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恶不同，则毁誉亦异，若只凭在官数人之言以定贤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赂遗求誉，而即墨及阿之毁誉出矣。故孟子论取舍必征诸国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贤否，皆令具实迹以闻。”
永乐时，御马监有索白象食谷者，户部以闻。成祖曰：“此所谓率兽食人者，勿听。”因召御马监官责之曰：“汝辈坐食膏梁，衣轻暖，岂知百姓艰难？计象一日所饲谷，当农夫数口之家一日之食。朕为君，职在养民，汝辈不令朕知而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复敢尔，必诛不宥。”
奉天征讨官有以罪系狱者，刑部请论功定议。成祖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此辈征讨之功，既酬以爵赏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纵恶也。纵恶何以治天下？其论如律。”
通政司言，山西民有言介休县出五色石可为器用者，成祖曰：“此侥觊小人，不可听！数年兵革灾荒，百姓困苦未得宁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为？”命ㄏ出之。
永乐时，中官有于应天府私取工匠役之者，成祖召府尹向宝，责之曰：“数年军旅供给，加以权豪横肆，百姓艰难，京师为甚。既令尔牧民，当体国家爱民之意。正直不阿，矜恤保庇，庶几民可休息。宦者，宫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权，汝何用畏之而辄听其役民略不之拒？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如此，若在远外任小官职当如何畏之？譬为人典守宝货，擅启藏，纵人私取，必不免责罚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逃罪乎？今姑宥尔，若再蹈前非，必诛。”遂逮其中官，责之曰：“朕为天子，不敢轻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奴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为乎？”令锦衣卫执治之。
成祖闻管屯官有不劝率军士者，因顾侍臣曰：“朕在藩邸时，数因田猎过田家，见所食甚粗粝，知其所苦，每亲劳问之，无不感悦。今屯种军士亦田家，若管辖者能知其情，时时劳问所苦，谁不敢奋勤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须先得其心，然后可以图功。若养之于无事之时，用之于感恩之后，未有不得其力者。”
永乐二年十二月，赐六部尚书侍郎金织文绮衣各一袭，特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缙等入谢。成祖曰：“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机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助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又曰：“朕皇考初制翰林长官，品级与尚书同，卿等但尽心职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各尽其道耳。”缙等稽首而退。
成祖谕户部臣曰：“数年用兵，北京、顺天、永平、保定供给特劳，非休息二三年不能复旧，可免三府田租二年。”又曰：“凡人尝居劳苦者，后来安逸亦当同之。尝见前世人主，一旦富贵，顿忘向来所共艰难之人。朕甚不取。夫昧己心以失人心，为庶民且不可，况人主乎？”
永乐初，以山东道御史文郁不谙刑名，改为工科给事中，既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为刑科给事中。
永乐三年四月，以万寿节命妇朝皇后于坤宁宫赐宴。成祖命礼部，自今命妇虽大朝亦止于三品以上，余悉免之，著为令。
永乐初，陕西兴平、凤翔二县献瑞麦，群臣表贺，以为圣德覆被之应，天下太平之征。成祖谓礼部尚书李至刚等曰：“瑞麦固是嘉应，但四方远迩，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为太平。今中外果无匹夫匹妇之愁怨于下者乎？览表祗益惭愧耳。君臣贵相与以诚，谀佞非治世之风也。”
成祖闻南阳草寇窃发，谓兵部臣曰：“此虽小丑，不治将大。元末汝、颖初乱，才数千人。顺帝恬不加意，敕书至芦沟桥易之而返，如此安得不亡？此今日殷鉴也。夫治患于初萌，则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则费力多，而所伤不少矣。”遂命丰城侯李彬、新城侯张辅率兵捕之。
成祖谓侍臣曰：“朕昨闲暇援笔肆书，爱其制作精妙，甚称人意。因叹匠艺如此，岂是生而能之，亦由积学所致。今之学者不及古人，正由自怠之过。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积勤以造其极。今人卤莽厌烦，用力未至，便谓求道之难，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有获乎？”
成祖御武英殿，览《存心录》，顾翰林侍臣曰：“适览慕容超郊有异兽出坛侧，隋炀帝祀圜丘暴风未成礼而退，后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动天。夫不德亦动天。善则降祥，不善则降殃。但各以类应之。”又曰：“祭祀时固当诚敬，亦必平素积累善行乃可获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临祭一时致其虔恭，此岂有获福之理？”
成祖御右顺门晚朝，百官奏事毕皆趋出，召六部尚书近臣，谕之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卿等有所欲言，可就从容陈论，母以将晡朕倦于听纳。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时与卿等商确。”又曰：“朕每旦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是时神清气爽，则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必得其当，然后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尝辄入宫中，间取四方奏牍，一一省览。其有边报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宫中事亦多须俟外朝事毕，方与处治。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惰则百度驰矣。卿等宜体朕此意，相与勤励，无厌斁也。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于晚朝来，庶得尽委曲。”
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尝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学士解缙对曰：“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成祖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阙乎？”遂召礼部尚书郑赐，令择通知典籍者四出购求遗书，且曰：“书籍不可较价直，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又顾缙等曰：“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
永乐时，都御吏陈瑛言御史车舒怠惰不事事。成祖谪舒戍边，因谓瑛曰：“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悉黜之。”
有锦衣校尉讦朝臣毁谤时政者，成祖曰：“此必诬之。盖朝廷未尝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诘之，果然。因叹曰：“人主听言之际，岂可不审？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则死诽谤必矣。小人敢诬君子，此风不可长，论校尉如律。”
成祖谓兵部尚书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无敢与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财寓外人，此虽细事，渐不可长。”随已斥之，亦敕各衙门卫士于出入之际，遵旧制，严搜检。夫防患譬如防疾，始萌而治之，则用力少而易效，痼而后治，则用力多而难胜矣。”
成祖宥都督程达罪，令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因顾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极恶则不宥，有小善亦不弃。人孰无过？论小过而废大善，则为善者怠；亦孰无才？寻小才而免大恶，则为恶者肆。故恶之难容者，乃不论其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过。如此，则善善恶恶皆不失矣。”
故驸马富阳侯李让家人有中盐虚买实收者，锦衣卫鞫之，言告者不实。成祖命六科给事中孙琳等共审之，实锦衣受贿。成祖曰：“富阳侯之子，朕外孙，孰敢诬之？朕但虑锦衣卫故抑告者，初不虑其纳贿，命付都察院鞫之。”于是侯之子恳谢过丐免。成祖曰：“法度与天下共之，岂为私亲废？尔曹政当奉法保恩，岂可恃思挠法！夫欺慢以苟利，与贿赂以逃刑，虽尔曹亦不可得免，况尔家人乎！”遂召都察院臣，谕曰：“宥罪可施于疏贱，而贵近不可侥免，行法必先于贵近，则疏贱可以知警。富阳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永乐四年六月朔，日当食，阴云不见。礼部尚书郑赐请表贺。成祖曰：“此朕恐惧修省之际，何可贺？”又曰：“于此一方，阴云不见，天下至大，他处见者多矣。且阴阳家言，日食而阴云不见者，水将为灾。以此言之，可贺乎？”乃止。
成祖尝谓近臣曰：“早来在宫中偶忘一事，问左右，皆不能记忆，盖沉思久而后得之。朕以一人之智，处万几之繁，岂能一一记忆不忘？一一处置不误？拾遗补过，近侍之职。自今事之丛脞者，尔等当悉记之，以备顾问。所行有未合理，亦当直谏。朕自起兵以来，未尝违忤直言，尔等慎勿有所顾避。”
海外番夷由广东南雄至南安入贡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运。成祖闻之，曰：“为君务养民，今番贡无定期，而农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贡者不绝，皆役民接运，岂不妨其农事？自今番夷入贡如值农务之时，其方物并于南雄收贮，俟十一月农隙却令运赴南安。著为令。”复顾侍臣曰：“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所养，虽休之不德。”
旧令，海运赴天津者，舟必同日俱发。有先后者，治部运官罪。有三十余艘违约，五日方行而同日俱达，亦无所损。或请治违约之罪，成祖曰：“始虑海寇为患，故敕令同约，今已济而无损，其功可赎。凡用人者，录功而略过，则人奋于功；若计过而略功，则救过之不暇，何暇懋功哉！”
成祖朝奉天门，百官奏事退，复召侍臣，与语久之。侍臣请曰：“圣躬勤劳，请少息。”成祖曰：“朕常在宫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积习既久，亦忘其劳。盖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专心志勤思虑，所行何由尽善？民生何以得安？盖勤于思则理得，勤于行则事治，勤之为道，细民不敢废，况君乎？”
