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 清 赵翼
●序（一）
瓯北先生早登馆阁，出入承明，硕学淹贯，通达古今，当时咸以公辅期之。既而出守粤徼，分臬黔南，从军瘴疠之乡，布化苗犭之域，盘根错节，游刃有余。中年以后，循陔归养，引疾辞荣，优游山水间，以著书自乐。所撰《瓯北诗集》、《陔余丛考》久已传播士林，纸贵都市矣。今春访予吴门，复出近刻《廿二史札记》三十有六卷见示。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论议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读其自序，有质钝不能研经，唯诸史事显而义浅，爰取为日课之语，其谦自下如此。虽然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门弟子之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炅元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庄，皆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明仲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又谓稗乘脞说。间与正史岐互者，本史官弃而不采，今或据以驳正史，恐为有识所讥。此论古特识，颜师古以后未有能见及此者矣。予生平嗜好与先生同，又少于先生二岁，而衰病久辍铅椠，索然意尽，读先生书，或冀氵忍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嘉庆五年岁次庾申六月十日嘉定钱大昕序
●序（二）
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迹。三代以上明于理而经立，三代以下详于迹而史兴。世愈积，事愈多，其于天下之情变，古今之得失，盖有不可枚举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人，辽阔数千年，世尽狃于目前之近，沿流既远，前后迥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为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质、文之运，递相救也，亦递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趋，而前代已启其端；有彼一代之所开，而后代遂衍其绪。世第纷然，交眩于成败废兴之迹；回惶变易，则卒不得其所以致之者。后之读史者排比事类，商榷伦物，不过取一人一事而予夺之，毁誉之，盖皆未离乎经生之见也。阳湖赵瓯北先生以经世之才，具冠古之识，自太史出守，擢观察，甫中岁即乞养归，优游林下者将三十年，无日不以著书为事，辑《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复卒读之。嗟夫！自士大夫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依违于格令，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然则使先生翱翔木天，径青云，以备经筵之启沃，必能援古证今，指陈贯串，否则攵历外台，建牙仗节，斟酌时宜，折衷往昔，其所裨于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仅托之此书以传也。昔赵中令自谓以《论语》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则何能然，读是书而有会焉，洵乎其得史学之大且重者，举而措之天下无难也。世尝谓宰相须用读书人，岂不谅哉！爰承先生之督，序而谨述之如此。
嘉庆五年五月宝山后学李保泰拜书
●小引
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伏遁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阳湖赵翼谨识。
乾隆六十年三月
●卷一
○司马迁作史年岁
司马迁《报任安书》谓：“身遭腐刑，而隐忍苟活者，恐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纟由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吸锻，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内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讫也。李延寿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欧阳修、宋子京修《新唐书》亦十七年，司马温公作《资治通鉴》凡十九年，迁作史之岁月更有过之。合班固作史之岁月并观之，可知编订史事未可聊尔命笔矣。元末修《宋》、《辽》、《金》三史，不过三年；明初修《元史》，两次设局，不过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岁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文，其所撰述，不过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迹，且有史迁创例于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经四人手，阅三四十年，始成完书，然后知其审订之密也。据《后汉书 班固传》，固父彪接迁书太初以后，继采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书未详，欲就其业，会有人告其私改国史，明帝阅其书而善之，使固终成之。固乃起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为纪、表、志、传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诏，积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书已二十余年。共八表及《天文志》尚吸锻而固已卒，和帝又诏其妹昭就东观藏书阁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为之卒业也。《汉书》始出，多未能通，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马续也。百篇之书，得之于史迁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经四人之手而成。其后张衡又条上《汉书》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卢植、马日、杨彪、蔡邕、韩说等校书东观，又补续《汉记》，则是书亦尚有吸丁善者，益信著书之难也。
○各史例目异同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沿为编年、记事二种，记事者，以一篇记一事，而不能统贯一代之全。编年者，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敝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魏禧序《十国春秋》，谓迁仅工于文，班固则密于体，以是为《史》、《汉》优劣。不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此固未可同日语耳。至于篇目之类，固不必泥于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后代所无，或前代所无而后代所有，自不妨随时增损改换。今列二十二史篇目异同于左：
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三国志》亦但有《魏纪》，而吴蜀二主皆不立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史迁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宫闱琐屑事仍立后传，较有斟酌。《宋史 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又仿《尚书》、《世纪》之名，最为典切。
世家《史记 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改为列传。（按《班固传》，改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苻、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吴、越、闽、南平皆称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变其名曰外记。
表《史记》作十表，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记》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皆本《史记》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史记》所无。又增《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晰。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也。《后汉》、《三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及《南》、《北史》皆无表。《新唐书》、《宰相》、《方镇》、《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无表，欧《五代史》亦无表，但有《十国世家年谱》。《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辽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多则传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有。《明史》《诸王》、《功臣》、《外戚》、《宰辅》、《七卿》共五表。（后人有因各史无表而补之者，伏无忌、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崔、延笃作《百官表》，皆不传。袁希之又有《汉表》，熊方有《后汉表》，李焘作《历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补前人之缺。近时万斯同又取历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补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为详赡。）
