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佑之计，使子弟据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御吴、楚尚可，若变从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内难，此与何进、袁绍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异？古人有言，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如武帝之择祸福，可谓不审矣。
【羊祜】
善为国者，必度其君可与共患难、可与同安乐而后者为，故功成而无后忧。晋厉公与楚共王争郑，晋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栾武子为政，欲出兵击之，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范文子不欲，请释楚以为外惧。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厉公侈而多嬖宠，诸大夫富则凌上，国有大功，则君臣不相安，乱之所自生也。既谋之不从，出而遇楚，犹欲避楚而归，既胜反国，曰：“乱将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厉公杀三却，立胥童。栾书杀胥童，弑厉公。文子虽死而免于大难，子孙与晋国相终始。范蠡事越王勾践，反自会稽，扶人民，厉甲兵，七年而杀吴王夫差。归未及国，知越王之难与同安乐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种之戮。若二子者，可谓有先见之明矣。范文子至于自杀，范蠡至于逃亡而不顾，何则？所全者大也。晋武帝既受魏禅，中原富强，群臣用命。吴孙皓以淫虐失众，有亡国之衅。晋人习于长江之险，以为未可取也。羊祜为襄阳守，知其不能久，陈可取之计，武帝纳之。祜又进王浚、杜预，以成灭吴之功，后世皆称其贤。吾尝论祜巧于策吴，而拙于谋晋。何以言之？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常亡。故人常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祜不虑此，而锐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或曰：“吴灭而晋乱，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应之曰：为国当论人事，使祜不为灭吴之计，孙皓穷凶而死，吴更立君，则长江未可越也。吴既不亡，则晋之君臣，厉精不懈。是吴不灭，而晋不乱也。不犹愈于吴灭而晋乱乎？祜之将死也，武帝欲使卧护诸将，祜曰：“灭吴不须臣自行，但吴平之后，当劳圣虑耳。”推祜此言，盖亦忧在平吴矣。忧在平吴而勇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
【王衍】
圣人之气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礼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与刑，皆器也。孔子生于周末，内与门弟子言，外与诸侯大夫言，言及于道者盖寡也。非不能言，谓道之不可以轻授人也。盖尝言之矣。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夫道以无为体，而入于群有，在仁而非仁，在义而非礼，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视而见，耳不可以听而知。惟君子得之于心，以之御物，应变无方，而不失其正，则所谓时中也。小人不知，而窃其名，与物相遇，辄捐理而徇欲，则所谓无忌惮也。故孔子不以道语人，其所以语人者必以礼。礼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盖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由礼以达其道，而小人由礼以达其器。由礼以达道，则自得而不眩；由礼以达器，则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礼也。若其下者视之，以礼而不格，然后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圣人之所以御物者尽矣。三代已远，汉之儒者，虽不闻道，而犹能守礼，故在朝廷则危言，在乡党则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始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相乘不已，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何晏、邓导其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其终皆以济邪佞，成淫欲，恶礼法之绳其奸也。故蔑弃礼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纵于上，男女淫佚于下，风俗大坏，至于中原为墟而不悟。王导、谢安，江东之贤臣也。王导无礼于成帝而不知惧，谢安作乐于期丧而不受教，则废礼慕道之俗然矣。东晋以来，天下学者，分而为南北。南方简约，得其精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至唐始以义疏通南北之异，虽未闻圣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说备矣。上自郊庙朝廷之仪，下至冠婚丧祭之法，何所不取于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学者小之，于是舍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则至于礼乐度数之间，字书形声之际，无不指以为道之极。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于世者，内则谗谀以求进，外则聚敛以求售，废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门，辟邪说之路，而皆以诗书文饰其为，要之与王衍无异。呜呼，世无孔、孟，使杨、墨塞路而莫之辟，吾则罪人尔矣！
●栾城后集卷十
◆历代论四
【王导】
西晋之士，借通达以济淫欲，风俗既败，夷狄乘之，遂丧中国。相随渡江，而此风不改，贤者知厌之矣，而不胜其众，俗乱于下，政弊于上，而莫能正也。东晋之不竞，由此故耳。是时王导为相，达于为国之体，性本宽厚容众，众人安之。然生于衍、澄之间，不能免习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弥缝一时之阙，而无百年长久之计也。更二大变，几至亡国。元帝之世，王敦拥兵上流，有无君之心。刘隗、刁协刚介狷浅，见信于帝，专以法绳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诛君侧为词，兵再犯阙。幸而敦死。元、明既同，成帝幼弱，庾亮辅政，任法以裁物，复失人心。苏峻擅兵历阳，多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为乱，以大司农召之，众人皆知不可，而亮不听，遂与祖约连兵内向，涂炭京邑。此二衅者，皆导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变。以隗、亮为是耶，敦、峻之祸发不旋踵；以导为是耶，使人主终身含垢，何以为国？鲁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将攻之，子家羁曰：“舍民数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从而出。隗、亮之败，则昭公之举也。齐景公以贪暴失民，田氏以宽惠得众。公问于晏婴，求所以救之。婴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叹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婴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吕氏。盖大家世族为患于其国，当若心腹之疾，必与人命相持为一，攻之以毒药，劫之以针石，病若不去，命辄随尽，非良医贤臣，未易处也。子产为郑，国小而逼，族大多宠。子产患之，有事伯石，赂以其邑。子太叔曰：“国皆其国也，何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将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以予之，又使为卿，以次己位，郑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俭者，从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毙之。逐丰卷，戮子晰，郑乃大治。如导所为，知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俭，毙泰侈，以成其终也。以为贤于隗、亮则可，以论晏子、子产则远也。
【祖逖】