永乐时，有言黄福乃建文时旧臣，不宜重任者，成祖谕之曰：“君臣相与，在推诚，不可蓄疑。上能推诚则人乐尽力，若或蓄疑则人苟图免责，谁肯尽心？”
成祖尝谓翰林臣曰：“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翰林院侍读学士武周文致仕陛辞，成祖赐坐与语，慰谕良久，又赐酒馔楮币，给驿传送。侍读胡广曰：“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具至，儒道光荣多矣。”成祖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
成祖问侍读胡广曰：“闻江西民众而田少，农家亦给足否？”对曰：“勤者可给。”成祖曰：“勤之一字，岂独农夫当尽？士工商皆当尽？至于人君，尤不可不尽。人君则当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侯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卷七
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务，悉不以闻，径送六科。成祖知之，召参议贺银等责曰：“设通政司所以决壅蔽达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闻，则是无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尔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惩前过，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于听受不厌倦也。”
成祖退朝，顾谓侍臣曰：“若等无事家居时，亦不废观书否？”对曰：“有暇亦时观书自适。”成祖曰：“常爱孔子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朕视朝罢，宫中无事，亦恒观书，深有启沃。若等皆年富力强，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阴，朕与汝等何可不勉？”
回回进玉碗，成祖谓礼部臣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
人材高文雅陈言时政，首举建文事，次及救荒恤民。言辞率直，无所忌讳。都御史陈瑛请罪之，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讳，可恕。其中言有可采，勿以直而废之。”又召尚书郑赐，谕曰：“不罪直言，则忠言进，谀言退。自古拒谏之事，明主不为。卿当体朕心，今后言事者，但观其可用与否。人所见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薄，非助朕为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成祖与侍臣语，知京师有疾不能得医药者，叹曰：“内府贮药甚广，而不能济人于阙门之外，徒贮何为？”命太医院如方制药，于京城内外散施。复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艰。犹于咫尺不能有济，何况远外？”
永乐五年春，敕讨安南总兵官张辅等曰：“闻尔已破贼东都，得粮甚多，足充军食，宜爱惜勿妄费。广西所运饷即停罢，如已在途，就所至城堡贮之，令如法守备。挽运军民悉罢归。”观此敕，可见国初用兵尚能因粮于敌，今之东征者，何独不然？
永乐间，直隶、浙江军民子弟披剃为僧赴京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成祖怒甚，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听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因叹曰：“朕遵承旧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纵肆如此，何况后来？此不可宥。且此辈皆螟螣不可蕃育。”
永乐初修北京宫殿，有大木数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达于江，因封其山名神木山，遣官建祠立碑。
永乐时，守卫官有于皇城不诵经者，成祖闻知召至，谕之曰：“尔爵禄自诵经得之耶？身备宿卫，不于此时用心防奸，乃一志诵经，可乎？若意欲修善，当存心忠孝，不越分违法，自然有福。如无是数者，而望有福无祸，得乎？若闲暇之际，口欲诵念，则太祖皇帝御制《武臣大诰》等书，其中皆趋吉避凶保富贵之道，尔取读诵，亦于身家有益矣。今后若仍于宿卫之所诵经者，必罪不宥。”
成祖以皇长孙出阁讲学，召翰林诸臣，谕之曰：“人于学问，常以先入之言为主。朕长孙天资明睿，尔等宜尽心开导，凡经史所载孝弟仁义，与夫帝王大训可以经纶天下者，日与讲说。浸渍之久，涵养之深，则德性纯而器识广，他日所资甚大，不必如儒生绎章句工文辞为能也。”
成祖与群臣论政事，每至坐久，或言“语多伤气，非调养之道，当务简默为贵。”成祖曰：“人君固贵简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访然后得之，非好多言也，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
永乐时，武昌僧欲修观音阁以祝圣寿，成祖不从，曰：“人修短有定数，祸福由所行，所行诚善，福不祝当自至；不善，祸非祝所能去。人但务为善，何假外求哉！”
永乐时，开平卫卒蒋文霆言：“王者以天下为家，以百姓为子，今有司岁办各色物料，名为和买，其实强取于民，万不偿一。若其土产，尚可措办，非土地所有，须多方征求，以致倾财破产。今后有司妄取民一钱者，以受财枉法论。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从之。
成祖谓都御史陈瑛曰：“国之本在民，民无食是伤其本。朕自嗣位以来，夙夜以安养生民为心，每岁春初及农隙之时，敕郡县浚河渠，修筑圩岸陂池，捕蝗蝝。遇有饥荒，即加赈济。比者河南郡县荐罹旱涝，有司匿不以闻。又有言雨旸时若禾稼茂实者，及遣人视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实为食者。闻之恻然，亟命发粟赈之，已有饥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过，已悉置于法。其榜谕天下有司，自今民间水旱灾伤不以闻者，必罪不宥。”
成祖尝谓侍臣曰：“闻近俗之弊，严于事佛，而简于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过。联于奉先殿旦夕祗谒，未尝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礼。世人于佛老，竭力承奉，而于奉先之礼简略者，盖溺于祸福之说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当自联始耳。”
成祖尝谓都察院臣曰：“自昔阉宦弄权，假朝廷之号令，擅调军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衅，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监前代之失，立纲纪，明号令，调发军马，必以御宝文书。联即位以来，一遵旧制，爱恤军民，首诏天下，一军一民，不许擅差。复命所司，严切禁约。去年曾命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此一时之过，后甚悔之，更不令采。近闻李进诈传诏旨，伪作勘合，于彼召集军民复以采天花为名，假公营私，大为军民之害，及今炎暑之月亦不散遣。计李进所为，与昔之弄权者何异？若后来仿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统治天下？今进所为，所在军民官都不奏来，此亦与胡、蓝、齐、黄欲坏国家事者何异？尔即差御史二员径诣山西，将李进一干为非之人鞫问明白，械送京师，必置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并鞫治之，虽关皇亲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可容纵。”
文皇后弟徐增寿，靖难时，阴有翊戴功，为建文君所害。成祖正位，将追命之爵以语后，后力言不可，后追封定国公，命其子景荣袭爵。乃以告后，后曰：“此上之大德，然非妾志也。”其高识如此。
文皇后尝问成祖：“陛下日与共图政理谁何？”成祖曰：“六卿治政务，翰林职论思典词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因请悉赐其命妇冠服钞币，且谕之曰：“妻之事夫，其道岂止于衣服馈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诗歌，有载诸史传者矣。古今人岂相远哉？常情，朋友之言，有从有违。夫妇之言，婉顺易入。吾在宫中，旦夕侍上，未尝不以生民为念，每承顾问，多见听纳。今上所以共图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数辈。诸命妇可不有以翼赞于内乎？百姓安则国家安，国家安则君臣同享富贵，泽被子孙矣。”
嘉定县僧会司言，旧有僧六百余人，今仅存其半，请以民之愿为僧者给度。成祖谕礼部臣曰：“国家之民，服田力穑，养父母，出租税以供国用。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
成祖与侍臣论及养身之道，曰：“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疾病自少。如神仙家服药导引，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种疲精劳神佞佛求寿，又愚之甚也。”
守卫卒有自陈母病笃乞假省视者，成祖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卫官，不听。”成祖大怒，曰：“父母病而不听归，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尔，况远外哉！谪其官戍边。”
永乐六年春，福建二司以柏生花为瑞来奏，成祖赐敕责之曰：“朕主宰天下，于生民休戚未能遍知，故委任尔等镇抚藩方，以图安辑，而乃肆志安逸，于军民疾苦，一毫不言，而今言柏花为瑞。夫时和岁登，物无疵疠，生民足食，四夷顺安，此国家之瑞也。尔等验之人事，岁果丰登，民果给足乎？树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于国？何利于民？而以为瑞也！相为朋比，戏侮如此。忠臣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尔等，若复为期罔，虽欲幸免，不可得矣。”既而苏州、扬州复以桧生花为瑞，复降敕责之。
成祖谓兵部臣曰：“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多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去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令明言于镇守官，勿阻之。”
永乐时，有告言肃王听百户刘成言辄罪平凉卫军者，成祖谓侍臣曰：“王居深宫，岂得悉闻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于其所好恶者造饰毁誉于王前，王与之狎昵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从之，今过则皆归于王矣。谗佞，德之蠹也。林无蠹，有美木；左右无谗佞，有美德。不可不去。”
永乐六年五月，命礼部移文中外，凡军民子弟僮奴自削发为僧者，并其父兄发北京为民种田及卢龙牧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发北京为民种田。
