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之朝廷纲纪为所败裂，国势日弱，方镇日强，宦寺虽握兵，转不得不结外藩为助。于是韩全诲等劫天子迁凤翔，倚李茂贞。致朱全忠攻围逾年，力穷势迫，帝与茂贞乃杀全诲等四人、韦处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杀小使李继彝等十人。城门既开，又杀中官七十余人，全忠又令京兆诛党与百余。既还京师，遂尽杀第五可范以下八百余人，哀号之声闻于路。诸道监军亦即所在赐死。盖不减东汉末之诛宦官，至有无须而误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结，而国亦亡矣。宋景文谓灼木攻蠹，蠹尽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实由于假之以权，掌禁兵，管枢要，遂致积重难返，以至此极也哉！
○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中官出使及监军，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则索贿赂，大则酿祸端。今就《新》、《旧唐书》案之。《高力士传》，是时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鸟兽，使还，所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名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七。此犹不过藉禁近之势以黩财也。安禄山将反，杨国忠等力言于帝前，帝使宦官辅ギ琳觇之，得厚赂归，言禄山不反，于是禄山益得征缮称兵矣。封常清在东都战败奔陕，劝高仙芝退守潼关，中人边令诚奏其败退状，而二大将同日受戮矣。仆固怀恩负气诉冤，代宗使中人骆奉先谕之，奉先不受宴，窃马驰归，而怀恩以疑惧而决反矣。李宝臣方奉命讨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马承倩劳之，宝臣赠绢少，承倩讠句而掷于途，宝臣顾左右有惭色，于是转与承嗣连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镇，每帅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觇军情，其副贰有物望者，辄厚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节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讨泽潞时，太原将杨弁激众叛，武宗使中人马元贯往谕，得其贿归，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讨，赖李德裕折之，始语塞，是转为叛者胁授旄节矣。此中官出使，徒纵其纳贿，而无益于国事，且反以酿祸者也。又有中使监军之弊，自开元、天宝间讨吐蕃诸国，已有宦者监大将之军，至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邙山之战，李光弼欲据险而阵，朝恩令阵于平地，遂致大败。（《光弼传》）据裴度、韦皋、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监军者先取锐兵自卫，懦者出战，战胜则先报捷，偶恤则凌挫百端，侵挠军政，将帅不得专主。每督战辄建旗自表，小不胜则卷旗去，大军往往随之奔北。故刘辟之叛，杜黄裳请不用监军，专委高崇文讨之。然白居易疏谓，韩全义讨淮西，贾国良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是黄裳虽奏，而监军仍未撤也。（《居易传》）裴度讨吴元济，始奏去监军，主将得专兵柄，法令既一，战皆有功，遂平淮蔡。（《度传》）其后会昌中讨刘稹，李德裕亦奏监军不得干军事，每兵百人听以一人为卫，由是号令精整，遂平泽潞。（《德裕传》）观此则中使监军有害无利，昭然可见。此犹是临战时用以监察，尚有说也。其寻常无事时，各藩镇亦必有中使监军。如陆长源死，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入汴，以靖其乱。（《长源传》）王承宗死，诸将请王承元主留务，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当与议。”监军以众意赞之，承元乃受。（《承元传》）是亦未尝无靖难解纷之益，然其中贤者百不一，而恃势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诸镇者即不能制其叛乱，徒为之请封请袭，而在中州各镇者则肆暴作威，或侵挠事权，或诬构罪戾。姚南仲帅郑滑，为监军薛盈珍诬奏，有裨将曹文洽不平，杀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虽羊、杜复生，不能治军理人也。”（《南仲传》）洪州监军诬奏刺史李位谋逆，追赴京，付仗内讯，赖薛存诚力请付外，始得白。（《存诚传》）杨于陵帅岭南，为监军许遂振诬奏，宪宗即令贬于陵官，赖裴谏，始改吏部侍郎。（《传》）此牵掣藩臣之弊也。监军王定远有德于节度使李说，军政皆专决，将吏悉自补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远即斩之，埋尸马粪中，家人请尸不得。说奏之，定远抽刀刺说，说走而免。（《说传》）刘承偕监泽潞军，侮节度使刘悟，三军愤噪欲杀承偕，悟救而免。穆宗问裴度何以处之，度奏惟有斩承偕耳。（《度传》）此激变军士之弊也。严绶在太原，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后入朝，适赐食廊下，有中使马江朝来赐樱桃，绶在镇时曾识江朝，至是不觉屈膝。（《绶传》）可见监军之积威肆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因记宦官掌兵承旨之祸，而并及出使、监军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闽广人
唐时诸道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冯盎之后，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之。后吐突承璀及杨复光皆闽人，时号闽为中官区薮。咸通中，杜宣猷为闽中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为“敕使墓户”。（《宣猷传》）
○唐节度使之祸
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恶者有都督，后以其权重，改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号，此文官之统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则设大总管，无事时镇守边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自宋以文臣知州事，历代因之，遂无复弱干强枝之患。宋太祖及赵普之计虑深矣，而议者徒谓宋之弱由此，是但知御侮力薄，不足以自强，而不知消患于未萌。苟非外有强敌，内有流寇，则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隐然之功，何可轻议也？
○诸方镇各擅土地，赋税足以养军，乃朝廷用之讨叛，则一出本境，即须朝廷给以衣粮，此国力所以困于用兵也。讨王廷凑时，诸镇兵十五万，才出境即仰度支，乃置南北供军院。由度支转运，往往多为贼所截，不得至院。（《廷凑传》）讨李同捷时，诸军在野，朝廷特置供军粮料使，日费{宀浸}多。诸帅每有小捷，辄张其数以邀赏，实欲困朝廷而缓贼也。缯帛征马，赐之无算。（《同捷传》）刘总出军讨王承宗，取其武强县，遂持两端，以利朝廷赏赐。（《刘总传》）其实心为国者惟李，以淮南兵二千讨李师道，粮饷未尝仰给于有司。（《传》）王智兴之讨李同捷，亦自备五月粮。（《智兴传》）朝廷皆特褒之。伐叛讨逆，国家固不可惜费，而如唐之骄藩镇，则国力为之敝，而贼势亦益以张。故讨李师道时，魏博田弘正请自黎阳渡河，裴度以为不可，曰：“黎阳渡河，既离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馈，不如且在河北养威。俟霜降后，于扬刘渡河，即可直抵郓州贼境也。”（《度传》）讨刘稹时，李德裕亦奏言：“向来朝廷伐叛，兵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故逗挠以困国力。或密与贼通，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所以师出无功。令当今王元逵、何弘敬只取州，勿取县。”未几，果平贼。（《德裕传》）此亦伐谋之术也。
○方镇骄兵
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今就《新》、《旧书》各传观之，《刘玄佐传》，汴军自李忠臣以来，士卒骄甚，至玄佐益厚赏赐，故百姓重困。其后杀大帅，肆抄劫，皆狃于利而然也。《李质传》，汴军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屈。《郗士美传》，泽潞自卢从史以来，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传》，徐州自王智兴召募凶豪之卒二千，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后渐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州，与之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饫以酒食，祁寒暑雨，攸镀盈前，然犹喧噪，动谋逐帅。温璋来为节度，士卒素闻其严，皆忧疑。璋开诚抚谕，终不释，给以酒食，未尝沥口，不期月遂逐璋。适王式以义成、忠武军破浙东贼仇甫而归，上即以式来镇徐，徐卒颇惧。居三日，式劳两镇兵使还，既擐甲执兵，即令围骄卒尽杀之，凡三千余人，由是凶徒尽殄。又《温造传》，兴元军杀节度使李绛，诏造为节度使，途遇征蜀兵回，造谕以自从。至则大宴，问兴元军杀绛状，即令征蜀兵尽杀之，凡八百余人。以百级祭绛，三十级祭死事官，余投之汉江。盖骄之极至于肆无忌惮，则亦不得不草而禽之矣。然主帅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杀戮而能靖之者。李质为汴军兵马使，以日给二千人食为多费，会新帅韩充将至，质曰：“若俟韩公至，顿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泽潞日给牙兵三百人食为非法，曰：“兵卫，牙职也，安得广费。”遂罢之。而二军亦未有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将之足以服人也。
○盗杀宰相有二事
