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发之未必得，而劳人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权万纪，为其言利而不进善也。汝之言，果导人君以善乎？”遂黜之。
有内使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者，太祖即日斥遣还乡，命终身不齿。因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知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监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侍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太祖尝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为借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才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官，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尔。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挫，民何所赖？”
太祖造观心亭成，亲临幸焉。时致仕学士承旨宋濂来朝，召而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庙、社稷，尢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太祖谓韩国公李善长曰：“人君聪明虽得于天性，然于物理，必察识而后知；于人情，必谙练而后熟。设若临事不熟，骤然决断，恐未尽善。既行之后，自觉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令皇太子躬听朝臣启事，欲以练习国政，恐听览之际，处置或有未当。自今诸司奏启，卿等二三大臣，更为参决可否，然后奏闻。”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弊，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为可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鉴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合祀天地于南郊，自斋誓至祭之夕，天宇澄霁，星纬昭焕，祥风庆云，光彩烨煜。太祖大悦，敕中书省臣曰：“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于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文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今合祀天地，而上下悦，若有肹蚃，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儒臣纪其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
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谓曰：“尔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亦必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惟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
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邪淫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若惑于怜邪，荒于酒色，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
●卷四
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以为明。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修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于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次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
国初伶人皆戴青巾，洪武十二年始令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
太祖观《武帝纪》，顾谓翰林侍臣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孙之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太祖尝与翰林待制吴沈论持身保业之道，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太祖谓翰林侍臣吴沈曰：“人君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真切要事也。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忠己，何有不纳？惟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毕来。”
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执目}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间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太祖命群臣各举所知，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识，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主不能明断者，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三年六月，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洪武间，御史连楹劾应天府尹曾朝佐祭历代忠臣不具祭服有乖典礼。太祖顾问廷臣，吏部尚书阮畯言：“祭前代之臣，不具祭服，相承已久。”乃命翰林院考证以闻。翌日，翰林院奏，祭前代忠臣，便服行礼为宜。遂诏以为常式。
洪武十三年八月，制天下学校师生廪膳米人日一升，鱼肉监醢之类，皆官给之。
洪武时，御史劾溧水县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礼部言：“著令，凡祭物缺者，许以他物代。”太祖曰：“夫祭物所谓缺者，以非土地所产，溧水固有鹿，何得谓缺？是有司无诚心于祀神，而故为苟简也。夫百司所以能尽其职而理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惧之心耳。今溧水之官于神犹怠忽之，则于人事又何惧焉？”命论如律。
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之务，当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然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太祖谕礼部臣曰：“人君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谓私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徵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
太祖命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宜化，通达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近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时，近臣有言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天节浮费，薄税敛，犹恐伤人，况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偫而能为国家者，太祖言：“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四年七月，定文职散官之制，凡初入仕，任内未及初考而迁调改除升等者，考核平常量才降等非贬降者，皆得初授阶初考称职；任内已及初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任内已升授未及再考迁调改除而品级仍前者，皆得升授阶。凡及两考而事迹显著者，皆得加授阶。
太祖尝谓诸行人曰：“凡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视，不可不谨。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尔等当服膺是言。若纵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休戚，一一咨访。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也。”