成祖尝语吏部臣曰：“用人当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数石者投以数石，能容数斗者投以数斗，过则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职，则败事；以大才任小事，则枉人。其精审之。”
法司奏录囚当决者三百人。成祖谓诸臣曰：“三百余人，未必人人皆实。有一不实，则死者衔冤。尔等更从容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无冤。大抵人之实情难得，有言语便捷辄驾虚词掩实情者，有讷于言虽怀情实而口不能发者，须详悉以听，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贴匿名榜，言县官贪污，法司推问，疑一吏与之有隙，遂极搒掠，吏不胜即引服。僧之从者，悯吏无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实。向使僧之从者不言，岂不枉杀此吏？法司以刑迫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余人，宁无一二冤抑？尔等其详审之。”既而得释者二十余人。
永乐七年春，御史何晟以过凤阳陪祀皇陵，直行寝殿御道，且入殿狎玩，论大敬，戮于市。
永乐七年春，成祖谕礼部臣曰：“我太祖君天下四十余年，法度明备，朕恪遵成宪，今四方无虞，民物康阜，思与臣民同乐太平。自正月十一日为始，其赐元宵节假十日，百官朝参不奏事，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弛夜禁，著为令。”元宵放假始此。
灵丘县民李文秀妻一产三男，循例给粮至八岁，有司请罢给。成祖命至十岁罢之。
永乐七年，谕北京耆老曰：“朕惟古先帝王之治天下，以安民为务，而安民之道，以教化为先，是以上下相承，风俗淳厚，天下和平。朕受天命嗣大统，即位以来，夙夜拳拳，志图治理。今建北京，思与百姓同享太平。惟能务善去恶，可以永保身家。凡一家有家长，一乡一坊有乡坊之长。为家长者教训子孙，讲读诗书，明达道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尊卑长幼，各循其序，如此，则一家和顺辑睦，有无穷之福。为乡坊之长者，教训其乡坊之人，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贫富相睦，邻保相恤，毋为争竞，毋习赌博，毋奸亢窃盗，毋藏匿逋逃，如此，则乡坊之内，相安相乐，有无穷之福。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至公，不爽毫发，不可不戒。诚能遵朕斯言，身家获吉。不然，宜行妄作，身罹殃咎，害其子孙，不可不戒。或有尝为恶于前，而能改过于后，亦是善人。若不改悔，终为恶类。其省之慎之，不可怠忽。”
成祖谓尚书方宾曰：“近日郡县数奏水旱，朕甚不宁，与卿等皆当修省，更须择贤守令。守令贤则下民安，民安于下，则天应于上矣。”
山西代州献嘉禾，礼部请贺。成祖曰：“朕奉天子民，正愿天降丰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苏、松水患未息，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朕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尔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闻也。”
永乐七年十月，成祖巡狩北京，谓行在礼部尚书赵羾曰：“北京冬气严凝，群臣蚤朝奏事，久立不堪。”乃定议，每常朝毕，御右顺门内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无事者退治职务。
永乐时，山西安邑县民言县民逃徙者，田地已荒芜，而税粮尚责里甲陪纳，侵损艰难，请暂停之，俟招抚复业，然后征纳。成祖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给租税，既弃业逃徙，则租税无出，若令里甲陪纳，必致破产，破产不足，必又逃徙，租税愈不足矣。即移文各处，有若此者，悉停征其税。县官不能抚民，致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抚复业，勿复扰之。”
成祖征虏，次凌霄峰，谓学士胡广等曰：“诸将此来，不闻进一言，何也？”对曰：“成算在上，星火之辉，何能上裨日月？”成祖曰：“是何言也！圣人有资于刍荛之言，况君臣之间？古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朕有所为，必尽众人之情，何尝专任一己以掩群策？”
成祖北征，至威虏镇，日暮犹未食，中官请进膳，曰：“军士未食，朕何忍独先饱？”令人视各营军士皆食，始进膳。
隆平候张信强占练湖八十余里，又占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为都御史陈瑛所劾。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区，耕农水道所经，其家僮尝据之以擅利，中山王闻之，遂归其地于官。今信何敢贪纵厉民如此！”命法司杂治之。
成祖御右顺门览奏牍，时御案有镇纸金狮，欹侧将坠，给事中趋进，移置案中。成祖顾侍臣曰：“一器之微，置于危处则危，置于安处则安。天下，大器也，独可置之于危乎？尤须安之，天下虽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谨，小不谨而积之将至大患；小过必改，小不改而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
成祖因法司奏审录，谕之曰：“刑当矜恤，然论刑之际，尤当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过，如失足沟涧，偶出于误，当矜其情而将护之；小人有罪，如贪嗜饮食，恣意为之，非过误也。君子误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惩，有纵恶之失。尔等其审邪正，精权度，不宜概论。”
成祖闻温州府民岁输白矾赴京者，阻隔山路，负运艰难。因问工部臣：“矾欲何用？”对曰：“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劳民于数千里之外，可罢其岁征，自今制布衣不必染色。”
永乐中，进士王彦自陈：“臣家与奸恶外亲有连，今闻朝廷已下本贯籍没臣家，臣虽中进士，实罪人，应就系。”成祖谕三法司曰：“学至于中进士，亦成才矣，成才勿弃。且有罪能自陈，可矜，并其家宥之。”
永乐九年，齐庶人榑之妃邓氏卒，礼部言当以庶人礼葬。成祖曰：“榑虽以罪削爵，亲亲之谊宁过？”命仍以王妃礼葬之。
成祖尝谕工部臣曰：“雨雪连日，朕与卿等犹不免惮寒，何况下人？京城之中，军士最艰难，有出征者，有守卫者，独妻子在营。此际寒冻，不能出门户，而薪炭踊贵数倍，盖有饮食不能以时者。今抽分处积薪不少，每户给百斤，出征者三倍给之。”
永乐时户部言：“比年旱潦少收，诸王岁给禄米，宜各撙节。”成祖命辽、宁、伊、秦及靖江王府皆循旧例；沈、唐、郢、鲁王府俱依祖训，万石内岁给米三千石，余支钞；安王俯岁给米千石；顺阳王五百石。余皆支钞。”祖宗时通融如此，今何不仿而行之也？
成祖尝命来朝觐官各言民瘼，曰：“一郡一县，未必都无一事可言，都无一民不安。尽今日悉上所言，令六部议，便于民者即行，言有不当勿问，缄默者罪。”
永乐十年元宵节，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户部尚书夏元吉诗其母往观，中官以闻，成祖曰：“此贤母也。”命中官赍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
成祖谓礼部臣曰：“近有一种无知愚民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俗。洪武中行‘瑜珈’法，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
广西河池县民言县有银矿大发，长沙府民言其乡产铜，发民采炼，可获厚利。成祖曰：“献利以图侥幸者，小人也。国家所重在民，不在于利。”皆斥之。
法司所逮犯人内一二人欲有所陈诉，锦衣卫官促之起，遂不得陈。成祖见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达，况千里之外哉？”顾锦衣卫官曰：“继今敢复尔者必诛！”
永乐中，修国子监。成祖谓工部臣曰：“太学于国体甚重者，盖成就贤才之地，视他官府，须坚致弘丽有加，尔尚书侍郎，亦频往督视。”
永乐中，镇抚陈恭言，侍卫防御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置左右。成祖曰：“所言禁卫宜严最是，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尚书吕震因请罪恭妄言，成祖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岂可罪？朕恒语卿等，言事之人有乖缪当容之，罪之则言路塞，人君无由得闻善道。尔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成祖尝谓通政司臣曰：“在外有司官来朝，朕命言民间利病，率云田谷丰稔，闾阎乐业。比闻山西饥民有食树皮草根者，未闻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记之。如境内有灾伤饥馑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隐之罪。”
永乐十一年夏，成祖谓行在户部曰：“人从徐州来言，州民以水灾乏食，有鬻男女以图活者，人至父子相弃，其穷极矣。即遣人驰驿发廪赈之，所鬻男女，官为赎还。”
成祖尝谓指挥张昶曰：“皇亲最当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开平王、永城侯、德庆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坏法，皆取灭亡。前鉴不远，汝今富贵，但常不忘贫贱时，自然骄逸不生。若溺富贵而忘贫贱，奢傲放纵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尔，尔宜慎之。”昶，皇太子妃兄也。
成祖尝坐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侍臣有赞圣德者，成祖叹曰：“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昔皇妣躬补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居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以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敢忘。”言已怆然。
成祖尝语皇太孙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长深宫，狃于富贵安逸，不通古今，不识民艰，于经国之务懵然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尝以之为戒。汝将来有嗣统之责，须勉力学问，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艰难，不可不涉历，闻见广而涉历多，自然心胸开豁，于万几之来，皆有以处之而不差矣。”
永乐十三年春，贵州布政司言：“去年北征班师，恩诏至思南府，闻太岩山有声连呼万岁者三，此威德远加山川效灵之应。”尚书吕震请表贺，成祖曰：“人臣事君当以道，阿谀取容非贤人君子所为。呼噪山谷之间，空虚之声相应，理固有之，岂是异事？布政司官不察以为祥，尔为国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贺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永乐十四年夏，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讷请封禅，尚书吕震请如讷言。成祖谓震曰：“今天下虽无事，然水旱疾疫亦间有之。朕每闻郡县上奏，未尝不惕然于心，岂敢自谓太平之世？且圣经未尝言封禅，唐太宗亦不为封禅，魏征每以尧舜之圣望太宗。尔欲处朕于太宗之下，亦异乎征之爱君矣！尔当以古人自勉，庶几不忝宗伯之任。”