书志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齐书》亦有《祥瑞志》，《梁》、《陈书》及《南史》无志。《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炅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隋书》本亦无志，今种怂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种丝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明史》种丝与《宋史》同，其《艺文志》内专载明人著述，而前代流传于世者不载。
列传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说见《陔余丛考》。）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传之，固不必尽拘迁《史》旧名也。如《汉书》少《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周、秦时人，与汉无涉，殊亦赘设。《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三国志》名目有减无增。《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术》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幸》为《幸臣》，亦稍变其名，其降敌国者亦附卷末。《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陈书》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后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逸士》，《宦者》为《阉宦》，亦稍变其名，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周书》增《附庸》一款。《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皆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传名目大概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旧唐书》诸传名目亦与前史同，其安禄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创也。《宋史》增《道学》一款及《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辽史》改《良吏》为《能吏》，余与前史同，另有《国语解》。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亦另有《国语解》。《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明史》各传名目亦多与前史同，增《阉党》、《流贼》及《土司传》。
○史记编次
《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故《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宏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
○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
《汉书 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词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至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亦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 匈奴传》：太初四年，且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 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 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 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 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误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于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
又案史公自序作《武帝纪》，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举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纪》。”是迁所作《武纪》，凡征匈奴，平两越，收朝鲜，开西南夷，以及修儒术，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编入，非仅侈陈封禅一事也。今少孙所补，则系全取《封禅书》下半篇所叙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纪》。凡封禅书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异者，惟亳人谬忌，《武纪》改云“薄诱忌”；少翁以书置牛腹中，天子识其手书，《武纪》改云“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者”而已。《武纪赞》亦全用史公《封禅书》后文，无一字改易。因思少孙所补，大概多钞录旧文，不必自作。如《龟策传》内，宋元王与卫平论龟之文，皆是韵语，此必掌故中本有此文字。其后所云“首仰、首亻免，足开、今开”之类，亦是当时龟卜成法，特少孙钞入以补缺耳。至《扁鹊、仓公传》，虽非少孙所补，然于意答文帝诏问之语，所治何人，所疗何症，自成一篇，亦必当时有此现成文字而钞入者，使史迁为之，必不如此琐屑。窃意《扁鹊传》史迁原文也，《仓公传》亦少孙钞入者也。
褚少孙，沛人，尝受诗于王式，后应博士弟子选，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长宏、唐长宾与少孙同受业王式，《汉书 儒林传》。）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史记 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耶？《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史记律书即兵书
《史记》所缺十篇，张晏谓《礼书》、《乐书》、《兵书》，颜师古据《史记》目录但有《律书》而无《兵书》，以驳张晏之误，不知《律书》即《兵书》也。迁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徐广曰：王子成甫。）能绍而明之，故作《律书》”云云。是迁所作《律书》即兵书也。今褚少孙所补序亦云：“六律为万事根本，其于兵械尤重”。遂极论秦时黩武，汉定天下，偃兵息战等事。是亦尚见兵律相关之意，而其传则又专序律吕上生下生之法，与兵事亳不相涉。此篇最无头绪，盖少孙补作时，见迁序目有《司马法》太公、孙、吴字样，故其序以兵律相关为言。至其正文，则以律书为名，遂专取律吕以实之，而与兵事不相涉也。张晏谓《兵书》者，专指史迁序目而言。颜师古驳之者，专据少孙所补律吕而言。度史迁原文必有兵与律相应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记变体
《史记 曹参世家》叙功处，绝似有司所造册籍。自后《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周纟》等传，记功俱用此法，并细叙斩级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书身自擒斩若干，所将卒擒斩若干，又总叙攻得郡若干，县若干，擒斩大将若干，裨将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纤悉不遗，另在一格。盖本分封时所据功册，而迁料简存之者也。（《张良传》：以诸将未定封，上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册。）然亦可见汉初起兵，即令诸将各立简牍，以纪劳绩，无枉无滥，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业也。又张苍、任敖、周昌合为一体，窦婴、灌夫、田亦合为一传，似断不断，似连不连，此又是一体。《汉书》皆全用之。《汉书 韩安国传》下半篇全载王恢与安国辩论击匈奴事，一难一答，至十余番，不下断语，亦一奇格。
○汉王父母妻子