太祖尝敕刑部臣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皆减死论。”
太祖尝谓四辅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
给事中有言：“国初启事东宫，惟东宫官属称臣，朝臣则否。盖尊无二上之意。”翰林编修吴沈等议曰：“东宫国之大本，所以继圣体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礼，何得有异于是？”诸凡启事东宫者，称臣如故。
太祖谕部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一心，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都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廉州巡检王德亨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途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
洪武十五年四月，诏天下通祀孔子。又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应天府一千六百名，府一千名，州八百名，县六百名。师生月给廪膳米一石，教官俸如旧。
工部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工部臣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采办以价给之，亦不伤民。”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直，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未免过于督责，而吏卒夤缘肆贪，所得之直，不偿所费。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为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洪武时广平府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于此置铁冶，岁收铁百余万，请仍置冶。”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因杖其人流海外。
太祖尝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彼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寝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泮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漫视之弊。故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
解州学正孙询讦税使曾必贵为胡惟庸党，又讦故元参政黎铭尝自称老豪杰，讪谤朝廷。太祖曰：“询不思以圣贤之道教人，而为告讦之事，岂儒者所为？”置不问。
洪武时，有以犯罪减死戍边者，多艰于衣食。太祖闻而怜之，悉命还家取赀用，定期而来。至是，五十三人先至。太祖曰：“彼愚民无知，故抵于法。今先期来归，是其畏法。良心不泯，庶几改过迁善矣。”特命宥其罪，与道里费，放还田里。
马后闻得元府库输其货宝至京师，问太祖曰：“得元府库何物？”太祖曰：“宝货耳。”后曰：“元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宝，抑帝王自有宝也。”太祖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以得贤为宝耳。”后曰：“妾每见人家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鸩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
黄州府同知安贞以擅造公宇器用为吏所告，按察司以闻。太祖曰：“原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贞若迁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长猾吏告讦之风矣。”命贞复职，而械吏至京治之。
洪武时，有给事中劾各处巡按试佥事所上章奏，有不称臣及不书月日者，请逮问之。太祖曰：“此亦错误，其勿问。”
太祖尝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谀则巧佞者进。夫偏于所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大刻；夫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岂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济大惭。
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馋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太祖闻大学士吴沈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𪫺人”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用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又曰：“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如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必牵合傅会曰‘是必不可为’。此诚国之贼也。”
太祖尝谓皇太子、诸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国造福，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岂弟，虽才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搏击，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工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太祖谓吏部臣曰：“近内外官员有以微罪罢免者，其中多明经老成练达政务，一旦废黜，不得展尽其才能，朕甚惜之。”于是凡罢免官通经术有才干者，悉起送京师，擢居显职。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诸司文移纸式。凡奏本纸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门，文移纸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长五尺为一等，四尺为一等，三尺为一等；案验纸二等，皆长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为一等，二尺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门，文移纸高二尺，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案验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八品、九品与未入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六寸，长二尺；案验纸高一尺四寸，长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太祖尝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哄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
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德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又曰：“朕日总万几，所行得失，非从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用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十七年七月，敕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因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与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奋发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鉴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举，所以戒未然耳。”
太祖尝谓待诏朱善等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知识为知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
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不可得也。”