永乐时，崖州黎以私忿争相战斗，卫将利于渔取，欲发兵剿之。琼州知州王伯贞执不可，曰：“彼自相雠杀耳，非有寇城邑杀良民之恶，不足烦官军。”卫将不从，伯贞乃遣宁远县丞黄童视之，果仇杀。获首贼数人罪之，黎人遂安。
《名臣奏议》书成，成祖谓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纳善言，臣能尽忠不隐，天下未有不治。观是书，足以见当时人君之量，人臣之直，为君者以前贤所言便作今日耳闻，为人臣者以前贤事君之心为心，天下国家之福也。”
永乐十五年，成祖以洪武间天下寺观皆已归并，近有不务祖风者，仍于僻处私建庵观，僧尼混处，屡犯宪章，命礼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规，违者必诛。
永乐间，内官张谦及指挥千百户等官使西洋诸番还，至浙江金乡卫海上猝遇倭寇，时官军在船者才百六十余人，贼可四千，鏖战七十余合，大败贼徒，杀死无算，余众遁去。朝廷闻而嘉之，赐敕奖劳，升赏有差。
永乐中，兵部言，幼官袭职者有兔缺，例不当袭。成祖曰：“武臣当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岂当论相貌？孙膑既刖，智尚可用。况立军功者皆望禄及子孙，一不得袭，即禄绝矣。此人将来生子当不复兔缺，岂可绝其禄？”命袭之。
永乐十五年寿星见，群臣请贺成祖曰：“比岁寿星见，卿等以为瑞致贺，然四方旱涝蝗疫比比有之，而鲜有为朕言者。朕之所愿，时和岁丰，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贤者在位，谗慝不作，百工举任其事，政平讼理，国家清明，此可为瑞。寿星之瑞，不足贺。”
欧宁人有进金丹及方书，成祖曰：“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即与毁之。勿令别欺人也。”
永乐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楼阁龙凤花卉之状，奇巧特甚，此冰异也。成祖赐群臣往观，群臣请贺，不允。
永乐间，陕西耀州民献玄兔，成祖以其图并群臣所上表及涛文赐皇太子，谕之曰：“贤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则有以感召和气，屡致丰年，海宇清明，生民乐业。此国中之瑞也。彼一物之异，常理有之，且吾岂不自知？今虽边鄙无事，而郡县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尝无，岂至理之时哉？而一兔之异，喋喋为谀。夫好直言则德日广，好谀言则过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皇考创业艰难，惧弗堪负荷，不敢怠宁，终不为彼所惑。尔将来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审之于理。但观此表及诗，即理了然而情不能遁矣。”
姚少师广孝论文有曰：“今之为释老文字者，往往剿取释老之说，甚至模仿其体，以为儒者不克卓立。”其意盖为宋苏辈发也。
永乐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挥卫青等调山东都司马步官军缘海捕倭，有功者奏闻升赏，退避者即斩以徇。当时军令之严如此。
永乐十六年十月，成祖以天下僧道多私簪剃，定制，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行邻里保勘无碍，然后得投寺观从师受业。俟五年后，诸经习熟，然后赴僧录司考试，果谙经典，始立法名，给与度牒。不通者罢还为民。亡命黥刺者不许。
永乐十七年，成祖令自今在外系囚当死者，悉送京师会官审录无冤，三覆而后决之。因谕法司曰：“刑，圣人所慎，盖轻者残肌肤，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妇，不得其死，有伤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朕屡诏宽恤，然虑在外有司罔体朕意，滥及非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师审录。尔等会审之际，尤须敬慎，不可轻忽。”
成祖敕皇太孙曰：“比闻出郊围猎，一军害民，即惩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发无犯。人传尔之善至于北京。朕闻之甚喜，此可验尔勤学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须，抚恤惟均，苟有所偏，必为所怨。今尔于此一事，使百姓知感德，军土知畏法，足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尔虽不自觉而善自然播之。天下将有不令而从，不言而信者矣。”
永乐间，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以应诏言事讦直，词侵工部尚书李庆等，庆等不能平，数言于朝，请罪之。成祖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于今，正欲闻过。古之明王皆奖直言，今汝数请罪之，是欲朕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过失，若诚有，即因而改之，岂非善德？果若无之，于汝何损？今罪之，将重其名，而益朕与汝等之过矣。”
成祖闻开、徐等州县民饥，慨然叹曰：“君以民立国，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虽有水旱灾伤，而民不至于饥窘者，则恃蓄积有素。但如汉文、景之世，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太宗时民间斗米三钱，行旅不赍粮，亦何忧水旱？皇考置预备仓，出内帑易粟储之，以赈饥荒，此诚良法。然有司必至饥民嗷嗷，始达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赈之，其馁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后遇饥荒急迫，即验实发仓赈之，而后奏闻可也。今各处所奏民饥，宜急遣官赈之。”
成祖北征，中途饬诸将曰：“军中必严肃，昏夜不得喧哗，遇有警，惟静以制之，不得妄动，虏或遗人口驼马牛羊诸物，不可贪取，恐为所饵。”又曰：“驭众之道，固须部伍整肃，进退以律。然必将帅抚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则士卒附将帅亦如手足之捍头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济。至于同列，尤须和协。一队当敌，则各队策应，左右前后，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风，同舟之人齐力以奋，波涛虽险，靡不获济矣。”
成祖闻山东高密逃民复业者，有司征其累年所负粮刍。因谓户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无出乡，安于王政也。后世之民，赋役均平，衣食有余，亦岂至于逃徙？比来抚绥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论贫富，一概烦扰。致耕获失时，衣食不给，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荡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赒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自今逃民复业者，积年所负粮刍，悉与蠲免。”
成祖北征，闻军士有取民田谷饲马者，责之曰：“农民终岁勤劳，以供国用，汝独不念耶？兵行之际，刍粟一给于官，又敢虐取诸民，立命斩之以徇。”
●卷八
仁宗为太子，会侍侧。成祖顾问讲官：“今日说何书？”对曰：“《论语》君子小人和同章。”问：“何以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则易进难退？”对曰：“小人逞才而无耻，君子守道而无欲。”问：“何以小人之势常胜？”对曰：“此系上之人好恶，如明主在上，必君子胜矣。”又问：“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弃者，须常警饬之，不使有过可也。”
仁宗为太子，居守时，有守京城门内使言城门郎擅离所守、纵酒弃事者，城门郎亦言尝以母病白内使暂归即来，未尝擅离，因以事忤内使，故挟私诬构耳。仁宗曰：“城门郎无罪，内使小人纵私，上罔朝廷，下诬无罪之人，岂可复用？”命下锦衣卫治之。仍命司礼监榜示，今后内官内使有言事不实及挟私枉人者，悉置重典。
仁宗监国时，谓左都御史陈瑛曰：“官军赴北京听调者，巳多与道里费。今闻在外扰民，强市货物，横夺资财，道路苦之，所领头目亦不禁戢。宜即出榜于所过之处，戒谕将士，有复犯者，令民执送，领兵官以军法治之。”
仁宗为皇太子时，赴召过邹县，见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实者，驻马问所用，民跪对曰：“岁荒以为食。”为之恻然。稍前下马入民舍，视民男女皆衣百结不掩体，灶釜倾仆不治，叹曰：“民隐不上闻若此乎？”顾中官赐之钞，而召乡之耆老问所苦，具以实对。辍所食赐之。时山东布政使石执中来迎，责之曰：“为民牧而视民穷若此，亦动念否乎？”执中言：“凡被灾之处，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税。”曰：“民饥且死，尚及征税耶？汝往督郡县，速取勘饥民口数，近地约三日，远约五日，悉发官粟赈之。事不可缓。”执中请人给三斗。曰：“且与六斗。汝勿惧擅发廪，吾见上当自奏也。”
仁宗为燕世子时，太祖尝命与诸世子分阅皇城四门卫士，还奏独后，问之，对曰：“旦寒甚，卫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阅之，故后。”太祖喜曰：“能体恤下人，是吾心也。”
仁宗初即位，置太师、太傅、太保，阶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阶从一品。因谕吏部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圣明天纵，可不置此官，予历事未广，不无望于傅保，卿等勉之。”
仁宗尝谓吏部臣曰：“古称官不必备，惟其人，今过冗矣。且贤否廉污，混淆无别。廉污无别，则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处，则小人之势常胜。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廪禄，何裨政理？其在内诸司令堂上正宫、在外令巡按监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贤材者留，其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罢之。”
仁宗以京师人众而荛薪尝取于数百里外，谓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泽皆与民共，虽虞衡之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其实亦为民守，非公家专有之。京师军民数百万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给？人君于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当施之，况山泽天地所产以利民者？其居庸关以东与天寿山相接，宜禁樵采，余听人采勿禁。”
