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妇人者，太姒也。”然则武王盖臣其母乎？古者，妇人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春秋》书鲁僖公之母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衤遂。”太姒虽母，以九人故，谓之臣可也。或问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郑公孙夏无足言者。”盖非所问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复国，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贤，而疑其不利楚国。使圣人之功不见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众矣，孔子未尝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为鲁大夫，邻国有弑君之祸，而恬不以为言，则是许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与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犹告，以为虽无益于今日，而君臣之义，犹有儆于后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逼，常欲以越伐鲁而去之。以越伐鲁，岂若从孔子而伐齐？既克田氏，则鲁公室自张，三桓将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为不然，古之君子，将有立于世，必先择其君。齐桓虽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无有也，然后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诚克田氏而返，将谁与保其功？然则孔子之忧，顾在克齐之后，此则孔子之所不为也。孔子以礼乐游于诸侯，世知其笃学而已，不知其他。犁弥谓齐景公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卫灵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犹犁弥也，久而厌之，将傲之以其所不知，盖问陈焉。孔子知其决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诚用之，虽及军旅之事可也。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万物，诚得其人而用之，无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虽存，七尺之躯有不能充矣，而况其余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难焉？盖知不义之可恶，而欲以小惠徼誉于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难也。古之教人必以学，学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达，知其道也；小人下达，得其器也。上达者，不私于我，不役于物。故曰：“君子学道则爱人。”下达者知义之不可犯，礼之不可过。故曰：“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虽至于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则无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有道者不知贫富之异，贫而无怨，富而无骄，一也。然而饥寒切于身而心不动，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忠信、泛爱而亲仁，皆其质也。有其质矣，而无学以文之者，皆未免于有过也。故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质也，而无学以文之，则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质如孔子不知学，皆六蔽之所害，盖无足怪也。人生于欲，不知道者，未有不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始学者，未可以语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于《周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礼，以礼济欲。夫是以乐而不淫，始学者安焉，由是以免于蔽。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者也欤？”言欲之蔽也。古之传道者必以言，达者得意而忘言，则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则言可畏也。故曰：“予欲无言，圣人之教人亦多术矣。行止语默，无非教者。”子贡习于听言，而未知其余也，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岂无以感而通之乎？卫灵公以南子自污，孔子去鲁从之不疑。季桓子以女乐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仇。子瞻曰：“卫灵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为不然。孔子之世，诸侯之过如卫灵公多矣，而可尽去乎？齐人以女乐间孔子，鲁君大夫既食饵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则坐待其祸，无可为矣，非卫南子之比也。君子无所不学，然而不可胜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后可。志无所一，虽博犹杂学也。故曰：“博学而笃志。”将有问也，必切其极，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妇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圣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问而近思。”君子为此二者，虽不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栾城三集卷八
◆杂说九首
【易说三首】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谓道，何谓性，请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者，性之异名也；性之所寓也。道无所不在，其在人为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乐，特未有以发耳。及其与物接，而后喜怒哀乐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节者，皆善也。所谓一阴一阳者，犹曰一喜一怒云尔，言阴阳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为天地，敛而为人。言其散而为天地，则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其敛而为人，则曰“成之者性”，其实一也。得之于心，近自四支百骸，远至天地万物，皆吾有也。一阴一阳，自其远者言之耳。“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数也？曰：一气判而为天地，分而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数，虽圣人不能加损也。及文王重《易》，将以揲蓍，则取其数以为著数，曰大衍之数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数，而取其五十云尔，用于揲蓍则可，而非天地行之全数也。故继之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中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数，古之圣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参阴阳，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蓍数之所及也。及子瞻论《易》，乃以蓍数之故而损天地五行之全数以合之。为之说曰：“大衍之数五十者，五不特数，以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则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则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见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见于四时，而土不特见。”“故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夫五行迭用于四时，其不特见者均也。谓士不特见，此野人之说也。今谓五行之数止于五十，是天五为虚语、天数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数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数，既不得特见，而其成数又以水火木金当之，是土卒无生成数也。使土无生成数，同天地之数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数，人之所不与也。今也欲取则取，欲去则去，是以意命五行也。盖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于下，天运于上，则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则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阴阳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论，非臆说也。且十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赖以成，而土之赖于四行者少，其实可视而知，不可诬也。今将求合蓍数而黜土，其为说疏矣。“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常简以知阻。”干之健，坤之顺，皆其财之自然也。譬如鸟之能飞，鱼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干以其健济天下之险，坤以其顺济天下之阻，皆有余矣。然而或亦不济，如鸟之能飞而困于弋，鱼之能游而毙于网，健顺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险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强弱，有远近，有高下，有好恶，有向背，有取舍，此争之端而险阻之所出也。方其不争，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顺，无不济也。遇其方争，健能胜之，顺能说之，尚可也。不能胜，不能说，而险阻作矣。然则何为而可？《易》曰：“夫干确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简矣。”健而无心者，其德易，其形确然；顺而无心者，其德简，其形ㄨ然。易简积于中，而确然ㄨ然者著于外，吾信之，物安之，虽险阻在前而无不知，知之至同涣然冰释，无能为矣。此则易简之功，而非健顺之所及也。《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则吾何为哉？亦位于其中而已矣。