洪武时，命户部以山东盐召商中卖，仍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太祖谓刑部臣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而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太祖谓侍臣曰：“责难之词，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欢，如陈后主、江总辈，汗秽简策，贻笑千古。此诚可为戒。”
洪武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当春久雨阴晦不解，间雪雹而雷，时气不和，皆人事有以致之。乃谕中外百司，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所见，皆得尽言无讳。”
太祖谕兵部臣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便利，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
太祖御华盖殿，闻大学士朱善读《心箴》毕，谓之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机，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谀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太祖谓侍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退。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停当，然后就寝。”侍臣对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能暇逸？”
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舆图之广，古所未有者”，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洪武时，州县父老有诣阙上言县官善政当罢任而保留者，太祖赐手敕奖励，复职加赐衣弊。谓侍臣曰：“郡县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无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县官能为吾抚循百姓，达吾爱养斯民之意，得其欢心，岂不深可嘉？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使守令皆能抚民，天下何忧不治？赏而劝之，非滥恩也。”
太祖问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自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人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史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之存亡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因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终非其性也。”
太祖谓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蚀，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饶余。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正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太祖谓户部曰：“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熙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土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贾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然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吏部选用国子生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蔽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宜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丽水有卜者干求富民陈公望不遂，诣阙诬公望等五十七人聚众谋乱。太祖命锦衣千户周原往捕之。知县倪孟贤审其妄，谓寮属曰：“朝廷命孟贤令是邑，惟欲抚辑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恶逆之名，岂朝廷命孟贤意哉？”卒具疏白公望等冤，而论妄告者罪。”
洪武间，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正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干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其名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诒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几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中，湖广都司请运施州、崇山、大庸、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食。太祖览奏，顾谓户部臣曰：“崇山、大庸屯种岁久，何得乏食？数年来军中无尺寸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恤吾民供给之困。惟施州从其请，五开等卫但令军士屯田自食。”
洪武初，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属之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系锦衣卫，审其情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太祖闻之，怒曰：“讯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今锦衣卫审之，欲先得其情耳，岂令其锻炼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
洪武二十年春，郊祀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洪武中，有老校丁成者，言河南旧有银矿，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国初，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托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习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太祖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国子生往各处，集里甲耆民，躬履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书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类编为册。以所绘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
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因自为注。谓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览。”
太祖闻侍臣进讲有“论人之善恶感召有不得其平”者，因谓之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为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
太祖曾谕兵部臣曰：“军士月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劳而不报者不义。军士皆尝效力于国，岂可忘之？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依者，并优之，母令失所。”
太祖尝谓礼部臣曰：“尚爵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诏天下，行养老之礼。凡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瞻者，止给酒肉絮帛。”
●卷五
守太宁都督佥事商皓言：“见储粮粟，大宁三十一万石；松亭关五十八万石；会州二十五万石，足供数年边用。”太祖谓左右曰：“守边之计，足食为先。今皓言储粮足用，边郡之民可免挽运之劳矣。”
太祖谓侍臣曰：“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所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诏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二十以下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
