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度改写、脚色体例与作者考
《西厢记》的研究价值集中在「层累而成」这一性质上。
一、故事的三个层次。源头为唐元稹《莺莺传》（《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八引，题《莺莺传》，亦名《会真记》），篇中张生终弃莺莺，并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自解，时人许其「善补过」。金代董解元作《西厢记诸宫调》，增人物、改结局，以团圆收束。元王实甫据之作杂剧《西厢记》，世称「王西厢」以别于「董西厢」。三层之间不是翻刻关系，而是每一次都有人有意改动：改写者的立场，正是文本研究的入口。
二、《莺莺传》的自传性问题。宋人已疑元稹以张生自寓，后世论者多承此说，然证据皆属推测。此类判断宜标「一般认为」「存疑」，不宜径作定论。
三、体例。元杂剧通例一本四折、一人主唱。本剧凡五本，各本四折，共二十折（加上楔子，篇目统计各家略有出入），为元杂剧中罕见之长篇。唱者兼用正旦与正末，视情节转移，故崔、张二人皆有自述衷曲之机。体例上的这一松动，与全剧「两情相应」的立意是互为表里的。脚色方面，红娘为贴旦，戏份之重远超一般配角，「红娘」后遂成汉语中媒妁的代称。
四、作者与时代。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卒及事迹均无确考。元杂剧作者生平多不可详，其资料主要见于钟嗣成《录鬼簿》。研究此类作品时，「作者是谁」往往无法回答，只能研究文本本身与时代条件，这是一条必须接受的限度。
五、接受与禁毁。明清两代屡有以「诲淫」为由请禁演者，而演出与刻本始终不绝。透过禁毁与流行并存这一现象，可考察明清之际的道德话语与市民娱乐之间的张力，这也是《西厢记》研究中最有社会史意味的一层。
可引用的稳妥结论：论源流，唐传奇悲剧—金诸宫调团圆—元杂剧写定，三度改写各有立场；论体例，五本长篇、旦末轮唱，突破了元杂剧一人主唱之例；论作者，王实甫生平无考，元杂剧作者普遍如此；论接受，禁毁与流行并存，可见其打动人心之处不在道德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