【洪范五事说一首】
昔禹观《洛书》而得九畴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畴之源本也。汉刘向父子始采诸儒之说而作《五行传》。其论五事，失其实者过半，后世因之。予以为不然，乃为之说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后，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后，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为先后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声气继之；形气具，而视听继之。形气、视听具，而喜怒哀乐之变至；喜怒哀乐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乐之未至，则无思也，无为也。无思无为则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为貌，声气为言，且为视，耳为听，心为思，此五事之所以为先后也。畜为五藏，发为五事，以应五行。故脾之发为貌，而主土；肺之发为言，而主金；肝之发为视，而主木；肾之发为听，而主水；心之发为思，而主火。自黄帝以来，知医者言之详矣。舍此则无以治病，无以生杀人也。汉儒之说，以言为金，以听为水，则亦既得之矣。至于以貌为木，以视为火，以思为土，则不可。何以言之？土之为物，形色先具，而水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实为脾。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土之属而脾之余也。此佛之所谓地大者也。其于人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肃，肃则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则能胜水，故其休征时雨。肃之反为狂，狂则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则不能胜水，故其咎征常雨。肺之于人，气之所从出入也。方其有气而未声，则无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气至于有声，声成言，言出而物从之矣。故言之德从，从之至。《语》曰：“出辞气斯远鄙悖矣。”《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言之能，如之能，出而物莫之违也。物之有声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则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征时。之反为僭，僭则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征常。物之能视者，有待于日，日入则视无以致其用。及其升于东方，然后视者皆明。木位于东，而日之所从见也。故视主于木，而木为肝，视之德明，明之至皙。皙则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征时燠。皙之反为豫，豫则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征常燠。目施明于外者也，耳纳聪于内者。明施于外则为燠，聪纳于内则为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无所不容，故其德聪。聪之至则谋，谋则水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征时寒。谋之反为急，急则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征常寒。心虚而应物者也，火无形而离于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无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及其至也，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于无思。则复于性矣。复于性，则出于五事之表，此圣人所以参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圣。其功行于万物，无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风亦然。《易》曰：“自火出家人。”圣则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征时风。圣之反为蒙，蒙则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徽常风。此五者《洛书》之本说，与黄帝之遗书合，医者由之，至于今不变。而汉之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诗病五事】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汉高帝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土兮守四方？”高帝岂以文字而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发于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诗反之曰：“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老杜赠白诗有“细论文”之句，谓此类也哉。《大雅·绵》九章，初诵太王迁豳，建都邑、营宫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始及昆夷之怨，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贼时，有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诗人咏歌文武征伐之事，其于克密曰：“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其于克崇曰：“崇墉言言，临冲闲闲。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其于克商曰：“维师尚父，时惟鹰扬。谅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极于此矣。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肋。次及其徒，体号柱。末乃取辟，骇汗如泻。挥马纷纭，争切脍脯。”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卒，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圣人之御天下，非无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而已。非无巨室也，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矣。鲁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则至于失国。汉景帝患诸侯之强，制之不以道，削夺吴楚，以致七国之变，竭天下之力，仅能胜之。由此观之，大邦、巨室，非为国之患，患无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乱，法制明具，州郡无藩镇之强，公卿无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见于今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其诗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以俞，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ㄉ。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吕惠卿继之，作手实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于官，民知其有夺取之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朝廷觉其不可，中止不行，仅乃免于乱。然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栾城三集卷九
【书传灯录后】
予久习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终未了后从入路。顷居淮西，观《楞严经》，见如来诸大弟子多从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虽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数年于兹矣，而道久不进。去年冬，读《传灯录》，究观祖师悟入之理，心有所契，手必录之，置之坐隅。盖自达磨以来，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种生花之语。至六祖得衣法南迈，有明上坐者，追至岭上，知衣不可取，悔过求法。祖诲之曰：“汝谛观察，不思善，正恁么时，阿那个是明上坐本来面目。”明即时大悟，遍体流汗，曰：“顷在黄梅随众，实不省自己本来面目，今蒙指示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护持而已。及内侍薛简问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亦豁然大悟。予释卷叹曰：祖师入处傥大是耶？既见本来面目，心能不忘，护持不舍，则所谓下种也耶？譬诸草木种子，若置之虚不投地中，虽经百千岁，何缘得生？若种之地中，润之以雨露，之以风日，则开花结子，数日可待。六祖常谓大众：“汝等诸人，自心是佛，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于一切处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就其实。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决证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则治地法也。”予至此复叹曰：“祖师之言备矣！而人自不知，虽知未必能行，如予盖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习之尝问戒、定、慧于药山。药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须于高高山顶坐，深深海底行，如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洒。”予欲书此言于绅，庶几不忘也。凡诸方妙语，昔人有未喻者，予辄为释之，录之于左，凡十二章。大观二年二月十三日书。佛说法，有一女人忽来问讯，便于佛前入定。文殊师利近前弹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网明菩萨，能出此定。”