唐代盗杀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盗杀武元衡，刺裴度，伤而免；一开成三年，盗射伤李石，以马逸得脱。按元和中，朝廷讨吴元济，而王承宗请赦之，使人白事中书，颇不恭，元衡叱去。未几，元衡早朝，出靖安里第，夜漏吸丁，贼乘暗呼曰灭烛，射元衡中肩，又击其左股，徒御格斗不胜，皆骇走，遂害元衡，批颅骨持去，逻司传噪，盗杀宰相，连十余里，达朝堂，未知主名，少顷马逸归，乃审知。（《元衡传》）裴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复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疮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持贼，连呼甚急，贼断义手而逸。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度传》）是日，宪宗骇悼，罢朝哀恸，诏金吾府、县大索，或传言曰，无搜贼，穷必乱。又投书于道曰：“毋急我，我先杀汝。”许孟容言于帝曰：“国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为朝廷辱。”帝乃下诏，能得贼者赏钱千万，授五品官，积钱东、西市以募告者。”于是神策将王士则、王士平等捕得张宴等十八人，言为承宗所遣者，皆斩之。（《元衡传》）时王承宗、李师道皆遣人在京窃发，断陵庙之戟，焚刍稿之积。未几，东都防御使吕元膺执李师道留邸贼门察、訾嘉珍，自言始谋杀元衡者，会宴先发，故籍以告师道而窃其赏。帝令密诛之。（《元膺传》）而《李师道传》则谓察、嘉珍即害元衡者，后田弘正诛李师道，阅其簿书，果有赏杀元衡之款。（《张弘靖传》）此元和中事也。文宗遭甘露之变，宰相王涯等皆为宦官仇士良所杀，遂以李石为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贬，朝廷赖之。石居亲仁里，将曙入朝，盗发于尚父郭子仪宅，引弓追及，矢才及肤，马逸而回，盗已伏坊门，断石马尾，石竟以马逸得还私第。上闻骇愕，是日京师大恐，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而知仇士良遣人所为也，帝亦知之，而无可如何。石遂乞罢相去，此开成中事也。而开成之贼终不得。盖元和系藩镇遣人窃发，故神策将士得捕诛之，开成则宦者所为，而神策军即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贼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论
安禄山之变，唐臣贵如宰相陈希烈，亲如驸马张，皆甘心从贼，颜为之臣，此即处以极刑，岂得为过。乃广平王收东京后，希烈等数百人押赴长安，崔器定仪注，陷贼官皆露头跣足，抚膺顿首于含元殿前，令扈从官视之，并概请诛死。李岘争之，谓非维新之典，伪官内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概处极法，恐乖仁恕，况残寇未平，尚多陷贼者，若尽行诛，是益坚其从贼之心。乃议六等定罪。（《器》、《岘》等传）《旧书》谓岘此奏全活无算，《新书》亦谓因此衣冠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皆岘力也。是皆以器为过当，岘为持平。案是时萧华自贼中归，奏云，仕贼官有为安庆绪驱至河北者，闻广平王宣恩命释放，皆相顾悔恨。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又摇。（《器传》）李勉亦奏肃宗曰：“元恶未除，点污者众，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盗也。”由是全活者众。盖当日时势或有不得不从轻典者，然一时权宜，用以离携贼党则可，若竟以岘所奏为正论则非也。堂堂大一统之朝，食禄受官，一旦贼至，即甘心从贼。此而不诛，国法安在！乃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遗诏，吏民三日释服。常衮以为吏者府史之类，固当与庶民同例，至朝臣则宜以二十七日为准。崔甫谓吏即指官僚而言，百官皆当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殡，遏密方深，虽有遗诏，臣子何忍遽行即吉，常衮之议，自是正论，而当时又无不是甫而非常衮者。盖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国忘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区宇已百余年，而见闻习尚犹吸丁改，颜常山、卢中丞、张睢阳辈，激于义愤者，不一一数也。至宋以后，始知以忠义为重，虽力所不及者，犹勉以赴之，岂非正学昌明之效哉！
○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杨炎为相，定两税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调法，自开元以来，不为版籍，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王钅共为户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案旧籍，积三十年责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后，天下兵起，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为奸，富人丁多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托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天下尽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杨炎乃请为两税法，凡百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民，秋夏两入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为准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炎传》）是帝颇能用人理财，稍纾民患矣。乃后因用兵河南、北，月费百余万缗，听卢杞、赵赞等计，守商贾本钱过千万者，贷其余以济军，军罢取偿于官。乃令京兆暴责大搜，疑占列不尽则笞掠之，人自经者相望，然仅得八十万。又质库及储粟者，四贷其一，亦仅至二百万，而市已皆闭肆。于是设间架除陌之令，屋二架为间，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执筹入室计之，隐不尽者，二架即抵罪，告者以钱五万赏之。其公私贸易，旧法率千钱算二十，乃请加至五十，主侩注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隐不尽，率千钱没二万，告者以万钱赏之。由是主侩得操其权，告讦纷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诽之声满天下。及泾师乱，呼于市曰：“不夺尔商人僦质矣！不税尔间架除陌矣！”于是帝奔奉天，长安失守。李晟收京，始归宫阙。是亦可稍鉴前车，以求民莫，乃又用裴延龄、李实等，横征百出。延龄诡言，左藏干隐二千万，请置别库为羡余，以充天子私费。乃大搜市廛，夺所入进献，以实其言。逮捕匠徒，迫胁就功，号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与之庸。（《延龄传》）李实为京兆尹，暴敛苛索，民不聊生，优人成辅端戏作诽语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谓民皆卖田屋以输赋也。实奏劾以贱工谤国，杀之。（《实传》）此朝官之以掊克为事也。又听宦官主宫市，置数十百人，阅物廛左，谓之“白望”，无诏文验核，但称“宫市”，则莫敢谁何？大率与直，十不偿一，又邀阍闼所奉及脚直，至有重荷趋肆而徒返者。有民卖一驴薪，宦人以数尺帛易之，又取它费，且驱驴入官。民愿纳薪辞帛而去，不许，民恚曰：“惟有死耳！”遂击宦者。有司执之以闻，帝黜宦者，赐民帛十匹，然宫市不废也。谏臣交章论，皆不纳。京兆吴凑奏，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不必差宫使，亦不报。会张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建封》、《凑传》）且不特此也，又听宦官纵五坊小使，肆毒于外。每岁秋，案鹰犬于畿甸，所至邀索供馈。小不如意，至张罗纲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酒食家肆饮啖，将去，留蛇一箧，诫之曰：“吾以此蛇供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重赂之，乃肯携蛇去。（《裴度传》）县令崔发闻门外喧斗声，吏白五坊小使击百姓，发命吏捕之，时已曛黑。天子闻之怒，收发系狱。御楼之日，囚发鸡竿下，有内官五十余人持杖殴发，破面折齿，诏囚皆释，而发不放。李渤具疏极论之。（《渤传》）德宗非甚暗，乃纵其下虐民至此，盖由于天资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于此也。
○豪宴
大历二年，郭子仪入朝，代宗诏赐软脚局，宰臣元载、王缙、仆射裴冕、第五琦、黎干等，各出钱三十万，宴于子仪之第。时田神功亦朝觐在京，并请置宴，于是鱼朝恩及子仪、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费至十万贯。（《子仪传》）亦可见是时将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败德
房、杜为唐一代名臣，而玄龄子遗爱，如晦子荷，皆以谋反诛。上官仪赞高宗废武后，事不成被诛，而其孙女婉儿没入宫，附武后为所宠，又助韦后为逆。狄仁杰子景晖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宋直声震天下，而其子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李泌为贤相，而其子繁乃党于裴延龄，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惟李义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与张柬之等诛张易之兄弟，可谓能干蛊者。李世将死，谓其弟弼曰：“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迭丁。我子如有操行不伦者，急即打杀，然后奏闻。”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谓切矣。然世附武后，以固位保门户，而其子敬业起兵讨武后，被族。虽不能保家，亦可谓能雪先人之耻者。
○李子孙
