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亻兼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亻兼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亻兼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亻兼人皆有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更渡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炅宫、会炅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炅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炅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炅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著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炅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后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
○宋恩荫之滥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见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曰邛}、妻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王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
○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干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南渡后，吴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也。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王禹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传》。）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宋祁疏言：朝廷有三亢，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从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徽宗时，卢策疏言：皇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尚无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籴本钱。（亦见《蔡幼学传》。）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常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为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乎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曲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死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 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 钱徽传》。）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至五代时，郑珏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 珏传》。）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于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崔税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税曰：“孔英来矣。”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 传》。）此以势利舞弊者。后唐清泰中，■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宋史 薛居正传》）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 李度传》）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于郑珏，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珏惧，俾俱成名。（《薛史 珏传》）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其有稍示惩罚者，同光三年，礼部侍郎裴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复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免议。周广顺中，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遂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显德中，刘涛考试不精，王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复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宋初因之。开宝中，李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用情。帝怒，特命复试，多黜落者，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传》。）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于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于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复视。”遂著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复核，宜无有擅杀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球，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见《彦博传》。）舒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后母，至前，命杀之，不服，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传》。）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后，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
○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 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哲宗崩，辽使来吊祭，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吏 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ウ，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 完颜仲传》。）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 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 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见《宋史 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己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 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 蔡松年传》。）