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是研究文本层累与改写动机的典型样本：同一故事在四个世纪里被改了两次，每次改动都留下了清楚的立场痕迹。
可行的做法是把三个文本的关键处逐段对校：唐《莺莺传》张生的自解语、董西厢的结局处置、王西厢第四本的送别与第五本的团圆，看人物评价语如何置换。改写的方向是单向的——从「弃」到「娶」，从「妖孽」到「有情」——这种单向性本身就是可以解释的现象。
三个可追的问题。一，统计各版本对崔莺莺的评语用词，观察其价值判断的迁移；同时注意明代评点本（如金圣叹批本）如何又一次改动了这个故事的读法。二，「一人主唱」之例的破除与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五本连台是否为演出实际所需，抑或先有文本后有演出，可从《录鬼簿》及元刊本形态入手。三，禁毁材料的整理：明清禁毁书目与地方禁令中涉及《西厢记》者，与实际刊刻、演出记录并置，可量化地考察「禁令的效力」这一命题。
方法上须留意两点：其一，元杂剧文本多经明人整理，今本未必即元刊原貌，「元人所作」与「明人所定」须分开讨论；其二，作者生平无考时，不宜以「作者经历」解释文本，而应从体例、演出条件与接受环境去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