李子孙，《旧书》本传谓，子敬业，起兵讨武后，既败死，坐夷族，而其子孙有逃入吐蕃者。贞元中，有蕃将徐舍人掠延州，谓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孙也，遭武后之变，吾祖举义不成，子孙流落，如此三世矣。虽代居职任，而思本之心未尝忘。”是世子孙无复有在中国者。然《卫次公传》，次公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大理卿徐有功之孙，皆有累不得调次，公曰：“子之祖勋在王室，宁限常格乎。”即优补之。是之后人仍有仕于唐者。
○安禄山执送京师之事
《张九龄传》，范阳节度张守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判云：“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禄山面有反相，请因罪诛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是禄山以罪送京，实有其事。然考《张守传》，并无此事。（《新》、《旧书》皆同。）《禄山传》亦但云，禄山败当斩，禄山呼曰：“公不欲灭两蕃耶，奈何杀壮士！”守遂宥之。后以其捉生多获，拔为裨将，并养之为子。（《新》、《旧书》亦同。）是亦无执送京师之事也。是时大将生杀在手，欲杀则杀，即不杀而宥之，何又送京请行朝典？疑此乃传闻之讹，非实事也。然禄山反后，玄宗在蜀，思九龄之先见，下诏褒赠，诏词有云：“先觉合于蓍策。”即指此事也。又刘禹锡贬逐在外，以逐臣不得与善地之例，系九龄为相时所奏，故追怨之，谓：“曲江能识胡雏有反相，足为名臣。然迄无后，岂非建言禁锢逐臣之报耶？”是禄山送京当斩被赦，又系当时共见共闻之实事矣。
○睢阳殉节尚有姚り
睢阳之难，张巡、许远，固千古共知，其次则南霁云、雷万春，尚在人口，而不知殉难者尚有姚り也。り本姚崇之从孙，与巡、远同守。据《旧书》本纪云，尹子奇陷睢，害张巡、姚り、许远，是り尚叙在远之上。《新书》本纪亦云，安庆绪陷睢阳，太守许远、张巡、郓州刺史姚り、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皆死之。是本纪皆有り也。即《新》、《旧书》《巡传》内亦称与り同被执见杀，《远传》内又称与り同守经年，巡、远传后又皆有《り传》。未死之前，诏拜巡御史中丞，远侍御史，り吏部郎中。既死之后，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り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难，同加官，同赠恤，无一不同，而今但传巡、远二人，り则莫有举其姓氏者，岂所谓幸不幸耶。案巡、远并传本始于韩愈，而《新书》《巡》、《远传》末谓睢阳人至今祠享，号双庙云，则称巡、远为双忠，而不及り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逊故耶？然既同死于守城，而身后名迥异，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案巡遣南、雷二将败贼宁陵时，尚有别将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辞、陆元、朱、宋若虚、杨振威、耿庆、马日升、张维清、廉坦、张重孙、景趋、赵连城、王森、乔绍俊、张恭默、祝忠、李嘉隐、翟良辅、孙廷皎、冯颜，（见《新书 巡传》，余四人失其名。）后皆死巡之难。则巡死时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亦皆在内。今既尚有姓名在《巡传》，则巡、远庙内应增祀り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从祀班也。
○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张士衡从刘轨思授《毛诗》、《周礼》，又从熊安生、刘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当时受其业者推贾公彦，（《士衡传》）公彦撰《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公彦子大隐，亦传其业。又有李玄植，从公彦授礼学，撰《三礼音义》行于世。（《公彦传》）王恭精三《礼》，别为义证，甚精博，盖文懿、文达皆当世大儒，每讲必遍举先儒义而畅恭所说。（《孔颖达传》）王玄感尝撰《礼记绳愆》，徐坚、刘知几等深叹赏之。（《玄感传》）王方庆尤精三《礼》，学者有所咨质，必究其微，门人次为《杂礼答问》。（《方庆传》）他如褚无量、韦、高仲舒、唐休、苏安恒皆精三《礼》，见各本传。今诸儒论著见于《新》、《旧书》者，如王方庆、张齐贤论每月皆告朔之说。（《旧 方庆传》、《新 齐贤传》）王玄感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张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郑康成说，一本王肃说也。（《旧 柬之传》、《新 元感传》）史元灿议三年五年之别。（《韦纟舀传》）朱子奢议七庙九庙之制。（《子奢传》）韦万石、沈伯仪、元万顷、范履冰等议郊丘明堂之配。（《沈伯仪传》）皆各有据依，不同剿说。其据以论列时政者，如卢履冰、元行冲论父在为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论陵庙日祭之非，康子元驳许敬宗先燔柴而后祭之非，黎干驳归崇敬请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绍、蒋钦绪、褚无量驳祝钦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陈贞符论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庙四时祭享之非，皆见各本传。李风辨太微之神不可为天，见《萧德言传》。韦述议堂姨舅不宜服，见《韦纟舀传》。无不援引该博，证辨确切，可为千百世之准。其后元行冲奉诏，用魏征《类礼》列于经，与诸儒作疏，成五十篇，将立之学官，为张说所阻，行冲又著论辨之。大历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韦彤、韦ぇ以礼名其家学。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干注《汉书》，解释详明，承干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邱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名家。（《敬播传》）姚思廉少受《汉书》学于其父察。（《思廉传》）思廉之孙班，以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其姓氏，攘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其家学。（《姚传》）又顾胤撰《汉书古今集》二十卷。（《胤传》）李善撰《汉书辨惑》三十卷。（《善传》）王方庆尝就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官，方庆仍随之卒业。（《方庆传》）他如郝处俊好读《汉书》，能暗诵。（《处俊传》）裴炎亦好《左氏传》、《汉书》。（《炎传》）此又唐人之究心《汉书》，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江淮间为《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杜甫诗亦有“熟精《文选》理”之句，盖此固词学之祖也。
○唐古文不始于韩柳
《新书文艺传序》，唐兴百余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扌需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代法，此其极也。是宋景文谓唐之古文由韩愈倡始，其实不然。案《旧书 韩愈传》，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举进士，投文公卿间，故相郑余庆为之延誉，由是知名。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文，其胜处有先秦、西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耳。又如《陆宣公奏议》，虽亦不脱骈偶之习，而指切事情，纤微毕到，其气又浑灏流转，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岂可以骈偶少之。此皆在愈之前，固已有早开风气者矣。
○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
贞观时，斗米三钱。（《魏征传》）玄宗东封泰山之岁，东郡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本纪）自安史之乱，兵役不息，田土荒芜，兼有摊户之弊。如李渤疏所言，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百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千户。由于均摊逃户，十家之内，五家逃亡，即令未逃之五家均摊其税，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渤传》）是以逃亡愈多，耕种愈少。代宗永泰元年，京师米斗一千四百。（本纪）畿甸ソ穗以供宫厨。（《刘晏传》）至麦熟后，市有醉人，已诧为祥瑞。较贞观、开元时，几至数十百倍，读史者于此可以观世变也。至如攻战之地，城围粮绝，尤有不可以常理论者。鲁炅守南阳，贼将武令、田承嗣等攻之累月，米斗至四五十千，有价无米，一鼠值四百。（《炅传》）安庆绪被围于相州，斗米钱七万。（《庆绪传》）黄巢据长安，百姓遁入山砦，累年废耕耘，贼坐守空城，谷价涌贵，斗米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民，卖于贼为食，一人直数十万。（《巢传》）杨行密围扬州，城中草根、木实、皮囊、革带俱尽，外军掠人来卖，人五十千。张雄有军粮，相约交市，金一斤、通犀带一条，得米五升。（《高骈传》）
○长安地气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故虽不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末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为东北所制。而无如气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于是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О不安，和气之消耗渐散。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于凤翔，被迁于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阿保机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吸丁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逦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今就《唐书》所载开、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之处，撮而叙之，可以验地气之变也。