《高祖记》称汉王之二年，定三秦，将五诸侯兵破彭城，寻为项羽所败，西奔过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鲁元公主，载以行，而家属反遇楚军，为羽所得，常置军中为质。据《史记》谓是时羽取汉王父、母、妻、子置军中，《汉书》则但谓取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后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遂归汉王家属。据《史记》谓归汉王父母妻子，而班书亦但言归太公、吕后，而不言父母妻子。盖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时，母死于小黄。）羽所得者，但有太公、吕后，而以《史记》所云父母妻子者不过家属之通称，非真有母与子在项羽军中，故改言太公、吕后也。不知高祖母虽已前死，而楚元王为高祖异母弟，则高祖尚有庶母也。（《史记》谓同母少弟，《汉书》则谓同父少弟。颜师古注：“言同父则知其异母也。”按《吴王濞传》：晁错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则元王乃异母弟无疑。陆机《汉高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正指侯公说项羽，羽归汉王家属之事，曰皇媪来归，明言汉高之母也。）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后封齐，为悼惠王。当高祖道遇孝惠时，与孝惠偕行者但有鲁元公主，则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别无投归高祖之事，则必与太公、吕后同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项军也。然则《史记》所谓父、母、妻、子，乃无一字虚设，而《汉书》改云太公、吕后，转疏漏矣。
○五世相韩
《史记》称张良以五世相韩，故为韩报仇。然五世指韩王而言，谓韩王五世皆张氏为相，非张氏五世皆相韩也。良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王及悼惠王，是为五世。颜师古注：从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过秦论三处引用
贾谊《过秦论》大指谓秦尚法律，不施仁义，以至一夫作难，天下土崩。史迁用之《秦本纪》后，最为切当。乃褚少孙又引之于《陈涉世家》后，则以其中有“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数语，故牵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于《陈涉项羽传》后引此及史迁所论项羽者，以作二人传赞，未免数典而忘其祖也。再《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文，而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史迁”云云。所引《过秦论》及《战国策》陆贾《新语》之文，亦即以为己作，未尝自言“引用某人”。盖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钞窃为嫌也。（《汉书 五行志》记秦始皇氵高池君遗璧之事，却书明引用《史记》之文。）
○史记自相歧互处
《史记田儋传》，项梁趣齐进兵，共击章邯，儋欲楚杀田假，然后出兵。据《项羽纪》，项梁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杀之不义。”而《田荣传》则以此语为楚怀王之言。
《齐悼惠王传》，悼惠子哀王将发兵诛诸吕，乃先诱燕王刘泽入齐，使祝午至燕，发其国兵并将之。泽不得归，乃愿往长安，议立哀王为帝，哀王遂资其行。而《泽传》不言被诱入齐事，但云：太后崩，泽即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遂与齐合兵，而泽先至长安。（《汉书》亦同。）
《朱建传》谓：黥布欲反，建谏之不听。布诛，建得不诛。事在《黥布传》中云云。今《布传》无此语。
《佞幸传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闳孺。而《朱建传》又云孝惠有闳籍孺，是并二人为一人。《汉书》亦云闳籍孺。
《郦食其传》既叙食其见高祖之事，而《朱建传》又重叙郦生见高祖之事，与彼传小异。
《周仁传》，仁以不洁清得幸。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案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义不顺，《汉书》删“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传》戾太子斩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战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闭守城门，因纵太子，下吏诛死。”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族死陉城”，文既繁复，且不可解。
○史汉不同处
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对，武帝以前，如《高祖记》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其间有不同者，张泌有《汉书刊误》，朱子文有《汉书辨正》，刘巨容有《汉书纂误》，今皆不传。现存者惟刘《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皆不过就本书中穿穴订正，非于此二书外别有援据，以资辨驳也。刘辰翁有《班马异同》，盖亦就《史记》、《汉书》岐互处分别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书比对，摘其不同者列于后。
韩信击魏豹，《史记》在汉三年，《汉书》在二年。韩信袭杀龙且，《史记》在三年，《汉书》在四年。诸侯会垓下，《史记》在四年，《汉书》在五年。项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为汉王所虏，《史记》在刘、项同军广武之后，《汉书》在同军广武之前。徙王韩信于楚，《史记》在汉王即帝位后，《汉书》在杀羽未即位前。萧何造未央宫，《史记》在八年，《汉书》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后，《史记》谓七年朝陈，八年朝洛阳，《汉书》谓六年朝陈，七年朝洛阳。二书纪事，每差一年。
项羽、陈涉二人，《史记》称项王、陈王，《汉书》改为列传，故皆称名。
《史记》，项羽立田都为齐王，田荣怒，乃杀都，自立为齐王。《汉书》谓荣攻都，都走降楚。
《史记 项纪》、《高纪》皆言项羽徙义帝长沙，都郴，使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义帝。《汉书 高纪》则云：羽使九江王布击杀义帝于郴。（颜师古注谓：衡山、临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杀义帝，而击杀者乃九江王也。）
《史记 项纪》，楚军败于定陶，项梁死，楚怀王恐，乃从盱眙徙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汉书》谓羽与沛公等闻项梁死，乃徙怀王。都于彭城。
项羽分王诸将，《史记》先叙诸将分王毕，方叙徙楚怀王于长沙。《汉书》则先叙徙怀王，然后分王诸将。
《史记》，分王诸将，韩王成都阳翟。《汉书》无“都阳翟”三字，以成虽有此封，实未至国也。（案《史记》，成无军功，羽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杀之。）
《史记》，田荣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汉书》，彭越击杀田安，荣遂王三齐。
《史记》，项羽美人名虞，《汉书》谓姓虞氏。
《史记》，汉骑将追项羽，为羽所叱，人马俱惊者为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汉书》则曰杨喜。然《史记》羽死后分其四体者有杨喜，又不言即赤泉侯。
《史记 张耳传》，外黄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谓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处也。《汉书》谓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则富人女以夫为庸奴，故去之也。
《史记》，卢绾、陈分两传，《汉书》两人合为一传，以绾之反因陈事见疑而起也。
荆王刘贾，《史记》谓不知其何属，《汉书》谓高祖从父兄。
燕王刘泽，《史记》谓诸刘远属，《汉书》谓高祖从祖兄弟。
《任敖传》，《史记》谓高后崩，敖不与大臣共诛诸吕，故免官。《汉书》皆与大臣共诛诸吕，后坐事免官。
《史记》，倪宽在儒林尚书条内，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条内，《汉书》皆改入列传。
《史记 循吏传》载周、秦间人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汉书》所载则文翁、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皆汉人也。
《史记》张汤在《酷吏传》。《汉书》以其子孙多为名公卿，乃以汤另入列传。其他《酷吏》、《游侠》、《佞幸》内较《史记》各有所增，则皆迁以后人也，惟《货殖传》多仍《史记》之旧，列入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等，但去子贡耳。诚思《汉书》也，而叙周、秦间人耶。
《史记 儒林传》以《诗》为首，次《尚书》，次《礼》，次《易》，次《春秋》。《汉书儒林传》以《易》为首，次《尚书》，次《诗》，次《礼》，次《春秋》。