须臾，网明便至，问讯佛了，去女人前，弹指一声，女人便从定而起。颍滨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虽是文殊亲托往梵天，也出不得。无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弹指便了。”僧问老宿：“师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审全个甚么力？”老宿曰：“不欺之力。”颍滨老曰：“师子捉兔时，亦全用一个师子力，捉象时，亦全用一个师子力。不为兔小象大而有差别。若有差别，则物有大于象者，师子捉不得矣。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针锋，举一枣叶，即此理也。”僧举教云：“文殊忽起佛见法见，彼佛摄向二铁围山。”五云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见法见，我与点两碗茶，且道赏伊罚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颍滨老曰：“摄向铁围山，令知起见之非；与他茶吃，令他识本来处。与教意异而不异。”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问：“彼中佛法云何？”保福曰：“有时示众道。塞却你眼，教你觑不见；塞却你耳，教尔听不闻；坐却你意，教你分别不得。”地藏曰：“吾问你，不塞你眼，见个什么？不塞你耳，闻个什么？不坐你意，作么生分别？”或人问：“此二尊宿意为同为不同？”颍滨老曰：“六根为物所塞，为物所坐；则不见自性，不闻自性，不闻自性，不能分别自性。若不为物所塞，不为物所坐，则可以闻见自性，分别自性矣。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诘，故复混而为一。’一则性也。凡老子之言与佛同者，类如此。”邓隐峰在马师会下。一日，推土车，马师展脚路上坐，峰曰：“请师收足。”马曰：“已展不收。”峰曰：“已进不退。”推车直进，碾损马师脚。马归法堂，执斧子曰：“碾损老师脚底，出来！”引颈于前，马师乃置斧子。颍滨老曰：“马师展脚不收，执斧而问，二者皆以试验隐峰，临机见解耳。土车进退，于事初无损益，而直推不顾，此隐峰狂直之病也。若执斧问之，而缩颈畏避，则十分凡夫，无足取矣。犹能引颈而俟，则犹可取也。故其终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虽去来自在，而狂病犹未痊也。”南泉欲游庄舍，土地神先报庄主，庄主乃预为备。泉至，问曰：“安知老僧来？排办如此！”庄主曰：“昨夜土地神相报。”泉曰：“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觑见。”有僧便问：“既是善知识，因何被鬼神觑见？”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饭。”颍滨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谓得他心通，忠国师见而问之曰：‘老僧心在何处？’大耳曰：‘在西川看竞渡。’忠再问心在何处？大耳曰：‘在天津桥看弄胡孙。’及三问，大耳良久莫知去处。忠叱之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仰山闻而释之曰：‘前两度是涉境心，故为大耳所见；后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见。’今南泉欲游庄舍，而土地知之，亦见其涉境心耳，本无足怪者。南泉自谓修行无力，亦姑云尔。僧因其言而诘之，非识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饭，盖言前后皆涉境心耳。”仰山尝谓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作么生！”对曰：“正恁么时，是某甲放身命处。”仰山曰：“何不问老僧？”曰：“恁么时不见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恶，此六祖所谓本来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颍滨老曰：“在《周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体未得其用，故仰山以为未足耳。”长沙岭和尚尝遣僧问同参会老曰：“和尚见南泉后如何？”会默然。僧曰：“未见南泉时如何？”会曰：“不可更别有也。”僧回以告，岭有偈曰：“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盖亦贵其用耳。香岩闲师尝谓众曰：“如人在千尺悬崖，口衔树枝，脚无所踏，手无所攀。忽有人问西来意。若开口答，即丧身失命；若不答，又违问者。如何即是？”众无对。颍滨老曰：“我若当此时，便大开口答他西来意，不管丧身失命，管别有道理也。”玄沙备头陀谓众曰：“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只如妄聋哑三种病人，汝作么生接？拈槌竖拂，他且不见，共他说话，他且不开口，复哑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时虽有答者，备皆不肯。颍滨老曰：“三种病人，若只用诸方拈槌竖拂说话等伎俩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诸佛、菩萨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无物透不得，而况三种病人乎？玄沙之意，倘在是耳。非一时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德谦禅师尝到双岩，双岩长老问《金刚经》云：“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且道此经是何人说？”师曰：“说与不说且置，和尚唤什么作此经？”双岩无对。师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既以无为法为极，则又安有差别？且如差别是过不是过？若是过，一切贤圣尽有过。若不是过，决定唤什么做差别？”双岩亦无语。颍滨老曰：“佛本无经。此经者，此心也。佛惟无心，故万法由之而出。若犹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万法乎？四果十地，皆贤圣也。其所得法，各有浅深。然皆非无心，则不能得。故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如扁之斫轮，伛偻之承蜩，皆非无心，无以致其功。其以无致功，则与贤圣同。而其功之大小，则与贤圣异。贤圣之有差别，尽无可疑者也。’”经所谓以无为法者，谓以无而为法耳，非谓有无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来，皆读作无为之法，盖僧家拙于文义耳。杭州报恩院惠明禅师庵居大梅山，有二禅客至，师曰：“上坐离什么处来？”曰：“都城。”师曰：“上坐离都城至此山，则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则心外有法，少则心法不周。说得道理即住，不会即去。”二客不能对。又有朋彦上坐访师，师问：“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一时消陨。今天台嶷然，如何得消陨去？”朋彦亦无措。颍滨老曰：“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此理也。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一时消陨，亦理也。二理无可疑者。人能达此理，则去来之想盖，山河之碍灭，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为充满法界，消陨虚空矣。达者闻而信之，昧者疑之，则天台嶷然在前，未尝灭矣。”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尝访净慧禅师，会四众士女入院。净慧曰：“律中隔壁闻钗钏声，即为破戒，见睹金银合沓，朱紫骈阗，是破戒不是破戒？”师曰：“好个入路。”净慧称善。颍滨老曰：“隔壁闻钗钏声，而欲心动，安得不谓破戒？金银合沓、朱紫骈阗而心不起，安得谓之破戒？”
●栾城三集卷十
【记四首】
【遗老斋记】
庚辰之冬，予蒙恩归自南荒，客于颍川，思归而不能。诸子忧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侪之责也。”则相与卜筑，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萧然如野人之家。乃辟其四楹，加明窗曲槛，为燕居之斋。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颍滨遗老也，盍以“遗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从事于诗书，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应诏者。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自谓必以此获罪，而有司果以为不逊。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及宣后临朝，擢为右司谏。凡有所言，多听纳者。不五年，而与闻国政，盖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间与世俗相从，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虽号为得志，而实不然。予闻之乐莫善于如意，忧莫惨于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间，杜门却扫，不与物接。心之所可，未尝不行；心所不可，未尝不止。行止未尝少不如意，则予平生之乐，未有善于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学道而求寡过，如予今日之处遗老斋可也。
【藏书室记】
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盖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及其安之，然后申之以弦歌，广之以读书。曰：“道在是矣。仁者见之，斯以为仁；智者见之，斯以为智矣。”颜、闵由是以得其德，予、赐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农夫垦田，以植草木，小大长短，甘辛咸苦，皆其性也，吾无加损焉，能养而不伤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如孔子犹养之以学而后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傅说之诏其君，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而况余人乎？子路之于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于学，尝谓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非之曰：“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凡学而不读书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败，与所遇之可否，未有不为病者。虽然，孔子尝语子贡矣，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一以贯之，非多学之所能致，则子路之不读书，未可非邪？曰：非此之谓也。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日益之学求日损之道，而后一以贯之者，可得而见也。”孟子论学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心勿忘，则莫如学，必有事，则莫如读书。朝夕从事于诗书，待其久而自得，则勿忘勿助之谓也。譬之稼穑，”“为无益而舍之，则不耘苗者也；助之长，则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说考之，乃得先君之遗意。