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张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 张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日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至西夏之于宋，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于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后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后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于宥州，不令至兴、炅，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 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其于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 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于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金宗翰等议，既为藩辅，奉表称臣，则朝廷诏至，当避正殿，与使者抗礼。金太宗诏曰：“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问起居，及归时有奏，则起立，余并行帝礼。”此又刘豫为子皇帝之仪注也。
●卷二十六
○岁
币
宋真宗与辽圣宗澶渊之盟，定岁币之数，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辽兴宗以求地为兵端，再与定盟，加岁币银、绢各十万两、匹。夏主元昊既纳款，赐岁币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南渡后，高宗与金熙宗和议成，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孝宗再与金世宗议和，改为银、绢二十万两、匹。开禧用兵既败，宁宗再与金章宗议和，增为银、绢三十万两、匹。至金哀宗时，宋停其岁币。后数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楫来征岁币银、绢二十万两、匹，宋不与。
按宋之于金，岁币外，每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此例庙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达使宋回，上所得金银以助边费。（见《金史 路伯达传》。）梁肃使宋回，以所得礼物多，至推排物力时，自增六十贯。（《金史 梁肃传》）金使至夏国者，夏国馈赠视诏书几道为多寡。完颜纲为赐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赍三诏以厚之。（《金史 完颜纲传》）《金史 路伯达传赞）曰：受岁币，礼也。使者至燕享，亦礼也。纳其贿可乎？乃习以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则云酬劳效，归则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视，此何理耶？
○和
议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掳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桧未登用之先，有识者固早已计及于和。洪皓以“乐天、畏天”语悟室，犹第使臣在金国之言也。绍兴五年，将遣使至金通问二帝，胡寅言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理，张浚谓使事兵家机权，日后终归于和，未可遽绝，是浚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陈与义云：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不成则用兵必不免，是与义亦未尝不有意于和也。高宗谓赵鼎曰：“今梓宫、太后、渊圣皆在彼，若不与和，则无可还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其后隆兴又议恢复矣。吕本中言，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斯二人者，虽亦踵桧之故智，然不可谓非切中时势之言也。统宋一代论之，燕云十六州沦于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沟关两败之后，兵连祸结，边境之民烂焉。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此，况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战也。富平一败，丧师数十万，并陕西地尽失之，卒归于和而后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时宜可乘机进取，乃宿州一溃，又弃唐、邓、海、泗，而卒归于和。其后开禧用兵，更至增岁币，函送韩胄之首，而后再定和议。此和与战，利害之较然者也。及与蒙古共灭金，两国方敦邻好，使早定和议，坚守信誓，当不至起衅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复三京，兵端遂开。然元太宗犹使王楫来议岁币，其时蒙古尚未有意于混一，可以财帛饵也。而举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讠其，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其一在金废刘豫，以地予宋，而乌珠（旧史名兀术。）又兴兵来取之时。宋则刘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淮阳，有氵加口镇、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势最重处，臣请当之。”岳飞有郾城之捷、颖昌之捷，已进军至朱仙镇，遣将经略京东、西、汝、颖、陈、蔡诸郡，且曰：“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吴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画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后，军溃而归，中原鼎沸，南有魏胜、李宝之起义，北有移剌窝斡之叛乱，金世宗虽贤，登极吸睹，国势易摇，宋则孝宗为君，张浚为相，皆锐意恢复者。使有韩、岳诸人，以训练之兵，讨离携之众，自当大有克捷。而诸宿将已无在者，仅一刘，老病垂死，吴亦暮气不振，所恃李显忠、邵宏渊辈，望轻才薄，才得炅、虹，至宿州辄大溃，于是三京终不可复，此又一失也。统前后观之，前则有将帅而无君相，后则有君相而无将帅，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曾有宋南渡后不得不和之论，为世儒所讪笑，今此论毋乃嘘其烬乎，然通观古今者必见及此也。）
○西夏番盐
《郑文宝传》，诸羌少树艺，但用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后馈运为李继迁所钞，文宝乃建议，请禁番盐入边，令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以给陕西民食，则戎人困而继迁可不战而屈。诏从之，乃设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数月，犯者益众，戎人乏食，屡入寇掠，而商人贩解盐者多出唐、邓、襄、汝间，得善价，关、陇民转至无盐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钱若水视之，遂弛其禁。此宋初听番盐入边故事也。其后因元昊强肆，则又禁番盐以困之。《孙甫传》，元昊称臣，乞岁卖青盐十万石。甫疏言，自德明时，已乞放行青盐，先帝以其乱法不听。及再请，乃追其弟入质而许之。盖盐乃中国之利，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所是防。梁鼎亦疏云，议者多谓边民旧食西夏青盐，其价甚贱，及禁青盐以困贼，令商贾入粟运解盐于边，其价与番盐不相远，故番盐不能售。今若令解盐与内地同价，则民必冒禁复市青盐，乃资盗粮也。是二说者，皆以禁断番盐为边界要策。按《夏国传》，元昊既纳款，宋许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第不通青盐，是宋自西夏用兵后，不复许番盐入境也。然当中外分界之时，固不可不严其禁。若中外一统之世，则又不妨听其入边，在番人既可借以资生，而边民又得免于食贵，亦良法也，所虑番盐与中国盐价贵贱太悬，则日久不能无弊耳。