唐人诗所咏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缶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安禄山兵陷长安，宫殿未损，收京时战于香积寺，贼将张通儒守长安，闻败即遁，未暇焚剽，（惟太庙久为贼所焚，故肃宗入京，作九庙神主，告享于长乐殿。）都会之雄丽如故也。代宗时，吐蕃所燔惟衢╉庐舍，而宫殿仍旧。朱泌之乱，李晟收京时，诸将请先拔外城，然后北清宫阙。晟曰：“若收坊市，地隘人嚣，非计也。贼兵皆在苑中，自苑击之，贼走不暇，则宫阙保安。”乃自光泰门入，泌果遁去。远方居人至有越宿始知者，则并坊市亦无恙矣。故晟表有云：“钟{ね}不惊，庙貌如故。”盖地运尚有百余年，故不至一旦尽埽也。黄巢之乱，九衢三内，宫室尚宛然，自诸道勤王兵破贼后入城，争货相攻，纵火焚掠，市肆十去六七，大内惟含元殿独存，此外惟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僖宗在蜀，诏京兆尹王徽修复，徽稍稍完聚，及奉表请帝还，其表有云：“初议修崇，未全壮丽。”则非更渡时景象可知也。及昭宗时，因王重荣、李克用沙苑之战，田令孜劫帝出奔，焚坊市，并火宫城，仅存昭阳、蓬莱二宫。还京后，坐席未暖，又因李茂贞之逼奔华州，岐军入京，宫室ㄩ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王徽葺构之功，至是又埽地而尽，于是长安王气衰歇无余矣。（见《李晟》、《王徽》、《田令孜》及《黄巢》等传。）
○黄巢李自成
流贼有适相肖者。黄巢初从王仙芝为盗，仙芝被戮，巢始为盗魁。李自成亦先从高迎祥为盗，迎祥被擒，自成始为盗魁。相似一也。巢以草贼起事，陷京师，据宫阙，僭号改元。自成亦以草贼起事，陷京师，据宫阙，僭号改元。相似二也。巢未入京以前，其锋不可当，入京僭位后，逆运已满，未几遂一败涂地。自成自襄、陕向京，凶威亦无敌，入京僭位后，逆运亦满，未几亦一败涂地。相似三也。巢因民谣有“逢儒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朴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自成所用牛金星，乃举人不第者，每肆毒于进士官，而戒军中勿害举人。至河南，贼将误杀一县令，或告曰：“此举人也。”群骇而去。其相似四也。巢入长安，令唐官三品以上并停，四品以下俱更渡任。自成入京，亦令三品以上并停，四品以下仍旧。其相似五也。岂贼中有人知巢之故事而仿之耶？又巢败奔狼虎谷，为林言所斩，事见《唐书》及《通鉴》。而小说家谓巢实未死，后为僧于嵩洛间，自题其像，有“铁衣著尽著僧衣”之句。自成窜九宫山，为村民击死，事见《明史》，而论者谓其部兵尚有数十万，何至毙于村民之手，遂亦有传其为僧于武当者。此二贼先后事迹，何适相肖也？
●卷二十一
○薛居正五代史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曰《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见《宋史》。）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黄》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恭逢我皇上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数。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以四五百年久晦之书，一旦复出，俾考古者得参互核订，所以嘉惠后学，诚非浅鲜也。
○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五代虽乱离，而各朝俱有实录。梁贞明中，诏李琪、张衮却、殷象、冯锡嘉修《太祖实录》，共成三十卷。寻以事多漏略，又诏敬翔补缉，翔乃别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并行。（见《薛史李琪及敬翔传》。）此《梁祖实录》，贞明中所成也。（其庶人友及《末帝实录》则周时补修，说见后。）后唐明宗天成四年，诏卢质、何瓒、韩彦晖纂修武皇以上及庄宗《实录》，瓒奏张昭（即张昭远，后单名昭，《宋史》有传。）有史才，尝私撰《同光实录》，又欲撰三祖志，并藏唐昭宗赐武皇制诏九十余，请以昭为修撰，并其所撰送史馆。从之。昭以懿献及武皇不践帝位，乃为《纪年录》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上之。（见《薛史 唐纪》及《五代会要》、《宋史 张昭传》。）此唐武皇以上载纪及《庄宗实录》乃天成中所成也。（《薛史 李愚传》：明宗时，愚监修国史，与诸儒修《创业功臣传》三十卷又《李之仪集》记赵凤修《庄宗实录》，不载何挺劾刘句疏，句德之。是实录并有诸臣列传不特朝廷政事也。）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实录》。次年，监修国史姚ダ、史官张昭、李祥、吴承范等修成三十卷，上之。（见《薛史 唐纪》及《吴承范传》、《宋史 张昭传》。）此《明宗实录》，清泰中所成也。（其《闵帝》、《废帝实录》则周广顺中补修，说见后。）晋在汉前，而《晋祖实录》反成在后。后周广顺元年七月，史官贾纬等以所撰《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上之。此晋二帝实录皆周广顺中所成也。汉干二年二月，诏左谏议大夫贾纬等修《高祖实录》。是年十月，监修国史苏逢吉、史官贾纬等修成二十卷，上之。（见《汉纪》。）此《汉祖实录》，干中所成也。（其《隐帝实录》亦周显德中补修，说见后。）周显德三年，诏兵部尚书张昭纂修《太祖实录》。五年，昭等修成二十卷，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请修《世宗实录》，以扈蒙、张澹、王格、董为纂修官。（见《周纪》。及《宋史 王溥传》。）此《周太祖实录》皆显德中所成，而《世宗实录》亦是时所修也。其梁庶人友及末帝等《实录》亦皆周代所修。显德三年，诏张昭补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两朝《实录》。昭奏：本朝太祖历试之事在汉隐帝时，请先修《隐帝实录》，以全太祖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弑逆，数月未有纪录，请仿《宋书》元凶劭之例，书为元凶友。唐清泰帝前尚有闵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编纪，并请修《闵帝实录》。其清泰帝请书为废帝，从之。（见《周纪》及《五代会要》、《宋史 张昭传》。）此梁庶人友及末帝、唐闵帝、废帝、汉隐帝《实录》，皆周显德中所补修也。可见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今案其纪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
○薛史书法回护处
《梁太祖纪》，朱、朱瑾救汴后，帝（即朱温。）以其有力于己，厚礼而归之。、瑾以帝军士勇悍，悬金帛诱之，军士利其赀，赴之者众。帝乃移檄让之，瑾等来使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案《通鉴考异》及《五代史补》，朱温常患兵力不足，敬翔说令麾下士诈为叛逃，即奏于唐帝，并告四邻，以追叛为名，可以拓地广众，温大喜，从之。是兖、郓本无诱兵之事，特温托词以为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谓、瑾以诱兵启衅矣。《欧史》则直书宣（《欧史》“”作“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权东归，王（朱温时已封王。）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乃发兵攻之。
天元年七月，帝发东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为嗣。十月，帝至洛阳，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案李彦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传，温既迁唐昭宗于洛阴，遣敬翔至洛，令彦威、叔琮行弑。以龙武兵夜入，叩宫奏事。夫人裴正一开门，问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杀之，直趋椒兰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剑逐而弑之。是昭宗之被弑，实温使彦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温在河中，昭宗遇弑于大内，一若昭宗之弑无与于温者。下又云：温至洛，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一似能曲尽臣节者。《欧史》则直书温遣朱友恭、氏叔琮、蒋元晖等行弑，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唐昭宣帝）命帝（即朱温。）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帝为魏王，兼备九锡之命。帝让相国、魏王、九锡。
案《孔循传》，唐哀帝（即昭宣帝。）封温魏王备九锡，拒不受。蒋元晖、柳灿驰谓温曰：“自古革易之际，必先建国，备九锡，然后禅位。”温曰：“我不由九锡作天子可乎？”是温急于篡国，非让殊礼也。而《薛史》云云，则似温真能辞让矣。《欧史》则云，温怒不受。
是岁，唐昭宣帝卜祀天于南郊，温怒，以为蒋元晖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惧，遂改卜郊。《薛史》不书。又是岁，温遣人告蒋元晖私侍何太后，遂杀元晖，弑太后。《薛史》亦不书。
昭宣帝禅位后，梁封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书。
干化二年，温为其子友所弑。《薛史》亦不书，但书友葬太祖于伊阙，号宣陵。