【待月轩记】
昔予游庐山，见隐者焉，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犹日也，身犹月也。”予疑而诘也。则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为月。日出于东。方其出也，物咸赖焉。有目者以视，有手者以执，有足者以履，至于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无物不废，然日则未始有变也。惟其所寓，则有盈阙。一盈一阙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尝增也。入而死者，未尝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则有死生。一生一死者身也。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身与月皆然，古之治术者知之，故日出于卯，谓之命，月之所在，谓之身，日入地中，虽未尝变，而不为世用，复出于东，然后物无不睹，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为明。以日之远近，为月之盈阙，非身而何？此术也，而合于道。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予异其言而志之久矣。筑室于斯，辟其东南为小轩。轩之前廓然无障，几与天际。每月之望，开户以须月之至。月入吾轩，则吾坐于轩上，与之徘徊而不去。一夕举酒延客，道隐者之语，客漫不喻曰：“吾尝治术矣，初不闻是说也。”予为之反复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坟院记】
旌善广福禅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赠司徒坟侧精舍也。先公既壮而力学，晚而以德行文学名于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国太夫人，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有二子，长曰轼，季则辙也。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辙兄弟虽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几五十，乃始得还朝。兄气刚寡合，已入复出。辙碌碌无能轻重，五年而至尚书右丞，与闻国政，以故事得于坟侧建刹度僧，以荐先福。坟之东西四里许，有故伽蓝，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传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舍也。辙以请于朝，改赐今榜，时元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罪废，南迁海上。又六年，蒙思北归，兄至毗陵，以病没。辙中止颍川，不能归。又五年，前执政以黜去者，皆夺坟上刹。又二年，上哀矜旧臣，手诏复还畀之。坟之西南十余步有泉焉，广深不及寻，昼夜瀵涌，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辙南迁，而水日耗，至夺刹遂竭。父老来告，辙惕焉。疑获谴于幽明，徨不知所为。而手诏适至，泉亦氵翁然而复。山中人皆曰：“诏书乃与天通耶？”辙闻之，溯阙而拜，以膺上赐。久之，乃为之记，使世子孙知兹刹废兴所自，以无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护军、栾城县开国伯、赐紫金鱼袋苏辙记。
●栾城应诏集卷一
◆进论五首
【夏论】
圣人之道，苟可以安于天下，不求夫为异也。尧舜传之贤，而禹传之子。天下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之其子孙也。夫圣人之于天下，不从其所安而为之，而求异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浅邪？昔者汤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汤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为天下，而汤不能与其臣，武王不以与其弟，诚以为其子之才，不至于乱天下者，则无事乎授之他人而以为异也。而天下之人，何独疑夫禹载？今夫人之爱其子，是天下之通义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孙，人情之所皆然也。圣人以是为不可易，故从而听之，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乱。以至于尧，尧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举天下而授之人，此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而天下后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后世之所不能，而圣人独为之，岂以为异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贤而有异人焉，为异而震之，则天下皆将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尧舜之传贤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尧之丹朱，舜之商均，仅可以守天下，而尧肯传之舜，舜肯传之禹，以为异而疑天下哉？然则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为不足受也。使天下复有禹，而愚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启足以为天下故也。启为天下，而益为之佐，是益不失为伊尹、周公，而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盖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昔者尝闻之：鲁人之法，赎人者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赏，夫子叹曰：“嗟夫！使鲁之不复赎人者，赐也。”夫赎人而不以为功，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而其弊乃至于不赎。是故圣人不喜为异，以其有时而穷也。闵子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乐，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夏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取琴而鼓之，其乐ぅぅ然，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为贤。由此观之，圣人之行，岂求胜夫天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商论】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盖商之多贤君，宜若其世之过于周，而反不如；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盖常以为周公之治天下，务为文章繁缛之礼，以和柔驯扰天下刚强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而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之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窃常求之于《诗》《书》之间，见夫《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故夫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强者易以折，而其未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圣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长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长伏而短见。夫圣人惟能就其所长而用之也。是故当其盛时，天下惟其长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后世用之不当，其长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强，能以自奋者，常不能久。此商人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呜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盖不能使之无敝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奋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也。故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夺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强；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于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强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
【周论】
