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来”之为“”，“庆”之为“羌”，“马”之为“姥”，声韵全别，不容不改。其声韵若相近，可以叶读，则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沿反”，“官”字必欲作“俱员反”，“天”字必欲作“铁因反”之类，则赘矣。
※《广千禄寺书》五卷
《中兴艺文志》：娄机撰。机取许慎《说文》及诸家字书，按以蔡伯喈《五经备体》、张参《五经文字》、田放《九经字样》，与夫经典释文、子史古字，参以本朝丁度所书《集韵》，为《光干禄字书》，盖广唐人颜元孙之书也。
陈氏曰：唐颜元孙为《干禄字书》，其侄真卿书之，刻石吴兴，为世所宝。辨正、通、俗三体，目以“干禄”，谓举子所资也。机熟于小学，嘉泰中教授资善堂，景献时为惠国公，数问字画之异，因为此书。续唐之旧，故仍“干禄”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于朱邸也，则以“干禄百福”之义傅会焉。
※《修校韵略》五卷
陈氏曰：秘书省正字莆田刘孟容以《说文》、《字林》、《千禄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佩Δ》、《复古编》等书修校。
※《韵略分毫补注字谱》一卷
陈氏曰：进士耒阳秦昌朝撰。附前《韵略》之后，皆永嘉教授临安钱厚所刻也。窃谓小学当论偏旁尚矣，许叔重以来诸书是也。韵以略称，止施于礼部贡举，本非小学全书，于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尽天下之字，而欲使科举士子尽用象籀点画于试卷，不几于迂而可笑矣哉！进退皆无据，谓之赘可也。
※附《释文互注韵略》五卷
陈氏曰：以监本增注而释之。
※《押韵释疑》五卷
陈氏曰：进士庐陵欧阳德隆、易有开撰。凡字同义异、字异义同者，皆辨之，尤便于场屋。
※《正字韵类》
谢季泽撰。止斋陈氏序略曰：季泽家学，长于《诗》、《礼》，颇欲有所论次而未就，仅及就此篇。其于字学偏傍训故，学者易入焉。韩昌黎尝言“注《尔雅》虫鱼，非磊落人。”欧阳公序《韵总》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季泽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称其才，且惧后之人见此书，如二公之云也。于是道其平昔大概，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陈氏曰：彭山李从周肩吾撰。
※《切韵义》一卷，《纂要图例》一卷
陈氏曰：汴阳谢晖撰。绍兴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图》一卷
夹氵祭郑氏曰：僧守温撰。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谓之《婆罗门书》，然犹未也。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备。中华之韵，只弹四声，然有声有音，声为经，音为纬。平、上、去、入者，四声也，其体纵，故为经；宫、商、角、征、羽、半征、半商者，七音也，其体横，故为纬。经纬错综，然后成文，愚所作《韵书》备矣。释氏谓此学为小悟，学者诚不可忽也。
※《智永千字文》一卷
晁氏曰：梁周兴嗣撰。释智永所书。
后村刘氏曰：尝疑《千字文》，世以为梁散骑常侍周兴嗣所作，然法帖中汉章帝巳尝书此文，殆非梁人作也。
※《经典释文》三十卷
晁氏曰：唐陆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释《易》、《书》、《诗》并《三礼》、《三传》、《孝经》、《论语》、《尔雅》、《老》、《庄》，颇载古文及诸家同异。德明盖博极群书也。
※《群经音辨》七卷
晁氏曰：皇朝贾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过秦、汉，引经义议政，盖自昌朝始。此书以古文多通借音诂，乃辨正之，凡五门。
※《佩Δ》三卷
晁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类者，别其所从，以检讹舛。上篇论今传记，小学异同，极为辨博。
陈氏曰：忠恕为国子《周易》博士。“Δ”者，所以解结也。忠恕恃酒狂纵，数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时颇异，世以为尸解。
※《翰林禁经》八卷
晁氏曰：唐李阳冰撰。论书势笔法所禁，故以名书。
※《墨薮》十卷
晁氏曰：高阳许归与编。未详何代人。《李氏书目》止五卷，而梁武《评书》、王逸少《笔势》皆别出。
陈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临池妙诀》三卷
晁氏曰：未详何人撰。后有江南李煜《述书》。
※《周越书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书名世。天圣八年四月成此书奏御。故其序称“臣越”“臣兄起”，于柳公权，书又云“亡兄”，称名而不臣，似未精讨论也。
陈氏曰：主客郎中临淄周越与其兄起皆有书名。起书未见，越书有之，俗甚。
※《唐藏经音义》四卷
晁氏曰：未详撰人。分四声，以类相从，蜀中印本也。
※《锺鼎篆韵》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中，吕大临所载，仅数百字。政和中，王楚所传，亦不过数千字。今是书所录，凡一万一百二十有五。
陈氏曰：不著名氏。按《馆阁书目》此书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一卷。七卷者，绍兴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广；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观王楚也。则未知此书之为王楚欤？薛尚功欤？尚功有《钟鼎法帖》十卷，刻于江州，当是其《篆韵》之所本也。
※《汉隶字源》六卷
陈氏曰：娄机撰。以世所存汉碑三百有九，韵类其字，魏碑附写焉者仅三十之一。首为《碑目》一卷，每字先载今文，而以汉字著其下，一字数体者并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从出。洪迈作序。
※《象类书》十一卷
《中兴艺文志》：郑樵撰。中兴后，安石之《字说》既废，樵复理其绪馀。初有象类之书，复约而归于六书。象形类六百八，指事类百七，会意类七百四十，转注类三百七十二，谐声类二万一千八百十，假借类五百九十八。
※《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
《中兴艺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为之韵，辨其文为之释，以辨隶书。曰《隶释》、《隶续》。
陈氏曰：凡汉刻之存于世者，以今文写之，而为之释，又为之世代谱及物象图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来北方旧刻不可复得，览此犹可慨想。
※《字始连环》二卷
陈氏曰：郑樵撰。大略谓六书惟类声之生无穷，音切之学，自西域流入中国，而古人取音制字，乃与韵图吻合。
※《论梵书》一卷
陈氏曰：郑樵撰。
樵《论华梵》曰：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于梵书。流入中国，代有大鸿胪之职，译经润文之官，恐不能尽通其旨，不可不论也。梵书左旋，其势向右；华书右旋，其势向左。华以正错成文，梵以遍缠成体。华则一字该一音，梵则一字或贯数音。华以直相随，梵以横相缀。华盖以目传，故必详于书；梵以口传，如曲谱然，书但识其大略。华之读别声，故就声而借；梵之读别音，故即音而借。
又曰：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书甚简，不过数个屈曲耳，差别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无字之音焉。华人若不别音，如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韵图之类，释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识起例，以其源流出于彼耳。华书制字极密，点画极多，梵书比之，实相辽邈。故梵有无穷之音，而华有无穷之字。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彩；华则字有变通，而音无锱铢。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故曰：“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我昔三菩提，尽从闻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说。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故天下以识字人为贤智。不识字人为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陈氏曰：郑樵撰。其说以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与秦斤、秦权合者。
※《啸台集古录》二卷
陈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邴汉老序之，称故人长孺之子，未详何王氏也。皆录古彝器款识，自商迄秦，凡数百章。以今文释之，疑者阙焉。
※《前汉古字韵编》五卷
陈氏曰：侍郎宣城陈天麟季陵撰。取《汉书》所用古字，以今韵编入之。
※《班马字类》二卷
陈氏曰：参政嘉禾娄机彦发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韵类之。洪迈景卢作序。
※《阁本法帖》十卷
乐静李昭跋：太宗皇帝治定馀暇，游意翰墨，遣使购古帝王名卿墨帖，集为十卷，诏镂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赐焉，岁久，浸不复赐。元丰中，嘉王尝从神考借其板，模拂几百本，王府官尽得之，士大夫亦见一二。初，长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东潘氏、御史刘次庄又作别本，识者谓希白善书，不甚失真；潘复易次，以他书；御史所模，尤疏阔。夫独前者纵，学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则目乱而心疑，神巳亏矣，故终不近也。
※《法帖释文》十卷
晁氏曰：《淳化法帖》既巳焚板，元中，有刘次庄者模刻之石，复取帖中草书世所病读者，为《释文》，行于世。
陈氏曰：刘次庄元中为《官帖释文》，刻石临江。而武冈又尝传刻绛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刘本分二十卷，中官帖所无者增附之。
