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聪时有星忽陨于平阳，视之则肉也，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数里，肉旁有哭声。聪后刘氏适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乃在陨肉之旁，哭声乃止。又豕与犬交于相国府门。豕著进贤冠，犬冠武冠带绶，豕犬并升御座，俄而斗死。聪子约死，一指犹暖，遂不殡。及苏，言见刘渊于不周山，诸王将相皆在，号曰蒙珠离国。渊谓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待汝父为之，三年当来，汝且归。”既出，道过一国，曰猗尼渠余国，引约入宫，与一皮囊，曰：“为我寄汉皇帝。刘郎后来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几，俄而苏，几上果有皮囊，中置白玉一方，题曰：“猗尼渠余国天王敬寄遮须夷国天王，岁摄提当相见。”聪闻之曰：“如此，吾不惧死也。”至期，聪果死。刘曜时，西明门风吹折大树，一宿而变为人形，发长一尺，须眉长二寸，有敛手之状，亦有两脚，惟无目鼻，每夜有声，十日而柯条遂成大树。石虎时，太武殿所画古贤像忽变为胡，旬余，头皆缩入肩中。此数事犹可骇异，而皆出于刘、石之乱，其实事耶？抑传闻耶？刘、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变异以应之，理或然也。他如干宝父死，其母妒，以父所宠婢推入墓中。后十余年，宝母亡，开墓合葬，而婢伏棺如生。经日而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在地中亦不恶。既而嫁之，生子。此事殊不可信，然宝因此作《搜神记》，自叙其事如此。若果非真，岂肯自讦其父之隐及母之妒耶？则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至《晋书》所载怪异尚多，固不必一一为之辨矣。
○东晋多幼主
晋南渡后，惟元帝年四十二即位，简文帝年五十一即位，其余则践阼时多幼弱。明帝二十四岁，成帝五岁，康帝二十一岁，穆帝二岁，哀帝二十三岁，废帝二十一岁，孝武帝十二岁，安帝二十二岁，至恭帝即位年三十二，而国已归刘宋矣。盖运会方隆，则享国久长，生子亦早，故继体多壮年，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为矣。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明帝、成帝时，有王导、庾亮、郗鉴等；康帝、穆帝时，有褚裒、庾冰、蔡谟、王彪之等；孝武时，有谢安、谢玄、桓冲等。主虽孱弱，臣尚公忠，是以国脉得以屡延。一桓温出而宗社几移，迨会稽王道子昏庸当国，元显以狂愚乱政，而渝胥及溺矣。国家所贵有树人之计也。
○晋帝多兄终弟及
晋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魏政，是开国时已兄弟相继。后惠帝以太子太孙俱薨，立弟豫章王炽为皇太弟，即位，是为怀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为康帝。（皆庾后出。）哀帝崩，母弟奕立，是为废帝海西公。（皆章太妃出。）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为恭帝。（皆陈太后出。）以后惟北齐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递袭帝位，然孝昭废济南王而自立，武成废乐陵王而自立，非晋之依次而立也。
○愍元二帝即位
晋怀帝，永嘉五年为刘曜所掳。次年，贾疋等已奉秦王邺为皇太子，都于长安，然犹未即尊位，直至永嘉七年，怀帝崩问至，始称帝，是为愍帝。愍帝，建兴四年降于刘曜。次年，元帝称晋王于建康，亦未即尊位，又明年，愍帝崩问至，始称帝。流离倾覆中，尚有不忍其君之意，可谓合乎礼之变者也。
○僭伪诸君有文学
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刘渊少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鄙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一物不知，以为君子所耻。其子刘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和弟宣师事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尝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尝不反复咏之。刘聪幼而聪悟，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小时避难，从崔岳质通疑滞。既即位，立太学于长乐宫，立小学于未央宫，简民间俊秀千五百人，选朝廷宿儒教之。慕容尚经学，善天文。即位后，立东庠于旧宫，赐大臣子弟为官学生，亲自临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俊亦博观图书。后慕容宝亦善属文，崇儒学。苻坚八岁，向其祖洪请师就学，洪曰：“汝氐人，乃求学耶。”及长，博学多才艺。既即位，一月三临太学，谓躬自奖励，庶周、孔之微言不坠，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至是学校渐兴。苻登长而折节，博览书传。姚兴为太子时，与范勖等讲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于岐等皆耆儒硕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姚泓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王尚、段章以儒术，胡义周、夏侯稚以文学，皆尝游集。于岐疾，兴亲往问疾，拜于床下。李流少好学。李庠才兼文武，曾举秀异科。沮渠蒙逊博涉群史，晓天文。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见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
○九品中正
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此陈群所建白也。然魏武时，何夔疏言：“今草创之际，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宜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序，无相逾越，则贤不肖先分。”（《夔传》）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恕传》）此又在陈群之前。盖汉以来本以察举孝廉为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夤缘势利，猥滥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源，专归重于乡评，以核其素行。群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固论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吸睹，夏侯玄已谓中正干铨衡之权。（《玄传》）而晋卫亦言：“魏因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时选用。其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其余遂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重。”是可见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乱也。今以各史参考，乡邑清议亦时有主持公道者。如陈寿遭父丧，有疾，令婢丸药，客见之，乡党以为贬议，由是沉滞累年，张华申理之，始举孝廉。（《寿传》）阎亦西州名士，被清议，与寿皆废弃。（《何攀传》）卞粹因弟裒有门内之私，粹遂以不训见讥被废。（《卞传》）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议升黜者。长史韩预强聘杨欣女为妻，时欣有姊丧吸董旬，张辅为中正，遂贬预以清风俗。（《辅传》）陈寿因张华奏，已官治书侍御史，以葬母洛阳，不归丧于蜀，又被贬议，由此遂废。（《寿传》）刘颂嫁女于陈矫，矫本刘氏子，出养于姑，遂姓陈氏，中正刘友讥之。（《颂传》）李含为秦王郎中令，王薨，含俟葬讫除丧，本州大中正以名义贬含，傅咸申理之，诏不许，遂割为五品。（《含传》）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没，其继母终丧，归于前夫之子，后遂合葬于前夫。卞劾之，以为犯礼害义，并劾司徒。及扬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容徇隐。诏以式付乡邑清议，废终身。（《传》）温峤已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孔愉以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下其品。（《愉传》）是已入仕者，尚须时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且石虎诏曰：“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伦之明镜也。先帝黄纸再定，以为选举，今又阅三年，主者更铨论之。”是魏以来尚有三年更定之例，初非一经品定，即终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尝不详慎也。且中正内亦多有矜慎者，如刘毅告老，司徒举为青州大中正，尚书谓毅既致仕，不宜烦以碎务，石鉴等力争，乃以毅为之。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毅传》）司徒王浑奏周馥理识清正，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褒贬允当。