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期，周厉王做了天子。
这个人爱财。他手下有个臣子叫荣夷公，教他把山林川泽的出产都收归王室专营——原来老百姓可以进山砍柴、下河捕鱼，现在不行了，都要交钱。这种做法在当时叫专利。
大夫芮良夫劝过他。话的大意是：那份利，是百物生长出来的，是天地载着的，你一个人独占，害处就多了；这样会招来很多怨恨，却不防备大难。你重用荣夷公，周室怕要衰败。厉王不听，反而把荣夷公升为卿士。
从此国都里的人开始议论他。
这里要说明一句：「国人」不是指全国百姓，主要指住在国都里的自由民，包括工商和一些下层贵族。他们不满，是真的能闹出事的。这一点很关键：后来动手把厉王赶走的，正是这批人，而不是远在乡野的农夫。
厉王听不得议论。他从卫国找来一个巫，让他去监视谁在说话。巫报告谁，厉王就杀谁。
于是国都里的人不敢说话了。路上碰见熟人，不敢开口，只用眼睛示意一下。这就是道路以目。
厉王很高兴。他把召公叫来，说：我能止住谤了，现在没人敢说话。
召公说：那是堵住了，不是止住了。
接着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河川被堵住，一旦决口，伤人一定多，老百姓也是这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让它流，治理百姓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说。
然后他讲了一套制度——天子处理政事，要让公卿一直到列士献诗，乐师献曲，史官献书，少师进箴言，盲人朗诵，百官进谏，平民的话辗转传上来，近臣尽规劝，亲戚补过失，乐师和史官来教导，老师傅们加以整理，然后天子从中斟酌取舍。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违背道理。
他又说：老百姓有嘴，好比土地有山川，财用从那里出来；又好比高地上有沃野，衣食从那里出来。话从嘴里说出来，好坏就都显出来了。把好的做起来、把坏的防住，这正是让财用衣食丰厚起来的办法。心里想了，从嘴里说出来，自然要去实行，怎么能堵得住？如果把他们的嘴堵住，那还能撑多久？
厉王不听。
从此国人再也不敢说话。
三年之后，国都里的人一起动手，把厉王赶走。他渡过黄河，逃到彘地，也就是今天山西霍州一带。
——这件事通常就讲到这里。但有几个地方，值得再多说几句。
第一，「召公」是谁？
很多人一听「召公」，想到的是西周初年那位跟周公分陕而治、一起辅佐成王的召公奭，也就是「召康公」。那是西周开国的人物，跟厉王差了近两百年。
三国时候韦昭给《国语》作注，把这一点写清楚了：「邵公，邵康公之孙穆公虎也，为王卿士。」也就是说，谏厉王的人，是召康公的后代召穆公，名虎，不是召康公本人。
两个人隔了好几代，后人却常常混成一个。所以这篇文章的标题，一作《召公谏厉王止谤》，一作《邵公谏厉王弭谤》——「召」和「邵」是同一个姓的两种写法。
第二，那句话本身后来也被改过。
《国语》的原文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了东晋，《晋书·孔严传》里引作「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民」改成了「人」，多半是唐人修《晋书》时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今天两种写法都在用，收进成语词典的，通常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第三，这件事的年份，比这件事本身更值得一提。
厉王被赶走以后，国都里一时没有天子。史书上说由周公、召公两位大臣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是公元前八四一年。
为什么这一年重要？因为从这一年起，中国才有了连续不断、可以一年一年对得上的纪年。此前的年代，大多靠推算，不同说法之间常差几十年。所以讲中国历史，「共和元年」是一道分界线。
一个因为不准人说话而被赶走的王，恰好站在了中国确切纪年的起点上。这是巧合，但对读史的人来说，是个很好记的锚点。
第四，还有一件事，《国语》没写。
《史记·周本纪》里补了一句：国人闹起来的时候，厉王的太子静躲在召公家里。闹事的人围住召公家要人，召公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出去，被杀了。太子静因此活了下来，就是后来的周宣王。
《国语》只记了召公的谏词，没记这件事。同一段历史，两本书留下的东西不一样——一本留的是话，一本留的是事。
顺带说一句，召公那段话里点到的「献诗」「献曲」「献书」，并不是随口举例。先秦的采诗、献诗确有制度意味，后来《诗经》里的许多篇，就是靠这一类渠道一层层递上去的。也就是说，他讲的「让百姓说话」，在当时有具体的管道，不是一句空话。
最后说一句这本书。《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体例以记言为主——所以它留给后人的大多是话，不是事。召公那一整段谏词能一字一句留下来，靠的就是这种体例。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换一本书去记，留下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