※《法帖要录》十卷
陈氏曰：唐大理卿河东张彦远爱宾撰。彦远，弘靖之孙。三世相阅，其父文规尝刺湖州，著《吴兴杂录》。
※《金壶记》一卷
陈氏曰：僧之撰。集书家故事，以二字为题，而注所出于其下。凡三百馀条。
※《飞白叙录》一卷
陈氏曰：钱惟演希圣撰。天圣四年序进。
※《法帖刊误》二卷
陈氏曰：黄伯思长睿撰。《淳化帖出》于待诏王著去取。时秘府墨迹真赝杂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备晋、宋名迹，遂至以江南人一手伪帖窜入其，鄙恶之甚。米南宫辨之，十巳得七八，至长睿，益精详矣。
※《籀史》二卷
陈氏曰：翟耆年伯寿撰。裒诸家锺鼎图说为一编，颇有考究。
※《绛帖评》二十卷
陈氏曰：鄱阳姜夔尧章撰。
山谷黄氏跋《绛》本《法帖》：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如人意。古人工书无他异，但能用笔耳。元丰八年五月戊申，赵正夫出此书于平原官舍，会观者三人：石庭简、柳子文、黄庭坚。
※《兰亭博议》十五卷
陈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陆放翁诸甥，博雅能诗。
※《兰亭考》十三卷
山谷黄氏《兰亭跋》曰：王右军衤契饮序草，号称最得意书，宋、齐以来，似藏在秘府，士大夫，未闻称述，岂未经大盗兵火时，盖有墨迹在《兰亭》右者。及萧氏、宇文焚荡之馀，千不存一。永师晚出，所见好迹，唯有《兰亭》，故为虞楮辈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于必得。其后公私相盗，今竟失之。书家晚得定武石本。仿佛有古人笔意耳。褚庭晦所临极肥，而洛阳张景元地得缺石极瘦，武定本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犹可想其风流。三石刻皆有佳处，不必宝巳有而非彼也。
陈氏曰：即《博议》也，浙东庾司所刻。视初本颇有删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后人集《兰亭》字作书帖、诗铭之类者，又《附见篇》兼及右军他书迹，于《乐毅论》尤详。其书始成，本名《博议》，高内翰文虎炳如为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孙主为删改，去此二篇固当，而其他务从省文，多失事实，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条达可观，亦窜改无完篇，首末阙漏，文理断续，于其父犹然，深可怪也。此书累十馀卷，不过为晋人一遗帖，自是作无益，玩物丧志，本无足云。其中所录诸家跋语，有昭然伪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举。
※《法言撮要》十卷
陈氏曰：吴兴蔡山父撰。以书家事实分门条类，亦无所发明。淳熙中人。
※《书苑菁华》二十卷
陈氏曰：临安肆陈思者集别。
按：以字书入小学门，自《汉志》巳然。历代史志从之，至陈直斋所著《书录解题》，则以为《书品》、《书断》之类，所论书法之工拙，正与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于杂艺，不以入经录。夫书虽至于锺、王，乃游艺之末者，非所以为学，削之诚是也。然《六经》皆本于字，字则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属乎偏旁音韵者则入于小学，属乎真行草篆者则入于杂艺，一书而析为二门，于义亦无所当矣。故今并以入小学门，仍前史旧云。
※《蒙求》三卷
晁氏曰：唐李瀚撰。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
陈氏曰：本无义例，信手肆意，杂袭成章，取其韵语易于训诵而巳。今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事。
※《补注蒙求》八卷
陈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他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过于《纲领》者。
※《左氏纲领》四卷
晁氏曰：皇朝文济道撰。排比事实为俪句，《蒙求》之类也。
※《两汉蒙求》十卷
陈氏曰：枢密吴兴刘班希苑撰。绍圣中所序。
※《十七史蒙求》二卷
陈氏曰：题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
※《宋朝蒙求》二卷
陈氏曰：端明殿学士成都范镇景仁撰。
※《唐史属辞》五卷，《南北史蒙求》十卷
晁氏曰：未详撰人。皆效李瀚也。
※《班左诲蒙》三卷
陈氏曰：程俱致道撰。
※《赵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宗室蒙求》二卷，《幼学须知》五卷
程氏曰：馀符孙应符仲潜撰次。此书本书坊所为，以教小学。应符从而增广之。
※《童蒙训》一卷
陈氏曰：中书舍人东莱吕本中居仁撰。
※《少仪外传》二卷
陈氏曰：吕祖谦撰。杂取经传嘉言善行，切于立身应世者，皆小学切问之事也，而大要以谨厚为本。大愚吕氏跋曰：《少仪外传》一编，先兄太史所自次辑者也。首命其名曰《帅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终则定以是名焉。某尝侍坐，盖与闻所以为此编之意。盖以始学之士，徒玩乎见闻，泊乎思卢，轻自大而卒无据，故指其前言往行，所当知而易见者，登之于册，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于日用之。其于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见者，则皆略而不载。苟读是编而无所厌，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则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辨志录》一卷
陈氏曰：皆巳见上书，而无次第，当是草创本。
※《小学书》四卷
陈氏曰：朱熹所集古圣格言至论，以教学者，皆成童幼志进学之序也。内篇曰《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朱子语录》曰：修身之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这个是做人底样子。学之小大虽不同，而其道则一。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游倪曰：自幼既失小学之序，愿授《大学》。先生曰：授《大学》甚好，也须把小学书看，只消旬日工夫。
※《小学字训》
程端蒙撰。
朱子曰：《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是一部大《尔雅》也。
※《弟子职》等五书一卷
陈氏曰：漳州教授张时举，以《管子 弟子职篇》、班氏《女诫》、吕氏《乡约》、《乡礼》、司马氏《居家杂仪》合为一篇。
●卷一百九十一 经籍考十八
○史（正史各门总 正史）
《隋 经籍志》曰：古者天下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巳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郑书》之说，推寻事迹，似当时记事各有职司，后又合而撰之，总成书记。其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迄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迁卒以后，好事者亦颇著述，然多浅鄙，不足相继。至后汉，扶风班彪缀后传数十篇，并讥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于百王之末，非其义也。故断自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潜心积思二十馀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纪传，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后，始命曹大家续成之。先是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其后，刘、刘毅、刘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纪》。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晋时，巴西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寿卒后，梁州大中正范颖表奏其事，帝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寿家写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书》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史记》传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编之，以备正史。
晁氏曰：后世述史者，其体有三：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于年，盖本左邱；明纪传者，分记君臣行事之终始，盖本于司马迁；实录者，其名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两者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择而巳，初无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
王氏《挥麈录》曰：凡史官纪事，所因者例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足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尽废云。
《汉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元附《春秋》，今入史门）。