敌国相图，必审于彼己。将强敌弱，则利于进取；将弱敌强，则利于自守。违此二者，而求成功，难矣。东晋渡江，以江淮为境，中原虽屡有变，而南兵不出，出亦无功，皆夷狄自相屠灭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为北伐之计，石虎之老也，庾翼为徙镇之役，皆无成而死。及苻坚之败，谢安父子乘战胜之威，有席卷之意，终以兵将奔溃，无尺寸之得。其后宋文自谓富强，以兵挑元魏，梁武志于并吞，失信于高氏，陈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继之以败亡，何者？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毙，中原大乱，晋人皆谓北方不足复平，而蔡谟独以为忧，或问其故，谟曰：“夫能顺天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诸人，皆不办此。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财殚力竭，终将何所至哉！吾见韩卢、东郭，俱毙而已矣。”至哉此言，实当时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国，惟桓温东讨慕容，西征苻健，兵锋所及，敌人震动。及宋武破广固，陷长安，所至荡定，有吊伐之风。此二人者，诚非常将也。然桓温终以败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禅代，未能定秦，狼狈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晋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于帝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衅，毒流中原耳。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诚能奋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郡国豪杰，必有应者，沉溺之士，喜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也。”帝以逖为豫州刺史，使进屯淮阴。逖兵力甚弱，乃铸造兵器，招合离散，稍诛锄叛涣，复进据谯，然未尝为深入计也。石勒遣兵攻逖。逖辄就破其众。每于兵间，勤身节用，礼下贤俊，怀抚初附，专以恩信接人，不尚诈力，故人争为之用。自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虽石勒之强，不敢以兵窥其境。逖母葬成皋，勒使人修其墓，复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许其市，通南北之货，多获其利。方将经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拥节直据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盖敌强将弱，能知自守之为利者，唯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为进取，而后可以言进取也哉！
【苻坚】
苻坚、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虽齐桓、管仲，不能过也。猛之将死也，坚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吴越，然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雠，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宁社稷。”言终而死。坚不能用，卒大举伐晋，败于淝上，归未及国，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国而姚苌叛之，地分身死，终毙于二人之手。故后世皆多猛之贤，而咎坚之不明。吾尝论之，坚虽有伯者之略，而怀无厌之心，以天下不一为深耻，虽灭燕定蜀，并秦、凉，下四域，而其贪未已，兵革岁克，而不知惧也。晋虽微弱，谢安、桓冲为之将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晋，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论之人情，虽内无垂、苌之衅，而坚之败，必不免矣。然坚以夷狄之余，而有帝王之度，其灭慕容、姚苌，收二姓之子弟，录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满中外，凡其旧臣无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则以渐除之，如猛之计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则坚之意，未必过也。《大雅》之称文王曰：“殷之子孙，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将于京。厥作将，常服黼■。”文王用人，其广如此，而坚何尤焉！德虽不若文王，而窃慕焉，顾其所以处之何如耳。文、武既没，周公、成王之际，殷之遗孽，犹与管、蔡间周之隙，曰：“予复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迁其顽民于洛邑，保厘东郊，作《多士》而抚宁之，所以虑其变者至矣。至君陈毕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师之，故康王之命毕公曰：“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然犹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由此观之，文王之用殷人，岂苟然而已哉！今坚畜养豺虎于其腹心，而贪功务胜，不顾其后，宜其毙于垂、苌也哉！使坚信猛之策，南结邻好，戢兵保境，与民休息，虽有垂、苌百人，安能动之。文王虽未可觊，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
东汉之衰，曹公始践五伯之迹，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志本欲尽扫群雄而后取汉耳。既灭二袁、吕布、刘表，欲遂取江东而不克，既破马超、韩遂，欲并举巴蜀而不果，再屈于吴、蜀，而公亦老矣。于是董昭进九锡之议，幡然听之，而桓、文之业，至此尽矣。然方是时，公在河朔，而汉都许昌，虽使主盟诸夏，而不废旧君，上可以为周文王，下亦不失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锡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至司马仲达父子，其势盖与公异矣。拥兵天子之侧，固已不顺，既杀王凌，害诸葛诞，非人臣矣。又降刘禅，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锡耳。虽欲复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诛桓氏，收遗晋而封植之，又克谯纵，执慕容超，逐卢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锡，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长安也，中原震恐，元魏虽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虽关中之唇齿，而不敢争。此其智力有余，足以有为之时也。若能因其兵势，据秦、陇之形胜，引吴、越之饶富，以经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势，则王伯之功可冀，顾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业，发九锡之议。刘穆之死，南方无复可托，虽已入秦，而无留秦之意，举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连勃勃乘之，兵将死者过半，狼狼而反，仅乃得脱。以帝之明，非不知诸将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虑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业，而俯从司马父子攘窃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古之为国，必具此四者，而后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无敌于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归，以求九锡之淫名，尚可以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业止于是也。
【宋文帝】
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齐，国人不顺。其大夫里克杀奚齐、卓子而纳惠公，《春秋》皆以弑君书之矣。惠公既立，而杀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书曰：“晋弑其大夫里克。”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称国以杀，杀无罪也。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齐、卓子之立，以淫破义，虽已为君，而晋人不君也。既已为君，则君臣之名正，故里克为弑君，而国人之所不君则势必不免。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齐崔杼异矣。虽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里克之罪，犹可议也。惠公以弑得立，而归罪于克，以自悦于诸侯，其义有不可矣。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国人恶之，敌人怨之，兵败于秦，身死而子灭，至其谋臣吕甥、却称、冀芮皆以兵死，盖背理而伤义，非独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托国于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议将废之，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乃先废义真，而后废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惧，羡之、亮内秉朝政，晦出据上流，为自安之计，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不以贼遗君父，无负于国矣。