《传》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予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商周。盖尝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天下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生不相养，死不相葬，天下之人，举皆戚然，有所不宁于其心。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而饭土留，啜土，土阶三尺，茆茨而不翦。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而其精布于天下，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以为文于前世，而其后之人乃更以质也。是故祭祀之礼，陈其笾豆，列其鼎俎，备其醪醴，俯伏以荐思，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于是灌用郁鬯，藉用白茆，既沃而莫之见，以为神缩之也。体魄降于地，魂气升于天，恍惚诞谩，而不知其所由处，声音气臭之类，恐不能得当也。于是终祭于屋漏，绎祭于礻方，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荐之以滋味，重之以脍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后稻梁，先大羹而后庶羞，以为不敢忘礼，亦不敢忘爱也。丁宁反复，优游而不忍去，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谓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当然也。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遗文，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至于毫厘纤悉之际，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及周之亡，无下大坏，强凌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于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婚丧葬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为法也。
【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睢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籍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间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秦论】
秦人居诸侯之地，而有万乘之志，侵辱六国，斩伐天下，不数十年之间，而得志于海内。至其后世，再传而遂亡。刘季起于匹夫，斩艾豪杰，蹙秦诛楚，以有天下。而其子孙，数十世而不绝。盖秦、汉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无以相远也。然刘、项奋臂于闾阎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无一成之聚，一夫之众，驱罢弊适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以匹夫而图天下，其势不得不疾战以趋利，是以冒万死求一生而不顾。今秦拥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业，虽闭关而守之，畜威养兵，拊循士民，而诸侯谁敢谋秦？观天下之衅，而后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谁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万乘之资，而用匹夫，所以图天下之势，疾战而不顾其后，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刘、项之势，天下皆非吾有，起于草莽之中，因乱而争之，故虽驰天下之人，以争一旦之命，而民犹有待于戡定，以息肩于此。故以疾战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无背叛之志。若夫六国之际，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强服四海，不爱先王之遗黎，第为子孙之谋，而竭其力以争邻国之利，六国虽灭，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谋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势，而非所以承祖宗之业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尝闻之：周人之兴数百年，而后至于文、武。文、武之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诸侯犹有所未服，纣之众，未可以不击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贤，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溃。诚以为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勤劳不懈，而后能至于此，故其发之不可轻，而用之有时也。嗟夫！秦人举累世之资，一用而不复惜，其先王之泽，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为国，亦已惑矣。
●栾城应诏集卷二
◆进论五首
【汉论】
古之圣人，制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辞。天下之人，奇才壮士，争出其力，自尽于天子之下，而无所逃遁。此二者何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贤者为之也。仁人君子尽心以制天下之事，而无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乱，而无所不定。此其类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则其心常鳃鳃然，旷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业立，缺然反顾，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贤才，其才虽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贤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盖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争归之也。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资，以用力于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于无穷。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为无事乎其臣，臣以为无事乎其君，君无所用，以至于天下之不亲，臣无以用之，以至于茕茕而无所底丽，而天下始大乱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谁能以相从？惟其因天子之权而用之，是以虽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见天下之莫吾抗也，则以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为变哉？昔者西汉之衰，王莽窃取其人君之权而执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执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将取之，是以俯首而奉其所为。何者？天下之心，犹以为汉役之也。至于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数年，而莽以大败。何者？天下不服无汉之王莽也。其后东汉之乱，献帝奔走于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为帝王。当是之时，天下已无汉矣，而唯曹氏之为听。然天下之英雄，犹以为名，皆起而争之，终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犹幸其当时之人，皆知汉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争心皆将嚣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狭，则其失之也愈速。何则？其不平者众也。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孙微矣。”呜呼！公室既微，则三桓之子孙，天下之所谓宜盛者也，而终以衰弱而不振，则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三国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ㄏ，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咤，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败矣。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孙不知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纯，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晋论】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动之以劳，使之安居而能勤，逸处而能忧，其君子周旅揖让不失其节，而能耕田射驭，以自致其力，平居习为勉强而去其惰傲，历精而日坚，勤劳而日强，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惮执天下之大劳。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无足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无以求胜其上。何者？天下之乱，盖尝起于上之所惮而不敢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惮而不敢为，则有以乘其间而致其上之所难。夫其上之所难者，岂非死伤战斗之患，匹夫之所轻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试之者邪？彼以死伤战斗之患邀我，而我不能应，则无怪乎天下之至于乱也。故夫君子之于天下，不见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见，是故事有所不辞，而劳苦有所不惮。昔者晋室之败，非天下之无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谈揖让，泊然冲虚，而无慷慨感激之操，大言无当，不适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窃乘之，是以颠沛陨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刘聪、石勒、王敦、祖约，此其奸诈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间，大风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饥馑之所劳苦，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导之伦，清谈而当其冲，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饮酒，不习寒暑之劳，而欲以之捍御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而无益于世；虽有尽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难。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劳，贵而不能治。