按：班孟坚《艺文志》，《七略》无史类，以《世本》以下诸书附于《六艺略 春秋》之后。盖《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后，惟秦、汉之事，编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后来传代既久，史言渐多，而述作之体亦不一，《隋志》史之类已有十三门，唐以后之志皆因之。然《汉志》所录《世本》以下九书，《隋志》则以《太史公书》入正史门，《战国策》、《楚汉春秋》入杂史门，而其馀诸书，则后学所不尽见，无由知其合入何门矣，故姑以此九者尽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有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两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兴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右正史。
《隋 经籍志》：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颖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辨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大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帝命中书监荀勋、令和峤等，撰次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纪年》最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但以《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今依其世代，编而叙之，以见作者之别，谓之古史。
《宋三朝艺文志》：编年之作，盖《春秋》旧，自东汉后，变名滋多，至北齐，或曰纪，或曰春秋，或曰略，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实录》，唐贞观中，作《高祖实录》，自是讫皇朝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录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实录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刘知几以下不著录四百五十七卷）。
按：实录即是仿编年之法，惟《唐志》专立实录一门，《隋史》以实录附杂史，《宋志》以实录附编年，今从《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杂史门，今附此）。
《宋中兴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右编年。
《隋 经籍志》：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春秋传》曰：“君举必书。”《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山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晋时又复《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近代以来，别有其职，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后，编而次之。其伪国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于此。
《宋三朝艺文志》：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厥后有起居注，盖记动也；时政纪，盖记言也；又有日历，兼言动而成之。淳化以来，悉备其书。唐录编年之外，又有起居注，类前代记注。今惟《唐创业起居注》存焉，馀悉亡逸。国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秘有司，不列于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开元起居注》以下不著录三家）。
《唐志》：诏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温彦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诏令一门，历代史皆无之。按古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后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诏令并入起居注门，庶从其类云。
《宋中兴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元以实录、日历俱入编年，今除实录入编年外，以日历附于起居注）。
右起居注。
※《史记》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汉太史令司马迁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于获麟之岁。撰成十二纪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传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馀载，凡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迁没后，缺《景》、《武纪》、《礼》、《乐》、《律书》、《三王世家》、《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靳蒯列传》等十篇。元、成，褚少孙追补，及益以武帝后事，辞旨浅鄙，不及迁书远甚。迁书，旧裴る为之解云。班固常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爱迁者多以此论为不然。谓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所谓诚然也。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敝，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此其所以先黄、老而后《六经》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辄下吏诛，而当刑者，得以货免。迁之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盖迁叹时无朱家之伦，不能脱巳于祸，故曰：“士贫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邪？”其羞贫贱者，盖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形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
陈氏曰：汉太史令夏阳司马迁子长撰，宋南中郎参军河东裴る集注。按：班固云：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斯以勤矣。十篇阙，有录亡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武》、《纪》、《礼》、《乐》、《兵书》、《汉兴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靳蒯傅歙列传》。元、成之，褚先生补作《武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颜师古曰：本无《兵书》，张说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补《武纪》全写《封禅书》，《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书，二列传皆猥酿不足进。而其馀六篇，《景纪》最疏略，《礼》、《乐书》讠誊荀子《礼论》、河王《乐纪》，《传靳列传》与《汉书》同，而《将相年表》迄鸿嘉，则未知何人所补也。褚先生者，名少孙。裴る即注《三国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广作《史记音义》，る本之以成《集解》。窃尝谓著书立言，述旧易，作古难，六{艹执}之后，有四人焉。摭实而有文采者，左氏也；冯虚而有理致者，庄子也；屈原变《国风》、《雅》、《颂》而为《离骚》；及子长易编年而为纪传，者前未有比，后可以为法，非豪杰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师友读书记》曰：司马迁作《史记》，大抵讥汉武帝所短为多，故其用意远，扬雄、班固之论不得实（见班固《司马迁传》）。《秦始皇本纪》皆讥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记》，其意深远，则其言愈缓，其事繁碎，则其言愈简，此《诗》、《春秋》之义也。
《朱子语录》曰：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太史公三代本纪，皆著孔子所损益四代之说，《高帝纪》又言“色尚黄，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颜而行夏时，乘殷辂，服周冕，用《韶》舞，则固好；以刘季为之，则亦未济事在。
曹器远云：“黄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长陵。此事大事，所以书在后。”先生云：“某尝谓《史记》恐是个未成底文字，故记载无叙，有疏阔不接续处，如此等是也。”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之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疏。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云：“形势虽强，要以行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只在于权谋功利。又如《伯夷传》，孔子正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论至死不曾明。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东莱吕氏曰：太史公之书法，岂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说乎？其指意之深远，寄兴之悠长，微而显，绝而续，正而变，文见于此而起义于彼，有若鱼龙之变化，不可得而踪迹者矣！读是书者，可不参考互观，以究其大指之所归乎？