（《馥传》）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二品，司徒不过，沉上书谓原隐居求志，行成名立，张华等又特奏之，乃为上品。（《李重传》、《霍原传》。）张华素重张轨，安定中正蔽其善，华为延誉，得居二品。（《轨传》）王济为太原大中正，访问者论邑人品状，至孙楚，则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为之。”乃状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传》）华恒为州中正，乡人任让轻薄无行，为恒所黜。（《恒传》）韩康伯为中正，以周勰居丧废礼，脱落名教，不通其议。（《康伯传》）陈庆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为中正所品，久不得调。（《庆之传》）此皆中正之秉公不挠者也。然进退人才之权，寄之于下，岂能日久无弊？晋武为公子时，以相国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十二郡中正共举郑默以辈之。（《默传》）刘卞初入太学，试经当为四品，台吏访问（助中正采访之人。）欲令写黄纸一鹿车，卡不肯，访问怒言于中正，乃退为尚书令史。（《卞传》）孙秀初为郡吏，求品于乡议，王衍将不许，衍从兄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诛，而戎、衍获济。（《戎传》）何劭初亡，袁粲（晋臣，非宋袁粲。）来吊，其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曰：“岐前多罪时，尔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谓畏强易弱也。”（《何劭传》）可见是时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为轻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灼传》）刘毅亦疏言，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用心百态，求者万端。（《毅传》）此九品之流弊见于章疏者，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然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
○六朝清谈之习
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王衍传》）是时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裴传》）籍尝作《大人先生传》，谓世之礼法君子，如虱之处。（《阮籍传》）其后王衍、乐广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天下言风流者，以王、乐为称首。（《乐广传》）后进莫不竞为浮诞，遂成风俗。（《王衍传》）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愍帝纪论》）其时未尝无斥其非者，如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世反谓之俗吏。裴又著《崇有论》以正之。（《传》）江亦著《通道崇检论》以矫之。（《传》）卞斥王澄、谢鲲，谓悖礼伤教，中朝倾覆，实由于此。（《传》）范宁亦谓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宁传》）应詹谓元康以来，贱经尚道，永嘉之弊由此。（《詹传》）熊远、陈κ各有疏论，莫不大声疾呼，欲挽回颓俗，而习尚已成，江河日下，卒莫能变也。今散见于各传者。裴遐善言玄理，音词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郭象谈论，一座尽服。（《遐传》）卫善玄言，每出一语，闻者无不咨叹，以为入微。王澄有高名，每闻言，辄叹息绝倒。后过江，与谢鲲相见，欣然言论终日。王敦谓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传》）王衍为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亦有未了，每曰不知此生当见有能通之者否，及遇阮修谈《易》，乃叹服焉。（《修传》）王戎问阮瞻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指同异？”瞻曰：“将毋同。”戎即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瞻传》）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庾岂传》）桓温尝问刘忄炎：“会稽王更进耶？”忄炎曰：“极进，然是第三流耳。”温曰：“第一流是谁？”忄炎曰：“故是我辈。”（《忄炎传》张凭初诣刘忄炎，处之下座，适王来，清言有所不通，凭即判之，忄炎惊服。（《凭传》）此可见当时风尚大概也。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向秀好《老》、《庄》之学，尝注解之，读者超然心悟。郭象又从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风遂盛。（《秀传》）潘京与乐广谈，广深叹之，谓曰：“君天才过人，若加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遂勤学不倦。（《京传》）王僧虔戒子书曰：“汝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盛于麈尾，自称谈士，此最险事。”（《僧虔传》）是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辨之资。武帝召岑之敬升讲座，敕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帝亲与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之敬传》）简文为太子时，出士林馆，发《孝经》题，张讥议论往复，甚见嗟赏。其后周弘正在国子监，发《周易》题，讥与之论辨，弘正谓人曰：“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凛然。”（《讥传》）简文使戚衮说朝聘仪，徐ゼ与往复，衮精采自若。（《衮传》）简文尝自升座说经，张正见预讲筵，请决疑义。（《正见传》）伏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每升座讲经，生徒常数十百人。（《曼容传》）袁宪与岑文豪同侯周弘正，弘正将登讲座，适宪至，即令宪树义。时谢岐、何妥并在座，递起义端，宪辨论有余。到溉曰：“袁君正有后矣。”（《宪传》）严植之通经学，馆在潮沟，讲说有区段次第，每登讲，五馆生毕至，听者千余。（《植之传》）鲍在太学，有疾，请纪少瑜代讲，少瑜善谈吐，辨捷如流。（《少瑜传》）崔炅恩自魏归梁，为博士，性拙朴无文采，及解析经义，甚有精致，旧儒咸重之。（《炅恩传》）沈峻精《周官》，开讲时，群儒刘、沈熊之徒并贮董下座，北面受业。（《峻传》）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况梁时所谈，亦不专讲五经。武帝尝于重云殿自讲《老子》，徐勉举顾越论义，越音响若钟，咸叹美之。（《越传》）简文在东宫，置宴玄儒之士。（《戚衮传》）邵陵、王纶讲《大品经》，使马枢讲《维摩》、《老子》，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谓众曰“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于是各起辨端，枢转变无穷，论者咸服。（《枢传》）则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盖关陕朴厚，本无此风，魏、周以来，初未渐染，陈人之迁于长安者，又已衰ぃ不振，故不禁而自消灭也。
案汉时本有讲经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诏诸生讲五经异同，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决。又施仇论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建初四年，亦诏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使五官中将魏应承制问，侍中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奏议》，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经义纷繁，各家师说互有异同，故聚群言以折衷之，非以此角胜也。至梁时之升座说经，则但炫博斗辩而已。
○清谈用麈尾
六朝人清谈，必用麈尾。《晋书》，王衍善玄言，每捉白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衍传》）孙盛与殷浩谈，奋麈尾，尽落饭中。（《盛传》）《宋书》，王僧虔戒子，谓其好捉麈尾，自称谈士。（《僧虔传》）《齐书》，戴容著《三宗论》，智林道人曰：“贫道捉麈尾三十年，此一涂无人能解，今始遇之。”（《传》）《梁书》，卢广发讲时，谢举屡折之，广愧服，以所执麈尾赠之，以况重席。（《举传》）张孝秀谈义，尝手执并榈皮麈尾。（《孝秀传》）《陈书》，后主宴宫僚，所造玉柄麈尾新成，曰：“当今堪捉此者，惟张讥耳。”即以赐讥。又幸钟山开善寺，使讥竖义，时麈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讥传》）此皆清谈麈尾故事也。亦有不必谈而亦用之者，王浚以麈尾遗石勒，勒伪为不敢执，悬于壁而拜之。（《勒载记》）何充诣王导，导以麈尾指其床，曰：“此是君坐也。”（《充传》）王病笃，灯下视麈尾而叹，既没，刘忄炎以犀麈尾纳之棺中。（《传》）盖初以谈玄用之，相习成俗，遂为名流雅器，虽不谈亦常执持耳。
○驺虞幡
