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之口」这一章之所以被反复引用，是因为它把一个治理问题说成了一个物理问题：堵与疏。这个比喻的传播力极强，以至于两千多年里它被当成一条不证自明的常识，而它本身的历史语境反倒被忘掉了。
把语境找回来，会看到几层东西。第一层是财政：厉王的「专利」是在王室收入紧张时推行的，不是闲来无事的贪欲。凡是不让人说话的政权，背后通常都有一笔不好公开讲的账。第二层是族群：真正把厉王赶走的「国人」是国都内的自由民，他们有能力组织行动。第三层是制度：召公那段话里列的献诗、献曲、献书、传语，是一套上下通气的老制度，他讲的不是道德劝告，是这套制度被弃用之后的补救办法。
从叙事上看，这一章的处理也很干净：谏词占全文三分之二，前后各两句叙事收口，而且最后那句「三年，乃流王于彘」把时间跳得很远，什么都不解释。中国史传里「留白即结论」的写法，这里是一个早例。
最后值得记一笔的是接受史。这一章在近世常被当作言论自由的古代依据来引用，但它讲的是「君主应该听」，而非「百姓有权说」——说话的位置在上，不在下。把它放进今天的概念里去用，需要说明其中的落差；而说明这个落差，恰恰是读古代政论最要紧的一道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