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恶羡之、亮据其迳路，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帝遂决意诛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是时宁子已死，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称首。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是岁皇子劭生。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华、宁之子孙无闻于世，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亦并死于劭。於乎，天之报人不远如此。不然，晋惠公、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何哉？谢晦将之荆州，自疑不免，以问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学《春秋》而意与之合。太史公有言：为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宋之君臣，诚略通《春秋》，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徐、傅、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后，虽召公、毕公之贤，君子不以为知道者。至春秋之际，管仲、晏子、子产、叔向之徒，以仁义忠信成功于天下，然其于道则已远矣。孔子出于周末，收文、武之遗，而得尧、舜之极，其称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尝自谓我下学而上达者。于其门人，惟颜子、曾子，庶几以道许之。一时贤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称孔子既见老子，退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云气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体道而不婴于物，孔子至以龙比之，然卒不与共斯世也。舍礼乐政刑而欲行道于世，孔子固知其难哉！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兴区区一隅，招延缁素，译经谈妙，至者凡数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继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尝见，至舍身为奴隶，郊庙之祭，不荐毛血，父子皆陷于侯景，而国随以亡。议者观秦、梁之败，则以佛法为不足赖矣。后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劝帝斥去僧徒，毁经坏寺，既灭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长生，徇道士之私，夷佛灭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议者观魏、唐之祸，则以佛法为不可牾矣。二者皆见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气养心，其高不可婴，其洁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将望而警之。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绝；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道之于物，无所不在，而尚可非乎？虽然，蔑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也哉！
【唐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谋发于太宗，诸子不与也。及克长安，诛锄群盗，天下为一，其功亦出于太宗。盖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归向，其在太宗者审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长立建成，建成当之不辞。于是兄弟疑间，卒至大乱。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后武氏之乱，废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长子宪为太子矣。及中宗之复，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韦氏之乱，临淄以兵入讨，睿宗践祚，而唐室复安。又将以长立宪，宪辞曰：“时平，先长嫡；国乱，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难，敢以死请。”睿宗从之，而后临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贤，而不免于争夺。玄宗之贤，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则宪之让贤于人远矣。吾尝论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长，非专其私也，以为立嫡以长，古今之正义也。谓之正义，而不敢违，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舍太伯、仲雍而立季历，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兴。诚天命之所在，而吾无心焉，乱何自生。虽然，太伯奔吴以避王季，亦畏乱故尔。废长而立少，虽圣贤犹难之，宪与玄宗兄弟相安，终身无间言焉，盖古今一人而已乎！
【唐太宗】
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然传子至孙，遭武氏之乱，子孙为戮，不绝如线，后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观之，惜乎其未闻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淮、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及将死，有云如众赤乌，夹日以飞三日。王使问周史，史曰：“其当王身乎！若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亦弗。孔子闻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吾观太宗所为，其不知道者众矣，其能免乎？贞观之间，天下既平，征伐四夷，灭突厥，夷高昌，残吐谷浑，兵出四克，务胜而不知止。最后亲征高丽，大臣力争不从，仅而克之，其贤于隋氏者，幸一胜耳。而帝安为之，原其意，亦欲夸当世、高后世耳。太子承干既立十余年，复宠魏王泰，使兄弟相倾。承干既废，晋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异日传位晋王，疑不能决，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间，以爱故轻予夺至于如此。帝尝得秘谶，言唐后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问李淳风，欲求而杀之。淳风曰：“其兆既已成，在宫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无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必不能绝李氏，若杀之复生壮者，多杀而逞，则子孙无遗类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犹以疑似杀李君羡。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杀人弭之，难哉！帝之老也。将择大臣以辅少主。李起于布衣，忠力劲果，有节侠之气，尝事李密，友单雄信。密败，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废旧君之礼。雄信将戮，以股肉啖之，使与俱死。帝以是为可用，疾革，谓高宗：“尔于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仆射。”高宗从之。及废皇后，立武昭仪，召与长孙无忌、褚遂良计之，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不可。他日见，帝曰：“将立昭仪，而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曰：“此陛下家事，不须问外人。”由此废立之议遂定。，匹夫之侠也，以死徇人不以为难，至于礼义之重，社稷所由安危，不知也。而帝以为可以属幼孤，寄天下，过矣！且使信贤，托国于父，竭忠力以报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复之，而后可哉！挟数以待臣下，于义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过也。苟不知道，则凡所施于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虽失国而必复。太宗惟不知道，虽天下既安且治，而几至于绝灭。孔子之所以观国者如此。
【狄仁杰】