○宋宰相屡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初无定员，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及监修国史各除，国初范质为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是也。其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为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书令，而尚书令不设，即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复改为左、右仆射。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左、右仆射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乾道八年，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之职，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后名称不同之故事也。恐阅史者易于淆惑，故录出之。
平章事之称本始于唐，按《旧唐书》高宗永元年，以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即与卿等同名称。”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后遂以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宋因之，有时特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则以处老成硕德，如文彦博、吕公著是也。开禧元年，韩胄为丞相，乃又加平章军国事之名，说者谓省“重”字则所预者广，去“同”字则所任者专。时陈自强为右丞相，请以胄序班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后贾似道亦为之。德中，王龠进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是又于两相之上特设此官，盖沿胄、似道之班位，而又稍变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则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书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为之，不以授汉人，汉人惟为平章政事，亦称宰执，如王文统、许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证也。
○宋节度使
节度使本唐藩镇官名，宋初犹存此官，然无所职掌，专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罢政者。或宰相、枢密使出判大府，亦系此衔，谓之使相。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仍复此官，如文彦博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时，则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仆射蔡京兼安远军节度使是也。南渡以后，则功臣为大帅者为之，并有兼两镇三镇者，如韩世忠兼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是也。
○继世为相
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宋则有三世为相者。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谓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则史浩相孝宗，其子弥远相宁宗、理宗，浩孙嵩之，（弥远之侄）理宗时亦为相。其再世为相者，韩琦历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彦，徽宗时亦为相。按琦固名相，忠彦亦不失父风。史氏则弥远擅废立为无君，嵩之谋起复为无父，家门虽盛而名节有亏。若吕氏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矣。而公著于重圭袭组之后，不以门阀自高，益能守正不挠，为时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 吕蒙正传赞》谓，国朝三次入相者，惟赵普及蒙正。然蒙正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录于左：
赵普（干德三年，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后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吕蒙正（太平兴国中，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化初，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中，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与马知节争论罢。寻又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寻出判杭州。仁宗初，复拜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张士逊（仁宗初，由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江宁。明道初，再入相，进中书侍郎，寻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又入为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拜中书同平章事，后出判陈州。未几复相，封申国公，再出判许州。未几又以右仆射入相，进位司空。）
文彦博（平贝州归，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唐介劾罢，出知许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师致仕。元初，召平章军国重事，六日一朝。）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拜尚书右仆射，出判信州。隆兴初，又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知建康府。熙九年，拜右丞相。时孝宗以仆射名不正，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入相，寻免为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拜左仆射，三年罢，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还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凡四当国。）
○两次入相
张齐贤（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太平兴国中，拜平章事，加中书侍郎，寻罢。化二年，复拜中书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寻出知永兴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寻罢，领群牧使。明年，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陈执中（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给事中。皇中，又以吏部尚书拜同平章事。）
冯拯（先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右仆射。）
贾昌朝（庆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
李迪（真宗时，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知郓州。仁宗时，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二年，由枢密使再拜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以足疾辞，出判扬州。熙宁二年，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苑纯仁（元三年，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知颖昌。召还，复拜右仆射入相。）
赵鼎（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出知绍兴府。绍兴七年，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张浚（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江稽饵马，以吕祉事罢。孝宗初，又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两为节相。）
