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这个人的真身。
彭公指彭鹏，字奋斯，号无山，福建莆田人，生活在明末到康熙年间。他由举人出身，做过三河知县，后来做到工科给事中、广西巡抚、广东巡抚。
《清史稿》把他归在《循吏传》里。「循吏」这两个字，在史书里是有讲究的——它专门指那些办事认真、爱护百姓的地方官，而不是指功劳大或者官位高的人。能被写进《循吏传》，说明史官认为他一生的分量在「治民」这一头。
他在三河做知县的时候治绩最好，当地人后来还念着他。做言官的时候，他说话很直，不怕得罪人。这些都不是小说家编的，是史书里记着的。
所以这本小说和《施公案》一样，主角有个真实的底子。而且更巧的是：他和《施公案》的主角施世纶是同时代的人，同以循吏著名。后来两个人都成了小说里的清官主角——一个带着黄天霸，一个带着黄三太。
再说这本书本身。它题的是「贪梦道人」撰，光绪年间刊行，通行本一百回。
「贪梦道人」是别号，不是真名。他到底是谁、是哪里人，没有可靠的记载。这件事在清代通俗小说里很常见：书流传下来了，写书的人却查不到了。读者读了几百年，不知道作者是谁。这本身就是通俗读物的一种生存状态。
接下来是这本书最有意思的一处：它和别的书串在一起。
书里有两个主要的侠客。一个叫黄三太，是江湖上名声很重的老英雄；一个叫李七侯，和黄三太齐名，性子直、遇事敢担。这两个人原来都是绿林中人，后来都归到彭公门下，替彭公办事。
关键在于黄三太这个人的身份。他是《施公案》里那个黄天霸的父亲。
也就是说，在《彭公案》里，黄三太替彭公办了一辈子事；到了《施公案》里，他的儿子黄天霸又替施公办了一辈子事。父子两个人，分属两部小说，做的是同一件事。
这不是巧合。这是当时写书的人有意「接」上去的。一部书受欢迎，后来的作者就把人物从别的书里借过来——借一个还不够，干脆连父子关系都排好，让两本书像一根线上的两节。
再往前追，还有一层。包公、施公、彭公这三个清官，在民间合起来被叫作「三公」。与之相配的侠客也是一串：从展昭、白玉堂一路排到黄三太、黄天霸。
这实际上是清代中期的读者和作者共同搭起来的一个「故事世界」。人物可以互相走动，事迹可以互相引用。今天的人看小说、看影视剧里的「宇宙」，觉得是新鲜事；其实两百年前的书商已经在做同一件事了，只是方式更朴素：靠人物重名、靠父子师徒、靠借来借去。
那么这本书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官弱侠强」。书里的案子，真正去查、去追、去打的，多是侠客；彭公的作用是坐镇、决断、发落。和西方侦探小说里侦探一人包办不同，这里的分工是：清官给道理，侠客出力气。
第二个特点是案子多为「恶霸与贪官」。强盗劫案、豪强霸产、寺观作恶、地方官受贿——这些内容占了大半。这一类案子最能合读者的意，因为现实里最常见的不平就是这些。
第三个特点是口头色彩重。它本来是给书场和读者两头服务的，所以叙述直、情节密、人物登场往往先介绍一番来龙去脉，方便中间插进一段来听的人接得上。
这一条读起来最像话本，也最能说明它是怎么被消费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留意。这本书的一百回里，有不少案子其实是在重复同一个套路：先有人作恶，侠客受伤或受困，然后有人相助，最后堂上发落。套路重复，是长篇说部常见的问题；但它也说明一件事——读者买的就是这个套路，新的只是人名和地点。
如果今天读它，可以试三个读法。
第一，读「三公」的谱系。把包公、施公、彭公三条线摆在桌上，看它们的清官有什么共性（都清廉、都不怕权贵、都能招来侠客），共性越清楚，越能看出民间对「好官」的想象其实很集中。
第二，读人物的「跨书旅行」。以黄三太、黄天霸父子为例，查一查他们各在哪几本书里出现过、做过什么。把这几个人的履历排一排，就是一张清中期通俗读物的「共用资源表」。
第三，读「作者为什么隐去」。题「贪梦道人」而不写真名，除了避祸，也可能是身份不宜外露（写通俗小说在当时不算体面）。作者隐去，反而留下了一个问题：这本书到底是谁的需要？是作者的，还是书商和读者的？
还有一件事：为什么这本书把彭公做三河知县的那一段写得最细？因为这类小说要的是一个「坐在县衙里」的主角——官太大了反而不好办。这是这一类书的通例：主角的位置必须够低，才碰得上民间的案子；又必须够高，才压得住地方上的恶势力。县官正好卡在这两头之间。
最后说一句。这本书里真正动人的地方，往往不在案子本身，而在那些侠客肯出面的时候。一个清官再廉洁，也得有人替他把话说到恶霸面前去。这个「有人」，是民间故事里最不肯省掉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