晋制最重驺虞幡，每至危险时，或用以传旨，或用以止兵，见之者辄忄伏而不敢动，亦一朝之令甲也。《晋书》，楚王玮率兵诛汝南王亮及宰相杨骏，彻夜喧斗。天明，张华奏惠帝，使殿中将军持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玮矫诏。”众皆释仗而走，玮遂被擒。（《玮传》）淮南王充拥兵诛赵王伦，自辰至申斗不解，陈淮遣驺虞幡解斗，允兵散被杀。（《允传》）伦既篡，王舆率兵杀其党孙秀，使伦为手诏迎惠帝复位。传诏者以驺虞幡敕将士解兵，文武官皆散走。（《伦传》）长沙王发兵攻齐王ぁ，ぁ遣董艾率兵拒之，潜令人盗驺虞幡，呼云：“长沙王矫诏。”又称齐王谋反，ぁ战败被擒。（《ぁ传》）南渡后，桓玄之变，会稽王道子遣司马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柔之传》）王敦犯阙，甘卓在襄阳，起兵将袭其后。敦惧，求台以驺虞幡止之。（《卓传》）桓温兵东下，殷浩欲以驺虞幡止其军。（《温传》）此皆驺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见有用之者。
○建业有三城
六朝时，建业之地有三城。中为台城，则帝居也，宫殿台省皆在焉。其西则石头城，尝宿兵以卫京师。王敦内犯，周札守石头城，开门纳敦，敦遂据之，以败王师。后苏峻之反，劫迁成帝于石头，峻败，帝始出。卢循舟师将至，朝臣欲分守诸津，刘裕谓兵分则势弱，不如聚兵石头，则众力不分，乃自镇石头，果败贼。宋末，袁粲据石头，欲诛萧道成，为道成所杀。当时谚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梁末，王僧辨镇石头，陈霸先使侯安都往袭之。石头不甚高，军士捧安都投入女垣内，众随入，遂执僧辨。后徐嗣徽引北齐兵入石头，来逼台城，安都自台城以甲士突出东西掖门败之，贼还石头，遂不敢逼台城是也。台城之东则有东府，凡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者居之，实甲尝数千人。晋时会稽王道子居之，刘裕秉政亦居此。裕出征则曰留府，尝使刘穆之监府事。裕讨刘毅回，公卿咸候于新亭，而裕已潜还东府矣。宋末后废帝之弑，萧道成移镇东府。《顺帝纪》，萧道成出镇东府，辅政后进爵齐王，卞彬戏谓曰：“殿下今以青溪为鸿沟，溪东为齐，溪西为宋。”因咏诗曰：“谁谓宋远，予望之。”陈安成王顼辅政，入居尚书省，刘师知等忌之，矫诏令其还东府是也。可见是时二城皆为要地。宋后废帝狂暴，阮佃夫欲俟其出游，闭台城，分人守东府、石城以拒之，会帝不出乃止。齐豫章王嶷守东府，竟陵王子良镇石头，而皆造私第于京师中，游宴忘返，因范云谓重地不宜虚旷，嶷乃还东府，子良乃还石头。缘此二城拱卫京师，最居要害故也。其时尚有冶城，当徐嗣徽等引北齐兵据石头，而市廛在南路，去台城稍远，恐为贼所乘，乃使徐度镇冶城寺，筑垒以断之。此又在台城之南。
○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魏正始、晋永熙以来，皆大臣当国。晋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协、刘隗等为私人，即召王敦之祸。自后非幼君即孱主，悉听命于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晋韦华谓姚兴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统驭之实，宰辅执政，权在臣下，遂成习俗。）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南史》谓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无所寄，于是戴法兴、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齐武帝亦曰：“学士辈但读书耳，不堪经国，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此当时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转轻，而机要多任用此辈也。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如法兴威行内外，江夏王义恭虽录尚书事，而积相畏服，犹不能与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权侔人主，其捉车人官虎贲中郎将，傍马者官员外郎。茹法亮当权，太尉王俭尝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朱异权震内外，归饮私第，虑日晚台门闭，令卤簿自家列至城门，门者遂不敢闭。此可见威势之薰灼也。法亮在中书，尝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户内岁可办百万。”佃夫宅舍园池胜于诸王邸第，女妓数十，貌冠绝当时。出行遇胜流，便邀与同归，一时珍羞莫不毕具，凡诸火剂，并皆始熟，至数十种，虽晋之王、石不能过，此可见贿赂之盈溢也。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复顾惜名检。其中亦有如法兴，遇废帝无道，颇能禁制，然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唐寓之反，说者谓始于虞玩之，而成于吕文度，此已见蠹国害民之大概。甚至佃夫弑主，而推戴明帝。周石珍当侯景围台城，辄与景相结，遂为景佐命。至陈末，施文庆、沈客卿用事，自取身荣，不存国计，隋军临江，犹曰，此常事，边臣足以当之，不更动备，以致亡国。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害可胜道哉！大臣不能体国，致人主委任下僚，人主不信大臣，而转以群小为心膂，此皆江左之流弊也。（按公孙瓒常言，衣冠之人皆自谓职当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皆商贩庸儿，亦同此见。）
○相墓
古人但有望气之法，如秦始皇时，望气者谓东南有天子气，乃南巡以厌之。又谓金陵有王气，乃凿淮水以泄之。光武未贵时，望气者苏伯阿过南阳，望舂陵郭，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孙皓时，临平湖开，皓以问陈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知湖之开塞。”陈敏反，或曰：“陈家无主气，不久当灭。”此古来专以望气占吉凶，未尝有相墓之术也。相墓术相传始于郭璞，然《后汉书 袁安传》，安觅地葬父，有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从之，故累世隆盛。《晋书 羊祜传》，有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祜乃凿之。相者曰：“犹当出折臂三公。”后祜堕马折臂，果位三公。则又在璞之前，即璞本传载其卜筮炅验之处甚多，谓先有郭公者，精于卜箧，璞从受业，公授以青囊书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箧之术，亦未尝及相墓也。又璞所著书，载其炅验事迹者曰《洞林》，抄京、费诸家最要者曰《新林》，又《卜韵》一篇，注《尔雅》、《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词》、《子虚》、《上林赋》，及所作诗、赋、诔、颂，共数十万言，亦未有所谓葬经也。惟传内称璞葬母暨阳，去水百步，或以近水言之，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果沙涨数十里。又璞为人葬墓，晋明帝微服观之，问主人何以葬龙角，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龙耳，当致天子。”帝曰：“当出天子耶？”主人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至耳。”此璞以相墓擅名，而后世皆以为葬术之始也，而葬术之行，实即由是时而盛。陶侃将葬父，家中忽失牛，有老父谓曰：“前冈见有一牛，眠山污中，若葬之，位极人臣。”又指一山曰：“此亦其次，当出二千石。”侃寻得牛，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周访葬其父，后侃果为三公，访为刺史。（《晋书 周光传》）宋武帝父墓在丹徒侯山，有孔恭者，善占墓，谓此非常地，后果为天子。齐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冈阜相属，百里不绝，其上常有五色云。宋明帝恶之，遣占墓者高炅文往相之。炅文先给事齐高，乃诡曰：“不过方伯耳。”私谓齐高曰：“贵不可言。”后果登极。（《南史》宋、齐二纪）。）齐高之母刘氏，与夫合葬时，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及坟成，又止其上。（《刘后传》）荀伯玉家墓，有相之者谓当出暴贵而不久，伯玉官果至散骑常侍，坐事诛。（《伯玉传》）柳世隆晓术数，于倪塘创墓，与宾客往游，十往五往常坐一处，及卒，正葬其地。（《世隆传》）富阳人唐寓之，祖、父皆以图墓为业。（《沈文季传》）梁武丁贵嫔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墓地，被俞三副以己地奏，帝买葬之。有道士谓此地不利，长子教以用蜡鹅诸物厌之。后事发，昭明以此惭惧而薨。（《昭明太子传》）杜嶷葬祖父，梁元帝忌之，命墓工恶为之，逾年而嶷卒。（《嶷传》）吴明彻葬父，有伊氏者善占墓，谓其兄曰：“葬日必有乘白马逐鹿者过此，此是最小子大贵之征。”明彻后果大贵。（《明彻传》）此皆见于各列传者，可见六朝时此术已盛行。如《昭明传》曰不利长子，《明彻传》曰最小子大贵，则术家所云长房、小房之说，亦即起于是时矣。
○唐人避讳之法
唐人修诸史时，避祖讳之法有三：如“虎”字、“渊”字，或前人名有同之者，有字则称其字，如《晋书》公孙渊称公孙文懿，刘渊称刘元海，褚渊称褚彦回，石虎称石季龙是也。否则竟删去其所犯之字，如《梁书》萧渊明、萧渊藻，但称萧明、萧藻，《陈书》韩擒虎但称韩擒是也。否则以文义改易其字，凡遇“虎”字皆称猛兽，李叔虎称李叔彪，殷渊源称殷深源，陶渊明称陶泉明，魏广阳王渊称广阳王深是也。其后讳“世”为“代”，讳“民”为“人”，讳“治”为“理”之类，皆从立义改换之法。
●卷九
○宋书多徐爰旧本