仁宗尝谓工部臣曰：“古者土赋随地所产，不强其所无。比年如丹漆、石青之类，所司更不究物产之地，一概下郡县征之。郡县逼迫小民，鸠敛金币，诣京师博易输纳，而商贩之徒乘时射利，物价腾踊数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缘为奸，计民所费，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余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于出产之地计直市之，若仍蹈故习，一概科派以毒民者，必诛不宥。”
仁宗尝谓翰林儒臣曰：“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来朝野物议何如？凡军民中利有当兴，害有当革者，卿等悉为朕言，当审其可否，悉行之，庶几少纾民困。”
长沙民有自宫求进者，仁宗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绝于父母，岂可使在左右？发为卒戍边。”
仁宗即位后，赐蹇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绳愆纠谬”图书，谕之曰：“卿等皆国家旧臣，又事朕于春宫，练达老成，今朕嗣位，军国之务重，须卿等协心赞辅，凡政事有阙，或群臣言之而朕未从，或卿等言之。朕有不从，悉用此印密疏以闻，其母惮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间，尽诚相与，庶几朝无阙政，民无失所，而朕与卿等皆不负祖宗付托之重。”
衍圣公来朝，旧皆馆于民间。仁宗即位，孔彦缙入贺。仁宗谓侍臣曰：“四夷朝贡之使至京，皆有公馆，先圣子孙乃寓宿民家，何以称崇儒重道之意？”乃赐今宅。
嘉河卫指挥阿必察遣头目咬纳等来朝，奏乞授咬纳等本卫指挥，仁宗谓侍臣曰：“一来朝遂授指挥，再朝当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赏之？”不许。
四方奏报雨泽章疏，旧皆贮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贮者，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盖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
仁宗尝谕鸿胪寺曰：“故事，视朝后诸司有急切机务不得面陈者，许具题本于宫门投进，冀得速达。今诉私事丐私恩者，亦进题本，掩奸欺众以图侥幸，坏法乱政莫甚于斯。今后惟警急机务不得即面陈者，许封进题本，其余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违者论以重罪。”
仁宗闻京城军民私宰牛者甚众，因叹曰：“愚人苟图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罚，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直追钞，仍治私宰之罪。”
仁宗谓户部臣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转徙欤？抑年饥衣食不给，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欤？自今一切科徭务撙节，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条具以闻。被灾之处早奏赈恤，有稽违者，守令处重罪。”
仁宗以群臣进言者寡，敕谕之略曰：“朕以菲德承大统，君临亿兆，顾天下之广，庶务之繁，岂一人所克独理？亦惟赖文武贤臣，相与协德，共图康济。是以嗣位之初，首诏中外，旁求直言，此实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夫京师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视法，今人困于下而不得闻，弊胶于习而不知革，岂非宪纪不振，言路犹壅？卿等皆受国家股肱心膂之寄，无以直言而虑后谴，君臣同体，相与至诚，必有嘉谋嘉犹，辅朕不逮，庶副倚重贤人君子之意。”
仁宗谕户部臣曰：“农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获，不可失时。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当用人力者，皆俟农隙。前代盖有不恤农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乱亡者矣，不可不谨。”
仁宗召大兴、宛平二县官，谕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罢不急之务，以纾民力。尔为京县亲民官，正宜加意抚绥，使民先受其惠。比闻在京百姓犹有困于徭役者，此皆尔等不职之故。昨敕群臣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尔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与尔约三日，凡民间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来闻。朕为尔处置。若复坐视不理，必罪不贷。”因顾侍臣叹曰：“朕忧悯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犹上下不通如此，何况数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无逸也。”
仁宗谓侍臣曰：“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监戒。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遂命司礼监刊印赐诸世子。
内官马骐传旨，谕翰林院，书敕付骐复往交阯闸辨金银珠香。本院官覆奏，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阯荼毒军民乎？交阯自此人归，一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独诏书不信，将坏大事。此人近在内间百方请求，左右为言再往当有利于国，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乃止。
仁宗阅京官诰词，顾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书、夏尚书皆先帝亲任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见，有未尽善，皆当尽言。朕见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辄自尊大，恶闻直言，左右之人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或贤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见听，亦退而绝口以图自全。君臣之间，各谓永享富贵，然未久皆致祸败。朕与卿等当深以为戒。君臣一体，务始终同心，庶几可以共图利安。”遂取五人诰词，亲御宸翰，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曰：“此朕实心，卿等勉之。”
仁宗于早朝时，见靖江王府辅国将军赞侃、赞偕班朝臣之下，谓鸿胪臣曰：“赞侃兄弟宗亲，岂宜过列疏远，其令班于驸马之次。著为令。”
仁宗尝谕杨士奇曰：“近日觉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发落，事有过处，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间已进文字来，甚惬朕心。”又曰：“《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朕恒存此心，闻群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尝不悔。”
洪熙中，礼科给事中黄骥言：“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贷他人马来贡，既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致，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缘路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路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妇，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乞敕陕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顺王及亦力把里、撒马儿罕等处番王遣使朝贡许令送赴京，来不过一二十人，正副使给与驿马，余与驿驴，庶几陕西一路之人，可少苏息。臣又窃见西域所产不过马及硇砂、梧桐、碱之类，惟马国家所需，余无裨于国。乞自今有贡马者，令就甘肃给军士，余一切勿受，听其与民买卖，以省官府之费。”仁宗谓礼部尚书吕震曰：“骥尝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所言其皆从之。”
仁宗谓刑部、都察院曰：“朕于刑法，未尝敢以喜怒增损，卿等鞫狱之际，亦当虚心听察，量其情实，有罪不可幸免，无罪不可滥刑，持法明信，则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己轻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恶，卿等其以为戒。卿等皆国大臣，非独自己当存矜狱之心，如朕一时过于嫉恶，处法失中，卿等更须执正，毋以乖迕为虑，朕不难于从善也。”
仁宗谕吏部、兵部臣曰：“庶官贤否，军民休戚之所系。唐太宗书剌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览，闻其有善政则各疏于下。故当时所用之人，皆思奋励致治效，斗米三钱，外户不闭。皇考亦尝书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见，得询察其贤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尽识其人，又不悉其姓名，虽或闻其贤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为臣有善而上忘之，谁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谁肯自戒？如此，国家何以望治效。尔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历，揭示西序，朕得闲暇观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
洪熙元年元会，礼部尚书吕震请备礼朝贺，仁宗以山陵甫毕事不忍遽即吉，杨士奇等四人亦言不宜备礼，遂不作乐，止行五拜叩头礼。翌日诏士奇等，谕曰：“为君以受直言为贤，为臣以能直言为贤，不受直言则过日增，不能直言则忠不尽。如昨日朝会，从震所请，今悔何及？赖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当，但直言之，毋以不从为虑。”
仁宗建弘文阁于思善门，作印章，命翰林院学士杨溥掌阁事，侍讲王进佐之，亲举印授溥曰：“朕用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识进来。”