夹氵祭郑氏曰：仲尼既没，诸子百家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统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皇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记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虽杂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皆楚人之词，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以俚俗，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堕先人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新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扌氏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杌》无善后之人，故俱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摸，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齐世传，论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祸，于是述陶唐迄获麟止。是《史记》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书（年数张中节说）以七年而成。
※《前汉书》一卷
晁氏曰：后汉元武司马班固续司马迁《史记》撰。十二帝纪，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传。起高祖，终于王莽之诛，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馀万字。固既瘦死，书颇散乱，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东观缉校，内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补也。唐太宗子承干，令颜师古考众说为之注。范晔讥固饰王阙，盖亦不然。其赞多微文，顾读者弗察耳。刘知几又诋其《古今人物表》无益于汉史。此论诚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谓受金鬻笔，固虽谄附匪人，亦何至是欤？然识者以固书皆因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旧文润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颇冗琐，良由固之才，视数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称述者，岂亦谓有所本欤？
陈氏曰：汉尚书郎扶风班固孟坚撰。唐秘书监京兆颜师古注。本传称字籀，恐当名籀，而以字行也。固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马氏《史记》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作后传数十篇。固以所续未详，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高祖，终孝平王莽之诛，二百三十年，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受诏，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传》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今《中兴书目》以为章帝时，非也。固坐窦宪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时。师古以太子承干之命，总先儒注解，服虔，应劭而下二十馀人，删繁补略，裁以己说，遂成一家。世号杜征南、颜监为《左氏班史》忠臣。
李方叔《师友谈记》曰：《左氏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书止十九万言。太史公《史记》上自黄帝下至汉武，三千馀年，止七十万言。而班固《汉书》十二帝二百三十年，乃一百万言。虽称良史善叙事，至于案牍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载之，其失《春秋》之旨远矣！《春秋》盖万言而已。
夹氵祭郑氏曰：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倘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倘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る，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才，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以古今人物强立等差；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是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后，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史修书，道旁筑室，掠人之文，窃铃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深浅？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武昭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奥阃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有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褒贬善恶，足为监戒，何必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何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褒词？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撰，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
又曰：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后，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之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详见经录《左氏传》条下）。
容斋洪氏曰：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仿佛。然至《后汉》中所载固之文章，断然如出两手。
又曰：颜师古注《汉书》，评较诸家之是非最为精尽，然有失之赘冗及不烦音释者。其始遇字之假借，从而释之，既云“他皆类此”，则自是以降，不烦申言。然有字义不深秘，既为之辞，而有数出，至同在一板内再见者，如《项羽》一传，伯读曰霸，至于四言之，此类繁多，不可胜数。颜自注叙例云：“至于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繁翰墨。”殆与今书相矛盾也。
※《后汉书》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晔撰。十帝纪，八十列传。唐高宗令章怀太子贤与刘讷言、革希元等作注。初，晔令谢俨撰志，未成而晔伏诛，俨悉蜡以覆车。梁世，刘昭得旧本，因补注三十卷。观晔《与甥侄书》，叙其作书之意，称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谓诸序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往往不减《过秦论》，常以此拟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负如此。然世多讥晔创为《皇后纪》，及采《风俗通》中王乔、《抱朴子》中左慈等诡谲事，列之于传，又赞辞佻巧，失史之体云。
陈氏曰：按《唐 艺文志》，为后汉史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刘珍等《东观记》，至晔乃删取众书，为一家之作。其自视甚不薄，然颇有略取前人旧文者，注中亦著其所从出。至于论后有赞，尤自以为杰思，殆无一字虚设。自今观之，几于赘矣！
又曰：《志》三十卷，晋秘书监河内司马彪绍统撰，梁剡令平原刘昭宣乡补注。晔本书，《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书纪、传共九十卷，盖未尝有志也。刘昭所注，乃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尔。序文固云范志今阙，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其与范氏纪传，自别为一书。其后纪传孤行，而志不显。至本朝干兴初，判国子监孙始建议校勘，但去补亡借阙，而不著其为彪书也。《馆阁书目》乃直以百二十卷并称晔撰，益非是。今考章怀注所引称《续汉志》者，文与今志同，信其为彪书不疑。彪，晋宗室，高阳王睦之长子，多所注述，注《庄子》及《九州春秋》之类是也。
《朱子语录》曰：刘昭《补志》，于冠帻车服尤详，前史所无。
