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渔父》放进「对话体寓言的生成机制」里看，它是个干净的样本：一首已经流传的民歌，被安置进一个为它量身定做的场景。
歌先存在。它在楚地江边口口相传，后来被《孟子》采录，成为论「自取」的例子。它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压缩进了水和洗濯两个动作里，因此在《孟子》里也只是一个论据，没有人格。
接下来需要的是人格。于是有人给它配了一个歌者：江上打鱼、劝人随和、问了就走；再配一个听者：憔悴、固执、宁可去死。两人的性格恰好把两层意思拆开——渔父承担「水浊则濯足」一面，屈原承担「宁赴湘流」一面。歌到此不再是一句格言，而是一次告别。
这个机制的关键在于：新加入的部分必须比原来的部分更有名。今天多数人知道《渔父》而不知道《孟子》里的孺子歌，可见安置是成功的。
它留下的破绽也清楚。《史记》收故事不收歌，构成一个反向证据：歌与故事很可能是先后拼合的，这正是生成过程在文本上留下的接缝。
最后是题名的力量。《渔父》用人做题目。一个没有姓名、没有来历的人成了整篇的标题。九百年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写《江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个翁同样无名。一个无名者被反复请进最需要定力的场合，大概是这一形象真正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