盖古之君子，其治天下，为其甚劳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粝。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为君子。至于后世，为其甚劳而不知以自复，而为秦之强；食其甚美而无以自实，而为晋之败。夫甚劳者，固非所以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丧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论】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天下之势，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间，坚忍而不变，是以天下之势遂成而不可解。自晋以下，天下何其纷纷也。强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灭。天下大乱，离而为南北，北又离而为东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为七代，至于隋而后合而为一。盖其间百有余年之中，其贤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过江以侵南之地。岂其百年之间。南无间之足乘，而北无隙之要入哉？盖亦其势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际，天下尝有变矣。宋取之晋，齐取之宋，梁取之齐，陈取之梁，而周、齐取之后魏。此五衅者，兵交而不解，内乱而无救，其间非小也，而其四邻拱手远望，而莫敢入。盖其取之者，诚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仓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势，又固不可以争衡于中国，则七代之际，天下将不可合邪？尝试论之。姚泓、宋武之际，天下将合之际也。姚兴既死，而秦地大乱。武帝举江南之兵长驱以攻秦，兵不劳而关中定。此天下之一时也。及夫刘穆之死，关中未安，席不及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乱，留孺子孱将，以抗四方强悍之虏，则天下之势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也，则夫天下之势亦随去之而已矣。且夫孙权、曹操之事，足以见矣。曹操之不能过江以攻孙权，力有所未足也。而孙权终莫肯求逞于中国，盖其志将以侥幸乎北方之大乱，然后奋而乘其弊，而非以为其地之足以抗衡于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关，因而居之，以镇抚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资，西引巴汉之粟，而内因关中之盛，厉兵秣马，以问四方之罪戾。当此之时，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则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将有所取乎晋，而恐夫人之反之于南，是以其心忧惧颠倒，而不见天下之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势而不顾，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论】
人之于物，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则人重而物轻。人重而物轻，则物之附人也坚。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轻也。古之圣人，其取天下，非其驱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为之长，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谓人重而物轻。且夫吾之于人，己求而得之，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己守而固之，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后与之。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而不可与守天下。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则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术留天下。以术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国长远，后世莫能及。然而亡国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诸侯用事，而秦独得山西之地，不过千里。韩、魏压其冲，楚胁其肩，燕、赵伺其北，而齐掉其东。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而以为不急持之，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是以销名城，杀豪杰，铸锋镝，以绝天下之望。其所以准备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无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陈胜、项籍因民之不服，长呼起兵，而山泽皆应。由此观之，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欤？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苻坚、姚兴、赫连之徒，纷纷而起者，不可胜数。至于元氏，并吞灭取，略已尽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为周、齐。周并齐而授之隋。隋文取梁灭陈，而后天下为一。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众，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乐，而惧其不久；立于万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为举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制为严法峻令，以杜天下之变。谋臣旧将，诛灭略尽，独死于杨素之手，以及于大故。终于炀帝之际，天下大乱，涂地而莫之救。由此观之，则夫隋之所以亡者，无以异于秦也。悲夫！古之圣人，修德以来天下，天下之所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视失天下甚轻。夫惟视失天下甚轻，是故其心舒缓，而其为政也宽。宽者生于无忧，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昔尝闻之，周之兴，太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归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绝，丧失其旧国，而卒以大兴。及观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栾城应诏集卷三
◆进论五首
【唐论】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快，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余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之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Г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饣束，自以为威震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顾。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五代论】
昔者商周之兴，始于稷、Ι，而至于汤、武，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志于天下。其成功甚难，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然桀、纣既灭，收天下，朝诸侯，自处于天子之尊，而下无不服之志，诛一匹夫，而天下遂定，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至于秦汉之际，其英雄豪杰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奋臂于大泽，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转战终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无难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诸将，将以传之无穷，百世而不变。而数岁之间，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际，其事虽不足道，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内，战胜攻取，而自梁以来，不及百年，天下五禅，远者不过数十年，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此亦甚可怪也。盖尝闻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适遭圣人之兴，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而后唐之庄宗、明宗与晋、汉之高祖，皆以英武特异之姿，据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盖唐、汉之乱，始于功臣，而晋之乱，始于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过也。庄宗之乱，晋高祖以兵趋夷门，而后天下定于明宗；后唐之亡，匈奴破张达之兵，而后天下定于晋；匈奴之祸，周太祖发南征之议，而后天下定于汉。故唐灭于晋，晋乱于匈奴，而汉亡于周。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以要天子。听之则不可以久安，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动一功臣，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汉诛杨、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于祸。彼其初，无功臣，无匈奴，则不兴；而功臣、匈奴卒起而灭之。故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无所不为也。无所不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则非长久之计也。改之而不顾，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晋献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杀奚齐、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絷往吊，且告以晋国之乱，将有所立于公子。重耳再拜而辞，亦不敢当也。至于夷吾，闻召而起，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赂，杀里克、丕郑而发兵以绝秦，兵败身虏，不复其国。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于内，而秦、楚推之于外，既反而霸于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无赂于内外，而其势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从天下武勇之士入关，以诛暴秦，降子婴。当此之时，功冠诸侯，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为，而诸将不与也。然至追项籍于固陵，兵败，而诸将不至，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彭越，而此两人卒负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侥幸于一时之利，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此所谓不及远也。
