先儒固有疑于是书者，若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经之书，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甚者或谓刘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郑康成博览，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学遂行于世。愚按此书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数，可考不诬，其为先秦古书，似无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驳杂，与夫刘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乱天下，犹未论也。玄之学出于扶风马融，而参取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之说。子春，河南缑氏人，生汉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馀，郑众、贾逵皆受业焉。大夫者，河南郑兴少赣也。司农者，郑众仲师，兴之子也。融，字季长。
《朱子语录》曰：《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许，但未敢令学者看。此非是不可学，亦非是不当学，只为学有先后，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学《周礼》自后一截事。而今把来说看，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如今时宰相提举敕令，岂是宰相一一下笔？有不是处，周公须与改。至小可处，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书。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不曾行得尽。后世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
颖滨苏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野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徒者十有六，封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故无是也。《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于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者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馀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杜预以町为小顷町）。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井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谨按孔子定《书 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刘歆所成《周礼》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统五官之典，以为治者也，岂于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则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属六十，小宰也、司会也、司书也、职内也、职岁也、职币也。是六官之所掌，辞繁而事衤复，类皆期会簿书之末，俗吏掊克之所为，而非赞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国子民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县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夫君相守恭俭，不尚末作，使民务本，此足用长财之要也。百官有司，谨守其职，岂敢逾越制度，自以足用长财为事？若刘歆之说，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剥其民，以危亡其国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礼寡欲，由义而行，无所忌讳，不畏灾患。今《天官 甸师》乃曰：“丧事，代王受眚灾。”此楚昭、宋景之所不为者也，而谓周公立以为训，开后王忌讳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库门之外，所以别内外，严贵贱也。今宫正乃“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又曰“去其奇邪之民”，则是嫔妃、宫吏，众庶杂处，帘陛不严，而内外乱矣。“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郑玄以为诸吏之庶，宿卫王宫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后市，谨之以门卫，严之以城郭沟池，环之以乡遂县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卫，守之以夷蛮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于宫中置诸吏，又以其士庶子卫王宫，何示人不广，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职，恭俭不妒忌，帅夫人嫔妇，以承天子、奉宗庙而已矣。今内宰“凡建国，左右立市”，岂后之职也哉。“内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于四方，则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则亦如之”。“阍人掌守王宫中门之禁”。说者以为二官奄者、墨者也。妇人无外事，以贞洁为行。若外通诸侯，内交群下，则将安用君矣。夫人臣尚无境外之交，曾谓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门，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士遇诸涂，弗与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恤左右，缀衣、虎贲，欲其皆得俊之人。今反以隐宫刑馀近日月之侧，开乱亡之端乎？寺人内竖，贱人，非所贵也。女祝，掌宫中祷祠禳礻会之事。夫祭祀之礼，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行之于外，后妃、夫人、嫔妇供祭服笾豆于内。凡天地宗庙、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么祷祠禳礻会于宫中？此殆汉世女巫执左道入宫中，乘妃姬争妒，与为厌胜之事耳，刘歆乃以为太宰之属，置于王宫，其诬周公也甚矣。冢宰常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内嬖嫔妇敌于后，外宠庶孽齐于嫡，宴游无度，衣服无章，赐与无节，法度之废，将自此始，虽在内庭为冢宰者，真当任其责也。若九嫔之妇法，世妇之宫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内政，典妇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职也，王安石以为统于冢宰，则王所以治内，可谓至公而尽正矣。夫顺理而无阿私之谓公，由理而无邪曲之谓正，修身以齐家，此王者治国平天下之定理，所自尽心者也。苟身不能齐家，而以付之冢宰，为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谓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奸人哉！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以有公私之异。今大府乃有贰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不几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龄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货贿之藏，不几有如汉桓、灵置私库者乎！内府，乃有四方金玉齿革良货贿之献，而共王之好赐，不几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羡馀之轻侮者乎！王之裘服，宜夫人嫔妇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缝人、屦人等九官，则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职固不可废，又有腊人、盐人等十有六官，则皆掌饮食者也。医师之职固不可废，又有兽医等五官，皆医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废，而皂隶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应冗滥如是，且皆执技以事上役于人者也，而以为“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属，何也？汉兴，经五伯七雄，圣道绝灭，大乱之后，陈平为相，尚不肯任廷尉内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为太师，乃广置宫闱，猥亵衣服饮食技艺之官以为属，必不然矣。其末则又有夏采之官焉，专掌王崩复土者也。呜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礼官临大变，一时行之可矣，乃预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职，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属，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则五卿之属可知矣。而可谓之经，与《易》、《诗》、《书》、《春秋》配乎！
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烦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于《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后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后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于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愎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孙，家主之于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其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类是也）。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货，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卿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征召其民，考其德艺，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