母后临朝，据人君之地而私其亲。有志之士，将欲正之，常患不克。汉吕后欲王诸吕，王陵以高帝旧约争之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背之不可。”言虽直，不见省。陵幸而不死，亦废不用。唐武后废庐陵王，立豫王。豫王虽在位，未尝省天下事。徐敬业为之起兵于外，裴炎争之于内，皆不旋踵为戮。何者，位尊权重，臣下所无奈何，势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陈平听张辟疆计，封王诸吕，吕后安之。故平与周勃得执将相之柄，以伺其间。后复听陆贾，交欢周勃。将相之权不分，故周勃得入北军，左袒一呼，而吕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称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杀天下豪俊，志得气满，以为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杰虽为宰相，而未尝一言。及后欲以三思为太子，访之大臣，仁杰乃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顷匈奴犯边，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庐陵王，不旬浃得五万人。今欲立嗣，非庐陵不可。”后怒罢议。久之，复召问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锋刃，百战以有天下，传之子孙。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余年矣，又欲以三思为后，且母子与姑侄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血食于太庙。三思立宫庙，无姑之礼。”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于房州而立之。盖王陵、裴炎迎祸乱之锋，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废则死。陈平、狄仁杰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与国俱全。惟吕后无子，亲止于侄，故没身而后变。武后有子，母子之爱，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复。由此观之，陈、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缓得之也。然庐陵既立，而张易之、昌宗未去。仁杰犹置之不问，复授之张柬之，俟其恶稔而后取。岂以祸乱之根生于母子之间？不如是，则必至于毁伤故耶！老氏有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栾城后集卷十一
◆历代论五
【唐玄宗宪宗】
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齐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竖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争立，伯业随毁。盖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于忧患厄困之中，知贤人之可任以排难，则勉强而从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祸难既平，国家无事，则其心之所安者佚乐，所悦者谀佞也，故祸发皆不旋踵，若合符节。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终用长孙无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俭节用，去冗官，节浮费，内无宫掖侈靡之奉，旁无近幸赐予之失。贞观之治，斯已过半矣。持书御史权万纪尝言：“宣饶部中凿山冶银，岁可取数百万缗以佐国用。”帝怒骂曰：“吾所乏忠言嘉谟，有益于民者耳！汝为御史，不能进贤退不肖，而讠木吾以利，岂谓我汉桓、灵耶？”斥去不用。于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贞观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卢怀慎、苏，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然玄宗方用宋，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后虽以公议罢去，而思之不已，谓宰相曰：“公等暴融恶，朕已罪之矣。然国用不足，将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坚、杨慎矜、王钅共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宪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还朝，而程异、皇甫皆以利进。度三上书极论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台池宫观以自娱乐，异、揣知其意，数贡羡财以顺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皆相。不三年而祸发于宦官。盖玄宗在位岁久，聚敛之害遍于天下，故天下遂分。宪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祸止于其身。然方镇之强，宦官之横，遂与唐相终始，可不哀哉！呜呼，太宗之恭俭，所忍无几耳，而福至于不可胜尽；玄、宪之淫佚，所获无几耳，而祸至于不可胜言。而世主终莫之悟，覆车相寻，不绝于世，盖未之思欤？
【姚崇】
唐史官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长也，然应变者要不失正而后可。孟子有言：“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复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无足为者。虽然，以水济水，后将有不可食者。开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视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群臣多不以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为息。捕蝗虽古之遗法，然遇灾而惧，修德以答天变，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专以捕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亲吏赵诲以赇死，崇惧还政。时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坏。宰相宋、苏皆言三年丧未终，不可巡幸，坏压之变，天戒也。请罢东巡，修德以答至谴。帝以问崇，崇曰：“此苻坚故殿也，山有朽坏而崩，水蠹而折，理无足怪，但坏与行会，非缘行而坏也。今关中无年，馈饷劳弊，出幸东都，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已具，请车驾即东，而迁神主太极殿，更作新庙，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复相。开元末，帝在东都，欲还长安，裴耀卿等皆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独曰：“二都本东西宫耳，车驾往来，何用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崇建东幸之计，林甫献西还之议，其意同耳，孰谓崇独贤乎？从崇之议，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庙，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讳，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后崇、既没，玄宗愈老，愈轻蔑群臣。方任张九龄，而废太子瑛；用牛仙客，则听李林甫；方嬖杨国忠，而纵安禄山，则用辅ギ琳，专以适己为悦。类崇有以启之也，故吾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厉精政事，姚崇、宋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开元之初，无妄之世也。无妄之为言，无一不正之谓也。君子之处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盖详其小，必废其大。古语有之：“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故《无妄》之二曰：“不耕获，不，则利有攸往。”其三曰：“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其五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夫必耕而后获，必而后，小人之所谓无妄也。而君子不然，于义可获，不必其所耕也，于道可，不必其所也，然后无所不行。今有失牛于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责得于邑人，其意亦以求无妄也，而邑人罹其横，故无妄之疾，虽勿药可也。药之，其损或有甚于病者。开元之初，虽号富庶，而户口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论之，请治籍外羡田逃户，命摄御史分行括实。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阳翟尉皇甫憬、户部侍郎杨，以为籍外取税，百姓困弊，得不偿失，而二人皆坐左迁。诸道所括，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然州县希旨，多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其名似是，而实失民心。浅言之，则失在求详，深言之，则失在贪利。时帝方以耳目之奉，责得于人，行之不疑，于是群臣争为聚敛，以迎侈心。天宝之乱，实始于此。吾观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贤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侥幸其利，以为进取之计。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贤相也，尝言：“吾在朝廷十有余年，无功可纪，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尝有一施行，持此聊以报国。”古之善言医者，患医之难，以为有病不服药，常得中医。盖良医不可必得，而愚医举目皆是。愚医类能杀人，而不服药者未必死。李公之言，盖类此也。