沈约于齐永明五年奉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案其《自序》而细推之，知约书多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者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书》，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诸志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山谦之。谦之亡，诏苏宝生续撰，遂及元嘉诸臣。宝生被诛，又以命徐爰。爰因苏、何二本，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三传，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后至亡国十余年，记载并缺。今《宋书》内永光以后纪传，盖约等所补也。（案《王智深传》，约多载宋明帝鄙渎事，武帝谓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删除。可见宋明帝以后纪传皆约所撰。）其于爰书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皆列于《宋书》。约以为桓玄、谯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谢混义止前朝，不宜入宋；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不得谓之宋臣，故概从删除。是约所删者，止于此数传，其余则皆爰书之旧，是以成书若此之易也。（《徐爰传》，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或谓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或谓宜以元兴三年为断。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例。《桓玄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是可见爰旧本体例也。）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何尚之，何偃之父也，乃《偃传》在五十九卷，《尚之传》反在六十六卷。可见《宋书》时日促迫，仓猝编排，前后亦不暇审订。）
○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
《宋书》作于齐，其于晋、宋革易之际固可无所避讳，乃《宋武纪》历叙其勋高绩茂，以致晋恭帝自愿禅位，宋武尚奉表陈让，晋帝已逊于琅琊王第，表不获通，乃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一用晋典，斯固俨然唐虞揖让光景，绝不见有逼夺之迹。（纪内惟将禅时，有司以禅草呈晋帝，晋帝欣然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固所甘心。”此数语略见禅位之非出于晋帝本心。）至零陵王之殂，则王被废后方虑祸，自与褚妃煮食于床前。宋武使其妃兄褚淡之往视妃，妃出与相见，兵士即逾垣入，进药于王，王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南史》）此其悖逆凶毒为自古所未有，则书法自应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一若零陵之寿考令终，宋武之恩礼兼备者。又文帝为太子劭所弑，尤属千古之奇变，而本纪亦只书上崩于合殿，年四十七，绝无一字及于被弑。其他如前废帝以药酒死沈庆之，而本纪书新除大尉沈庆之薨。明帝赐刘道隆死，而书新除中护军刘道隆卒。建安王休仁以死，而书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杀。帝又赐巴陵王休若死，而书巴陵王休若薨，凡遇朝廷过举，无一不深为之讳，此皆作徐爰旧书也。约作《宋书》于齐朝，可无所讳，爰作《宋书》于宋朝，自不得不讳。讳之于本纪，而散见其事于列传，当日国史体例本如是。沈约急于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耳。《南史》于零陵王殂，则书曰宋志也；于文帝之崩，则书元凶劭构逆，帝崩于合殿。以及沈庆之、建安王、巴陵王之死，亦直书曰赐死、死，较为得实矣。
○宋书书宋齐革易之际
沈约在萧齐修《宋书》，永光以后皆其笔也，故于宋、齐革易之际，不得不多所忌讳。如《后废帝纪》，但历叙帝无道之处，以见其必当废杀。《顺帝纪》，亦但叙萧道成之功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进爵齐王，增封十郡，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下云，天禄永终，逊位于齐，帝迁居于丹阳宫。齐王践祚，封帝为汝阴王。建元元年殂于丹阳宫，年十三，谥曰顺帝。绝不见篡夺之迹。（《南史》书帝逊位于东邸时，王敬则以兵陈殿廷，帝在内闻之，逃于佛盖下。太后惧，自帅奄竖索之，黄门或促帝，帝怒，抽刀杀之。帝既出居于丹阳宫，齐兵卫之。齐建元元年五月，帝闻外驰马者，惧乱作，监者杀王而以病讣。齐人德之，赏之以邑。）其于诸臣之效忠于宋，谋讨萧道成者，概曰反，曰有罪。如升明元年，书沈攸之举兵反，（《南史》书举兵不从执政。）又书司徒袁粲据石头反，（《南史》书粲据石头，谋诛萧道成，不果，旋见覆灭。）吴郡太守刘遐反，（《南史》书据郡不从执政。）王宜兴有罪伏诛。（《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南史》书贰于执政，见杀。）临澧侯刘晃谋反，伏诛。（《南史》书诛临澧侯刘晁。）是也。其党于道成而为之助力者，转谓之起义。如张敬儿等起义兵是也。作刘宋本纪，而以为刘氏者曰反，为萧氏者曰义，此岂可笔之于书，顾有所不得已也，然亦有可见其微露实事之处。如《后废帝》纪谓，废帝昱无道，齐王顺天人之心，潜图废立，与王敬则谋之。敬则结昱左右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乘夜弑昱，玉夫以昱首付敬则，敬则驰至领军府以呈齐王。王乃戎服入宫，以太后令迎安成王即位。是道成为弑君主谋，已不待辨也。《沈攸之传》虽不敢载其“宁为王凌死，不作贾充生”之语，（见《南史》。）然犹存攸之上武陵王赞一书，以见其忠于宋室之志。（书曰：“下官位重分陕，富兼金穴，岂不知俯眉苟安，可保余齿，何为不计百口，甘冒患难？诚感历朝知遇，欲报宋室耳。若天必丧道，忠节不立，政复阖门碎灭，百死无恨。”）《黄回传》亦载其与袁粲约，欲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齐王于朝堂，会粲败，乃不果。《刘秉传》谓，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密怀异图，与袁粲及黄回等谋作乱，为齐王所诛。此亦各见其尽节于宋。至《袁粲传》虽不敢载当时谚语。“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句，然传内谓齐王功高德重，天命有归，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乃与黄回、卜伯兴等谋矫太后令，使伯兴等据宿卫兵，攻齐王于朝堂。事泄，为齐王攻破石头，被杀。则明著其送往事居，不济则以死继之，其志节为不可及也。又如明帝诸子传，随阳王、新兴王嵩，皆先书元徽四年，年六岁，下书齐受禅，以谋反赐死。元徽四年至升明三年齐受禅，仅三阅岁，则等仅九岁耳，九岁之人岂能谋反？而曰以谋反赐死，则齐之戕及亡国之童稚，不言可知也。然则约之书宋、齐间事，尚不至大失实也。盖是非之公，天下共之，固不能以一手掩万目。约撰《宋书》，拟立《袁粲传》，以审于帝，帝曰：“粲自是宋室忠臣。”（《王智深传》）刘祥在永明中同修《宋书》，讥斥禅代事，王俭密奏之，上衔而不问。（《南史 刘祥传》）又有诏：“袁粲、刘秉同奖宋室，沈攸之子景和之世特有乃心，岁月弥往，宜特优奖，可皆为改葬，其诸子丧柩在西者，亦符送还旧墓。”则帝亦不能掩天下之公论耳。
案沈约不讳齐高帝废弑之事，非彰齐之恶，乃正以见苍梧之当废也。废昏立明，本有故事，晋、宋间去汉未远，霍光废昌邑之例，在人耳目间。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等所弑，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未尝以废立为非也。前废帝子业无道，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当苍梧无道时，阮佃夫、申伯宗、朱幼等已有废立之谋，事泄而死。（《废帝纪》）齐高亦先与袁粲、褚渊谋废立，袁、褚不敢承而止。（《齐高帝纪》）是当时朝野内外，本无一不以苍梧为当废，齐高之举固协于天下之公。其答沈攸之书亦云：“黜昏树明，实惟前则。宁宗静国，何愧前修。”固已明目张胆，自认为理所宜然。故约明书齐王顺天人之心，与王敬则谋废立而不讳也。其后齐郁林无道，齐明帝废而弑之，论者亦止恶其假废立为篡夺，而未尝以废郁林为非也。至东昏无道，内而始安王萧遥光起兵欲废之，张欣泰、胡松等又结党欲废之，许准又劝宰相徐孝嗣废之，外而陈显达起兵欲废之，崔慧景又起兵欲废之，最后梁武起兵，卒令殒命，夫固皆以废立为势所不得已也。当东昏赐徐孝嗣、沈昭略死时，昭略骂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下官与龙逢、比干欣然相对，霍光若问明府今日之事，何辞答之？”又梁武围城日久，张稷召王亮等曰：“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今独夫自绝于天，斯微子去殷之时也。”乃遣范云等诣梁武。可见当时人意中各有伊、霍故事，以为理之当然。约之书此，正见齐高之应天顺人也。
○宋书本纪书法
《史记》，汉高祖初起事称刘季，封沛公称公，封汉王称王，及即位称帝，此本《虞书》旧法也。《宋书》本纪，于刘裕起事即称高祖，及封豫章公乃称公，封宋王后称王，登极后称上，此又仿陈寿《魏志》例。《魏志》，曹操初起事即称太祖，后乃称公，称王，然操之封公在建安十八年，而本纪建安元年方叙天子封太祖为武平侯，下忽改称公，殊觉两无所著。《宋书》于封公后称公，封王后称王，尚为得实矣。《南史》则于起事时即称帝，以后封公、封王及登极皆称帝，亦是一法。《宋书》于萧道成书法尤有窒碍者，沈约在齐朝作《宋书》，自不敢直书道成之名，故于《宋明帝纪》已称齐王，《顺帝纪》又称录公齐王、太尉齐王、太傅齐王，其时实未尝进爵为王也。至升平三年始进爵为齐公，若蒙上文而下，应书进齐王爵为齐公，而文不可通，乃书进太傅位相国，封十郡为齐公，下始云进齐公爵为齐王。是称齐王在前，封齐王在后，终觉文义不顺。《南史》直书萧道成，盖易世之后，无所避讳，故易于下笔也。
○宋齐书带叙法