《史记》高祖为亭长，以竹皮为冠，命求盗之薛治之。（求盗者，亭长之副也。薛有作冠师，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师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便不明。）
《史记》，秦始皇以东南有天子气，乃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隐于芒山泽之间，吕后以其所居处常有云气，求辄得之。《汉书》删却“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见其志气不凡也，《汉书》删此三字，便觉无意。
《史记》，沛公破丰，命雍齿守之，齿以丰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项梁益沛公五千兵攻丰，而不言攻之胜负。《汉书》则云：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史记》，汉王败入关，又东出，袁生说汉王出武关，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汉书》作辕生。
《陈涉传》，《汉书》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记》，项羽烧秦宫室东归，说者讥其沐猴而冠。《汉书》，说者乃韩生也。
《吴王濞传》，《史记》高祖封兄仲为阳侯，《汉书》作合阳侯。
《韩信传》，《史记》汉王之败彭城，信收兵与汉王会荥阳。《汉书》谓信发兵，与汉王会荥阳。案是时信未有分地，从何发兵？盖收集溃卒耳，收字得实。
《张良传》，《史记》载其所致四皓姓名：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汉书》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传》，《史记》沛公拜勃为虎贲令，《汉书》作襄贲令。
《史记》周文，《汉书》作周仁；张叔，《汉书》作张殴。
《史记 梁平王传》，有告变者曰：类犴反，《汉书》作犴反。又《史记》告变后验实，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汉书》则云削五县，尚有十城。
《史记 田传》，景帝后三年，封为武安侯。《汉书》则云：武帝初即位，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后三年正是武帝即位之岁，乃武帝所封，特是时尚未改元故耳。
《李广传》，《史记》广为匈奴所得，络而盛两马间，广佯死，睨其旁一胡儿骑善马，乃忽腾而上，推堕儿，乘其马归。《汉书》谓抱胡儿，鞭马南驰。
《李陵传》，《史记》陵降匈奴，汉闻单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汉书》谓汉闻李陵教匈奴为兵，遂族其母妻子，后乃知教兵者李绪，非李陵也。
○史汉互有得失
垓下之战，《史记 高祖纪》叙韩信、孔将军、费将军等战颇详，《汉书 高纪》但撮叙数语。然杀项羽是汉王一大事，《汉书》略之，殊失轻重。
《高祖纪》末，《史记》但记其诸子。《汉书》独总叙高祖之明达好谋，虽日不暇给，而规模宏远，《史记》少此议论。又《史记 高纪》既叙高祖八男，而《吕后纪》内又叙之，殊复。《汉书》两纪俱不叙，另立《高五王传》。
《孝文纪》，《史记》于后六年忽总叙帝之节俭宽厚，下方叙后七年六月帝崩，殊属非法，总叙自应在帝崩后也。《汉书》取此语作赞。
《吴王濞传》，《史记》晁错议削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奸，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会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赵王河间郡、胶西王六县。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此发谋。案是时廷臣所议削者，即豫章、会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会稽书至，吴王遂反。今先云削吴之豫章、会稽，下又云方议削吴，是又于二郡外再议削矣，则下文所谓及削豫章、会稽书至者，又何说耶？《汉书》先删去削豫章、会稽字，但云削楚及赵胶西地，廷臣方议削吴，及削豫章、会稽书至，吴王遂反，较为明析。
七国反时，《史记》谓胶西王听吴王计，约同反，遂发使约齐、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汉书》独无济北。按《齐孝王传》，是时孝王狐疑不同反，寻被川等三国围急，阴与三国通谋，会路中大夫来告汉兵且至，遂坚守。及汉将栾布等解三国围后，闻齐亦通谋，将伐之。孝王惧，自杀。而济北王以城坏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故亦不同反。后闻齐王自杀，济北王亦欲自杀，梁孝王为之辨雪，乃得不坐。（《邹阳传》据此则齐与济北二王亦非必能坚守之人，《史记》谓胶西来约同反时，齐、济北皆许诺，从其实也。《汉书》独无济北，则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于约反之内，则齐王不惟不反，且有坚守之功，何以转列于从反之内乎？岂以齐王自杀，遂坐以反谋；济北免罪，则并其先欲从而不得反之处，概为隐讳耶？
四国攻临时，《史记》谓胶西为渠率，与胶东、川、济南共攻临。《汉书》则云胶西、胶东为渠率，与川、济南共攻临。案胶西听吴王之谋，使人约诸王反，则主兵者胶西也，《汉书》增胶东为主谋，亦非。
《淮南厉王传》，《史记》高帝过赵，赵王献美人，帝幸之，有身。会贯高等谋反，帝令尽捕赵王家属系之。美人亦在系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厉王，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令吕后母之。《汉书》叙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案是时厉王尚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记》以为有身，较稳。
厉王以罪废徙蜀，《史记》谓一路传送者皆不听发车封。王为侍者曰：“吾以骄故，不闻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案既不发封，则王在车中与谁语？若有人共语，则饿死后岂不声言，直待雍令发封始知耶？《汉书》先叙王语，方叙传送者不敢发封，以致饿死，文义较明。
●卷二
○汉书移置史记文
《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翦裁。如鸿门之会，沛公危急，赖项伯、张良、樊哙等得免。彭城之败，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以俱行。陈平间楚使，去范增。鸿沟解兵，张良、陈平劝汉王追楚。汉王至固陵，彭越、韩信兵不至，用张良策，分地王之，遂皆会兵等事，《史记》皆详于《项羽本纪》中，《汉书》则《项羽传》略叙数语，而此等事皆详于《高祖纪》内。盖史记为羽立纪，在《高纪》前，故大事皆先载《羽纪》，使阅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诸纪传自可了然。《汉书》则项羽改作列传，次于帝纪世家之后，而《高纪》则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于《高纪》详之，而《羽传》不必再叙也。
吕后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史记》载《吕后纪》内，而《外戚传》叙吕后处不复载。《汉书 吕后纪》专载临朝称制之事，而杀戚姬等事，则入《外戚传》中。盖纪以记朝政，传以详细事，固各有所当也。
齐悼惠王来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礼，使坐上坐。吕后怒，欲之。帝起取卮为寿，吕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史记》中在《吕后纪》内，《汉书》则入于《齐悼惠传》，而《吕纪》不载。
韩信从至汉中，不见用，亡走。萧何自追之，荐于汉王，遂拜大将。《史记》在《信传》内，《汉书》已详其事于《高纪》，故《信传》不复叙。
蒯通说范阳令降武信君，又说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阳令。《史记》在《张耳陈余传》内，《汉书》另立《通传》详其事，故《耳余传》仅摘叙数语。
卢绾反，高祖亲击邯郸，即用赵人为将。《史记》详于《绾传》，《汉书》入《高纪》，故《绾传》不载。
《史记 韩信传赞》另提出信贫时葬母，度其旁可置万家，以见其志度不凡。《汉书》则以此叙入《信传》。
韩信将击齐，闻郦食其已说下齐，欲止。蒯通曰：“将军受诏击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得无行也。”《史记》详《信传》内，《汉书》另入《通传》。蒯通说信三分鼎足之计，至数千言。《史记》在《信传》内，《汉书》亦另入《通传》。
吴、楚反，袁盎对景帝以为不足忧，晁错在旁善其语。上问盎计安出，盎请屏人语，惟错尚在。盎又谓：“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错避入东厢。盎遂请斩错以谢七国，上因斩错。《史记》以此事叙在《吴王濞传》内，《汉书》叙入《错传》而《濞传》删之。
淮南王安与伍被谋反，被先谏之，继又为划策，其文甚丽。《史记》载入《淮南王世家》内，《汉书》另立《伍被传》载此文而《安传》删之。
《田叔传》，《史记》载高祖过赵，骂赵王，王之臣赵午、贯高等不平，谋逆，后事发收捕赵王等。《汉书》以此事叙入《赵王传》，故《田叔传》不复详叙。
○汉书多载有用之文
晋张辅论《史》、《汉》优劣，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余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余万言，以此分两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摘开于后。