【陆贽】
昔吾先君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贽为贤。吾幼而读其书，其贤比汉贾谊，而详练过之。贽始以从官事唐德宗，老而为宰相，从之出奔而与之反国，弥缝其阙而济其危亡。比其老也，功业定矣，而卒毙于裴延龄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贽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无常，以巫医之明，而治无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袭三十年矣，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田悦惊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马燧、李抱真、李三将往迎其锋，胜负之势未决也。帝急于成功，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李怀光举朔方之众，五将萃于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兵连祸结，常赋所不能赡。于是为之抽贯算间，假贷商贾，空内以事外，关中已乱，而帝不知也。贽曰：“今两河、淮西为祸乱之首者，犹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间必有旁遭诖误、内畜危疑而计不能止者，未必皆处心积虑果于僭逆也，而况胁从之党乎？陛下若能招怀以礼，悔祸以诚，使来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获免，则谁愿复为恶者？纵有野心难驯，臣知从化者必过半矣。”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仓皇避寇，半年而归，帝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宣武刘士宁，以暴慢失众。其将李万荣因其出畋，闭门逐之。帝将命以其位，贽曰：“如士宁之恶，万荣弃而违之可也，讨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则不可。何者？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无辞者？若使倾夺之徒辄得其处，则四方诸将无复安者矣。且万荣构乱之日，诸郡守将固非其同谋也，一城士众亦未必皆其党也。方成败逆顺之势，交战于中，其肯损躯与之同恶乎？今若选命贤将，降诏军中，奖万荣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辑睦之义，例赐恩赏，使众知保安，则谁肯复助其乱？万荣纵欲跋扈，势亦无所至矣。”帝方苟安无事，竟亦不许。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贽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当。然其君臣之间异同至此，虽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会昌中，卢龙诸将，连害帅臣，最后张绛杀陈行泰。宰相李德裕以为河朔请帅，皆报下太速，故军得以安。若稍缓之，必且有变。既而，回鹘乌介可汗扰天德塞，军使张仲武请以本军击之。德裕问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举以为帅。张绛既为其下所杀，而仲武遂以功名终。德裕之谋，则贽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陈京、赵赞；而贽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龄。其祸皆出于聚敛之臣。贽之贤，非不知也。帝归自兴元，贽因事言曰：“齐桓公自莒入齐，伯业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为戒。卫献公自齐还卫，诸大夫逆诸境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逆于门者，颔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骄心之易生。齐、卫之君，陛下之蓍龟也。”贽言虽切，而帝终不改。吾以为使贽反国，而为鸱夷子皮浮舟而去，则其君臣之间，超然无后患，然后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
唐自宪宗以来，士大夫党附牛、李，好恶不本于义，而从人以喜愠，虽一时公卿将相，未有杰然自立者也。牛党出于僧孺，李党出于德裕，二人虽党人之首，然其实则当世之伟人也。盖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气胜。德与才不同，虽古人鲜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长，而不为党，则唐末之贤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杨志诚逐其将李载义，帝召问计策，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也。范阳自安史后，不复系国家休戚。前日刘总纳土，朝廷糜费且百万，终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实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犹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及武宗世，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复杀行泰以求帅。德裕以为河朔命帅，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计，迁延久之，擢用张仲武，而绛自毙。僧孺以无事为安，而德裕以制胜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异，较之德裕则优矣。德裕节度剑南西川，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降。维州，西南要地也。是时方与吐蕃和亲，僧孺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不害其强。今方议和好，而自违之，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变次之。彼若来责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东袭、陇，不三日至咸阳，虽得百维州何益？”帝从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诛之。德裕深以为恨，虽议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为边患，几终唐世，则僧孺之言非为私也。帝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ゥ，虽未及全盛，亦足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人。吾以是知其皆伟人也。然德裕代僧孺于淮南，诉其干没府钱四十万缗，质之非实。及在朱崖，作《穷愁志》，论周秦行纪，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迁于循，老而获归，二子蔚、丛，后皆为名卿。德裕没于朱崖，子孙无闻，后世深悲其穷，岂德不足而才有余，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韬】
国无衅，而后可以伐人。冒衅以伐人，敌无衅则己受其灾，敌有衅则我与敌皆毙。楚灵王残民以逞，举思乱之民以伐吴。吴不可动，而弃疾攻之，若升虚邑，灵王遂死于外。齐王贪而好胜，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齐国之既病，燕师乘之，遂以失国。自古冒衅以攻人，其祸如此矣。唐庄宗勇而善战，与梁人夹河相攻，十战九胜，涉河取郓，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诸国。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敌之后，幸一日之安，沉湎声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乱其政，府库之积罄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国有土崩之势而不知也。一时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识安危之几者。惟枢密使郭崇韬，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见听，求去而不见许，中外佞幸视之仄目。崇韬深病之矣。时方欲伐蜀，崇韬欲立大功，为自安之计，议以魏王继岌为元帅，而己为之副，将兵六万以出。兵不逾时，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敌制胜之功可谓盛矣。然崇韬知蜀之易与，而不知唐之已乱，挈其良将劲兵，西行数千里，虽立大功，而不免谗死于蜀。征蜀之兵未还，而赵在礼为乱河朔。明宗北征，遂与在礼皆反，帅兵南向，克汴入洛，遂无一人能御之者。向使西师不出，蜀虽未下，而京师有重兵，崇韬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动，则庄宗不亡。崇韬不死，祸福未可知也。嗟乎ｇ韬冒衅以伐人，蹈齐之祸，而以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学也。