《唐明宗纪》，帝奉庄宗命讨赵在礼，至邺城，夜有军士张破败等鼓噪逼营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与城中约，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乱兵益擐甲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霍彦威蹑帝足，请诡许之，因为乱兵拥入城，夕乃得出。帝欲归藩，上章图再举，重诲等谓元行钦已弃甲而去，（行钦亦以兵攻邺，闻兵变，别拔营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当赴阙自陈以杜谗口，帝从之。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元行钦已以蜚语入奏。及至汴，有姚彦温来投，谓主上已惑行钦之言，事势已离，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庄宗寻为郭从谦所弑，帝急入洛。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宫礼毕，即归藩矣。”而群臣上笺劝进至再三，请监国，帝始从之。据此则明宗遇军变后，率兵向京师，并无反心，只欲自诉。迨庄宗被弑，犹欲俟其子继岌至而奉之，可谓纯臣矣。然考当日情事，有不尽然者。明宗性本实，兵变之初，固不肯因以为利，即兵变后，欲归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属实情。然是时惟有只身归朝，庶明心迹，而明宗武夫，岂能知此？方外怵于元行钦之奏其反，内惑于石敬瑭、安重诲等之劝其反，势当骑虎难下之时，不得不为挺鹿走险之计，则当其率兵而南，固已变计决反，非真欲面诉于庄宗之前也。天下岂有欲自诉不反，而转举兵向阙者？本纪所云，赴阙自陈，可不辨而知其饰说也。且是时甫一举足，反形已露。康义诚曰：“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义诚传》）非决计反，则何以纳其言也？郑琮在营中，安重诲欲征四方兵，琮历数诸道屯兵之数，附口传檄，相次而至。（《琮传》。）王晏球率兵戍瓦桥关，明宗招之，即以兵来会。（《晏球传》）非决计反，则何以征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马以益军矣。至河上，则劫上供船绢帛以犒军矣。既先以三百骑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晋纪》）又养子从珂自横水率兵，与王建立倍道驰至，由是军声大振。（《废帝纪》）其抗逆之迹已不待言，而本纪犹谓其入汴入洛，犹怀退让，盖当时实录例有隐讳，修史者但照本抄录，不复改订耳。《欧史》则书，军变后，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至钜鹿，掠马三千以益军。是明著其反逆之迹，可谓直笔。而其先本无欲反之意，则于《石晋纪》及《霍彦威传》内见之，是又不没其初念，以见其仓卒被逼，不同于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汉隐帝纪》，帝密诏李洪义诛王殷，又诏郭崇诛郭威、王峻。而洪义不敢发，反以诏示威。威即召王峻、郭崇及诸将校至，曰：“君等当奉行诏书，断予首以报天子。”崇等曰：“此必李业等所诬构，事可陈论，何须自弃。”于是争劝威入朝，乃率众南行。《周太祖纪》亦云，帝（郭威）途次又谓将校曰：“吾此来万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宁论曲直。汝等不如奉行前诏，我以一死谢天子，实无所恨。”是郭威本志似尚能守臣节者。
案《魏仁浦传》，郭威得洪义所示密诏，即召仁浦于卧内，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令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遂举兵渡河。是威方更诏书以欺众，讵肯以天子诛己之诏出示诸将，使奉诏杀己乎？本纪所云，诬饰显然。《欧史》帝纪则直书郭威反。
《周太祖纪》，汉隐帝遣慕容彦超拒郭威于刘子坡，王师败。威谓宋延渥曰：“尔国亲，可速往卫主上。”明日，望见帝旗在高坡之上，谓隐帝在其下，即免胄而前。左右劝止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忧焉。”及至，则隐帝已去矣。
案刘子坡之战，隐帝亲在阵中，威果欲自诉，何不于是时释甲趋谒，乃方遣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骑以乘之。既败王师，岂有明日又欲束身见主之理？且明日清晨，隐帝已为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其为饰说亦不待辨也。
隐帝既崩，郭威遣人迎湘阴公ど来即位。已而威至澶州，兵变入京。王峻闻ど已至宋州，虑左右变生，遣郭崇以七百骑往卫之。
案《十国春秋》，崇至宋州，ど召见于楼上，判官董裔说ど曰：“崇瞻视举措，必有异谋，不如杀之。”ど犹豫不决，崇遂幽ど于外馆。是峻之遣崇，本欲害ど于途也，而本纪反云卫之，尤属矛盾。《欧史》则直书，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骑逆ど于宋州，杀之。
○薛史失检处
唐庄宗之被弑也，弟存霸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与刘后奔太原。《薛史 符彦超传》谓，存霸至太原，与吕、郑二内官谋杀留守张宪及其部将符彦超。彦超觉之，部下大噪，宪出奔，军士杀存霸及吕、郑。而《张宪传》则谓，存渥奔太原，左右见其马已断饰，必战败而逃者，因欲杀吕、郑，系存渥以观变。宪不可，而彦超已诛吕、郑，军士大乱。是一事也，《彦超传》则以为存霸，《宪传》则以为存渥，殊属两歧。案存渥出奔，行至风谷，为部下所杀，惟存霸翦发为僧，求彦超庇护，而军士杀之。是与吕、郑同被杀者，乃存霸，非存渥也。《欧史》则宪、彦超二传皆书存霸。又南唐刘仁赡死守寿州，《薛史》则列在周书，盖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既没，又赠┰极隆，故列之于周臣也。然仁赡固守无二志，其子崇谏劝之降，即斩以徇。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降，且舁至周营。世宗嘉其忠于所事，加爵进宫，诏出而仁赡已卒，是仁赡实未尝降也。《薛史 周纪》既书刘仁赡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让请罪，《仁赡传》亦云仁赡病急，翻然纳款。末又云，先斩其子崇谏，其后出降，乃欲保其后嗣，抑有由焉。是真谓仁赡之初抗节，而终改节矣。若非《欧史》辨明，岂不受诬千载邪！符彦饶斩白奉进之兵，奉进来责，彦饶麾下兵噪而杀奉进。已而军将马万等作乱，缚彦饶送京，诬其通范延光谋反，晋祖遂使人杀之于途。《薛史》竟称彦饶通延光反，伏诛。《欧史》则直书其事，谓以反诛非其罪也。可见《薛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此《欧史》之所以作也。
○薛史亦有直笔
薛史虽多回护处，然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列传诸臣多与居正同仕前朝，否则其子孙亦有与居正同官于宋者。赵延寿子廷赞，仕宋为庐、延等州节度使，而《延寿传》不讳其背晋附辽，求为辽太子之事。崔协子颂，仕宋为谏议大夫，而《协传》直书任圜讥其没字碑。符存审子彦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审传》不讳其少时犯罪将就戮，以善歌得妓者救免之事。王继弘子永昌，仕宋为内诸司使，而《继弘传》载其曾为高唐英将，唐英待之甚厚，后竟杀唐英，自为留后，曰：“吾侪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得志？”尹晖子勋，仕宋为防御使，而《晖传》不讳其反戈推戴唐废帝之事，传赞并谓因倒戈而杖钺，岂义士之所为。赵在礼孙廷勋，仕宋历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礼传》载其在宋州贪暴，及移镇，民相贺曰：“拔去眼中钉矣。”在礼闻之怒，又乞留宋一年，每户征钱一千，号“拔钉钱”。后契丹入汴，索在礼货财，在礼不胜愤，以衣带就马枥自缢死。安审琦三子皆仕宋为显官，而审琦妾通于隶人，遂与之通谋，杀死审琦之事，传中亦不讳。此足见其直笔，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也。他如高汉筠子贞文，仕宋为开封尹，而《汉筠传》历叙其洁己爱民，则以汉筠本良二千石也。高行周子怀德，仕宋为驸马都尉，而《行周传》叙其历官政绩，则以行周敝塑以慎重自处者也。此薛史之终不可没也。
○薛欧二史体例不同
《薛史 梁祖纪》开首即以帝称之；《欧史》则先称朱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僭位后始称帝。盖薛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列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于刺史，皆书于本纪，几同腐烂朝报；《欧史》则但书除拜宰相及枢密使，其余不书，以省繁冗也。五代革易频仍，惟梁、唐创业，各三十余年，故其臣有始终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历仕数朝。《薛史》则以死于某朝者，即入于某朝传内，如张全义、朱友谦、袁象先等事迹多在梁朝，而编入《唐书》；杨思权佐唐废帝篡位，而编入《晋书》；冯道历唐、晋、汉、周皆为相，而编入《周书》。《欧史》则以专仕一朝者系于某朝，其历仕数朝者则另为杂传，以叙其历宦之迹，此又创例之最得者。
○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欧史》虽多据《薛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在，观《通鉴考异》尚引梁太祖、唐庄宗《实录》，则欧公时尚在可知也。《欧史 郭崇韬传赞》云：“余读《梁宣底》”，则实录之外又有宣底等故籍，皆不遗也。刘句之《旧唐书》修成亦吸睹，其所援据底本，方借以修《新唐书》，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足资考订。至宋初诸臣记五代事者尤多。案《宋史》，范质尝述朱梁至周为《通录》六十五卷，（《质传》）王溥亦采朱梁至周为《五代会要》，共三十卷，（《溥传》）王子融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子融传》）路振采五代九国君臣事迹，作世家列传。（《振传》）郑向以五代乱亡，史多缺漏，著《开皇纪》三十卷。（《向传》）此外又有孙光宪《北梦琐言》、陶岳《五代史补》、王禹《五代史阙文》、刘恕《十国春秋》、龚颖《运历图》，见于《宋文志》及晁公武《读书志》者，皆在欧公之前，足资考订。其出自各国之书，如钱俨之《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汤悦之《江南录》、徐铉之《吴录》、王保衡之《晋阳见闻要录》，又皆流布。而徐无党注中所引证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国志》、《五代春秋》、《鉴戒录》、《纪年录》、《三楚新编》、《纪年通谱》、《闽中实录》等书，又皆欧所参用者。盖《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欧史书法谨严
