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被放逐以后，在江边游荡。他一边走一边念诗，脸瘦了，人也枯了。
一个打鱼的人看见他，问：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这个地步？
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
渔父说：真正高明的人不会被外物绊住，他能跟着世道一起走。举世都浑浊，您为什么不跟着搅一搅泥水、推一推波浪？大家都喝醉了，您为什么不连酒带糟一起喝下去？为什么非要往深处想、往高处走，把自己弄到被放逐的地步？
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一弹帽子，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一抖衣服。怎么能让干干净净的身子，去沾那些脏东西？我宁可跳进湘江，葬在鱼肚子里。怎么能让一身雪白，蒙上世俗的灰？
渔父笑了一下，敲着船板走了。他一边走一边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沧浪的水清，可以洗我的帽带；沧浪的水浑，可以洗我的脚。
唱完就走了，没有再跟屈原说话。
——这篇短文不长，收在《楚辞》里，题目叫《渔父》。屈原后来就在这一年的五月投了汨罗江。故事到这里，一般人就听完了。但有三件事，仔细看会看出别的东西来。
第一，这首歌不是渔父写的，也不是屈原写的。
同样四句歌，最早的出处是《孟子·离娄上》。那里记的是：「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唱歌的是一个小孩子，不是渔父。孔子听见了，对学生们说：你们听着——水清就洗帽带，水浑就洗脚，都是水自己招来的。
两首歌只差一个字，「我缨」和「吾缨」，「我足」和「吾足」，意思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这是同一首楚地民歌的两种抄法。它先在《孟子》里，后来才出现在《渔父》里。
第二，《史记》写了渔父的故事，却没有收这首歌。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里把渔父这一问一答几乎原样写了下来——「举世皆浊我独清」「新沐者必弹冠」这些句子都在。但他写到「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就停住了，四句歌一句没抄。
这件事值得想一想。司马迁是最爱用歌谣点题的人：伯夷叔齐的《采薇歌》、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都被他一字不落地收了进去。为一个投江的诗人写传，正该有歌，他偏偏没有。
所以有研究者提出一个倒过来的解释：不是《楚辞》抄了《史记》，而是西汉末年编《楚辞》的刘向，把《孟子》里那首已经流传很广的孺子歌，接到了《史记》的渔父故事尾巴上。这样一来，渔父这个人不但有话说，还有歌唱，人物的分量一下就重了。
这个说法不能算定论，但它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一首战国就有的童谣，会变成一篇楚辞的结尾。
第三，渔父这个人，到底有没有？
东汉的王逸给《楚辞》做注，在题目下面写了七个字：「《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这是最早的署名。但后人不认。理由很朴素：如果这篇真是屈原自己写的，为什么《史记》里屈原的部分没有？如果渔父真跟屈原说过这些话，司马迁走访楚地，怎么会听不到？
清代王夫之在《楚辞通释》里说渔父实有其人，还据此推定这篇写在楚怀王时期、屈原退居汉北的时候。另一位金代的王若虚则直说：「渔父篇假设以见意尔」——是假设出来的角色，借他的嘴说话。近代以来，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后一种：这篇和《卜居》一样，是「设问设答」的一体文章，未必是实录。
这里可以顺带看一眼《卜居》。那篇里屈原去问太卜郑詹尹，一连问了八个「宁……将……」，问的都是「宁可这样，还是那样」。詹尹最后说：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你还是按自己的心去吧。两篇的结构完全一样：主角拿不定主意，去问一个人，那个人给了答案，主角不接受。这种「设问设答」在战国文章里很常见，作者借一个角色的嘴，把两种人生态度摆在一起。知道了这个体例，《渔父》里那位打鱼人的来历也就清楚了一半——他不必真有，他只需要把话说完。
还有一层分歧在渔父这个人的评价上。过去常说他是「隐者」「高人」，代表道家的处世态度。但也有研究者反对：真正的隐者是躲开这个世道，而这位渔父劝屈原「淈其泥而扬其波」「餔其糟而歠其醨」——浑浊了就搅得更浑，醉了就跟着喝——这不是隐，是掺和。照这个读法，他不是高人，是屈原特意立起来的对立面。
最后一件小事：沧浪这条水在哪，古人也吵。
《尚书·禹贡》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沧浪是汉水的一段。汉代的马融、郑玄说沧浪就是夏水，是汉水的一条支流。再往后越说越具体：《汉水记》说武当县西四十里的汉水里有个沙洲叫沧浪洲，《括地志》说均州武当县有沧浪水。清代的胡渭打了个圆场：从均州一直到汉阳，都可以叫沧浪之水。
一条水，三个说法，两千年没吵完。这倒是和渔父这个人的命运很像——明明只有一段对话、四句歌，却怎么也对不准到底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