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这个形象，今天还在被反复拍、反复讲。但很少有人问一句：这个形象是从哪儿来的？
答案不是《宋史》。历史上有包拯这个人，北宋名臣，《宋史·包拯传》记他刚直、清廉、不怕权贵，当时有一句民谚叫「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想走门路走不通，因为有这位像阎罗一样的包老。可正史里关于他断案的记录极少，只有一条「盗割牛舌」的小案子。
那么「断案如神」的包公是从哪来的？是唱出来、说出来的。
宋元有话本，元代有杂剧，明清有小说——一层一层往上加。到了清代，出现了一个把这件事做到极致的人。
这个人叫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也有人说他是北京人）。他是清代的说唱艺人，专说包公一系的故事，当时极受欢迎，自成一派。
关键在于：他没有留下自己写的稿子。他是个说书的，东西都在嘴里和台上。留下来的是别人的记录——听书的人把他讲的内容记下来，成了一部叫《龙图耳录》的东西。「耳录」两个字很实在，就是「用耳朵录下来的」。
后来有人把这份记录整理改写，成书刊行，这就是《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光绪年间印出来。
所以这本书的来历是四步：说唱 → 耳录 → 整理成小说 → 再被改写。一环扣一环，作者早已不是一个人。
再说书名里的人和称号。「三侠」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五义」指五位以鼠为号的义士——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
这五个人原本和官府是对头，后来才归到包公这一边。「五义」这个名字本身就告诉读者：他们从前是「贼」，后来成了「义」。这个转变，是全书最有戏的部分。
其中最有名的是锦毛鼠白玉堂。他年少气盛、本领高强、心气极傲，容不得别人比他强。他的故事之所以好看，正因为他不像一般的侠客那样只讲忠义，他还有脾气、有妒意、有不服气。一个人物有了缺点，才立得住。
现在说到这本书最特别的一处。
《三侠五义》印出来之后，被一位大学者读到了。这位学者叫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治经学、小学，著作很多，是清代有名的学者。
他读完这书，提了一个意见：第一回讲「狸猫换太子」，太不合情理了。于是他亲自动手改写第一回，把荒诞的地方改成能说得通的版本。
同时他还觉得书名不对——书里其实不止三侠，于是他改题为《七侠五义》。
这就有了两个版本流传：原本叫《三侠五义》，俞樾改过的叫《七侠五义》。一位治经的学者，替一部说书人的小说改头换面——这件事在文学史上很少见，也说明这本书的生命力：连专门治经的人都被它吸引进去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条规律：民间故事往上走的时候，会被一层层「修整」。说书人让它热闹，记录的人让它成形，学者让它合情理。热闹、成形、合情理，是三种不同的要求；每经过一手，就换掉一些东西。
那么这本书今天还有什么读法？
第一层读法，读「包公」这个形象是怎么长出来的。看完之后再去翻《宋史·包拯传》，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同一个人，正史里是个硬脾气的言官，小说里是个断案的神。两本书之间的落差，就是民间想象力的空间。
第二层读法，读「侠」和「官」的关系。按规矩，侠客和官府是对头；可在这本书里，侠客最后都归到清官手下，替清官办事。这个安排说明了当时人的一个愿望：希望有好官，也希望有本事的人肯替好官出力。
第三层读法，读它的「来路」。四步成书的过程，是研究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怎么交接的现成样本。说书人讲的时候会有呼应、有悬念、有现场反应；变成小说之后，这些就都要换一种方式重建。把它和今天的改编对照着看，会发现很多问题是老问题。
这本书还带动了一大批「跟着写」的书。《小五义》《续小五义》都是顺着它接下去的，侠客一辈接一辈——父辈是侠，子辈还是侠。一个故事有多受欢迎，有时候不看有多少人夸它，而看有多少人跟着它写。
它在戏台上也活得久。京剧里以包公、展昭、白玉堂为主的剧目不少，改编的取舍也很清楚：书里那些说书人的铺陈、回目、岔出去的闲话，到了台上都被剪掉，只留冲突最紧的那几段。同一件事，书场要的是「讲」，戏台要的是「做」。
再往后看，这类「清官加侠客」的组合一直有人在用。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里，官府与江湖的关系仍旧是常写的题目，只是站的位置换了过来——往往江湖才是主角。把《三侠五义》与后来的武侠放在一起看，能看出「侠」在读者心里的位置是怎么一步步往中间挪的。
最后说一句：这本书里的清官，是「被说出来的」清官；书里的侠客，是「被说出来的」侠客。而正因为是「被说出来」的，他们身上才带着普通人最想要的东西——有人管不平事，有人替弱小出头。这是我读这本书时最感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