仁宗以大祀南郊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则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皆已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朕以菲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与协恭，承天休者，公卿百执事也。尚体朕心，敬亮天工，仁恤斯民，庶几克享天心，风雨调顺，年谷丰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仁宗谓刑部尚书金纯曰：“自宫以求用者，惟图一身富贵，而绝其祖宗父母不顾。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顾，岂有诚心事君？朕已决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须惩治。今后有自宫者，必不贷。”
洪熙元年三月，诏曰：“朕恭承大统，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皇考爱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狱，惓惓在怀。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于善，岂专务诛杀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长而恶恶短，罚之轻重，咸适厥中。顾执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虚饰其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谬妄，尤甚枉人，朕深悯之。夫五刑之条，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异处，斯已极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该凌迟者，依律科决，其余死罪止于斩绞。法司并勿傅会昧情夫实以致冤滥。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文武诸司，自今亦不许恣肆暴酷，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人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人之为非，固有父子不相为谋者，肆虞舜为君，罚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谋反大逆者，依律连坐，其余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概处以连坐之法。古之盛时，恒采民言，用资戒警。今凶险之徒，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链成狱。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但有告诽谤者，一切勿治。尔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爱人，务崇宽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违者，必罚不贷。”
仁宗闻淮安、徐州、山东民饥，而有司征税方急，于是坐西角门召大学士杨士奇等，令草诏，悉免今年夏税及秋粮之半，官买物料，一切停罢。士奇对曰：“斯事可令户部工部与闻。”仁宗曰：“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有司虑国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内官具楮笔，令士奇等就西角楼书诏，览毕即命用玺，已遣使赍行。顾士奇曰：“今可语户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余里，其间未必尽无收，亦宜有分别，庶不滥恩。”曰：“恤民宁过厚，为天下主可与民寸寸计较耶？”
洪熙中，大理少卿弋谦因言事免其朝参，自是言事者遂少。仁宗因灾异屡见，遂敕谕群臣曰：“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烦，殆难独理。是以数召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因大理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令谦就职，但免朝参。而自是以来，言者益少，岂以为无事可言与？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无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摅其嘉谋嘉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义。弋谦朝参如故。”
旧制，守卫皇城皆亲军诸卫军士，不得更番。仁宗悯其久劳，或经月不得归见父母妻子，命选散卫军之精壮者助其守卫。兵部尚书吕庆言：“守卫事重，散卫军何可尽信？”仁宗笑曰：“人未可尽信，亦未可尽疑，为人上在布德施仁以得众心耳。”诚得其心，仇敌可化为父子；苟失其心，素所亲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敌国，盖既往多有之矣。
太常寺奏牺牲所见畜羊少，请给钞遣官于出产之处市买。仁宗曰：“能爱人而后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岂当惜费？比年有司不达大体，于市牺牲但准洪武中价值，凡物直随时低昂，岂有一定之理？今民间诸物，视洪武时直率增数十倍，而祀神之物，独仍旧直。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牺牲，悉准在京时直给钞往市，如于所产之处时直不足，则就所在有司不系赃罚钞内补给。畿内从巡按御史，在外从按察司官监市，毋致扰民。”
●卷九
河南新安知县陶镕以县民艰食，采拾自给，借函关驿粮赈之，奏请秋成还官。宣宗谓户部臣曰：“近年有司不体人情，苟有饥荒，必须申报，展转勘实，赈济失时。知县急于济人，先给后闻，是能称任使。卿勿拘文法责其专擅。”
宣宗初即位，有自宫求用者，谓礼部臣曰：“皇考在御时，尝有自宫者，以其毁亲遗体为不孝，皆发戍交阯。今此人尚敢尔，即循例发遣，更申明禁约。”
宣宗初即位，都督府吏及卫军士有言民间利病者，宣宗谓礼部尚书吕震曰：“圣人不弃刍荛之言，前下诏书，凡军民利病，许诸人陈言。朝廷但当察其言之善否，不必计其人之贵贱，果有可行者，即与施行。”
洪熙时，行在礼部考山西按察司佥事不称职，例降边远杂职。宣宗曰：“退人以礼，彼尝为方面官矣。遽降杂职太过，可令为县正，不称，则如例降之。著为令。”遂降湖广应山知县。
宣宗即位，工部言内府供用伫丝纱罗缺，请下苏杭等府织造。宣宗曰：“供用之物虽不可缺，然当念民力。今百姓艰难，可减半造。”因谓尚书吴中曰：“昔魏征告唐太宗，每以恤民为言，卿等其体此意。”
交阯左参政冯贵善用人，尝得土军五百，劲勇善战，抚育甚厚，每率之讨贼，所向成功。后五百人为中官马骥所夺，贵与贼战不利，遂死。
教坊司韶舞刘安等请给敕命，宣宗谓吏部尚书蹇义曰：“旧典如何？”对曰：“无之。”曰：“朕与卿等宜恪遵成宪，旧典无，不可与。”
仁宗尝命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直隶、浙江。宣宗即位，干还，言：“有司多不得人，士豪肆虐，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来巡抚，庶民安田里。”下吏部会户部工部议，遂命广西按察使胡槩为大理寺卿，同西川参政叶春巡抚直隶及浙江诸郡，此巡抚之始。
旧制，诸王子女婚娶，皆用朝廷选授，后以宗室蕃盛，选之难悉得人。至宣德元年三月，始命诸王婚娶悉自行选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以冠服册诰仪物，诸王便之。
宣德时，真人张宇清求龙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礼部侍郎胡槩代为之请。宣宗曰：“僧道给度牒，祖宗有定制，无请求之理。朕不惜宇清，惜其教也。”竟不与。
宣宗尝召户部尚书夏原吉，谕之曰：“朕念自古国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穷以致祸乱。是以夙夜祗畏，用图政理，所冀天时协和，年谷丰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泽，似觉秋来可望。然一岁之计在春，尚虑小民阽于饥寒，困于徭役，不能尽力农亩。其移文戒饬郡邑，省征徭，劝课农桑，贫乏不给者，发仓廪赈贷之。”
宣宗谓侍臣曰：“适观大理奏录囚，有同饮至醉斗争杀人者。当其同饮之时，自谓意气相合，及醉后不复省记，遂至如此，皆酒之过。古人酬酢百拜，岂有此祸？汉以来，醉酒杀人至于亡身破家者不少。名为毒药，岂不诚然？此真可以为戒。”
宣德时，锦衣卫力士宁真言：“山西中条山有胆矾，乞令有司采进。”宣宗曰：“使民耕，则有粟充饥，桑，则有帛御寒。矾如山积，何益饥寒乎？小人之言不足听也。古之人君，惟欲民富，凡山泽之利，皆弛其禁。若矾可利民，听其自采。”
宣德时，御史谢瑶荐贤，奏牍误书姓，自陈改正。宣宗谓吏部臣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欠一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谪交阯大蛮县知县。
宣宗谕吏部尚书蹇义曰：“庶官贤否，关国家之治乱。掌铨衡者，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推之庶政，达之天下，无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统，维新治理，以安民生，选贤任能，尤为切要。古人取士于乡，以其道艺著闻有素；后世以言貌，求其底蕴，盖亦难矣。况笃厚之士，率多恬退；便僻之才，巧于进取。非至公无以胜私，至明不能格物。严选举以遏冗滥，精考核以防矫伪，毋俾小人贻患于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贤事君，国家膺福，苍生受惠，声名流芳于永世，卿等勉之。”
义勇卫军阎群儿妻有淫行，李宣以告，群儿将杀之；其妻即诬群儿与宣等九人强劫校尉陈贵家。御史悉论斩。都察院勘验，实不为盗。宣宗谓左都御史刘观曰：“昔隋炀帝令于士澄治盗，但有疑似辄加考掠，同日斩决二千余人。其中六七人者，盗发之日，先禁他所，不胜楚毒，亦自诬服，有司明知，不复执奏。今非各人自陈，岂不冤抑而死？是尔等皆士澄也。宜戒约诸道，凡治狱必察实情，此事若已谕决，朕必不汝贷矣。”
山东清军大理卿汤宗言：“济南等四府旱荒，民无食，工部派买颜料，乞暂停止。”工部言：“颜料皆陵寝殿宇待用之物。”宣宗曰：“山东之民，祖宗之民也。艰难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扰之耶？其悉停罢。”
宣宗尝语侍臣曰：“朕祗奉祖宗成法，诸司事有疑碍而奏请者，必命考旧典。盖皇曾祖肇建国家，皇祖皇考相承，法制详备。况历涉世务，练达人情，谋虑深远，子孙遵而行之，犹恐未至。世之作聪明，乱旧章，驯致败亡，往事多有可鉴。古人云商周子孙能守先王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此诚确论。”
宣德时，锦衣卫总旗卫整女因母病，刲肝煮液，食之而愈，请旌表。宣宗曰：“为孝有道，孔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剖腹刲肝，此岂是孝？若致杀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岂不大坏风俗？女子无知，不必加罪，所请亦不允。”
宣宗敕右都御史王章曰：“朕为天下生民主，夙夜兢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比者廷臣多自外至，道里所经，耳目所及，军民利病，岂无可言？而泯焉不闻，岂朕之所望哉！尔国之大臣，实总宪纪，可自良乡抵南京巡抚，军民一切休戚，具以实闻，毋有所隐，庶副朕忧愍元元之意。”
宣宗因翰林儒臣进致治在用人之说，曰：“《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