太祖尝因论兵政谓诸将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起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暝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体殒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
国朝之制，每卫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二人。又设前后中左右千户所，以分领士卒。后指挥不肯入署理事，遇有责成，互相推避。洪武二十年，始命指挥使掌印，同知、佥事各领一所士卒。有武艺不训练，器械不坚利者，皆责所领之官。”
太祖尝谕吏部臣曰：“为国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以簿书之过，谪戍云南，近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者，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召复其官。
御史凌汉鞫狱平恕，人有德汉者遇诸途，邀汉饮，厚报以金。汉告曰：“子罪当尔，非我私子。酒可饮，而金不可受。”固拒之。太祖廉得其事，擢汉副都御史。
洪武二十年，青州旱蝗，民饥。有司不以闻，有使者奏之。太祖谓户部臣曰：“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饥，而守臣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赈之，就逮治其官吏。”
洪武时，严交通外夷之禁。永嘉民有买暹罗使臣沉香等物者，为里人所讦，按察官论当弃市。太祖曰：“永嘉乃暹罗所经之地，因其经过，与之贸易。此常情耳，非交通外夷比也。”释之。
洪武间，令天下都司卫所轮班赴京较试武艺，其射牌高大与人齐，射三百步外。乃后的在百步内，而牌高至二丈余。嘉靖中，言者言：“射的高大如此，天下岂有二三丈之虏哉？”可发一笑。
太祖一日召试官陈宗顺等至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子窃铁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给纸笔，今诸儒著《信论》。
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𪫺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
洪武时，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者，刑部请罪之。太阻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因一时愚昧，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过。遂释之，合好如初。
洪武二十一年，敕刑部都察院，凡罪人当籍其家者，如谋叛、奸党、造伪钞之属，则没其赀产丁口。余者止收赀产而不孥，仍以农器耕牛还之，俾为衣食之本。
太祖谓户部臣曰：“曩者山东岁歉民饥，盖素无蓄积以备不虞故也。今岁山东夏麦甚丰，秋稼亦茂，尔户部可运钞二百万贯往各府州县预备粮储。如一县则于境内定为四所，于居民丛集之处置仓，榜示民家，有余粟愿易钞者，许运赴仓交纳，依时价偿其直。官储粟而扃钥之，就令命富民守视。若遇凶岁，则开仓赈给，庶几民无饥饿之患。”
太祖念军士艰苦，为将领者不知爱恤，乃述始终之际，艰难之故，与夫抚绥爱养之道，通上下之志，达彼此之情，直说其辞为护身敕，颁示将士。
太祖谓兵部臣曰：“曩因武臣有违法厉军者，朕尝著《大诰》昭示训戒，格其非心，开其善道。今思其子孙世袭其职，若不知教，他日承袭，抚驭军士，或蹈覆辄，必至害军。不治则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盖导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训人以善言，如济之以舟楫。尔兵部其申谕之，俾咸诵习遵守。”
太祖谓五军都督府臣曰：“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宁谧，边境无虞，若使兵但坐食于农，农必受弊，非长治久安之术。其令天下卫所，督兵屯种，庶几兵农合一，国用以舒。”
太祖尝与侍臣论守成之道，曰：“人常虑危，乃不陷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险峻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间，儒士有起自田间而骤至峻擢者，或言非爱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爵非所吝。若曰起自田间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以官职。”
太祖尝谓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才至难，自非圣贤，鲜有无过者。若有过能改，则志于善矣，可以录用。比岁受禄之人及民间子弟，久居学校，教养有成。或因小过罢黜者，悉许自新，仍录用之。”
太祖尝与兵部尚书沈溍言：“兴治之道，当进君子退小人。”溍对言：“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
给事中有荐士堪牧民者，曰：“其人才高年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遽使入政，可乎？后生少年，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太祖谓兵部尚书茹常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
太祖尝令诸犯法者输粟北边以自赎。因谓学士刘三吾者：“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太祖见朝阳门外有隙地，因命种桐、棕、漆树五十余万株。岁收桐油棕漆，以资工用，省民间供应。
太祖谓侍臣曰：“朕尝命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工人问之，言：‘模范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则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审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岂可忽乎！”
太祖尝谕太子、诸王曰：“人君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常保天位者，未之有也。”
国初，官员到任多无马，或假借于人，或乘驴。太祖谕兵部曰：“礼莫大于别贵贱、明等威，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闻多乘驴出入，甚乖治体。其令官为市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减其半，州县又减府之半。一马率十户饲之，岁终则更其役。”
洪武二十四年，定文武官员封赠例，一品封赠三代，二品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一代。又因宋制，母以子贵，令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赠。
太祖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议，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母阿比以为同，母矫讦以为异，久执厥中，以副朕所托。”后之会议始此。
洪武二十四年敕令：“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勿杂处于外，与民相混，违者治以重罪。亲故相隐者流，愿还俗者听。”
洪武间，令郡县官朔望诣学谒先圣，然后升堂，师生叙揖。学官侍坐，诸生东西立，比次讲说经史。考课既已，学官率诸生送出学门退。
洪武间，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于早朝奏事及侍班见辞谢恩则服之，遇雨雪则易便服，今不然矣。
太祖谓大理卿周志清曰：“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胃，盖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都察院佥都御史张构与阁门使、观察使同侍班，以备顾问。百司奏事有阙遗者，随事规正。
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宜严禁之。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
太祖谕群臣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斫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谓侍臣：“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