朱胜非（建炎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出知洪州。绍兴二年，又入相。）
吕颐浩（建炎四年，守尚书右仆射，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江东安抚使。绍兴元年，又拜少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秦桧（自金归，绍兴元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罢。八年，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汤思退（绍兴二十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罢。隆兴六年，又拜左仆射。）
史浩（隆兴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寻奉祠。熙五年，又为右丞相。时孝宗改仆射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后出知建康。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仪国公。）
郑清之（端平初，为右丞相，寻乞罢。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吴潜（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庆元。寻又拜特进左丞相。）
程元凤（宝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陈宜中（德元年，拜特进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于福州，又以为左丞相。）
文天祥（德初，拜右丞相，使元军脱归。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为之才，尝欲克复燕云，恢张先烈。当其为颖王时，已与韩维论功名。（见《维传》。）及即位，富弼因奏对，即曰：“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盖已窥见意旨矣。（见《弼传》。）帝又与王安礼论汉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见《安礼传》。）苏颂使契丹归，帝问以山川人情，颂曰：“彼讲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汉武久勤征讨，匈奴终不服，至宣帝时，呼韩邪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欲复之而不能，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来归。盖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乎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云。（见《颂传》。）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以取幽、蓟，别储于景福殿，后神宗题此库云：“五季失图，犭严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又诗曰：“每虔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见《食货志》。）是帝久有取燕、云之志，后帝与大臣定议，将遂举兵，朝慈圣光献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得之不过南面受贺而已。万一不谐，生炅所系，可胜言哉！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见《慈圣光献曹后传》。）观此数传，则帝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而环顾朝臣，皆习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投漆，而倾心纳之。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谓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资，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炅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见《宣仁高后传》。）盖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幸成也，已晚矣。善乎韩维之论曰：“圣人功名，因事而见，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识治道之论也哉！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钱之名不自安石始也。《宋史》，赵瞻对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范镇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鉴》，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旧唐书》，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俸，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年，侍御韦光裔为使，得钱四百九十万贯。其冬，诏减青苗地头钱，三分取一，遂为常制。每岁特设使者，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刘晏兼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货志》，大历元年，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给广骑。《通鉴集览》谓，青苗钱者，不及待秋敛，当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按唐时长安、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配纳各户，收其息以供杂费。宋之青苗钱，正唐杂税钱之法耳。）宋之青苗钱则始于长吏之自为之，本以利民。《宋史 李参传》，参为陕西转运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参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羡粮。此安石青苗钱之所本也。在参行之，固为善政，然仁宗天圣五年，已特诏罢之，当亦以行之久则弊生耳。至安石，则初知鄞县时，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洁，亲施之于一县，民自有利而无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于一县，遂欲行之天下，然犹未敢遽行，使苏辙议之，辙力陈其弊，乃不复言。会河北转运使王广廉奏乞度牒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参之术。）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决然行之。（见《苏辙传》。）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于安石，而不知李参先私行于下，广廉又奏请于上也。然使听贤吏自行于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参已先有成绩，即广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为功令，则干进者以多借为能，而不顾民之愿否，不肖者又借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见其利。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为利，天下行之则又为害者。况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而一岁凡两放两收，则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约中熟为价，令民偿必以钱，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则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即如常平社仓，何尝古人善政，然沿及后世，常平春借秋还，出则克扣，入则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渔利。社仓听民自为经理，宜更无弊矣，然州县虑司其事者之干没，必岁签殷户承充，于是有得钱卖放之弊。又必岁遣小官稽核，于是有需索馈送之弊。古来未尝无良法，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孟子》谓：“有仁心而无仁政，则民不被其泽。”岂知有仁政而无仁心，非惟不被其泽，且转受其害也哉！