【冯道】
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仇，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子贡以为不仁，问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许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于管子者，无其功耳。晏婴与崔杼俱事齐庄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卒事景公。虽无管子之功，而从容风议，有补于齐，君子以名臣许之。使道自附于晏子，庶几无甚愧也。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发，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灭晋，耶律德光见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顾夷狄不晓以庄语，乃曰：“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罢杀戮，中国之人赖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师。隐帝已没，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辞。太祖意沮，知汉未可代，乃立湘阴公为汉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语。公毋使我为妄语人？”太祖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汉。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
【兵民】
事固有出于不得已，而为后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蓟二也。何谓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则付之禄，随其精粗，适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资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读《诗》《书》，执射御，习书计，高可以治人，下可以为役，而禄从之矣。农工商贾，服田畴，通货贿，运机巧，上可以雄里闾，下可以养亲戚，而利从之矣。有人于此，才力过人，操行凡鄙，上不能为吏，下不能为民，天畀之才，而无以资之，婴之以劳苦，迫之以饥馑，不群起为盗，则无以求济其欲，此势之所必至。自秦、汉以来，天下未尝无是患也。唐衰而府卫之兵废，朝廷有禁兵，藩镇有衙兵。兵、民之分，盖渐于此。及五代之际，而黥涅之兵分布内外，于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赋以养兵，兵尽其力以卫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劳，更相为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于出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荡无著之人，一隶于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俯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则学弓剑，出则效首级，积岁月以取禄位，有其才必得其养。气类相从，凡凶人勇夫，皆萃于军中，然后人人各得其归。故虽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宁，而盗贼不起，较之汉、唐之间，十不三四，天下阴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尽养兵，而又较版图，数丁口，使之执干戈，习战阵，夺其农时，而齐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责其效死以报国，求信其私说而不恤后害。呜呼，其亦未之思欤？
【燕蓟】
何谓割燕、蓟之利？石晋始以燕、蓟之地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体以奉之，虽号为创业，而日不遑给，出帝不胜其诟，未有以待之，而轻犯其怒，遂以亡国。是时，割地之害深矣。至于本朝，乃见其利。真宗皇帝亲御六师，胜虏于澶渊。知其有厌兵之心，稍以金帛啖之。虏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为中国之敌。汉文帝待之以和亲，而匈奴日骄。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谓之天之骄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过于汉文帝，而虏弭耳驯服。则石氏之割燕、蓟利见于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据有全燕，擅桑麻枣栗之饶，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敛其人，利尽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给予之厚。贾生所谓三表五饵，兼用之矣。被毡饮乳之俗，而身服锦锈之华，口甘曲蘖之美，至于茗药橘柚，无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俯首奉约，习为礼义。吾无割地之耻，而独享其利，此则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宝之乱，朔方、河陇之兵起而东征，吐蕃乘虚袭据郡县。唐内苦藩镇皆叛，置而不问，百年之间，兽心猖狂，无复顾忌。理极而变，部族内溃，而唐土遗黎解辫内向，中原未尝血刃，而壤土自复。今吾不忍涂炭生民，而以皮币犬马结异类之欢，推之天理，倘亦有唐季吐蕃之变乎？
●栾城后集卷十二
◆颍滨遗老传上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见先生而叹曰：“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子必不负吾志。”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曰：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屑，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谓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辙告之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必用，州县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介甫意合，即谓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卢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君独来见，何也？”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阳叔曰：“君意谓如何”？对曰：“昔嘉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阳叔曰：“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阳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至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札子，乞催之。”惠卿觉非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之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复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夫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和歙绩溪。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明年，至京师，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欲革弊事，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皆在位，窥伺得失，中外忧之。辙言曰：