【周公论】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诸桐，天下不以为不义。武王既没，成王幼，周公摄天子之位，朝诸侯于明堂，而召公不说，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几至于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则夫伊尹犹有以辞于后世也。盖周公之事，其迹无以异于伊尹，然天下之人举皆疑而不信，此无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摄，则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摄焉，以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摄其事，则有所不得已而然尔。太甲虽废，而伊尹未敢有所复立，以召天下之乱，故宁以己摄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无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际，其势未至于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为之佐，以成王之名号于天下，而辅之以周公，此所谓其势之未至于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则夫天下之谤，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为不然，挟天子以令天下，此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岂不足以知之？盖夫人臣惟无执天子之权，人臣而执天子之权，则必有忠于其心，而后可以自免于难。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为天子之所忌，而下为左右之大臣从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尽心而不免于祸，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动其无君之心而不顾者也。使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夺之柄，则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间之，以至于乱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虚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则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宁取而摄之，使成王无与乎其间，以破天下谗慝之谋，而绝其争权之心，是以其后虽有管、蔡之忧，而天下不摇。使其当时立于群臣之间，方其危疑扰攘而未决也，则愚恐周公之祸，非居东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于天下，成王将遂不立也。呜呼！其思之远哉！
【老聃论】
上善与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则天下之为辩者服矣。与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为不然”，则谁肯信以为尔父之是是？故不若与之论其曲直，虽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无害。故夫天下之所为多言，以排夫异端而终以不明者，唯不务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为信于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则天下有不知周公之为周公，而仲尼之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孔辩也。何者？彼且以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圣人之于言，譬如规矩之于方圆尔。天下之人信规矩之于方圆，而以规矩辩天下之不方不圆，则不若求其至方极圆，以阴合于规矩。使规而有不圆，矩而有不方，亦无害于吾说。若此，则其易以折天下之异论。昔者天下之士，其老聃、庄周与夫佛之道者，皆未尝得其要也。老聃之说曰：“去仁义，绝礼乐，而后天下安。”而吾之说曰：“仁义礼乐，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说曰：“弃父绝子，不为夫妇，放鸡豚，食菜菇，而后万物遂。”而吾之说曰：“父子夫妇，食鸡豚，而遂万物之性。”夫彼用以其说，而吾亦以吾说。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盖天下之不从，莫急于未信而强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义，节之以礼，而播之以乐，守之以君臣，而维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饮酒，此明于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谕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则然。”嗟夫，难哉！愚则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果孔子而有穷也，亦将舍而他之。惟其无穷，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而不牵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也。
【老聃论下】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昔者六国之际，处士横议，以荧惑天下。杨氏“为我”，而墨氏“兼爱”。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举皆归于杨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举皆归于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绝其相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此其势然矣。故老聃、庄周知夫天下之不从也，而起而承之。以为“兼爱”、“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为“为我”，不为“兼爱”，而处乎“兼爱”、“为我”之际。此其意以为，不“兼爱”则天下讥其无亲，不“为我”则天下议其为人。故两无所适处，而泛泛焉浮游其间，而我皆无所与，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今夫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有，此其思之亦已详矣。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故“为我”者，为“兼爱”之所诋；而“兼爱”者，为“为我”之所毁。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盖古之圣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之大服，而其道遂传于后世。今老聃、庄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见其隙，窃入于其间，而执其机，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说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继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然“兼爱”、“为我”亦莫弃也，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故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连降志而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无可无不可，此老聃、庄周之所以为辩也，而仲尼亦云。则夫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盖尝闻之，圣人之道，处于可、不可之际，而遂从而实之，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老聃、庄周从而虚之，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今将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盖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则固亦有事矣。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实之事，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夫老聃、庄周则亦常自知其穷矣，夫其穷者何也？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观其徼。”既曰：“无之以为用。”而又曰：“有之以为利。”而至于佛者，则亦曰：“断灭。”而又曰：“无断无灭。”夫既曰无矣，而又恐无之反以为穷。既曰：“断灭”矣，而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则夫其情可以见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夫老聃、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
●栾城应诏集卷四
◆进论五首
【礼论】