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如《梁纪》孙儒攻杨行密于扬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纪》遣刘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讨，如《唐纪》命李嗣源讨赵在礼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纪》东征慕容彦超是也。攻战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张全义取河阳是也。难得曰克，如庞师古克徐州是也。以身归曰降，如冯霸杀潞将李克恭来降是也。以地归曰附，如刘知俊叛附于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为皇后，如《唐明宗纪》立淑妃曹氏为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如《唐庄宗纪》立刘氏为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其他书法亦各有用意之处。如《梁纪》书弑济阴王，王即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济阴王者，逊位后梁所封之王，书之以著其实，又书弑以著梁罪也。襄州军乱，杀其刺史王班，不书王班死之，而以被杀为文者，智不足以卫身而被杀，不可以死节予之也。杀王师范，不曰伏诛而曰杀者，有罪当杀曰伏诛，不当杀则以两相杀为文也。郢王友反，反与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则自下谋上，恶逆更大也。反不书日者，反非一朝一夕，难得其日也。梁太祖、唐庄宗皆被弑，故不书葬。唐明宗考终，宜书葬矣，以贼子从珂所葬，故亦不书也。《梁纪》，天雄军乱，节度使贺德伦叛附于晋，乱首系张彦而书德伦者，责在贵者也；而德伦究不可加以首恶，而可责以不死，故书叛附于晋也。唐灭梁，敬翔自杀，翔因梁亡而自杀，可谓忠矣，不书死之而但书自杀，以梁祖之恶皆翔所为，故不以死节予之也。除官非宰相、枢密使不书，（说见前。）而《唐纪》书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滥也。《明宗纪》先书皇帝即位于柩前，继书魏王继岌薨，见其即位时君之子尚在，则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又书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而杀之，从谦弑庄宗，乃不讨而反官之，见明宗之无君也。其罪本宜诛，乃不书伏诛而书杀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诛，故以两相杀为文也。秦王从荣以兵入兴圣宫，不克，伏诛，从荣本明宗子，以明宗病，恐不得立，以兵自助，故不书反，而擅以兵入宫，其罪当诛，故其死书伏诛也。《汉纪》，隐帝崩即书汉亡，隐帝被杀后，尚有李太后临朝，及迎湘阴公ど嗣位之事，汉犹未亡也，而即书汉亡，见太后临朝等事皆周所假托，非汉尚有统也。《周太祖纪》书汉人来讨，周祖篡汉得位，崇之于周，义所当讨，故书讨也。《世宗纪》书帝如潞川攻汉，不曰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此可见《欧史》本纪书法，一字不苟也。其列传亦有折衷至当者。死节分明，如王彦章、裴约、刘仁赡既列之《死节传》矣，尚有宋令询、李遐、张彦卿、郑昭业等，皆一意矢节，以死殉国，而传无之，则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传故也，然于本纪特书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传之有无矣。张宪留守太原，庄宗被弑后，皇弟存霸来奔，或劝宪拘存霸以俟朝命，张昭又劝其奉表明宗，宪皆涕泣拒之。已而存霸为苻彦超军士所杀，宪出奔沂州，《薛史》书宪坐弃城赐死，欧独明其不然，然以其不死于太原，故亦不入于《死事传》，但书宪出奔沂州见杀而已。药彦稠、王思同皆以兵讨潞王从珂，为从珂所执而死，乃思同入《死事传》，而彦稠不入，则以思同词义不屈，系甘心殉国者，彦稠第被执见杀，不可竟以死节予之也。于此可见《欧史》之斟酌至当矣。
○欧史传赞不苟作
《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于《张承业传》则极论宦官之祸，而推明郭崇韬之死由于宦官之谮，使崇韬不死，其所将征蜀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庄宗之天下而代之哉。追原祸本，归狱貂，可谓深切著明矣。唐六臣张文蔚等押传国宝逊位于梁，此事与朋党何涉，而传赞忽谓此时君子尽去，小人满朝，故其视亡国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尽去者，皆朋党之说中之也。盖宋仁宗时，朝右党论大兴，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发端，警切时事，不觉其大声疾呼也！至《晋出帝纪赞》深明以侄为子而没其本生父为非，谓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当时以为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以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自古虽出继为人后，未有绝其本生而不称父母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于《晋家人传赞》又反复申明之。则以当时濮议纷呶，朝臣皆以英宗当考仁宗，而以本生濮王为伯。欧公与韩琦等独非之，故因是以深斥其非礼也。可见《欧史》无一字苟作。
○欧史失检处
《欧史》亦有失检处。唐昭宗之被弑也，《李彦威传》则云，梁祖遣敬翔至洛，与彦威等谋弑之。《李振传》又云，梁祖遣振至洛，与彦威等谋弑之。此必有一误。《梁本纪》书朱友谦叛，杀同州节度使程全晖。而《全晖传》则云，全晖奔京师。是纪传两不符合。《薛史》则纪传皆称奔京师，当不误也。《罗绍威传》，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军，岁久益骄，至绍威时已二百年。案承嗣至绍威实止百五十年，《欧史》所云亦行文之误。《郑遨传》，遨与李振善，方振贵显，遨不一顾，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视之。案振仕梁为枢密使，并无远谪之事，及唐灭梁，振即被诛，又未尝贬窜也，而遨传何以云耶？唐庄宗被弑后，其弟存霸奔太原。据《符彦超传》则云彦超欲留之，军士大噪，遂杀之。《张宪传》又云，宪欲纳之，彦超不从，存霸乃见杀。亦不画一。且《欧史》例以历仕数朝者入杂传，专仕一朝者入某朝传。氏叔琮、李彦威、李振、韦震皆只仕梁一朝，何以不入梁传而入杂传？元行钦先事刘守光，继降唐，何以反不入杂传，而列于《唐臣传》？此不免自乱其例也。至如宋太祖奋迹，全在周朝，建立战功，勋望由此大著。《薛史》于《周纪》一一叙之，如高平之战，则书今上先犯其锋；清流关之战，书今上破淮贼万五千人，擒皇甫晖、姚凤；六合之战，书今上大破江南军于六合；楚州之役，书今上在城北，亲冒矢石，登城拔之；迎銮江口之捷，书今上率战棹直抵南岸，焚栅而还。此皆宋太祖历试之迹也，欧史一概不书，但云周师击败之而已，岂以宋祖仕周为讳耶？然宋祖由周臣为军士拥立，固不能讳，亦不必讳也。居正在太祖时修史，必进御览，并不隐讳。《欧史》修于仁宗时，乃转讳之耶，盖第欲取其行文之简净耳。
○一产三男入史
一产三男、四男入史，自《旧唐书》始。《高宗纪》，嘉州辛道让妻一产四男，高苑县吴文威妻魏氏一产四男。《哀帝纪》，颖州汝阴县彭文妻一产三男。欧阳《五代史》仿之，亦载于本纪，如同光二年，军将赵晖妻一产三男是也。或以为瑞而记之，不知此乃记异耳。徐无党注云，此因变异而书，重人事故谨之。后世以此为善祥，故于乱世书之，以见其不然也。今案唐高宗后，即有武氏之祸，哀帝正当失国时，尚有此事。又《宋史》哲宗绍圣四年，宣州民妻一产四男；元符二年，河中猗氏县民妻一产四男。徽宗重和元年，黄岩民妻一产四男，未几即有金人之祸。可知一产三男、四男皆是变异，非吉祥也。
○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
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查初白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盖以为世所稀有之异事也。不知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废帝潞王从珂，从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辙也。赵在礼为军士皇甫晖等所逼，据邺城叛，庄宗遣嗣源讨之。方下令攻城，军吏张破败忽纵火噪呼，嗣源叱之，对曰：“城中之人何罪，但思归不得耳。今宜与城中合势，请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谕之。乱兵呼曰：“令公不欲，则他人有之。我辈狼虎，岂识尊卑！”安重诲、霍彦威等劝嗣源许之，乃拥嗣源入城，与在礼合。率兵而南，遂得为帝。（见《霍彦威》等传。）此唐明宗之由军士拥立也。潞王从珂为凤翔节度使，因朝命移镇，心怀疑惧，遂据城拒命。愍帝命王思同等讨之，张虔钊会诸镇兵皆集，杨思权攻城西，尹晖攻城东。从珂登城呼外兵曰：“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我实何罪而见伐乎？”因恸哭，外兵闻者皆哀之。思权呼其众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拥军士入城。晖闻之，亦解甲降。从珂由是率众而东，遂得为帝。（见《王思同》、《杨思权》等传。）此废帝之由军士拥立也。郭威以汉隐帝欲诛己，遂起兵犯阙，隐帝遇弑，威请太后临朝，又迎立湘阴公。会契丹兵入滑州，威率兵北伐，至澶州，军校何福进等与军士大呼，越屋而入，请威为天子，或有裂黄旗以加其身者，山呼震地，拥威南还，遂得为帝。（见汉、周各本纪。）此周祖之由军士拥立也。尚有拥立而未成者，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时，因出猎，军中忽有拥之呼万岁者，敬瑭惶惑不知所为，段希尧劝其斩倡乱者李晖等三十余人，乃止。（《希尧传》）敬瑭为帝后，命杨光远讨范延光，至滑州，军士推光远为主，光远曰：“天子岂汝等贩弄之物。”乃止。（《光远传》）符彦饶率兵戍瓦桥关，裨将张谏等迎彦饶为帅，彦饶伪许之，约明日以军礼见于南衙，遂伏甲尽杀乱者。（《彦饶传》）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军校因醉扬言，昨澶州马军扶策，今我步军亦欲扶策。威闻急擒其人斩之，令步军皆纳甲仗，始不为乱。