宣宗尝谕左都御史刘观曰：“中外文武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内府诸衙门，皆有钱粮出纳。近闻其弊甚多，即选能干御史率监生于东华门外庑下取各监局文卷簿籍，详加磨勘，有隐匿钱粮虚冒支给者，悉以闻。”
宣宗谕法司官曰：“朕观《周书?立政》篇云：‘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此言深有意味，盖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滥，则仁恩洽浃，足以培固国本，福祚岂不灵长？今不必论效验，但当以敬为主，有虞钦恤，正是此意，卿等宜夙夜勿忘。”
宣宗尝谕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数千里，常虑驿使往来，或有暴扰，或水旱灾伤疾疹，民有饥窘不安，皆朕所欲闻者。朝臣往还，御史巡历，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视，冀闻其实。今其所言，乃毛举细故，不切大体。大臣如此，予复何望？尔等朝夕左右，当悉朕意。凡所见闻，皆须详陈，君臣同体，勿有所疑。”
宣德时，有中官奉旨传之六科，辄令径行诸司，宣宗闻之，即下法司治，因谕给事中曰：“尔官近侍，职在记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内使传出者，尔当备录覆奏，再得旨而后可行，庶几关防欺弊，不然必有诈伪者。尔等自今恪谨乃职，不许依阿随附。”
宣宗谕礼部尚书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请给度牒甚多。中间岂无有罪之人潜隐其中者？宜令僧道官取勘，如果无之，尔礼部同翰林院官礼科给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试，能通大经，则给与度牒。”
宣宗谓侍臣曰：“夷狄为患，自古有之，未有若宋之甚者。靖康之祸，论者以为不当通女真攻契丹取燕云之地，亦非根本之论。是时天祚失道，内外俱叛，取可也；女真以方强之势，乘契丹之弊，后日必与我为邻；燕云之地，太宗百战不能克，乘时取之，亦不为过。若究祸之根本，盖是自熙宁至宣和五六十年，小人用事，变易法度，民苦征徭，军无纪律，国家政事，日凌月替，遂为夷狄所侮，致有此祸。高宗南渡，中原陷于夷狄，民心思宋，政宜卧薪尝胆，委任忠良，恢复旧疆，洗雪大耻。乃复用小人，力主和议，为偷安之计，以岳飞之忠，卒死于秦桧之谗，小人之败人国家如此。”又曰：“自古无中国清明而有外夷之祸者。”
宣宗因汝南王讦奏兄周王之过，谓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因谗言致忿，驯至阋墙，浸成大恶。当念同气至亲，各生爱敬，则自然和协。古人言，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此言最好。”
宣宗与学士杨溥语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贵乎训练有方，抚养得宜，不患其不为用。”宣宗曰：“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必其气锐志果而后可用。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错，何望有济。”
宣宗闻山西军民李二等九人自宫投入晋王府，贻书晋王曰：“皇考下诏天下，禁止自宫，违者谕以不孝。而李二等敢故违，投入王府。夫自宫以求用，古人所谓非人，情不可近。不孝之人，不知念其父母，岂复有心为王国之用？已令法司逮治，自今有若此者，宜斥之。”
宣德间，刑部主事李顺等、金吾等卫指挥宫旺等大祀天地，皆不出宿，为御史所劾。宣宗曰：“大祀不敬谨，岂可容？”命都察院治之。
宣宗与侍臣论足民之道，因曰：“先王制民产，教之树畜，不轻用其力，故家给人足，而复储嬴余，以待饥荒。至秦开阡陌，田土并于豪强，小民无常业，加之头会箕敛，不遗锱铢；隋文时，仓庾充盈，布帛山积，及遇饥荒，不知发而赈之，令民就食山东，国家储积何用？如此何望治效之如古也？”
通政司进各处雨泽奏本，宣宗谓侍臣曰：“祖宗爱民之心、保民之道，于斯可见。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闻者，岂是久安长治之道？我国家自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泽，世世相承为成宪，岁之丰俭，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虑深矣。”此奏不知何时遂废。
宣德二年，将临轩策士，宣宗谓礼部臣曰：“设科求贤，国之大事。昔之为君尝有祝云‘愿得忠孝之人，以资国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宣宗谓翰林臣曰：“国家取士，科目为先，所贵得真才，以资任用。古人取士于乡，其行艺素有定论。至朝廷复辨其官才，所以得人为盛。后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尽得真才，难矣。然文章议论，本乎学识。有实学者，其言多剀切，无实见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尝敷奏以言。况士习视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实，则士习日趋于厚；朝廷尚浮华，则士习日趋于薄。此在朝廷激励成就之有道也。”
宣宗尝读《汉书?循吏传》有感，因为序论曰：“班固作《西汉书》，载循吏文翁、王成、黄霸、龚遂、朱邑、召信臣六人，然观其事，兴学校，勤劳来，劝课农桑，修举水利，恭俭爱人而已，非有奇才异能以倾骇人之视听。然而传之者何哉？以其奉职循理而民自化，异于尚威严以为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为本。舜禹之相戒，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养，又有所教，而后民生遂，民性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善士。此后世郡守县令之职所由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环千里百里，其民以千万计，而付之守令者，欲其教养之而已。教养之道，农桑学校而已。农桑之业修，则民足于衣食而遂其生；学校之政举，则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务此，往往任智术，利威严，苛刻削急。于是民受其弊，此赵广汉辈所以不得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师舜禹之道，以教养斯民，故于守令之选加严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安得皆有如六人者布满天下郡邑哉！”
宣宗览《豳风七月图》，谓侍臣曰：“此足以见周家立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其先王教民耕桑，以御饥寒，皆豫为之计，委曲详尽，必收成然后役之，所以当时军民相亲如父子，周之王业由于此，所以传世历年之永也。”又曰：“非周公此诗，后世亦何由知之？周公所以为名世之臣也。”
太医院医士旧五月粮。宣德时，医士贺祥等奏贫无以赡，比照天文生例，请给月粮。始命有家者月支米五斗，无者月三斗。
虞谦为杭州知府时，曾建议：“江南寺院田多或数百顷，而官府徭役未尝及之。贫民无田，往往为徭役所困。请为定制，僧道每人田无过十亩，余田以均贫民。”闻今不复然矣。
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汤千户者以贿结之，因倚势渔猎百姓。按察使林硕初至，振举宪纲，汤惧不容，谗硕于裴。裴诬奏硕讥诽及沮格诏书，遂逮硕至京。硕言：“臣昔为御史，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升按察使，至浙未久，小人旧不便臣者，设谋造诈，欲去臣以自便耳。”宣宗曰：“朕固不信，是以面问，汝今既明白，汝即驰驿赴任，但遇民瘼事，悉奏来。朕推诚心以待臣下，汝无他虑。”因谓侍臣曰：“小人造言，谗害君子，归必罪之不贷也。”
宣宗御武英殿，谓侍臣曰：“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善言有益于君德、有补于治道如此，岂可不听？”
宣宗与夏原吉语及古人信谗事，曰：“谗慝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舜┾谗说，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闲防，若有其萌，必杜绝之，不使奸言得人，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非之；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所宜务也。”
宣德时，奸民有欲陷良善者，多构诬词赴南京讦告，南京法司辄逮问。宣宗闻之，令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讦者，俱送北京，惟京城军民词讼许其鞫问。
宣宗闻侍臣讲《贞观政要》，曰：“唐太宗致治之美，庶几成康，实本于此。予尝及覆是书，谓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谓治国犹栽树，根本不摇则枝叶茂，君道清静则百姓安乐，皆要语也。”
宣德时，内官张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宣宗命斩于都市，枭首以殉。
宣德二年冬，礼部奏：“永乐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愿出家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额外不许滥收。俟五年后考试，如果精通经典，给与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请给者，多系额外滥收，且不通经典者多，请如例悉遣归。若系额内之数，亦待三年，考试给与。”从之。
宣宗因与侍臣论刑法，曰：“汉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炙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文帝培植汉之国脉，太宗肇启唐祚，享国长久，有以哉。”
宣宗曾制《帝训》二十五篇，曰《君德》、曰《奉天》、曰《法祖》、曰《正家》、曰《睦亲》、曰《仁民》、曰《经国》、曰《勤政》、曰《恭俭》、曰《儆戒》、曰《用贤》、曰《知人》、曰《去疾》、曰《防微》、曰《求言》、曰《祭祀》、曰《重农》、曰《兴学》、曰《赏罚》、曰《黜陟》、曰《恤刑》、曰《文治》、曰《武备》、曰《驭夷》、曰《药饵》，言质事实，皆为理之大要。亲序其首，复题其后，惓惓欲后世子孙服膺斯训。若为人主者，时置一册于坐侧，甚为有益。
宣宗尝谕兵部侍郎王骥曰：“近闻南京运送诸物者，每船所装，皆未及半，而经过之处，一体添拨军夫接送，虚劳人力。令襄城伯李隆及南京工部、都察院、锦衣卫各委官监视，凡有运送，务令满载，若仍踵前弊，具奏罪之。”
宣宗尝谓诸大臣曰：“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谓明主视天下犹一堂，满堂饮酒，一人对隅而泣，则一座为之不乐。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妇不得其所，实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
宣宗闻广东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矿砂，煮之可得白金铅锡，请官开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开验，每砂百斤，炼银四钱、铅二十斤。因谓尚书夏原吉曰：“朕料铅砂之烹，所得无几，若果有银利，置冶烹炼，岂待今日？彼小民或窃取以求毫末之利，无足怪，朕已宥之不问。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国家之利不借此，民亦免逐末之弊。”
