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駟、国、游，鲁之季、孟、藏、展，楚之斗、蒍、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一代的人材，自然可以满足一代之用。只要能够网罗人才，不必计较取士的途径方法如何。今日议论此事者，多拿科举经义、诗赋来说，认为诗赋浮华无根底，不能得到真实的学问，所以往往推崇经义而贬低诗赋。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对。成周之时，直到战国时期，任官都是世袭制。周朝的刘、单、召、甘，晋国的韩、赵、荀、魏，齐国的高、国、陈、鲍，卫国的孙、宁、孔、石，宋国的华、向、皇、乐，郑国的罕、驷、国、游，鲁国的季、孟、臧、展，楚国的斗、蒍、申、屈等世家大族，历代都不乏贤才，与一国共始终。汉代以经术及察举选拔人才，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代及本朝以进士，同时参用任子之法，都足以取尽一代人才。可见所谓的取士科目，不过是被用作具体手段罢了，至于经义还是诗赋，完全可以不用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