水心叶氏曰：前汉虽有太史令司马迁，以为百年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纟由石室金匮，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无史官可考。班固亦不过缀辑所闻为书，赖其时天下一家，风俗稍质，流传不至甚谬。要之两书之不可尽信者，亦多矣。至后汉，始有史官东观著说，前后相承。范晔所以能述史于二百年之后，由有诸家旧书也。然东汉虽有著记，而当时风俗之质，则不如前汉，而所载多溢词，又胡广、蔡邕父子竟不能成书，故一代典章，终以放失。范晔类次齐整，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致局弱，为可恨耳。其序论欲于班固之上增华积靡，缕贴绮绣，以就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盖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怪也。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晋陈寿撰。魏四纪、二十六列传，蜀十五列传，吴二十列传。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补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王通数称寿书，细观之，实高简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载夏侯及渊于诸曹传中，则见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贵乡公书卒，而载司马昭之奏，则见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类此。但以魏为纪，而称汉、吴曰传，又改汉曰蜀，世颇讥其失。至于谓其衔诸葛孔明髡父，而为贬辞，求丁氏之米不获，不立仪、е传之类，亦未必然也。
陈氏曰：寿书初成时，人称其善叙事，张华尤善之。然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王通谓寿有志于史，依大义而黜异端，然要为率略。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要当会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奋然以为巳任者。丰、，南丰吕南公锐意为之，题其斋曰“衮斧”，书垂成而死，遂弗传。又绍兴吴兴郑知几维心尝为之，乡里前辈多称其善，而书亦不传。近永康陈亮亦颇有意焉，仅成论赞数篇，见《集》中，而书实未尝修也。
水心叶氏曰：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方之班固，但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固也。近世有谓《三国志》当更修定者，盖见注所载尚有诸书，不知寿尽取而为书矣。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馀也。后生诵读不详，轻立议论，最害事。
※《续后汉书》四十卷
庐陵贡士萧常撰。周平园序略曰：陈寿身为蜀人，徒以仕屡见黜，父又为诸葛亮所髡，于刘氏君臣，不能无憾。著《三国志》以魏为帝，而指汉为蜀，与孙氏俱谓之“主”，设心巳偏。故凡当时夹祭高祖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书。方且乞米于人，欲为佳传。私意如此，史笔可知矣！其死未几，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晋愍帝，以蜀为正，魏为篡。谓“汉亡仅一二年，则巳为晋，炎兴之名，天实命之”，是盖公论也。然五十四卷徒见于《唐艺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览》之目，逮仁宗时修《崇文总目》，其书巳逸。或谓世亦有之，而未之见也。幸《晋史》载所著论千三百馀言，大旨昭然。刘知几《史通》云：备王道则曹逆而刘顺。本朝欧阳修论正统而不黜魏，其宾客章望之著《明统论》非之，见于国史。近世张┉《经世纪年》，直以先主上继献帝为汉，而附魏、吴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庐陵贡士萧常潜心史学，谓古以班固史为《汉书》，范晔史为《后汉书》，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少帝炎兴元年癸未，为《续后汉书》。既正其名，复择注文之善者并书之。积勤二十年，成帝纪、年表各二卷，列传十八卷，《吴载记》十一卷，《魏载记》九卷，别为音义四卷。惜乎寿疏略于前，使常不得追记英贤宪章于后，以释裴松之之遗恨也！
右正史。
●卷一百九十二 经籍考十九
○史（正史）
※《晋书》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乔等撰。贞观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晋史》未善，诏乔与褚遂良、许敬宗再加撰次，乃据臧荣绪书增损之。后又命李淳风、李义府、李延寿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其类例。西晋四帝五十四年，东晋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氐、羌、鲜卑割据中原，为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夏、蜀十六国，共成帝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例出于播。《天文》、《律历》，淳风专之。乔以《宣》、《武纪》、《陆机》、《王羲之传论》，上所自为，故曰制旨，又总题“御撰”焉。按：历代之史，唯《晋》丛冗最甚，可以无讥。至于取沈约诞诬之说，采《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诡异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夹氵祭郑氏曰：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则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以纪传，以颜、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详明。
※《宋书》一百卷
晁氏曰：梁忱约撰。十本纪，三十志，六十列传。齐永明中，约奉诏为是书，以何承天书为本，旁采徐爰之说，颇为精详。但本志兼载魏、晋，失于限断。又王劭谓其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于路太后处寝息，时人多有异议之类是也。后梁武帝知而不以为非。嘉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缺，始诏馆职仇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二书上之，刘如等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民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馀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魏书》计十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陈氏曰：本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所撰，至徐爰勒为一史。起义熙，迄大明，自永光以来，阙而不录。今新史始义熙，终明三年，独缺《到彦之传》。《馆阁书目》谓其志兼载魏、晋，失于限断，揆以班、马史体，未足为<广此>。至其所创《符瑞》一志，不经且无益，其赘甚矣。
《崇文总目》：其书虽诸志失于限断，然有博洽多闻之益。今世所传，文多舛失，参补未获。《赵伦之传》一卷，今阙，《谢灵运传》，文注讹。
水心叶氏曰：迁、固为书、志，论述前代旧章以经纬当世，而汉事自多阙略。蔡邕、胡广始有纂辑，陈寿、范晔废不复著。至沈约比次汉、魏以来，最为详悉。唐人取之，以补晋记，然后历代故实，可得而推。虽去迁、固本意已远，然古事既不能追，则所当存者，随世有无而已。但其体烦杂，非复前比，殆成会要矣。学者立乎千载之后，考见始末，当使相承如一日，若姑竞迁、固之华而不求其实，则失之远矣。
※《南齐书》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萧子显撰。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约又有纪，子显自表别修。然《天文》但纪灾祥，《州郡》不著户口，《祥瑞》多载图谶。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
陈氏曰：子显，齐豫章王嶷之孙，本传称六十卷。
南丰曾氏序曰：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非材固不可强而有邪！
※《梁书》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纪，五十列传。唐贞观三年，诏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采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征唯著《总论》而已，笔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简，以字行。
※《陈书》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纪，三十列传。其父察在陈尝删撰梁、陈事，未成，陈亡。隋文帝问之，察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上之，未讫而没。察且死，属思廉继其业。贞观中与《梁书》同时上之。其书世以罕传，多脱误。
陈氏曰：思廉采谢、顾野王等诸书，综括为二史，以卒父业。
南丰曾氏序曰：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馀岁，世统数更，史氏放逸，乃诏论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然及其既成，与《宋》、《魏》、《齐》、《梁》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嘉六年八月，始诏校仇，使可镂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传之学者。其疑者亦不敢损益，时各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夫陈之为陈，盖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于任使，恭俭爱人，则始之所以兴；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妄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巳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有事已浅，然亦各施于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考也。而当时之事，争夺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于坏乱之中，仓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若此人者，可为笃于善矣。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没不少概见于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后有久不显。及宋兴巳百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