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屑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俞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祚，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屑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屑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罢黜屑，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屑，而置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屑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复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吕惠卿始谄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后势钧力抗，则倾陷介甫，甚于仇雠，世尤恶之。时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不预贬窜。辙具疏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之。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说为《诗书新义》以考试天下士，学者病之。君实改为新格，而势亦难行。方议未定，辙言：“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牙磐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若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又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式。然后徐议元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众皆以为便，而君实始不悦矣。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
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或祭神州地。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职者以为当。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国虽屡遣使，而未修职贡。二年，夏始来贺登极，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然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
顷者四人虽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是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使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今议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复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于是朝廷许还五寨，夏人遂服。辙寻迁起居郎，为中书舍人。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初，元丰中，河决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因导之北流。水性已顺，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岁有决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微仲、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知之。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浅，异日或从北界入海，则河朔无以御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诸公莫能夺。吕晦叔时为中书相，辙间见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与先帝？”晦叔惊曰：“君何言欤？”对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晦叔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辙迁户部侍郎，尝因转对言曰：
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畜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画，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当以例物招置，而出军衣粮，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户部亦有赖矣。朝廷重违近制，卒不能改，寻又言：
臣谨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恐合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昧死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富，其道无由。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举，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昔嘉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分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朝廷以为然，从之，惟都水监仍旧。辙自为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辙兼领其事。吏有白中孚者，进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其言遍问属官，皆莫应。独李之仪对曰：“是诚可为也。”即与之仪议之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诸公以为然，遂申尚书省，取诸司两月生事。诸司吏皆疑惧，莫肯供，再申，乞榜诸司，使知所立额，俟他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即有减损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微仲大喜，欲攘以为己功，以问三省吏，皆莫晓。有诸司吏任永寿者，颇知其意。微仲悦之，于尚书省创吏额房，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小人无远虑，而急于功利，即背前约，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之类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专之，不复经三省。法出，中外汹汹，微仲既为御史所攻，永寿亦以恣横赃污，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众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略依本议行下。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余杭，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寻又兼权吏部尚书。未几，奉使契丹，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伏苓赋》等，虏中类相爱敬者。
●栾城后集卷十三
◆颍滨遗老传下
还朝，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悦。所荐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
其一曰：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窃观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预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于《周易》，所论尤详，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后》；二阴在下，其卦为《遁》。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于反复。故《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札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先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仿佛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欣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若无所措。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协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未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惟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无迹。可见之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执于廉前读之，仍谕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辙复奏曰：