洪武中，都御史袁泰言：“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言时政，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使在位皆效其不言，于国政何补？”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容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腹诽之法？”
太祖尝谕五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之不给。”
洪武二十五年，诏：“自今凡传制遣使持节等仪，皆由东阶出入，无得径由中道。”
洪武间，镇南卫卒造官船，擅伐民树木为楼橹，民诉之。太祖曰：“辇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命斩其为首者一人示众，余杖之，谪戍甘肃。
洪武时，佥都御史凌汉、大理寺丞曹瑾、应天府尹高守礼、府丞冯克昭祭先师孑卜子，既迎神而后入班，为御史鲁德所劾。太祖曰：“祭祀不谨固当罪，然既与祭，但后时耳，姑识之。”
洪武间，兖州曹县主簿刘郁，因事逮系，耆民杨德等诣阙言其廉勤爱民。太祖喜曰：“为政不难，得民心为难。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爱之。”即命复其官，因谓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忧泽不下流，情不上达。今民以主簿之贤，来言于朕，朕宥之，仍与治其民，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矣。”
镇国公傅友德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园。太祖曰：“尔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仪休事耶？”友德惭而退。
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罢民间岁输马草。凡军官之马，令自刍牧，各卫军士马匹，则令管马指挥千百户务择水草丰茂之所，率所部卒及其妻子屯营牧养。
太祖与侍臣论治道，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抬。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
太祖尝谓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于是命户部臣备录文武官大小官晶，岁给俸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计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至编成，赐名曰《醒贪简要录》，颁示中外，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宁左等七卫及宽河千户所今年屯种所收谷麦，凡八十四万五百七十余石。夫都司所收军饷且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国初，士人因过罢黜者，不得举荐。安庆府知事周昌以为言。太祖谓吏部臣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弃短录长，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如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洪武二十五年，诏五军都督府谕各都司，以军马粮储之数，及关隘要冲、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悉绘图以闻。
国初，京师百福寺隐囚徒逋卒往往易姓名为僧，游食四方，无以验其真伪。于是命僧录寺造《周知文册》，自在京及在外府州县寺院僧名，以次编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为僧年月与所授度牒字号，俱载于僧名之下。既成，颁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册验之，其不同者，许获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隐者罪如之。
刑部尚书赵靖逮一武官，将鞫之，门卒检其身，得大珠一颗，持以献。僚属方骇愕，靖徐曰：“安有许大珠！此伪物。”命槌碎之，始以上闻，太祖嘉叹。
洪武间，湖广孝感县言民饥，请发预备仓粮以贷之者。太祖谓户部臣曰：“朕尝捐内帑之资，付天下耆民籴粟以储之，正欲备荒歉以济急民也。若岁荒民饥，必候奏请，道途往返，民之饥死者多矣。尔户部即谕天下有司，自今凡遇岁饥，则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著为令。”
洪武二十六年秋，选秀才张宗濬等，俾随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进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间陈古今孝弟忠信文学材艺诸故事，日以为常。”
洪武二十七年，诏僧道不许奔走外方题疏强求人财，有于崇山深谷修禅学真者，止许一二人，三四人者勿听。仍毋得创庵堂，有妻妾者，许诸人捶逐，相容隐者罪之。亦不许收民儿童为僧，违者并儿童父母皆坐以罪。
太祖因退朝，谓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学士刘三吾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𪫺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哉？”
太祖谓侍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有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太祖尝念民艰，恐饥荒无措，令工部谕民，但有隙地，皆种植桑枣及绵花，率蠲其税，仍岁终具数以闻。
太祖谓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思前代乱亡，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所致。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妥生民，则可以保兹天眷。卿与朕共事久，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所警，勿谓己安不以为意也。”
太祖尝谕宋国公冯胜曰：“朕命卿子出镇西鄙，近以家人不从所役来言，朕察言观色，良由不得其所故耳。然小人略无怨言，诚可爱惜。自今以后，所从役者，使得从容足衣食，俾无窘迫，自然效力无怨咨，则家道昌矣。”
太祖谓侍臣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泆，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爱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各尽其道，则事无不济矣。”
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有司以闻，太祖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仍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撒马儿罕国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号曰“照世杯”。
太祖定正书传，诏诸儒臣钱宰等至，开扃翰林院，命学士刘三吾总其事。因谓之曰：“朕观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气凝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异焉。今年春暮，黑气始销，文运当兴。尔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著述，以称朕意。”时礼遇诸儒甚厚，各赐以绮缯衣被等物，又御制诗，命次韵和之。朝参则班于侍卫之前，宴享则次坐殿中，时酒楼初成，又赐钞，宴其上。
洪武二十七年，敕天下卫所屯田将士，以时耕作，毋怠其事。每岁秋后，遣人上数京师。
洪武间，有司有刚直有为廉洁自守被诬逮者，得伸理后，往往赐衣钞诸物，或赐宴，或升秩。如沐阳知县周质升山东参政，衡山主簿纪惟正升陕西参议，潞州知州刘士源升陕西参政。诸如此类，不可胜纪。
国朝最重门禁，洪武间，太祖自定法令，凡守卫皇城四门，自指挥至军士，各依其伍，全队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数缺，则以别所全队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补数，违者处重刑，有告言者赏。不依原伍因而纵令，在卫者指挥以下杖一百，各递降调边卫，受贿者治重罪。军土当直，有死丧疾病嫁娶生产诸事者，准所告。父母病，无丁男者，许侍疾，不限月日。妻病无男女者，亦如之。亲戚庆吊，不出百里外者，许给假，留难及不实者，治以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甚者，本管官治以罪。其力弱，子侄愿代者，听。凡上直各守本门，不许从别门往来，违者执获，虽国戚，亦闻奏区处，执获者赏。凡朝参，先放直日都督将军及带刀指挥等官，然后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许搀越。凡内官内使火者，出须比对铜符，无符辄放行者，守门官军治重罪。有公差带金银假疋出者，凭勘合照验，仍明白附写往某处公干及记所服衣服颜色件数，回日照对，有不同者，即时闻奏。工匠人等出门有夹带钞物者，许执奏。惟官民军人有事入奏，不许阻遏及问其事情，违者坐罪。