《贾谊传》，《史记》与屈原同传，以其才高被谪，有似屈原，故列其《吊屈赋》、《鸟赋》，而《治安策》竟不载。案此策皆有关治道，经事综物，兼切于当日时势，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遗之？《汉书》全载。
《晁错传》载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贤良策》一道，皆有关世事国计。
《路温舒传》载《尚德缓刑疏》。
《贾山传》载其《至言》。
《邹阳传》载其《讽谏吴王濞邪谋》一书。
《枚乘传》载其《谏吴王谋逆》一书。
《韩安国传》载其与王恢论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国主和亲，反复辩论，凡十余番，皆边疆大计。
《公孙宏传》载其《贤良策》并待诏时上书一道，帝答诏一道。
以上皆《史记》无而《汉书》特载之者。其武帝以后诸传，亦多载有用章疏。
《韦玄成传》载其宗庙议礼之文，原本经义，可为后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刘歆等所论庙制。案匡衡等皆玄成以后之人，与玄成何涉？以其于礼制互相发明，故并载《玄成传》内。
《匡衡传》载其所上封事，元帝时论教化之原，成帝时论燕私之累，皆有关君德。
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马相如传》所载《子虚赋》、《喻蜀文》、《谏猎疏》、《宜春宫赋》、《大人赋》，（《史记》亦载。）《扬雄传》载其《反离骚》、《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法言》序目，此虽无关于经术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赋见长，心之所好，爱不能舍，固文人习气，而亦可为后世词赋之祖也。
○汉书增传
《汉书》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记》旧文，间有《史记》无传而增立者，今列于后。
《史记》无《吴芮传》，蒯通则附《韩信传》内，伍被则附《淮南王传》内，《汉书》俱另立传。
《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而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炅王建皆无传，赵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内。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
景帝子为王者十三人，《史记》以同母者为一宗，作《五宗世家》。《汉书》则十三王各立传，而《河间献王传》详叙其好古爱儒，所积书与汉朝等。《鲁共王传》叙其好治宫室，坏孔子宅，广其宫，因得壁中古书。《史记》皆不载。《史记》张骞附《卫青传》后，寥寥数语而详其事于《大宛传》。《汉书》另立《骞传》。
《史记》李陵附《李广传》后，但云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与单于战，杀伤万余人。兵食尽欲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余人。盖迁以陵事得祸，故不敢多为辨雪也。《汉书》特为陵立传，详叙其战功，极有精采，并述司马迁对上之语，为之剖白。
《史记》无《苏武传》，盖迁在时武尚未归也。《汉书》为立传，叙次精彩，千载下犹有生气，合之《李陵传》慷慨悲凉，使迁为之，恐亦不能过也。魏禧谓固密于体，而以工文专属之迁，不知固之工于文盖亦不减子长耳。
○汉书增事迹
《韩信传》，信贫时葬母，营高燥地，度其旁可置万家。《史记》以此事作赞，《汉书》则叙于传内。又增汉王使信击魏豹，信问郦生：“魏得无用田叔为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兵。又增信既虏豹，使人请汉王，愿益兵三万，北举赵，东击齐，绝楚粮道，与大王会荥阳，汉王即与兵三万。《史记》但云：汉王遣张耳，与信北击赵代。
《楚元王传》，《史记》但载其封国生卒，及子孙承袭之事。《汉书》增元王少时也尝与穆生、申生、受诗于浮邱伯，后随高祖军中，出入卧内。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长安，与申公仍从浮邱卒业。申公好《诗》，为《鲁诗》；元王次之，其诗传号曰《元王诗》。并其孙戊袭位，初为穆生设醴，后竟胥靡申公等事。
《萧何传》，《汉书》增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汉王怒，欲攻羽，萧何力言不可，乃之国。
《王陵传》，《史记》吕后欲王诸吕，问陵，陵曰：“不可。”问陈平，平曰：“可。”《汉书》增陵责平负先帝约，及平自解之语。
淮南王安好文学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贤王也。《史记》世家开首即叙其以父厉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贤行，并其谏伐南粤一书最可传者，亦但载入《严助传》，而《安世家》内不载。《汉书》则增其好学，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多，中书八篇，言神仙黄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报书，必令司马相如等视草。及安入朝，献赋颂等事。
《石庆传》，《汉书》增武帝责丞相一诏。
《李广传》，《汉书》增广斩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责，反加奖誉一诏。
《卫青传》，《汉书》增青初为平阳公主骑奴，及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主以夫曹寿有恶疾，当另嫁，问左右列侯谁贤，左右皆以大将军对，主笑曰：“是常骑从我，奈何用为夫。”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遂以青尚主。案此事本在褚少孙《外戚世家》遗事内，史迁是时目击其事而不载入传，盖其时青正贵盛，不敢直书以取怨也。《汉书》盖即取少孙所补。
《公孙弘传》，《汉书》增弘没后为相者，李蔡等十余人尽诛，惟石庆得善终，正以见弘之能得君也。
《郑当时传》末，《汉书》增翟公罢官，宾客皆散，后复官，旧时宾客又将来，乃署其门，有“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等语。此本《史记》引之作赞语，已无甚关涉，而《汉书》增入《当时传》中，尤觉无谓。
○汉书书恒山王
《汉书 吕后纪》，孝惠帝张后无子，取后宫美人子，杀其母，名之，立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称制。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恒山王，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杀，出怨言，太后乃废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弘为帝。太后崩，大臣以弘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诛之。（《恩泽表》、《五行志》并云，皆吕氏子。《周勃传》亦云：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令孝惠子之。）由前所书则强等孝惠后宫子也，由后所书则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属歧互。且先所书恒山王则不疑也，弘则襄城侯也，后忽云立恒山王弘为帝，更不明晰。据《史记》则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山改封常山王，更名义，后立为帝，又名弘，始觉了了。此虽小节，亦见《史记》之密。
○汉书武帝纪赞不言武功
《汉书 武帝纪赞》谓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举封禅，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有三代之风。以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抑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因匈奴屡入寇，则使卫青七出塞，击，收入河南地，置朔方郡。公孙敖筑受降城，徐自为筑五原塞，千余里列亭障，至卢朐，徙贫民实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击匈奴右地，降浑邪王，筑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使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自敦煌西至盐泽，起亭障，屯田于轮台、渠黎。此开境于西与北者也。使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取南粤，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此开境于极南者也。又使杨仆及横海将军韩说等击东越，东越人杀其王余善降，遂徙东越之民于江淮而空其地。此开境于东境者也。又使唐蒙、司马相如讽谕西南诸夷，继遣中郎郭昌、卫平等平南夷为柯郡，邛都为越隽郡，都为沈黎郡，冉ζ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后入朝，以滇地为益州郡。此开境于西南者也。又使杨仆及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元菟四郡。此开境于东北者也。又使张骞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国君长皆慕化入贡。此开境于极西者也。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沦入外国而武帝恢复之者，如朔方、朝鲜、南越、闽越，秦时虽已内属，然不过羁縻附隶，至武帝始郡县其地也。并有秦所本无而新辟之者，西北则酒泉、敦煌等郡，南则九真、日南等郡，西南则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国，又秦时所未尝闻也。统计武帝所辟疆土，视高、惠、文、景时几至一倍，西域之通尚无与中国重轻，其余所增地永为中国四至，千万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时韦玄成等议，以武帝丰功伟烈，奉为世宗，永为不毁之庙。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谓其不能法文景之恭俭，转以开疆辟土为非计者。盖其穷兵黔武，敝中国以事四夷，当时实为天下大害。故宣帝时议立庙乐，夏侯胜已有“武帝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天下虚耗”之语。至东汉之初，论者犹以为戒，故班固之赞如此。其《西域传赞》亦谓光武闭玉门关，谢外国朝贡，虽大禹之叙西戎，文帝之却走马，殆无以过。其持论犹此意也。