《宋书》有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如《刘道规传》，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淮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又重叙道规事，以完本传。是刘遵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也。《庐陵王义真传》，义真从关中逃回，藏匿草中，值段宏来寻，始得就路，因带叙宏鲜卑人，敝私容超尚书，元嘉中为青、冀二州刺史，下文又重叙义真事，以完本传，是段宏带叙于《义真传》内也。他如《何承天传》带叙谢玄也，《何尚之传》带叙孟ダ也，《谢炅运传》带叙荀雍、羊之、何长瑜三人也，皆是此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但他史于附传者，多在本传后方缀附传者之履历，此则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至如《刘义庆传》，因叙义庆好延文士鲍照等，而即叙鲍照字明远，文词赡逸，又因照文词赡逸，而即载其《河清颂》一篇二千余字，并叙照惧孝武忌其才，故为鄙言累句以免祸。而其下又重叙义庆之事，以完本传。遂觉一传中义庆事转少，鲍照事转多，此未免暄客夺主矣。照本才士，何不入《文苑传》，而载其赋颂于本传中？今乃不立照传，而以照颂附入《义庆传》，成何史体也？《齐书》亦多带叙法。如《文惠太子传》，因文惠诱执梁州刺史范柏年，而带叙柏年先在梁州平氐贼之绩。又带叙襄阳有盗发冢，得竹简书，王僧虔以为科斗书《考工记》阙文也。因文惠使徐文景作乘舆服御之属，而带叙文景父陶仁恶文景所作，曰终当灭门，乃移家避之。后文景果赐死，陶仁遂不哭。又如《张敬儿传》，因敬儿斩沈攸之使，而姚道和不斩攸之使，遂带叙道和本姚兴之孙，自称祖天子，父天子，身经作皇太子云云。
○宋书纪魏事多误
《宋书》有《索虏传》，叙魏太武后文成帝即位之事，谓太武有六子：长名晃，为太子；次晋王，被太武赐死；次秦王乌奕肝，与晃对掌国事，为晃所谮，遣镇χ罕；次燕王；次吴王；次楚王。太武南征，所虏获甚多，晃私遣人择取，太武闻之，大加搜检，晃惧，谋行弑。焘诈死，遣近侍召晃迎丧，至则执之，罩以铁笼，杀之，立秦王为太子。会太武死，时使嬖人宗爱立吴王博真后，宗爱、博真恐为乌奕肝所害，杀之而自立。燕王曰：“博真非正嫡，当立晃子耳。”乃弑博真及宗爱而立，即文成帝也。案《魏书》，太子晃极有令德，正平元年薨，谥景穆。次秦王翰，改封东平王，即《宋书》所谓乌奕肝也。次燕王谭，改封临淮王。次楚王建，改封广阳王。次吴王余，改封南安王。正平二年，太武为中常侍宗爱所弑，宗爱又矫皇太后令，赐秦王翰死，迎南安王余立之。已而余为宗爱所害，大臣长孙渴侯、陆丽等迎立皇孙，是为文成帝。据此则太子晃以疾薨，非太武赐死也。吴子为宗爱所擅立，非太武遗命也；继又为宗爱所害，非燕王杀之也。《宋书》所云，盖南北分裂，徒以传闻为记载，故有此误耳。又如《宋书 柳元景传》，元景有从弟光世，留仕于魏。司徒崔浩，其姊夫也。拓跋焘南寇时，浩密有异志，光世邀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连坐者甚众，光世南奔得免。案《魏书》，崔浩之诛，以修国史刊石于路衢，为众所嫉，事上闻，故至族诛，并连及柳氏、卢氏等族。是浩之死以国史，初非别有异图也。《宋书》所云，盖光世南奔时诡托之词，后遂笔之于记载耳，自当以《魏书》为正。《北史》叙太子晃、秦王翰及南安王余事，俱据《魏书》。《南史 柳元景传》亦但云，从弟光世留乡里，仕魏为河北太守，与崔浩亲，浩被诛，光世南奔，而不言浩有异图被祸，固以《宋书》所记不足凭也。
○宋书南史俱无沈田子沈林子传
宋武开国，武将功臣以檀道济、檀韶、檀、王镇恶、朱龄石、朱超石、沈田子、沈林子为最。田子从武帝克京口，平京邑，灭慕容超。卢循内逼，田子与孙季高从海道袭广州，倾其巢穴，循无所归，遂被诛戮。武帝北伐，田子先入武关，据青泥，姚泓率大众来御，田子大破之，遂平长安。武帝宴诸将于文昌殿，举酒属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后旋师，留田子及王镇恶、傅弘之、王修等辅桂阳公义真镇长安。会赫连勃勃来寇，田子与镇恶出师御之。或言镇恶本北人，欲尽杀南人，自据关中，田子乃矫武帝令诛之，而自归于义真，为长史王修所杀。是其身虽死，而勇烈固在诸将之右也。林子从武帝灭慕容超，而卢循奄至京邑，林子与徐赤特断拒查浦，赤特轻战而败，林子收败卒，再战破之。徐道覆又至，林子复断塘而斗，会朱龄石至，与林子并力，贼乃散去，武帝每征讨，林子皆摧锋居前，至夜辄召还宿卫。武帝北伐，林子为先锋，杀董神虎于襄邑，袭薛帛于解县。与道济等攻蒲坂，林子以蒲坂城池坚深，非可猝下，潼关天险，而王镇恶孤军无援，若使姚绍先据之则难图，乃亟赴潼关。而姚绍已举关中之众来，设长围，诸将疑沮，议欲渡河避其锋。林子力争不可，率麾下犯其西北，绍众稍却，林子乘其乱而薄之，绍乃大溃。遂进屠定城，杀姚鸾，屯河上，走姚瓒。绍又遣姚伯子等凭河固险，以绝粮援，武帝使林子累战大破之，于是粮运无阻，遂平长安，擒姚泓。是克关中之功，林子又其最也。沈约撰《宋书》，所以不入列传者，以此二人功绩详载于《自序》中，以显其家世勋伐，故功臣传缺之，李延寿作《南史》，既非如沈约另有《自序》载其功绩，则自应将此二人作传，与道济、龄石等同入列传中，乃竟遗之，而仍于附《沈约传》内。可见延寿作史，但就正史所有者删节之，离合之，不复另加订正也。
○齐书旧本
齐书亦有所本，建元二年，即诏檀超与江淹掌史职。超等表上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庶渡载《五行》，应改入《天文志》，帝女应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议以为食货乃国家本务，至朝会前史不书，乃伯喈一家之意，宜立《食货》，省《朝会》；日月应仍隶《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绝行，当载《列女传》，若止于常美不立传。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见《檀超传。）此齐时修国史体例也。又有豫章熊襄著《齐典》，沈约亦著《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俱见各本传。今案萧子显《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志。而《食货》、《刑法》、《艺文》仍缺，列传内亦无《帝女》及《列女》，其节义可传者总入于《孝义传》，改《处士》为《高逸》，又另立《幸臣传》。其体例与超、淹及俭所议皆小有不同，盖本超、淹之旧而小变之。《超传》内谓超史功吸锻而卒，淹撰成之，犹未备也。此正见子显之修《齐书》不全袭前人也。
○齐书缺一卷
《梁书 萧子显传》谓所著齐书六十卷。今齐书只有五十九卷，盖子显欲仿沈约作《自序》一卷附于后，未及成，或成而未列入耶。案《南史 子显传》载其《自序》二百余字，岂即其附《齐书》后之作，而延寿撮其略入于本传者耶？
○齐书书法用意处
萧子显本齐高帝之孙，豫章王嶷之子，故《高帝本纪》于帝使王敬则结杨玉夫等弑宋苍梧王之事不书，但云玉夫弑帝，以首与敬则，呈送高帝，此为尊者讳也。其于受禅于宋顺帝之处，亦仿《宋书》例，载九锡文、禅位诏，绝不见篡夺之迹。然于顺帝逊位时，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则亦微露禅受事皆高帝为之，而宋帝不知也。郁林王无道，为萧鸾（即明帝。）废杀，固无所隐讳。于《海陵王纪》则书宣城王（即鸾。）辅政，帝起居皆咨而后行，思食蒸鱼菜，太官答以无录公命，竟不与，见明帝之目无幼主，久视为机上肉也。七月废帝，十一月即称海陵王有疾，数遣御医占视，乃殒之。本纪直书其事，尤深著明帝悖逆之罪也。明帝杀高、武子孙几尽，子显本高帝孙，幸而不死，于明帝有隐痛焉，故不复为之讳也。子显修书在梁武时，其叙郁林失德之处不过六七百字，叙东昏无道之处则二千余字，甚东昏之恶，正以见梁武之兵以义举，此又作史之微意也。《褚渊传》先叙其在宋时，宋明帝在藩，与渊素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临崩驰召渊，付以后事，而下即叙其见萧道成，识为非常人，苍梧无道，道成与渊及袁粲谋废立，粲不肯，渊独赞成之。顺帝时，沈攸之事起，袁粲有异图，渊谓道成曰：“西衅易弭，公当先备其内耳。”道成遂杀粲。传末又叙其子贲，恨渊失节于宋，遂终身不仕于齐，以封爵让其弟蓁。通篇于渊之失节处不置一议，而其负恩丧节自见。又如《王晏传》，先叙其在宋时，倾心于齐高，常参密议。至齐武帝更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以下皆降意接之。武帝临崩，遗诏以尚书事付晏，令久于其职。及郁林无道，明帝辅政，谋废立，晏即响应，推奉明帝即位，晏自以为有佐命功。又如《萧谌传》，先叙其在武帝时，帝倚以心膂，密事皆使参掌，临崩犹敕谌在左右宿直。郁林即位，更深委信，谌每出宿，帝通夕不寐，谌入乃安。明帝辅政，或不得进说，则托谌入内言之。其亲信如此，而谌已潜附明帝。废立之际，郁林犹手书呼谌，而不知谌已为明帝领兵作先驱也。又《萧坦之传》，先叙其在郁林时，亲信不离左右，得入内见皇后，其见信如此，乃改附明帝。谋废立，萧谌尚迟疑未敢举事，坦之曰：“废天子何等大事，今曹道刚等已有猜疑，明日若不就事，弟有百岁老母，岂能坐受祸败，正应作别计耳。”谌遑遽，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古未有子孙为祖父作正史者，独子显为祖作本纪，为父豫章王作传，故于《豫章传》铺张至九千余字，虽过于繁冗，然亦不失为显扬之孝思也。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则应入高帝诸子传内，与临川王映等同卷，乃以临川等为高祖十二王，编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则另为一卷，编在二十二卷，与文惠太子相次，以见豫章之不同诸子。此则苟欲尊其父，而于义无当也。又《宗室传》，衡阳王道度、始安王道生皆高帝兄也，自应编在高武诸子之前，乃高帝子在三十五卷，武帝子在四十卷，而道度等反在四十五卷，此亦编次之失检也。至萧宝寅避梁武之难逃入魏，封齐王，此岂得没其实？且《和帝纪》既称宝寅入魏矣，而《宝寅传》则云中兴二年谋反诛。（《南史》云，谋反奔魏。）岂子显修史时，宝寅在魏尚无音耗，而以诛字了此局耶？（汲古阁本如是，或系传刻之误，当别求他本校对。）至《魏虏传》谓魏太子晃以谋杀太武，遂见杀，此盖仍《宋书》之误，又谓魏文明太后冯氏，本江都人，太武南侵掠得之，以为妾。案冯后系长乐信都人，父西域郡公朗，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没入宫，以选为后，初非江都人也。又云其先匈奴女，名拓跋，妻李陵，北俗以母名为姓，故拓跋实为李陵之后，然甚讳之，有言其是李陵之后者辄见杀。案《魏》、《齐》、《周》诸书皆无此说，则亦皆传闻之讹也。