※《后魏书》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传：收修《魏书》不甚能平，修史诸人、宗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没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初，收得杨休之助，因谢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又纳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时谓之“秽史”。
《崇文总目》：齐天保中，始诏收撰魏史。收博采诸家旧文，随条甄举，缀属后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终孝静，作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然收谄于齐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开皇中，敕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寿作《北史》，并行于世，与收史相乱，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仅九十馀篇。
晁氏曰：北齐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诛，太和后，始有李彪、崔鸿等书。魏末，山伟、綦隽更主国书，二十馀年，事迹荡然，万不纪一。文宣时，始诏收撰次，成十二纪、十志、九十二列传上之。悉焚旧书。多谄讳不平，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夙有怨者，多没其善；党北朝，贬江左。时人疾之，号为“秽史”。刘知几谓其生绝允嗣，死逢剖斫，皆阴慝所致。后隋文帝命颜之推等别修，唐贞观中，陈叔达亦作《五代史》，皆不传，独收书在。皇朝命刘恕等校正。
陈氏曰：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馀卷，其后崔浩兴史，为编年体，李彪始分作纪、表、志、传。收搜采遗亡，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上之。时论言收著史不平，诏与诸家子孙共加讨论。前后诉者百有馀人，众口喧然，号为“秽史”。仆射杨、高德正与收皆亲，抑塞诉辞，遂不复论。今纪阙二卷，传阙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阙《天象》二卷。收既以史招怨，齐亡之岁，竟遭发冢弃骨之祸。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书》九十二卷，今皆不传，而收书独行。《中兴书目》谓所阙《太宗纪》以澹补之，阙志以太素书补之。二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也。
※《后魏书纪》一卷
《崇文总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书褒贬失实，平绘中兴事，叙事不伦，诏澹别成魏史。澹断自道武，下迄恭帝，为十二帝纪、七十八列传，史论及例、目录一篇，合九十二篇，退东魏孝静帝称传，矫正收绘之失。收天子名则书，太子名则讳；澹讳皇帝名，书太子名。收讳太武、献文之弑，使同善终天年；澹显书之以惩逆。收书敌国皆曰死，澹书曰卒。体裁简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为主，故澹书亡阙，今才纪一卷存。
※《后汉书 天文志》二卷
《崇文总目》：唐张太素撰《魏书》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
※《北齐书》五十卷
晁氏曰：唐李百药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百药父德林，在齐尝撰著纪传。贞观初，诏分修诸史，百药因父书续成以献。诸史称帝号，百药避唐朝名讳，不书“世祖”、“世宗”之类，例既不一，议者少之。书今亡阙不完。
※《周书》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孤德等撰。本纪八，列传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牾。贞观中，德请撰次，乃诏与陈叔达、唐俭共成之。先是苏绰秉周政，军国词令，多准《尚书》，牛弘为史，尤务清言，德因之以成是书，故多非实录。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正是其文字，其后林希、王安国上之。
陈氏曰：初，德武德中建言近代无正史，诏德及诸臣论讠巽。历年不能就，罢之。贞观二年，复诏撰定。议者以魏有收、澹二家书为已详，惟五家史当立，德与岑文本、崔仁师次周史，李百药次齐史，姚思廉次梁、陈史，魏徵次隋史，房元龄总监而修撰之。原自德发之。
※《隋书》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纪五，列传五十，五长孙无忌等撰志三十。初，诏颜师古、孔颖达修述，征总其事，序、论皆征自作。复又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无忌上之，诏编第入《隋书》，人亦号“五代史志”。《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淳风独作。
陈氏曰：十志高宗时始成上，总梁、陈、齐、周之事，俗号“五代志”。
夹氵祭郑氏曰：按《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正为班、马只事虚言，不求典故实迹，所以三代纪纲，至迁八书、固十志几于绝绪。虽其文彩洒然可喜，求其实用则无有也。观《隋志》所以该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淆乱，岂易贯穿？而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纪传，而以十志付之志宁、淳风辈，所以粲然具举。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寿撰。延寿父太师，尝谓宋、齐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欲改正，拟《吴越春秋》编年，未就而卒。延寿后预修《晋》、《隋书》，因究悉旧事，更依马迁体，总序八代，北起魏尽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尽陈，百七十年，为二史。删烦补阙，过本史远甚。今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独阙本志，而《隋书》有之，故《隋书》亦行于世。
《崇文总目》：唐高宗善其书，自为之序，序今阙。
Т斋陈氏曰：李延寿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体。故《唐书》本传亦谓其删略穰辞，过本书远甚。然好述妖异兆祥谣谶，特为繁猥。
司马公曰：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礻几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
※《唐书》一百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
※《唐书》二百卷
晁氏曰：石晋宰相刘句等撰。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为帝纪二十、列传一百五十。繁略不均，校之实录，多所阙漏；又是非失实，其甚至以韩愈文章为大纰缪，故仁宗时删改焉。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嘉中，曾公亮等被诏删定，欧阳修撰纪、志，宋祁撰列传。《旧书》约一百九十卷，《新书》约一百七十四卷，而其中增表。故书成上于朝，自言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也。而议者颇谓永叔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通小学，唯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牾，有失实之叹焉。
陈氏曰：初，庆历中诏王尧臣、张方平等别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为纪、志，祁为列传，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同编修。嘉五年上之。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进书上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第赏增秩训词，刘敞原文所行，最为古雅。曰：“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贤臣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择廷臣，笔削《旧书》，勒成一家。具官欧阳修、宋祁，创立统纪。裁成大体，范镇等纲罗遗逸，厥协异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闳富精，度越诸子矣。校雠有功。朕将据古鉴今，以立时治，为朕得法，其劳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书于天下，使学者咸观焉。”旧例，修书止著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今按《旧书》成于五代文气卑陋之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论赞多用俪语，固不足传世。而《新书》不出一手，亦未得为全善。本纪用《春秋》法，削去诏令，虽大略，犹不失简古；至列传用字多奇涩，殆类虬户铣体，识者病之。欧公尝卧听《藩镇传序》，曰：“使笔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实无宋公一语。然则欧公殆不满于宋，名衔之著，固恶夫争名，抑亦以自表异邪？温公《通鉴》多据旧史，而唐庚子西直谓《新唐书》“敢乱道而不好”，虽过甚，亦不为亡谓也。刘元城亦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处”云。