○车盖亭诗
哲宗即位，蔡确播浮言，谓由己拥护。既失势，遂怨望，至安陆，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内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处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而止，确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沧海扬尘”等语，尤悖逆。知汉阳军吴处厚得其诗，笺释上之。于是左、右谏议张焘、范祖禹，左、右司谏王岩叟、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连劾之，遂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宣仁后曰：“帝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规为异时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识远虑，若论确设心之奸险，措词之凶悖，虽诛戮尚不足蔽辜，仅从远窜，已属宽典。乃当时万口同声，以为太过，即号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谓圣朝务宜宽厚，力言于宣仁后帘前，并言于哲宗者，范纯仁及王存也。谓注释诗语近于捃摭，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盛陶也。谓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者李常也。谓恐启罗织之渐，上疏论列，及闻确谪命，又封还除目者，彭汝砺也。谓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皇帝宜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全者，苏轼也。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及闻新州之命，又谓自干兴以来，不窜逐大臣，已六十余年，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亦谓确不足惜，然为宰相当以宰相处之，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可见是时朝野内外，无不以谪确为过当。此则有宋待士太厚之故，纵有罪恶，止从黜谪，绝少岭海之行，久已习见以为当然，一旦有此远谪，便群相惊怪，不论其得罪之深，反以为用刑之滥。政令纵弛，人无畏惧，实由于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同文馆之狱
神宗不豫时，邢恕与蔡确密谋援立，诱宣仁后侄公绘曰：“延安幼冲，（即哲宗。）雍、曹皆贤王也。”公绘惊趋出，恕计不行，反扬言太后属意雍王，使首相王知之。确乃约同入问疾，阳以语勾致，使开封府蔡京伏剑士于外，俟语小异即诛之。既而言上自有子，恕计无所施。而语稍闻于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随州。恕与确则又扬言太后有废立意，绐司马光子康手书，谓其父光曾语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国疑，宣训事尤可虑。”宣训者，北齐娄太后宫名，娄太后尝废孙济南王，而立少子演，以比宣仁后欲废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马光为天下所信服，故欲以此语为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绐其子康手书而后可使人信，其设心可谓黠矣。会确贬新州，恕亦远谪，事不果行。绍圣初，章、蔡卞当国，欲甘心元诸贤，引恕入为御史中丞，于是恕追理前说，并怵高遵榕之子士京，追讼其父在日知王谋立雍王，以实其言，总欲以此为题，陷害诸正人，并诬宣仁后，以见己与确有拥护哲宗之功也。先是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潞公之子及甫居丧，恐服除不得京官，抵书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必欲以藐躬为甘心之地，可为寒心。”其谓司马昭者，本指吕大防。粉昆者，世以驸马都尉为粉侯，时韩忠彦执政，其弟嘉彦尚主，故以忠彦为粉昆也。至是恕以此书示蔡确之子渭，（《刘挚传》谓蔡渭，《邢恕传》谓蔡懋，皆确子也。）使上其书，讼当时宰相刘挚、吕大防等，陷其父确谋危宗社，引此书为证。、卞遂欲因是诬挚及梁焘、王岩叟等，以为有废立意，置狱于同文馆，用蔡京、安杂治之。及甫乃变词，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粉谓王岩叟面白如粉，昆谓梁焘字况之，况犹兄也。将锻成废立之事，以杀挚等，并以悖逆坐司马光、吕公著，甚至欲追废宣仁后；会无实据，及甫但云，疑其事势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言宣仁后之诬于哲宗，乃止。章又疏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成法，惧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帝曰：“元诸臣果如是乎？”、京曰：“诚有是心，但反形吸哆耳。”帝乃锢挚、焘等子孙。（见《刘挚》、《邢恕》、《蔡确》、《章》、《安》等传。）呜呼！固一己之权位，而欲以悖逆诬正人，以图一网打尽，甚至诬及母后，奸人之处心设计，真可畏哉！
○秦桧文字之祸
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今见于《高宗本纪》者，茶陵县丞王庭，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曹咏言李孟坚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谤讪，诏送大理寺。狱成，光遇赦，永不检举，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光传》则谓陆升讦孟坚以私撰国史。）胡寅、程、潘良贵、张焘等八人缘坐，黜降有差，胡寅责果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又诏大理寺鞫太常主簿吴元美谤诗狱。右迪功郎安诚坐文字谤讪，惠州编管。副尉刘允中坐指斥谤讪，弃市。叶三省、王远、通书赵鼎、王庶三省落职，筠州居住；远除名，高州编管。黄岩县令杨炜诽谤除名，万安军编管。知台州萧振落职，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彦辉谤讪除名，荆门军编管。从政郎杨炬坐其弟煜尝上书诽谤，邕州编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桧捃摭，命大理寺鞫之，贷死，循州安置。王以交通李光，下狱，除名，辰州编管。故学士程、知饶州。洪兴祖、转运使魏安行以《论语讲解》被猜，兴祖昭州，安行钦州，俱编管，子孙并论罪。通判沈长卿、县尉芮烨作诗讥讪，除名，长卿化州，烨武冈军，俱编管。知泉州宗室令衤令坐交结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鞫张析附丽胡寅狱。此皆本纪所书也。其散见于各传者，胡铨先以上书诋和议，谪监广州盐。罗汝楫劾其横议，除名，编管新州，守臣张棣又讦其与客唱酬怨谤，再移吉阳军。李光以忤和议谪藤州，守臣言其作诗风刺，再移琼海。吕愿中又告光与铨作诗讥讪，乃又移昌化军。赵鼎窜潮州，又移吉阳军。桧令本军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桧必杀己，遂不食而死。张浚窜连州，又徙永州。盖此数人者，名愈高，桧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窜谪，屡濒于死，而凡与之交际者，亦必被祸不少贷。王庭既以作诗赠铨得祸，而铨先谪广州时，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谪知安远军。又有宜兴吴师古镌铨疏以传，流袁州。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此以铨而连及者也。叶三省、王远、王既以通书赵鼎、李光得祸。吴元美之下狱也，以家有潜光亭、商隐堂，为人首告，谓亭号潜光，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无意于事秦。所谓党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连及者也。江西运判张常先注前帅张宗元与张浚书上之，连逮数十家，将诬以不轨。此因浚而连及者也。桧尝书铨、鼎、光、浚等姓名于一德格天阁，必欲杀之。赵汾之狱，其父鼎已死，桧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诬与铨、光、浚等谋大逆，所连及一时名士至五十三人。会桧死，始得免。设桧不死，则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等之以《论语》得罪，则以尝为《论语说》。至“弋不射宿”，谓孔子不欲阴中人，洪兴祖序之，魏安行锓之，故皆及祸。赵令衤令之得罪也，则因观桧《家庙记》，口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为桧侄婿汪召锡所告，故安置汀州，后再牵入赵汾狱，几死。又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狱死。黄龟年以论桧贬。太学生张伯麟题壁曰：“夫差，而亡越之杀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阳军。闽、浙大水，白谔有“燮理乖谬”语，刺配万安军。高登亦以考试策问闽、浙大水之由，郡守以达，桧坐以事，编管容州。进士黄友龙坐谤讪，黥配岭南。内侍裴咏坐指斥，编管邕州。径山僧清言以谤讪，被黥。何兑诵其师马伸在靖康围城中乞存赵氏书，桧以为分己功，编管英州。郑圮、贾子展以会中有嘲谑讲和之语，圮窜容州，子展窜德庆。此则不必与铨等相涉，第语言文字稍触其忌，即横遭诬害，更不可数计矣。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甚至司马自言《涑水记闻》非其曾祖光所著，李光家亦举光藏书万卷悉焚之。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
