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可以看「同一个故事，书名为什么会变」。
《史记》的版本里，书名叫《太公兵法》。这个名字很合理：托名太公的兵书在两汉之际是一个很大的门类，《汉书·艺文志》就著录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张良得书与当时书目环境完全相容。
到了北宋，张商英给一部名为《素书》的短书作注，并在序里把它接到圯上受书这个故事上。他做的事，本质上是把一部来历不明的短书，挂到一条人人熟知的叙事上：一千三百三十六字、玉枕、秘戒——每一项都在解释「它为何一千年不为人知」，也每一项都无法证伪。
收益是巨大的。挂上之前，《素书》只是一部无名短书；挂上之后，它是「黄石公授张良」的那一本。这是叙事对文献的反向作用：叙事给文献发明了一个祖先。
这里有个结构性的差别。《太公兵法》归属于一个已有的大类——汉代有确切著录，不需另编来历；《素书》是新挂上一个无家族的名字，于是必须配一段完整的身世：谁藏的、藏在哪、有什么戒语。说法越独特，需要的解释就越多。
最后是读者的位置。《史记》原文是「旦日视其书」——先给书、后认书，中间隔了一个夜晚。这个顺序在「授《素书》」的讲法里被取消了：书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确定的。一个细节的丢失，改变的是整个故事的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