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书名。「西京」指的是长安。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后人就用「西京」指长安、「东京」指洛阳。所以《西京杂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关于西汉长安的零散记载」。全书六卷，一百多条。
这本书最奇怪的地方，是作者到底是谁，吵了一千多年还没吵完。
通行本上题的作者是「汉刘歆」。刘歆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校书极有名，他父亲就是编《七略》的刘向。可是书末有一段东晋葛洪写的跋语，说的是另一件事：葛洪说他家里藏有刘歆写的《汉书》一百卷，其中有二卷还没写完，他就把这两卷抄出来，题为《西京杂记》。
于是问题来了。如果葛洪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书是刘歆写的、葛洪抄的。可也有人怀疑：会不会是葛洪自己写的，却托名给了刘歆？毕竟托古人的名义著书，在古代并不少见。还有第三种意见：书就是葛洪所著，题刘歆之名只是沿袭旧例。
《隋书·经籍志》著录这本书时干脆不写撰人；到《旧唐书》《新唐书》的艺文志里，又题作葛洪。三说至今并存，没有定论。所以现在比较稳妥的做法，是照旧题写「刘歆撰、葛洪辑」，同时在心里留一句：这件事是有疑问的。
再说书里记些什么。它写的是西汉一代的杂事琐闻：宫室的建筑与尺度、宫中的舆服器物、典章制度的细节、人物的轶事、以及一些文学掌故。条目大多很短，一条一段，彼此不相连属——这就是「杂记」的意思。
现在说这本书最有意思的一层。它最出名的两条，都不见于《汉书》。
第一条是「凿壁偷光」。说的是匡衡年少时家贫，夜里读书没有烛火，于是把墙壁凿开一个洞，借邻家的光来读。这个故事今天谁都知道，它还被写进很多劝学的书里。
但翻《汉书·匡衡传》就会看到：那里只说他「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家里穷，给别人做工挣钱糊口。至于凿壁借光这件事，正史里没有。它是从《西京杂记》里出来的。
第二条是王昭君和画工的故事。据《西京杂记》所记：汉元帝按画像召见宫女，宫女们纷纷贿赂画工，求他把自己画得好看些；只有王昭君不肯行贿，于是被画得不好看，一直没被召见。后来匈奴来求亲，她自请出塞，元帝见到真人，才知道画像与本人不符，一怒之下把画工处死——其中有一个画工叫毛延寿。
这个故事也是人人知道。但《汉书》里记王昭君出塞，并没有画工的情节，更没有毛延寿这个人。他是《西京杂记》里的人物。
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从小听到的这两件事，来源其实是一本「作者存疑的笔记」。
那这本书还能不能用？能，而且很有用——只是要分清楚用在什么地方。
用它来考订政治史的事实，不行。《西京杂记》属于古人所说的「小说家言」，其中夹杂传闻与增益，不能拿来改写正史里的年月和人物。但用它来了解当时的生活与器物，它的价值反而比正史高：正史不会告诉你未央宫有多少间房、某个器物叫什么名字、宫里的人用什么办法应付差事。这些细节，正史不记，笔记里却留着。
所以最合适的说法是：它不能替你做判断，但可以帮你看见样子。事实的骨头要靠正史，生活的血肉要靠这类书。
那么，书里记的宫室器物到底有没有价值？举一个例子：关于未央宫、昆明池这类建筑的规模与形制，正史只是提及，不会细写；而《西京杂记》里有比较具体的记述。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判断遗址布局时，也会参考这类记载。正史管的是「有没有这件事」，笔记管的是「这件事长什么样子」。
「小说家言」这个词也有来历。汉代刘歆的父亲刘向、以及刘歆本人，都做过校理皇家藏书的工作；他们编的《七略》后来被班固收进《汉书·艺文志》。这份目录把当时的书分成几大类，其中「诸子」里有十家，最后一家叫「小说家」。班固的解释是：小说家出于「稗官」，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
这段话很有意思。它说明早在汉代，人们就已经把「正式记载」和「街谈巷语」分了开来，而且明确把后者放在最末一位。而《西京杂记》这类书，正是被归在后一类的。所以「不可全信」这个判断，不是今天才有的，一千九百年前的目录学家就已经做过了。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留意：旧题作者刘歆，本人的结局并不好。他是西汉末年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可是因为卷进了王莽代汉的事，最后被杀。把一部书写在他的名下，既有借他名声的好处，也有把责任推给他的方便——这也是后人怀疑「葛洪伪托」的一个心理依据。当然，这只是推测，不能当结论。
再说「杂记」这个体裁。它不设篇目、不分主题，一条一条往下排。这种写法的不方便是查检，好处是不设限——只要作者觉得这件事有意思，就可以记进来。所以这类书最能反映作者的兴趣所在：他记了什么、不记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
最后一点可以想一想。这两条故事之所以流传得比《汉书》还广，是因为它们都很好听——一个贫孩子的努力，一个美人的倔强。而好听的代价，是它们常常被当成真的来引用。以后听到一个「历史故事」，不妨多问一句：它最早出自哪本书？那本书可靠吗？这一问，就是读史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