上元典史隋吉言：“农民中有一文一妇者，当耕种时，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矣。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请令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太祖善其言，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陵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今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贷之，推此以往，百姓安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以此意谕民知之。”
洪武二十八年，以侵暴屯卒诛东胜卫百户吴信，因遣使谕边将曰：“昔汉赵充国征讨西羌，所用刍粮，未尝仰给朝廷，由其劝课，抚绥有道，遂成大功。朕因中原之民艰于供给，故缘边列卫，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柰何将校不能抚绥，又困扰之，如东胜百户吴信，不恤士卒，侵其赏赐，贪淫无厌。使守边者皆如信，田土何得而治，粮食何得而充？今遣人往谕，尔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吴信也。”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敕谕文武群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且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中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又曰：“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惟谋逆不赦，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太祖尝诏国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纲，叙九法，为百王轨范。修身立政，备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处大事决大疑者。近诸生治他经者众，至于《春秋》，鲜能明之。继今宜习读，以求圣人大经大法，他日为政，庶乎有本。”
洪武间，有道士献道书者，太祖谓侍臣曰：“彼所献，非存神固形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乌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太祖颁《祖训条章》于内外诸司，因敕礼部曰：伯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创业之君，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知人情善恶，恐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如汉高祖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者不王”，以后诸吕用事，尽改其法，遂至国家大乱，刘氏几亡，此可为深戒者。朕少遭乱离，赖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尔礼部其以朕训颁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之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后更《祖训》为《皇明祖训》，但更《箴戒章》为首章，目仍旧。
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太祖谓户部尚书郁新曰：“朕今子孙众盛，原定亲王岁禄各五万石，今天下官吏军士亦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制，量减各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于是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驸马二干石；郡主及仪宾八百石；县主及仪宾六百石；郡君及仪宾四百石；县君及仪宾三百石；乡君及仪宾二百石；皇太子、次嫡子、庶子既封郡王，必俟出阁，然后岁赐，与亲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后岁赐，与亲王女已嫁者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
洪武间，朝参官皆赐食。太祖御奉天门或华盖、武英等殿，公侯一品侍坐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于门外，余五品以下于丹墀内，文东武西。叩头就坐，光禄寺以次设馔。食罢，仍叩头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给为难，始罢之。
太祖听侍臣讲《无逸》篇，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励，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复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复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尝命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
太祖尝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书成，赐名《礼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颁布中外，使各遵守。
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无惮，谓侍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辈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太祖以功臣之家不循礼，往往奢侈自纵，以致覆亡，虽屡加戒饬，终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旧制及国初以来所定礼仪，参酌损益，编类成书。凡勋旧之家，坟茔碑碣丈尺，房屋间架，及食禄之家货殖禁例，皆有定制。命曰：“稽古定制，颁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太祖谕侍读张信、侍讲戴德彝曰：“官翰林者，虽以论思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昔唐陆贽、崔群、李绛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补益当时，显闻后世。尔等当以古人自期，毋负朕擢用之意。”
太祖因朝罢，与侍臣论民间事，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终岁勤动，稍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梁，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朕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太祖尝谕晋王、燕王以备边十事，内一款：“今年屯种，自东胜至开平，开平至大宁、广宁，须于五月一报禾苗长养何如，七月再报结实何如，十月又报所收子粒若干。一岁三报，不惟使朕知边储虚实，而屯军亦不至懈力矣。”按圣祖之留心屯政如此，今何独不然？
太祖尝命楚王、湘王帅师征古州洞蛮，敕之曰：“尊居王位，安享富贵，宫室衣服舆马之奉，皆民力所供，而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鬼神必怒，百姓必怨，福禄将薄矣。若能奋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亦将助顺，福禄庶可悠久。”
太祖尝谕晋王等六王曰：“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吾今略与尔谋。或今岁，或二三岁，大军未会，止是本护卫及都司行都司军马多不过一二万，倘遇胡马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或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见我不与之战，必四出抄掠，俟其骄怠分散，队伍不严，我以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之，必至失利。”
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过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缪，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辨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于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