○齐书类叙法最善
《齐书》比《宋书》较为简净，《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传过为铺张，此另有他意。他如《刘善明传》所陈十一事，皆概括其语载之；《张欣泰传》所陈二十事，只载其一条，若《宋书》则必全载矣。《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因叙徐嗣医术更精于澄。《韩炅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惟《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与萧道成绝交书，及萧道成答书，共三千余字，与敬儿关涉者，不过攸之反间敬儿，敬儿不从数语耳，而缕至此，未免喧客夺主。又《柳世隆传》，讨沈攸之时有尚书符檄一篇，案《宋书 沈攸之传》亦有尚书符檄一篇，其文又不相同，此不可解也。
案类叙之法本起于班固《汉书》，如《鲍宣传》后，历叙当时清名之士纪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货殖传》后类叙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小翁等。其后范蔚宗《后汉书》，《董卓传》叙李催、郭、张绣等，《公孙瓒传》叙阎柔、鲜于辅等。陈寿《三国志》，《王粲传》后叙一时文人徐干、陈琳、阮、应、刘桢、及阮籍、嵇康等，《卫觊传》后叙潘勖、王象等，《刘劭传》后叙缪袭、仲长统、苏林、韦诞、夏侯惠、孙该、杜挚等。此本古法也。《齐书》之后《梁书》亦有此类叙法，如《滕昙恭传》，因昙恭之孝，而并及于徐晋济被火伏棺之事；又因普济之孝，而并及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之事。又如叙何逊工诗，而因及会稽虞骞、孔翁归、江避等俱能诗，皆此法也。以后惟《明史》用之最多。
○梁书悉据国史立传
《梁书》本姚察所撰，而其子思廉续成之。（说见前。）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如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于长子，昭明听墓工言，埋蜡鹅等物以厌之，后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不载。临川王宏统军北伐，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见《南史》及《通鉴》。）而本传但云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及溃败之迹。他如郗皇后之妒，徐妃之失德，永兴公主之淫逆，一切不载。可见国史本讳而不书，察遂仍其旧也。其尤显然可据者，简文诸子，大器、大心、大临、大连、大春、大雅、大庄、大钧、大威、大球、大昕、大挚外，尚有大款、大成、大封、大训、大圜，而俱无传；元帝诸子，方矩、方等、方诸外，尚有方略，亦无传。《梁书》谓，其余诸子本书不载，故缺之。所谓本书者，即梁朝国史也。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武昌王警、义阳王鉴。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继统，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书》欢等皆无传，惟誉有传，而与武陵王纪同卷。此必元帝时国史，纪与誉皆称兵抗元帝者，故同入于叛逆内也。豫章王欢有子栋，为侯景所立，建号改元，未几禅位于景。景败，元帝使人杀之。此亦当时一大事，而《梁书》无传。贞阳侯明陷于齐，齐人立之，入主梁祀，为陈霸先所废。齐人征还，死于途，追谥曰闵皇帝。又方等有子庄，敬帝时为质于齐，陈霸先将篡，王琳请于齐，以庄为帝，即位于郢州，后兵败仍入齐，封梁王。此亦皆梁末余裔之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传。王琳当梁、陈革命之后，犹尽心萧氏，崎岖百战，卒以死殉，此尤梁室第一忠臣，所必当传者，而《梁书》亦无之。盖当敬帝时，王室多故，不暇立史馆，入陈以后，又莫有记之者，故无国史可据，而《梁书》亦遂不为立传。尤可见《梁书》悉本国史，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南史》增十数传，其有功于《梁书》多矣。（又兰钦有子京，在东魏刺杀高澄，应附其事于《钦传》后，《梁书 钦传》绝无一字，《南史 钦传》亦不附见，何也？）
○梁书编传失检处
古未有创业之君其母编入《皇后传》者，自沈约《宋书》始，《梁书》亦因之。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顺之为文皇帝，母张氏为献皇后，于是《皇后传》内首列张后。然顺之官职事迹已叙入《武帝纪》，未尝另作纪传，则张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即叙于《武帝纪》可矣，乃特立一传于诸后之首。是妻有传而夫无传，殊非史法。又武帝兄弟九人，应立为《宗室传》，如《宋书》之长沙王道怜、临川王道规是也。《梁书》乃变其例，编为太祖五王，及嗣王四人。案太祖本武帝追崇其父之称，非及身为帝者，而以其子系之，已属位置失宜。既系之于太祖矣，则长沙王懿，太祖长子也，自应叙在太祖诸子之首，其余衡阳王畅、永阳王敷、桂阳王融，亦应以次叙入，总为太祖九王。乃以其没于齐朝，遂不为立传，而转附见于其子嗣王传内。其意以临川王宏、安成王秀、南平王伟、鄱阳王恢、始兴王忄詹，皆武帝登极后身受王封，故列为太祖五王；懿、、敷、融则身后追封者，故但传其嗣子，以别于生封之五王耳。然此九王皆太祖子也，皆武帝所封也，五人则系之于父，四人则系之于子，强为区别，究属无谓。既不立《宗室传》矣，而吴平侯景，武帝从弟也，不便附于太祖诸子内，又别无可位置，只得另立一《萧景传》，一似同姓不宗者。此盖皆国史旧编之次第，国史本武帝时所修，以诸王皆武帝亲兄弟，若列作《宗室传》，转似推而远之，故修史者创为此例，而不知转多窒碍也。姚察修《梁书》，则已时代革易，自应改正，乃亦仍原书体例，何也？《南史》尽入之《宗室传》较得矣。
《梁书》以萧颖胄附于其弟《颖达传》内，此却位置得宜。盖颖胄与梁武同起兵，未及平建邺先卒，既非梁臣，不便入《功臣传》内，而远族又不便入《宗室传》，《齐书 萧赤斧传》后虽附见之，然《梁书》终不可缺也，附《颖达传》极当。《南史》则亦附于《赤斧传》内，作齐宗室。
○梁书多载饰终之诏
《梁书》诸王及功臣列传，必载其没后加恩饰终之诏，盖本国史体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应删除，以省繁复。乃《王茂传》诏曰：“旌德纪功，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吕僧珍传》，诏曰：“思旧笃终，前王令典。追荣加等，列代通规。”《南平王伟传》，诏曰：“旌德纪功，前王令典。慎终追远，列代通规。”《孔休源传》，诏曰：“慎终追远，列代通规。褒德酬庸，先王令典。”篇篇如此，殊可呕哕。其后作史者亦自知其芜冗，至《蔡道恭》、《范云》、《冯道根》、《昌义之》、《周舍》等传，则去此冒语，但存诏中述其生平功绩之处，斯较为得之矣。
○梁书有止足传无方伎传
《梁书》有不必立传而立者，又有应立传而不立者。处士之外，另立《知足》一门，其序谓鱼豢《魏略》有《知足传》，谢炅运《晋书》有《知足传》，《宋书》亦有《知足传》，（今沈约书无此门，盖徐爰旧本也。）故《梁书》亦存此门。然所谓知足者，不过宦成身退，稍异乎钟鸣漏尽，夜行不休者耳。传中如顾宪之政绩，自可入《良吏传》，其余陶季直、萧示素辈，传之不胜传也。至如《方伎》一门，累代所不废。梁时沙门释宝志，精于佛学，能知未来，其谶记往往流传后世。即其散见于各传者，如《南史 梁武纪》，天监中，宝志有诗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复有四，城北火酣酣。”帝命周舍纪之。帝年三十八克建邺，八十三同泰寺灾，四月十四日，火起之日也，其言皆验。《王僧辨传》，天监中，宝志有谶云：“太岁龙，将无理，萧经霜，草应死，余人散，十八字。”时人谓萧氏当灭，李氏当兴，遂有李洪雅起兵湘州，后为僧辨所取。《徐陵传》，陵数岁，家人携以见宝志，宝种甩其顶曰：“此天上石麒麟也。”此见《南史》者也。即以《梁书》而论，《何敬容传》，宝志谓敬容曰：“君后必贵，终是何败何耳。”及敬容为相，恐何姓者当为其祸，遂抑没宗族，无仕进者，后为河东王誉发其请嘱私书，遂及于败，此“何败何”之验也。《刘传》，宝志遇于兴皇寺，惊曰：“隐居学道，清净登佛。”如此三说。此又见于《梁书》者也。则其生平必尚多可纪述。且《王筠传》，筠奉敕制开善寺宝志大师碑文，词甚丽逸。是不惟为时人所敬似，并人主亦崇奉之，此岂得无传？乃《梁书》无《方伎》一门，遂少此传。《南史》附传于陶宏景之后，可补《梁书》之缺矣。
○古文自姚察始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
○陈书多避讳
《陈书》于武帝之进公爵，封十郡，如九锡，进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禅位逊于别宫，陈武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阴王薨，丧葬如礼，一一特书，绝不见有逼夺之迹。此固仿照前史格式，当时国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变其体也。第本纪所讳者，恃有列传散见其事。乃衡阳王昌，本武帝子，陷于周未回，武帝崩，从子文帝即位，而昌始归，文帝使侯安都往迎而溺之于江。（见《南史》。）本纪既但书衡阳王昌薨，而《昌传》亦但书济江，中流船坏以溺薨，即《侯安都传》亦但云昌济汉而薨，（《南史 昌传》则谓济江于中流陨之，使以溺告。）初不见有被害之迹也。始兴王伯茂乃废帝伯宗之弟，与伯宗同居宫中，伯宗为宣帝所废，伯茂出就第，宣帝遣店伶之于途。《陈书 伯茂传》但谓路遇盗，殒于车中，亦隐约其词，不见被害之迹也。不特此也，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曰：“师知卖我。”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见《南史》。）此则师知弑逆之罪上通于天，何得曲为之讳？乃《陈书 师知传》绝无一字及之，但叙其议大行炅前侠御不宜吉服一疏，并载沈文阿、徐陵、谢岐、蔡景历、刘德藻等各议，共三千余字，敷演成篇，以见师知议礼之独精，此岂非曲为回护耶？又知虞寄本梁臣，侯景之乱，遁回乡里，流寓晋安，陈宝应厚待之，梁元帝除寄中书侍郎，宝应留不遣。后陈武代梁，宝应有异志，寄惧祸及，不受其官，尝居东山，著居土服。此不过知几能远害耳，其于陈武未尝有君臣之分也。若以报韩为心，正应佐宝应拒陈武，乃反为书劝宝应臣于陈武，书中并称陈武曰主上，曰今上，以自托于班彪《王命论》。试思彪本汉臣，故宜归心于汉，寄非陈臣，何必预附于陈？当其不仕宝应，尚不失为洁身远害，及其推戴陈武，适形其望风迎合而已。而《陈书》专以此为寄立传，且详载其书千余字，欲以见其卓识高品。亦思寄之于陈武有何分谊，而汲汲推奉耶？盖姚察父子本与刘师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陈，入隋又与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遂多所瞻徇，而为之立佳传也。《南史》于《师知传》明书其事，洵为直笔；而《寄传》亦全载其劝宝应之书，又无识甚矣。