○秦桧史弥远之揽权
蔡京、章之奸恶，犹第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若秦桧、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几如曹操之于汉献帝矣。姑不必一一实指其事，但观《宋史》各列传可见也。《李浩传》，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威权，浩与王十朋等始相继言事。《王纶传》，绍兴二十六年，高宗躬亲政事，收揽威柄，召诸贤于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谓，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此语直奏于高宗之前，则桧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权可知也。《洪咨夔传》，史弥远死，帝始亲政。《崔与之传》，端平初，帝始亲政。《郑清之传》，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真德秀传》，弥远卒，上亲政。《魏了翁传》，弥远卒，上亲庶政。则弥远未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权可知也。统观古今来权臣当国，未有如二人之专者。然桧十八九年，威福由己，名入《奸臣传》，至今唾骂未已。弥远相宁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权既久于桧。桧仅杀岳飞，窜赵鼎等，弥远则擅废宁宗所建皇子，而别立嗣君，其无君之罪更甚于桧。乃及身既少诟詈，死后又不列奸邪，则以桧仇视正人，翦除异己，为众怨所丛，而弥远则肆毒于善类者较轻，遂无訾之者。然则弥远之黠，岂不更胜于桧哉！至如贾似道专国，威权震主，至度宗为之下拜，其权更甚于桧与弥远。斯则亡国之运，主既昏庸，臣亦狂谬，实无大奸大恶之才，固无足论矣。
○宋南渡诸将皆北人
宋南渡诸将，立功虽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张浚，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岳飞，汤阴人。刘光世，保安军人。刘，德顺军人。吴、吴、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杨存中，代州崞县人。王德，通远军熟羊砦人。王彦，上党人。杨政，原州临泾人。牛皋，汝州鲁山人。曲端，镇戎人。成闵，邢州人。解元，保安军德清砦人。王渊，熙河人。赵密，太原清河人。李宝，河北人。魏胜，宿迁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显忠，绥德军青涧人。统计诸名将，无一非出自山、陕者，是南宋之偏安，犹是北宋之余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节者，亦多系北人。如守建宁死者杨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张确，州宜禄人。守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济源人。守永兴死者郭忠孝，河南人。其后德国亡时，能战之将尤推张世杰，世杰亦范阳人，从张柔戍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师
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兴三年，元太宗六年。）与蒙古共灭金时。蒙古乏粮，宋助以三十万石。张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两国方敦邻好，初无嫌隙。宋果欲复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等即在军前定议。乃计不出此，兵退之后，郑清之、赵范、赵葵等忽欲乘虚复中原，以致兵连祸结，当时议者皆归咎入洛之师。（赵范奏，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隆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又言扬义之败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此即所谓入洛之师也。）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则宋师先入汴，而入洛犹在后也。是年正月灭金，三月即遣朱扬祖、林拓诣洛阳谒陵寝，此不过遣官省视，未即为召衅之端。然《宋史 孟珙传》，是时淮阃刻日进师，蒙古闻宋来争河南，已设哨至孟津，并增戍潼关，谒陵使谍知此信，疑畏不前，珙曰：“淮师槊汴，非旬余不达。吾以轻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乃与二使昼夜兼行，至陵下成礼而归。此虽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发可知也。又《金史 崔立传》，天兴二年正月，哀宗走归德，立在汴，以汴降蒙古。立恃势恣横，李伯渊、李琦、李贱奴等恶之。明年正月，金亡。六月，伯渊等闻近境有宋兵，阳与立谋备御，偕立巡城，遂杀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其后赵范守襄阳，与伯渊等酣狎，以致襄阳失守。可见伯渊杀崔立后，即投入宋军。宋军于是年六月到汴，无可疑者。（《宋史 赵葵传》亦谓是时盛暑行师。）《续通鉴纲目》谓全子才既至汴，赵葵自滁州以淮兵五万来会，谓子才曰：“敝吮据关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为监军。到洛阳，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残民三百余家登城投降。是宋师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证。到洛之次日，所赍粮已尽，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败而归。此事《宋》、《金》二史纪传俱不明晰，惟《续通鉴纲目》较详。再证之《元史 刘亨安传》，岁甲午平蔡，既而宋师二十万攻汴，将趋洛，元帅塔察儿使亨安拒之，宋师奔溃。此又可了然于当日宋师先汴而后洛也。而《宋史》纪传但谓入洛之师起衅，则以宋兵之败在洛而不在汴耳。
○宋史缺传
《宋史》各列传，自理宗以后，大概又详于文臣而略于武臣，不特缺漏彭义斌诸人也。王坚守合州最有功，其见于《理宗本纪》者，诏叙坚合州功，与官两转。及合州围解，又诏擢坚宁远节度使，驻兴元，兼知合州，封清水县伯。其见于各传者，《张珏传》谓，珏与坚协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节传》谓，安节，坚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为贾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郁郁以死。及安节守常州，城破被执，元人问其姓名，曰：“我节度使王坚子也。”遂遇害。此见于《宋史》者也。其见于《元史》者，《宪宗纪》，帝攻合州，遣宋降人晋国宝招谕坚，坚不应，国宝去，坚又追还杀之。帝悉率诸军战城下，攻一字城，攻镇西门，攻东新门，攻奇胜门，攻护国门，皆不克。汪田哥又选兵登其外城，坚率众傈盾，遇雨，元兵梯折，后军不克进，乃止。《赵阿哥潘传》亦谓，宪宗驻钓鱼山，守将王坚夜来斫营，阿哥潘拒却之。《汪德臣传》，王坚负险，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速降！”语未既，为飞矢所中。此见于《元史》者也。是坚之守合州，几不减张巡之守睢阳，乃竟无专传。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难。《理宗纪》谓，佐坚守孤垒，元使降将南永忠来说降，佐骂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张珏传》亦俱谓，元兵拔长宁，佐父子俱死。《元史 宪宗纪》，帝围长宁，守将王佐及裨将徐昕等出战，败之。帝又督军力战于望喜门，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诛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余人。是王佐之守长宁，亦必宜有专传，而《宋史》无之。《元史 伯颜传》，伯颜自鄂顺流下，斩郢将赵文义、范兴。师至沙洋，遣人持黄榜及文义首入城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斩使，有私谋出降者，虎臣杀之，伯颜又命吕文焕来招，亦不应，遂攻破其城，擒虎臣、大用，杀之。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节不屈，《宋史》皆无传，并不附见其姓名于他传中。又尹玉、麻士龙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玉战死五牧，士龙战死虞桥，见《德纪》及《元史 伯颜传》。及《宋史》玉有传而士龙无传，并不附姓名于《玉传》中，亦皆缺事也。
