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兵》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有它独一处的位置：它是儒家系统谈兵的一篇。孙武一类兵书谈的是怎么做，荀子谈的是凭什么——把战争放到政治的根本处去看，因此常被称作「军事政治学」的雏形。篇中「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一句，是儒家为战争给出正当性条件的表述。
与《孙子兵法》对照最能说明问题。孙子开篇讲「兵者，国之大事」，随即转入「五事七计」「诡道」；《议兵》则把「道」的具体含义定为民心一致，把诡诈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君臣上下涣然有离德」的对手身上。两者不是对立的两套知识，而是不同层面的两套问题：一个问如何取胜，一个问何以能胜。
本篇另有一条思想史上的线索值得延伸：荀子的学生李斯与韩非都走向了法家，而两人在篇中与篇外的选择，常被用来讨论「师承与实践」的关系。李斯在《议兵》里提出的质疑——秦四世有胜，非以仁义为之——正是后来秦制的自我说明；荀子的回答「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则成了后世论秦速亡时常被引用的判断。这一问一答，在一个文本里同时留下了两种历史意见，这样的情况在先秦文献中并不多。
文献层面：《荀子》唐代始有杨倞作注，此前长期乏人整理，本篇人物与年代只能靠注与旁证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