○萧子显姚思廉皆为父作传入正史
司马迁、班固、沈约作史，皆以其父入《自序》中，未尝另立父传，列于正史也。惟萧子显作《齐书》，为其父豫章王嶷立传，姚思廉修陈书，为其父吏部尚书察立传，凡生平行事，及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无一不纤屑叙入，故《嶷传》至七千余字，《察传》亦至三千余字，为人子者得藉国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也。或疑《嶷传》只载其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行、子光，而子显不载，当是子显亲为父作传，故隐己之名。至《察传》并载思廉在陈为法曹参军，入隋为司法，似非思廉所自作者。然传末云，察所撰《梁》、《陈》二史未毕功，虞世基奏思廉踵成之，自尔以来，稍有撰续云云，而不言思廉卒于何时，可见《察传》实思廉自作。况察之父僧坦，以医术著于梁代，官太医丞，所得赏赐，皆给察游学，事见《南史》。而《陈书 察传》但云，察父上开府僧坦，知名梁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赏赐，皆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而不言以医术得幸，并不言官太医丞。盖思廉耻以方伎轻其家世，故讳之也。则《察传》系思廉自作无疑也。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南北八朝史，《宋书》成于齐，《齐书》成于梁，《魏书》成于北齐，其余各史皆唐初修成。然虽成于唐初，而天下实未尝行也。观苏洵等进《陈书》云，《陈书》与宋书魏、齐、梁等书，传之者少，秘书所藏，亦多脱误。嘉六年，始诏校雠。因臣等言，恐馆阁所藏不足以定，请诏京师及天下藏书家，使悉上之。至七年冬，始稍稍集，因得借以参校，又刘等校《北齐书》云，《文襄纪》其首与《北史》同，而末多取《魏孝静帝纪》。其与侯景书则载《梁书 侯景传》内，此外序列尤无伦次。盖原书已散佚，后人杂取《北史》及《高氏小识》等书以补之者。是宋时并已失其原本，虽购之天下，亦终无由订正也。可见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必须抄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若无镂板之法，各正史盖已一部不存矣。
●卷十
○南史仿陈寿三国志体例
《宋书 武帝本纪》所载晋帝进爵、禅位诏策，无虑十余篇，《南史》只存九锡一策、登极告天一策，其余皆删，此盖仿陈寿《魏志》旧式也。汉献帝建安十八年，赐曹操魏公爵，封十郡，加九锡，既有策文，二十年进操爵为王，裴《注》中有献帝诏二道，及禅位曹丕时，袁宏《汉纪》有诏一道，裴《注》中又有手诏三道，而《寿志》一概不载，仅存九锡策一道、禅位策一道。《南史》删节《宋书》，亦只存九锡、禅位二策，固知仿《寿志》例也。
○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
传一人而其子孙皆附传内，此《史记》世家例也。至列传则各因其人之可传而传之，自不必及其后裔，间有父子祖孙各可传者，则牵连书之。如《前汉书》之于楚元王、（裔孙向、歆。）周勃、（子亚夫。）李广、（孙陵。）张汤、（子安世，孙延寿。）金日、（子安上。）疏广、（兄子受。）萧望之、（子育、咸、由。）翟方进、（子宣、义。）韦贤，（子玄成。）《后汉书》之于来歙、（曾孙历。）邓禹、（子训，孙骘。）寇恂、（曾孙荣。）耿、（弟国，子秉夔。）窦融、（弟固，曾孙宪，玄孙章。）马援、（子廖、防。）伏湛、（子隆。）梁统、（子竦，曾孙商，玄孙冀。）桓荣、（子郁，孙焉，曾孙鸾，玄孙典、彬。）班彪、（子固。）班超、（子勇。）杨震、（子秉、孙赐，曾孙彪，玄孙修。）荀淑、（子爽，孙悦。）陈实、（子纪。）《三国志》之于袁绍、（子谭、尚。）公孙度、（子康，孙渊。）曹真、（子爽。）荀、（子恽，孙。）钟繇、（子毓。）王朗、（子肃。）杜畿、（子恕、预。）胡质、（子威。）诸葛亮、（子乔、瞻。）张昭、（子承、休。）步骘、（子阐。）吕范、（子据。）朱恒、（子异。）陆逊、（子抗。）陆凯，（弟允。）代不过十余人。然《后汉书》，班彪与固为一传，班超与勇又为一传，一家父子尚各为传。《三国志》，诸葛瑾与诸葛恪父子也，而亦各为传。其以子孙附祖父传之例，沈约《宋书》已开其端，然如萧思话、萧惠开，徐羡之、徐湛之，谢弘微、谢庄，王弘、王僧达，范泰、范奕，王昙首、王僧绰，颜延之、颜峻，皆父子也，檀道济、檀韶、檀只，谢晦、谢瞻，皆兄弟也，犹皆各自为传，则以其事当各见，故不牵混，使阅者一览如也。若一人立传，而其子孙、兄弟、宗族不论有官无官，有事无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谱，则自魏收始。收谓中原丧乱，谱牒遗逸，是以具书支派，然当时杨、陆操等已谓其过于繁碎，乃《南》、《北史》仿之而更有甚者。魏书一传数十人，尚只是元魏一朝之人，《南》、《北史》则并其子孙之仕于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后。遂使一传之中，南朝则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齐、梁及陈者；北朝则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齐、周、隋者。每阅一传，即当检阅数朝之事，转觉眉目不清。且史虽分南北，而南北又分各朝，今既以子孙附祖父，则魏史内又有齐、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宋史内又有齐、梁、陈之人，成何宋史乎？又如褚渊、王俭为萧齐开国文臣之首，而渊附于宋代《褚裕之传》内，俭附于宋代《王昙首传》内，遂觉萧齐少此二人，刘宋又多此二人，此究是作史者之弄巧成拙，其后宋子京修《唐书》，反奉以为成例而踵行之，其意以为简括，而不知究非史法也。
案《南》、《北史》仿《魏书》子孙附传之例，亦稍有不同。《魏书》凡是某人之子孙尽附于其传后，如朱端子孟胤，及弟珍，珍弟腾，腾弟庆宾，庆宾子清，皆但有官位，毫无事迹。《北史》则删之，较为简净。《新唐书》仿之，又更有别择，必其子孙有事可传者附之，否则削而不书，尚不至如《魏书》、《北史》之代人作家谱也。
○南史删宋书最多
《南》、《北史》大概就各朝正史量为删减，《魏书》、《宋书》所删较多，然《魏书》尚不过删十之二三，《宋书》则删十之五六。盖《宋书》本过于繁冗，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故不觉卷帙之多也。今就纪传所载，略摘于左。本纪，刘裕诛桓玄后，晋帝还都，进裕都督一诏、一策，裕论起义诸人一疏，讨司马休之一表。桓玄余党尽平，晋帝褒策一道。裕讨刘毅，符下荆州一檄，又请以侨人归土断一疏。讨司马休之，休之自诉一表。裕招韩延之一书，延之答裕一书。平洛阳后，进裕位相国，封十郡，加九锡，一诏、一策。裕西伐，过张良庙，令一道，克长安后，晋帝进裕爵为王，加封十郡，一诏。裕受宋公九锡之命，下令国中赦文一道。晋帝禅位，一诏、一策、一玺书。群臣劝裕，不许，太史令骆达陈符瑞一表。即位告天一策，御太极殿一诏，特存王导、谢安等祀一诏，追论战亡将士一诏，遣使巡方一诏，增百官俸一诏，改旧制从宽一诏，优复彭、沛三郡一诏，赦罪人一诏，置晋帝守陵户一诏，禁淫祠一诏，兴学校一诏，悉载全文，不减一字。《南史》惟载韩延之答裕一书，以见休之被伐之枉；及九锡文一，禅位策一，登极后告天策一，以见革易之典故，而其他概从删削。（太史令所奏祥瑞，《宋书》但括之云数十条，《南史》以《宋书》不载，反备载之，此亦好异之过。）至《宋书》列传，如《王弘传》载其辞爵一表，因旱求逊位一表，成粲与宏论彭城王不宜在外一书，宏自请彭城王入辅一疏，答诏一道。弘又请以相府事力全归彭城王一疏，答诏一道。其同伍犯法不罪士人，应罪奴仆一事，载弘创议一疏，江奥一议，孔默之一议，王淮之一议，谢元一议，何尚之一议，又弘折衷一议。（案弘为宋名相，其请彭城王入辅一事，足见其逊让。至议同伍坐罪之事，岂足为相业，而连篇累牍若此耶。）《徐羡之传》载其归政三表，文帝诛羡之等一诏。《傅亮传》载其《演慎》一篇。《谢晦传》载其起兵诉冤一疏，尚书符其罪状一道，晦檄京邑一道，再诉冤一表，被擒在道作《悲人道》一篇。《王微传》载其与江湛辞官一书二千余字，与王僧绰一书二千余字，答何偃一书二千余字，吊弟僧谦文一篇二千余字。《郑鲜之传》载其议滕恬父丧不返仕宦如故一书三千余字，弹刘毅一疏一千余字，谏北伐一表一千余字。《何承天传》载其谏北伐一表五千余字。《何尚之传》载其铸钱一议及沈演之一议，又袁淑止其致仕后再出一书。《谢炅运传》载其撰征赋一篇一万余字，《山居赋》一篇数万字，劝伐河北一疏二千字。《颜延之传》载其《庭诰》一篇四千余字。袁豹传载其讨蜀一檄。《沈攸之传》载萧道成罪状攸之一檄。《王僧达传》载其求守徐州一疏一千余字，请解职一疏二千余字。《孔炅符传》徙民一事，载江夏王一议、湘东王一议、沈怀文一议、王元谟一议、王升之一议。《颜竣传》铸钱一事，先载徐爰一议、沈庆之一议，江夏王一议，方载竣二议，又庾徽之劾竣一表。《顾觊之传》载其《定命论》三千余字。《周朗传》载其答羊希书二千余字，上言时政书三千余字。《吴喜传》载明帝数喜罪一书三千余字。《建平王宏传》载刘为宏诉冤一书二千余字。且不特此也，《邓琬传》虽无书疏，而专叙浓湖赭圻之战至一二万字，竟似演义小说，又如记功册籍，宜乎卷帙之多也。《南史》于此等处一概删削，有关系者则隐括数语存之，可谓简净，得史裁之正矣，宜乎宋子京谓其刊落酿词，过于旧书远甚也。
○南史过求简净之失