《宋氏笔记》曰：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能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惟拾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非宜。今以对偶之文人史策，如黛粉饰壮士，笙匏佐鼓声，非所宜云。
《高氏纬略》曰：仁宗诏重修《唐书》，十年而欧阳公至，分撰帝纪、表、志，七年书成。韩魏公素不悦宋景文公，以所上列传文采太过，又一书出两手，诏欧公看详，改归一体。公受命，叹曰：“宋公于我前辈人，所见不同，讵能尽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书进御，惟书署官崇者。是时宋公守郑州，欧公位在上，公曰：“宋公于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长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闻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曾自撰纪、表、志，今其家犹有此本，世人固未尝见之耳。
平园周氏曰：景文之于唐史，删烦为简，变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吴竞》一传，具藁不知其几。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监修。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欧阳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国史》称其可继班固、刘向，人不以为过，特恨其《晋出帝论》，以为因濮园议而发云。
陈氏曰：欧阳子之说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鸣呼”，曰：“此乱世之书也。”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传”，其更事历代者曰“杂传”，尤足以为世训。然不为韩瞠眼立传，识者有以见作史之难。按韩通之死，太祖犹未践极也，其当在《周臣传》明矣。
李方叔《师友谈记》：欧阳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盖文忠公学《春秋》于胡瑗、孙复，故褒贬谨严，虽司马子长无以复加。不幸五十二年之，皆戎狄乱华，君臣之际无赫赫可道之功业也。
※《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国史。纪十卷，志六十卷，列传八十卷，吕夷简等撰。初，景德中，诏王旦、先文元、杨亿等九人撰太祖、太宗两朝史。至天圣五年，诏夷简、宋绶、刘筠、陈尧佐、王居正、李淑、黄鉴、谢绛、冯元加入真宗朝史、王曾监修。曾罢，夷简代。八年书成，计七百馀传。比之《三朝实录》，增者太半，事文赡，褒贬得，宜百世之所考信云。
※《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也，王等撰。元丰五年六月奏御，监修王，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赵彦若、曾肇，赐银绢有差；苏颂、黄履、林希、蔡卞、刘奉世以他职罢去，吴充、宋敏求前死，皆有锡赉。纪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实录》，事迹颇多。但非寇准而是丁谓，之神宗诏旨。
※《四朝国史》二百五十卷
陈氏曰：绍兴二十八年，置修国史院，修《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举陈康伯奏纪成，乞选日进呈。至乾道二年闰九月，始与《太上圣政》同上。淳熙五年，同修史李焘言修《四朝正史》开院巳十七年，乞责以近限。七年十月，修史王希吕奏志成，十二月进呈。至十三年，修史洪迈奏；昨得旨，限十年内修成列传，今已书。十一月，与《会要》同进。盖首尾三十年，所历史官不知其几矣。
《中兴艺文志》：绍兴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纪成，干德初进。时洪迈巳出，李焘未入馆，史官迁易无常，莫知谁笔。后又进《钦宗本纪》，诏通为《四朝国史》。乃修诸志，未进而焘去国。淳熙初志成，焘之力为多。召修列传，垂成而焘卒，上命洪迈专典之。初，迈以孙觌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贯、蔡攸、梁师成、谭稹、朱π、种师道、何、刘延庆、聂昌、谭世等列传。觌颇徇爱憎，迈多采之。迈又奏四朝诸臣有虽显贵而无事迹可书者，用迁、固史刘舍、薛泽、许昌例，不为立传。逾年，书成，为列传八百七十。迈又尝欲合九朝三史为一书，而不及成。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各自记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衤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巳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成，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而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巳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所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馀卷矣，而有永思攒宫之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卷一百九十三 经籍考二十
○史编年
※《汉纪》三十卷
晁氏曰：汉荀悦撰。班固作《汉书》，起高祖，终孝平王莽之诛，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为纪、表、志、传，凡八十馀万言。献帝以其文繁，诏悦举要撮总，通比其事，列系年月，为纪三十篇，凡八万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辞约事该，时称嘉史。
陈氏曰：献帝诏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自序曰：立典有五志焉，曰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质能。
巽岩李氏曰：某家有写本一，印本一，写本不记其时，而印本乃天圣益州市所摹刻者。大抵皆差误，而印本尤甚，衍文助语乱布错置，往往不可句读，或又增以子注音切，并非所当有。而近岁江、浙印本，号为曾经校仇，其实与天圣市刻相似，用班固《书》窜改悦语，而又非固《书》本文。按悦为此《纪》，固不出班《书》，然亦时有所删润，而谏大夫王仁、侍中王闳谏疏，班《书》皆无之，不知悦何从得此也。如《张骞传赞》以“所有放哉”为“有所放焉”之类，颜师古亦尝辨其误，又不知悦何以云也。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书太上皇崩葬及五凤郊泰之月，皆舍班而从荀。盖以悦修《纪》时，固《书》犹未讹舛，而“君兰”、“君简”、“端”、“瑞”、“兴”“誉”、“宽”“竟”等字犹两存之，疑以传疑，先儒盖慎之也。由此观之，古书虽残缺不伦，非证验明白，要未可妄下雌黄尔。然乡所谓子注音切，可削去不疑，而演文助语，亦当参考班《书》句读，略加是正。其他差误，尚或有之，固不敢以胸臆定也。昔人谓校误书犹风庭扫叶，随扫随有，讵不信邪？自司马迁创改《春秋》记事之体为本纪、世家、表、志、列传，而班固因之，至悦始能复古，学者甚重其书，袁宏、干宝以下皆祖述焉。事日月年之相系，在史家固良法也，而传录岁久，卒未得其真，可为太息者矣！
※《后汉纪》三十卷
晁氏曰：袁宏彦伯撰。宏在晋末为一时文宗，以东京史籍不伦，谢承、司马彪之徒错谬同异，无所取正，唯张纟番《纪》差详，因参摭记传以损益之，比诸家号为精密。
陈氏曰：宏以《后汉书》烦秽杂乱，撰集为此记。
※《晋春秋略》二十卷
陈氏曰：唐秘书省正字杜延业撰。自王隐而下诸书及诸僭伪传记，皆所详究，而以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删缉为此书。《馆阁书目》作杜光业。按《唐志》亦曰延业。考新、旧史，他无所见，未详何时人。
※《元经薛氏》传十五卷
晁氏曰：隋王通撰，唐薛收传，皇朝阮逸学。起晋惠帝太熙元年，终于陈亡。子从兄子逸仕安康，尝得其本，归而示四父，四父读至“帝问蛙鸣”，哂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为过。”按《崇文》无其目，疑逸依为之。
陈氏曰：称王通撰。薛收传，阮逸补并注。按河汾王氏诸书，自《中说》之外，皆《唐 艺文志》所无。其传出阮逸，或云皆逸伪作也。今考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世太兴四年，亦书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劳日拙，自不能掩邪。此书始得于莆田，才三卷，止晋成帝。后从石林叶氏得全本录成之。
※《唐历》四十卷
晁氏曰：唐柳芳撰。初，肃宗诏芳缀缉吴竞书，其叙天宝后事不伦。上元中，芳谪黔中，会高力士同贬，因从力士质开元、天宝及禁中事，识其本末。时旧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义类，仿编年法作此书。起隋义宁元年，迄大历十三年。芳善叙事，或讥其不立褒贬义例，而详于制度，然景迂生亟称之，以为《通鉴》多取焉。
巽岩李氏曰：肃宗诏芳与韦述同修吴竞所撰国史，述先死，芳独奏编。兴武德，讫乾元。而先天以来芳所笔削多失其当，史官病之，芳亦自悔。及上元中，坐事徙黔中，与高力士会贬所，因从力士质开元、天宝及禁中事，具识本末。念国史已送官，不可追改，乃用编年法，别为此书，意欲以晚盖者也。本朝欧阳修、宋祁修《唐》纪志及传，司马公修《资治通鉴》，掇取四十卷中事几尽。然异闻嘉话，尚多遗弃，芳本书盖不可少。祁传指芳《历》不立褒贬义例，被诸儒讪讥，然祁所赞房、杜、姚、宋等语，则皆因芳之旧云。按刘恕谓芳始为此书，未成而先传，故世多异本。今此篇首注：“起隋义宁元年，讫建中三年，凡百八十五年。”而所载乃绝于大历十四年。《资治通鉴》往往以《唐历》辨证牾，见于《考异》者，无虑百十馀，而此皆无之，其脱亡又不止此也。疑此即恕所谓未成而先传者，或后人抄略芳书，故不得其全，倘遂零落至此，亦可惜也。今以唐诸书参校谬误，颇加是正，其文或不可知并事应有而无者，皆列卷末，更俟考求。