○汉帝多自立庙
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汉书》本纪，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可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市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汉书齐悼惠王传赞》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汉但为置丞相而已。此可见当日法制之疏也。今案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传》）是二千石得自置也。田叔为人廉直，赵相言于赵王张敖，即以为郎中。（《田叔传》）是郎中亦自置也。薄昭与淮南厉王书云：“大王逐汉所置相、二千石，而请自置，皇帝屈法许之。”是并得自置相矣。昭书又云：“今诸侯子为吏者御史主，为军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门者卫尉大行主，从蛮夷来归者内史县令主。”如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诸侯王有此等官以主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属官韩安国为梁内史，孝王则欲以公孙诡为之，窦太后诏不许，是时已在七国反后，故禁令稍严。武帝以衡山王骄恣，乃为置吏二百石以上，则禁网更密矣。其后又有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贫者或乘牛车。（《悼惠传赞》）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
○武帝年号系元狩以后追建
古无年号，即有改元，亦不过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汉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侯日再中以为吉祥，乃以明年为后元年。景帝即位之七年，改明年为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为后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创为年号，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极即建年号也。据《史记 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明年，至雍，郊见五。以后则但云其后其后，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见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号，从前之建元、云光等号，乃元狩后重制嘉号，追纪其岁年也。不然则武帝六年即应云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书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简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后年耶？又案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后，但改为后元年而无复年号，盖帝亦将终矣。
○汉儒言灾异
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宗者。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侯，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李寻谓，日失其度，ㄙ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孔宠、息夫躬等。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廖廓，与人无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退飞，多麋，有蜮，鸲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 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然《汉书 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见《眭弘等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汉重日食
汉文帝诏曰：“人主不德，则天示之灾。今日食适见于天，灾孰大焉。”宣帝诏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光武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忄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书者不得言圣。”明帝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虽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动变，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所讳。”又诏曰：“朕以无德，下贻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谓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帝诏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忄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诹，有开匮反风之应。今予小子，徒惨惨而已。”以上诸诏，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尚遇灾而惧如此。他如西汉成帝建始三年、何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诏，哀帝元寿元年之诏、东汉和帝永元六年之诏，虽庸主亦以灾异为忧。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盖汉时去古未远，经传垂戒之语，师友相传。如孔光论：“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则日蚀应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蚀为兵乱将作。刘向并以《春秋》日食三十六为弑君三十六之应。郑兴亦疏言：“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今孟夏纯干，阴气未作，其灾尤重。”马严亦疏言：“日者众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是阴盛陵阳之象也。”丁鸿亦以为臣陵君之象。盖皆圣贤绪论，期于修德弭灾，初不以为次舍躔度之常，不关人事也。
○汉诏多惧词
文帝诏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临天下，朕甚自愧。”又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元帝诏曰：“元元大困，盗贼并兴，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又诏曰：“朕ㄙ于王道，靡瞻不眩，靡听不惑，是以政令多违，民心未得。”东汉明帝诏曰：“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穑之艰难，惧有废失。若涉渊冰而无舟楫，实赖有德左右小子。”又诏曰：“比者水旱不时，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帝即位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战忄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章不中，可不忧欤！”岐山得铜器，诏曰：“今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曷为来哉！”和帝诏曰：“朕奉承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又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雪，今春无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诏曰：“朕以不德，不能兴和降善，灾异蜂起，寇贼纵横，百姓匮乏，疲于征发。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阙政。”顺帝诏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忧瘁永叹，如疾首。”以上诸诏，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气，然皆小心谨畏，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但有庸主而无暴君，亦家风使然也。