○张世杰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张世杰以水师碇焦山下，力战而败，宋自是不复能军。柯维骐谓世杰何不据镇江、瓜州，以扼敌冲。及观《元史》而后知其势不然也。是年（宋德元年，元至元十二年。）贾似道兵败后，伯颜直趋建康。其时镇江府马军总管石祖忠先以城降，行枢密院使阿塔海即来驻京口，立木栅以护民居，又分兵屯瓜州，以绝扬州之援。（《阿塔海传》）阿术别奉命攻扬州，亦以兵先驻瓜州。宋淮东制置使尽焚瓜州城中庐舍，徙其民而去，阿术创楼橹以守之。（《阿术传》）于是瓜州有阿术，镇江有阿塔海，世杰无地可据，不得不泊焦山以决死战也。至李庭芝、姜才守扬州，宋亡后犹能支撑半年，则亦有故，其时临安虽亡，而扬州所属之高邮、宝应、通泰、真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粮援。观《宋史 文天祥传》，天祥由镇江脱走，至真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天祥，乃托辞遣之出。又《元史 阿术传》，真州冯都统来袭瓜州，阿术遣阿塔赤败之。是真州尚为扬守也。又《阿术》及《苫彻传》，宝应馈粮扬州，姜才率军士迎粮，苫彻夺其马并粮橐二万。是高、宝亦尚为扬守也。《博罗欢传》，宋亡后，淮东诸城尚坚守，博罗欢自西小河入漕河，断通、泰援兵。（《怯怯里传》亦同。）是通、泰亦尚为扬守也。其时蒙古兵两大营，一驻扬州北之湾头，一驻扬州南之扬子桥，固已扼其要害。然文天祥《指南录》，蒙古南北两营每日早晚必会哨，哨既过，仍有村民贸贩者往来，故天祥等得乞贩者之余糁羹以救饥，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 姜才传》亦云，才每出兵运粮高邮真州以给兵。马家渡与元将史弼彻夜苦战，亦为护粮也。可见扬城南北虽有敌兵围守，而资粮尚可入城。故阿术曰：“宋已亡，独庭芝未下，以外援尚多也。”乃又栅扬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宝之馈，留屯新城，（邵伯埭）以断泰州。（《阿术传》）于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遂为所执。论古者不参观于《宋》、《元》二史，无由得当日情事也。
又《姜才传》，德帝北迁至瓜州，才以兵四万直捣瓜州，欲夺驾，战三时，众拥帝北去。案帝既北行，应过扬州城下，何以姜才不于城下截之？此亦即在《才传》可意揣也。是时元筑长围，自扬子桥竟瓜州，东北跨湾头至横塘，西北至丁村，务欲以久困之，是扬城北皆有长围防护。盖瓜州战后，元兵即拥帝从围墙外北去，故无从邀夺也。
○夏贵
宋夏贵于国亡后降元，故《宋史》不立传，然究是宋末劳臣，观于《元史》纪传可见也。中统元年，夏贵军于淮南新城，元将隋世昌乘战舰抵城下，战退宋兵。（《隋世昌传》）二年，元将张庭瑞筑城于蜀之虎啸山，夏贵以师数万围之。城当炮皆穿，护以木栅，栅又坏，乃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炮。贵以城中人饮于涧，外绝其水，庭瑞取人畜粪溺沸煮泻土中以泄臭，人饮数合，唇皆疮裂。坚守逾月，伺宋兵少懈，奋出击之。（《张庭瑞传》）元将焦德裕来援，夜薄贵营，令士卒人持三炬，贵惊走。（《焦德裕传》）三年，李反于济南，宋夏贵乘虚袭取蕲州、宿州等城。（本纪）万户李义战死，贵又攻邳州，守将李杲哥出降。贵去，杲哥入城，诡言有保城功，已而事露，伏诛。（本纪）贵焚庐舍去，杲哥之弟复与贵以兵三万来援，元将郭侃败之。（《郭侃传》）时夏贵已陷亳、滕、徐、宿、邳、沧、滨七州及利津等四县，张弘略遏之于涡口，贵始去，乃尽复所失地。（《张弘略传》）四年，宋夏贵以兵侵蜀中虎啸山寨，元将赵匣剌往御，走之。（《赵匣刺传》）至元元年，元将刘元礼为潼川路汉军元帅，宋夏贵率军五万来犯，诸将以众寡不敌，有惧色，元礼持长刀大呼突阵，遂退贵兵。（《刘元礼传》）二年，宋夏贵欲攻虎啸山，诏以石抹纥扎一军戍之。（本纪）六年，攻宋襄阳，宋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武昌来援。时汉水暴涨，贵乘夜潜上，元将赵璧发伏兵，夺其五舟。明旦，阿术追贵骑兵，璧以舟师追贵水兵，合战于龙尾洲，贵败去。（《赵璧传》）贵又泊鹿门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将李庭与水军万户解汝楫击之，斩其将王、元胜。（《李庭传》）七年，元将史权驻荆子口，宋夏贵以船万艘载壮士欲薄江面，权破之。既而转粮于随，贵又扼前路，权又破之。（《史权传》）九年，元筑正阳两城，宋夏贵帅舟师十万来攻，元将董文炳登城御之。一夕贵去复来，飞矢贯文炳左臂著胁，拔矢授左右，四十余矢，矢尽力亦困，遂闷绝。明日，水入外郛，文炳移营避水，贵乘之，压军而阵，文炳创甚，以其子士选代战，贵败去。（《董文炳传》）十一年，宋夏贵以舟师十万围正阳，决淮水灌城，城几陷。元将塔出突围入城，复出与战，遂解正阳之围。（《塔出传》）刘整又追败之于大人洲。（《刘整传》）孟义亦夺舟数艘。（《孟德传》）夏贵知毫无备，引兵袭亳，元将贾文备破之。（《贾文备传》）是年，伯颜大军已自郢东下，至汉口，夏贵以战船万艘，分据诸隘。伯颜乃开坝，由沙芜口入江，夏贵迎战于阳逻γ。元将谒只里奋勇冲贵军，获战舰百，贵东走。（本纪及《伯颜》、《李庭》、《谒只里》等传）十二年，伯颜大兵自鄂东下，至丁家洲，贵与贾似道以舟师横亘于江。伯颜以大炮击之，宋兵阵动，似道走扬州，贵走庐州。（本纪及《伯颜》等传）贵又欲由太湖入卫临安，元将李庭、薛塔剌海截战于峪溪口，败之。（《李庭》、《薛塔刺海传》）高闹儿又败夏贵于焦湖。（《高闹儿传》）由是观之，贵崎岖戎马，东奔西走，补救于末造者，几二十年，固宋末一劳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撑半壁，固当与南渡韩、岳诸公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国，亦当与边居谊、李芾、李庭芝等同以忠义传。乃自峪溪口、焦湖之败，伯颜、阿术大兵分驻建康、镇江，贵欲入卫而无由，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颜遣人往攻，即致书曰：“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愿勿费国力攻此边城，若行在归降，边城焉往。”（《洪君祥传》）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贵遂以淮西入献。其意以为国亡始降，犹胜于刘整昝、万寿、吕文焕、范文虎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为立传，《元史》又以其在元朝无绩可纪，亦不立传，徒使数十年劳悴付之子虚。计其时年已大耋，即苟活亦只数年，故殁后有人吊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宋稗史）真可惜也！
案贵降后，入觐上都，授参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淮行中书省左丞，以江南盗贼窃发，命贵招抚。十七年，贵请老，从之，诏官其子孙。未几卒，俱见元史各传。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刘克庄诗多用本朝事，说见《丛考》。然不特诗也，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贺谢司谏启》云：“既寝了翁之谏疏，孰敢撄老蔡之锋。使行献可之弹文，世岂受金陵之祸。”“质肃论灯笼锦，或讥后遂无文。道乡谏瑶华宫，有云事不止此。”《贺刘察院启》云：“永叔责高司谏，犹在馆中。了翁忤张雷州，方为博士。宁作夷陵之役，不发绍圣之舟。”《贺李制置启》云：“寇莱公之镇北门，契丹服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惧而胆寒。”《贺傅侍郎挂冠启》云：“永叔避关弓之害，沂公惩一网之危。”《上王师侍启》云：“中年勇退，有君实、晦叔之风。晚节后凋，负元城、了翁之望。”其《授礻必撰谢丞相启》云：“词臣援綦叔厚，请暴扬老桧之奸。言者疑曾子开，有忿嫉新州之意。温公除吏，莫荣子骏京东之行。文正怜才，不夺大年阳翟之志。”《除云台观谢丞相启》云：“愧非韩驹、徐俯之伦，将有陆游、米芾之拟。”《除宗簿谢丞相启》云：“范、欧与庆历之文治，莫引用于圣俞。马、吕致元之诸贤，独见遗于无已。”是克庄四六亦多以时事为典故。然此体实不自克庄始，南渡以来已多有人为之者。李刘《贺虞大参帅蜀启》云：“小范有胸中百万兵，西贼闻之胆惊破。