《南史》有过求简净而失之者。《王镇恶传》，武帝谋讨刘毅，镇恶以百舸前驱，扬声刘兖州上，毅以为信然，不知见袭云云。所谓刘兖州者，何人耶？是时毅有疾，求遣其从弟兖州刺史刘藩为副，故武帝伪许之，而镇恶假其号以袭之也。《宋书》所载甚明，《南史》不先叙明，遂觉兖州句突无来历。此犹不过文字之小疵也。《谢晦传》，《宋书》载其被讨时自诉表云：“若臣等颇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稚，拥以号令，谁敢非之？而槊流三千，虚馆三月，奉迎銮驾，血心若斯，易为可鉴。只以王弘、王昙首等在陛下左右，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交结才慝，成此乱阶。”此最为当日实情，《南史》虽摘叙数语，而未能明其本志之无他，此则但求简净，而未免太略而没其真也。当徐羡之、傅亮、谢晦受武帝顾命，立少帝义符，而义符失德，羡之等谋欲废立，而庐陵王义真以次当立，又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奏废义真，然后废帝而迎文帝入嗣，其于谋国，非不忠也。文帝即位之次年，羡之等即上表归政，则亦非真欲久于其权，而别有异图者。其曰徐傅执权于内，檀、谢分镇于外，可以日久不败，此亦王华、王昙首等之诬词，而未必晦等之始念也。只以华、昙首等系文帝从龙之臣，急于柄用，而徐、傅、谢等受遗先帝，久任事权，不除去之，无由代其处，是以百方媒{木}，劝帝以次剪除，然后已可得志。观于《王华传》谓华见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帝，此可知三人之死，不死于文帝，而死于华及昙首等明矣。《宋书》于《亮传》载其《演慎》一篇，见其小心畏祸。《晦传载》其自诉二表，见其本志为国，此正作史者用意所在，而《南史》尽删之，未免徒求文字之净，而没其情事之实矣。惟羡之等废少帝而又弑之，并杀义真，此则威权太恣，杀人两兄而北面事之，岂有不败者？毋怪华、昙首等之得逞其构陷也。霍光不学无术，仅废昌邑王使之归国，羡之等不学无术，乃更甚于霍光。当时范泰已预烛其必败，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则虽无华等之倾陷，亦岂有自全之理乎？
○南史误处
《南史 宋后废帝纪》谓，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今案《宋书》、《前废帝》、《明帝》、《后废帝》三本纪及《孝武诸子传》，孝武子新安王子鸾、南海王子师，则前废帝子业所杀也；明帝所杀者，前废帝子业、豫章王子尚、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安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松滋侯子房，东平王子嗣，又子趋、子期、子悦，皆未封而为明帝所杀；其余晋陵王子云、淮阳王子霄及未封之子深、子凤、子元、子衡、子况、子文、子雍皆早夭。是孝武诸子，为前废帝杀者二，明帝所杀者十六，殇者九。《南史 孝武子传》内又有齐敬王子羽，亦二岁而亡。是孝武诸子除前废帝及明帝所杀共十八人外，余十人皆夭死，并无为后废帝所杀者。《后废帝纪》内但有桂阳王休范、建平王景素举兵被杀之事，而非孝武子也。然则《南史》所云明帝杀十六，余皆后废帝所杀者，实缪悠之词。即以《南史》各纪传核对，亦无后废帝杀孝武子之事，此李延寿之误也。又《檀韶传》谓韶卒，子臻嗣位员外郎。案《宋书 韶传》韶卒，子绪嗣。臻则檀祗之子也，在《祗传》内。今以臻为韶子，亦误。
○南史增齐书处
《南史》于《宋书》大概删十之三四，以《宋书》所载章表符檄，本多芜词也。于《齐》不惟不删，且大增补。今以两书相较，惟《豫章王嶷》及《竟陵王子良》二传多所删削，其他则各有所增，姑摘录于左。
《王俭传》，（增）齐高帝为相，俭请间于帝曰：“功高不赏。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又言公若小复推迁，恐人情易变，七尺不能保。帝笑曰：“卿言不无理。”俭即曰：“当令褚公知之。”帝曰：“我当自往。”乃造渊，款言移晷，曰：“我梦应得官。”渊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帝还告俭。俭曰：“褚是未达事理。”乃即令虞整作诏。及高帝为太尉，以至受禅，诏策皆出于俭。此正见俭倾心于齐高，为佐命功臣之处。更定衣服之制，引《汉书》及《魏都赋》，为藩国侍臣服貂之证。又引《晋典 劝进表》，定百僚致敬齐公之礼。引《春秋》曹世子来朝，定齐国世子之礼。及受禅改元应特举郊祭之礼，立春在上辛后仍应南郊之礼，皆援据有典。此正见俭深于礼学，为开国文臣之首。
《褚渊传》，（增）幼时父湛之有所爱牛堕井，湛之躬率左右救之，渊勿顾也。湛之殁，有两府宝物在渊生母郭氏处，嫡母吴氏求之，郭不与，渊再三请，乃从之。山阴公主见渊貌美，请于废帝，召以自侍，备见逼迫，渊终不移志。时淮北已属魏，江南无鳆鱼，一枚直数千钱，或有饷三十枚者，门生请卖之，可得十万钱，渊悉以与亲游啖之，少日而尽。后废帝时，袁粲知渊私于齐高，谓渊曰：“国家所倚，惟公与刘丹阳及粲耳。愿各自勉，无为竹帛所笑。”渊曰：“愿以鄙心寄公腹内。”然竟不能贞固。齐高功业日重，王俭议加九锡，齐高恐渊不同，任遐曰：“渊保妻子，爱性命，非有奇才，遐力能制之。”果无违异。
《张敬儿传》，（增）敬儿贫时，尝为襄阳城东吴泰家担水，通其婢。事发，逃空棺中，以盖加上，乃免。及建鹊尾军功，收籍吴氏家财数千万，并取所通婢为妾。
《王敬则传》，（增）生时母为女巫，谓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为人鸣鼓角，幸矣。”及长，与既阳县吏斗，谓曰：“我若得既阳县，当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既阳县，我应作司徒公矣。”又尝至高丽，与其国女子私通，后将被收，乃逃归。后果得既阳令，昔日吏逃亡，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阳，汝何时作司徒公邪？”禅位时，宋顺帝逃入宫内，敬则将舆入宫，启譬令出。顺帝谓敬则曰：“欲见杀乎？”答曰：“出居别宫耳。官昔取司马家亦如此。”顺帝泣曰：“惟愿生生世世不复与帝王作因缘。”宫内尽哭。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戏俭曰：“今日可谓合璧。”俭曰：“不意老子与韩非同传。”或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南沙县小吏，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复何恨？”
《柳世隆传》，（增）世隆初起兵应明帝，为孔道存所败，逃匿，其母妻并絷在狱。时购世隆甚急，或斩一貌似者送道存，道存示其母妻，母哭不甚哀，而妻号恸方甚，窃谓姑曰：“今不悲，恐为人所觉。”故大恸以灭其迹也。世隆性清廉，张绪曰：“君当以清名遗子孙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韦祖征乡里旧德，世隆虽贵，每为之拜。或劝祖征止之，答曰：“司马公为后生楷法，吾何必止之。”
《张瑰传》（增）安陆王纟丐行部雍州，见丐者，问何不事产而行乞，答曰：“昔张瑰使君在州，百姓家得相保。后人苛虐，故至行乞。”后拜太常卿，自以闲职，辄归家。武帝曰：“卿辈未富贵，谓人不与。既富贵，那复欲委去。”
《周奉叔传》，（增）奉叔就王敬则求米二百斛，敬则以百斛与之，不受。敬则大惧，乃更饷二百斛。敬则有一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径率左右，刀皆半拔，直入其家。敬则惧，跣足入内，既而自计不免，乃出呼奉叔曰：“弟那忽见顾。”奉叔宣旨求妓，意乃释。
《王广之传》，（增）广之求刘π所乘马，皇甫肃曰：“广之敢夺节下马，当斩。”后广之破敌还，甚敬肃。π亡后，肃转依广之，广之启为东海太守。其不念旧恶如此。
《豫章王嶷传》，《南史》所删最多，以此传本太冗，至八九千字也，然又有增者。是时武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暴室皆满。嶷后房亦千余人，荀丕献书谏嶷，嶷咨嗟良久，为之稍减。又增嶷死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便应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药，使我<疒雍>不差，汤中又加一药，使我利不断。吾已诉先帝矣。”俄而太子薨。又尝见形于后园，呼直兵，直兵无手板，左右以玉板与之，出园后，直兵倒地，仍失玉板。《齐书》皆无之，盖不欲见其父之中毒，且为文惠太子讳也。（嶷乃萧子显之父。）
《武陵王晔传》，（增）幼时生母死，晔思慕不异成人，高帝令与武帝同居。帝时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晔尝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无棋局，乃破荻为片，纵横为之，指点行势，遂至名品。后侍武帝宴，醉伏地，貂抄肉半，帝曰：“污貂。”对曰：“陛下爱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又尝在帝前与竟陵王子良围棋，子良大北，豫章王嶷私劝其让。晔曰：“生平未尝一口妄语，执心疏幸，偏不知悔。”
《江夏王锋传》，（增）其母张氏为宋苍梧王逼取，又欲害锋，高帝乃匿锋于张氏村舍。五岁学凤尾诺，一学即工。
武帝禁藩邸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惟许看孝子图，锋乃密使人买书。锋善琴，帝欲试以临人，宜都王铿曰：“昔邹忌鼓琴，齐威王委以国政。”遂出为南徐州刺史。善与人交，幕僚王和赴益州任，来告，流涕曰：“下官少来未尝作诗，今日违恋，不觉文生于情。”锋工书，南郡王昭业谓武帝曰：“臣书胜江夏。”帝曰：“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业小名，梨锋小名也。明帝辅政时，锋危惧，深自晦迹。江┙曰“江夏王有才行，而善能匿迹。”锋闻叹曰：“┙遂为混沌画眉，益反弊耳。寡人声酒自耽，狗马是好，岂复一毫于平生哉！”尝著《修柏赋》以寓意。见明帝言次及遥光才力可任，锋曰：“遥光之于殿下，犹殿下之于高皇，卫宗庙，安社稷，实有攸寄。”明帝失色。后被杀，江闻之流涕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锄，其《修柏》之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