○汉时以经义断事
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汤传》）倪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奏辄报可。（《宽传》）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是也。（《敞传》）今见于各传者：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举朝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闻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者。”（《不疑传》）匈奴大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士モ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使吊问，则四夷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望之传》）朱博、赵玄、傅晏等奏，何武、傅喜虽已罢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玄、晏等欲禁锢大臣，以专国权。诏下公卿议，龚胜引叔孙侨如欲专国，谮季孙行父于晋，晋人执囚行父，《春秋》重而书之。今傅晏等职为乱阶，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户，坐玄罪。（《朱博传》）哀帝宠董贤，以武库兵送其第，毋将隆奏：“春秋之谊，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请收还武库。”（《隆传》）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荐显，为显所恶，下狱定谳，引《书》“谗说殄行”，《王制》“顺非而泽”，请论如法。捐之遂弃市，兴减死一等，（《捐之传》）此皆无成例可援，而引经义以断事者也。援引古义，固不免于附会，后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
○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
汉时贤良方正等人，大抵从布衣举者甚少，今见于各列传者，贤良惟公孙弘由布衣起。晁错则已为太子家令；董仲舒已为博士；冯唐已为骑都尉，归家，群臣举为贤良，唐年九十余，不能为官；王吉已为云阳令，举贤良为昌邑中尉；贡禹已为凉州刺史，病去官，更顿贤良，为河南令。此贤良之多已仕者也。杜钦举方正时已为武库令；朱云举方正时已为槐里令；孔光已为议郎，举方正，迁谏大夫；盖宽饶亦已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亦迁谏大夫；陈咸已为九卿，罢归，举方正直言，为光禄大夫给事中。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为不其丞，举茂才，迁乐浪都尉；尹赏为楼烦长，举茂材，迁粟邑令。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举，其名虽合为一，而廉与孝不分，大约举孝者少，而察廉者多。如平陵令薛恭，乃本县孝者，不能繁剧。其他如赵广汉以察廉为阳翟令尹，翁归举廉为缑氏尉，又举廉为弘农尉，张敞察廉为泉仓长，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王尊察廉为盐官长，黄霸察廉为太守丞是也。
○汉时诸王国各自纪年
三代诸侯，各自纪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鲁公编年，盖成例相沿，虽圣人不能改也。至汉犹然。《史记》诸侯王世家，纪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诸侯王之年纪事。如《楚元王传》，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孝王传》，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朝。最后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转以侯国岁年记天子之事矣。《汉书》亦同。盖当时虽已大一统，而列国纪载犹用古法也。案《汉书 齐悼惠传》，城阳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与东牟侯兴居俱立，二年薨，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纪侯国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
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章怀《后汉书注》，“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云。而其时孝与悌又稍有差别。文帝赐三老及孝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武帝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帝诏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东汉章帝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其赐帛人各一匹。”
○汉三公官
汉承秦制，设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谓之二府。刘向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是也。亦称三公。晁错之父谓错曰：“人口议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为公，徐孚远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错父盖以官称之。又汲黯谓公孙弘，身为三公而犹布被，是时弘为御史大夫，是御史大夫已称三公也。其掌兵者则曰太尉，武帝改为大司马，而冠以将军之号。（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烦多，丞相一人事多废滞，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备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为大司徒。至东汉光武又改大司马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称为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诏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刘昭《百官志》称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诏责三公曰：“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是也。邓骘以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仪同之号，自骘始也。东汉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录尚书事。如和帝初，窦太后临朝，以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殇帝初，邓太后临朝，以张禹为太傅录尚书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称四府，种疏“请敕四府，条举近臣之亲为二千石残秽者”是也。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本由太尉改为大司马而冠以此号，后省大司马仍为太尉，则将军之号可不必设，然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辅政，自后外戚辅政者往往为是官，于是大将军之权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辅政，故位在三公上，后仍更渡制。和帝初，窦宪以大将军辅政，权势既盛，公卿希旨，奏宪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后梁商、梁冀为大将军皆因之，故顺帝举将帅、选武猛等诏，皆以大将军列三公之首。终汉之世，以外戚秉权者为大将军，以老臣录尚书者为太傅，否则不设，惟三公官常为宰相之任。至献帝时，董卓自为相国，（相国又在丞相上，萧何由丞相进位相国。）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旧。迨曹操柄国，虑人分权，乃复汉初旧制，罢三公官，专设丞相、御史大夫，而自为丞相，于是大权尽归于操矣。
○灾异策免三公