维弼上河朔十三策，北边皆其手抚摩。”《贺董司谏启》云：“尚欲作石守道纪德之诵，幸勿还李师中落韵之诗。”《贺卫参政除江西帅启》云：“夷狄之问寇公，儿童之诵君实。”《谢曾舍人启》云：“说《战场文》，人方迷于五色。读《刑赏论》，公放出于一头。”《上史丞相启》云：“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书而无路。今来阙下，愿作石徂徕之颂而难言。”《上卫参帅启》云：“夷狄问潞公之年，幸其未老。儿童诵君实之字，持此安归。”周必大《贺汪参政启》云：“资减甘宁，彦博入登于宰席。使来西夏，仲淹归赞于枢庭。”杨万里《回韩安抚启》云：“颍滨上太尉之书，永叔记武康之节。”熊克《贺汤丞相启》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若先正沂公之迭为。天圣初来，既践昭文首台之位。景再入，乃屈集贤次辅之居。”王十朋《除馆职谢启》云：“魏国公奋自甲科，犹荐而后召。苏内相擢由制举，亦试而后除。”洪适《贺王宪启》云：“东坡六君子之游，庆历三谏官之列。”此皆在刘克庄前，而已用本朝事者也。其与克庄同时，及在克庄后者，亦多用此体。王迈《上留经略启》云：“惟元城之在宋，问业有徒。与了翁之居淮，及门者众。”《上应经略启》云：“笔下无一点尘埃，富大苏之文采。胸中有百万兵甲，负小范之经纶。”《贺曾宪启》云：“余庆历、元之典刑，有玉局、宛邱之标致。”《贺李仓曹启》云：“舞彩袖于春舆，遂蔡端明便亲之志。鸣木铎于石鼓，寻朱紫阳讲道之盟。”《贺郑枢密》云：“昔中书未有寇忠愍，若得为辞。今吾国已相司马公，岂容生事。”李廷忠《贺娄同知启》云：“辽人相戒慎勿开边隙，为司马之秉钧衡。澶渊一举足以定虏盟，本寇公之筹帷幄。”方岳《贺李制置启》云：“维弼画河朔十三策，小范有胸中百万兵。”《谢李尚书启》云：“介为时论所喧，雅见推于永叔。轼陷深文之久，独受荐于景仁。”洪咨夔《到运使任谢政府启》云：“念司马公用鲜于，以福齐、鲁之区。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宽江、淮之力。”《贺郑丞相启》云：“庆历之进杜正献，尽革弊端。元之相司马公，力正伦纪。”《贺蔡侍郎升侍读启》云：“若昔邢在咸平之间，与吾坡仙处元之始。”《贺李参政启》云：“独乐园之自逸，难淹君实之留。天章阁之一开，即郑公之用。”林鉴《贺曾参政启》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庙堂，固已契吕申公之精识。戒饬疆吏勿更开边隙，行当踵司马相之清名。”真德秀《宣召入院谢表》云：“修除翰苑，在环滁出守之年。轼侍禁庭，亦赤壁归来之后。”方蒙《贺徐枢密启》云：“文、富人望，行大播于雄麻。韩、吕世家，定增光于汗竹。”《谢王丞相启》云：“狂若仲淹，真负晏公之荐。戆如苏轼，几贻安道之危。”《致福建安抚李尚书启》云：“晦叔虽介甫所厚，安可属以私。夫受温公之知，岂不言其过。”《回泉守赵侍郎启》云：“善神谁护于熙宁，怪鬼已喑于庆历。”姚勉《谢应判县送酒启》云：“诚斋作汝饮吾宴之诗，美过于味。东坡谓我眠君去之语，若未为贤。”《回胡主簿启》云：“昔明道先生之在县，以德化人。至紫阳夫子之仕同安，以学造士。”文天祥《贺江左相启》云：“潞公平章军国，司马实位昭文。正猷议论庙堂，微仲尝伸左辖。”《贺马右相启》云：“简淡独周于事物，晦叔所以有立于潞国、司马之间。忠恕不离于须臾，尧夫所以无愧于正献、微仲之际。”《谢江枢密启》云：“称彦博于都堂，幸借郇公之誉。荐仲淹于馆职，敢忘元献之公。”《致章签书启》云：“永叔之参兵柄，在魏国位平章之时。尧夫之赞枢庭，当潞公重判事之日。”“传江西宗派之图，敢云入社。诵徂徕圣德之句，请继作歌。”《致胡丞相启》云：“试韩、范之规模，溯赵、张之事业。”是亦皆以本朝人用本朝事者。盖宋朝国史记载本散布于民间，如李焘作《通鉴长编》，徐梦莘作《北盟会编》之类，若非得国史原本，凭何撰述？可知日历、实录，士大夫家有其书也，他如名臣录、笔谈、遗事、家传、文集，又随时刊布，人皆得知本朝故事，故便于引用耳。
●卷二十七
○辽史
《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太宗会同元年，虽诏有司编始祖奇善（旧名奇首。）可汗事迹，然《辽史》所载仅记其生于都庵山，徙于潢河之滨而已，盖已荒渺无可稽也。历朝亦有监修国史之官，如刘慎行、邢抱朴、室、刘晟、马保忠、耶律隆运、耶律、萧罕嘉努、（旧名萧韩家奴。）耶律阿苏、（旧名阿思。）王师儒等，皆以此系衔。（见各本传。）然圣宗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道宗并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书之。惟萧罕嘉努修国史，以圣宗猎秋山，熊鹿伤数十人，直书其事，帝见而命去之，既出又书其事，以为史笔当如是也，其他则隐讳苟简可知矣。其编为史册，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赫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传以进。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萧罕嘉努实任编纂之事，乃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则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编而审订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我朝国史。”据辉所言，则不惟诸帝有实录，且渐有全史矣。至天祚帝干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共成七十卷，于是辽世事迹粗备。《辽史》传赞谓，其具一代治乱之迹，亦云勤矣。当辽之世，国史惟此本号为完书，金熙宗尝于宫中阅《辽史》，即此本也。熙宗皇统中，又诏耶律固、伊喇因、（旧名移剌因。）伊喇子敬等（旧作移剌子敬。）续修《辽史》，而卒业于萧永祺，共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皇统七年上之。此金时第一次所修也。章宗又命伊喇履提控刊修《辽史》，党怀英、郝俣充刊修官，伊喇益、赵氵风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志及文集悉送上官。同修者又有贾铉、萧贡、陈大任等，泰和元年又增三员，有改除者听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诏大任继成之。（俱见各本传。）此金时第二次所修也。至元修《辽史》时，耶律俨及陈大任二本俱在，《后妃传序》云，俨、大任《辽史 后妃传》大同小异，酌取以著于篇。而《历象闰考》中并注明俨敝顺年有闰，大任敝顺年无闰，尤可见其纂修时悉本俨、大任二书也。
○辽史二
辽、金二代之兴，皆经祖宗数世开创，始成帝业。《金史》于《太祖本纪》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最为明晰。《辽史》则开卷即作《太祖本纪》，而其祖宗递传之处，反附见于本纪赞内，故所叙太简。肃祖、懿祖、元祖、德祖四代，其妻已立传于后妃内，其夫反无专纪而附于赞内，岂不详略两失乎！且赞中所叙又不甚明了。谓自奇善可汗生都庵山，传至聂，（旧名雅里。）让苏尔威（旧名阻午。）而不肯自立。聂生必塔，（旧名毗牒。）必塔生海兰，（旧名颏领。）海兰生努尔苏，（旧名耨里思。）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喇达，（旧名萨剌德。）是为懿祖，懿祖生伊德实，（旧名匀德实。）是为玄祖。玄祖生色勒迪，（旧名撒剌的，《北庭杂记》又名斡里。）是为德祖，即太祖安巴坚（旧名阿保机。）之父也。世为约尼之额尔奇木，（旧作夷离堇。）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云。《太祖本纪》又谓哈陶津汗（旧作痕德堇可汗。）殂，群臣奉遗命请立太祖，太祖三让，乃许之。按《新唐书》谓，契丹王锡里济（《旧唐书》及薛居正《五代史》俱作习尔之。）死，族人沁丹（《唐书》、《薛史》俱作钦德。）嗣。尝入寇，为刘仁恭所败，乃以重赂乞盟，故沁丹晚节不竞。而欧阳《五代史》谓，约尼以次代，为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选于众，得安巴坚代之。盖此即《辽史》所谓受可汗之禅者也。（钦德、痕德堇、遥辇，皆名字传闻之误。）其聂让苏尔威而不自立之处，按《耶律赫噜传》，哈陶津汗殁，群臣奉遗命立太祖，太祖曰：“吾祖聂尝以不当立而辞位，吾可受乎？”赫噜曰：“昔聂之辞，以未有遗命也。今先君言犹在耳，君命不可违。”太祖乃即位。据此则所谓聂让苏尔威，及太祖受可汗之禅，《欧史》虽不载，要是实事。又赫噜云：“自苏尔威后十余世，国衰民困，今正当兴王之运，不可失也。”此亦与《唐书》、《欧史》所谓被刘仁恭所攻，八部之人以约尼为不任事而立安巴坚者略相合。然《辽史》谓群臣奉遗命立安巴坚，《欧史》则谓八部人公议立安巴坚，又属岐互。至《新唐书》谓，八部迭相更代，独安巴坚自为一部不肯代，自号为王。《欧史》又谓安巴坚既立，后值中国多故，汉人归之者众，告以中国之主无代立者，安巴坚于是立九年尚不求代。诸部共责诮之，安巴坚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诸部许之。遂率汉人于滦河上筑城种田，而以计诱八部大人来会，尽杀之，然后并八部为一。此与《新唐书》相合，当是安巴坚实事，而《辽史》并无一字及之。盖耶律俨修实录时，为其先世隐讳，陈大任修史亦遂因之，不复勘对《唐书》及《欧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