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两个文本来源，要分清楚
一、《史记·管晏列传》。管仲那段自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出自《史记》。这是全篇最详细也最著名的一段，距管仲之世约四百年。
二、《管子·大匡》。鲍叔牙向齐桓公荐管仲的经过，见《大匡》《中匡》《小匡》三篇。这三篇的体裁是追述，不是同时记录。
《管子》的成书：一条延续两千年的质疑链
今本《管子》八十六篇，十篇有目无文，实存七十六篇，约十六万言，分《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类。刘向校书（约前 26 年）时汇集「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删定为八十六篇。「管子」书名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质疑始于晋：
· 傅玄：「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为，轻重诸篇尤鄙俗。」
· 孔颖达：「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
· 朱熹：管仲不是有时间写书的人。
· 叶适：「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
· 《四库全书总目》：「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
现代考证以罗根泽《管子探源》为代表，逐篇推定年代，认为上起战国中期、下至汉文景武昭之世。通行的结论是：《管子》以管仲命名、保存部分管仲遗说，主体则是战国齐国稷下学者的集体成果。
出土材料方面：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中有《管子》残篇（《田法》《王兵》等）及田齐量器，李学勤据此考订「轻重」诸篇年代，进一步支持战国说。另需注意《汉书·艺文志》列《管子》于道家，至《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同一部书在两部目录里换了部类，也说明它的内容驳杂。
一处提醒
「分财利多自与」等五项细节只见于《史记》，与《管子》各篇并不重合。讲述管鲍之交时，宜分别注明出处，不宜笼统说「《管子》记载了管鲍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