案《周官》三公之职，本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汉初犹重此说，陈平谓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遂万物之宜者也。”丙吉问牛喘，以为“三公调和阴阳，今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因暑而喘，则时节失气，有所伤害。”魏相亦奏：“臣备位宰相，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咎在臣等。”是汉时三公官，犹知以调和阴阳引为己职，因而遇有灾异，遂有策免三公之制。《徐防传》，防为太尉，与张禹参录尚书事，后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策免自防始也。（《防传》）然薛宣为丞相，成帝册曰：“灾异数见，比岁不登，百姓饥馑，盗贼并兴。君为丞相，无以帅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绶罢归。”是防之先已有此制。如《汉书注》谓：“天文大变，天下大祸，则使侍中以上尊养牛赐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即日自杀。”则并有不止策免者矣。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丞相于定国自劾，归侯印，乞骸骨。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蚀，三公免冠自劾是也。盖西汉三公之官，无所不统，观安帝诏谓：“三司之职，内外是监。”顺帝诏谓：“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此虽东汉之诏，而职任实自西京。可见选用牧守，举劾奸邪，皆三公之责。《朱浮传》，汉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职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实，然后黜退。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举不法者。如鲍宣为冀州牧，司直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置吏。又王商为丞相，有琅邪太守杨彤，其郡有灾十四以上，商部属案实，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见西汉三公之任也。自光武躬亲吏事，三府任轻，机事转委尚书。（《陈忠传》）其刺史劾二千石亦不复下三公，而权归刺举之吏。故朱浮谓，帝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浮传》）自和、安以后，女后临朝，外戚辅政，三公之任益轻。如邓彪年老，窦太后兄宪以其柔和易制，让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而宪实握事权，有所施为，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是录尚书者且听命于戚臣矣。三公之轻如此，而策免三公则沿为故事，此实非事理之平，故陈忠以为非国体，而仲长统谓光武虽置三公，权归台阁，（谓尚书也。）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如韩歆、欧阳歙、戴涉等先后为司徒，皆坐事死。）以后则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及至灾异屡见，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往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此两汉三公轻重不同之大概也。
○上书无忌讳
贾谊《治安策》，愿文帝“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天无极。”又曰：“若畜乱宿祸，使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是直谓帝必早崩于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时也。又谷永奏成帝曰：“汉兴九世，百九十余岁，继体之主七，皆顺承天道。至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永传》）刘向奏成帝亦曰：“陛下为人子孙，而令国祚移于外家，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然文帝以谊所言分封王国子弟等事，多见之施行。成帝则徒叹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权，卒至日后篡夺之祸，是徒受直言亦无益也。
○上书召见
汉高祖驻军，郦食其谒见，帝方洗足，即召入。郦生责以不宜倨见长者，帝又改容谢之。陈平以魏无知入见，即召赐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过今日。”遂欣然留，使尽言。（《平传》）帝在洛阳，娄敬脱挽辂谓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虞将军欲为易衣，敬曰：“臣衣帛帛见，衣褐褐见。”将军入言上，上即召见赐食。（《敬传》）此高祖创业时，固以收揽人才为急也。至武帝则继体已五世，朝廷尊严，宜与臣民阔绝矣，乃主父偃上书，朝奏入，暮即召见。同时徐乐、严安亦上书，俱召见，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主父偃传》）终军上书言事，帝奇其文，即拜为谒者。（《军传》）甚而东方朔上书，自言：“年十三学书，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亦诵二十二万言。今年二十三，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为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举如此，使在后世，岂不以妄诞得罪？乃帝反伟之，而令待诏金马门，遂以进用。（《东方朔传》）史称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宜乎兴文治，建武功，为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蛊之祸，车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帝大感悟，召见，即拜为大鸿胪。不数月，遂为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当时禁网疏阔，怀才者皆得自达，亦于此可见矣。
○汉武用将
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斥也之士，不计流品也。《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靳。或奋身死事，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录者，如李广得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录其过。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他如公孙敖亡七千人，赵食其迷失道，楼船将军杨仆击朝鲜，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将军，以致失亡多，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誉之以成其气。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其驾驭豪杰如此，真所谓绦镟在手，操纵自如者也。而于畏忄Й者则诛无赦，如大司农张成、山州侯刘齿击东越，畏贼不敢进，赛锻便处，即立诛之。又或冒功行诈，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以上皆见各本传。）赏罚严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
汉武帝三大将，皆从嬖宠擢用。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卫媪通，生青，故青冒姓卫氏，为平阳主骑奴。而卫媪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讴者得幸于帝，立为后。青以后同母弟见用为大将军，征匈奴有功，封长平侯。平阳主寡居，青即尚焉。霍去病父霍仲孺，先与卫子夫之姊少儿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见用为骠骑将军，征匈奴有功，封冠军侯。李广利之进也，其女弟本倡，后得幸于帝为李夫人。帝用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其王母寡头以归，封海西侯。三大将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徒以嬖宠进，后皆成大功，为名将，此理之不可解者也。且卫媪一失节仆妇，生男为大将军。生女，长君孺，嫁公孙贺，官至丞相；次少儿，生去病，又嫁陈掌，亦为詹事；小女子夫，且为皇后。而去病异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后受遗辅政，封博陆侯，为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贱妇而起，间气所钟，固有不择地者哉！
○与苏武同出使者
苏武使匈奴，守节不屈，十九年始得归，人皆知之。然是时守节绝域，或归或不得归，不止武一人也。先是长史任敞使匈奴，欲令单于为外臣，单于怒，留敞不遣。又郭吉讽单于，单于亦留吉，辱之于北海上。路充国为单于所留，且侯单于立，始得归。是诸人皆在武之先。又《匈奴传》，匈奴欲和亲，先归苏武、马弘等以通善意。马弘者，前副光禄任忠使西域，为匈奴所遮，忠战死，弘被擒，不肯降，至是得归。是武之外尚有马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