洪武三十年敕户部，凡天下积年逋赋，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民转运之劳。
太祖于奉天门见散骑舍人衣极鲜丽，问制用几何，曰：“五百贯。”责之曰：“农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妇缲丝缉麻，缕积寸成，其劳既已甚矣。及登场下机，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为已有，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长膏梁纨绮之下，农桑勤苦，邈无闻知。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而尔费之于一衣，骄奢若此，岂不暴殄？自今切戒之。”
洪武间，行人高稹陕西巡察私茶回，备言道路人民疾苦。太祖喜曰：“古之使者，以览观风俗咨询民情为务，今稹亦可谓能利国富民矣。”擢鸿胪寺丞。”
太祖以山东、河南民多惰于农事，以致衣食不给，乃遣人材分诣各县，督其耕种。仍令籍其丁男所种田地与所收谷菽之数来闻。”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太祖享太庙毕，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寺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格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务斋洁以安神灵。”
●卷六
成祖靖难，师至紫荆，所服素红绒袍，忽见白花如雪色，凝为龙纹，鳞鬣皆具，美如刺绣。诸将见者骇异，以为嘉兆。成祖曰：“冰花偶然所凝，岂可遽言嘉应，况当戒慎之际，不可以此为喜而有怠心。”
成祖滹沱之战，自以数百骑突入阵，大呼奋击，矢集其旗者如猬毛。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谕世子谨藏之，以示后世子孙，使知今御祸之难。
成祖既即位，谕群臣曰：“凡人才识不同，长于此或短于彼，苟事有过误，即明言之，予不汝责。若隐而不言，日久觉露，情同欺罔，法则难容矣。”
成祖尝谓侍臣曰：“凡开创之主，其经历多，谋虑深，每作一事，必筹度数日乃行，亦欲子孙世守之。故《诗》、《书》所载后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于警戒后王曰‘率乃祖攸行’，曰‘监于先王成宪’，此皆老成之言。后世轻佻谄谀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见，导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为能而宠任之。徇小人之邪谋，至于国弊民叛而丧其社稷者有之矣。岂可不以为戒！”
成祖既封功臣，因谕群臣曰：“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
成祖虑内外将校不能抚恤军士，以致逃亡者众，敕兵部：“自今计逃亡之数论罚，如百户逃一人者，减其俸之半；逃十人者全不给；至三十人者降充总旗；四十人者降充小旗；五十人者发充军。其千户逃军十倍于百户、指挥逃军五倍于千户者，并减俸及递降一等，皆如百户之例。”
成祖曾问兵部尚书刘俊：“今天下畜马几何？”俊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我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卿等宜严督所司，庶有蕃息之效。”
成祖初即位，义乌县教谕高泽言：“自古帝王必虚心纳言，今臣民有所论奏，愿假以辞色，使得各尽其情。善者采之，不善者置之，则贵臣不敢蒙蔽，下情得以上达，忠言日闻，天下之事无壅滞矣。”
成祖嘉纳之，以示六部臣曰：“疏远之臣犹能存心国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托者，当思正直自奋，用副委任。”
国朝最重诬告之法，永乐初定，凡诬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诬重者从重论。诬告十人以上者，凌迟处死，枭首其乡，家属迁化外。
永乐二年，礼部尚书李至刚言：“皇上即位以来，广开言路。凡有可行，无不听纳。然无知小人往往搜求细故，钳制诸司。或怀挟私仇陷害良善；或妄称奏诉躲避差徭；或驰骋小才希求进用。甚者无稽泛言，烦渎圣听，虽称兴利除害，其实假公营私，宜治以重罪，榜示天下。”诏可之。
永乐初，遣御史分诣郡国，巡视民瘼。谕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湿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水旱灾伤之处，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
永乐二年，虏寇三万卫，辽东都指挥同知沈永不能追袭，又匿不以闻。成祖以其欺蔽诛之，仍榜谕天下都司并缘边卫所，凡有草贼及虏寇声息，不即以闻者，镇守官以下，职无大小，罪与永同。
成祖因有司请修比干祠墓，因谕侍臣曰：“君子为国不为身，故犯颜谏诤，死且不避；小人为身不为国，为谗谄面谀，以苟富贵。明君乐谏诤而国以兴；昏君乐谗谀而国以亡。桀、纣杀龙逄、比干，明效具在，而后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监覆辙，国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为戒。尔等当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几共保祖宗之洪业。”
礼部尚书李至刚妻父某坐事逮系都察院，当伏重法，至刚希恩求免。成祖问：“法司鞫狱，情之轻重，外人何以知之？”对曰：“此右副都御史黄信与臣言。”信遂以漏泄狱事伏诛。祖宗之重刑狱如此。
礼部尚书李至刚以孝慈皇后忌辰，请仿宋制于佛殿修斋诵经。成祖曰：“人子于父母，固当无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与庶人不同。为人君者奉天命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灵所依，但当谨身修德，深体天心，恪循成宪，为经国远谟，使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宗社奠安，万民乐业，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务修斋诵经，抑末矣。”
永乐初，清凉寺僧言：“近寺军民，牧放牲畜，蹂践寺外之地，请付法司治罪。”成祖曰：“京师隙地少，居人艰于孳牧，寺外有闲地，则推以便之，乃契佛利济之心，何必禁。”
成祖因与侍臣论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刑部尚书郑赐以部吏所书文移多谬误，郎中等官亦不省视，皆当治罪。成祖曰：“人精神有限，案牍烦劳，岂无过误？但无欺弊，可释之。”
永乐初，有于承天门遗木牌，无姓名，止列宝钞提举司官吏不法数事。成祖谕法司曰：“投匿名文书告人罪者，律有明禁，此盖小人假公法报私忿诬陷忠良，其速毁之。自今有此者，悉勿问。”
成祖尝谓科臣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给之，岂得复有私营？近有于皇城内畜养鸡牲，糜费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后，民尚艰食，朕日夜为忧。此辈坐享膏梁，不知生民艰难，而暴殄天物不恤，论其一日养牲之费，当饥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尔等识之，自今敢有复尔，必罪不宥。”
成祖谓侍臣曰：“我朝大经大法，皆太祖皇帝所立，以传子孙。昨有𪫺人为朕言，朝廷法太宽，非所以为治，朕已斥之。今朕当守成之日，正安养生息之时，乃严法为治，岂不反有伤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生，圣人大宝曰位，守位曰仁，何尝谓严法也？”
成祖尝命侍臣辑自古嘉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为书，以授长子，且曰：“朕博考载籍，每览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读之不能释手，读书所以有益于人。然人资禀有强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尔等辑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权衡，使中有所主也。”
镇远侯顾成言：“今日惟当安养中国，慎固边防。”成祖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疲敝生民。近成言甚合朕意，盖斯人老成，非喜功好胜之流。”于是赐以银币奖之。
永乐初，西洋诸国使臣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成祖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不听。
成祖欲闻民所疾苦，命吏部凡郡县官考满至京，选其识达治体知恤民者，于六科办事，令各言所治郡县事。久尚未有言者，乃复召都给事中朱原贞等，谕之曰：“朕夙夜虑天下之民有失所者，为尔曹未能尽知，故选郡县考满官假办事之名，俾于六科随尔等在朕左右，如朕有所欲闻，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达。而至今不闻有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间，岂都无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犹尚默默，况远在千里，尚肯言乎？尔等退以朕意申谕之，其所治何利当兴，何弊当去，皆直言勿隐。于今不言，将有他人言之，则不能逃罪矣。”
