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自微子至戴公，礼乐废坏。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后又亡其七，至孔子时，所存才五篇尔。宋，商王之后也，于先代之诗如是，则其他可知。夫子所谓 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盖有叹于此。杞以夏后之裔，至于用夷礼，尚何有于文献哉？郯国小于杞、宋，少昊氏远于夏、商，而凤鸟名官，郯子枚数不忘，曰： 吾祖也，我知之。 其亦贤矣。
宋国从微子到戴公，礼崩乐坏。正考甫从周太师那里得到《商颂》十二篇，后来又丢失了七篇，到孔子时，仅存五篇而已。宋国，是商王的后裔，竟如此对待祖先的诗，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夫子所说的“商礼我能讲，宋国已不够作印证”，就是慨叹这种情况。杞国是夏朝的后裔，甚至于使用夷人的礼节，哪里还说得上文献的事情呢！郯国比杞国、宋国小，少昊氏比夏、商的年代久远，而用凤鸟做官名这事，郯子一一道来牢记不忘，说：“这是我祖先的制度，我是知道的。”郯子是很贤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