昔者商周之际，何其为礼之易也。其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簋、牛羊酒醴之荐，交于堂上，而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让，献酬百拜，乐作于下，而礼行于上，雍容和穆，终日而不乱。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故其廉耻退让之心，盎然见于其面，而坌然发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盖常有巢居穴处，污樽坏饮、燔黍捭豚、蒉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其后世，圣人以为不足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宫室，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荐其血毛，豚解而腥之，体解而阎之，以为是不忘本，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簋、笾豆、羹，以极今世之美，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选懦而不决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为，而天下之人亦且见而笑之，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庙之际，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庶几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而设其器用，荐其酒食，皆从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后世宗庙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仿以为法也。宗庙之祭，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有以存古之遗风矣。而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从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释奠、释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则皆从其器。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苇龠，击土鼓，此亦各从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祥，则遂以为不可。盖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之安而从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论】
《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所尽心也。然《易》始于卦，而至于六十四，此其为书未离乎用数也。而世之人皆耻言《易》之数，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纷纭迂阔而不可解。此高论之士所以耻而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阔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使其为数纷乱而不可考，则圣人岂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无用之数哉？今夫《易》之所谓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也。九为老阳，而七为少阳；六为老阴，而八为少阴。此四数干，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或者以为阳之数极于九，而其次极于七，故七为少而九为老。至于老阴，苟以为以极者而言也，则老阴当十，而少阴当八，今少阴八，而老阴反当其下之六，则又为之说曰：阴不可以有加于阳，故抑而处之于下。使阴果不可以有加于阳也，而曷有曰老阴八，而少阴六？且夫阴阳之数，此天地之所为也，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阴阳之有老少，此未尝见于他书也，而见于《易》。《易》之所以或为老或为少者，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说者宜于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卦一归奇，三揲之余，而以四数之。得九而以为老阳，得八而以为少阴，得七而以为少阳，得六而以为老阴。然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为识焉耳。老者，阴阳之纯也；少者，阴阳之杂而不纯者也。阳数皆奇，而阴数皆偶，故干以一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为主，故干之子皆二阴，而坤之女皆二阳。老阴、老阳者，乾坤是也；少阴、少阳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阴阳之老少，于卦见之于爻，而于爻见之于揲。使其果有取于七八九六，则夫此三揲者，区区焉分其少多而各为之处，果何以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无以异于《干》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无以异于《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无以异于《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无以异于《巽》《离》《兑》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为识，而非其义之所在，不可强以为说也。
【书论】
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定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劓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终。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下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观三代之书，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常丁宁激切，而不倦，必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从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从事。其言回曲宛转，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者。愚始读而疑之，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然其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故常以为，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诺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辩，以求曲直之当，亦无足怪者。及至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复，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晓天下，此又其势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天子有所欲为，而其匹夫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以龃龉其上之画策，令之而莫肯听。当此之时，刑驱而势胁之，天下夫谁敢不听从？而其上之人，优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从。此非王者之心，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盖盘庚之迁，天下皆咨嗟而不悦。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断弃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从也，则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将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孙。’”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若夫商君则不然，以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故无所求于众人之论，而亦无以告谕于天下，然其事亦终于有成。是以后世之论，以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决。然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则又反复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
【诗论】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夫圣人之为经，惟其于《礼》、《春秋》，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礼》、《春秋》之严矣。而况乎《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今《诗》之传曰“殷其{}，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つ木，葛ぱ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惟鸠居之”；“要々草虫，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以劳矣。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曰：“殷其{}，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以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作时之事，则夫《诗》之义，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辩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于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怒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诚。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急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