成祖谕兵部臣曰：“将士随朕征讨，其中有阵亡病死者，已录其后。亦有妻子孤寡不能自陈，亲管官隐匿不报，致失所者，非朝廷报功之意。宜速下各卫，令征讨官应袭子孙年十五以上者，送兵部袭职；十四以下并寡妇幼女送京师优养；旗军死亡有幼男者，纪录食粮，当升以官者，如例升之；其无子止有寡妇幼女者，一体优给；若有亲可依，不愿赴京者，听，其俸粮如例于所在给之。”
永乐初，山东有人献阵图者，成祖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于不得已。夫驱人以冒白刃，鲜有不残伤毁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每亲当矢石，见死于锋镝之下者，未尝不痛心。今天下无事，惟当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岂当复言用兵？此辈狂妄，必谓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图以异进用。好武岂盛德事？其斥去之！”
成祖于闲时问侍臣：“今外间军民安否？”侍臣对：“陛下施仁政，军民皆安，正太平之时。”成祖曰：“太平岂易言？必雨旸时若，年谷丰登，兵革不兴，军民安乐，朝无奸邪，然后可以为太平无事。”又曰：“奸邪难识，其情似真而实伪，其言似信而实诈，苟一听其而信之，鲜不有失。”
永乐初，擢举人王偁为翰林院检讨。成祖因问：“检讨之下有何官？”左右对曰：“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又问：“已除人未？”对曰：“已除。”又问：“其贤比偁何如？”对曰：“偁初除，未知其为人。如旧博士中，皆老成文学士。”因叹曰：“古谓用人如积薪，此类是已。国家用人以贤以劳，偁之贤既未可知，劳亦未有，而令贤有劳者位其下，何以服其心？”遂命吏部，凡博士以下皆升职，与偁同。
永乐初，有献《道经》者，成祖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斥去之。既而谕侍臣曰：“上好正道则下不为邪，人主好尚稍不谨，𪫺人怀侥幸之心者恣纵妄诞，以投所好，苟堕其计，将来流害无穷矣，故不得不斥。”
永乐二年孟春享太庙，户部右侍郎李文郁无故不陪祀，为礼部所劾，谪戍三万卫。”
永乐初，福建瓯宁县纪录军丁江阴，年六岁能记《御制大诰》，诣阙陈诵，赐衣及钞，驿送建宁府儒学读书。
成祖召刑科都给事中杨恭等，谕曰：“国家号令，使小人畏而不犯可矣，虽其为恶之心未必革，然为上者用法当以宽，不以猛。待人当以诚，不以伪。猛则民不堪，伪则民不信。去岁命御史给事中往各处抚安军民，禁止奸慝，导其为善。临遣之际，谆谆告戒，务要安民。昨日给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见无犯法者，乃阴遣亲信，用银诱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终不戒也。遂执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执阴诱者送官，何以处之？古人治天下，无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示人，待其受之则加之罪。赖魏徵谏而止。朕尝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于左右。今此辈小人，但图邀功，不顾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驰往，释所诬民，而执琰等赴京罪之。”
成祖御奉天门，召六科给事中，谕曰：“朕君临天下，夙夜拳拳，惟欲军民老少皆安。尔等职居近侍，比来皆不闻一言及于军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条析以闻，朕将审择行之。”又曰：“天立君以养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资臣以成治，臣不辅治，是不忠君。朕与尔等，皆不可不勉。”
成祖召六科都给事中马麟等，谕曰：“为治贵得大体，比尔等疏驳奏牍，一字之误皆喋喋以言，琐碎甚矣。吏治文书，丛脞积累，其精力有时而敝，岂免错谬？自今奏内有数目日月等字错谬者，皆令从傍改注，用印盖之，不必以闻。”麟等言：“奏内有不称臣者，此当罪之。”曰：“下岂敢慢上？或一时急遽，漏写有之，必非故违。亦令从傍增之。”因曰：“尔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当革，何利当兴，何处军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当历历言之勿隐。若此细故，可略也。”
成祖与侍臣论人，因曰：“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厌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进士李衡以父在洪武中死于法，自言不当违令干进。成祖曰：“古之圣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为子能改父行，致显闻于世，足以为贤。若以父死非命，终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尔能力学以图进用，虽违令而志可嘉。朕不尔罪，尔其勉之。”
成祖尝谓学士解缙等曰：“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风世不多见。若使进言者无所畏，听言者无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与尔等皆勉之。”
成祖谕吏部臣曰：“尔等职专铨选，辨别邪正，但当揆理，不当任情。揆理则以是非为进退，任情则以从违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永春侯王宁侍成祖于右顺门，从容语及世人竭诚诵经饭僧奉佛可以福利先亲者，成祖谕之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能思天位者亲之所传，大业者亲之所建，天下生民亲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业，仁以临民，使万物得所，四夷咸宾，光昭祖宗，传之子孙，可以为孝。何必事佛，乃能为孝乎？”
成祖尝与侍臣论刑赏，待臣进曰：“古称赏人以官，不若赏人以财。”成祖曰：“以朕论之，亦未尽善。若人君一心爱民，则二者皆重。盖知财出于民力，则必不肯轻与；知官所以养民，则必不肯轻授。”
成祖命姚广孝等往苏湖赈济，谕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穷无衣食，君岂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为子当孝，为父当慈，务各尽其道尔。卿往体朕此心，不可为国惜费。盖散财得民，仁者之政。”
礼部尚书李至刚奏：“今岁山东郡县野蚕成茧，缫丝来进，请率百官贺。”成祖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饭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
饶州鄱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院学士解缙等请置于法。成祖曰：“愚民若不治之，将来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
学士解缙等进《大学正心章讲义》，成祖览之至再，谕曰：“人心诚不可有所好乐，一有好乐，泥而不返，则欲必胜理。若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又思，为人君但于宫室车马服食玩好无所增加，则天下自然无事。”
靖远伯王友征海寇，奏募民严宝等杀贼数百人，并得其所掠货物。成祖谕友曰：“下人成功者，未必皆出其能，多由主将能导之方略，作其志气。今严宝等有获，亦尔之功，但所获货物，宜悉与之，尔勿干与毫末。盖人冒险成功，而不推利与之，后来不复乐为用矣。”
永乐二年九月，周王献驺虞，群臣朝贺毕，成祖谓侍臣曰：“适闻群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岂得为仁？一念不诚，岂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惧，何可便谓驺虞是天降祥于朕？”又曰：“祥瑞之来，易令人骄。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尝因祥自怠。警怠者，国之安危系焉。驺虞果为祥，在朕更当加慎。”
成祖御右顺门，召翰林院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胡俨，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谕之曰：“朕即位以来，尔七人朝夕相与共事，鲜离左右。朕嘉尔等恭慎不懈，故在宫中亦屡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终难。朕固常存于心，尔等亦宜谨终如始，庶几君臣保全之美。”缙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过垂信任，敢不勉励图报！”成祖喜，皆赐五品刽艮。又曰：“皇后数言欲召见尔等七人命妇，其令即赴柔仪殿见。”是日缙等之妻入见中宫，训劳备至，皆赐五品冠服及钞币表里。
成祖谓吏部尚书蹇义曰：“往者虑各处守令未必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闻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询之，辄以为信，如此何由得实？如入其境，田野辟，人民安，礼让兴，风俗厚，境无盗贼，吏无奸欺，即守令贤能可知。无是数者，即守令无所可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