（《周本纪》）此皆拥立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见是时军士策立天子，竟习以为常。推原其始，盖由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见新、旧《唐书 藩镇传》。）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今就唐末及五代计之，黄巢之乱，武宁节度使支详遣时溥率兵赴难，兵大呼反逐支详，推溥为留后。（《溥传》）青州王敬武卒，三军推其子师范为留后。（《师范传》）义武王处存卒，军中推其子郜为留后。李克用之起也，康君立等推为大同军防御使。朱本郓州指挥使，军中推为本州留后。天雄军乱，囚其节度使乐彦贞，并杀其子从训，聚而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罗弘信出应之，牙军遂推为留后。（《弘信传》）夏州李思谏卒，军中立其子彝昌为留后。赵在礼之被逼而反也，军士皇甫晖因戍兵思归，劫军将杨仁为帅，仁不从，晖杀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从，亦杀之。乃携二首诣在礼曰：“不从者视此！”在礼不得已从之，遂为其帅。如此类者，不一而足。计诸镇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军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亦风会所必至也。乃其所以好为拥立者亦自有故，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如魏博牙兵是也。（说见后。）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如明宗之立，赵在礼即授沧州节度使，皇甫晖亦擢陈州刺史。杨思权叛降废帝于凤翔时，先谓废帝曰：“望殿下定京师后，与臣一镇，勿置在防御、团练之列。”乃怀中出一纸，废帝即书可宁节度使，后果与尹晖皆授节镇。同时立功之相里金、王建立亦擢节度使。周祖即位，亦以佐命之王峻为枢密使，郭崇为节度使。此将校之所以利于拥立也。至军士之得重赏，恣劫夺，更无纪极。明宗之入洛地，京师大乱，焚剽不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来见。（《本纪》）废帝之反，愍帝遣兵讨之，幸左藏库，赏军人各绢二十匹、钱五千。军士负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康义诚传》）王师既降，废帝许以事成重赏，军士皆过望。及入立，有司献库籍甚少，废帝大怒。自诸镇至刺史，皆进钱帛助赏，犹不足，乃率民财佐用，囚系满狱，又借民屋课五月。（《卢质》、《李专美》等传》诸军犹不满欲，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本纪》）先是帝在凤翔，许入洛后，人各赏百缗，至是以禁军在凤翔降者杨思权等，各赏马二、驼一、钱七十缗，军士二十缗，在京者十缗。（《通鉴》）周太祖初至滑州时，王峻谕军士曰：“我得公处分，俟入京，许尔等旬日剽掠。”众皆踊跃。（《本纪》）及至汴，自迎春门入，诸军大掠，烟火四发。明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为空城矣。”由是命诸将斩其尤甚者，晡时乃时。（《本纪》）而前滑州节度使白再荣已为乱军所害，侍郎张允坠屋死。（《隐帝纪》）安叔千家赀已掠尽，军士犹意其有所藏，掠不已，伤重，归于洛阳。（《叔千传》时有赵童子者，善射，愤军士剽掠，乃大呼曰：“太尉志除君侧之恶，鼠辈敢尔，乃贼也。”持弓矢据巷口，来犯者辄杀，由是保全者数十家。后周祖闻民间有赵氏当有天下之谣，疑此童子，遂使人诬告杀之。（《五代史补》）又赵凤见居民无不剽之室，亦独守里门，军不敢犯。（《凤传》）是周祖犯阙时，居民得免劫夺者，惟此二赵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无不被害也。此军士之利于拥立也。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开辟以来一大劫运也。
●卷二十二
○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
唐中叶以后，始有枢密院，乃宦官在内廷出纳诏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温大诛唐宦官，始以心腹蒋元晖为唐枢密使，此枢密移于朝士之始。温篡位，改为崇政院，敬翔、李振为使，凡承上之言，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见时而事当上决者，则因崇政使以闻，得旨则复宣而出之。然是时止参谋议于中，尚未专行事于外。至后唐复枢密使之名，郭崇韬、安重诲等为使，枢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见《欧史 郭崇韬传赞》。）今案唐庄宗时，崇韬为使。明宗时，安重诲为使。晋高祖时，桑维翰为使。汉隐帝时，郭威为使。当崇韬为使时，宰相豆卢革以下皆倾附之，以崇韬父讳弘，遂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重诲为使时，过御史台门，殿直马延误冲其前导，重诲即台门斩延而后奏。是时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诲，然后闻。重诲与任圜不协，则因朱守殷反，即诬圜通谋而先杀之。忌潞王从珂，则嗾其部将杨彦温逐出之。明宗遣药彦俦致讨，命生致彦温，欲亲讯其由。而彦稠希重诲旨，即杀彦温以灭口。宰相冯道等亦希重诲意，数言从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听而止。郭威为使时，率兵平三叛归，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舆出迎，威怒之，即以头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见，而吏已驰报新留守视事于府矣，守恩遂罢。可见当时枢密之权等于人主，不待诏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后出镇魏州，史弘肇又令带枢密使以往，苏逢吉力争之不得。于是权势益重，遂至称兵犯阙，莫不响应也。
○五代姑息藩镇
唐自失河北后，河朔三镇，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羁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诸侯益强，朝廷尤以姑息为事，卒至尾大不掉，区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枭桀之资，驱策群下，动以诛戮从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师、朱珍、邓季筠、胡规、黄文静、李谠、李重胤、范居实等，皆披坚执锐，为开国功臣，一有疑忌，辄斩艾随之，固未尝稍事含忍也。及末帝即位，渐不能制其下。杨师厚在魏博，朝廷常有隐忧而不敢过问，师厚死，乃私贺于宫中。华温琪为定昌节度使，夺人妻，为其夫所告。帝下诏曰：“若便行峻典，谓予不念功勋。若全废旧章，谓予不念黎庶。为人君者，不亦难乎！”乃召温琪入为金吾大将军。此可以见其曲事调停，略无威断矣。庄宗登极，历年吸睹。明宗尝因诸侯邸吏骄恣，杖遣示惩，可谓能整饬纪纲者。（自唐末诸藩之邸吏在京者，每御吏上事，皆至客次通名，劳以茶酒而不相见。至是卢文纪为中丞，邸吏入见，文纪据床端笏，台吏通名赞拜而出，皆愧怒。明宗闻之，问赵凤邸吏何官，曰知县、发递、知后之流也，明宗曰：然则吏卒耳，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见《文纪传》。）然姑息之弊，实起于是时。高季兴擅窃夔州，帝遣西方邺讨之，以霖潦班师。李彝超据夏州不受代，帝遣安从进讨之，以刍粮不继班师。安重诲虑孟知祥据蜀，遣李严往监军，知祥即斩严以叛。（《严传》）董璋与知祥分据两川，攻陷遂、阆二州，帝遣石敬瑭讨之，又以馈饷不给引还。帝遣人往谕璋改过，璋不听。（《璋传》）知祥抗命既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抚，彼亦无由自新。”帝曰：“知祥吾故人也，抚之何屈意之有。”乃以诏赐知祥，知祥始上表谢。（《明宗纪》及《知祥传》）是明宗之于强藩已多所包容，不能制驭矣。至石晋尤甚，几有冠履倒置之势。杨光远奉命讨范延光，兵柄在手，以为晋祖畏己，辄干预朝政，或抗有所奏，晋祖亦曲意从之。（《光远传》）张彦泽为节度使，所为不法，从事张式谏，不听，出奔。彦泽使人面奏，谓彦泽不得张式，恐致不测，晋祖亦不得已与之。（《彦泽传》）朝廷之尊，反为臣下所胁制，然此犹事之小者也。安重荣在镇州，以晋祖厚事契丹，数加非笑，谓诎中国以事外蕃，上表欲兴兵攻契丹，并执契丹使者，驰书各镇，谓契丹贪傲无餍，将与之决战，帝谕止之，不从。重荣谓帝无如之何，遂与襄州安从进谋反。（《重荣传》）从进在襄州，南方贡输道襄者辄留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虚青州以待，从进曰：“移青州在汉江南，即赴任。”帝亦优容之。（《从进传》）威令不行，武夫悍将桀傲至此，固由于兵力不足以相制。然周世宗登极后，诸镇咸惕息受驱策，则又不系乎兵力之强弱，而制驭天下自有道矣。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兜鍪积功，恃勋骄恣，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隶藩镇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为之。《欧史 郭延鲁传》谓，刺史皆以军功拜，论者谓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时，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纵下，为害不细。《薛史 安重荣传》亦云，自梁、唐以来，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所惑，卖官鬻狱，割剥民。诚有慨乎其言之也！故虽以唐明宗之留心吏治，惩贪奖廉，吏有犯赃，辄置之死，曰：“贪吏者，民之蠹也。”邓州陶、亳州李邺，皆以赃污论死。又尝下诏褒廉吏石敬瑭、安从阮、张万进、孙岳等，以风厉天下。然出身军伍，本不知抚循，风气已成，沦胥莫挽。《相里金传》云，是时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场务，渔蠹公私，以利自入。金为沂州刺史，独禁部曲，不与民事，厚加给养，使主家务而已。此亦非有循绩可纪，而当时已以金为治行之最，则民之罹于涂炭可知也。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而后天下渐得息，历代因之，皆享国久长，民不思乱。岂非设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哉。