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驰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不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苟存至诚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繁，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Ｓ〗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铖。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已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余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法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钱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及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借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岂不休哉。然大臣怙权耻过，终莫肯改。比辙为执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左正言姚π亦言不当，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谓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皆不应。及帘前，微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上有黾勉从之之意，辙奏：“前日除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势一合，非独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难耐何矣！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静。”诸公遂卷除目持下。辙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论此事，圣意似以臣言为然。今未及一年，备位于此，若遂不言，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辙上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逾年迁门下侍郎。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他，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盖是时所争议，大者有二：其一，西边事。其二，黄河事。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之，本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朝廷隐忍不问，即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且再犯泾原。四年，乃复来贺坤成，且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议未定，先以岁赐予之。寻觉不便，乃于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约。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又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随即平汤。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又擅招蕃部千余人。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力言其非，乞罢育、谊，更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为是，而大臣主之。辙面奏：“此辈皆大臣亲旧，不忍坏其资任，虽其同列，亦不敢异议。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当时德音宣谕，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主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得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其所为，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韩维专恣太甚，范纯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之意，盖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极以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挑掘所争崖，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急移近里堡寨，于界上修筑，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诸公会议都堂，辙谓微仲：“今欲议此事，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此理最为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寨，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非所赐城寨，指谓延州、塞门、义合、石州、吴堡、兰州诸城寨，通远军定西城。〉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黾勉见从。要约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见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虽欲不顾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圣谓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说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固执。”辙曰：“相公必欲用兵，须道理十全。敌人横来相加，势不得已，然后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诸公乃许不从熙河之计。明日，面奏之，辙曰：“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挥，亦不至大段不直。”辙曰：“熙河帅臣，辄敢生事奏乞，不守诚信。乘夏人抽兵之际，移筑堡寨。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至秋深马肥，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诸人皆言：“今已不许之矣。”辙曰：“臣欲诘责帅臣耳，若不加诘责，或再有陈乞。”诸人皆曰：“俟其再乞，诘责未晚。”宣仁后曰：“边防忌生事，早与约束。”诸人乃听。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界，杀十余人。辙曰：“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不听。既又以防护打草为名，杀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还生口，因奏其事。辙曰：“边臣贪冒小胜，不顾大计，极害事。今送还九人，甚善。可遂戒敕边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已责降一行人，足以为戒。”辙曰：“李仪深入，以败事被责。兰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将谓朝廷责其败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朝廷乃议绝岁赐，禁和市，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命熙河进筑定远城。夏人不能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