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有一个不太出名的书名，和一位更不出名的作者。但对研究晚唐五代的人来说，它很重要。
作者叫孙光宪，字孟文，陵州贵平人。他先是在蜀地做官，后来到了荆南——也就是十国里的南平国，都城在江陵，建立者是高季兴。荆南地在要冲，可是地方小、兵力弱，夹在几个大国之间，靠向各方称臣、做转口生意过日子。孙光宪在这个朝廷里做了几十年官，一直做到荆南节度副使、检校秘书监。
后来宋兵南下，荆南归宋，他也随之入宋。
他一生的位置很特殊：既不是大国的重臣，也不是隐士。他是一个夹在中间的小朝廷里的官员，站的地方却四通八达——南来北往的使者、士人、武将，都要从江陵经过。见的人多，听的事就多，这就是这部书能写出来的条件。
书名叫《北梦琐言》。先说「琐言」两个字：琐碎的谈论，零星的记载，这是自谦的说法。难解的是「北梦」。
这两个字后人解释不一。一种说法是：江陵在南方，而书里所记的多是从北方传来的旧事与传闻，所以用「北」字；另一种说法是：它取的是「梦话」之意，作者自谦这些东西不过是梦里说出来的闲话，当不得真。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但没有哪一种被公认为定论。读的时候知道有这桩疑问就够了。
再说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全书原来三十卷，今天能见到的本子是二十卷，中间有散佚。内容主要是唐武宗以后到五代十国之间的朝野见闻：人物的言行、科举的趣事与弊端、官场的内幕、诗文的评说、典章制度的变更，也夹杂一些方术异闻。
注意这里的比例：它主体是「实录见闻」，不是编故事。虽然书里也有怪异之事，但那不是主线。把它和《子不语》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笔记」这个大类里其实有两种东西：一种以记事实见闻为主，一种以记奇闻异事为主。
而它最珍贵的地方，也在这里。
晚唐五代那段时期，天下分裂，政权换得极快，正史写得很粗——很多人的事迹、很多制度的变动，正史里只有一两句话，甚至一句也没有。而这部书从当时人的角度把见闻记了下来。所以后世治这段历史的人，必须用它来补正史的空白。
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它的编法。孙光宪自己说过他编书的次第：先记唐代名臣贤士的一言一行，再记近代公卿的言行，最后才是自己亲见亲闻的部分。也就是说，他是有编例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事，也交代了材料的来路。
这个态度值得多说一句。随手记和有意编，是两件事。随手记的书，你只能一条一条看；有意编的书，你还可以从编排里看出编者的判断——他认为什么重要、什么可信、什么该放在前面。《北梦琐言》属于后者。
当然，限度也要说清楚。笔记是私人记录，不是官方档案，其中难免有传闻、有误记、有偏袒。用它的正确方式，是把它当「线索」而不是当「定论」：它可以提示你某件事很重要、有另一种说法，但要确认，还得找别的材料对读。
荆南这个小国本身也很值得看一眼。它地方不大，兵力不强，夹在中原的后梁、后唐与南方的吴、楚、闽之间，怎么活下来？办法是向几方同时称臣，谁强大就对谁低头；再靠地处要冲，做来往货物的转口生意。「四向称臣」在当时是被人取笑的做法，可它确实换来了几十年的太平。
孙光宪就在这样一个朝廷里做事。所以他听得见各国使者的说法，也看得见小国在大国之间怎么周旋。这些内容，是活在大朝里的人写不出来的。
可以拿《世说新语》比一比，两类笔记的差别就很清楚了。《世说新语》记的是魏晋名士的清谈与风度，讲究一句话说得漂亮不漂亮；《北梦琐言》记的是乱世里的实际人事，讲究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前者的时代有闲，后者的时代没有闲。
还有一层：为什么乱世里的笔记特别多？因为天下分裂、政权更替太快，官方的记录跟不上，很多事来不及写进正史就已经过去了。这时候，私人的记录就成了唯一留下的东西。笔记多，往往不是文人更爱写，而是正式记录不够用。
读这种书，还应该养成一个习惯：看清是谁在什么位置上说这句话。同一位大臣，他在自己朝廷里说的话，和他出使别国时说的话，不会是同一套。孙光宪记下的很多条，都带着说话人的处境。把话和位置放在一起看，才不会把一句应酬话当成真心的陈述。
还有一点：「琐言」这个书名里的「琐」字，其实是这类笔记共有的口气——琐碎、不成体系、不足挂齿。可历史研究恰恰很需要这种琐碎：正式记录交代结论，琐碎记录交代过程。而理解一件事，往往靠的正是过程。
最后说一句读这种书的好处。正史读起来是一条整齐的线，人物非忠即奸，事情有因有果。笔记读起来是散的：一个人今天说了句刻薄话，一位官员在某件事上耍了个小聪明，某年科场出了桩怪事。而恰恰是这些散的东西，让人物从纸上的名号变回成一个活在具体处境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