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苏州城里书坊很多。
书坊就是印书卖书的铺子。那时候苏州刻书的手艺在全国数第一，一条街上能有好几家。铺子里摆经史，摆八股文的范本，也摆小说。
小说里头最走俏的有五套：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编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五套书加起来，短篇两百来篇。
问题出在这儿。书太多，价钱也不便宜。一个读书人买不起五套，一间铺子也摆不下五种版子。更麻烦的是，这几套书里的篇目好坏差得远——有的写得好，有的写得很凑数。
于是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
他从这五套书里挑了四十篇出来，合成一本，取名《今古奇观》。
书名四个字说得很直白：「今古」是这些故事的来路——有的是宋元旧本，有的是明朝人新写；「奇观」是说这些故事都出人意料，值得一看。
这四个字也像是替挑书的人说了句实话：他不敢说这些是自己写的，只说这是他从一堆书里看出来的「奇观」。
这个人给自己起的号叫抱瓮老人。抱瓮两个字出自《庄子》：一位老人抱着瓦罐一趟一趟下井取水浇园，有人劝他改用省力的桔槔，他不肯，说用机械的人必有机巧的心思。老人宁可一趟一趟地抱。
叫这个名字的人，真实姓名没有留下来。他没有在后头署真名，只留了一个号。
书前还有一篇序，署名笑花主人，也是别号。序里把挑书的理由一条条写下来了：
一曰著果报，二曰明劝惩，三曰情节新奇，四曰故典琐闻，可资谈助。
翻成白话就是：写报应的、教人向善的、故事新鲜的、旧闻旧典能拿来解闷的。
四条标准，其实是两句话——要好看，还要说了点什么。
这四条也解释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有些后来评价很高的篇目，当初并没有被选进来。因为它们偏重写人情、写世态，不落报应，也不忙着劝人。挑书的人不是不懂好文章，他是在按自己那四条尺子量。
这两个人的号都很有意思。「抱瓮」说的是不肯用机巧；「笑花」两个字，听起来像个坐在书堆里自得其乐的人。两个都不肯用真名。
这四十篇是怎么分的？
三言里选得最多。《喻世明言》八篇，《警世通言》十篇，《醒世恒言》十一篇，一共二十九篇。「二拍」里选了十一篇，初刻八篇，二刻三篇。
二十九加十一，正好四十。
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想一下两个人的编法就明白了。冯梦龙的三言是把民间传了很久的故事收拢写定的，那些故事本来就在人嘴里滚过几十年，该留的自然留得下来；凌濛初的二拍是自己新写的，好坏起伏就大一些。挑书的人不会去想这些来路，他只是拿到一篇读一篇，觉得留得住就留下。
有意思的是被选中之后的身份变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原本是《警世通言》卷三十二，《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原本在《初刻拍案惊奇》卷一。选进来以后，它们都成了另一本新书里的一篇，卷次也全变了——「转运汉」在这本书里排到第九卷。
对后面读到它的人来说，卷次就是顺序，顺序就是印象。他读到的第一本白话短篇集，开篇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第九篇是「转运汉」。他以为小说书本来就是这样排的。
编书的人还在书前题了四个字：墨憨斋手定。
墨憨斋是冯梦龙的斋名。可冯梦龙那时已经去世，这四个字多半是书坊为了好卖添上去的。真正一篇一篇往下挑的，是那位不肯留名的抱瓮老人。
这件事今天看着像是作假，在当时却是常例。书坊印一本书，作者的名头就是价钱。三言二拍的版子在市面上已经卖开了，写上前辈名家的名字，书就更容易出手。所以看古书的题署，得跟别的材料对一对才作数。
至于这本书是什么时候编成的，学界大致把它定在崇祯五年到十七年之间。理由是：它收了《二刻拍案惊奇》里的篇目，而《二刻》成于崇祯五年——所以它不可能更早；再往后不久就是明朝亡国，书坊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再说后来。
清朝初年，朝廷几次下令禁小说。三言二拍渐渐不好找，到乾隆年间，有些原书已经很难见到全本。
「三言二拍」这个名字，也是后来的读书人为了方便，才把这五套书合起来这么叫的。
可《今古奇观》一直好找。它薄，四十篇，价钱也低，书坊愿意刻。
于是出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很多人读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从这本选本里读的。他们读了杜十娘，读了卖油郎，读了倒运汉，却不知道自己读的只是被人挑出来的四十篇。
再往后，有人要研究三言二拍，反而得回过头，从《今古奇观》里去找那些已经失传的篇目。
一本没有新写一个字出来的书，就这样替五套书活了下来。
所以这篇讲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故事。
它讲的是一个人站在两百多篇故事前面，一篇一篇往下挑。他挑出来的那四十篇，让后面三百年的读者以为——白话小说本来就只有这些。
这件事最不容易的地方在于：他一个字也没写。