○五代藩帅劫财之习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李匡俦为晋军所败，遁沧州，随行辎重妓妾奴仆甚众，沧帅卢彦威杀之于景州，尽取其赀。（《晋纪》）张筠代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怀英死，筠即掠其家赀。有侯莫陈威者，尝与温韬发唐诸陵，多得珍宝，筠又杀威而取之。筠弟守京兆，值魏王继岌灭蜀归，而明宗兵起，即断咸阳桥，继岌不得还，自缢死，遂悉取其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庄宗遣宦者向延嗣杀之于途，延嗣尽得衍赀。至是明宗即位，诛宦者，延嗣亡命，又尽得其赀。由是筠、兄弟皆拥赀钜万。（《筠传》）马全节败南唐将李承裕，擒以献阙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万，将军取之矣。吾见天子，必诉而后就刑。”全节惧，遂杀之。（《全节传》）高允权为延州令，其妻刘景岩孙女也，景岩家于延，良田甲第甚富，允权心利之，乃诬景岩反而杀之。（《允权传》）李金全讨安州，至则乱首王晖已伏诛，金全闻其党武彦和等为乱时劫赀无算，乃又杀而夺之。（《金全传》）张彦泽降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纵军大掠，又缢死桑维翰，悉取其赀。（《彦泽传》）成德节度使董温其为契丹所虏，其牙将礻必琼杀其家而取其赀。琼为齐州防御使，道出于魏，范延光伏兵杀之，以戍卒忄吴杀闻。后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归河阳，杨光远使子承勋推之坠水死，尽取其赀。（《延光传》）杨光远后亦叛而复降，其故吏悉取其宝货名姬善马，献李守贞。（《光远传》）《欧史》谓琼杀温其，取其赀，延光杀琼而取之，延光又以赀为光远所杀，而光远亦不能免也。可见天道报施，虽乱世亦不爽。且多财为害，乱世尤易召祸。白再荣在镇州，劫夺从契丹之官吏，镇人谓之“白麻答”。及归京师，遇周祖兵入，军士至其家，悉取其财。已而前启曰：“我辈尝事公，一旦无礼至此，何面目见公乎。”乃斩之而去。（《再荣传》）则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财，更杀身之道也。
○五代幕僚之祸
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袭吉为李克用书记，克用讨王行瑜而不得入觐，袭吉为作表云：“穴禽有羽，听舜乐以犹来。天路无梯，望尧云而不到。”昭宗大叹赏之。又为克用修好于朱温，中有句云：“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温谓敬翔曰：“李公斗绝一隅，乃得此名士，若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由是袭吉之名大著，是时梁有敬翔，燕有马郁，华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郑准，凤翔有王超，钱塘有罗隐，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称。（《袭吉传》）其后冯道由书记入相，桑维翰由书记为枢密使，固华要之极选也。然藩镇皆武夫，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郑准为荆南成书记，以语不合解职去，怒，潜使人杀之于途。（《五代史补》）是时诸侯方重书记，已肆虐如此，此外副使判官之类，更何论矣。今见于薛欧二史者，西方邺为节度使，所为非法，判官谭善达数谏之，邺怒，诬以事，下狱死。（《邺传》）襄州节度使刘训以私忿族副使胡装，诬以欲谋乱也，人士冤之。（《训传》）房知温为节度使，多纵其左右排辱宾僚。（《知温传》）高行为节度使，性贪鄙，副使范延策谏之，乃诬奏延策谋叛，并其子杀之。（《行传》）高行周镇邺城，其副使张鹏，一言不合，为行周所奏，诏即处斩。（《行周传》）王继宏镇相州，杀判官张易，以讹言闻。是时藩郡凡奏刑杀，皆顺其命，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重足一迹事之，犹不能免祸。（《汉隐帝纪》）而尤惨者，张彦泽镇彰义，为政苛暴，掌书记张式谏之，彦泽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遂出奔。彦泽使二十骑追之，曰：“不来，即取其头来。”式至州，节度使李周为奏留之，诏流式商州。彦泽奏以必得式为期，晋祖不得已与之。彦泽乃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彦泽传》）此幕僚之祸最酷者也。惟史匡翰镇义成，好读书，接下以礼。幕客有关彻者，使酒怒目谓匡翰曰：“近闻张彦泽脔张式，未闻史匡翰斩关彻，恐天下谈者，未有比类。”匡翰不怒，引满自罚而慰之，时称其宽厚。由是观之，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
○五代盐曲之禁
五代横征无，洪容斋《随笔》记朱温以夷门一镇，力征而得天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末帝与唐庄宗对垒于河上，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由赋敛轻而田园可恋故也。及唐庄宗任吏人孔谦为三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于是赋敛日重，而历代因之。今键遁盐、曲二事，可见其大概也。凡盐铛户应纳盐利，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晋初始令折钱收纳，灶户所纳如此，盐价之贵可知也。海盐界分每年收钱一千七万贯，以区区数十州之地，而收价如此，其价更可知也。每城坊官自卖盐，乡村则案户配食，依田税输钱。其私贩之禁，十斤以上即处死，刮碱煎盐者，不论斤两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赏钱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千，其法令之严可知也。晋高祖知盐贵之病民，乃诏计户征税，每户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听商人贩盐，民自买食，一时颇以为便。出帝时，又令诸州郡税盐，过税斤七钱，住税斤十钱，盖已案户征盐钱，不便改法，乃又加征商税，使利归于官也。汉干中，青盐一石，抽税一千文盐一斗，是又加重于出帝时矣。周广顺中，始诏青盐一石，抽八百文、盐一斗；白盐一石，抽五百文、盐五升，然盐价既因抽税增贵，而案户所征之盐税又不放免。是一盐而二税，民益苦之。此盐法之大概也。其酒曲之禁，孔循曾以曲法杀一家于洛阳。（私曲五斤以上皆死。）明宗乃诏乡村人户，于秋田苗上每亩纳钱五文，听民自造曲酿酒，其城坊亦听自造而榷其税。长兴中，又减五文为三文，寻仍诏官自造曲，减旧价之半卖民酿酒。汉干中，私曲之禁，不论斤两皆死。周广顺中，仍改为五斤以上。然五斤私曲即处极刑，亦可见法令之酷矣。此曲法之大概也。（以上俱见《薛史》及《五代会要》。）即此二事，峻法专利，民已不堪命，况赋役繁重，横征百出，加以藩镇之私敛，如赵在礼之拔钉钱，每户一千；刘铢之加派秋苗，每亩率钱三千，夏苗亩二千。民之生于是时者，可胜慨哉！
○五代滥刑
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动以族诛为事。梁祖以旧怨，使人族王师范于洛，师范设席与宗族饮，谓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然恐少长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命少长以次就戮。（《师范传》）唐庄宗既灭梁，诏梁臣赵岩等并族于市，除妻儿骨肉外，其疏属仆隶并释。（《庄宗纪》）又命夏鲁奇族诛朱友谦于河中，友谦妻张氏率其家属二百余口，见鲁奇曰：“请别骨肉，无致他人横死。”（《友谦传》）汴州控鹤指挥使张谏谋叛，既伏诛，又集其党三千人并族之，并诛滑州长剑等军士数百人，夷其族。（《明宗纪》）汉三司使王章被杀，有女适张贻肃，病已逾年，扶病就戮。（《章传》）是族诛之法，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孙并女之出嫁者无一得免。非法之刑，于兹极矣，而尤莫如汉代之滥。史弘肇为将，麾下稍忤意，即挝杀之。故汉祖起义之初，弘肇统兵先行，所过秋毫无犯，两京帖然，未尝非其严刑之效。隐帝时，李守贞等反，京师多流言，弘肇督兵巡察，罪无大小皆死。有白昼仰观天者，亦腰斩于市。凡民抵罪，弘肇但以三指示吏，吏即腰斩，又为断舌决口筋折足之刑。于是无赖之辈望风逃匿，路有遗物，人不敢取，亦未尝非靖乱之法。然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处极刑，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军吏因之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数。故相李崧之弟屿，有仆葛延遇，干没屿赀，屿责之，延遇遂告崧、屿通李守贞谋反，坐是族诛。何福进有玉枕，遣奴卖之江南，奴隐其价，福进笞之，奴即诬告福进通吴，弘肇辄治福进弃市，帐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财。于是前资故将之家，姑息僮奴，无复主仆之分。（《弘肇传》）此京师之滥刑也。苏逢吉为相，以天下多盗，自草诏，凡盗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或谓盗无族诛法，况邻保乎，乃但去“族”字。由是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县十七村人皆尽。卫州刺史叶仁鲁帅兵捕盗，有村民十数方逐盗入山，仁鲁并疑其为盗，断其脚筋，宛转号呼而死。（《逢吉传》）刘铢立法深峻，左右有忤意，即令人倒曳而出数百步，体无完肤。每杖人双杖对下，谓之“合欢杖”。或杖人如其岁数，谓之“随年杖”。（《铢传》）此又藩郡之滥刑也。毒痛四海，殃及万方，刘氏父子二帝，享国不及四年，杨、史、苏、刘诸人亦皆被横祸，无一善终者。此固天道之报施昭然，而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五代诸侯贡奉多用鞍马器械
用兵之世，武备是亟，故五代藩镇贡献，多以鞍马器械为先。《梁纪》，开平二年，大明节，内外臣僚各以奇货良马上寿。清明宴，以鞍辔马及金银器为献者殆千万。午日，献者巨万，马三千蹄。已又诏诸道进献，不得以金宝装饰戈甲剑戟，至于鞍勒亦不用涂金及雕刻龙凤。可见是时贡献专以戎备为重也。《欧史》云，自唐庄宗以来，方镇进献之事稍作。至于晋，而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计，其来朝奉使买宴赎罪，无不出于贡献云。今按庄宗甫灭梁，河南尹张全义即进暖殿物，后遂宠冠群臣，命刘皇后拜之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