※《续唐历》二十二篇
陈氏曰：唐监修国史崔龟从元吉撰。起大历十三年春，尽元和十五年，以续柳芳之书也。《艺文志》载韦澳、蒋偕、李荀、张彦远、崔等撰，实大中时。
※《大唐统纪》四十卷
陈氏曰：唐江南西道观察判官陈岳撰。用荀、袁体，起武德，尽长庆，为一百卷。今止武后如意，非全书也。
※《唐纪》四十卷
巽岩李氏曰：故参知政事陈彭年撰。彭年在真宗时以博学称，凡朝廷大制作、大议论多出其手。彭年所撰《唐纪》，盖用编年法，次刘明远《新书》，最号疏略，故三百年治乱善恶之迹，彭年亦多所脱遗。失后欧阳修、宋祁别修纪、志、表、传，及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行于世，则彭年此《纪》宜无足观。然彭年之用意亦勤矣，犹可与袁、干、裴、元等备一家言，而荀悦所谓参得失、广视听者，要不可废也。第二卷武德三年阙十月以后事，四年阙四月以前事，京、蜀二本一同，采刘氏《新书》补足之，乃可读。疑不敢增入，姑列于后云。
※《河洛行年记》十卷
晁氏曰：唐刘仁轨撰。记唐初李密、王世充事。起大业十三年二月，迄武德四年七月秦王擒窦建德。第九卷述大业都城。第十卷载宫馆园囿，且云炀帝还都之诏称务从节俭，观其宫室穷极绮丽云。
陈氏曰：《唐志》作二十卷。
※《五运录》十二卷
《崇文总目》：唐曹圭撰。起三皇，讫隋。年世之略。
※《通历》十卷
晁氏曰：唐马总撰。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
陈氏曰：书本十卷，止于隋代。今书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后人所续也。
※《续通历》十卷
晁氏曰：荆南孙光宪撰。辑唐洎五代事，以续为总《历》，参以黄巢、李茂贞、刘守光、阿保机、吴、唐、闽、广、胡、越、两蜀事迹。太祖诏毁其书，以所纪多非实也。
※《帝王镜略》一卷
晁氏曰：唐刘轲撰。自开辟迄唐初帝王世次，缀为四言，以训童蒙。伪蜀冯鉴续之，至唐末。
陈氏曰：《唐志》及《馆阁书目》有刘轲《帝王历歌》一卷，疑即此书也。
※《唐年补录》六十五卷
陈氏曰：后晋起居郎、史馆修撰钜鹿贾纬撰。以武宗后无实录，故为此书。终唐末，其实补实录之阙也。唯论次多阙误，而事迹粗存，亦有补于史氏。
※《五代通录》六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范质撰。《五代实录》计三百六十卷，质删其烦文，摭其妄言，以成是书。自干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简牍散亡，亦采当时制敕碑碣以补其阙。
※《运历图》六卷
晁氏曰：皇朝龚颖撰。起于秦昭王灭周之岁乙巳，止于国朝雍熙丁亥，以历代兴亡大事附见于下。四年献于朝，优诏奖之。欧阳公尝据之考正《集古目录》，称其精博。按《晋史》，张轨世袭凉州，但称愍帝建兴年号，其唯张祚篡窃，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始奉穆帝升平之朔，始末不闻有改元事。唯颖书载张改元曰“永安”，张茂改元曰“永元”，张重华曰“永乐”、曰“和平”，张元龙曰“太始”，张天锡曰“太清”，张大豫曰“凤凰”，不知颖何所据而言然。或云出崔鸿《十六国春秋》，鸿书久不传于世，莫得而考焉。
※《纪年通谱》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宋庠字公序撰。自汉文帝后元戊寅，止周恭帝显德庚申，为九篇，以本朝建隆之元至庆历辛巳为一篇，皆曰“统元”，以甲子贯之。有五号，曰正、闰、伪、贼、蛮夷。以王莽十九年系孺子更始，以接建武；东魏十七年附西魏；豫王六年、天后十五年系中宗，绪神龙；朱梁十六年通济阴天，续同光；捃晋恭帝禅宋之岁，对魏明元泰常五年。尊北降南，始主正朔，乃《通谱》之断意也。别二篇举字为类，各以部分，曰“类元”。庆历中上之，优诏褒焉。公武按：《三国志》魏景初元年丁巳，当蜀建兴十五年，次年戊午，蜀改元延熙，讫二十年岁次丁丑，明年改元景耀。今《通谱》载蜀建兴之号止于丙辰，凡十四年，延熙改元在丁巳，且复增至二十一年，岂别有所据邪？欧阳公《集古目录》以东魏《造石像记》证《通谱》武定七年非戊辰。盖自元象以后，递差一岁。公序闻之，以为宜易，遂著其事于《谱》意。者编简浩博，时有舛误也。
陈氏曰：其书曰正、曰闰、曰伪、曰贼、曰蛮夷，以正为主而附列其左，号“统元”，为十卷。其二卷曰“类元”，因文之同，各以汇别。
※《编年通载》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张衡撰。衡观四部书至古今纂辑运历书十馀家，皆浅陋揎酿，无足纟由绎，乃编历代年号，贯以甲子，始于帝尧，讫于国朝治平丁未。质之经史，资以传记百家之书，圣贤勋德、奸雄篡窃及蛮夷盗贼，凡系于存亡纲纪之大者，无不详录。三千四百年。且刊正谬误，如《史记》载舜年，《虞书》不同；《汉纪》载魏受汉禅，与《魏志》、《受禅坛碑》各异之类。熙宁七年表献之。
陈氏曰：其族父粢质夫为之序。衡，嘉二年进士第一人，仕至集贤大学士。
※稽古录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编。起自三皇，止皇朝英宗治平末。至周共和庚申始为编年。
陈氏曰：其表云：“由三晋开国，迄于显德之末造，臣既具之于《历年图》；自六合为宋，接于熙宁之元，臣又著之于《百官表》。乃威烈丁丑而上，伏羲书契以来，悉从论纂，皆有依凭。”盖元初所上也。此书始刻于越，其后载刻于潭。越本《历年图》谱论聚见第十六卷，盖因图之旧也；潭本诸论各系于国亡之时，故第十六卷惟存总论。
《朱子语录》曰：《稽古录》一书，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读之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蓍龟，一一皆验。又曰：温公之言桑麻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有不备者，当以《通鉴》补之。温公作此书，想在忙里做成，元无义例。
※《编年纪事》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刘因司马温公所撰编次。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借以馆阁书籍，在外听以书局自随，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异同，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公自谓精力尽于此书。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御制序以冠其首，且以为贤于荀悦云。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见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沈、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常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馀，盖陋子长之爱奇也。
陈氏曰：初，光尝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遂命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目录》仿《史记年表》，年经国纬，用刘羲叟《长历》气朔，而撮新书精要，散于其中。《考异》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而归于一。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其在正史外，楚汉事则司马彪、荀悦、袁宏，南北方等三崔鸿《十六国春秋》、萧十等《三十国春秋》、李延寿《南北史》，《太清记》亦足采，《建康实录》以下无议焉。柳芳《唐历》最可喜，唐以来裨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读正史，则《资治通鉴》果何有邪？
武夷胡氏曰：昔闻赠谏大夫陈公言，因读《资治通鉴》，然后知司马文正公之有相业也。余自志学以来，涉猎史篇，文词汗漫，莫知统纪，徒费精神而无所得。及读此书，编年纪事，先后有伦。凡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若登乎乔岳，天宇澄清，周顾四方，悉来献状。虽调元宰物、辅相弥论之业，未能窥测，亦信其为典刑之总会矣。
致堂胡氏曰：司马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岁月既久，又数应诏上书，论新法之害。小人欲中伤之，而光行义，无可訾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既而承受中贵人阴行检校，乃知初虽有此旨，而未尝请也。光于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如渊海，其牾，不敢自保。”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议论不合，辞执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为，甘就冗散，编集旧史，尽愿忠之志。而忄佥险细夫，顾谓眷恋匪颁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为辞十万而受万乎？”小人以巳臆度君子，类皆如是。夫编集旧史，欲人君、学者便于观览，其功不细矣，以久之故，尚有才口，又况矫世拂俗，兴复先王之治哉！呜呼，悲夫！
高氏《纬略》曰：公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馀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则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容斋洪氏《随笔》曰：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缵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然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有至二百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