宣宗闻山西饥民流入河南者为有司军卫所捕逐，谓户部尚书夏原吉等曰：“民饥流移，岂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饮食、居处、医药，皆为区画，山林河泊之利，听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余万人。今乃驱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县官加意抚绥，发廪给之，随所至居住，敢有逐捕者罪之。”
宣宗闻太医院奏尚衣监用辟虫香二万斤，乞遣人福建等处收买，曰：“此非急务，不必遣人。且香药安用许多？可减其十之七。”
宣德时，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宣宗乃作《酒谕》，其文曰：“天生谷麦黍稷所以养人，人以曲蘖投之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国用。《书》秬鬯二卣曰明禋，《诗》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庆，洗腆致用酒’，以事亲也。‘岂乐饮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维醹，酌以大斗’，‘酾酒有衍，笾豆有践’，燕父兄及朋友故旧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废乎？而后世耽嗜于酒，大者忘国丧身，小者败德废事，酒其可有乎？自大禹疏仪狄戒甘酒，成汤至帝乙罔敢崇饮。文王、武王戒臣下曰‘无彝酒’，曰‘德将无醉’，曰‘刚制于酒’，孔子言‘不为酒困’，又礼有一献百拜，然则酒曷为不可有哉？夫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合欢，惟谨圣人之戒而礼之率焉，庶乎其可也。”
宣宗尝谕吏部兵部臣曰：“今后凡中官传旨，除授官员，不问职之大小、有敕无敕，俱要覆奏明白，然后施行。”
宣宗尝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侍臣等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汤始受命，视禹时不及。及纣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视汤时又不及。成、康致理，遂多于禹时。春秋战国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汉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数年问，天下之众亦减其半。昭帝罢战务农，至成帝初，户口极盛。东汉承王莽之后，率土之民，十才二三，明、章之后，天下无事，人口滋殖。三国、六朝疆宇分裂，所存无几。隋文节俭，大业之初，户口极盛。炀帝荒淫，役人以百万计，丁男不足，役及妇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为盗。唐贞观以后及于永徽，户口日增，至开元极盛。安、史之乱，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后，自太祖至神宗，户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荡，所存者东南之民。此历代户口之大概也。”
宣宗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见国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之大戒。”
宣宗尝敕守边诸将严固备御，曰：“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防边之道常如寇至，则寇不至，昼夜顷刻不可怠忽。凡寇之能为人患者，率窥伺间隙，乘人之不虞，慎之慎之。”
洪武中，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者，得五梁冠服。宣德初，其王言世子冠五梁与朝臣等，乞为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宣宗尝召学士杨溥，从容谕曰：“沧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饬，所以克致太平，号称明良。若为君者不资于臣，为臣者不赞辅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然比来臣下往往好进谀词，令人厌之，卿亦宜勉辅朕于善道。”溥对曰：“臣受国厚恩，敢忘报？”称曰：“但觉朕有过举，直言无隐，是即为报也。”溥顿首曰：“自古直言非难，而容受直言为难，陛下乐闻忠言如此，臣等敢不尽心。”
仪宾庆贺行礼，旧五班次。宣德时，始以宁王言命各以品级序于同等官员之左，遂为定制。
宣宗闻浙江所属府县缺官数多，谕吏部曰：“庶官所理皆民事，郡县亲民事，尤切要，久旷可乎？自今内外大小职事有缺，皆须早除，勿致废事。”
宣宗览梦卜求贤之说，顾谓侍臣曰：“君臣相遇，岂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贤傅未得，说筑傅岩，虽有致君泽民之志，不能自达，一旦得于梦寐间，遂相与讲学论道，而功被当时，名垂后世，诚千载奇遇。由此观之，人君诚心求贤，固无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猎遇太公，亦岂非诚心相感？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盖天佑国家，必生贤哲为之辅翊。高宗思道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后可以梦言；有傅说之贤，然后可以为相。若汉文以梦得邓通，光武以谶用王梁，岂不误哉！”
宣德间，兵部尚书张本奏：“驿马之设，本以飞报军机重务，今在外，凡有符验官司及镇守官，每以常事泛滥给驿，皆宜禁止，请令年终各具一岁给驿起数、及所干事务、所差人员，造册奏闻，以凭稽考。”从之。
德州民奏，本州路当冲要，每遇军物，官船经过，例给丁夫，而督运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后者踵至。本处丁夫不敷，有司无计，或执商贩行道贫人补足其数。督运者中路逼取其赀，无赀者至解其衣而纵者，有为所逼迫不胜而赴水死者。在船军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载私货多于官物，沿路发卖，率以为常。乞敕所司禁约。奏下行在兵部，兵部奏：“请自今运物船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预置木牌一，大书本船军夫数目姓名，有急运应增者，上水不过七人。所司给与印信帖子，大书所增贴于牌上，以牌竖于船头，所过有司如牌所增给之。下水不给，违者许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实以闻。仍遣内外官不时沿路搜检私载物货究治其罪，庶使小人知所警惧。”从之。
宣宗因言者言近来风宪多怀顾忌，少有敢言，请降敕勉励，以开言路，因谓右都御史顾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诸司官员及百工技艺之人，皆许言事，况风宪官职当言路，朕所倚信者，岂可有所顾忌？尔宜以其职喻之，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宣宗与儒臣论汉、唐诸君曰：“汉武好大喜功，海内费耗，末年能惩前过；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恣欲，疏忠任邪，遂致祸乱，窜身失国。武帝犹为彼善于此。”又曰：“善心生则明，欲心生则暗。武帝以田千秋为贤，玄宗以李林甫为贤，此治乱所由异也。”
宣宗御文革殿，召大学士杨土奇、杨荣、金幼孜，特赐鲥鱼醇酒，加赐御制诗，有“乐有嘉鱼”之句。士奇等沾醉献和章，上嘉曰：“朕与卿皆当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几不忝祖宗之付托。”
宣宗因侍臣言为政在人，知人为要。曰：“知人固难，然临事听言之际，以理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天下事，即尧舜处之，亦取善于人。人臣有爱君之心，随事规正，以利国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国家，阿意曲从，以求容悦，此小人也。”
宣德四年，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曰：“国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朕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顾国家用度有不得已取之民者，朕犹惓惓轸恤民艰。比闻中外奸弊纷然。嗟怨盈路，皆由尔等不体朕心。凡朝廷科买一物，辄差数人促办。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赖十数为之鹰犬，百倍科征，民被箠楚，不胜其毒。百分之一归官，余皆入于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诉告。尔等非不知之，盖实纵其所为。风宪耳目非不闻之，亦略不纠举。此岂仁人君子之心哉？自今当洗心悔过，以革前弊。朝廷有紧切重务，慎选廉公官员催办。不及之事，悉不许差人。假公营私，扰吾良民，违者罪之。”宣宗闻府军后卫有题进本夜递至北中门，守卫不肯转达，因谓锦衣卫官曰：“祖宗成法，朝罢外廷有事急奏者，不问晨夜，即具本进，守门者即为上达，所以通警急，绝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宽贷，其执付法司罪之。”
宣宗尝谕鸿胪寺臣，凡遇祖宗忌日，通政司、礼科、兵马司免引囚奏事。
宣宗因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语侍臣曰：“隋文帝时，户口繁殖，财赋充足。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在当时必有良法，后世因其享国不永，固无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若汉、唐初，立法未尝不善。至其子孙，或恃富厚，力役频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弊。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俭薄，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国家无事，则生齿日繁，生齿繁则财赋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乱之阶。使炀帝不纵其奢欲，能谨守隋文之业。安得遽至败亡哉？”
宣德四年七月，宣宗临文渊阁，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论经史，遂咨政务，已而悉召诸学士及史官，谕之曰：“国史贵详实，卿等宜尽心。”于是赐士奇等及学士以下钞有差。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节，在外大小衙门庆贺，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礼。后来，惟五品以上衙门进表行此礼，至节日止于露台设香案行九拜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